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述评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借纪念活动的东风，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形成新高潮。
一、本年度公开出版的党史著作概述
在本年度出版的党史著作中，有一些是以往极少研究的填补空白之作，也有一些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的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研究方面，配合党中央掀起学习新高潮的部署，有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著作数量较多。此外，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形成了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正式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图书有近200部（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毛泽东传(1949-1976)》，是最有代表性的扛鼎之作。此外，陈晋著《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李捷著《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黄允生著《历史怎样选择了毛泽东》、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谭一青、袁德金著《军事家毛泽东》、蒋国海著《毛泽东的民主观》、赵晖著《毛泽东史学思想》等，都从不同侧面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鲁振祥的《探索的轨迹——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研究》，较深入地研究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建设、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重大历史性课题，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郭德宏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论稿》是作者在长期从事中央党校教学和研究中，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二者比较研究的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方面，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数量不是很多。在政治史研究方面，值得重视的是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该书对1944至1946年间的国共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作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作者以国共关系和国家秩序的政治转型为内容，围绕联合政府和一党训政的对立，研究国共两党是怎样由政争走向战争的。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方面，安然的《台湾民众抗日史》是一部全景式的系统研究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的专著。作者着力揭露了日本侵占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罪行，并分三个阶段对1895至1945年50年间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作了清晰的阐述，对各个时期反抗斗争的特点和经验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填补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空白。王希亮著《大地怒火——中国东北特殊工人抗暴记》，反映了沦陷时期东北劳工反对日本奴役的斗争。在根据地研究方面，马洪武主编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是在华中各根据地史研究基础上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它采取了编年史与专题史结合的体例，在全面反映华中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的同时，对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等作了较深入的专题研究。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研究方面，张连俊等编著的《东北三省革命文化史》，搜集了大量史料，分东北沦陷前、沦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三个阶段，对东北革命文化的发生、发展、坚持和繁荣的历史作了概述。孔海珠编《左翼·上海：1934-1936》，则对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人和事作了较客观的研究和评价。
在建国后党史研究方面，成果较多。庞松、何蓬、郑谦、张化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部研究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党史和共和国史的有深度有特点的著作。研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史的著作有庞松、孙学敏著《与时俱进的中国——从南方谈话到十六大》、凌志军著《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王东林的《1989-2002：十三年的伟大历程》等。在专题研究方面，罗平汉的《农村人民公社史》是在对主要省份作了深入调查，大量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写的一本学术性较强的研究人民公社史的专著。陈述、曹普主编的《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研究》，对第三代领导集体重大战略的形成、发展和实施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在充分利用俄罗斯各相关档案馆收藏的有关中苏关系及在华苏联顾问和专家的档案、国内省市县及企业收藏的相关档案及采访与苏联专家密切接触的当事人的基础上，对1948至1960年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作了专门考察，并对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动机和影响，撤退专家的目的及后果，以及这一现象反映出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书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对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及对外交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钱其琛著《外交十记》以亲历者的身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重大事件作了深入的研究。顾骧的《晚年周扬》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一桩公案（批判周扬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发生和结局，作了历史的叙述，谈了自己的看法，对研究新时期的文艺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研究方面，执政党的建设及执政经验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李君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从国情、世情、党情与执政规律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据和特点，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相关的党的纲领问题、“第一要务”问题、执政方式问题、意识形态工作问题、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问题、党的形象问题、执政能力同题、拒腐防变问题等8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陈凤楼的《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史纲》，对1921至2002年80余年间党的干部工作历史作了全面考察，总结了党把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结合，形成自己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干部工作制度的经验，并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行了探讨。
在史料的编纂和出版方面，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广泛搜集整理公开出版和尚未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文稿，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思想8个方面的概括，分71个专题作了新的归纳，为研究者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方便。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充分挖掘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华北、东北各相关档案馆的档案文献，并进行了科学的整理和编辑，对深入研究日本掠夺劳工问题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二、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新进展
