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诗歌研究史的撰写理念与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诗歌论文,理念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733(2010)02-0013-09
作为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通史》的配套项目，教育部社科项目《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史》的撰写亦在紧张进行中①。在撰写宋代诗歌研究史的过程中，首先就遇到了如何确定宋代诗歌研究史的撰写理念与研究方法这一问题。显然，通过对已有研究史类著作的分析和比较，来寻得较为科学的诗歌研究史撰写理念和研究方法，是进行规范化学术研究的必须条件，同时亦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基本前提，本文写作意图即是立足相关文献，加以梳理和辨析，以求解决这一问题。
一
通俗地说，宋代诗歌研究史是研究与宋代诗歌相关的学术研究史。它的研究对象，是对宋代诗歌及其相关领域、范畴进行研究的诗论、诗话、评点、专著、论文等历史记录；与研究相联系的具体信息载体形态，可以是书籍、论文等文本形态，也可以是石刻、碑帖、题壁等物质存在物。如果按照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家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的观点，则宋代诗歌研究史要对历史上对宋代诗歌作者、读者、作品、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内容进行研究的所有信息存在形态进行研究②。如果再参以艺术生产理论，则凡是关系到与研究诗歌写作有关的制度、物质条件、传播手段与途径等方面的研究，都应该是诗歌研究史关注的研究对象③。面对如此广博的研究内容，如此丰富多样的信息载体形态，要想从中抽绎出若干研究性结论，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研究话语体系。显然，对诗歌研究史的撰写理念、研究方法、研究体系以及具体研究所用术语的界定，就成为我们撰写宋代诗歌研究史的前提条件，这关系到我们研究成果的质量和价值，也是判断我们所要进行的研究是否具备合理性的重要依据。因此，下列问题，就成为我们进行诗歌研究史研究的基本前提：
宋代诗歌研究史要研究哪些内容？诗歌研究史撰写应该坚持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是什么？对历代的宋代诗歌研究成果再进行研究，其价值和意义何在？评判历代学者对于宋代诗歌及其相关现象的研究成果优劣的立足点是什么？
对以上问题的不同认识，直接决定着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而作为价值的认同，又是当前衡量一门学科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关键所在。而要对撰写诗歌研究史所面临的上述问题予以厘清，则必须拓开视野，首先从对学术史的撰写体例、治学方法入手，来从根本上解决对上述问题的认知。由此而言，从学术研究的基本文献出发，通过史的追述和概念的辨析来把握学术史的撰写体例、研究方法，是很自然的了。
要撰写某一学科门类的研究史，是相当不易的。前代很多著名的学者对此已经有所认识。以经学研究为例，清代学者皮锡瑞就以为：“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④皮氏已经认识到，要对经学史进行总结，就必须做到“考其源流”、“通古今之变”、“别其得失”，只有这样，才能对经学发展的历史有正确而全面的了解，获得“从入之途”。由此看来，我们要从事宋代诗歌研究史的研究，也必须考其源流，以明通变，以别得失，以方便宋代诗歌研究者。学术的研究，总是建立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以求真、求实、求变为目的的。
就学术史的编撰而言，西方学者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拿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来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民国时期的文学史经典著作，若论其渊源，则多少受到了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影响。据有关统计，日本人在1900年前，至少已经出版了6种以上的中国文学史著作⑤。朱自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间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后来是自行编纂了，可是还不免早期的影响。”⑥而日本学者撰写文学史著作又是深受西欧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著作的影响的。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文学史，又在很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民国学者的观点，在编撰体例、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方面，受到了民国时期编撰的文学史著作很深的影响。由此而言，我们现在主流的文学史，包括研究理念、学术理论基础、研究视角和撰写体例，都染有西方文学及其文学史架构的痕迹。鉴于以西方的学术研究体例和学术理念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往往不尽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很多著名学者掀起了撰写属于中国文学史的热潮⑦。不仅仅是文学史的研究如此，几乎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都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表现出了撰写学术史的热潮。仔细想来，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固然是世纪之末的学术总结传统使然，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有识见的学者力图开创撰写中国特色学术史的有益尝试⑧。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以西方的标准来观照中国学术的实际，往往有削脚适履的弊端⑨。由此理应抱着“历史之同情”，对世纪之交的学术史撰写热潮多一份推许与理解了。
