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铸币业的发展看辽代经济的盛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铸币论文,辽代论文,盛衰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1)-03-0032-05
由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建立的辽王朝兴于公元907年，亡于公元1125年，统治北方长达200余年，与宋、西夏鼎立，客观上促进了北方草原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考察契丹社会从崛起到由盛而衰的过程，其政治、经济形态的演变都直接体现在货币经济的走势之中。
从传世和出土辽代钱币的数量和品种，结合文献记载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契丹本土铸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实物交换、称量货币、金银铜铁新旧钱混用到形成自身较为完备的货币流通体系这一发展过程，恰恰是以契丹社会从游牧到封建化、从单一的畜牧经济向农、牧、工、商多种经济的新格局的过渡为背景的。这期间，除了受到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之外，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本国经济发展规律在起作用。契丹立国前铸币业的萌芽、辽初铸币业的初步发展、中期货币经济的确立、末期的货币紧缺正是契丹国家经济产生、发展、衰落过程的投影。透过小小古钱，我们可以一窥辽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貌。
一、契丹铸币业的萌芽
五代时崛起的契丹民族，以游牧为生，社会生产和经济远较中原落后。从文献记载看，当时的商品交换尚处于原始的物物交换时期，主要以牛、羊、皮张、布帛充当一般等价物，铸币的使用即使有，也是以掠夺汉地钱来充用。这种情况大约一直持续到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辽史·食货志》载：太宗时，“女真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等部以哈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驮、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襁属。”“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于南中之绢。”[1]（卷六○《食货志·下》）牛羊一直是契丹人的主要货币形式，而且，不仅在商业贸易中使用，甚至官吏的俸禄、赏赐亦是如此。
宋使胡峤曾留居契丹7年（947-953年），他在《陷辽记》一书中记载：“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即使在城市中、工商业繁荣地区，以布帛作为通货也仍是普遍现象。辽政府还多次颁布法令，严禁布帛“不中尺度者”。以严格明确交易的比价，直到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才废除。但直到辽末天祚帝时，还有用牛羊换取粮食的记载：“雅里（梁王）自定其值，粟一车一羊，三车一牛，五车一马，八车一驮。从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比值太轻’。”[1]（卷五九《食货志·上》）由此可见，实物交换在契丹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尤其是民间，极为普遍。
那么，辽的自铸币始于何时？文献记载不甚明了，仅《辽史·食货志下》（卷六○）有：“鼓铸之法，先代撒拉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一些钱币学者据此认为在辽建国前，耶律阿保机的父辈已开始铸钱。但铸的是何种钱文呢？史书无载，也未见有关铸币管理机构和规模数量的记载。
根据传世和出土实物的研究，被认为属于此时期的辽钱有“通行泉货”、“开丹圣宝”、“丹巡贴宝”、“百贴之宝”、“千秋万岁”、“大泉五十”等。近年来，在赤峰等辽国腹地有多次的零星发现。如，1981年在林西县三道营子辽代钱币窖藏就曾出土一枚“通行泉货”，[2]汉字隶书，右旋读，光背，形制与一般的辽钱无异，且此地又是契丹人发祥之地，所以认为属辽铸。其他诸钱钱文多祝文赞语，如“开丹”等多以为契丹开国纪念币或压胜钱。
从史书看，契丹境内多铜铁，矿冶是契丹人的传统工业，立国前就已出现独立的冶铁、铸铜业部门，据《辽史·食货志下》（卷六○）“坑冶，则自太宗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术部者多铁；‘葛术’，国语铁也。部置三冶：曰柳
