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诞生——再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现实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路途上，瞿秋白是公认的路标性人物。而“现实主义”正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不仅是指“现实主义”这一“名称”为其首创，①更在于他阐释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理论。在瞿秋白编译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文本中，写于1932年的关于“现实主义”的《“现实”》居于首位。②如果我们从“题解”讲起，“现实”的题名会引发如下追问：一、如果“现实”指瞿秋白编译的一本名为“现实”的“书”，那么其“现实”如何？即它是怎样被写出来的？二、如果“现实”是书名，那么这本书的“现实”，即它所负载的内容是什么？三、“现实”的本义是指相对于“可能性”而言的一切实际存在物，那么当时“实际存在”的文坛“现实”又如何？四、作为一个问题域，“现实”显然是指认识现实、书写现实的原则与方法，即“现实主义”，那它的“现实”又怎样？
上述四个问题中，“现实主义”无疑位居核心。但厘清第一个问题——《“现实”》怎样被写出来的，则是把握全部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现实”》“后记”中，瞿秋白明言本书是依靠苏联“公谟学院”的《文学遗产》杂志“编译”而成。③那么，瞿秋白到底是如何“编译”的？对此问题的解答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要在宏观上把握瞿秋白在“编译”文本的选取、剪辑上所体现的主动性；二是要在微观上展开瞿译与原文的文本对勘，弄清哪些内容是其个人增删？为何增删？总之，面对《“现实”》，我们不能把它当成自明性的给定前提，而是要对其做知识学考古，发掘瞿秋白理论努力的复杂内涵，进而把握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真正贡献。限于篇幅，本文仅在宏观层面探讨瞿秋白的“编译”活动，有关微观层面的文本对勘以及“现实主义”问题，将另文讨论。
一 为何是《文学遗产》？
“文艺理论的宣传（翻译）”是瞿秋白“文化革命”战略的重要内容。他强调“文化革命”必须要“实行理论的思想的斗争，去反对一切反动派，直到托派。这种思想斗争，这种深刻的哲学、科学、文艺的理论的研究，必须完全和群众工作以及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必须和研究现实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④他在《“现实”》“后记”中坦言，自己这根据苏联公谟学院(Komakademie)的《文学遗产》杂志编译而成的书，“不免略为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象，这是完全由编者负责的”。⑤此处所言的“关涉”，是指他在1932年写作《“现实”》之际，与“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等人展开的激烈论战。《“现实”》正是投向“论战”的投枪，尽管它迟至1936年才刺入战场。
那么《文学遗产》面貌如何？瞿秋白为何要选译它呢？
1.何为《文学遗产》？
《文学遗产》（《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是由苏联共产主义学院（Комакадемия）主办的大型不定期文集，1931年创刊于莫斯科。1936年后，因共产主义学院并入苏联科学院，改由苏联科学院主办，现由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主办（ИМЛИ РАН）。《文学遗产》主要刊登十月革命前的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经典文献及其研究文章，还包括“革命前俄国文学史和苏联文学史以及社会思想史方面未发表过的文献资料”。⑥该杂志所刊文章的文类，既包括经典文献的翻译、研究性论文、手稿校订的考证文章，也包括文献信息、科研状况的通讯。因此，《文学遗产》封面明确标注其出版物类别为“杂志——报刊联合体”（Журнально-Газет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除“二战”中的暂时中断外，《文学遗产》贯穿苏联、俄罗斯，时至今日仍是俄国最重要的学术出版物之一。
在《文学遗产》创刊号封面上，赫然印着“‘拉普’与共产主义科学院文学艺术与语言研究所”（РАПП и Института ЛИЯ Комакадемии）字样。但随着1932年苏联文艺界对“拉普”的批判，从第3期开始，封面上的“拉普”字样隐去。准确地讲，瞿秋白选译的总第一、总第二期《文学遗产》由“拉普”和“共产主义科学院文学语言研究所”合办。这两期杂志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拉普”的影响。⑦