新世纪以来，很多有见识的优秀学者顺着这一研究风潮“接着说”。学者们注意到了对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等进行学术研究，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充分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文化传统和学术承传特征，在充分占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审慎分析和判断，涌现出了大量的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一思潮，反映在这一时期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则表现为实证研究与思辨分析并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鲜明时代学术特征。张立文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总序》提出了新时期编撰学术史的治学理念，值得重视。在该书的《总序》中，张立文主张从整体性、时代性、超越性、真实性、和合性等角度，来“自己讲”、“讲自己”、构建“中国学术史”，明确提出“立中国学术主体之道，走中国学术自己之路，建构中国学术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范式。”⑩如果承认学术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以为，只要人类文明延续的脚步不停息，学术研究就会继续。因此，如何做到“接着说”，进而推进学术事业往前发展，仍旧是个历久弥新的命题，而“说什么”、“如何说”，亦仍旧是我们研究学术问题的重要立足点。
应该说，强调从文献出发、从民族品格出发和从不同学术特征出发来研究中国的学术，其主流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如果要在学术研究中贯彻这一原则，就会发现面临的问题十分繁杂，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百多年来我们治学的理念、思维方式、科学分类的标准等，受到了西方分析型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更主要的是，如果一切从我国实际出发来研究传统学术史的撰写，必然会涉及学术史研究中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话语体系问题，包括研究体例、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研究所针对的现象，以及研究所依据的材料等一系列研究范畴，这无疑是个系统浩大的工程。新时期以来，虽然由于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在建构中国特色的学术史研究方面，产生了大量的、质量不等的研究成果，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学者对于学术史的了解不同，加之有不少学者习惯于大而化之地“我手写我口”，由此造成了学术史研究理念和撰写体例、研究方法的极大不同。当然，由此而表现出的“百花齐放”确实也是学术复兴的表象，不过，研究成果所展示出的标准混乱、缺乏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不良倾向，已经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生存状态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值得重视。
由此可见，要想撰写出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且质量较高的学术研究史著作，理应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经验和中国学术文献的实际，在此基础上，争取厘清若干概念，并据之确定研究理念、研究方法，进而设计出比较符合科学规则的研究体系，实在是事关学术史研究的大事，不可不首先予以解决。
二
从中国古代文献来看，正史之“书”、“志”与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史是比较相近的，梁启超以为，“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于专记文物制度，此有与吾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11)历代作者都感慨于“志”书写作的不易。宋郑樵引梁代江淹言，论及史“志”的价值及撰写困难的原因：“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12)郑樵尽管为了写作《通志略》穷尽心力，也还顾虑于体系的建构问题，唯恐有所欠缺。而刘知几干脆对历代史书中的“书”、“志”评骘一过，他以为：“历观众史，诸志列名，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而今有。虽递补所阙，各自为工，榷而论之，皆末得其最。”(13)由此可见，对学术史撰述体例的安排，是非常不易的。惟其不易，对历代史书中的“书”、“志”撰写方式进行研究，会对我们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经验。
《史记》“书”体建立了中国正史重视学术史的传统，而《汉书》变《史记》“书”为“志”，则奠定了我国正史中考辨源流、辨章学术的撰写范式。后世史书，虽“书”、“志”名称几经变化，但正如刘知几所云，是由于作者“爱奇，耻于仍旧”造成的，其基本意图则未变(14)。因此，对《汉书·艺文志》编撰体例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史志类“前”学术史的编撰特点。《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对刘向父子所撰《七略》继承、改造的基础上写成的。班固将《七略》中的《辑略》拆散予以重排，将《辑略》中的“总序”置于全书之前，“大序”置于每大类之后，“小序”置于每一小类之后。这样，人们在阅读、使用这一类目录时，就能够了解其学术源流，洞悉其学术发展脉络。诚如清代章学诚所言：“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15)在每书之下，班固将《七略》的解题简化为“小注”，作为对书目的简要说明，其小注内容广泛，涉及书籍的各个方面，对作者的生平、时代、学术源流、书籍真伪等各方面都有说明(16)。
可见，《汉书·艺文志》等史“志”，对于我们撰写学术史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而确定的“总序”、“大序”、“小序”和书籍之下的“释言”为内容的撰写体例，值得我们在撰写学术史时学习(17)。后世学者所补的各种《艺文志》，如清代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等，都采用《汉书·艺文志》“小注”的形式，只对著录的书籍进行真伪、流传、作家等方面的说明，对我们进行学术史的撰写，可资借鉴的作用并不大。相较之下，《隋书·经籍志》比较好地继承了《汉书·艺文志》的传统，总序往往具有学术史溯源的作用，其小序和著录书籍的小注，亦因具有学术史意义而受到历代学者的瞩目。《隋书·经籍志》之后，正史中的《艺文志》或径直删除“总序”、“小序”、“小注”，或只著录一朝书籍，对于我们撰写学术史而言，意义已经不大了。