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应为天显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洲，地亦多铁……”。考古发掘也证实辽上京附近坑冶遗址规模相当大，鞍山市首山、河北平泉罗杖子、赤峰辽祖州、饶州、中京遗址都有发现炼铁炉址和炼渣，堆积厚达一米多。辽初已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冶铸技术和原料等条件，在国势日渐膨胀及盛唐文化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开始铸造钱币也是可能的。但其时钱文均不记年号，数量又是寥若星辰，所以不可能作为市场流通的价值尺度而代替牲畜、皮张和布帛等媒介，只能是作为上层社会财富的象征或纪念币。
契丹立国前后，农业尚处于粗放的原始水平，工商业十分薄弱，商品交换必然很不发达。单一的畜牧经济辅以狩猎，使契丹人对衣食住行的要求极为简单，除了盐、茶、铁而外，基本都可自给自足，而经常性的入边掠夺，从汉地输入的旧钱、邻国钱足可敷用，对货币的需求量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大规模发展铸币业，正如文献记载的粗略和考古出土的稀少所揭示的，这一时期出现的铸币业萌芽，与其说是出于商业交换的需求，不如说是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是为称雄北方和标榜正统而采取的一个步骤。
二、辽代早期铸币业的初步发展
辽立国后，统治者依靠畜牧业为本，同时加强对农业的开发。“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1]（卷五九《食货志·上》）在政治上推行“因俗而治”和“胡汉分治”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人口大量增加，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太宗时，更加重视农业管理，甚至为“无害于农”而推迟出猎，士兵有伤害农作物者处以军法，在统治者的保护和鼓励下，使得大片土地得以开发利用。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对外扩张为辽的农业经济扩大了范围，注入了大批农业人口和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东灭渤海，又从石敬瑭处割幽云十六州，尤其是后者，地稠人密，物产丰富，是传统的农业区，对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军需民食，殷实富足；而向西域的扩张，畅通了西北丝绸之路，契丹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北方的大业初成，经济呈上升趋势，本地的鱼盐、矿冶、陶瓷、纺织、皮革加工等手工业均有较大发展。与中原和边境的互市贸易在民间也日益扩大。977年，在北宋的镇、易、雄、霸、沧州设榷场，辽以银、铁、布、羊、马、驮等交换宋的香药、犀觕、象牙、茶等物，同时与女真、西夏也以各种形式开展经济联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对货币的需求，必然要求辽政府采取措施改革落后的货币制度。《辽史·食货志》：“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而食货之用斯为急矣。”[1]（卷五九《食货志·上》）铸行正式流通的货币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而且，既已称帝、建元，仿行汉制，发行自己的铸币也是不可缺少的表示正统的标志。自太祖天赞以后，每改元必铸钱，模仿汉“宝钱制”，建立起辽自身的货币体系。
据清李佐贤《古泉汇》：916年，太祖建元神册后，即铸“神册通宝”，但未见实物。从天赞至景宗时，所见的历朝铸币有：
天赞通宝：铸于太祖天赞年间(922-925)，是传世最早的辽国货币，存世稀少，近年在沈阳发现一枚，钱文笔画较粗，书写刚劲有力，通字末笔向上作虎尾状。[3]
天显通宝：铸于太宗天显年间(926-937)，有孤品存世。
天禄通宝：铸于世宗天禄年间(947-950)，1981年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窖藏发现1枚[4]。
应历通宝：铸于穆宗应历年间(951-969)。
保宁通宝：铸于景宗保宁年间(969-979)。
史载，景宗时因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实物未见），并说铸额总共500贯。
辽早期几种铸币均存世极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代社会初步稳定，铸币业尚处于开创时期的规模、数量。从历史记载看，当时政府已设立了有关铸币业的管理机构。太宗时，“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1]（卷六○《食货志·下》）景宗时，设“铸钱院”[5]（卷一八○《食货志》）这些机构的存在证明当时辽朝已初步建立了自身的货币制度，并正式铸行用于流通的正用币，但因为当时辽政权刚刚建立，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和商业贸易的规模都不大，对货币的需求也有限，且民间仍沿袭实物交换的传统，因此，铸币业仅限于补充、辅助地位，而境内主要流行唐宋钱，又有石敬瑭献来的边地积存旧钱，就足以应付商品交易所需了。故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辽钱数量极其稀少。
