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蕴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4)02-0005-07
任何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不仅要以本国的历史和现实为基础，也要以本国的文化传统为源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经验为依据，同时也不断吸纳了中华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其许多思想观点都带有中华文化的基因，有中华文化的深刻烙印。这不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解答和阐释，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话语中，中华文化积淀的思想精华、思维方式、价值追求得到再次展开，并被充分融会贯通，赋予新的时代精神，成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思想元素。
一、思想精华的吸纳和传承
中华文化有着丰富的思想精华，这些思想精华滋养着中华民族，也凝练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表达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和社会情感，这其中也必然包含着对中华文化思想精华的吸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蕴含是对中华文化积淀的思想精华的吸纳和传承。
(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作为一种民族品格、文化精神，它是同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发展壮大相伴随的。面对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人生多舛以及世事的艰难，历史上的先哲们总是以“多难兴邦”、“殷忧启圣”的事例和道理教育和启示后代，并逐步形成了世代相传的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力量之源，并已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历经磨难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源于自强不息精神的支撑。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精神，磨砺了广大民众敢于同命运和灾难抗争，善于在逆境中发愤图强，为争取美好生活不断拼搏的能力，同时也塑造了无数志士仁人的高尚人格，激励着历代众多的杰出人物为国家、民族的兴旺发展不断开拓进取、努力奋斗。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使这种精神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弘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蕴含的精神气质。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的主题——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确立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体现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也深深反映着中华民族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在确立这样的主题和奋斗目标过程中，邓小平和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的命运应当由中国人来掌握，中国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根据中国的实际自己来处理。且实现现代化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要坚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的传统”，“否则我们的事业是不会有希望的”[2]。这些思想观念，也始终贯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在这样的理论体系引领和感召下，党和人民同心同德，不断进取，励精图治，使我们的建设事业在开拓中前进，创造出了史诗般的业绩，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篇章。
(二)国盛民安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因素，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传统情感。在中国人心中，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家与国相互依存，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国要以维护家的利益而存在，家要为国的兴衰分忧解难。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是中国社会长期具有的重要特征。由爱家到爱国，也就逐步衍生出来强烈的家国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舍己为家、舍家为国”这样一些话语，是中华文化中关于家国情怀的集中表达。正是有这样的家国情怀的存在，中华文化中才始终洋溢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气象，贯通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体现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在面对外强入侵、民族危难的时候，这种家国情怀的不断强化必然会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使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弘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内在精神支撑。理论的指向是目标的追求，目标追求的背后是信念的坚定，坚定的信念需要反映社会规律，体现人民要求和愿望，同时也要有情感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而这种追求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同时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深厚的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情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的传承，不仅强化了自身的文化底蕴，也给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人们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致力于促进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事业，献身于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事业，都是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的实际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传承所产生的力量，强化着人们对强国富民的向往，对民族振兴的追求，激励着人们更加努力地开创幸福美好的生活，同时也在更新着社会和人们的精神风貌。
(三)维护国家统一的强烈意识。中国历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历史上也有过多次内忧外患，也曾经历过若干次战和更替、聚散分合，但始终存在着一种不断走向大融合、大统一的趋势，统一团结始终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中华一体、国家统一也始终是举国上下的共同信念。之所以这样，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一统的观念，中华民族在珍惜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问题上有着高度的文化认同。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反映的是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精神，它植根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中，深刻影响着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并对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到了近代，中国人民更是把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视为至高无上的使命，对于有损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任何举动，都进行坚决的反对和抗争。
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都始终把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为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直接传承着中华文化中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意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话语中，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核心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国家信念和民族追求。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基础的事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依法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依法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及其活动；强调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强调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强调切实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这一切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了新内容、新要求、新保障，也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继承。
(四)协和万邦的和平理念。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追求“天下太平”的民族。中华文化的长期演进也孕育产生了向往和平、注重合作的精神境界和思想理念。“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等，就是反映在中华文化中的崇尚和平的理念。这样的理念是中华文化特有的精神和传统，也是中华文化对于人类文明永久性的价值贡献。中国的先哲们在解决部族矛盾和纷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协和万邦”的思想理念。如《尚书》在其开篇就讲到尧的德行，而尧的德行之大者，就在于能“协和万邦”。孔子的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强调的就是各邦族应该团结一致，和谐相处。墨子也主张“兼爱”、“非攻”，反对那些以攻伐为目的的不义战争。孟子更是反对霸道，反对不义之战，提出“仁者无敌”，“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中华文化中主张和平相处、反对以邻为壑、反对用武力征伐他人的文化理念，对于形成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良好准则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对外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中国国情和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现实要求，同时也蕴含着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是对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与延伸。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共同追求、共同心愿。当今世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难免的。人类社会的进步要通过不同的文明共同促进，各个国家的社会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协和万邦的恢宏气度来看待和认识国际关系，形成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新主张，强调在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现与世界各国和谐共处，在求同存异、互相比较借鉴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反对搞强权政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既是对少数霸权主义国家试图任意支配其他主权国家、肆意挑起争端与战争的一个积极回应，也是对中华文化重大思想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充分肯定和评价。