“共产主义学院”是苏共（布）中央的最高“教学和科学研究机关，1918—1936年设于莫斯科；1919年前称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科学院，1924年前称社会主义科学院。有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苏维埃建设及法律、世界经济及世界政治、经济、土地和自然科学等研究所。分院设于列宁格勒（1929起），出版杂志《共产主义科学院通报》。后合并入苏联科学院。”⑧共产主义科学院文学语言研究所是当时苏联权威的文学研究机构。
“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前身为“十月”文学小组，先后经历“莫普”、“伐普”阶段，是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通过和以托洛茨基为精神领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而活跃于苏联文坛的文学组织。因此，其参与创办的《文学遗产》有着强烈的反托派色彩：“我们要从政治性和原则性的高度来认识我们的研究任务，我们应该从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一贯地毫不妥协地与所有资产阶级观点，与所有托洛茨基匪帮、右的或左的——偏离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和腐败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做斗争。”⑨《文化遗产》遵照列宁关于文化遗产问题的指示，认为“……当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当‘文化革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之时，我们应该积极完成继承‘文学遗产’的任务。”⑩1931年的苏联“因斯大林的一封信而引起全意识形态领域之总清算”。(11)《文学遗产》的编辑方针也是充分领会了斯大林这封给《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的精神：“斯大林的信确立了在科学研究中要坚持的善战的党性原则和布尔塞维克对阶级敌人的任何敌视表现都不姑息的战斗精神，他指出要反对盲目崇拜文学遗产以及在研究和整理文献过程中的‘学院派’态度。斯大林要求我们和档案管理员式的对待过去遗产的态度做斗争。斯大林的这些指示确定了我们的研究性质。”(12)因此，列宁的“继承遗产，而并不为遗产所局限”的名言，成为该杂志的封面题记。按照这一原则，“掌握文学遗产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独立自在的，也不是为了掌握文学遗产而掌握文学遗产，而是服从于这样的任务：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文化革命。……我们的编辑方针也不应该成为‘学院派’的杂志，也不是档案员的避难所，而是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组织，他们无愧于科学和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历史任务。”(13)
综上可见，《文学遗产》杂志是一个充满现实斗争精神的官方出版物。它注意到了“阶级敌人利用一切机会与无产阶级革命为敌”，(14)因此其对“文学遗产”的整理和阐释首先是“为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的领导权而奋斗。”(15)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尽管《文学遗产》声称自己不是单纯的学院派研究，但是作为国家最高的意识形态研究机构——“共产主义学院”的机关刊物，它保持了极高的学术水准。《文学遗产》发掘、整理、译介、编辑和评注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最为关键的是，其所刊发的文献很多都是首次出版。
2.文坛“现实”
瞿秋白在“论战”中发现，“据说是从朴列汗诺夫、佛里采出发的文艺理论家”(16)胡秋原是其最难缠的对手。1933年4月，瞿秋白的名文《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发表于《现代》杂志。该文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对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特别是关于“席勒化”与“莎士比亚化”）的论述系统介绍到中国，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是在中文语境中引入“席勒化”与“莎士比亚化”的第一人。至少在瞿文发表的四个月前，胡秋原在第2卷第2期的《现代》上发表了《浪费的论争》。该文在论证艺术家不能成为政治留声机时说，“马克思严厉地劝拉萨尔创造戏曲，‘要效仿莎士比亚，不要效仿释勒，不要将许多个性，变为时代精神之喇叭’。不要当喇叭，就是说不要当一个纯留声机。”(17)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经典理论在此反倒成了胡秋原“非政治主义”（瞿秋白语）的论据，这不能不让瞿秋白愤怒和不安。更让瞿秋白担心的是，连他最为看重的“唯物辩证法”也面临胡秋原挑战。胡秋原声称自己对“唯物辩证法”早有“专利权”，(18)且完全把“唯物辩证法”做了普列汉诺夫式阐释：“朴氏虽然受了孟塞维克的修正，但我们可以列宁主义纠正过来。……总而言之，唯物辩证法的整个艺术科学及其历史问题——然而我们的责任正是应当承认他的遗产来发扬光大。”(19)
