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良[1]2002年在《王阳明道德修养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阳明道德修养理论在我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他以“良知”作为其道德修养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良知即是非之心，良知即天理，良知即明德。人性的光辉，是良知的涌现。 良知虽然人人是有，但从“本体”到“明觉”，还必须经过修养功夫，因此，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说，一方面要求人们在主观上扩充自己的良知且到最大限度；另一方面要求人们把良知实实在在付诸于行动。为此，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立志静养”、“自成自得”等等具体修养途径，从而达到“人皆圣人”、“满街都是圣人”的理想社会境界。 王阳明的道德修养理论，从主观上讲，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挽救危机严重的明王朝，但它却超越时空，对当世和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它在社会实践与伦理道德领域具有适应各个时代的精神内涵。
杨勇猛[2]2015年在《王阳明心学对我国现代高校道德教育方法的启示》文中认为道德教育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道德素质的提高,我国自古代以来就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占主流地位儒家学说。王阳明在继承儒家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为核心的心学理论体系,突出了人在道德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并重视自我教育和道德习惯的形成,这与现代道德教育思想近似。因此我们不仅可以从王阳明心学的思想理论中吸取相关的思想营养,而且可以以王阳明心学的思想理论反观现代高校道德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的不足,以从中得到启发。本文选取了王阳明心学思想理论对现代高校道德教育方法启示作为研究课题,用道德教育的视角,阐发了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如何借鉴王阳明心学解决现代高校道德教育中存在问题进行了论述。本文主要研究成果分为叁个部分。本文第一章重点概述了王阳明心学理论。首先阐述了王阳明心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即心学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及形成过程以及理论渊源：然后详细论述了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心外无物,心外事,心外无理”的本体论、致良知的认识论、知行合一的伦理道德观,探讨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中在道德修养方面可启迪后人之思想成果,并简述了其心学的局限性。本文第二章主要分析王阳明心学道德修养理论与现代高校道德教育方法论的契合,并对照现代高校道德教育方法论探析当前高校道德教育在方法和途径上出现的问题。首先从叁个方面探寻王阳明心学道德修养理论与现代高校道德教育方法论的契合点：“我注六经”思想与现代高校德育重主体自觉观点之契合、“向内发现良知的思想与现代高校道德教育之主体性原则的近似；“知行合一”观点与实践环节为重理念的契合。从以上王阳明道德修养理论与现代高校道德教育方法论的契合处寻求改进高校德育工作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其次,对照现代高校道德教育方法论探析当前我国高校道德教育在途径和方法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困境(忽视学生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不重视从学生的现实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出发进行教育、不重视社会实践环节、教育方法太过单一、缺乏创新性和灵活性等问题),以期从问题出发,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本文第叁章重点探讨王阳明心学对现代我国高校道德教育方法的启示。第一、“心即理”思想对现代高校道德教育方法的启示,如：引导学生追求高尚道德品质、给予每位学生道德自觉的自信和信心；第二、“致良知”思想对现代高校道德教育方法的启示,如：引导学生提升其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自律性、重视师生主体间互动互促过程；第叁、“知行合一”思想对现代高校道德教育方法的启示,如：引导学生社会性的道德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参与日常性的道德实践、引导学生通过持续道德实践磨砺形成良好道德习惯。
王中原[3]2016年在《王阳明“格物致知”的道德修养理论探析》文中研究说明"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对它的诠释很多,其中以朱熹与王阳明的最为着名,然而朱、王"格物致知"的内涵却相去甚远。王阳明的格物致知理论以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奠定了道德修养可行性的理论基础;以良知被外物蒙蔽、失去行为导向功能,昭示了道德修养的必要性;最后以"知行合一"作为修养境界,以"致良知"作为最终目标,凸显了王阳明修养理论的系统性。以此理论为依据,王阳明提出了静坐、事上磨练、改过等道德修养方法。
