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是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5个人里就有一个”。[①a]本文拟对毛泽东与陈云的友谊与交往作些探讨，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稳定物价的斗争胜利后，毛泽东称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称陈云是理财能手。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一个经过长期战乱后留下的烂摊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建立，进而危及到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49年5月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任命陈云为主任，领导全国金融市场的整治、统一财经和稳定物价的斗争。
通过缜密的调查研究，陈云把上海作为统一全国财政金融、稳定物价的突破口。在领导稳定物价的斗争中，陈云灵活自如地变换运用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同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通过1949年6月的“银元之战”和10月的“米棉大战”，投机商人大败，失去了操纵市场和控制物价的能力。在此基础上，1949年8月，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财经会议，作出了统一各地秋粮征购任务，统一税率，统一货币的发行，精简节约和发行公债等重要决定。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又根据陈云的建议作出了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决定，对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使用实行统一管理，至此结束了在我国延续10多年之久的物价猛涨、市场混乱的局面，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并积累了一些可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曾给予这一胜利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他还对薄一波说，陈云有这样的理财能力，我在延安时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①b]
揭发高岗，陈云提出：“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
1953年底，毛泽东曾提出中央要分成一线、二线的主张。同时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中央考虑改行苏联的部长会议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相继调入中央工作的高岗、饶漱石从争夺权力的立场出发，有意利用中央领导集体之间在具体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并加以无端夸大，妄图实现其攫取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野心。邓小平曾回忆说：“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②b]高岗还要陈云向毛泽东转达他主张由林彪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意见，遭到了陈云的拒绝。
在高、饶反党事件的处理过程中，陈云除了主动向毛泽东检举揭发并多次断然拒绝他们的无理要求外，还积极进行反思，并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防止类似错误的再次发生。他指出：要防止出现野心人物，防止闹乱子，最为关键的是“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觉”。此外，还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这样，党的团结才有了“可靠保证”。[③b]陈云的上述言行，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毛泽东赞扬说：陈云是个好人，“比较公道”，“比较稳当”。
在对“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失误进行纠正时，毛泽东想到了陈云，并深情地说道：“家贫念贤妻，国乱思良将”
在经济建设中，伴随着“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是冒进倾向的普遍发生。这很快引起周恩来和陈云等的高度重视。从1956年初，陈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具体部署了“反冒进”工作，并且确立了国民经济在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陈云还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水平相适应的观点。但是，由于受国内外种种因素的干扰，从八届三中全会起，毛泽东不仅轻率地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并且指责“反冒进”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严厉地批评陈云等人，最终导致“大跃进”运动的发生。[④b]陈云等被迫多次作了违心的检讨。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陈云的一些谨慎的建议，常不予理睬，甚至嗤之以鼻。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1959年计划生产指标又有了更大的调整。陈云认为这些指标过高，因此在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聚餐上提醒说：明年钢产量1800万吨恐怕完不成。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我提出的东西，对不对要由实践来检验。
但是，由于“大跃进”运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因而遭致了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毛泽东在对失误的反思中认识到周恩来、陈云等在领导经济工作中的做法和思想是正确的，称赞陈云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他还称赞陈云多谋善断，象三国时期的郭嘉一样。他说，1958年的经济计划搞乱了，“家贫念贤妻，国乱思良将”。
八届七中全会后，陈云受毛泽东的委托，进行计划指标的调查研究，提出了缓和市场紧张状况和编制1960年计划方法的意见。他还提出了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1800万吨降到1300万吨的意见。5月15日，他给毛泽东写信指出：“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⑤b]6月13日，中央常委会同意陈云提出的意见，决定降低各有关指标。
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陈云再次就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协助周恩来等具体领导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陈云经常强调：领导干部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毛泽东称赞：陈云做工作没有教条主义
1978年12月，陈云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回忆说：“1942年我养病的时候，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⑥b]他说，弄清“实事”并不容易。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就是：全面、比较、反复。所谓全面，就是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仅要听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他还说过，在延安的时候，听了毛泽东同志所做的整风报告，看到毛泽东同志给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就反复考虑，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除了“全面、比较、反复”六个字外，他还归纳了九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强调：“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①c]
陈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陈云文选》中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调查研究、反复比较后写出来的，这是人们所熟知的。如稳定物价的决策、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钢产量指标的确定等等，都可视为典型。凭此，他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各个时期，都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就，也赢得了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和高度评价，成为党内少有的集经济专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于一身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曾由衷地赞誉道：陈云管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批评陈云等刮“黑暗风”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请陈云发言，陈云说对问题摸得不清，没有讲。会后，陈云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研究，并与刘少奇等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当时的形势“类似非常时期”，从而修改了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的论断。面对困难的形势，在1962年2月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上，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当时财政经济上的5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6点意见。随后，他和中央财经小组的负责同志一道，协助周恩来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伤筋动骨”式的全面调整。
但是，正当调整工作顺利进行，国内形势日趋好转的时刻，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因病在上海、杭州等地疗养，并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他认为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实行《国际歌》词中的号召“全靠我们自己”；要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由于毛泽东对“三面红旗”仍持肯定态度，因此有人曾劝陈云再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但陈云还是尽快同中央常委商量并向毛泽东直接陈述。7月6日陈云上书毛泽东，要求约谈一次。3天后，陈云当面向毛泽东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并存的理由，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未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非常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消息传出后，陈云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
毛泽东还对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陈云对形势的不同看法提出严厉的批评。[②c]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笼统地提出要批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除了已被指名道姓者外，矛头所向，是很明显的。
在此之前，毛泽东虽然也曾严厉地批评过陈云，但都还是就具体工作而言的。这以后，则大多上升到原则的高度。尽管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过：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但是毫无疑问，毛泽东与陈云之间分歧的裂痕在明显地扩大，而且随着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发展和个人专断作风的日益严重，这种分歧已没有弥合的可能。“文革”爆发后，陈云完全靠边站了，彻底地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建国后，毛泽东与陈云关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缩影。藉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
注释：
①a 《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9—10页。
①b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②b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
③b 《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第219页。
④b 薄一波前引书，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39页。
⑤b 《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130页。
⑥b 《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211页。
①c 《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34—35页。
②c 薄一波，前引书，下卷，第1075～10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