除了“敌手之强”，“战友之弱”是瞿秋白在“论战”中意识到的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战中，左翼一方除鲁迅、瞿秋白、周扬等少数人外，其余参战者理论水平很低，根本不能组织起有效进攻。充斥论战的要么是“革命文学”的空洞口号，要么就是“辱骂和恐吓”。面对上述的文坛“现实”，瞿秋白意识到，必须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建设，具体讲就是要引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并认真学习、阐释这些理论，正本清源，以正视听。《文学遗产》的极高学术水准和鲜明现实斗争精神都为当时中国文坛所急需。此外，作为苏联文艺学界最高级别的官方刊物之一，《文学遗产》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这使其相对容易受到瞿秋白关注。综合这三点，它自然就成了瞿秋白“编译”的首选。
二 构成与斗争：《“现实”》的基本结构
《“现实”》在体例上分为经典文献翻译和序言两部分。前者包括《恩格斯论巴尔扎克》、《恩格斯论易卜生的信》、普列汉诺夫文章四篇以及《左拉的〈金钱〉》和《关于左拉》等，计十篇。这一部分基本上是忠实原文的对译。后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以及《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四篇。这部分是瞿秋白的“撰述”，改动很大。
据瞿秋白在《后记》中交代，这四篇序言是“根据塞勒尔、伊颇里德，哥芬塞菲尔，爱亨霍尔茨等的考证和解释的论文，而自己编过的”。(20)关于这四位作者，丁言模提供了下列信息：塞勒尔(1898-1955)，苏联文艺学家，1922～1933年，他曾在马、恩科学院从事辨识马恩手稿工作，著作有《新时期西欧文学史》、《文学评论家的恩格斯》等。伊颇里德(1890-1967)《文学遗产》创始人之一，主编；哥芬塞菲尔，苏联文艺学家，古希腊文学研究家；爱亨霍尔茨，苏联文艺理论家，1922-1933年，曾在马、恩研究院从事辨识马恩手迹工作。(21)上述信息基本准确，但因其提供的作者俄文姓名是从瞿秋白的中译名直接译回俄文，所以出现了一些偏差。上述作者准确的俄文姓名为：塞勒尔——ф.Шиллер，伊颇里德——И.Ипполит，哥芬塞菲尔——В.Гоффеншефер，爱亨霍尔茨——М.Эйхенголъц。
需要补充的是，哥芬塞菲尔(1905-1966)，是苏联比较知名的文艺批评家和肖洛霍夫研究专家，著有《米哈依尔·肖洛霍夫——文学批评论文集》（МихаилШолохов.Критическийочерк，Гоффеншефер，В.；Изд-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1940г.）等。(22)此外，塞勒尔和哥芬塞菲尔工作过的“马、恩研究院”全称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该院(1921-1931)附设在“共产主义学院”的前身社会主义科学院，1922年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4年起属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与列宁研究院合并。(23)
更为重要的是，瞿秋白交代的原作者名单中少了一位，即科列曼（М.Клеман）。此人的详细信息笔者尚未掌握，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1932年总第2期的苏联《文学遗产》杂志上发表了《爱弥儿·左拉在俄罗斯》一文。本期《文学遗产》刊登了两组关于左拉和拉法格的文章，一组题为《保尔·拉法格被遗忘了的论左拉小说〈金钱〉的论文》，它包括哥亨塞菲尔的“序言”——《保尔·拉法格论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和拉法格的《关于左拉的金钱》。另一组文章就是爱亨霍尔茨的《爱弥儿·左拉的文学遗产》和科列曼的《爱弥儿·左拉在俄罗斯》。这两组文章在《“现实”》中被瞿秋白整合为《拉法格和他的文学批评》、《左拉的〈金钱〉》（拉法格）以及《关于左拉》三篇。瞿秋白把哥亨塞菲尔的“序言” 《保尔·拉法格论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改名为《拉法格和他的文学批评》，把拉法格的《关于左拉的〈金钱〉》按原貌翻译过来，上述两篇都是忠实于俄文原文的对译，而《关于左拉》则是由根据《爱弥儿·左拉的文学遗产》和《爱弥儿·左拉在俄罗斯》两文编辑综合而成，对原文做了大幅增删。