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符号、隐喻与跨界——唐娜#183;哈拉维“技科学”的主体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拉论文,符号论文,主体论文,身体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1)05-0062-06
20世纪80年代起，身体作为研究对象重新活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关于身体的大部分研究都试图逃脱身体二元论的观点。其中，女性主义在摆脱二元论方面是最成功的，并走向了一种综合的涉身性理论。在女性主义关于身体研究的转向中，有两股重要潮流：一种是作为分析主体的身体，其中，物质性的身体从认知图景中隐退；一种是作为主观体验的身体，即依靠肉身的主观性和社会语境为涉身的理解奠基。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苏珊·波尔多(Susan Bordo)的研究分别在这两股潮流中占据象征性地位。有学者评论，“与其说这种区分是理论的和经验的方法之间的区分，毋宁说是对主体分别采取更加抽象的方法(abstracted approach)和更加具体的方法(embodied approach)之间的区分”[1]142。哈拉维属于前者。她对身体的研究与其技科学(Technoscience)思想密切相关，尤其是身体的隐喻体现了她对技科学的主体的理解。通过对哈拉维的技科学思想的解读，不难发现其思想的实质是以身体作为符号，来形象化地表达重新界定科学技术的边界问题。
一 哈拉维的技科学思想
哈拉维最初作为一个生物学家开始她的学术生涯，后来成为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并且，因涉及人类学领域而逐渐成为当今最有影响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之一。哈拉维的技科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1991年的论文集《类人猿、赛博格和女性》以及1997年的著作《谦卑的见证者@第二个千禧年女性男人遇到肿瘤鼠：女性主义与技科学》①(后文简称为《谦卑的见证者》)中。在《类人猿、赛博格和女性》这一著作中，哈拉维提出了最为著名的主张——“赛博格宣言”。她认为，既然我们都已经接受了身体的技术化，接受了通过生命科学的参与来改变身体，我们就已经是生物技术的存在了。赛博格宣言改变了关于身体的物质性研究的轨迹，其中有许多技科学的思想内涵。
哈拉维从符号学的角度将《谦卑的见证者》一书划分为三个部分，对技科学的主旨进行了阐述。其中，“意义的形式结构”是从语法学角度分析什么是技科学；“信息的人物和内容”是从语义学角度分析技科学中的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以及构成他们的世界观的语境；“制造意义的生理学”是从语用学角度探讨技科学如何在实践中创造意义。哈拉维是以电子邮箱地址的方式为其著作命名的。她认为，“这意味着链接的财富，这些链接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有限的、物质符号的宇宙，叫做技科学。”[2]3书名中包含三个符号，即“@、
和[TM]”②，每一个符号都以特定的方式将我们引向历史。对哈拉维来说，这种形成于物质的、技术的、社会的和文本的话语，在一个历史的超空间中将我们联系起来，这个空间被称为“技科学”。通过这些符号的表达以及隐喻，哈拉维试图表明，无论是从商业的、生物学的、文本的还是政治的角度，我们都已进入到这种相同的公共的和个人的网络中，“技科学是全球化的故事，是分布的、异质的、相互连结的、社会技术的循环的纪录片，(这种循环)塑造了被称做全球之网的世界。”[2]12对身体、文本和网络的每一种处理方式都为新的世界秩序中的交流、商业和自由等提供了基本的隐喻和工具。编码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基础逻辑，而语言是“软件”的编码和涉身的“操作系统”。女性可以将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逻辑运用到自身，并且“重新书写”自我的身体。