三、辽代中晚期货币经济的确立
辽圣宗时期，契丹社会进入了稳定发展的全盛时期。由于辽圣宗任用汉人韩德让辅政，上下相穆，人心思治，在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上，继续推行顺应民心的“胡汉分治”和“因俗而治”的政策，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军屯、移民、兴修水利，使农业迅速超过畜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础，大大加速了契丹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加之1004年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进贡大量岁币银、绢，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下，促使辽的手工业和商业空前发展，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史载当时农业丰收，库存积余，使得“斗米数钱”、“斗粟六钱”。
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由此，打破了过去一朝只铸一种年号钱的惯例，这一时期，铸币的数量和种类都比前期有相当大的增加。传世和出土的数量也不少。
统和元宝：铸于圣宗统和年间(983-1012)，小平钱；传世还有“开泰元宝”、“太平元宝”、“太平兴宝”及“太平通宝”等，一般以为属圣宗钱。
重熙通宝：铸于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
清宁通宝：铸于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4)。
咸雍通宝：铸于道宗咸雍年间(1065-1074)。
大康通宝、大康元宝：铸于道宗大康年间(1075-1084)。
大安元宝：铸于道宗大安年间(1085-1094)，版别较多。
寿昌元宝：铸于道宗寿昌年间(1095-1101)。
辽末天祚帝时，铸有：
乾统元宝：铸于乾统年间(1101-1110)有小平、折十型。
天庆元宝：铸于天庆年间(1111-1120)有小平、折十型。
总的来看，中期以后，铸币规模有了很大的突破，更铸频繁，数量、品种和版别都明显上升，辽钱已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辽自铸币不仅限于商品交易，而且在宫廷赏赐、吉庆祝贺、压胜辟邪以及随葬冥瘗中也都有使用，辽墓中还曾出土“大康六年”、“大康七年”、“寿昌二年”等殉葬大钱。史载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在长春州设“钱帛司”，负责管理货币流通。《续文献通考》载：“时钱不胜多，故东京所铸也不止一处”[6]铸币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基本走上正轨。辽政府一面加大铸币量，一面严令禁止铜钱出境和毁币铸器，同时加大力度吸引邻国宋钱，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宝钱制”货币体系，已基本进入货币经济时代。从钱币制作工艺看，也较早期大有提高，版别复杂，书法艺术也达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天祚帝乾统、天庆钱已达钱中上品。
辽代中晚期货币的出土在辽钱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尤以重熙以后最为多见。但相较于历朝货币出土情况，辽钱的数量仍是极小的。即便是在经济最发达时期，铸币量仍不能与历史上各朝代相比，建国以来，大规模辽代钱币的发现有：
1.1958年，辽中京遗址发掘出土大量宋钱，仅2枚辽钱；
2.1972年，巴林左旗小辛庄，出土铜钱140公斤，仅44枚辽钱；
3.1978年，赤峰牛营子出土铜钱60多公斤，只清宁、大安数枚辽钱；
4.1980年，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大良沟村出土铜钱47公斤，8枚辽钱；
5.1981年，林西新城子镇七合堂村出土铜钱777.5公斤，246枚辽钱；
6.1981年8月，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出土铜钱180公斤，辽钱123枚；
7.1981年6月，巴林左旗丰水山乡中号村出土铜钱637枚，仅1枚辽钱；
8.1982年8月，巴林右旗索博日嗄苏木辉腾高勒村出土铜钱12289枚，辽钱仅4枚；
9.1983年，浑源林场乡破兑白村出土铜钱1875年，辽钱1枚；
10.1985年，呼盟扎兰屯出土铜钱19公斤，辽钱1枚；
11.1986年，山东微山县观城镇东田阵村出土铜钱104公斤，辽钱1枚；
12.1986年，北京昌平县三泉寺古刹出土铜钱1公斤多，辽钱1枚；
13.1987年，赤峰敖汉长胜乡乌兰巴苏木出土铜钱3.8公斤，辽钱9枚；
14.1987年，辽宁省康平县西关屯乡边台子村出土铜钱67公斤，辽钱4枚；