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译自《文学遗产》1932年总第2期上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作者塞勒尔，前言由马、恩研究院提供。此文原为题名为《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的一组文章的后记，本来包括论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和恩格斯论巴尔扎克两方面内容。原文分为4小节，第1节是关于给哈克纳斯的信，第2-4节是关于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原文在这两部分之间有明显的分断。根据原文的这一分断逻辑，本文被瞿秋白拆分为两篇文章，即《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和《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对照原文，前者略有改动，后者基本忠实于原文，且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瞿文中加重点号的地方，原文也是以“排疏”来表示强调。
《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的原文题为《恩格斯和九十年代的机械论文艺学》，作者塞勒尔。它本为《文学遗产》杂志1932年第1期上的题名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文艺（未被翻译过的恩格斯与保罗·爱伦斯德的通信）》的一组文章中的一篇，另一篇为苏联共产主义学院所作的前言。
《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译自1931年第1期的《文学遗产》上的《新发现的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学著作》一文，作者伊颇里德，注释由普列汉诺夫纪念馆提供。伊文本为题为《普列汉诺夫的未出版的和被遗忘的文艺理论著作》的一组文章中的序言。瞿秋白将其改译为“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这一总括性、介绍性标题。原文共分六部分，瞿秋白翻译了前面四部分，而主要论述普氏的评价问题以及普氏文集版本问题的第五、第六部分，则基本上都被删掉。
瞿秋白对上述篇章的“选译”本身，就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斗争针对性。巴尔扎克、易卜生、普列汉诺夫、左拉等著名作家、理论家及其关联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都已成为“论战”对手的理论武器。因此，必须对上述人物和问题进行重新评价，以期釜底抽薪，战胜对手。
我们仅以普列汉诺夫为例，论述这一问题。
由于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极高声望，在1930年初，不管在俄国本土还是中国，对其理论阐释权的争夺都非常激烈。在苏联，“要清理从前的理论行李首先就不得不从清理普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开始”。(24)在中国，胡秋原是著名的普列汉诺夫研究专家，其《唯物史观艺术论》洋洋洒洒40余万字，规模实为普氏研究之冠。因此，在瞿秋白看来，要战胜论战对手，夺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领域的领导权，首先就必须夺回对普氏的阐释权。
在《“现实”》中收入的六篇序言中，这篇《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与原文的差距最大。从文字上看，瞿秋白放弃了追随原文格局的对译，重新组织文字。从关注重心看，原文重在批判普氏文艺学的若干错误，如客观主义、唯心主义、艺术至上论等，并强调这种批评与现实的文艺斗争乃至捍卫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的紧密关联。而瞿译则重在强调对普氏之文学与政治分离原则的批评，关注重心转移到了文学的党性和政治性问题。这些调整表明，面对普列汉诺夫这一焦点人物，瞿秋白不得不根据中国文坛现实，尽全力将其裁剪到自己的阐释框架中。
伊颇里德原文开篇就大讲列宁主义文艺学的科学性与指导地位问题。文章指出，在当下的孟什维克的进攻中，普列汉诺夫已经成了他们的“军火库”。(25)因此，原文始终把普氏放在文艺论战背景下来讨论。但对于苏联文艺理论界的这一重要斗争，瞿秋白只是一笔带过，以免给胡秋原等人留下攻击口实。(26)
1931年第1期的《文学遗产》上刊登的一组关于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中，收录普氏未出版文章11篇，篇名如下：
1.对《日常生活的往事》的评论
2.朗松法国文学史著作评论两则
3.对А.могр《一个社会的末日》的评论
4.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的批评提纲（瞿译：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