1.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本年度学者们利用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公布的新史料，在研究上又有一些新进展。以往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关系的研究上，极少谈及旅俄华工的作用。任贵祥在《旅俄华工联合会——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创建的桥梁》一文中，对旅俄华工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参加建党活动作了考察，充分肯定了旅俄华侨在向祖国传播马列主义，沟通共产国际与中国先进分子的联系，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方面起到的重要的桥梁作用。在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关系的研究上，姚金果的《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揭示联共（布）与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领导和被领导，以及联共（布）通过共产国际领导中共的特殊关系。指出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严重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压制了不同意见，影响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结果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唐洲雁、王小梅对共产国际与大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这个难点作了探讨，认为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基本正确，但由于共产国际始终把土地革命从属于反帝的民族革命，认为要反帝必须维护国共合作，故当国共合作和土地革命在实践中发生冲突时，就只好牺牲土地革命来维护国共合作。正是这种矛盾的政策，使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以致在实践中进退失据。在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的研究上，王新生的《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的再研究》，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是广州起义的指导者和决策者，起了主导作用。在对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和教训的总结上，作者认为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起义领导者没有找到根本原因。脱离中国实际的广东“速胜论”的总思路和城市中心的模式，是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陶飞亚的《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一文，运用新面世的俄罗斯档案，分析了共产国际与非基运动的缘起及其发起这一运动的动机，指出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非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是深刻的，在实践中达到了打击帝国主义的效果，但也存在过分反宗教的“左”的倾向。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其重要原因是史料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入。《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刊载了马贵凡译自俄罗斯书刊的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12份档案文件。其中除一份收入《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外，其余均为在中国第一次发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
近年来在根据地经济研究中，党对私人经济的政策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笼统地讲党支持私人经济的多，具体地研究党是怎样促进私有经济发展的少。汪旺龙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私有经济信贷政策的演变》，对党在华北敌后各根据地是怎样通过制定和调整货币政策，使银行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作了系统考察，再现了从简单的以政治信仰为主导的信贷政策到以经济规律为主导的信贷政策的曲折调整过程，总结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银行工作之路的经验教训。肖铁肩、周批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税费政策》，考察了党在民主革命各阶段农村税费政策的变化，认为这种根据不同阶级的经济收入规定不同额度的税费负担的政策，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过一些问题，但应当肯定它的积极作用。这种度阶级而别的税费政策打击和限制了封建剥削势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滕春海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计划经济》一文，考察了党选择计划经济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决策过程、原因和特点，指出这一选择是为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这两大历史任务创造条件。
3.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
陈夕的《中共二大与国家结构形式的构想》一文，考察了中共二大提出以联邦制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构想的原因，认为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十月革命后新型国家结构形式的示范，同时也受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政界和学界关于联邦制大讨论的影响。文章肯定中共二大探索的意义，认为是党选择国家结构形式的历史起点。张侃的《从宗族到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基层政权建设》，以1929至1934年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为考察对象，揭示了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改变基层社会控制力量，从血缘性宗族这种传统的基层控制模式转化为从上而下一体化的国家模型，达到国家建设目的的。
4.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
马启民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由来、变化及发展》一文中，认为党史上比较全面也是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是张闻天。张闻天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作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维分析，揭示了新文化的基本特征，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较多地借鉴了张闻天的提法的基础上，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内容作了系统的阐发，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作者认为毛泽东把张闻天的四维性变成三维性，把民主性融入大众性之中，是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和文化建设规律的。但民主性和大众性毕竟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建国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就是讲的文化科学事业发展的民主性问题，是对张闻天的四维提法的肯定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表现。尚微的《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文，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了党长期以来没有文艺政策的问题，标志着党的文艺政策的形成。作者认为高华对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毛泽东的讲话“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的看法，有失公允，立论偏颇。
5.关于党的建设
以往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研究中对党的自身建设关注较少，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高度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王健英的《中共组织史大事纪实(1921.3-1937.7)》，对从建党到土地革命这一中国革命最艰苦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大事件作了系统梳理。王先骏、俞小和的《抗战时期党的组织建设》，从大胆吸收各阶层先进分子入党，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探索最有效的领导方式，不断变化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充分发扬民主，发挥民主集中制在制定方针政策中的作用，调动干部积极性等方面总结了党的组织建设中国化的经验。
6.关于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的研究
