论当代中国文化面对的时代性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性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当代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7）01-0017-07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在世界性的浪潮中被迫走上现代化① 道路的。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依然没有彻底完成。在作为现代化之策源地的西方的比照下，时至今日，当代中国文化依然面临着新的时代性张力。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对于面向未来更为合理地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势显然是有益的。
我们认为，与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当代形态相比照，当代中国文化面对的时代性张力主要包括了两个基本的方面：其一，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主要是以历时性的形态逐渐呈现出来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在当代中国却是以共时性的方式被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其二，当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还没有能够充分享受现代化之积极成就的时候，西方则已经走向了“后现代”并提出了“走出现代性”的主张。这就使得当代中国在面向未来的选择中面临到左冲右突的两难困境。本部分首先论述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如果要用一句尽可能简单明快而又贴切的话来描述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与文化纷繁复杂的基本变迁趋势，那么，恐怕很难找到比“走向现代化”更为合适的话语。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的现代化是首先源起于西方的。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在西方思想史上，“现代”作为表述当下时代社会性质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晚期拉丁语。人类历史上作为与“古代”相对应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现代”虽然事实上可以说是自13世纪就已开启、16世纪即已基本成形，但一直要到17世纪后，欧洲历史学家才逐渐放弃了基督教的历史分期，开始使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分期法。[1]（导论）正像这一分期法所表明的，在西方历史上，“现代”是“中世纪”之后的历史阶段。正因为此，人们通常以“走出中世纪”来状述西方社会自13、14世纪以后的不断发展与变革。这一过程是以13世纪最先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历史起点的。文艺复兴运动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标志着欧洲文明对于走出中世纪、寻求人的解放的历史性的觉醒。由此，西方文明拉开了走向现代的帷幕。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英法革命，西方社会的变革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极为深刻的变化，开启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在一定的意义上，西方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过程不仅始终是与从文艺复兴直至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的变革相表里的，而且其中既包含了经济形态从以农业为主向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变迁，同时也涵容了社会形态从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转变。由此，西方文化在“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终于在器物、制度与精神理念的全幅层面逐渐完成了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进。顺此而进，时至20世纪中叶，西方的社会与文化在较为充分地现代化之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20世纪中叶以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从西方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期，是科学技术的运用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时代，是人们的理性高度弘扬的时代。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又发生了一场深刻影响了人类生产与生活形态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由此，西方社会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等人将之命名为“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堪称是在继承工业社会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后工业社会却是一个自身带着深刻矛盾的不协调的复合体。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这三大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特别是其价值观念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这些冲突又不可避免地导向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危机。[2] 正是伴随着西方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在对于西方社会与文化之发展历程总体反省的基础上，兴起了以反省批判作为西方式现代化之文化积淀的现代性为基本特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由此，正如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指出的，西方思想文化界到了“后现代转向”的历史关头。
与西方现代化相比，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却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这种不同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是内发的，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历程则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外在冲击而被迫开启的。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以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为基本标志的现代文明是首先在西方文化中自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开始出现并进而成为“具有世界意义与价值的文化现象”的。这正如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的马克斯·韦伯在其曾经饮誉全球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指出的：“生为现代文明之子，研究任何世界性的历史问题，都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与价值的文化现象？”[3]（作者导论）正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中，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逐渐因为西方文化的外在冲击而在被迫之中开始越过各民族封闭发展的“民族历史”阶段，在血雨腥风中逐步走向统一的“世界历史”阶段。换言之，也就是被迫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众所周知，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跨越了古代阶段而进入了近现代。而鸦片战争之所以发生，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因为19世纪西方世界中最为强大的英国用武力打开了当时中国本来紧闭的国门。