吴爱邦[4]2005年在《随处体认天理》文中指出湛若水是明代哲学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也是岭南地区一个出色的哲学家,在修养、为学、治官上颇有建树。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其学说命题,在道德修养理论上独树一帜。通过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湛氏道德修养学说的理论前提——性善论。在人性定位上,湛氏明确表达了人性本善的思想,通过本心习心的关系、良知良能进一步展开阐述。第二章,湛氏道德修养理论的基本原则。主要从理心、理气、理性叁个层面进行分析,揭示了修养的原则在于体认天理。第叁章,湛氏道德修养的途径。重点探讨了立志、主敬、勿忘勿助等道德意识修养方法和动静合一、知行并进等道德行为修养方法。第四章,对湛氏道德修养思想进行评价,包括理论得失和现代意义。在理论的积极意义上,主要讨论了他在发展心学伦理中的承先启后地位、道德修养学说和实践的入世特点等;对于其理论缺陷,主要从学说本身的弱点、学传等分析。湛若水的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实践,对于发展岭南文化、当前的行政伦理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有重大意义和借鉴作用。
严正[5]1997年在《王阳明修养理论述评》文中认为王阳明修养理论述评严正王阳明的心学是继朱熹理学之后出现的又一大儒学体系，它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而且也成为当代新儒学所信奉的传统文化的真命脉所在。因此，检讨其修养理论成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心学本体论的主要途径。只有通过检讨心学的修养理论，我们才能看清其...
屈志勤, 文洁贤, 冯慧卿[6]2018年在《王阳明仁德修养过程论及对现代道德建设的启发》文中研究指明人如何达于至善,是儒家思想从孔子到王阳明的主题。王阳明认为,人皆具"无善无恶"之纯善本心,并认为这是人皆可达于至善之前提和基础;但大多数人要长期经历在实事上磨练之"为善去恶"过程,才能达到"物来顺应"、自在快乐的至善境界。阳明关于道德修养如何不断提升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樊鹤平[7]2009年在《邹守益道德修养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邹守益道德修养论是在明代中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极度不稳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其理论来源在于对传统儒学道德修养理论、包括程朱理学,更主要是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的继承。先是学宗程朱、后师事王阳明的为学道路,使邹守益准确把握了道德修养的关键所在,他继承王阳明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提出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修养方法。邹守益认为,作为道德修养之本体的良知,本然地存在于人的心中,并先天具有知善知恶的能力,只是由于私欲对良知的障蔽,主体行为才时而表现为善,时而表现为恶。良知的这些特性构成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必要和前提。邹守益继而指出,要恢复良知“精明灵觉”的本然属性,首先要做到“寡欲”。与程朱学者不同的是,邹守益不强调外在天理的强制性,而是主张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试图通过“主敬克己”的工夫,达到良知本体的主宰作用。为了让人把握主敬工夫的具体特征,邹守益又提出“戒慎恐惧”作为“主敬”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且赋予它以“自强不息”的新义。在明代中期程朱理学居统治地位的学术背景下,王阳明的心学思想遭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诋毁。邹守益在讲学中注重援引心学阐释传统儒学,实有调和朱子学与阳明学之功,从而卫护了王学的“正学”地位;另一方面,心学内在的理论缺陷使其后学思想逐渐分化,面对同门学者对阳明学说的任意发挥,邹守益持守师说,在与他们的论辩中竭力维护阳明学说的原旨。
吴爱邦[8]2007年在《岭南文化与湛若水的道德修养理论》文中研究表明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南国风采而别树一帜。这一文化形态在明代中期进入初步发展阶段,与湛若水对岭南思想文化的杰出贡献分不开。他通过批判继承前贤的学说建立随处体认天理的道德修养理论,以此主张自由主义的学术精神和倡导知行合一的入世精神,并身体力行,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湛若水的修养理论和实践对岭南文化有深刻的影响。
商雅琼[9]2009年在《论王阳明的知行观及其道德修养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知与行,是中国古代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所谓知,既指知识之知,又指道德之知;所谓行,既指一般意义上的行动,又指道德行为和践履。由于儒家哲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故儒家学者谈知行问题,在主要的意义上,是关于道德认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问题,从本质上说,是道德修养的问题。王阳明作为儒学发展在宋明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探讨也是落在道德修养的问题之上的。