杨奎松的《皖南事变发生、善后及结果》一文，对皖南事变及其善后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文章认为以往的研究中过多强调了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及国际舆论的作用，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也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具有某种必然性。同时也有偶然性，即与中共拖延北移时间且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意料的北移路线，国民党恰好在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道路的巧合有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对中共动武的计划。事实上并不存在美苏及国际舆论反对及日本进攻打乱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剿共战争阴谋的情况。中共中央受莫斯科影响，对国民党政策的估计及应付事变的态度也曾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黄道炫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客观地分析了国共双方成败得失的多方面原因。文章认为国民党吸取四次反“围剿”的教训，有针对性地制定战略战术并加以贯彻，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苏区物质、政治资源的短缺与破坏，则是中共在战争中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除了党对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外，这些因素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结局。
裴莘的《战后中间势力的崛起与分化》一文，认为不应将中间势力简单地看做是俯仰于国共之间的力量，低估它们的作用。战后和平民主的大潮为中间势力的崛起和施展政治抱负提供了历史机缘。经过整合的中间势力顺应历史潮流，在促进国共和谈，争取和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诸多因素障碍了中间势力作用的发挥。其中中间势力的政治追求与政治现实严重脱节，是其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
陈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功绩探析》，对南方局在开展政治斗争，维护国共合作；贯彻执行统战方针，争取中间势力；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开展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造就革命文化大军；打破国民党外交垄断，开展国际交往；加强国统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应当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从贯彻党在这一时期基本路线的高度，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高度，从它的全部实践及其深远影响来评价南方局的历史地位。作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南方局的工作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基础。
7.关于史实考证和学术争鸣
史实考证和学术争鸣是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本年度有关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考证和争鸣文章中较有价值的有以下几篇：
关于《（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的性质。1984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遵义会议文献》一书，根据陈云认定，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标题收这篇手稿，并判定成文时间是1935年2月或3月。之后，党史界即将此传达提纲作为研究遵义会议的原始文献使用。但一些长期从事档案研究的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齐得平、田逢禄、耿仲林《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考》一文，认为手稿中有明显的不宜向下传达的内容（会议明确规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即李德的名字，在团以上的干部中才能宣布博古的名字）。而手稿不仅点了李德、博古的名字，还点出了周恩来的名，甚至还写了凯丰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缺少应当传达的内容（决议最后四段激励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鼓舞斗志、增强信心的话）；出现了一段在当时不可能有的对决议的批评（认为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了解与估计敌情的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认定陈云的这份手稿不是传达提纲，而是他1935年10月在莫斯科为向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报告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写的汇报提纲的一部分，提纲包括《（甲）英勇的西征》和《（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关于李德在华身分。长期以来在党史军史著作中，都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上个世纪80年代下半期起，有的学者根据王明、师哲、伍修权等人的说法和回忆，认为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而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机关派到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请他当军事顾问，让他指挥中央红军。马贵凡的《李德在华身份新考》一文，根据共产国际档案和当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工作的郭绍棠的回忆，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远东局的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派到中央苏区，帮助红军司令部执行他的作战计划的。李德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只对施特恩负责，而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应当说李德是施特恩应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要求派去的，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但不是共产国际授权的军事顾问，故不能给李德冠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头衔。
对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问题，党史界一直有不同的评价。王辅一在《如何正确评价项英同志》一文中，认为电视剧《新四军》对项英的某些描述与史实不符，总体评价也欠妥。他认为坚持皖南是中央的决策，说项英留恋皖南、反对北上是站不住脚的。新四军北移情况复杂，党中央、毛泽东有很多指示。因此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受损失的责任全推给项英是不公正的。项英对此有责任，但不应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研究的进展
1.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研究
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式提出，是中共党史上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之一。关于这条总路线的提出过程、内容规定、历史意义以及毛泽东有关思想的发展变化等问题，很长时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热烈研讨的课题。2003年是总路线正式提出50周年，为了推动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党的文献》在第4期发表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编辑的有关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的三篇文献。这三篇文献反映了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酝酿和提出期间，对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鲁振祥、杨茂荣、王朝祥在为配合这三篇文献发表而写作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问题文献发表情况简述》一文，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发表情况作了回顾和综述，并对三篇文献的有关情况作了介绍。文章对三篇文献的介绍，有助于研究者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当年是如何设想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包括认识毛泽东当时设想的合理性以及追求单一公有制的历史局限性。武力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一文中，则对党和毛泽东为什么要改变原来的设想，在1953年即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开始向苏联摸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而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并不能有效地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该文侧重从推进工业化战略的要求出发，分析毛泽东作出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决策的原因，是一个新的视角。
2.关于抗美援朝的研究