第二，与此相关联，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直是处于学习、追赶西方的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近现代化历程，一直是与向西方学习相伴随的。魏源石破天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之所以被看做是中国社会与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正是因为这一主张在中国被迫纳入统一的“世界历史”的关头，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表达了“以夷为师”的价值取向，从而指明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如果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所倡导的向西方学习还主要是停留在“技”，即器物层面的话，那么，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统筹全局而全变之”的主张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等提出的“全盘西化”的主张，则是将“向西方学习”分别进一步深入到了文化的制度层面乃至理念的层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同时也就是一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文化不仅本身具有独异的理论特质，而且曾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周边文化的先进地位，再加上近代以来历经苦难之发展历程的反激，中国文化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同时又是伴随着强烈的追赶乃至超越意识的。即使是“全盘西化”派，他们在主张全盘因袭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同时，也总是念念不忘“凌驾乎欧美之上”。不仅模仿欧美而且追赶乃至超越欧美，成为中国现代思潮各家各派共同的主张。
由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就不是像西方现代文化那样是一个各阶段均是在经过长期而成熟的发展之后自然而然进入下一阶段的过程，而是一个以急速的方式不断模仿乃至赶超西方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在相对短的时间区段里就走过了西方很长时间才走完的路程。也正因为此，当代中国的“文化版图”表现出了某种特殊的光景。不同于在西方文化中，所谓“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主要是以历时性的形态逐渐呈现出来的，在当代中国，所谓“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却是纷然杂陈，即以共时性的方式被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文化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总是表现出了鲜明的“赶超”意识，因而总是倾向于瞄准西方文化发展的前沿而对多种文化因素兼收并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文化并没有能够彻底完成从传统向现代转进的历史任务。衣俊卿教授的下述论述典型地状述了当代中国文化的这一情状：“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定位使得各种相互冲突的文化精神可以分别取得某种存在的根据。”[4] 具体而言，由于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这种历史错位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特殊的历史定位。它使原本应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在当代中国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由此，“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各种文化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造成相互冲突、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4]。
如果说“后现代”仅仅只是在“前现代”与“现代”之外增加了新的因素，那么，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势而言，上文论及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因子以共时性的方式被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的状况就并不足以对当代中国文化的现实选择带来更大的张力。由于中国文化一直还处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因而它的现实构成成分从来就是现代因子与前现代因子纷然杂陈的。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只是增加了新的因素。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就作为源起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倾向而言，它正是要批判乃至否定现代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反省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道路。这就不能不使中国文化的当代走势面临到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局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而言，“现代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席卷全球的浪潮。由此，西方现代文明开始成为非西方文明效法的样板，“现代化”成为在一定意义上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之每一个角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过程。就其作为现代化的文化结晶而言，西方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成就就是形成了“现代性”。众所周知，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现代性已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对于何谓“现代性”的问题也有着种种见仁见智的争论。本文赞成在与传统精神相对应的意义上，把现代性最基本的内容归结为对于理性精神的突显、个人主义的兴起与进步历史观的出现三方面。[5] 源起于西方、逐渐弥漫于世界的现代化运动无疑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由此而成就的主要体现了西方文化精神的现代性无疑亦构成了现代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现代化与现代性又确实在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物质性成就的同时，造成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乃至危机。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在对于现代化特别是现代性予以反省批判的基础上出现的。如果我们在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把人类历史上对于现代化运动的批判归之于是对现代性的批判，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早在“现代性”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时候，它就同时已经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但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所施以的批判与前此的有关思想之间仍然存在着的一个基本的不同：不同于前此的有关思想家是对尚在生成过程中的西方式“现代性”所施以的方面性的批判，后现代主义不仅是在西方式“现代性”已经生长发育成熟的时代对于现代性所施以的总体性反省，而且其中还包含了力图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之后人类社会与文化之发展方向的理论向度。概要而言，后现代主义在终极关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三个层面均对“现代性”提出了批判。