《汉书·艺文志》既是史志类正史学术史类著作，也开了后世目录文献著作的先例。因此，后世的目录文献类著作，亦有可资撰写学术史借鉴的作用。就留存至目前的目录文献著作来看，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值得重视。经后人辑佚和整理，从现存内容我们大概还可以推知其编撰体例。这三本目录学著作分门别类地著录历代典籍，可以看作专题学术史的历史源流和著作汇编。虽然，这一类目录文献学著作在著录体例上对《汉书·艺文志》有继承有发展，不过，较之后来的集大成目录文献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言，其著录体例、撰写方式仍然具有体刚上的不完备性。《提要》在远绍由刘向父子《七略》、《汉书·艺文志》所开创的考辨源流、辨章学术传统的同时，特别注重对学术著作的评骘，分《总叙》、《小叙》，在每一本著作下，又为之撰写《提要》，分析其得失优劣，以供后人参考。这一用意，已颇近于当下我们撰写学术史的一些意图。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经相当完整地提出并实践了对各门类学术史进行研究的方法。如在《经部总叙》中，四库馆臣言：“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18)在历数这六变的得失之后，总结了经学发展历史上的主要特征，并表达了其看法，以为：“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18)之后，接着谈及对著录文献的分类情况：“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日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18)显而易见，《提要》的编撰体例、分类标准，都是在充分考察了经学发展历史及其各个阶段的特征后，为了“务取持平、各明去取”的原因，才把经学类著作分为十类的。在每一小类下，又有“小叙”，其内容仿同《总叙》，如《易类一》，在考辨《易》学发展历史，总结其代表性传承人物之后，对之进行简要评骘，以为：“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18)这就表达出四库馆臣反对以占卜、象术，以及“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的基本立场。四库馆臣以为，要正确把握《易》学精神，只能是从“因事以寓教”来入手。这种在考察学术发展历史，进而划定发展阶段、评点优劣得失、提出学术观点的做法，值得重视。概而言之，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叙”和“小叙”和著作“提要”来看，已经包含有学术史撰写的基本要素，包括学术的发展递变源流，发展阶段的学术特征与代表人物及其得失评价，代表性著作评价等方面。可以以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应该是四库馆臣在学习、研究前代的目录文献类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编纂的。之前，很多目录文献类著作，如宋代郑樵《通志略》、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都已开著录文献著作的体例。
史志的撰写体例，对后世撰写学术史类著作的影响是很大的。清末以前，历代学术研究著作多延续史志体例进行撰述。如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清代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民国时期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都是在学习史志的著述体例来撰写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的。虽然清代章学诚、梁启超等人对上述所举某些著作有所批评(19)，不过书志类的史书撰写体例，还是有其显著长处的。
类似于近代学术史编撰体例的，还有史评类史学著作。这一类著作，确如梁启超所论，“此类书若何警拔，总易导读者入于奋臆空谈一路，故善学者弗尚焉。”(19)但是，梁氏也不得不承认，史评类著作，“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19)梁氏以为，“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19)，旬为卓见。就史评类著作来看，其共同特点是，在重视叙述不同学术源流的同时，特别注重评骘其得失优劣，并重视总结相关研究者的不足。诚如刘知几所言，“《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而此书多讥往哲，善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20)章学诚更从“史学”、“史法”、“史意”、“议论”等方面，对其撰述《文史通义》予以说明，尤其是，他对自己所体验出的“议论开辟”反复致意，“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21)梁启超则更加以补充，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了对现代历史学著作撰写颇有影响的“史家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其中，对容易导致“史德”之失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22)。姚永朴的《史学研究法》则辟以“史义”一节，从六个方面对治史之“义法”进行阐释：“追远之义”、“合群之义”、“资治之义”、“征实之义”、“阐幽之义”、“尚通之义”(23)。姚氏所论着眼于史，不过我们以之视同撰写学术史类著作应该依据的体例要求之一种，亦未尝不可。类似的观点，在民国学者关于治学方法的相关论述中，还可以找出许多(24)。可见，撰写学术史类著作，特别需要直面问题的勇气，要勇于指瑕正纰，勿与世俗俯仰进退，取媚于世人。这除了算作基本的学风要求之外，也应该作为我们编撰学术史类著作的体例之义。
对史书的书志类撰写体例进行研究，其目的是为我们撰写学术研究史服务。由上分析可见，撰写宋代诗歌研究史应该注意向史志类、目录类文献著作以及史评类著作学习，发扬其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等方面的传统，提高著者的史才、史德、史识素养，以成一家之言。
三
按照梁启超所论，中国人开始撰写的学术史，应该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先(25)。但实际上，备受梁启超推崇的黄氏撰写体例，可以看作史志类学术研究的继续。依照史志体这种撰写体例所写作的学术史，虽然具有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之功，但是，由于这种撰写体例一是过于重视史实材料，特别是过于重视学术派别渊源递受关系；二是史志式叙述方式的特点，注重纵向的研究而很难顾及横向的文化环境之间的联系，因此，史志式的学术史撰写方式，不利于采用全方位研究问题的学术视野，容易忽略总结一代学术的治学理念、研究方法等问题，也很难把一代学术史的学术理念演进及其形成原因，社会文化思潮对时代学术研究理念的影响等纳入研究视野。也正是因此原因，史志式的学术史撰写方式，虽经梁启超等人的提倡和鼓吹，也产生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梁氏并有《中国历史研究法》，目的在于总结其撰述体例之理论。在梁启超等力辟的学术研究法指引下，民国前期很多学者结出了丰硕的研究之果，但终因史志式撰写体例的先天不足，而逐渐被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撰述体例所取代。