2003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50周年。近年来，随着思想解放，学术界对于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见解，促进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怀疑抗美援朝是一场胜利的战争、对战争中人民志愿军的作战行动或予以否定或进行诋毁的各种说法。孟照辉在《天平究竟在向何方倾斜——驳抗美援朝战争“失败论”》一文中，列举了“失败论”的六种主要观点并一一作了批驳。文章提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失败论”的种种说法，表面看来确实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新意”，但实际上都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难以自圆其说。文章认为，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必须充分肯定。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在立国之初所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场战争中，第一次全方位地施展了其国际战略。支绍曾、邓红洲在《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国际地位》中提出，朝鲜战争爆发以及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所造成的国际局势变动，促使新中国迅速走到了冷战兴起阶段两大阵营对垒的前沿和整个国际斗争风暴的中心。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既是建国前后所确定的“一边倒”外交方针的逻辑必然，也是在全面评估国际格局和国家安全环境基础上的理智选择。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共中央一方面坚持巩固和协调中朝苏三国关系，另一方面坚决从外交上打击和分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从而促成国际力量组合出现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动，这种远大而深邃的国际战略视野，充分展示了新中国的力量和自信。
抗美援朝战争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的第一次危机处理，并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独特的危机应对模式。谢坚明在《从抗美援朝决策看中共中央的危机应对模式》一文中，对中共中央在抗美援朝中的危机应对模式进行了评价，认为从朝鲜战争爆发到志愿军出兵朝鲜，中共中央以外交部为主要反应渠道，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日常决策机构，以毛泽东为决策核心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独特的危机处理模式。而事实证明这种危机应对模式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应对危机、处理突发性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行之有效的。
3.关于党的八大的研究
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了一个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但是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对决议中有关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表示异议，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更完全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复？几十年来，对这一事情的原委一直没有搞清楚，胡绳将其称为“八大悬案”。对此，韩钢在《“八大悬案”释疑》一文中，就他在参加《中共八大史》写作中掌握的一些档案文献资料，作了释疑解惑工作，指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是胡乔木在决议最后修改时后加上去的，并未征得毛泽东的同意，而正是这句话，为毛泽东后来所一再反对。韩钢指出，毛泽东的反对有一个从八大决议通过时的“未见异议”，到1957年3月在九省市党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表示“不满”，再到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从实质上否定”的发展过程。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否定八大决议的问题，韩钢认为，除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原因外，还有两个背景性因素要考虑，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还存在很多遗留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概括并阐述了十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改进体制和各项建设的一系列新方针新政策，但决议却说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先进而只是生产力落后，决议的表述和毛泽东的思路发生了抵牾。二是1956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对合作化、对社会主义改造、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有“疑问”、有“巷议”，毛泽东把这种动向和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风潮联系起来，担心党内有些人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由此又提出了论证社会主义优越性、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总之，韩钢对所谓“八大悬案”的释疑，资料翔实，论证充分，逻辑严谨，厘清了一些疑惑，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共八大史的研究。另外，任晓伟、肖娴在《再论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考》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也作了分析，认为虽然毛泽东自始就不同意八大政治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但是由于理论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他不可能在八大政治决议通过之前重新把阶级斗争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改变八大的判断，则标志着毛泽东由“以苏为鉴”开始向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复归。
扩大党代表常任制试点，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党史学界很多人注意到了党的八大在这方面的先期探索。田冰在《八大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设计》中，对八大提出党代表常任制的背景、过程作了分析，认为八大设计的党代表常任制有四个特点，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二是各级代表大会是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三是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四是党代表常任制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借鉴。这篇文章引导人们进一步加大对八大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探索成果的挖掘力度。
4.关于“大跃进”运动的研究
“大跃进”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久即发生的一次严重失误，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对于为什么会发生“大跃进”运动，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和说法。李付安在《“大跃进”运动悲剧命运探源》一文中认为，作为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发生巨大反差而导致的历史性悲剧——“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发生，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受到了“政治统帅经济”的干扰；二是“以苏为鉴”误入了回归革命经验的歧途；三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受到了唯意志论的扭曲；四是赶超战略在积极平衡论的支配下走向了极端。该文对于“大跃进”原因的分析，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思想四个方面，有一定的深度。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危害最大。“共产风”是怎样刮起来的？戴清亮在《“共产风”探源》一文中对此作了四个方面的分析，认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共产风”最直接的风源；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是“共产风”的又一重要风源；大量存在的自然经济小生产是“共产风”的经济基础；传统的“均贫富”思想是“共产风”的历史根源。而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一度陷入经济建设和社会模式目标的两大空想，则是“共产风”的总风源。这种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的分析，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风”根源的认识。