第一，西方文化在终极关怀层面上面临着虚无主义的危机。最早颇为系统地预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美国思想家丹尼东·贝尔在他的另外一本享有世界性声誉的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就曾经明确指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话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2]（P74）如前所述，西方文化的现代发展是以“走出中世纪”为标志的。这其中就内在地包含了其终极关怀价值系统的变迁。就现代西方社会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而言，可以说，正是随着文艺复兴对于宗教的放逐，以理性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哲学得以乘虚而入，成为西方文化中取宗教而代之的宗主一切的圣物。但是，从西方文化现代展开的现实历程来看，无论是其知识论哲学还是科学乃至文学与艺术，它们都没有真正解决上帝退隐之后人之终极意义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工具理性日呈独大之势而价值理性却日见萎缩，从而最终导致了人性的异化与人生意义的迷失并使得虚无主义的“幽灵”得以现身，从而更为突显了以“终极意义”追求为核心的“意义问题”的紧迫性。由此，在历经了宗教之神圣性退隐、知识论哲学并不足以赋予人类生命以终极的价值和意义、科学甚至沦为戕害人性的“撒旦”之后，西方文化在终极关怀层面上所面临的虚无主义的危机终于暴露无遗，今天的西方社会差不多已经到了失却精神家园的地步。西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危机，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施以批判的重要原因。
第二，在人与人关系方面，现代性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美国思想家大卫·格里芬指出：“现代范式的一个灾难性的特征是，它使得强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6]（P215）这种观念是建立在特定的“上帝观”基础之上的。现代上帝观的积极倡导者笛卡尔、波义尔、牛顿及唯意志论的先驱者们把上帝的力量描绘成一种从外部对世界加以操纵的力量，他依靠赤裸裸的力量创造和控制着世界。这种神学预示着，正是粗暴的力量“使世界得以运转”。借助于一种与最终的实在有力的东西保持一致的宗教动机，现代人把强制性的力量当作他们与别的家庭、别的公司、别的国家、别的宗教的关系的基础。这样一来，消灭自己的敌人就是消灭上帝的敌人。这种信念强化了人们通过对他人实施强制来模仿上帝的欲望。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它宣扬在人与人、族群与族群、民族与民族之间都应当像自然界那样富于竞争，甚至要残酷无情，以便让那些“适者”得以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取向是现代人类社会在分裂中走向互相敌视、互相对立、互相残杀，以致走到了自我毁灭的边沿的重要原因。
第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性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现代范式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它的机械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认为，自然完全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它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关系，缺乏有目的的活动和努力。一句话，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这种“世界的祛魅”是现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自然被看做是僵死的东西，它是由无生气的物体构成的，没有有生命的神性在它里面。人类独具灵魂或思想，因而被认为属于与自然界其他事物完全不同的一类。人是主体，自然界则被视为客体世界。自然物被看做完全是可依据我们的目的加以使用的“它”。由此就产生了一种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在决定对待自然的方式时，人类的欲望及其满足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价值；我们理当统治（实质上是“掠夺”）自然界。除了带来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之外，“世界的祛魅”所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带来的意义和满足感的丧失。由此，人们越来越不是通过与自然的律动保持和谐的方式，而是通过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来寻找这种意义。对满意感的寻求也越来越多地借助于“人工”手段，借助于对技术产品的占有。因而，“自然的祛魅”导致一种更加贪得无厌的人类的出现：在他们看来，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占有，因而他们越来越嗜求得到超过其需要的东西，并往往为此而诉诸武力。于是，这种现代性的宗教动机就在大量追求财富和发展支配自然的强大技术力量这些伴生的动机中得到了表现。“进步”实质上等同于物质财富和技术力量的增长。这种宗教态度和对自然的疏远增长了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控制自然及其资源的欲望。这必然使得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枯竭等危机难以避免。由于现代范式对当今世界日益牢固的统治，世界被推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6]（P218-222）
正是由于现代性在给当代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成就的同时亦带来了种种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后现代主义者在对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化道路予以总体反省的基础上，终于提出了“抛弃现代性”的主张。在这一点上，格里芬下面一段话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后现代一词在近些年来迅速流传，这说明，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现代性，并且开始感觉到，新时代不仅有一个开始，还可以有一个终结。尽管直至最近，现代一词还几乎总是被用作赞誉之辞或是当代的同义词，但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7]（英文版序言）
尽管后现代主义作为一股社会思潮有着自身的局限，但并不能由此而轻忽其思想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人类对于自身前途命运的思考已指向了“现代”之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现实影响无疑复杂化了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存在境遇。当中国文化还没有全幅享受到现代化积极成就的时候，西方则已对现代化的弊病提出了全面而尖锐的批评，这就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当代发展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时代性势差。在当代人类文化面临着后现代转向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历史性困难在于：如果说，此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虽然相当坎坷，但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基本取向还是颇为单一的，在西方后现代文化的比照之下，依然以现代化为基本价值取向的中国文化由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而不能不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对比前现代所具有的历史性的进步意义，由于“现代”阶段的不可逾越，当代中国文化没有理由轻言解构和颠覆现代性，终止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就人类文化面向未来的发展动向而言，现代化却又已处于被批判、被超越的地位。如果中国文化只是依然一条鞭地追求西方式的现代化，那它岂不是只能永远跟在西方文化后面亦步亦趋？面对这样的时代性张力，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在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