二、思维方式的融合和优化
中华文化有着丰富的思想精华，也蕴含着独特的思维方式。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思维方式，经过历史浸染和沉积，融解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并转化成了一种牢固的民族心理和行为方式，从总体上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阐释的是中国问题，说的是中国事情，必然要融合中华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蕴含是对中华文化思维方式的融合和优化。
(一)经世致用的科学转化。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中传承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其基本精神就是强调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问题，启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济世安民的实效和目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源于儒家思想。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本身就充满着“入世”、“救世”情怀，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其意义就在于让人们关注人生，注重现实，力求通过所思所想，扶正匡邪，拯救天下。墨子强调为学从政必须体察天下，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到了汉朝，出现了“实事求是”一说。唐代学者颜师古将“实事求是”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把它引申为一种值得提倡的务实求真的学风。东汉时的王充强调“文以致用”，北宋时的王安石说的“为天下国家之用”，都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到了明清时期，面对社会的诸多问题，一些进步思想家继承儒家思想的经世传统，提出了反对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应注重研究当下社会实际问题研究的主张，倡导把学术研究和当前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利于国计民生的“实学”。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也就成为后来人们所说的经世致用之学。这样的倡导，被越来越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所推崇，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顾炎武所强调的“兴太平之事，求学术之真”的治学主张，也成为后世许多学者座右铭。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都力倡经世致用，反对清谈务虚之风。这种经世致用所体现的求真务实学风和精神，促使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努力更新，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与社会的侵蚀和危害。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得益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创造性的概括，也得益于他对中华文化经世致用思想方法进行创造性的提升。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新阐释，既吸取了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务实观念，同时又把它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使这个古老的命题有了科学的含义。实事求是的主旨，就是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应用，为的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又作了新的概括。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3]这一思想路线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其核心就是求真务实，其要求就是既要认识真理、揭示规律，又要勇于实践、务求实效。这样的思想内容，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髓和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有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并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真理与价值相一致观点的坚持和发展，也体现了对“贵在力行，重在履事”、“清谈误国，实干兴邦”等中华文化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传承和优化。
(二)整体性思维的承接。整体性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中华民族善于从整体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习惯于把人类和万物都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不可割裂、彼此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事物和事物之间都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不仅渗透于思想文化领域，贯穿于经济社会以及日常生活中，并世代传承。整体性思维在中国发源很早，到《易经》成书时，就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阐述。古代哲人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天人同性共德，万物一体，就是整体性思维的体现。孟子说的“上下与天地同流”，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都是把人与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即便是历朝历代的君主执政施教，也要求“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以便使天地人“贯而参通之”。整体性思维偏重于从整体考虑问题，强调从宏观上去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整体结构或整个过程，在内容上讲求相互联系，在目标上讲求整体协调，在形式上讲求辩证统一，在过程上讲求循序渐进，有其独到的特点和优势。这样的思维，有助于促使人们从事物发展变化的全局入手，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来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及其变化的规律，也有助于人们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不执着于一偏，避免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产生片面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确立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就是从全局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体现，具有鲜明的整体性思维的特征。全面发展，强调的就是发展要有整体性，不仅要有经济繁荣，还要社会的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促使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互适应、有机衔接，不能顾此失彼。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的需要，也要着眼于长远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思想的明确，尤其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确立，是我们党以整体性思维认识和思考社会发展问题的一次巨大跃升，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发展合则皆存、偏则俱失的整体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有利于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协调，形成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全面推进改革以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思想，也具有鲜明的整体性思维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全面的，改革也必然是全面的，系统性、整体性是中国改革的突出特点。改革的启动，首先着眼的是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改变国家封闭、社会相互隔离的僵化状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一切反映和落实到改革过程中，必然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由此形成的改革大思路就是：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生态体制改革，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有步骤地整体推进。在推进改革过程，我们党又明确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强调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提高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这些重要思想和战略举措，既贯通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也体现着对中华文化中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的运用和优化。
(三)革故鼎新意识的升华。注重观察事物的变化性，重视行为举措的针对性，是中国自古以来人们就有的思维特点。由于对事物的变化性感受格外深切，善于变通也就成为中国人一种显著的思维趋向。变通性思维有助于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式，更新原有的思想和方法，形成新的认识和思路。《易经》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的就变通性。因为世间万物都具有变动不居的本性，只有因时而异，顺势应变，才能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与此相关的“革故鼎新”、“变化日新”、“与时偕行”等这样一些变革和进取精神，在《易经》中都有倡导和体现。战国末期韩非所说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汉代桓宽所说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和精神。这种变通性思维和革故鼎新观念意识，对各个朝代的社会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并对各种“顺天应人”的社会变革起到了呼唤作用。历史上绵延不断的各种变法、维新及革命活动，也都蕴含着这种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把改革开放作为推进社会发展进步强大动力，使中华文化中的革故鼎新意识得到进一步升华。正如江泽民所述，“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变革创新精神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和创造性发展”。[4]改革开放破解了僵化体制和封闭状态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困境，也促使着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对中国与世界关系认识的深化。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1-2]改革开放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改革开放催生的与时俱进、变革创新的思想观念，也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新发展新变化，革故鼎新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世间万物，变动不居。‘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要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让各种发展活力充分迸发出来。”[5]