继史志类学术史撰写体例而代表民国前期学术研究风尚的研究著作，当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顾颉刚主编《古史辨》、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研究方法的探索与追求，亦是民国前期学者普遍的学术追求。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探讨学术研究方法的专著，如周嵩年《中国史研究法》、姚永朴《史学研究法》、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罗元鲲《史学研究》、杨鸿烈《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吕思勉《历史研究法》、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等。在对研究方法的探讨中，一些学者提出了重要的见解。如郑振铎就在1927年发表了《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明确提出自己把“归纳的考察”和“进化的观念”作为自己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闻一多、王国维等人，亦将西方心理学、文艺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治学方法运用于学术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只要我们翻阅《民国丛书500种目录索引》，就不能不被民国学者那种构建学科体系的热忱和精于考据思辨的严谨科学态度所震撼。民国学者这种重视考据实证、重视思辨的治学态度，顺承了清代学者的治学精神而又有所改造，主要特点是把考据为主的实证研究与以近现代西方理论作指导的哲学思辨相结合，并对世界范围内的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加以借鉴，从而创造了百年来学术研究的辉煌时期。
关于民国初期的治学方法之长短，已经是当代众多学者所乐于研究的对象。单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也出版了好几部重要著作(26)。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学术界公认，民国初期学者具有时代先锋意义的治学方法，当推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以及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包括郑振铎、游国恩、冯沅君、罗根泽、闻一多、郭沫若等人，在深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学术研究之前，都主要以进化论为哲学基础的实证方法来进行学术研究，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27)。关于民国前期学者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实证治学方法，赵敏俐先生以为，这种以考据学与进化论相结合的治学方法，较之清代学者其长处在于，“不仅重视事实的归纳，而且也加强了分析”(27)，但是，“考证或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也要和正确的思想理论结合起来，而且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27)。事实上，较早地对民国治学方法予以关注，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的，首推当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杨公骥先生。杨先生对胡适研究方法的批评，可看作是对民国学者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而以清代朴学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方式的定论性评价。杨先生透过胡适所提出的“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看到了“形式主义的文学进化观”、“行为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哲学”、“性心理实证主义的西方考证学”背后深藏的，以不完善哲学指导下的、以繁琐考证为特征的治学方法之危机，点出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危害性(28)。
由上对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的简要叙述可见，民国时期众多研究者注重以进化论和实证主义理论结合来进行学术研究，其内在的学理，是把进化论看成了包治一切的良药，而主要以考据的方式来展开、论证学术的演变，必然会轻逻辑分析，轻视对事物的本质和事件之间因果关系进行符合历史逻辑的、辨证的研究。不过，民国学者在研究具体问题中所体现出来的对文献梳理、考辨和运用文献的功力，以及以考据和进化论相结合的逻辑思维方式来构建学术研究的体例，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四
值得重视的是，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些学者以之为研究的武器，注重历史地、客观地认识问题，并运用逻辑的发展的观点来发掘其规律，以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学术研究目的，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学术研究。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涌现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专著(29)。仅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撰的1900-1980年《八十年史学书目》所收录的文学史类研究著作来说，期间共出版了通史类和断代史类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有240多部(30)，刘大杰《中国文学史》、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社科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等，分别代表了这段历史时间里不同时期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最高水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写作的其他门类的学术史研究著作，其数量就更惊人了。