毋庸讳言，“大跃进”运动的发动，直接源于中共领导层的错误决策，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与此相对，有人认为，刘少奇从1958年就开始“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大跃进”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事实是否真的如此？黄峻岭在《刘少奇与大跃进》一文中对此作了研究，认为刘少奇不但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发明了“公社”一词，而且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只是从1961年开始才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文章引用了刘少奇的大量讲话材料，论据有说服力，使人们对于刘少奇在“大跃进”运动中表现的认识更加客观和全面。
5.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继续深入。马英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众主流意识探析》一文中，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主流意识在切身利益的要求和规定下，所经历的三次大的变化，即运动开始阶段的消极观望阶段、运动前期的紧跟热衷阶段和运动后期的厌恶抵制阶段。文章通过对三个阶段民众主流意识的形成、演化及其特点和规律的阐述，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揭示了“文革”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推进，是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的，由此造成了“文革”时期严重的政治社会化倾向，塑造出了这一时期畸形的政治文化。李月军在《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社会化》一文中，对上述现象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专制政治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影响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角色，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错综复杂，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当时我国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中存在的严重弊端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张明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机制与发动“文革”动机的形成》一文中就此指出，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政治信息的横向传输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已难以正常运转，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导致的信息失真，促使毛泽东产生了发动“文革”的思想意识。而在这种意识产生后，自上而下的政治信息交换体制非但不能辨明和更正失真的信息，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毛泽东对形势判断的失误。文章同时指出，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导致的信息量来源不足，使得毛泽东不得不另辟它径，获取必要的信息资源，于是非常规的政治信息传输渠道应运而生，为具有特殊身分的江青等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江青等通过超越于法定组织制度和工作程序之外的途径，投其所好，向毛泽东提供失真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该文的分析视角新颖，对于从更深层次把握“文革”发动的原因有所启发。
6.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的研究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的。这场大讨论的实质，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讨论，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这场大讨论中，邓小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在确定邓小平在这场讨论中的历史地位时，学术界出现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邓小平是这场大讨论的支持者；二是认为邓小平是这场大讨论的领导者和支持者；三是认为邓小平是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这三种意见之间有微妙的差别，究竟哪一种更恰当、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徐永军在《论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对此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和回答。文章通过对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酝酿、公开争论和各个阶段活动的考察，得出结论：第三种观点，即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文章对胡耀邦的地位和作用也作了评价，认为胡耀邦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冲锋在前，在组织发表点燃公开大讨论导火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功不可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改革是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然后向城市推进的，这一点在党史学界已取得共识。但这一突破究竟有哪些标志，涉及哪些环节，各环节间存在着何种连带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尚有许多含混之处。胡永强、武国友在《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标志及其实践进程》中，对此进行了梳理，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改革的实践情况来看，带有标志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破除“大帮哄”，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打破单一的集体化经济模式，允许农民搞个体和私营经济；三是破除“统购统销”，活化农村商品流通；四是取消人民公社，确立乡、村行政体制。文章比较清楚地勾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改革的发展进程。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在党的十三大和十五大报告中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但新时期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本身也同样有一个演进变化的过程，需要理论工作者加以概括总结。胡安全的文章《党关于新时期若干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就此作了努力。文章指出，从拨乱反正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在新时期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先后提出过九个关于发展阶段问题的论断，即“拨乱反正”阶段、“开创新局面”阶段、“经济调整”阶段、“全面改革”阶段、“治理整顿”阶段、“新阶段”、“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阶段、“攻坚与关键”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文章分析了九个论断的提出时间、理论内涵和实践成效，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历程和党关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总结等进行了论述。文章的结论是：新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的发展时期的一个中期；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新时期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的理论成果；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新时期的实践中经历了形成、波动、坚定贯彻和丰富发展四个阶段；新时期20多年的历史，根据党对具体发展阶段的理论与实践，从总体上看，可以划分为全面拨乱反正阶段，开创新局面阶段，新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该文的新意在于循着党领导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演进的主线，以党在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为参照，细化了对新时期改革开放发展阶段的认识，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20多年的历史脉络。不足之处是对各阶段之间“界限”的划定缺少论证，对其特点和内涵的表述也欠准确、周详。
