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党创建及孙中山政党思想起源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探析论文,起源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社会思潮涌动。西方政党观念也随之传入，并融于维新立宪、民主共和之历史进程。严格说来，中国近代政党开启于孙中山及其时代，作为新兴政治主体，它不同于皇族、军阀等，而是为推进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而逐步培育和发展起来的。从认识论言之，由于中国近代政党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孙中山的政党思想不仅仅相对于中国政党的客观实在，起源和决定于他所参与的相应实践活动，还来源于西方政治思想、政党实际及其观念，受制于西方政党观念在中国的传播、近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近代政党的创建与孙中山政党思想的起源历史地形成为一个过程的两方面。认识这一问题，可着眼于构成政党生成的三个基本性评估指标：（1 ）公众意见（注：美国政治学者洛厄尔（1859—1943）在《公共意见与平民政治》（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中认为，“多数的意见”是指有力的多数，不是指计数的多数。“有力的多数”是有共同政治见解的公民。在民主政治发展中，公共意见的形成需要政党，政党首先是形成公共意见的工具。）及其利益表达，这是一般性社会政治组织缘起的逻辑和实际起点；（2）政治纲领的初步确立；（3）政党组织的基本形成。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是政党及其政党思想的具体体现和现实载体。
一
自19世纪40—50年代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渐变，外国商品乃至资本强行涌入，社会政治危机日剧。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的一批觉醒者睁眼看世界，承担起介绍西方、传播西学和维新思想的责任。洋务思潮兴起之后，洋务官僚制器练兵，振兴商务，造就“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师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注：《洋务运动》（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9页。 ）。中国早期近代化由此开启。伴随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批投资于近代工商企业者，逐步形成一个在社会结构中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而言，阶级这一社会集团，其成员不仅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成为协调行动的一股社会政治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为求其社会经济利益以及利益最大化，相应地要求政治权利给予保障。尽管洋务变法思想的内涵不断扩充和发展，认为中国学习西方求富强，“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注：郭嵩焘：《郭嵩焘奏稿》，第344页。）， 显现洋务思潮发展演变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政治领域提升的趋向，但囿于“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洋务渐由历史合理、积极进步而消极滞后，步履惟艰。洋务嬗变分化，一部分开始转向舍皮毛而求“本体”，认为“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末”（注：王韬：《韬园尺牍续钞·拟上当事书》，清光绪间，铅印本（一函）。）。清政府也改变实业政策，设立商务局，招商引资。一部分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投资或直接经营近代企业，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器数工艺”已远不能满足其利益要求，维新思潮涌动，维新派也结集而成。维新思潮以研究学问，探讨新理开始，进行思想启蒙，兴民权、开民智、变官制、富国养民，并与救亡图存运动相结合，“以书报为起点，以学会为归宿”，组织维新力量，扩大其社会基础，参与政治改革。维新运动所进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有限变革，它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请设上下议院”，为民族资产阶级参政议政而广开言路，戊戌新政则具体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体现了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的能量。维新之下，“人慕欧风，多讲求西学”；“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注：《戊戌变法》（三），第156—157页。），此有政治动员之功，达民智开启之效，民族资产阶级的公共意志，通过代表其利益的维新派而得以表达。
虽戊戌新政被扼杀，“然八股既废，学堂、学会、报馆、云潝波沸，数千万人腾奋踊跃，意共讲求，即使废，而开数千万人士之智，成效既睹者，不能得抑，中国一线之不亡，或赖于此。”（注：梁启超：《光绪圣德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版，影印本。）维新思潮并没有因变法的失败而终止。20世纪初中国社会再度勃兴改革思潮，其原动力就是民众和资产阶级各派要求变革，呼唤维新。清政府不得已而实行变法新政，却也将变法维新合理化。当时舆论一改“自甲午以至戊戌，变法之论虽甚盛，然尚未有昌言立宪者”（注：《辛亥革命》（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史学会编，柴德赓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的局面， 开始鼓吹实行君主立宪。立宪是维新思潮合乎逻辑的发展。先进知识分子以至开明官僚在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日益深入传播中比较政体优劣，认为“民参其政，君综其成，各有权利，各负义务”；“振兴中国，变专制为立宪，实为当务之急焉。”（注：《大公报》，1905年4月21日。） 立宪思潮的兴起和传播，“时势所趋，国民渐有合群力结团体之观念。”（注：《辛亥革命》（四），第67页。）立宪团体便应运而生。从1906年至1908年间成立的立宪社会团体有51个。