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追求（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想社会主义论文,早年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在1976年病危之际，曾召见华国锋、王洪文、江青等人倾诉衷肠，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赶走蒋介石；第二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前者奠定了创建新中国的基业，后者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毛泽东为什么要断然发动并坚决维护这一场贬损他声誉的“文革”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越来越觉得他所创建的党和国家同他心目中所企盼的“左”倾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差距太大。而这种“左”倾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既是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错误总结，又是早年空想社会主义模式的复活与延伸。为了探明毛泽东“左”倾社会主义模式的本源，本文拟就其早年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多方追求作一番历史考察。
（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
毛泽东是农家子弟，自小在乡塾上学，读孔孟之书。但他却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儒学信徒，还不时会萌发出一些“异端”思想。当他13岁在井湾里读私塾时，便十分嗜读被称为“闲书”、“杂书”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岳飞传》、《水浒传》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演义小说。这些故事都是首先在民间流传，经说书人和戏曲艺人补充内容，逐渐丰富起来，最后由专业作家加工改写而成。它们在价值取向上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愿望与要求，因而为一般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
青少年人爱看演义小说，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不独对阅读和讲述这些小说故事怀有浓厚的兴趣，还思索到一些别人难以想到的问题。他后来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道：“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旧小说虽然对阶级矛盾也有所揭露，但却没有一本书是正面从经济关系上揭露矛盾的。毛泽东那时小小的年纪，却独具慧眼，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矛盾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他虽然生长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却喜欢与穷人的孩子玩在一起。在家里干农活，也总是与长工同起同落。他的思想感情与那些帮别人种田的贫苦农民是息息相通的。
在众多古典小说中，唯有《水浒》写的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强盗。正如作者施耐庵在“排座次”一回中所赞叹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毛泽东从小就对这些不分贵贱的英雄豪杰深表同情。建党以后，他也是党内最重视工农群众与工农武装的人。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建国以后，他在一次邀约周谷城等学者谈话时，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这些话，表达出一种很深的情结。
著名作家赛珍珠女士翻译的《水浒》英文本，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作为书名。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句口号，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种巧合，恰好表明，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在认同马克思主义时，早已具有在传统文化基础（特别是以《水浒》为代表的歌颂农民起义的反规范文化）上形成的认识前结构。投身革命后，毛泽东讲话和写文章， 还是经常引用《水浒》。 1944年1月9日，在看了新编平剧《逼上梁山》以后，毛泽东写信给杨绍萱、齐燕铭说：“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这封信，充分表明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与水泊梁山“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平等、平均理想，正是一脉相承的。
（二）江亢虎的社会改良主义
江亢虎（1883—1954）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接受儒学教育，“慕大同之治”。自1901年至1910年，他3次赴日本及欧洲访学， 广泛接触各种社会思潮，并把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糅合在一起，最早在中国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
1911年8月，江亢虎在上海组成“社会主义研究会”。同年11月， 又在上海创建中国社会党。江亢虎提出八条纲领，即：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建设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致力军备以外之经营。同时，又上书袁世凯，自称这些纲领“多与三代井田、学校制度及孔子《礼运》所称道者先后一揆”。这就表明他那时所宣扬的不过是西方社会改良主义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杂拌而已。
1912年春，中国社会党在长沙成立了湖南支部，并通过《湘汉新闻》等报刊开展宣传工作。毛泽东这时正在新军中当兵，精神方面处于饥饿状态。当他第一次听到“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并读到一些有关的小册子时，立即引起了心灵上的共鸣。他忙着与几个原来的学友联系，就这个问题提出讨论，但应者寥寥。
20多年过去，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回忆1911年底至1912年春在长沙当兵时的往事说：“当时鼓吹革命的报纸中有《湘江日报》（实为《湘汉新闻》之误）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面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这一段回忆，是研究他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珍贵资料。
再过20年以后，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 日），在批判第二国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时说：“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虽则很小，但对从小就衷心向往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三）康有为的《大同书》
康有为（1858—1927）在戊戌变法前就悬想“大同之世”。1901—1902年，在避居印度大吉岭时，撰成《大同书》初稿。该书借用《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将社会进化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同时，又融合《礼记·礼运》中关于小康、大同的说法，以太平世附会大同，悬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实际上，康有为是把欧美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糅合在一起，以“托古改制”的手法，对儒家“大同”理想作了一番新的阐释。并指出，目前中国处于“据乱世”，必须向已进入“升平世”的欧美资本主义看齐，待条件成熟时再转向“太平世”，亦即理想中的大同世界。