党的十六大是进入新世纪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十六大展开研究自然是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十六大闭幕后不久，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十六大精神座谈会”，2003年第1期《中共党史研究》刊登了部分专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龚育之在《谈几点自己的思考》的发言中认为，十六大有两大成果：一是理论政治成果，这集中体现在江泽民在大会上的报告中，解决了举什么旗《邓小平理论旗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走什么路（邓小平开拓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丰富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什么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二是组织人事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上，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政治局、新的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龚育之指出，对这后一个成果，同前一个成果一样，也要给予足够的、充分的估计。龚育之还对十六大报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替代过去一直使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表看法，认为作这样的改变，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而只是顺应了汉语构词简化的自然要求罢了。龚育之介绍了此前理论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情况，指出早在1991年李君如发表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一文里，就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自己1994年在中央党校作的报告中，也曾提倡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这样的简化语。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龚育之认为，两者称呼的是同一事物，只是角度有所不同：邓小平理论，是从这个理论的主要创立者的角度来称呼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则是从这个理论的主题这个角度来称呼的。
7.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石仲泉在《党的指导思想发展历程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中指出，今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在继续加强理论创新的研究的同时，更需要从理论创新转向实践创新的研究，因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在于创新理论，更为重要的是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实践，这才是它的真正价值所在。石仲泉认为，党的十六大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的伟大标志。其理由，一是十六大报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重点已经移位；二是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决策。文章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理论上的伟大成果，与作为在实践上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两者统一的本身就意味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是它的内在要求。
8.研究领域继续有新的拓展
党史研究要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就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要求，不断开拓党史研究的新领域，只有这样，党史学科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才能永葆生机活力。在广大党史工作者的努力下，本年度关于建国后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紧扣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今鉴，拓展了党史研究的新领域。
我国的现行户籍制度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逐步建立和形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其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发挥了什么作用？目前又面临哪些问题？对此，王海光在《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形成与沿革的宏观分析》一文中，以一个党史工作者的眼光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审视。文章提出，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是根据中国工业化赶超战略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历史上曾支持了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但国家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它使人口流动长期处于凝固状态，抑制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强化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矛盾，不但有碍公平也有碍效益，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这篇文章紧扣目前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选题有现实意义。文章对我国户籍制度功能特点的评价客观公正，分析也很深刻，对于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宏观把握我国户籍制度的沿革和走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加入WTO，是进入新世纪我们党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作出的重大决策。武力在《中国共产党对外经济思想的一次飞跃》一文中，从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认识演变的角度，考察了党领导中国加入WTO的历程。文章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变与关贸总协定“不接触”的态度，提出“复关”申请，到正式加入WTO，除了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自身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以外，主要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世界形势以及中外经济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结果。文章指出，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外经济思想的飞跃和成熟，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转折点。
现代卫生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非典”疫情爆发后，加强卫生事业，健全社会防疫体系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胡克夫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防疫体系的创立与发展》一文中，对20世纪50年代党领导我国卫生事业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文章的结论对加强当前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有启发作用。
四、关于人物研究
1.毛泽东研究取得新进展
与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相比，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研究成果的最大特点是使人强烈地感受到时代气息，感到研究者是带着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去研究毛泽东思想，力求从中总结出对今天的实践有价值的经验。学者们关注较多的问题有：
毛泽东思想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李君如的《学习毛泽东，也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一文，密切联系当前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难题，针对执政党如何代表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及其社会阶层，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能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等问题，深刻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必须实行统筹兼顾的思想，有中国特色的阶级分析方法，以及“主要从思想上建党”的党的建设道路及其现实指导意义。雷云在《“三个代表”与毛泽东思想》一文中则认为，毛泽东的科学生产力观、文化观和群众观，分别是“三个代表”的“根”和“源”。余品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毛泽东思想》一文，较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形成的理论基础、重要思想来源。其中毛泽东党建理论，是解决世纪之交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的直接理论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学者们对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探索给予较多关注。李崇富的文章《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探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两类矛盾学说、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阶段”的估计、一些超越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主张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意义。陈雪薇在《毛泽东对“两大基本问题”的历史性贡献》一文中，对毛泽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探索上的贡献作了归纳，指出在中国如何建立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阐明并实现了经过新民主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率先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确提出用100年左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正确实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哲学依据；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独创性地提出全党必须坚持的六项基本原则。
