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主义的极端倾向和自我否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主义论文,倾向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主义的重大特征是它的暴烈和偏激。一些现代主义前驱，如庞德等，曾被称为“猖獗一时的诗人”（Poets Rampant）。[①]在各个时期对现代主义的批评中，这种偏激倾向均是众矢之的。但其中最深刻、最具教益的反省和否定，是由现代主义者，特别是它的先驱者们自己作出的。
因此，现代主义是一种自觉的极端，即：它是对另一个已有极端蓄意的抗衡。根据亚里士多德一个古老哲学的命题，当同时存在两个极端时，真理就不在任何一个极端，而在两个极端的中间。这样的真理被称为两个极端的“中值”（the Golden Mean）。对这样的现代主义，我们可以有两种说法：
1.现代主义是极端，它的作用是抗衡另一极端；
2.通过对这两个极端的均衡，有可能发现一个真理，因此，尽管现代主义本身不是真理，它却具有帮助认识真理的价值，即认识论的价值。
一、现代艺术对道德问题不屈不挠的关注
现代主义关注现代人的质量。1913年，庞德在《严肃的艺术家》中指出，艺术的题材是“人、人类和个人”，而对人（生）质量的关注，是现代道德和伦理学的核心，即，“伦理学的基础是人的本质”[②]。显然，这是一个道德的关注。但是，现代主义趋向极端的历程也从这里开始了。
1.自我主义：一个极端思潮
现代艺术继承了怀疑主义哲学的优秀传统：对现存道德观念的怀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更新。这符合伦理学本身发展的总进程。
截至目前为止，人类的道德努力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将人性从神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一努力在文艺复兴时代达到高峰。它的尾声由费尔巴哈在1841年通过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体现出来。该书旨在促进“上帝的实体化和人化，即将神学改造和消融进人类学。”在实现上帝的“人化”（humanization）之后，人类宗教渴望的对象将不是神性，而是人性。这是从神性到人性过渡的总策划的一部分。
但是，近代在道德问题上说出一番石破天惊话语的，不是伟大的哲学家或文学家，而是一位名叫马克思·施蒂纳（Max Stirner）的小人物。1844年，这位德国奇人发表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戏剧性地象征着道德解放的第二阶段：人类从自身的解放。它在西方道德领域掀起了一个大大的浪潮，它的回声响彻了整整一个世纪。在进入论争的人当中，有费尔巴哈、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和一大批施蒂纳往日的同志。书中，施蒂纳阐述了人类的发展史，预言人类最终将进入“至高无上的自我主义”。为达此目标，他号召进行一场“每个人反对其他人”的战争。
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转移了对施蒂纳及其思想的注意。1898年，德国诗人约翰·亨利·麦凯发表了《马克思·施蒂纳：他的生平和著作》。随后，对施蒂纳及其思想的关注像洪水一样泛滥开来。在其后十年中，《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被译为意大利文和俄文，两度被译为法文；在1900到1929年间，仅在美国一地就有49个英文版本。[③]
对该书与现代主义有关的反应是由英国一份叫《新自由妇女》的半月刊作出的。该刊认为，在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上，施蒂纳的见地比英国知名哲学家伯格森（Henry Bergson,1859-1941）要早半个世纪。
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这一争论本身，而是为什么在本世纪初，一个几乎已经灰飞烟灭的思想会受到如此热狂的关注。1913至1914年间，《新自由妇女》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痛陈人们的失望：所有的政治纲领，特别是那些基于“人道主义”和“进步”观点的纲领，已统统被剥了皮，露出了本色；人们应“去到‘进步’的后面看看”：
……在几千年之后，在试验了每一个“建设性”的、“神性”的和“人性”的政治方案之后，人们开始明白，现存唯一的意愿就是人自己的意愿。[④]
2.现代主义文学的道德背景
现代主义对社会现实表现出强烈的关注。
F.M.许弗（Ford Madox Hueffer,1873-1939）是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位前驱，他对所处时代几乎所有公众感兴趣的问题都发表过评论：从爱尔兰问题，妇女运动，巡回图书馆，一直到红衣主教的服饰；他不仅抨击艺术的庸俗和功利化，也哀叹传统工艺的衰败和商品的伪造。1911年，在写毕他的回顾性文集《古老的正义和新的思索》（Ancient Rights and Certain New Reflections）后，他是这样描述他的心境的：
当我重新审察这些书稿时，我发现我写完了一个悲哀的故事。现在这本书就摆在我的眼前，但我感到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远离我的思绪。[⑤]
给现代主义作家带来“苦难”，让他们情不自禁要写出一个又一个“悲哀的故事”的若干因素，就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道德背景。这些因素是什么呢？
1909年，许弗在《英语评论》（English Review）上以《伟人的消逝》为题，撰文哀叹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等伟大作家和道德权威的相继逝世给英国道德力量带来的巨大损失。他将他们称为道德领域“最后一批牧师”。他们消逝后，填补真空的不是具有同等力量的另一批权威，而是若干肤浅短见的群体或制度：专门家（经济学家、科技专家、官僚主义者等）和大众媒介（报刊和大众艺术等）。