5.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批评提纲（瞿译：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批评）
6.剧本《花朵之间》批评片断
7.对于安德烈耶夫的戏剧《人之生活》的研究计划
8.关于易普生的小册子的第九章（瞿译：易普生的成功）
9.两则关于赫尔岑的演讲提纲
10.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
11.《А.Н.скрябин的回忆》(27)
瞿秋白从中选译了《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 《唯物史观的艺术论》四篇。之所以十一选四，自有深意存焉。
在左翼文学家们看来，作为“五四”标签之一的“‘易卜生主义’是‘只诊病源，不开药方’。也就是胡适之后来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而这也反映了本身中包含的极端矛盾的中国小资产阶级反动动摇和妥协。(28)而且易卜生也已成为苏汶等人证明“艺术至上论”的论据。(29)因此，对易卜生及其易卜生主义的重新审视，就成为瞿秋白文化批判的重要内容。
在“文艺自由论辩”中，胡秋原坚信“理论之正确性并不一定与其政治见解之正确性成绝对值正比例”。(30)瞿秋白通过选译普列汉诺夫的《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旨在引出对文艺批评家政治立场与文学批评科学性之间关系的讨论，破解胡秋原的“非政治主义”。普氏的《法国戏剧文学问题》被苏联主流文艺学界指认为“为艺术而艺术”思想的代表作，(31)而对艺术至上论的批判，也正是瞿秋白的关注重心，(32)因此他特别选译此文。《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是普列汉诺夫在艺术理论领域的杀手锏。在中国，胡秋原这位普列汉诺夫研究专家就是依靠其大部头的《唯物史观艺术论》成为左翼文坛最难缠的对手。瞿秋白这里引入对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的批评就是要打掉胡秋原等人的理论武器。
三学术与政治：“撰述”的正当性
瞿秋白在《“现实”》“后记”中明言，书中部分篇章是根据苏联学者的研究“自己编过的”，后来的《瞿秋白文集》编辑者亦将《“现实”》视为瞿秋白“撰述”之作。那么瞿秋白为何选择“撰述”这一形式呢？
“撰述”是争夺文艺学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必然要求。瞿秋白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视为“二十世纪的伟大的工作”。其原因在于，“文艺是社会科学之中‘最细腻’的一种，也是唯心论的方法根深蒂固的地方。文艺不比政治经济学或者一般的历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方面，都有过现代互辩法唯物论的学者的详细的研究，而文艺方面只有一般的指示。”(33)瞿秋白敏锐意识到，文艺学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软肋。因为缺乏详尽的理论指导，所以给敌人留下了很多曲解、歪曲的机会。这就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强基础理论建设，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文化领导权。简单讲，这就是在文艺学领域正确阐释“互辩法唯物论”的“一般的指示”的问题。因此，“编撰”就是最好的阐释方法。
“撰述”是实现“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手段。瞿秋白强调，“革命的无产文学的理论和国际革命文艺的创作，也都要用大众化的方法介绍到中国来。”他特别指出，文艺理论的著作不仅要以流畅的口语来翻译，“而且尤其要编撰”。原因在于“要传布这些理论到广大的群众中间去。所以要能够用浅近的中国白话文编辑许多文学理论的常识丛书，编辑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书籍，使他们能够成为研究那些翻译过来的理论书籍的初步读本。”(34)
“撰述”和“翻译”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斗争策略。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此处所言的“编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方法，它允许阐释者加进个人理解，可以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是“编撰”不是“翻译”。瞿秋白强调，“翻译”必须坚持“信”——“直译”的原则，“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35)因此，翻译允许用流畅的口语来“改译”，但不能曲解原义，更不能随意添加个人意见。瞿秋白对“翻译”与“编撰”的不同功能的强调，来自列宁对宣传和鼓动工作的划分。“翻译”偏向宣传，是扎实的理论建设工作，要以学术标准来衡量；“编撰”则接近鼓动，以动员效果取胜。在《“现实”》中，瞿秋白很好地贯彻了上述原则。对待经典文本，瞿秋白坚持“翻译”。对照原文，并比照中央编译局和罗大冈等人的新译本，我们可以发现瞿秋白对经典文献的翻译高度忠实原文，除了技术性和语言习惯上的差异外，没有明显个人改动。这充分体现了瞿秋白精深的理论素养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待“序言”，瞿秋白坚持“撰述”。在他看来，这些俄国研究者所作的序言本身就属于“考证与解释”经典的“撰述”，所以结合中国革命斗争语境对其进行再“撰述”完全合理和必要。