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绩。赵敏俐先生对上个世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进行文学研究的历史有过精辟的总结，他以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治学的方法论），不是从形式方面而是从内容方面、不是从单纯的艺术方面而是从复杂的社会生活方面来确定文学的本质，这样就把文学放到了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容决定形式的理论模式中来认识；同时，它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把文学的发展看成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不是一个自身独立成长和发展的过程，这样也就把文学放在了一个复杂的历史中来认识。”(31)赵敏俐先生也指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唯一正确的方法论来进行学术研究，就会造成诸如形而上学等倾向，曲解研究对象的特征(31)。
就已经出版的相关研究著作而言，可以看出世纪之交优秀学者的学术史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特色不一，各有所长：或注重文献梳理与考证，以此为哲学方法论指导下的论证过程提供翔实的证据支撑；或重视中西比较，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视野，理论思辨严密；或重视研究体系的建构，尤其是重视把文学研究放在宏阔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之下；或重视文献考据、文本分析、理性思辨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这些学者在各自研究领域里所进行的积极有益探索，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我们从事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开启了崭新思路。其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由傅璇琮、陈祖武、楼宇烈、杨泓担任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史研究丛书》，丛书分史学专辑、文学专辑和哲学专辑共28种，可以看作世纪之交学人对于学术史研究的颇有特色的集大成之作。
在当下很多优秀学者所进行的有益探索之中，韩经太、李炳海两位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及治学理念很有特点，代表了学人对于新时期治学理念及方法的深入思考，值得重视。韩经太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等著作中，比较系统地展示了自己的治学理念与研究方法，并在其多种著作中予以实践运用。他以关注焦点问题为出发点的学术研究视角，注重学理性研究、勇于在前人已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接着说”的独特研究思路，文史哲贯通的阔大学术视野，强调从多元文化、多种学科的交叉中发现问题、审视问题、解决问题，每每于中西治学理念与学术传统的比较中敏感地寻绎到“元理论”问题的纠结所在，其立足哲理性、文艺性、文化性的独特研究理念，代表了现代学者在更新学术理念和学术研究方法方面的新探索。李炳海先生提出的定量、定性与定位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具备哲学、文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所必须遵循的研究基本原理，又充分吸收了计量数学、概率学、数理模型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严密性长处，对于提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学术性研究的精确性、客观性和科学性，很有指导价值和示范性意义。他提倡的以发现原型为研究对象进行历史定位，以归纳类型方法为研究对象界定文学史价值和意义等研究理念与方法，无疑是新时期我们进行学术史研究应该特别注意的(32)。
新时期优秀学者的治学理念与研究方法，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学术研究经验的同时，也对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有所帮助。总结而言，主要有下列经验：在撰写研究史时，必须注意到文献实证的研究方法，要学习王国维等人提倡的双重材料论证方法来审慎得出观点；必须充分地尊重历史真实，在对纷繁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考据、文本分析、理性思辨、数理统计与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以求得出正确的结论；要立足对可靠文献的分析而非材料堆砌来说明问题；要重视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定性与定位的研究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的运用，尽量提高研究所得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要加强研究的科学性与针对性，注意文化领域各学科门类交叉而凸显出的焦点问题，以之为开展研究的出发点；在具体的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上，要强调中西贯通、文史哲贯通，以阔大的学术视野和无畏的学术勇气，直面焦点问题、高难度问题。
由此而言，要撰写一部较高质量的宋代诗歌研究史，是非常不容易的。
五
百多年来，前哲时贤在编撰学术史的探索过程中，除了执着于更新研究理念和追求先进的研究方法之外，对于著作编撰体例的探讨，也倾注了不少心力，出版了很多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总的看来，主要有三类六种编撰体例：
第一类：“史述式”的编撰体例。“史述式”的编撰体例，可以看作中国传统学术史志类撰写体例的继续和发展，这种编撰体例主要包括两种编撰方式：一是以历史的时间发展顺序为线索的史述式编撰体例；二是以研究问题为提纲而以历史的发展顺序为线索的编撰体例。
第一种，以历史的时间发展顺序为线索的史述式编撰方式。如崔海正主编的《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33)分五卷，每卷编撰体例是以历史时间发展的顺序，排列相关研究资料，如在刘靖渊、崔海正著《北宋词研究史稿》中，作者分十一章，从“宋代的北宋词研究”到“21世纪初北宋词研究略述”，对长达一千多年的历代对北宋词研究的情况进行了叙述，间或也对研究者及研究著作有所评价。