当代中国文化的上述存在境遇，为更进一步深入地回顾与反思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现代历程提供了新的契机。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这一问题作出展开论述，而只能是关联于本文的主旨，从两个方面略陈管见。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更为清楚地表明：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中，全盘西化此路不通。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全盘西化论兴起的基本时代背景是世界范围内特定时间区段中盛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则恰恰代表了西方自身对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反省、批判乃至否弃。众所周知，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全盘西化”论，其理论前提正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后现代主义在纵向上对西方“现代性”乃至西方主流文化传统予以批判与“颠覆”的同时，在横向上也力图解构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主导下所形成的在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区分“中心”与“边沿”的结构，进而倡导在多元并存的文化图景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交流与融会，从而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能，以解决“地球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乃至危机。这其中显然包含了冲决“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理论意向。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可以看做是面对当代人类文化多元并存的历史走势，西方文化自身对于“西方文化中心”论内在的反省、批判乃至否弃。而随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泥落，“全盘西化”论亦将无从立足。其二，抽芽于19世纪末、滥觞于20世纪早期的“全盘西化”论所主张全盘照搬的显然是西方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则清楚地表明，“现代性”无论如何已经失去了被“全盘因袭”的价值意义。“全盘西化”论在中国出现的时代，正是一个“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如日中天、在整体上得到全幅肯定的时代。人类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被简单地归结为以现代性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化彻底地取“前现代”文化而代之的过程。正因为此，一些西化派人士甚至强调，即使是西方现代文化的弊病，我们也不得不照单全收。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更为充分地突显了现代性中内在的弊端乃至危机，在西方文化内部完成了对于“现代性”的颠覆，可以看做是对于那种对西方式的现代性简单地抱持全盘肯定态度的浪漫主义情怀的当头棒喝。尽管我们不应当因为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而中止在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过程中借鉴与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的历史进程，但是，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文化现代发展历程的反省与对西方式现代性的批判确实足以使我们警醒，作为人类文化的特定表现形态之一，西方文化在其“现代”的发展过程中不是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期望通过简单地照搬照抄西方现代文化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与此相应，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必须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全盘西化”论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偏失，就是仅仅从时代性的向度来看待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把中西文化的差别仅仅归结为是时代性之异即“现代”与“前现代”的不同，从而轻忽文化的民族性，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只知一味地全盘照搬西方。正如上文已经论及的，“全盘西化”论的这一偏失是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背景相表里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共同构成了文化的基本属性。在人类历史分散的“民族历史”阶段，二者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中有其原始的亦是内在的统一性。但是，当人类历史进入西方主导的统一的“世界历史”阶段后，由于只有西方现代文化才被看做是“现代”文化，非西方文化的民族性特质被归结为“前现代”，因而一段时间以来，这种统一只在西方文化中存在。对于非西方文化而言，由于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观念框架下，时代性成为论衡人类文化的唯一维度，非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差别则被归结为是“现代”与“前现代”之异，非西方文化的现代化道路被看做是在全盘师法西方文化之现代性的同时彻底抛弃自身处于“前现代”的民族文化传统，因而其民族性与时代性不仅是分离的，甚而是对立的。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全盘西化”论正是显明地表现了人类现代文化特定的历史阶段中“西方中心”论的这种内在缺失。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是与向西方学习相伴随的，在现代性成为中国文化之基本价值追求的背景下，西化派的有关文化主张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积极作用，那么，在今天，面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我们就不仅无从“全盘”西化，而且只能陷入左冲右突之境而无所适从。要根本改变这一状况，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就是必须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不仅明确面向未来所要建设的文化，其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是中国民族文化，而且在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上其接受主体也依然是中国民族文化。[8] 只有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要求，在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确立民族文化精神之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胸和气度，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以更为主动、自觉、开放、平实的文化心态来批导、择拣、吸纳、融汇不同形态的西方文化资源，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才有可能通过“综合的创造”与“创造的综合”而走上发展的坦途。
注释：
①需要指明的是，由于鸦片战争以来均属世界历史的现代范畴，加之中国文化自1840年后就事实上是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因此，这里所指涉的时间包括了通常意义的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