（注：吴雁南等：《清末社会思潮》，第268页。） 当时立宪派组织政治性团体进行立宪宣传和立宪政治运作，是出于发挥组织的功能与作用。个人的言论“不能代舆论而认其价值”，只有团体的舆论才能形成有价值的社会舆论，政治性团体能够承担改造政府、教育国民、增长国民的政治知识，赋予国民政治判断力，提高国民程序，唤起国民的政治积极性的任务。（注：《政闻社宣言书》，《辛亥革命》（四），第108-110页。） 立宪团体创办报刊，进行舆论宣传； 培养宪政人才，为社会开风气；和平立宪请愿。 这也敦促清政府先后对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进行了一定的整饬，显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松动，引起社会变迁，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民族资产阶级在利益表达中，以维新、立宪开启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闸门，培育了社会政治革新力量；而在利益表达受挫时，则分化组合，一部分转而寻求新的政治参与渠道。民族资产阶级内由于存在阶层所处社会经济状态的差异性，在维新、立宪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民主革命思潮也在悄然兴起，“从和缓的立宪里扭转而走向激烈的革命途径。”（注：《辛亥革命回忆录》（八），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第223页。）维新、立宪和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社会变迁中三种主要政治参与方式，承载着相应的政治革新方案，它们之间既是历时的，又有共时性特征。一种近世社会思潮发生的过程是思想更替的过程，也是多种思想交流、渗透和融汇的过程。民主革命思潮以维新、立宪及其影响下的社会政治环境为历史背景和存在条件，伴随民族资产阶级不断壮大，而清政府政治衰败，使之渐成为清末影响最大的进步社会思潮。
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来说，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从无凝聚力的同质社会变为整合的异质社会的过程；社会成员因高度的分工而各成一群，但彼此依赖，那些有共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习惯、社会态度和价值标准者，便通过社会团体和各种政治手段实现行动组合和发挥社会整合作用。比较维新与立宪及其发展形态，民主革命者在从分散到整合的过程中，则要以革命手段谋求国家政权，孙中山创建兴中会，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并在会员秘密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页。）的这一初具孙中山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的口号。孙中山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积极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组织武装起义。随着新型知识分子的壮大和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开来，革命团体相继出现在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如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及光复会等，这些区域性团体起初“不相联络，各自号召”，残留有民间会党的痕迹，却为大造革命舆论提供了一个组织形式和活动场所。民主革命者以组织革命团体为依托，是要“创立合众政府”，他们一开始就将政治组织与国家政权具体而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欲达到制度创新，必须首先进行组织创新，实现其组织形态合乎近代化。
二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到一定历史阶段，政党组织呼之欲出。但中国政党观念并不是首先产生于中国本土。就世界而言，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以政治派别为基核，分别在英、法、美等欧美国家演化而来，政党观念从中逐步形成。因此，政党观念最初是相对于英、法、美等国家的政党存在的。中国有清一代，思想禁锢，集会结社被“悬为厉禁”，但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得以产生并缓慢发展，而政党观念却是伴随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观念传入中国并内化而形成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冲击，促使以此种社会经济为依据的传统政治形态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近代因素的挑战，其自身的结构与功能也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革，中国人开始应变求存，多以西方社会为摹本。
西方资产阶级在与封建统治阶级争夺国家政权中创立了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展开了内部的权力争夺，为设计政党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形式，就产生了政党政治，政党制度乃是这种政党政治的法律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中国近代开启时，西方的政党及其政党制度已基本成熟，一批涉足洋务者对此较早作了介绍。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指出：“英国上下议院，公保两党，选为进退，互相维制。”清朝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养知书屋文存》中称赞说，西方国家“设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洋务自强，重在器物，这一时期对于西方政党观念认识朦胧，而且传媒限于书信、日记等，影响式微。