哈拉维运用“技科学”这一浓缩的符号着重强调的是拒绝科学和技术的区分，技科学一词本身使得融合(fusion)这个范畴大行其道。哈拉维对技科学有诸多表述，可概括为以下几个特征[2]64-68：首先，技科学是一种隐喻。其次，技科学是指一种时空的浓缩，是知识和权力之网中的结果的聚集。在技科学中，人和非人的联盟形成了主体和客体、主观性和客观性、行动和激情、内部和外部。物质化的重塑是一个稳定的过程，甚至达到了客观性实践的程度。第三，科学是文化的实践和实践的文化。技科学是一种异质的文化实践。技科学的主体既包括人，也包括非人，这些行动者通过物质的、社会的和符号的技术联系在一起。技科学的参与者不只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技科学也不能仅仅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视角去描述和参与。第四，技科学中的行动是科学与技术内爆的力量的混合隐喻。这些力量包括实体、行动以及关于世界的、技术的、历史的和政治的维度等等。很难把政治的维度作为背景，而把技术的因素作为前景。毕竟，背景和前景是相关的事物，不是对立的二元论或本体论范畴。最后，“技科学或多或少是阿尔都塞所意指的意识形态，并且不只是意识形态；技科学是一种生活形式，一种实践，一种文化，一种再生的母体。为技科学塑形是一个高风险的游戏。”[2]50
为了在创造行为中发现和界定主体(人和非人)，哈拉维还为其技科学思想加上了女性主义的注脚：“女性主义技科学考察是一个诊察器，一种手术器械，一个工具，借此可以拓宽各种出口，以便为了同时与自由、正义和知识有关的方案来提高观察和干预能力。由此之故，女性主义考察并不比其他任何知识方案更无辜，更能免于所有问题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伤害。”[2]191这也就是说，女性主义技科学也一样要接受质问和考察。女性主义技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是为赛博格的世界建构分析的语言，从而使得我们身体的数据结构变得可见。在她看来，生物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和科学问题。仅仅从生物学的角度是很难发现“不可见的身体”背后的意义的。为了完成“让身体可见”的任务，哈拉维进一步塑造了一种技科学的主体，即“谦卑的见证者”。她希望借此来达到技科学的目标，也即实现一种强客观性。
二 技科学的主体——谦卑的见证者
(一)“谦卑的见证者”的两个维度：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谦卑的见证者是哈拉维的《谦卑的见证者》这本著作的叙事网络中的人物，他/她在电子邮箱地址中，既是发送者又是接收者。哈拉维认为，谦卑的见证者作为技科学的主体，无法从科学、技术、政治和文化构成的全球之网中隐退，因而是可见的，其“谦卑”之处在于认可“情境化”知识的合法性。然而，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认为，“谦卑的见证者”是不可见的，其“谦卑”之处在于认知主体与科学成果的分离，以及见证者从客观结果中的隐退。在哈拉维看来，不可见的见证者正是她所批判的靶子，并在此基础上赋予了“谦卑的见证者”新的内涵。
哈拉维是从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蒙·沙夫(Simon Schaffer)的《利维坦与空气泵》中沿用“谦卑的见证者”这个词的。作为17世纪晚期伦敦的皇室社会的创建者之一，波义耳将“谦卑的见证者”描述为正确的科学观察者，并提出了三种技术：“植根于空气泵的建构和操作的物质技术(material technology)；文本技术(literary technology)，借此空气泵产生的现象可以被那些不是直接见证者的人所了解；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它包括了实验哲学家在处理彼此的关系以及考虑知识主张时应该用的那些习俗。”[3]25波义耳认为，对“什么是知识”的理解本身涉及物质技术、文本技术和社会技术的界定过程。“每一种技术都作为一个客观化的资源在起作用。”[3]77这三种技术被隐喻地融入空气泵这个中立的工具中，并把见证者这一主体因素排除在结果之外。因此，这种“谦卑的见证者”可以在实验揭示的真理面前消失。为了让“谦卑”(modesty)变得可见，见证者必须是不可见的。这种见证者因此栖居在“无文化的文化”(culture of no culture)[4]中。这种文化是一种客观性的文化，一种科学文化，不受任何性别、国籍和有限性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文化中，“见证者”似乎被“赋予”了确立事实的权力。他担负见证，他是客观的，他确保客观对象的清晰性和纯粹性。他的主观性就是他的客观性。所有的历史、有争议的表象和建构的文本都隐退在“客观化”的结果中。这种自我的不可见(self-invisibility)将其实践者推向了知识论和社会权力的一面，这种意义上的谦卑凸显了现代性的基本价值。