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韩振峰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奠基人》一文中，从制度选择、目标设计、基本原则、战略方针、战略步骤等方面概括了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朱佳木的《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一文，分四个时期考察了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的内容，认为其中有辉煌的成就，也有一些失误，包括他晚年在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左”的偏差。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对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和对社会主义一定要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观点，都是坚定不移的，有的错误甚至就出在急于实现工业化上。科技部课题研究组的《毛泽东的科技思想》，概括了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内涵，指出了它具有民族性、战略性、辩证性的特点。作者高度评价了这一思想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贡献，认为理应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许多观点对今天实现兴国，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执政党建设思想。姚桓、肖纯柏在《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一文中，考察了毛泽东时代执政党建设的历史，对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内容作了系统深刻的阐述。同时，作者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局限，分析了探索失误的原因。
除上述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专题外，还有一些文章对已往研究中关注不多的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很有新意。如单秀法的《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新视野》一文，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提出了新见解。黄允升的《毛泽东与六届六中全会》，从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四个方面对毛泽东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关系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邵景均的《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其教益》一文，深入探讨了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内容、特点及现实意义。鲁振祥在《试论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对以往研究较少的毛泽东与国民经济调整的关系作了客观描述和恰当全面的评价，肯定毛泽东是国民经济调整的最高决策者和强有力的支持者、推动者。
2.周恩来、刘少奇研究进一步深入
为纪念周恩来、刘少奇诞辰105周年，《党的文献》2003年第2期刊登了周恩来与共同纲领起草过程的一组文献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文稿九篇。这些文献对研究周恩来的建国思想和刘少奇新中国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在周恩来研究中，对他在建国前夕起草共同纲领中的作用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陈扬勇的《周恩来与共同纲领的制定》一文，对周恩来主持纲领起草工作的历史作了考察，指出周恩来在共同纲领形成的三个阶段自始至终主持了这项工作。他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在充分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亲自起草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广泛协商，充分征求政协代表意见，反复修改，形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共同纲领这一共和国宪章的制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刘少奇研究中，王双梅的《试述刘少奇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期间的重要贡献》，认为刘少奇在1945年、1949年底至1950年初、1954年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期间，面对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复杂情况，很好地把握住了战略发展方向和历史机遇，不仅正确处理了当时的各项工作，保证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有重大的理论建树。如提出“向南发展，向北防御”的战略方针、探讨新中国建设道路、初步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等。吕小蓟的《刘少奇1951年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前前后后》，对刘少奇为什么会提出这一概念却又中断了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作了梳理和回答。
3.陈独秀仍被研究者关注
沈寂主编的《陈独秀研究》第二辑，收入研究陈独秀的遗文和文化思想的论文近20篇。邢和明的《陈独秀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文，认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中最早最详细地论述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人。他不仅对新经济政策实质和意义，以及实行新经济客观必然性作了正确的理解，而且在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中深受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如他从主张消灭资本主义转向提倡发展资本主义，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且这种过渡“并非旦夕所能促成”，不能急于向“共产主义猛进”等。作者认为陈独秀提出的不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不要急于废除私有财产，私有制的最终消除是一个长期过程且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等观点，至今仍没有过时，仍值得推崇。因此不应该再把陈独秀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冠以“二次革命论”加以批判。
除上述几个主要人物的研究外，蔡和森思想研究取得了进展。王继平、李记春、王美华著《蔡和森思想论稿》，全面系统介绍了蔡和森思想的演进历程和思想体系，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在对蔡和森思想的评价上，作者在充分肯定其思想主流的同时，也恰当指出其局限和不足，认为在他的思想中明显地有“左”的和激进的痕迹。
综观2003年的中共党史研究，无论在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深度的开掘、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有所推进，特别是这种“拓展”、“开掘”和“创新”又都是与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的，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学术研究与“资政育人”的较好统一，这是党史研究值得称许和肯定的努力方向。但是同时必须指出，在目前党史学界，自觉主动地往上述方向作出努力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还不是一种“群体性”行为。有关党史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著虽然数量不少，但高质量的“精品”仍属凤毛麟角；选题雷同，内容重复，缺乏新意，学术争鸣不活跃等方面的不足，仍需克服。从现实需要看，对新时期党史的研究应成为党史研究的重点，但相对而言，本年度这一重点并不突出，尤其是关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史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显得薄弱。我们希望广大党史工作者能够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发布为契机，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努力工作，把党史研究工作推上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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