西方政党的产生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利益相联系，也与一定的思想文化不可分。西方政党观念在中国传播与此有着同样的历史逻辑。作为信息宿主的中国社会在其经济、文化变革，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奠定中国接受西方政党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在西学东渐中，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民主政治学说，如天赋人权、自然法、社会契约论等在中国传播，新知识新思想不断生成，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壮大，西方政党观念在中国传播有了思想文化土壤和社会政治气候。中国资产阶级维新、立宪与革命者，各以其政治理念向西方寻求政治发展模式，于是，西方政党活动和政党观念以书刊、译著为媒体初步传播开来。
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重要刊物《时务报》（注：时务报条，《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332页。） 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载有论说、上谕、奏折、中外杂志和域外报译等，对西方政党情况颇多关注。《时务报》第三册《美国共和党宣论新政》说“美国统领，定制4年一举。国有两党，一曰合众， 一曰共和，各愿举其党人从任斯职。”（注：《时务报》第3册，总第171页。）对于英美两党政治，《时务报》给予积极评介，在其17册的《政党说》中指出，英国立宪政治，“上有万乘之君，下有二大政党，或进而群聚政府，或退而伏在草野，一去一就，相与授受政权。”（注：《时务报》第17册，总第1146页。）而北美合众国的实情则是，“分为合众、共和两大政党，四年一次选立总统，上自全国之大权，下至一村之行政，所争之宗旨主义，秩序不乱。”（注：《时务报》第17册，总第1146页。）《时务报》兼及有加拿大、巴西、日本等国政党概况。这一“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的报刊，“数月之间，风靡海内，销至万余份”（注：时务报条，《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332页。）， 它以这样的报刊发行量和读者覆盖面促使西方政党观念输入中国人的视野。维新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载体和传播媒介，也是西方政党观念得以传播到中国的重要条件和渠道。唐才常在《各国政教公理总论》中指出，英国“政以党成，其党二：一曰公，一曰保。公党者，因时变通；保党者，守旧勿坏。二者视宰相新旧进退之、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事乃济于平。”法国则“共国之党三：曰君党，志复君权者；曰民党，志保民权者；曰中党，中立二党间，无成见者。三党遇事辄龃龉，然以可否之多数定议。”（注：唐才常：《各国政教公理总论》，《湘学报》，第 9册。）梁启超在初期着重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输入欧美资产阶级各派思想的《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强调，“政党政治，凡国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注：《新民丛报》第10号，第34－35页。）这一时期对于西方政党观念的传播，在社会舆论上突破了清政府的党禁，各类政治团体的建立也就有了理论依据和引导。而且，这也是与当时中国思想界鼓吹建立政党的政治氛围相投合的。维新或革命，都从西方各国政党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中受到启示，认为“非立大党不足以救将灭亡之中国”。康有为构思大同世界，改造现存社会，针对唯帝王独尊独乐，指出“结党而争胜，从强而自保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注：《大同书》，康有为著，周振甫等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页。） 梁启超从现实角度认识到组织政党的必要性， 他在《清议报》上发表文章分析说： “政党者，聚全国爱国之士，以参与一国之政；聚全国舌辩之士，以议论一国之政者也。”政党“用以抵抗暴政，则暴政绝迹而不行；用以代表民情，则民情无微而弗达。故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孙中山强调政党的重要性，指出“若无政党，则民权不能发达，亦不能谋人民之幸福。”有了中国社会政治对政党的需求，西方政党观念从知识储备状态转化而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一种现实资源便有了内在驱动力和社会基础。这种政治思想资源与中国近代政党实践经验的积累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近代政党理论准备之不足。兴中会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用了会党的秘密组织形式建立起来的，会党色彩较浓；而强学会则以一种公开的合法的途径创立，具有很强的学术团体性质。它们只是中国近代政党的雏型。具体在中国近代社会条件下，如何组织政党，尚处在探索之中。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政党和政党观念至少不失为一种被参照与借鉴的对象。因此，在向西方学习，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已达至制度层面的中国社会而言，西方政党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便成为历史必然。
在西方政党观念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中国人对于政党的基本问题有了一些初步认识。（1 ）政党是反抗专制主义而实行民主立宪政治的产物。《二十世纪之中国》认为，“法国大革命，影响所及，列国民主党，一时并起，谋覆专制之政府，有沛然莫御之势。”《虚无党》进一步指出：“专制者党派之母也。有专制然后有党派，有党派即以倾专制，相生而相克，功用良不诬也。”梁启超就美国政党产生情况论之，华盛顿任大总统，组织内阁，“而阁员之中，两派生焉”，召集议院，“而国会中之此两党也划然分明。”（注：梁启超：《美国政治略平》，《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797页。）与此相应， 近代政党则与朋党迥然不同。梁启超认为，“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朋党者，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注：梁启超：《敬告政党及政党员》，《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朋党是封建专制政治的产物。（2）政党与议会互动而不可分。 《时务报》发表的《政党论》认为，“政党之与立宪政治，犹如鸟有双翼。非有立宪之政，则政党不能兴；若立宪之政，无政党兴起，亦犹鸟之无翼耳。”