但是，究竟是谁“赋予”了见证者这样一种“不可见”的，而又是“客观化”的权力呢？实际上，对成为一个科学的谦卑的见证者，一直有一些性别的、种族的和阶级的障碍。哈拉维认为，这样一种纯粹不可见的见证者是不可靠的，是有问题的。这种对不可见的观察的尝试，只是遮蔽了科学观察的性别负载和种族负载的政治内容。从科学史看，整个社会群体的建构与他们自身可见的差异是不可分割的；假如你是可见的，你就不可能是谦卑的“透明体”。由此，哈拉维把自身看做是一个反讽的“谦卑的见证者”，使另外一种见证者在技科学时代成为可能，那就是更加具身的、有变化的、有光学密度的、某种对事实的谦卑的见证者。她说：“我的谦卑的见证者从来不仅仅是反对的。毋宁说，她/他是表示怀疑的、受牵连的、了解的、无知的、担忧的，也是充满希望的。……她/他正在努力学习和实践融合的文化和不同的意识，这些文化和意识对世界实际运行的方式来说，是更为可靠的。”[2]3为了见证的可靠性，这种见证必须是公共的、集体的。“我用波义耳的故事和试验的生活方式作为技科学的修辞；故事代表的不只是它自身。我的观点是双重的：(1)有一些实践的遗产，它们经历了很多重构却依然保持有力；(2)科学革命的故事确立了关于‘客观性’的叙事，它不断妨碍了一种致力于情境化知识的更加充分的、自我批判的技科学。可靠的见证的重要实践依然至关重要。”[2]33
对于哈拉维来说，问题不在于技科学本身，成为一个谦卑的见证者的重中之重是能够找到一条到达技科学的道路。哈拉维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居民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居民都已经是赛博格了，以至于我们不再平静地生活于自然的状态中。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星球上成千上万的人都已经在技科学之中被质询。因此，重要的是如何在技科学的世界中行动。
(二)哈拉维的“谦卑的见证者”与强客观性
关于在技科学的世界中如何行动，哈拉维认为可以通过对话语进行编码来实现。为此，哈拉维把自身与另外两种身体跨界的衍生体——肿瘤鼠(OncoMouse[TM])和女性男人(FemaleMan)联系起来。肿瘤鼠是一个专利的生物体，是一种实验室老鼠的基因名称，被用来研究癌症，尤其是乳腺癌。女性男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科幻小说中的一个虚构人物。通过基因编码，女性男人的基因被改变了，跨越了身体的性别界限，并且成为常规的物质和社会范畴之外的一个空间缩影。它们的基因制造是技科学干预的直接结果。它们被高度评价为研究工具，是商业产品。在这样一个编码世界中，自然意义上的身体是被质疑的，因基因重构而被改变了的身体才是被重视的。它们通过在信息结构中的位置，使得作为符号的身体得到了重新界定。
哈拉维认为，自身不但与这两种创造物类似，而且还把它们看做是技科学行为的谦卑的见证者。女性男人和肿瘤鼠的共同特征也是谦卑的见证者的特征。[2]120-121首先，它们都是遗传技术的产物，都是再生产技术的后代。其次，它们都是书写技术的产物，对它们来说，成为商品就是存在。第三，它们都是可疑的，它们的客观性是不容反驳的，而主体性是另外一回事。它们的建构性就是其实在的条件，并成为实在的身体符号。第四，它们都是在现代性和启蒙的子宫中孕育出来的，但是它们的存在包裹着其起源的母体。自然和社会、动物和人、机器和生物体，这些术语彼此互相重叠。第五，它们在跨国的科学研究和多元文化的女性主义关于建构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交流中产生。最后，它们是改变世界的事实和生产事实的机器的谦卑的见证者。
哈拉维塑造这样一种可见的“谦卑的见证者”，是为了实现科学的强客观性。她认为，技术的和政治的因素就像是前景和背景、文本和语境以及主体和客体，是永远不可能清晰分割的。而不可见的“谦卑的见证者”却要千方百计地维持政治和技术之间的分割，并且，将一方归因于解释，一方归因于事实，这种世界是永远无法被考察的。对哈拉维来说，科学的强客观性体现在情境化知识中，视角被看做是清楚的和可靠的，但是却从来不是客观的。相反，可以通过一种特别的视角来赋予其客观性，可以运用身体边界以利于自我的建构：“我在为局部的、地方化的、情境化的政治和认识论辩护，在这种认识论中，局部性而不是普遍性是制造理性的知识观点的条件。”[5]195
科学的强客观性观点认为，制造知识的实践的主体和客体都必须是地方性的。地方不仅是一系列形容词或者诸如种族、性别和阶级之类的标签。地方永远是局部的、有限的，总是构成批判性考察的前景与背景、文本与语境。最重要的是，地方不是自我显现或透明的。我们可能已经成为，或者将要成为一种涉身的事实(embodied fact)。通过身体这一隐喻，哈拉维突出了一种物质性(materiality)，“对我们来说，隐喻不仅是一个研究纲领，而且更为基本地，生物体是一个特殊的信息系统和生物系统。……隐喻和物质性的交织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构成世界的人和非人之间的实践方式。”[2]97由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双重视野(double vision)的重要性，以考察权力、知识及其标准之间的关系，这些标准是技科学主体和客体的制造过程的核心。
三 身体的隐喻与跨界