《大同书》有破有立。破的方面，指陈产生人世间诸苦的九种障碍，提出“破九界”的主张，即打破国家、阶级、种族、男女、家庭、产业、地域、人己、物我等诸种界限，以求达到众生平等、万物一体的境界。在立的方面，《大同书》设计的要点，是男女自由同居，妇女怀孕入胎教院，婴儿出生入育婴院，幼儿入怀幼院；童子按年龄入小、中、大各级学院。通过“公养”、“公教”，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优秀的文化素质与技能，然后量才使用，为社会服务。至老弱病残，则设有“养老院”、“养病院”，以“公恤之”。康有为的这种设计，当然纯粹是一种幻想，但它对不满旧社会而向往“大同”理想的青年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 在讲了一大套圣贤慈悲救世的道理之后，接着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可见他那时深信康有为的三世进化理论，并把最终实现“太平大同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两年以后，毛泽东于1919年12月1 日所发表的《学生之工作》详细地描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工读新村的设计蓝图，其中不少思想材料显然是从康氏《大同书》中撷取的。
再过30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其实，毛泽东1919年的《学生之工作》和1966年的《五七指示》，追求在当时的条件下立即实现大同理想，也都同样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可见找到一条到达大同之路，极不容易。
（四）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本来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中国社会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这就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
早在本世纪头十年，留日学生刘师培、张继和留法学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就在东京和巴黎组织团体，创办《天义报》、《新世纪》，宣扬无政府主义，强调反对强权，排斥国家政权，提倡绝对自由。
辛亥革命以后，传播无政府主义的热点从海外移到国内。代表人物是刘师复。刘早岁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他在广州暗杀水师提督李准，事泄被捕。在狱中悉心研读了《新世纪》，思想开始转向无政府主义。出狱后，自称属于“反抗强权之革命党，而非复政治之革命党”。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几乎囊括了西方各个无政府主义流派的思想，而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为信仰中心。1912 年5月，他在广州组成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舍，并为该会拟定了八条纲领：“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庭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1913年8 月在广州发刊《晦鸣录》，宣称：“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1914年7月，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 发表宣言称：“主张灭除资本主义制度，改造共产主义，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
毛泽东在第一次北游访学期间（1918年8月至1919年4月）阅读过刘师复的《晦鸣录》与《伏虎记》，并从中接受了反对一切强权的思想。1919年7月21日，他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文中写道：“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在他所标举的五位领袖名流中，刘师复赫然在目。
关于反对一切强权的思想，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中有明确表示：
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激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创刊宣言》的主旨非常鲜明：反抗各种强权，争取平民的自由平等，方法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
《湘江评论》接着又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篇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重要文章，对平民大联合以后的行动方式，作了更具体的阐释：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的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人，叫做克鲁泡特金。
通过对所谓激烈派与温和派的对比分析，毛泽东否定了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主张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激烈派，而选择了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主张阶级调和与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温和派，态度是很明白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很可能还阅读过岭南羽衣女士著的章回小说《东欧女豪杰》（1903年发表于《新小说》）。该小说叙述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苏菲娅等人的故事。苏菲娅在乌拉尔工厂讲演时说：“他们贵族那么少，我们平民这么多，若使我们的大众合起一个大大的团体来，……”。后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写道：“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这句话，似脱胎于苏菲娅的演说。
除此之外，毛泽东与提倡新虚无主义的朱谦之也有一段交往。朱谦之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著书立说，宣传他的新虚无主义思想。他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空观融合在一起，提出“以无政府主义的手段，以虚无主义为目的”的主张。他不仅强调反对国家和社会的一切强权，而且认为天地本身就是一种强权，说要进行所谓“宇宙革命”，“连天然强权都要推翻”。并声称只有“虚空破碎，大地平沉”，才是根本的解决；一旦“天地翻复”，“宇宙又可以从无到有，然后再加以破坏，如此循环不已”。毛泽东一向抱有反抗强权的思想，而且他对宇宙的成毁问题也早就抒发过独特的见解：“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两人有许多观点不谋而合。因此，朱谦之在北大读书时，常常去看望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两人谈得很投机。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毛泽东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还与湖南的无政府主义者黄爱、庞人铨有较深的交往。1921年建党以后，毛泽东肩负着在湖南发展组织与开展工人运动的重任。这时候，他把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视为“同盟者”，耐心地做争取和团结他们的工作，两人都转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月，黄、庞因发动工人罢工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 毛泽东立即发动了一个悼念黄、庞两烈士，控诉和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一般地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作为对现实社会的抗议，马克思主义可以与它结成暂时的同盟。但若作为现实的目标来追求，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就同它形成尖锐对立了。建党初期，毛泽东之所以还与无政府主义结为盟友，基本上属于前一种情况。
（下期续完）
标签：毛泽东论文; 大同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空想社会主义论文; 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无政府主义论文; 康有为论文; 大同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