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派”之奋发进取史略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略论文,海派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海当年的成功因素，重要是有得人和的优势。只要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先摆脱了“与诸夏而俱穷”的困境，则东南人才“生则必为天下之文明”，势必带动全中国的经济发达起飞。
前人所说的“海派”，乃指与北京的“京派”相对的上海的“海派”，而且往往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①本文所说的“海派”乃指中国滨海地区所产生的人文及社科等方面的学派。前几年，以《河殇》为代表的一些观点盛行一时，至今仍时有所见，就是把中国文明说成是内陆性的黄土的“黄色文明”。而把她和海洋性的“蔚蓝色文明”隔绝和对立起来。这当然是极片面之误说。中国近代启蒙大师梁启超就曾指出：“以我国幅员之广漠，民族之复杂，气候兼寒温热三带，地形兼山谷平原海滨三界，任举一省，皆足当欧洲一国或二三国，一省之中，而自然界之形与气之区以别者且无量也。”②此说无疑较为全面正确。但是，更深入地比较分析中国各省的情势，便可看出，只有沿海各省可说是“地形兼具山谷平原海滨三界”，而其余内陆各省，则无海滨，故大都只有两界。因此，从文化的产生发展受地理环境制约的观点来看，源于中国滨海地区的各省“海派”文化，较内陆各省文化全面而又先进的事实，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而当今中国大陆在沿海地区率先实行开放改革，纷纷建立起领导新潮流的经济特区，这一战略决策的正确性，不但可从现已取得的实效来验证，而且可从古旧的历史长河中窥见其深刻而又悠久的渊源。改革的时代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的奋发进取开拓精神，本文试对中国“海派”文化史作一些粗略的回顾与展望，但愿能对有志于继往开来的改革大业者提供一点史鉴。
（一）
儒家之发源地山东省既有著名的五岳之首——泰山，同时又濒临浩瀚的东海，故此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便有山海并重的思想。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③孔子甚至有过为传道而带领子路飘洋浮海的想法。他说：“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从我者，其由欤！”④表现孔子与学生子路无惧於海洋的精神。但是由于自秦以后的皇朝创建者多起於内陆地区，而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亦多定于内陆的长安、洛阳、北京等。同时异国异族对中原皇朝的军事威胁和侵入，在清以前都主要来自内陆的东北至西北地区。故此，汉以后的儒家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主流日渐变得重陆而轻海，主静而否动。这是中国近两千年看来偏于保守的主要原因所在。至今尚有俗语说：“欺山莫欺水”，反映了征服江海之水要比征服峻岭崇山要危险困难，表现了一些中国人的怕难畏险惧水的心态。
（二）
由江南至岭南的东南沿海地区，自古就是对中原所代表的偏于保守的政治文化保持相对的独特性区域。明清之际的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指出：
《无命苞》云：牵牛流为扬，分为越国。故越号为扬越，谓扬州之末土，扬之越也。《尔雅》曰：越，扬也。《注》谓发扬也。又其性轻扬也。李巡曰：江南其气燥劲，厥性轻扬。《太康地纪》云：以扬州渐太阳位，天气奋扬，履正含文，故取名焉。……曰南越者，吴王夫差灭越，筑南越宫，故佗因其旧名，称番禺为南越也……⑤
这段话很清楚地说明了东南沿海地区的风土民情，自古以来就具有奋扬进取的特点。屈大均还指出：
地至广南而尽，尽者，尽之於海也。然琼在海中三千余里，号称大洲。……皆广南之余地在海中者也。则地亦不尽於海矣。……故其人才之美有不生，生则必为天下之文明。盖其位在离，离中虚。故广南之地多虚，极南之地在海中尤虚。虚而生明，故其人足文而多智，学得圣人之精华，辞有圣人之典则，以无忝乎海滨邹鲁。盖自秦、汉以前为蛮裔，自唐、宋以后为神州。虽一撮之多，非洲非岛，在烟水渺弥蛟出没之间，亦往往有衣冠礼乐存焉。地之尽于海者，与诸夏而俱穷，其不尽于海者，不与诸夏而俱穷。……⑥
屈大均是用古老的历史地理观念，来分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海中之各岛所孕育文明以及人才的先进性和独特性，就是一方面“生则为天下之文明”——必定影响全中国，另一方面则是“不与诸夏而俱穷”——不会在大陆的诸夏文明走向停滞衰落时随之陷入穷困之境。这结论与古今史实吻合的程度是令人十分惊异的，并且与现代史家的分析结果相当一致而又更发人深省。试看靠近中国大陆的日本、南韩、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等海岛或半岛，正显示出“生则为天下文明”而又“不与诸夏俱穷”的当代东亚“海派”文化的优异特性。
（三）
梁启超曾引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观点说：
……德儒黑革（按即黑格尔）曰：“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诚哉是言。欧洲自十五世纪以来，与隔海之亚美利加及印度交通频数，已非一日，而於陆地接壤之亚细亚及亚非利加内地，反阂塞而疏逖之。此其一证也。……
海也者，能发人进取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类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於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久於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於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虽同一种族，而能忽成独立之国民也。腓尼西亚之於犹太，葡萄牙之於西班牙，荷兰之於德意志，是其例也。同为希腊种，而埃倭尼亚人与独利安人之性质迥别；同为黄种，而中国人与日本人风气攸殊；皆海之为之也……⑦