三、价值追求的贯通和提升
中华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承载着社会理想，反映着人民的愿望，是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历史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蕴含是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的贯通和提升。
(一)天下为公的新体现。在中华文化中，天下为公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是大同社会的理想相联系的，也是大同理想的前提。这两个概念，最早都出现在儒家典籍《礼记》中。《礼记·礼运》在描述大同社会时这样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的思想表达，反映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反映了他们关心民生、致力于社会改造的志向，与西方早期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也有着相似之处。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天下为公的“公”，是“共”的意思。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此作了更明确阐释：“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天下为公，亦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尽管历代的统治者和各种学派对孔子的这种思想进行了各取所需的解释，但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始终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思想亮点，也是历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专制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并对立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士仁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不仅延续和坚守了天下为公的信念，也赋予其新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很多思想内容，也都体现了对天下为公价值追求的深刻诠释和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承载的就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天下为公的向往，凝聚的就是几代中国人实现天下为公的夙愿。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把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要求，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切也都是天下为公价值追求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鲜明体现。
(二)民惟邦本的新表达。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说法。进入春秋战国以后，经孔子、孟子等思想家的不断阐释，这一思想得到不断充实和演化，进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并成为一种治国安邦的历史智慧和政治观念，积淀在中华文化中。如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的主张，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并强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都是强治国安邦要顺应民意，敬畏民力，惠民保民。荀子则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看法，把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视为水与舟的关系，这种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西汉时期的贾谊就明确地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观点。他认为，“民为万世之本，不可斯”，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而“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柳宗元提出的“吏为民役”，有了更大的进步性。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对民本思想有了更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体现了关注民众疾苦、重视民众力量的价值追求。
以民为本、为民谋利，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体现和要求。重视民心的向背，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这是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看做是最基本的人权，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造福民众作为推进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党对一切问题的思考和评价，都始终立足于人民这个基点。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依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坚持要把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强调要反映和兼顾不同的群体利益，要关心每个人的利益要求，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满足人们的发展愿望和多样性的需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发展，也体现了对中华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并使这两者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有机的融合。以人为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使中华文化的民本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
(三)和而不同的现代追求。在中华文化中，“和”是作为一种思想精华存在，和谐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目标追求。“和”与和谐的前提都是“不同”，即承认多样，承认差别。有了不同的事物，才有和的思想、有和谐的追求。和而不同作为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和”与和谐的集中体现。这一命题的源头，可追溯到西周末年，郑国的史伯就提出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到春秋末期，齐国的晏婴以“和羹”、“琴瑟”为例，进一步阐明了和与同的差异，认为只有承认不同，才能相成相济。依据这样的和同思想，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观点。他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可以说是对和而不同思想的具体阐发。和而不同是一种形而上的思想理念，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也是一种现实生活的价值追求。它以正视差异、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为前提，不强求一致，而求多样性统一、和谐相济。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反映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征。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本身就是和而不同的历史见证。我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不断迁徙融合，在交往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经济上取长补短，文化不断交流，习俗也相互感染，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观念的深远影响。和而不同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对于扩展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空间产生着积极作用，对我们党的理论发展也产生着重要影响，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元素。“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及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就是运用和而不同观念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经典范例。同样，在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指导下，我们党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方针，并强调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也是用和而不同的观念来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生动体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明确提出，集中反映了和而不同思想及价值追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贯通和提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出现了日益多样化趋势，再加上多民族、多党派、多宗教等情况的存在，社会意识和价值追求越来越多样化了。我们党根据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明确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和鲜明特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统一性则表现为对差异性、多样性背后共同本质的追求。把和而不同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渗透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中，有助于化解社会迅速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建设局面，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都得到尊重，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活力都得到支持，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创造才能都得到发挥，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成果都得到肯定，使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的劳动都得到承认。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社会生活才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标签：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思维障碍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国家统一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天下为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