这种撰写方式，因为便于梳理历史文献，且写作线索单一，可以采用“述而不作”，不必担心因为表明立场而引发著者不快，而且因其可以灵活评骘相关引述文献，确实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作用，所以是目前学术史编撰者所乐于采用的方式。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除了少数有严谨研究态度的著名学者之外，以这种编撰体例而写作的研究史著作，容易表现为著者怯于进行学术判断，失去可贵的学术研究独立精神，客观上降低了著作的学术价值。
第二种，以研究问题为提纲而以历史的发展顺序为线索的编撰方式。如张立文主编的七卷本《中国学术通史》分六卷，我们以张立文、祁润兴著《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为例对这种编撰方式进行说明。在张立文为该书所作的《总序》中，他专门写有“中国学术史的‘自己讲’”一节，系统提出了撰述学术史的有关思考，其中，在强调编撰学术史应该讲究“时代性”时，张立文对“学案体”学术史、“思潮体”学术史、“以问题为纲的学术史”的利弊进行了总结，之后，他讲：“本书取以学术思潮为纲，以学问为条贯，分源别派，大化流行。既不是‘目录体’、‘学案体’的现代版，也不与哲学史、思想史混一不二，而是依据我们对于中国学术史的体贴，及其与哲学史、思想史的差别而撰写的。”(34)就“宋元明卷”来看，包括“宋元明学术的转生”、“儒学复兴和理学学术思潮”、“儒佛道三教冲突和理学精神”等十五章。
这种编撰方式编撰的著作，其内在的学理性思路，是以历史发展顺序为线索，将各种学术思潮归纳成一个个的“问题”，进行研究。不过，既然按照“问题”来进行研究，就很难同时顾及在一个逻辑层面上来设计“问题”。张立文主编的“宋元明卷”，前十一章确实是按照“学术思潮”为线索来编撰的，但是其后四章则是“文学的演变”、“史学的兴盛”、“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学术贡献和对东亚的影响”，则显然与全书所号称的按“学术思潮为纲”来编撰，有所矛盾了。
以历史的时间发展顺序为线索的史述式编撰体例，为大多数学术史著作所采用。这种编撰体例的好处在于，按照历史时间发展顺序进行学术史的梳理，能够纲目清晰，重点突出，对学术发展“史”的主线的梳理较为容易，在史的叙述中，也能够对某些学术现象和研究观点进行评点。从学术研究史的角度来看，“史述式”的编撰体例，是对传统的史志式编撰体例的发展。使用这种撰写体例，应该注意学术史辨章学术、考辨源流的作用，而不能仅仅“述而不作”，把学术史著作当作了文献的排列。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大多数的学术史研究著作，都没有很好的注意到这一点。
第二类：“史论式”的编撰体例。包括两种：一是以发现研究历史中的内在发展规律为目的的史论式编撰方式；二是以历史的时间发展顺序为线索的史论式编撰体例。
第一种编撰方式，如赵敏俐、杨树增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分四编十五章，四编为：“时代变革与学术演进”、“文化思潮与理论思考”、“格局改变与领域拓展”、“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在每一编中，作者并没有像同时期产生的大多数学术史著作所采用的史志式的编撰体例一样，只是按照史的顺序来排列材料并间或给予具体作品、作家作简要分析，而是在学术史的论述中，抽绎出那些能够反映学术发展主线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代表性学术研究专家及其著作来深入剖析，意在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如其第一编第一章“新旧世纪之交的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回顾”分为五节：“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回顾”、“20世纪前夕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新观念的萌动”、“20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维新改良倾向”、“20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美主义倾向”、“20世纪初古学复兴中的现代意识”，从各小节题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该著作的编撰体例是以发现研究历史中的内在规律为目的的。
以这种编撰方式写作的学术史著作，其好处在于，既能够充分考虑到作为研究之“史”的学术发展阶段，能够发现不同阶段的学术发展规律、特征，方便从各个学术演进阶段中找出主流问题、热点问题，充分展现作者敏感的学术眼光和学术素养。但是，以这种撰写体例而写作的学术史著作，也往往存在过于关注学术进程中的主流问题而忽略学术多元化、学术丛生性等学术存在状态，对某些较为复杂的学术问题，阐释得不深不透。
第二种编撰方式，如杨树增先生的《中国历史文学》（先秦两汉卷）(35)，分三编：“中国历史文学的产生”、“中国历史文学的发达”、“中国历史文学的成熟”，从史的线索上来对“中国历史文学”的发生、发展等过程进行描述和论述，用意在于总结其规律，对中国历史文学的产生、发展、成熟过程中的存在形态、产生背景、代表性专家及作品，以及作品的文学特性等进行研究。
这种编撰方式，吸取了史评式编撰体例的长处，在史的线索上展开对研究对象的分段研究，容易把握研究对象各个阶段的特殊规定性，便于对研究对象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又能够从社会生活的复杂状态出发，关注研究对象特征的文化生成形态及其与其他文化门类之间的关联，形成纵横交错的研究网络，便于对问题进行定性、定位。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西方分析哲学之上的，因此，强调分段、划块和静止研究，其编撰体例、研究方法往往具有章节设计随意性强、研究模式套式化等特点，研究结论容易成为某种哲学观点的再证明，从而降低了研究成果的价值。
“史论式”的学术著作编撰体例，与“史志式”的编撰体例同样历史悠久，这种编撰体例是“史评”类撰述方式的继续和发展。这种撰述编撰方式，能够立足于史的发展线索，把研究对象划定为不同阶段，从发展过程中看研究对象的阶段特征、产生原因、影响其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等，便于对研究对象做出论定性的批评，其局限性在于，研究对象的发展是一个不间断的历史进程，以分析哲学为手段，强调用分段、分块的方法来研究发展变化的事物，往往存有简单化、静止化的不良倾向。
第三类：“关注问题式”的编撰体例。包括两种：一是以历史的时间发展顺序为线索，着眼于学术历史发展、演变进程中的某些问题而展开研究的编撰体例；二是以关注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为特征的编撰体例。