《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分析西方政党政治，指出“宪政之运用，所以能完全者，恃有议会，而议会之职务，所以能进行者，恃有政党。故宪政与议会的关系犹之议会与政党之关系也。”（注：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615、608页。）这从政党与议会的关系角度进一步阐明了近代政党的属性。（ 3）政党及其政治纲领的重要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欧西各国政治，皆操之于政党。”而且“政党可以长国民之风，保和平之局，增国民政治上之智识，养国民政治上之能力，复可便宜民生，高尚人心，振国民之精神。”因此，康有为认为，“欲中国之强与亡乎，在今之党人。”（注：康有为：《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下册，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3页。） 关乎政党，宋教仁在《民立报》上发表《近日各政党之政纲批评》指出，“夫政党之要素不一，而其为最重要之一端，且为政党作用之最大武力者，则为政纲。未有政纲不善而犹能存立活动于政治界也。”这一时期，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人阅读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史方面的书籍，宋教仁还翻译了《英国制度要览》、《奥地利制度要览》和《美国制度概要》等。这在对于西方政党观念传播的同时也成为其政治与政党思想的重要来源。
传播西方政党观念是中国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应有之义。从历史上看，政党是中国维新立宪和民主革命者都不拒的，但在主导社会思潮上二者存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民主革命者的构成及其政治思潮发展，与维新立宪者在一定时期历史地形成一定程序的同源而后分流状态。在民主革命思想兴起的原初阶段，民主革命者是能够享有维新立宪者对西方政党观念传播的信息资源和认识成果的。维新变法先于民主革命而存在，而且维新立宪作为伦理规范内的政治诉求，在思想传播和社会心理接受上相对于民主革命早期占有优势地位。起初，人们“闻革命思想而生畏，”而“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0 —173页。）。 因此，民主革命者在早期对于西方政党观念的传播之势不及维新立宪者，是可以理解的。但维新立宪者局限于旧体制改良，碍于清政府党禁，争取议会民主政治；而民主革命者一开始就致力于武装起义，大倡革命排满，不仅参与、而且与维新立宪政治力量共享西方政党观念在中国传播成果，是有条件先于维新立宪者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组织政党的。
三
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历史过程。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结构中最具悟性与危机、忧患意识的阶层，率先觉醒，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孙中山“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他转至香港西医书院就读期间，日间研习科学与医学，夜间则攻读中文或其他的书籍，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进化论等名著，尤所爱读。其时介于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间，清政府更趋衰败，民族危机日深。孙中山认为“欲救国救人，非除去此恶劣政府不可”（注：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1 期。）。“中国对于世界他处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着厥为改变政府。现社会中最有力之物，即为组织一良好之政府。”（注：陈华新：《香港是孙中山思想学说的发源地》，《孙中山研究》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他“物色有志学生， 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注：《孙中山选集》，第200页。）。这一主张在其大学时代就已开始实践，此后日甚，组织政治团体的理念和组织条件不断成熟。
孙中山早年信奉维新改良思想，上书条陈革新。但“和平方法，无可复施”（注：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1期。）， “孙中山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清政府。”（注：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24页。）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心理和公众意识影响社会变革。当时，中国国民多生活在传统社会，普遍缺乏近代公民素质，知识分子慑于落后的社会政治心理，孙中山等也迎合社会心态，以非理性情绪来达到理性的目的。他宣传反清革命，组织政治团体——兴中会，“创兴中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崇”，旨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时，孙中山“组织一良好之政府”的政治理想发展为“创立合众政府”。
兴中会呈中国近代政党雏形，虽颇受会党等秘密组织的影响，却超越于会党。兴中会顺应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利益要求，主张“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辛亥革命》（一），第85—86页。）；组织形式更多循资产阶级民主制，公举而为组织机构，议决“当照舍少从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辛亥革命》（一），第85—86页。）。兴中会淡化地缘，“不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辛亥革命》（一），第85—86页。），由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为其组织的主导力量。