王飞[10]2013年在《修养论视域下的“致良知”及其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所要讨论的“致良知”说，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王阳明的道德修养论。在王阳明那里，良知具有创世和道德评判之功能。这为个体认识并提高道德修养提供了强有力的修养依据，并且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皆有，这不但提高了人在修养中的主体地位，而且强调了人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愿意做致良知的工夫，那么，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在做道德修养工夫中，王阳明强调内外兼修——求诸内心和格之外物，两者不可偏执一端。王阳明指出具体的修养途径，如立志、诚意、除私去弊、循序渐进等等，这对个体做道德修养工夫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王阳明的一生就是其道德修养的一生。他早年求学博采众家之长，以倡明圣学为己任；在为政期间，他行德政，重视推行教化，所到之地，兴学校、立社学、建书院，讲授圣贤之道以移风易俗。王阳明所推行的道德教化措施，对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也极具启示意义。文章第一部分从“致良知”的提出这一问题着手。考察了叁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王阳明“致良知”提出的历史大背景加以考察，当时政治的腐败、经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文化上程朱理学趋于僵化等等现状，呼唤新的理论来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二是，追寻王阳明的理论求索过程，这部分主要以他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考察王阳明从幼年到叁十四岁之间成学之前对“第一等事”的寻求，涉及相关内容有王阳明对佛老之学的接触、对格物之学的执着与困惑，对兵法的研究以及对辞章之学的沉溺和与湛甘泉的相约倡明圣学等等，对王阳明成学前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状况作以全面的呈现。叁是，考察王阳明叁十五岁到五十七岁中体悟成学。文章第二部分着重讨论王阳明“致良知”的修养论内涵。文章主要从两方面来详细阐述：一方面论述良知实为王阳明修养工夫的理论基础。并进一步阐述良知的四个特点：具有创世功能、是道德评判标准、永存、人人皆有。这些特点为人们做修养工夫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深入探究其修养的途径。此处介绍王阳明“求诸内心”和“格之外物”不可偏执一端的修养工夫。这一修养途径不但足以解决朱陆修养困境，而且可以丰富修养论的内容。文章第叁部分依据史料考察王阳明“致良知”在实践中的开展。此处主要从他创办书院讲学，以及他为政期间所推行的教化措施来探究。王阳明通过创建书院来弥补官学之不足，通过书院讲学来倡明圣贤之道。为政期间，王阳明行德政、重教化，爱民如子；量情法重悔改，促贼逆去恶从善。他推行道德教化的措施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和实施必将给予积极的启示。第四部分主要论述王阳明“致良知”的价值，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论述。本文在以史料为依据的前提下，通过追踪王阳明一生的求学和为政经历，来探析其“致良知”说的修养论意义，以期对个体道德修养的提高、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构成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阳明道德修养理论研究[D]. 王友良. 中南大学. 2002
[2]. 王阳明心学对我国现代高校道德教育方法的启示[D]. 杨勇猛.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5
[3]. 王阳明“格物致知”的道德修养理论探析[J]. 王中原.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6
[4]. 随处体认天理[D]. 吴爱邦. 华南师范大学. 2005
[5]. 王阳明修养理论述评[J]. 严正. 求是学刊. 1997
[6]. 王阳明仁德修养过程论及对现代道德建设的启发[J]. 屈志勤, 文洁贤, 冯慧卿.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7]. 邹守益道德修养论研究[D]. 樊鹤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8]. 岭南文化与湛若水的道德修养理论[J]. 吴爱邦. 叁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9]. 论王阳明的知行观及其道德修养理论[J]. 商雅琼. 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 2009
[10]. 修养论视域下的“致良知”及其价值[D]. 王飞. 中南民族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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