第一种，如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著者在“绪论”中谈及本书的编撰体例：“我们描绘和评述的主要对象，不是这一时期个别研究家的活动，也不是某些派别的研究家的活动，而是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主要方法和问题。也就是说，本书的主要部分没有采取常见的以研究家和研究著作为主、依序排列、逐个评述的方法，而是抓住每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相对集中的一些领域、方法和问题，作专题性的描绘和评述。”作者以为，“这种专题性的描绘和评述，有利于展现各个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状况，有利于揭示各个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和贡献，也有利于勾勒、梳理历代古典文学研究发生、发展、传承、变异的基本线索。”(36)应该说，上述总结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不过，这种编撰体例也有其不完美之处，主要在于，“抓住每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方法和问题”固然是好，关键是，同时要抓住“领域、方法和问题”，就会带来研究视域或过于宽泛或顾此失彼的弊病，事实上，本书在体例上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意图。如其第五章：“宋代的文学研究”，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此期研究领域的文献梳理上，而相对忽视了著者所提倡的关注“主要领域、方法和问题”这一编撰体例。举例来讲，在宋人笔记小说、诗论、词论中，有大量的关于诗体词体分工与趋同的评述，甚至可以说，这一话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北宋词体发展的一个焦点问题。对于这样一些问题，该书的研究视域尚有很多没有顾及到，可见，用这种编撰体例来撰写学术史著作，出发点固然好的，但是要特别注意在具体的研究中落到实处。
第二种，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为特征的编撰体例。如韩经太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者在该书之“概述”部分，明确提出了以“历史逻辑”为编撰的体例：“著述毕竟不同于编纂，任何著述都需要有理想追求的支撑，都需要独特眼光的选择，都需要学术理念的指导等等，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有‘历史逻辑，在焉。‘历史逻辑’赋予我们特定的历史观念和学术尺准，赋予我们特定的论述谋略和话语方式，从而使学术史成为探究其典型现象之所以然为内在论述逻辑的思想著作。”(37)那么，该书所标称的“历史逻辑”如何在研究著作中体现呢？作者在《概述》最后，谈及了这一点：“如今已是电子信息时代，根据资料的检索汇集，实际上已不再成为学术总结的难题。关键还在‘问题意识’的确立。而所谓‘问题意识’者，实质上是一种‘接着说’的理论探询。”(37)该书分“20世纪初年的学术态势”、“经典的确认与学科的自觉”、“《文学批评史》与‘文学批评史观’”、“问题：关注方式与阐释方式”等十章，作者把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四个时期，从这四个时期里抽绎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问题”进行重点关注。在对每一“问题”进行研究的策略上，作者又把关注焦点放在那些有学术代表意义、反映时代学术主流发展、具备“元理论”价值的核心话语上，从而较好地处理了史述与史论、历史线索与问题意识、直面问题与建构体系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开辟了一种学术史研究的研究与阐释话语策略，这种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价值，是值得重视的。
当然，这种学术史研究的著作编撰方式，亦有其难以克服的障碍。相对于史述式的编撰方式，其对于学术历史的线索展示与评价，就会力不从心，对于“问题”的总结与概括，仍然是凭借著者的学术素养来进行，其作为研究体例的价值不具备范式意义。较之史论式的研究、编撰方式而言，这种体例对于学术发展历史中典型现象、宏观发展规律、线性发展特征等方面的评析不够，限制了研究者的研究视域。
“关注问题式”的编撰体例，其长处与其短处都是明显的。长处在于，以关注焦点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能够把研究的着力点集萃于具体的问题上，避免游谈无根、治学空疏的弊端，使研究的注意力转移到学术史进程中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和代表性问题上来，惟其如此，才可能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显然，以这种研究方法或者说是编撰体例来进行研究，更为符合当下学术研究的理念。以这种编撰体例来撰写研究课题，其弊病在于，受著作学术视野、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所限，不同的著者会关注不同的“焦点问题”，既容易关注细小问题，也容易以偏概全，其著作亦因为以“问题”展开而缺乏明显的史的发展线索。以上三类六种学术史研究体例，是就大多数著作表现出的特征而言的。限于作者的学识素养和文章篇幅所限，上文所做分析可能并不周密：一是举例时难免挂一漏万，没有对大量的名家学术史著作进行举例点评；二是在对上述名家作品进行评析时，可能认识并不到位或者有某些误差，这要请作者与读者多多谅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编撰写作之中，很多专著表现为几种体例杂用。如刘扬忠的《宋词研究之路》(38)，在总的体例上，采用了“问题意识式”的编撰体例，而在具体的节、目中，则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掺杂使用“史述”与“吏论”式编撰体例，并在其最后一章中，学习了史志式学术史研究的编撰体例，列出了“历代丛刻及当代编纂的全集”、“历代著名的选本”、“宋名家别集的部分笺注本”、“历代词话及影响较大的词学批评著作”、“当代学者的部分研究著作”、“工具书与目录书”，在大部分所列书目中，作者都有简要评说，可以看出作者学习传统史志类研究著作体例，而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努力。实际上，现在很多学术史类的著作，很多走的就是多种编撰方式相结合的路子，如杨树增先生的《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39)、韩经太先生的《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40)等都是如此。限于篇幅，不再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概括而言，当前的学术史研究，无论是宏观的集大成式的，还是断代抑或是个案式的学术史研究著作，都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不过，“关注焦点问题”式的研究方法与编撰体例，因为能够在前哲与时贤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之上“接着说”，就有可能更加深入地触及所研究的问题的本质，故应该给予这种编撰体例以更多的重视。