哈拉维对技科学的主体——谦卑的见证者的分析，是通过“身体的隐喻”完成的。她意识到，依赖于隐喻可以模糊涉身存在的物质关系和物质作用。然而，她力图控制那些隐喻，并通过技科学及其隐喻实现解放的可能性。她借助于信息技术和编码(也是另一种语言隐喻)，作为控制意义和重新界定新的世界的方式。而重塑身体，是将技科学应用到人自身的范围。她认为，技术是重塑我们身体符号的主要工具，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信息科学和现代生物技术是由共同的行动建构的——即把世界转换成编码问题，这是对共同语言的寻找。在这种共同语言中，对工具性控制的所有抵抗都会消失，所有的异质性都会被分解、重组、覆盖和交换。”[5]164这些工具体现并加强了新的社会关系，自我也通过语言的力量被制造和重构。
哈拉维也着重强调了“形象化表达”(Figuration)③的意义和作用。形象化表达是一个深深植根于西方基督教实在论符号学中的复杂的实践。在哈拉维看来，“形象化表达”未必一定是表象的和模仿的，但一定是隐喻的。“形象化表达至少必须包括某种变更(displacement)，这种变更可能会给一致性和确定性带来麻烦。”[2]11她认为，所有的语言，包括数学在内，都是可以形象化表达的。“我强调形象化表达，是为了使得所有物质符号的进步，尤其是在技科学时代的进步的修辞性变得明显，并且无法摆脱。”[2]11
哈拉维之所以强调隐喻和形象化表达，是想知道何种身体以及哪种形式的主体能包含在社会关系之中。哈拉维的身体隐喻中有一个简单的表述，就是技科学对我们的身体和物质生命的干预，使我们可以创造意义，并且对这些意义进行争论。“诸如胎儿、芯片/计算机、基因、种族、生态系统、数据库和炸弹这样的客体，都是技科学身体的分子。每一种奇怪的客体都是新近的建构物，或者是物质的-符号的‘知识的客体’，是在技科学的熔炉中，通过异质性的实践锻造出来的。”[2]129通过追踪科学技术的实践和联系的方式，她想知道的是：“在我们技科学的起源的剧本中，谁的身体？哪一个身体？怎样的身体？是人的身体还是非人的身体？是基于硅的身体还是基于碳的身体？这都是至关重要的。”[2]186
《谦卑的见证者》一书的题目就是这种诉求的具体化。她用赛博空间的隐喻，把自己表现为互联网领域的居民，用户名是“谦卑的见证者”。后来，哈拉维把社会语境的建构与自我建构融合在一起，建议进行一种女性主义的技科学实践，这种实践可以用一种技科学的方式重塑(reinvent)身体，重塑的结果就是赛博格。作为技科学身体的隐喻和形象化表达，赛博格的身体成了权力和身份的地图。这种赛博格的身体超越了简单的肉体性，超越了性和性别的约束，因而是超越了自然的身体，也是以主体为中心的身体。因为赛博格不只是人-技术或者人-机器的混合体，还是动物的混合体，所以哈拉维在其关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包括了非人类。在赛博格的隐喻中，哈拉维突出的是一种身体“跨界”的概念。“作为知识客体的身体是物质-符号的生发点。它们的边界在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具体化。边界是通过绘图实践画出的，‘客体’并非预先如此存在。客体是有边界的。但是，边界在内部移动；边界是微妙的。边界所暂时包括的东西始终保留着对意义和身体的生产性。”[5]200-201哈拉维希望我们重新看待我们的身体和自身，以便作为赛博格栖居于技科学之中。她希望我们见证其问题，既能控制它，也能使其分解，从而创造出多元的、涉身的观点。在她看来，技科学子宫的后代就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技科学身体的骨髓中的干细胞，因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叙事与现实的爆破力而成为存在。在这个世界中只有复制和再生，而没有出生。“赛博格的形象化表达可以提供一种走出二元论迷宫的方式，以前我们都是在二元论中解释我们的身体和工具。这不是一个共同语言的梦，而是一个关于强有力的持不同意见者之间沟通的梦。”[1]181
四 哈拉维技科学思想的意义与局限
哈拉维认为，人不是天生的生物，生物是制造出来的，是一种构造物。“赛博格既是可以拆分的，也是可以重新组装的，是后现代的公共的和个人的自我。这是女性主义者所编码的自我。”[5]163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赛博格的身体因此就成为了普遍化的或者全球化的理论，而是要对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负责。哈拉维对技科学的可能性的讨论与其对涉身的理解直接相关，但身体本身并非哈拉维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尽管她把“技科学的身体”界定为“生控体”，在这种生控体中发生着内在联系，但她真正想表明的是技科学的整个话语实践，或者实际上是已知宇宙的所有层次。哈拉维的“身体”理论承载了她对科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哈拉维的赛博格隐喻解构了自然和文化的对立，对技术与政治关系进行了再思考。