15.1987年，伊盟乌审旗陶苏木桃儿庙嘎查出土铜钱430公斤，辽钱23枚；
16.1988年，兴安盟科右前旗跃进马场十三连出土铜钱1000余枚，辽钱2枚；
17.1994年，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巴彦琥硕村出土铜钱2.69公斤，辽钱1枚。
从总体上来看，辽钱在出土货币总量中仅占不足10%，90%以上都是宋钱或旧钱。《辽史·食货志》（卷二九）记载：苏辙使辽，所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用本朝铜钱”。这说明，即使在辽代中期经济鼎盛时期，流通货币仍以外来钱为主，铸币业始终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货币紧缩现象十分明显。
那么，辽代自身铸币业为何始终发展不起来？分析其原因，恐怕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首先，客观上辽代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除五京之中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商业活动频繁外，广大农牧区闭塞落后，尚处于自给自足或实物交换状态，而城市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不大，其商业活动无法与中原大都市相比，工商业主要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而服务，对货币的需求量本身就不大。
第二，辽铸币业本身起步晚，加之游牧文化流动性大，噬武尚战，性好掠夺，其钱币来源十分广泛。其中，从汉地输入的汉唐五代旧钱及宋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辽建国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着力吸引宋钱，逼石敬瑭进献边地旧钱，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还曾从民间征集钱币，大安三年，海云寺进献济民钱一千万缗。[1]（卷六○《食货志·下》）澶渊之盟后，更是每年从宋朝得到大量岁币银，从1004年——宣和三年(1221)的117年间，总共获岁币银3150万两，绢1907万匹，其中很大一部分应以铜钱折算。
第三，辽境内铁多铜少，原料缺乏，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铜禁，并严禁私铸，致使铜铸币稀少。同时，辽境内盛产金银，矿冶发达，再加澶渊之盟后宋每年进贡的大量岁币银，在发现的贵族大墓中往往以成套的金银器随葬，金银也自然会大量流入市场，充作支付手段，《辽史·穆宗纪·下》（卷七）辽穆宗“微行市中，赐酒家银绢”又“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由于金银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钱币，这也是造成辽代铸币量少的一个原因。
第四，契丹传统流行实物交换，在很多地区，直到晚期，牲畜、布帛、皮张一直用于充当支付手段。而早期铸币大多为了纪念，晚期也只是补充宋钱的不足。
此外，作为传统的游牧国家，辽统治者从主观上对铸币业就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汉化过程中吸收汉文化的结果之一，也是贯彻“因俗而治”为妥善处理多民族关系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辽代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燕云地区以汉人为多，北方牧区，以契丹为主，奚、汉、渤海人聚居杂处，辽统治者“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其“因俗”也包括了继承汉人钱币制度，大量使用汉钱。这一措施，除了客观上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代币制的多民族性和主观上辽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远见和大度。
纵观辽代200多年的历史，尽管铸币量极小，规模不大，但由于大量引进宋钱，严禁私铸，终辽一代并未发生严重的钱荒。直至辽末，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权利斗争加剧，生活奢侈腐化，再加上天灾人祸，道宗末，出现“经费浩穰，鼓铸仍旧，国用不给”的政局，[1]（卷六○《食货志·下》）“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钱，而上下穷困，库无余积……寻禁民钱不得出境。”[1]（卷六○《食货志·下》）因需大量钱货用于赈济灾民，虽频繁更铸，发行数量居辽代诸帝之最，但大多流入私人封建主手里，国库平民日渐穷困，财政入不敷出，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王朝覆灭。
收稿日期：2000-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