因为撰写宋代诗歌研究史的缘故，我们对学术史著作的撰写体例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史”的追寻和简要分析。通过对历代学术史类著作编撰体例和研究方法的体认和研究，我们深切体会到，不同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是确定撰写学术研究著作编撰体例的出发点所在。而不管是那种编撰体例，都总会因为突出其倾向性和研究方向，而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弊病。由此不得不佩服中国古代的先哲，无论是老子讲的“守静”、“用虚”，还是宋儒讲的“无极而太极”，只要外形显现，就必然流露出倾向性，由此而有局限性与不足了。因此，抱有“历史之同情”来体认先哲与时贤研究史类著作之优劣的同时，我们所撰写的宋代诗歌研究史，何尝又不是显现出倾向性而期待着读者以“历史之同情”态度来体认、指瑕，抑或是最严厉批评呢。
［收稿日期］2009-12-28
注释：
①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通史》由赵敏俐教授主持；教育部社科项目《中国诗歌研究史》由左东岭教授主持。《宋代诗歌研究史》为《中国诗歌研究史》的子课题。
②参见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6页。
③有关艺术生产理论，可以参见（英）伊格尔顿、董学文、赵敏俐等人的著作。
④皮锡瑞：《经学历史》。
⑤参见赵敏俐，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第409页注。
⑥参见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林庚著，〈中国文学史〉（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⑦赵敏俐，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第四编。
⑧刘跃进：《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
⑨参见赵敏俐，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第四编。
⑩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总序》，人民出版社，2004年。
(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民国丛书本，上海书店，第31页。
(12)郑樵：《通志略》。
(13)刘知几：《史通·内篇·书志第八》。
(14)刘知几在《史通·内篇·书志第八》记：“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亦犹楚谓之祷杌，晋谓之乘，鲁谓之春秋，其义一也。”。
(15)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篇》。
(16)参见高路明：《古籍书目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页。
(17)对《汉书·艺文志》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和《汉书艺文志条理》、余嘉锡《汉书艺文志考证》、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释例》，以及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等。其中对撰写学术史较有借鉴价值的为余嘉锡、顾实和张舜徽的著作。
(1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9)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民国丛书本，上海书店，第32、34页。
(20)刘知几：《史通·自叙》。
(21)章学诚：《文史通义》。
(22)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民国丛书本，上海书店，第17-39页。
(23)参见姚永朴：《史学研究法》，民国丛书本，上海书店，第8-15页。
(24)如何炳松《历史研究法》、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吕思勉《历史研究法》等。
(2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第11页。
(26)重要著作有：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赵敏俐，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等。
(27)参见赵敏俐，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第227-238页。
(28)原文见何满子《汲古说林·代序》第2-5页，可参阅赵敏俐，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第236页。
(29)参见赵敏俐，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第一编、第二编、第四编。
(30)据魏崇新，王同坤《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观念的演进》统计，仅20世纪初至40年代，有约300多种中国文学史著作问世。可见，《80年史学书目》辑录的文学史著作或有所遗漏。
(31)参见赵敏俐，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第243页。
(32)李炳海：《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定量、定性和定位研究》，《人文杂志》，2006年。
(33)崔海正主编：《历代词研究史稿》（五卷本），齐鲁书社，2006年。
(34)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总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35)杨树增：《中国历史文学》（先秦两汉），远方出版社，2004年。
(36)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绪论》，中华书局，1995。第27-28页。
(37)韩经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概述》，中华书局，2006年。第1、10页。
(38)刘扬忠：《宋词研究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
(39)杨树增：《汉代文化及形成》，人民出版社，2008年。
(40)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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