最后，我们必须还注意到，瞿秋白在“撰述”中大幅删减了原文中的学术性信息。除前述《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一文对原文普氏研究内容的删减外，在《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对于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的信的注解》一文中，瞿秋白删除了塞勒尔原文第一段的对西方和苏联马恩文艺理论研究状况的概述。此外，塞勒尔原文中详细引述了恩格斯与《城市姑娘》发行人维藉德莱及其翻译者爱赫哥夫讨论本书的书信。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恩格斯文艺思想来说显然非常重要，但瞿秋白却将其全部删去。
如前所述，瞿秋白的《关于左拉》是由《爱弥儿·左拉的文学遗产》和《爱弥儿·左拉在俄罗斯》两篇原文编辑而成。值得说明的是，左拉这位法国作家是先在俄国走红，然后再“内销”法国赢得声名。(36)因此，对左拉与俄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左拉研究的天然重心。前文对当下左拉研究现状，特别是对左拉文集的版本问题以及对左拉逸文的考证方面征引丰富，论证严谨，对左拉文章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阐发也都是建立在扎实有据的文本分析基础之上。后文则考辨了左拉与包括屠格涅夫在内的一系列俄国作家的通信，为日后的左拉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不过，这些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内容基本上都被瞿秋白删除了。
在拉法格去世后，最早收集、研究、翻译和出版其文学批评著作的正是1932年的《文学遗产》杂志。而在拉法格的祖国法国，迟至1936年，才由弗雷维尔首次编订《拉法格文学批评集》。在中国，瞿秋白根据《文学遗产》材料对拉法格著作所作的翻译与撰述，也比法国本土研究早了四年。(37)因此，苏联文艺学界的拉法格研究水平在当时是“世界领先”，而哥亨塞菲尔的这篇序言——《保尔·拉法格论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正是拉法格研究的开山之作。哥氏原文共分四部分，瞿秋白翻译了前三部分。这被删去的第四部分详细介绍了拉法格著作的版本，手稿整理和保存情况以及拉法格文集的翻译情况。瞿秋白将这些非常重要的学术信息全部删去。
瞿秋白对原文的大幅删减证明了他在“撰述”《“现实”》过程中强烈的现实革命斗争关切。学术问题只有在与中国现实的“文化革命”斗争息息相关之际，才能正当地进入瞿秋白的“撰述”视野。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关于“现实”的四个追问中前三个：瞿秋白从“文化革命”思想框架出发，根据中国现实文化斗争的需要来建构《“现实”》。在“建构”中，瞿秋白严格区分“翻译”与“撰述”，即体现了尊重经典的严谨学术精神，也表现了积极投身文化斗争的革命品格。因此，《“现实”》中出现了很多饱含其主体精神的取舍和剪辑。事实上，我们只有沿着上述思路，更进一步深入展开《“现实”》与俄文原文的文本对勘，才能较好地解答关于“现实”的最后一个追问——“现实主义”的问题。
注释：
①瞿秋白在《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的注解中，把过去一直译为“写实主义”的“Realism”改译为“现实主义”。参见静华（瞿秋白）：《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现代》第2卷第6期。1933年4月1日出版。
②《“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完成于1932年，在作者生前未出版。1936年由鲁迅辑入《海上述林》上卷《辨林》，并改副题为《科学的文艺论文集》，1953年辑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时恢复原副题。参见“编者附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③⑤(20)瞿秋白：《“现实”·后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第225页、第226页、第225～226页。