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拓展，主要就是通过航海业来推进。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及海岛，因历史地理及风土人情等各方面因素，率先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占领区或开发区。正如《近代上海繁华录》指出：“至二十世纪初期，上海已攀上远东金融中心的首位。”“它属于和孟卖、马德拉斯、加尔各答、西贡、新加坡、香港、马尼拉、大连、青岛等一个系列的城市。一个世纪的历史表明，上海在同类新兴城市中是独占鳌头的……”⑧以上引文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至于上海之所以能压倒“当时同样或更彻底地推行英法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其它东亚城市，”该书把原因归结为“是由于上海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⑨笔者认为是不够全面的。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海当年成功的因素，固然有得天时地利的优势，更重要是有得人和的优势。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东亚之前，中国为本地区的头号强国，而上海所在的江浙地区，则为中国经济最发达，人才最集中的地区。正如梁启超认为中国的优秀国学科举人才要转变为欧美的科学人才，是具有很好的基础的，他指出：
自经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我国对于“形”的科学（数理的），渊源本远，概柢本厚；对于“质”的科学（物理的），因机缘未熟，暂不发展。今后欧美科学，日日输入，我国民用其遗传上极优粹之科学的头脑，凭借此等丰富之资料，瘁精研究，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⑩
在原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精英云集的江浙地区，借回应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入侵之挑战，产生出一个中国资本主义新文化精英荟萃的大都市上海，可以说是最正常而又合理的结果。上海在当年不仅后来居上，超越了很多在走资路上起步比它早的城市，而且大有青出於蓝胜于蓝的趋势。上海人从事资本主义工商金融等事业的精明能干，是举世闻名的。只是由于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后逐步走上反资本主义连带全面反市场经济之路，上海才逐渐失去远东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现在，上海希望重振雄风，再登远东第一金融中心之宝座。依笔者之浅见，关键仍在于是否能吸引集中国内外的文化精英人才。过去，上海曾以“冒险家乐园”之名见称于中外。本来，在西方文化中“冒险”，例如英语的adventure本义是勇于迎难进取的行为表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全凭冒险精神来推动的，“冒险家”(adventurer)的本义乃成功英雄的别号，是很受尊崇的。但在中国以往对资本主义旧上海的完全否定批评中，则只用“冒险家”一词派生的后起的贬义，从而把冒险家一概指为专门从事非法投机谋利活动之徒而痛斥之。其实商场如战场，商海的风险甚于宦海以及自然界的海。在市场经济中，一切合法的工商金融等事业的投资，都有一定的冒险性和投机性。世上决没有不冒险而可获大利者。现在，曾被视为最富冒险投机性而被取缔的股票交易市场，也都先后在深圳开办和在上海夏办。因此，要继承发展前人的开拓进取精神，就必须对“冒险”及“冒险家”重作正确分析。
（四）
在上海一度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广东人则以其在港澳同胞以及海外各国华侨华裔中的人多势众和成就卓著，因而获得英国著名史家汤因比的高度评价。他指出：
……试问：远东社会的领域之中何处表现得最有活力？目前，广东人与日本人，无疑是远东社会中最为特出、也最具活力的代表，而这两种人所崛起的地方，就远东历史的观点来看都是属於新生地域。中国的东南沿海，直到华夏历史的后期阶段，才被并入华夏社会的领域之内，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也不过在政治上，表面上隶属于大汉帝国的边远省区而已，当地的主要居民还是蛮族。……(11)
汤因比此书约成于7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其所说的广东人，并不限于中国本土部份，当是包括历代移居海外发展的广东人。同时，汤恩比虽然突出了广东人，但他是在把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区，与其余的古老华夏区对比分析基础上作此结论的。事实上，东南沿海地区在语言上一直保留与华夏大多数地方不同的各种方言，主要的有江浙的吴语区、福建的闽语区、广东的粤语区等，相对而言，广东是比前两区更迟接受中原皇朝的统治，而又更早更持久更普遍地接受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进入和传播，不断进行挑战与应战的地方。因此，广东自明清以来就是中国人下海出洋经商的主要地区。《广东新语》卷十一〈土言〉载粤方言“出洋谓之下海”。而现在“下海”已成流行全国的热门词，意指离开原职而冒险从商。而自清末以来，广东更是资本主义维新派和革命派的主要策源地。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掀起的开放改革大潮中，广东以其独有的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的优势，充当了先行官。现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已取得巨大成功，率先富了起来，开始步入东亚的先进地区之列。而上海亦已开始实施重登东亚第一金融中心的战略方针，假若成功，则不但上海幸甚，更是整个中国幸甚。只要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先摆脱了“与诸夏而俱穷”的困境，进入使自己先富起来的高速轨道，则东南人才“生则必为天下之文明”，势必带动全中国的经济发达起飞。
注释：
①参见鲁迅《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0.
②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4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③见《论语·雍也》。
④见《论语·公冶长》。
⑤见《广东新语》卷二〈越〉。
⑥见《广东新语》卷二〈地〉。
⑦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⑧见唐振常主编《近代上海繁华录》14-15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
⑨见唐振常主编《近代上海繁华录》15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
⑩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86-8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11)见该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国版上册19页。
(12)见陈晓林译《历史研究》上册268页，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