兴中会总部设于香港。香港当时受英国殖民，与中国大陆社情不同。香港的法制是根据英国法例制订而成为法治之区，香港华人因此能享受的个人人权，在近代史上较处于政治动荡中的中国居民获得更大的保障。香港渐成为民主革命思想传播及活动的中心。孙中山组织武装起义，舆论宣传，奔走于欧、亚和北美各地有华侨居留的地区，聚合社会政治力量。华侨对于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支持，其文化方面动机来自于朴素的民族主义感情，华侨迫切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本国政府来保护他们。也因华侨较直接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对于孙中山的“创立合众政府”及民主共和理念较易接受和理解；孙中山从以同乡、会馆及会党的组织形式为文化寄托的华侨中寻求群众基础和依托力量，将华侨的民族主义感情和民主革命因素引向实现中国近代化的理性目标。因此兴中会等政治团体起初在华侨中、在海外创设，是由中国近代社会环境制约和受相应社会政治资源的分布所影响的，这是中国近代政治组织创建时的一大优势和特点，一些近代社会政治思想也由此缘起并传播开来。
伴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教育以及留学的兴起，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其中，留学国外的学生比在国内受的政治压迫要少些，接触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则较多。近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及时代环境，使得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在对待传统与近代西方文化时，为达到变革社会政治的目的，杂糅中西文化，急于引进西方政治思想。《辛丑条约》签订，“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而“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页。）。这一革命思潮波及国内，“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 236页。）。留学生爱国运动与国内“学界风潮”相互激荡，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团体受其推动而在国内一些地域兴起，黄兴在两湖地区创立华兴会，胡瑛在湖北创办科学补习所，刘静庵等在武昌创建日知会，蔡元培在上海发起光复会。这些地域性政治团体“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注：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第 277页。），冲破了清朝党禁的桎梏，其发展之势虽受到社会固有体制的制约而呈隐性，却是变革社会体制的内在动因，也推动政治团体自身在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结构中逐步由地域性聚集而达至一体化，从组织形式上诉诸其对国家政权的旨趣。
在孙中山早先创建的兴中会及其思想纲领不断传播的过程中，孙中山的政治影响渐从海外经华南延伸至长江流域，其在民主革命政治力量中的思想领袖地位逐步获得提升和确立。孙中山对于政治力量的选择起初主要是会党和新军，藉此进行武装起义，由于分散、单薄，屡以失败告终。其他革命性团体开展的武装斗争也命运不济。武装反清是它们的共识，对此如何作业则有个实践过程，这一共识也就在相应的具体实践中得以具体化。孙中山体认到，“但从分道扬镳，终不如集中力量，事较易济”（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430、559页）。 这时他的政治意识中更多地溶入了政治组织及其力量联合行动的认识——“召集同志，结成大团”（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版，第138页。）。如此便转化为一种孙中山主动加强政治组织建设与改善的自觉行为。
若实现政治组织的联合，对于孙中山来说，意味着将不局限于兴中会组织。孙中山“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注：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6－7页）；无独有偶，孙中山在东京创建革命军事学校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注：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6－7页）的政治纲领， 却在组织上未要求学校学生加入兴中会。更有意义的是孙中山的上述政治纲领被其后的中华革命军组织和改组后的致公堂所采纳，它是兴中会政治纲领和孙中山政治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创新，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并论，赋予了这些组织关乎国家政权权能的战略指向。一般而言，倡导这一政治纲领者在组织创建初期极易成为组织领袖，中国近代“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轮廓是孙中山提出来的”（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页。）， 孙中山“这时缺乏的就是一个新的组织”（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0页。）。以“互相联络为要”（注： 《宋教仁日记》（1905年7月28日、29日），《宋教仁集》下册， 陈旭麓主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6页。）， 孙中山进行社会游历和思想传播，寻求广泛支持与合作，在与中国留学生的辩论中，也转变了其对留学生的态度，他认为，“学生——特别是渗入新军中去的学生——可以扭转形势而有利于革命。”“学生和孙中山同意要组织一个新的革命政党”（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9页。），经过思想争论和筹备活动，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称之以“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版，第138页。）。
从自组织理论审视，中国同盟会作为一个自组织，在其成立过程中，是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原始组织为基核，它们外与清朝政权、与维新派及其演化而形成的势力以及它们之间在思想认识和组织构成等方面互相搏弈、竞争与合作，主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纲领及组织通过辩论说服，意志强加和妥协退让形成主导意识和力量，并完成了组织章程与政治纲领的确立、组织领袖的公举、会员入会程序，初步建立起了从总部到地方分会的组织系统。中国同盟会起源于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是它们在搏弈中聚集的产物，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飞跃而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诞生，将政党现象和政党力量融进了中国社会政治近代化进程，使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内涵获致丰富和发展。