④瞿秋白：《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2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⑥⑧(23)见［苏］А.М.普罗霍罗夫总编辑，丁祖永等译：《苏联百科词典》第1367页、第458页、第86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⑦有的学者认为《“现实”》所据的《文学遗产》之所以编辑介绍若干马克思经典文献，正是“苏联文艺界用以批判‘拉普’错误理论的有力武器”。这是没有文本依据的。参见谭一青：《怎样看待瞿秋白与“拉普”文艺思潮的关系》，《理论月刊》，1988年第1期。
⑨⑩(12)(13)(14)(15)“编者前言”，《文学遗产》（苏联），1931年总第1期。
(11)(18)(19)(30)胡秋原编：《关于拙编唯物史观艺术论及其他》，《唯物史观艺术论》，神州国光社，1933年，第7页、第5～6页、第22页、第21页。
(16)见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艺家的不自由》，《文艺自由论辩集》第77页，现代书局，1933年。
(17)胡秋原：《浪费的论争》，《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06页。
(21)见丁言模：《瞿秋白文集的两个新注解——兼谈瞿秋白与车尔尼雪夫》，《瞿秋白研究》(4)，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96～98页。
(22)见http://sp.voskres.ru/critics/kuznezov2.htm(2008-1-19)
(24)(25)［苏］伊颇里德：《新发现的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学著作》，《文学遗产》（苏联）1932年总第1期。
(26)胡秋原在为普氏理论辩护时，特别讽刺了苏联文艺学界走马灯似的观点轮转，认为苏联文艺学界完全被政治权力主导，文艺学成为政治斗争工具，缺乏科学性，“以成败论英雄，已经可笑，而以政治的成败评真理，更足矜怜”。参见胡秋原：《关于拙编唯物史观艺术论及其他》，《唯物史观艺术论》，第13页；此外，胡秋原对苏联学界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非常熟悉，他讽刺道：“不过，普列汗诺夫最近苏联大受非难，不久以前‘共产主义学院文学艺术语言部’的理论家们一直判决普氏是孟塞维克，罪状还不只易嘉先生所说的几点，不久，也要‘批发’来的罢。”参见胡秋原：《浪费的论争》，《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10页。
(27)见《未被出版的和被遗忘的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学著作》，《文学遗产》（苏联）1931年总第1期。
(28)朱璟（茅盾）：《关于“创作”》，《北斗》第1卷第1期，1931年9月20日出版。
(29)苏汶以托尔斯泰和易卜生为例，证明“只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纯粹的诗”的易卜生和强调说教的托尔斯泰同样伟大，而且认为就其对现代生活的影响而言，易卜生“甚至比托尔斯泰更大一点未始不可。”参见苏汶：《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文艺自由论辩集》第180页。
(31)苏联《文学遗产》杂志编辑部特别为普氏这篇文章加了一个注解，指出这篇文章最重要的部分在于结尾处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瞿秋白的翻译保留着这一注解。参见普列汉诺夫：《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第103页。
(32)胡秋原从普氏继承来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是瞿秋白在“文艺自由论辩”中集中火力批判的靶子，他认为胡秋原强调艺术应该含蓄表达思想的说话是“虚伪的客观主义”，是把“普列汗诺夫的孟塞维克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旁观主义。”见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艺术家的不自由》，《文艺自由论辩集》第81页。
(33)见易嘉（瞿秋白）：《论弗理契》，《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1932年10月15日出版。
(34)瞿秋白：《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二）第8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35)瞿秋白：《论翻译——给鲁迅的信》，《瞿秋白文集》（二）第923页。
(36)见［苏］爱亨霍尔茨：《爱弥儿·左拉的文学遗产》，《文学遗产》（苏联），1932年总第2期。
(37)见［法］拉法格，罗大冈译：《拉法格文学论文选·译后记》第2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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