赛博格隐喻将女性身体书写为复制器(replicator)而不是再生器(reproducer)，并将其与网络和生殖技术的创造性潜力联系在一起，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我们从“自然主义”的科学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不是自然主义，而是一种文化实践。哈拉维认为，技科学的目标是“有助于把技术和政治之间的边界作为永恒的主题之一，这是在技科学的物质化的叙事领域内部构造情境化知识的义务的一部分”[2]89。她提醒我们注意技术与政治的联系，其用意是不仅要从外部而且要从内部看待科学，了解到总是有些科学的见证者是不可见的，实际上不可能有纯粹的科学与政治。从哈拉维的著作中，不难看出她反对两种对待技术的倾向：一种是对于技术的过度迷恋；一种是拒斥技术。她认为，在技科学中，我们要重点关注并界定什么被看做是技术的，什么被看做是政治的权力。她不是想解决分界问题，而是想打破分界，或者说重新思考分界问题。
其次，是对差异、衍射与批判性思维的强调。通过对技科学及其主体的探寻，哈拉维认为，重要的不只是对技科学本身进行反思，而是对一些异质因素进行区分。这种区分是借助于“衍射”(Diffraction)的隐喻表述的。衍射是一个光学隐喻，是指在世界中进行区分的努力。[2]16哈拉维认为，我们需要在物质-符号的器具中进行区分，衍射技科学的光线，以便得到更多的关于生命和身体的更有希望的介入模式。从差异的领域看，充满了对赛博格身体和情境化知识的希冀和恐惧，但是我们都是谦卑可靠的见证者。我们需要一种批判的科学政治。“批判的”意味着可评价的、公共的、多元的，并且以平等的和异质的福利为导向。由此，哈拉维为每一个个体的和公共的自我确立了一种责任，作为技科学的主体，需要在差异和批判性思维中行动。
哈拉维以独特的方式谈论身体，并重新界定身体的边界，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领域引起了强烈反响。曾有西方评论家说，你可以喜欢她，也可以厌恶她，但唯独不可忽视她，否则是有风险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哈拉维理论的独特贡献。当然，作为一个主张“情境化知识”和“强客观性”的女性主义者，从反身性的视角看，其理论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
首先，对技科学方法是否可以克服实践中的严重缺陷，她的态度无论如何还是过于乐观了。比如，她主张“身体不是天生的，而是制造出来的”。这虽是一种隐喻，但类似的表述很容易被转换成“身体可以被无限制造”，尽管哈拉维可能会否认这是她的本意。这种表述忽视了那些在社会的复杂性中才能被认可的意义，毕竟涉身的个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另外，把虚构的文本(尤其是科幻小说)看做是文本自身具有革命性的潜力是一种误导，它使体验平面化，并且抽空了体验的意义，因为完全指向自我的意义是没有价值的。
其次，哈拉维仍然内在地假定了一种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观。她把自我置身于技科学之中，而技科学本质上是植根于西方思想史的。她所描述的图景是以发达世界中的后现代社会为特征的。根本上，赛博格的身体是，并且只是后现代的身体。它是非常复杂的殖民化的身体，是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其他涉身形式的重写的一部分。因此，尽管哈拉维想竭力避免看世界的“客观化”的方式，但还是无法走出或者超越客观的视角。哈拉维依然对科学给予了太多信任，从而使得技科学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而科幻小说变成了新的宇宙论，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意义也就大打折扣。
注释：
①对于“modest witness”，国内有些学者将其译为“谨慎的见证者”。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波义耳还是哈拉维的语义去理解，“谦卑的见证者”都更为恰切些。后文有详细表述。
②英文书名为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FemaleMan_Meets_OncoMouse[TM]：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其中@、、[TM]分别是网络符号、版权符号和商标符号。
③哈拉维视域中的Figuration有多个含义，比如符号、象征以及隐喻等，因此，似乎译为“形象化表达”更为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