中国同盟会之所以成立于日本东京，并以留学生尤其以留日学生为骨干和基本会员，单就孙中山而言，是与他对留学生的认识有内在关系的。孙中山国内革命受挫，游历海外，逐步认识到留学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他为之设想，“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人”（注：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6页。）。于是，他区别对待，要求留学欧美学生“努力向学，成为他日建设之人才”（注：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6－7页。）； 希望留日学生“奔走革命”。有学者认为，“同盟会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中国通过留学日本以寻求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具体成果。”（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0页。） 日本近代社会阶段超越于当时的中国，中日间存在着相应的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加之中日历史、文化及地缘政治关系，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是合乎历史逻辑的。更为深刻的是，如果中国近代社会中不具有象革命派及其知识分子这样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没有中国近代社会对变革的需要，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不论在本土与否，都是缺少充分条件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戊戌维新后，也曾东渡日本，到欧美、南洋等地活动，在留学生、华侨等社会群体中享有政治影响力，却没有开中国近代政党成立之先河，而只是成立了保皇会。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和民主革命力量发展是中国同盟会“立党”的现实依据。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基核产生于中国本土并早已开始在本土进行直接性的政治活动。由于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拒斥以变革尤其要取代自身为对象的政治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中国的革命派“在日本人以及中国留学生中间找到了为他们的活动作了较好准备的场所”（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7页。）。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意味着中国近代政党一开始就存有组织系统本土化及如何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运作等问题，从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言之，中国同盟会在政党作业、实现其政治纲领的过程中，对于左右国家政权的中国近代主要政治参与主体，如皇族、军阀及其它政治势力，面临以怎样的方式或状态与之抗争、制衡而消长等问题，关于这一方面，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政党理论之准备是不足的，需要不断予以创新。但孙中山政党思想孕育在他的政治活动及其过程中，此时则已有了针对中国社会实际而关于政党的基本认识。孙中山明确指出，“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应当专向种族、政治两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中华书局版，第138页。） 政治活动的实际状况影响与之相适应的政党思想的形态，随着孙中山政治实践在中国社会实际中不断深化，孙中山政党思想在形成与发展中逐步具有政党理论体系。
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中国近代新兴社会政治力量，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活动，形成清末两股或缓或急的政治革新潮流。立宪派的舆论宣传和政治活动交互为用，立宪派组织团体，开展地方自治活动和国会请愿，资产阶级趋于成熟，组织合法政党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康有为在清廷立宪后认为，保皇会“此后当无所事事，而成立大党，遍于五洲，实居举国之先河，而为政党之前导者也”（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0页。）， 乃改组“保皇会”为“帝国宪政会”。立宪派为日后夺取国会议席，参与政府权力的重新分配纷纷展开组党活动，从而出现了一些全国性的立宪政党。1910—1911年，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和宪友会等资产阶级合法政党相继组成。立宪派在清末宪政时期，组织各种政团或政党，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实行议会制度，开辟了一条为争取议会民主而创建中国近代政党之路。立宪政党虽迟于民主革命政党而出现，却从其创建之初便与民主革命政党相比较而存在，初步呈现中国近代政党早期发展趋势。中国近代政党是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相统一的，撇开其具体历史或单纯以先验性认识来研究中国近代政党，显然有背于这一统一性。
政党因政治而兴，它与政治结合，自然要产生政党政治，并在政治参与和政党作业过程中形成相应的政党政治类型和运作模式。中国同盟会以民主革命立党，首辟在中国创建政党之路。从中国同盟会开始培育的中国近代政党、政党政治及其类型因国情、社情和政党情使然而具体地历史地存在、演化和发展，这是西方政党及政党理论所涵盖不了的，对于西方政党及政党理论，可以借鉴之却不可以照搬过来用作唯一认识工具。因此，认识和研究近代中国政党及其政党政治，需要相应的认识观念和方法，以达至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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