和许许多多现代主义艺术家一样，许弗认为科学技术对道德具有巨大的破坏力：科学只是暴露了有关现实的“半个真理”，各类专家的见解只不过是“一孔之见”。
现代科技的一个直接社会效果是目的的功利化。“现实的政治生活已变成一个单纯数字的问题，其结果是普通人……坦诚到了放弃思想的地步，坦诚到了对公共事物毫无感觉的地步。”[⑥]一句话，功利已成为现代社会“第二位的道德”。
大众艺术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雪上加霜。“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广大的读者群，但那些有责任满足他们需求的人的愿望不是促进他们的思想，而是让他们获得娱乐。”“由于文学这种廉价和粗俗的创作模式，公众只能阅读越来越堕落的书籍。”[⑦]
许弗对现代新闻报刊的缺乏道德宗旨感触犹深，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坏事都与它们脱不了干系，它们使道德失去了准绳，使公众无所适从，“今天被吸引到一个方面，明天又被吸引到另一个方面。”“在公众的大脑中产生厌倦，混乱，最终导致普遍的冷漠。”（《伟人的消逝》）
以上三种因素（道德权威的丧失、科技专家的兴起、大众艺术和新闻媒介）在道德领域的综合效果是：现代人在精神上的平庸化、小人物化（“我们正在使我们大家符合一个唯一的标准，正在去除一切杰出的东西”，“我们把一切按等级地降格了”），以及因放弃思想操练而造成的僵尸化。许弗将这一切归咎于“广为传播的民主”：“我们变成了民主，变成了填补墓穴的物料，我们已日暮途穷。”
二、现代主义的反应：道德的抗衡
现代主义文学家悲叹上一时代道德权威的消逝和已有道德观念的沦丧，但丝毫无意树立新的道德权威或挽救正在没落的道德规范。他们只是痛切体验到人们在这一转换时期的无能为力：思想上的倦怠、道德上的怯懦。对此，庞德评论说：“现代文明造就的这一代人长着兔子般的脑袋。”[⑧]
1922年，T.S.艾略特从外地回到伦敦，惊叹这个城市所“特有的萎靡不振或死象”：
毫无疑问，在伦敦文学界的气氛中有一种东西，我们不妨称它为道德的怯懦……一种谨慎，某种世故的小心翼翼……缺乏抱负，懒惰，拒绝承认外来的竞争；一种类似麻木不仁的逆来顺受……[⑨]
现代主义的道德反应，针对的也就是文学气氛中的这种怯懦和死象。这些反应是：
1.以冷静的个人观察抗衡强大的“事实”
在一本书的前言中，许弗写到，“我由衷地鄙视事实。我努力要做到的是向你描绘出我所见到的一个时代、一个城市和一场运动的精神。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诉诸事实”。他还宣称：“这本书充满着事实的不精确，但就印象而言，它具有绝对的精确性。”[⑩]这也就相当于中国人好说的“情节全然虚构，唯有心灵真实”吧。
许弗十分鄙视大众媒介提供的“事实”。稍有现代社会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些媒介是如何获得和编织这种事实的。由于事实的这一状况，许弗痛切指出，“今天被接受的事实就是明天被证实的谎言”[(11)]。
现代主义对待事实的这一明智态度，实现了文学在不定事实面前的自我保护。
2.以文学的冒险精神代替文学的怯懦
艾略特在谴责文学死象的同时，痛感英国文学概念的保守，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英国的文学已经很好，如再要冒险或实验，只能陷入不值一冒的危险。”[(12)]在艾略特的时代，政治上的勇猛精神是被允许的，但新的文学却步履艰难：
表面上的勇猛，甚至非文学方面的真正的勇猛（因为政治上的勇气至今令人尊敬）也不足为害，甚至还令人愉快……但对事物真正独立的观察，不能划入已有宗教或政治名目的观点，事实上，让文学具有能使文学不徒具其名的唯一品质——让文学具备公众还未曾见过的东西，这些总是招来敌视。[(13)]
文学勇气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为陈述真意而不避众人之讳。进入20世纪后，中等阶级是文学的主要读者，是“公众”的主要成分。冒犯这一部分人，风险自不待言。但现代主义并不犹豫。庞德曾经送给读者一个甚不雅致的称号：顽固不化（bulletheaded）。艾略特不逊地将读者称为“体面的中等阶级的乌合之众”（the decent middle-class mob）。显然，这与无条件迎合读者的“世故”形成了生动的对照。
3.以暴烈的极端行径抗衡愚弄
在现代主义的一系列品质中，这一项最为明显，最具戏剧的色彩。
1915年，许弗声称，“古代的封建主义，以及在一个精神领袖下实现的基督教的团结一致，比（西方迄今已有民主的总和）还要好上千万倍”[(14)]。从而，“今天我们的文学史首先需要的是宗教，是偏狭，是迫害，而不是那些令人作呕的有关文化的蠢话”[(15)]。
1914年，庞德以十足施蒂纳的腔调宣称，艺术家“和全世界的战争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16)]。许弗则认为，现代人需要一种“不顾一切”（reckless）的精神：
他绝望地需要它；它是饥饿，是渴望。人们太安全了：他们的观点太安全，他们的居室太安全……如果我敢于在夜间抢劫韦斯利恩教堂，敢于披着紫绿色的浴衣出现在伦坡迈耶教堂，以及哪怕破例一次如实说出我对某些人的见解，我一定会增加一分对自己的敬意……[(17)]
这种“不顾一切”的精神在英国早期现代主义者办的一份暴烈的刊物《爆炸》（Blast）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914年该刊创刊时在“致个人”的公开信中说，该刊属“大众艺术”，但与“人民”毫无关系；“我们要求：别碰自然，也不要管我们这些人”；“世上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是被允许的。”
早期的现代主义者，就是这样一批“猖獗一时的诗人”！有关的研究，则是要从这些十分偏颇的言论中发现某种真意。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主义者似乎是在奉行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在存在空间的两端，一端是真理（亦即“上帝”），另一端是物质。现代文明的进程，就是向物质无限接近的过程。必然的结论：离物质近了，离真理就远了。这是一个愚昧化的过程。
现代主义文学家耿耿于怀的就是现代文明这一致愚的功能。从历史上看，功利永运是愚昧的基础。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一方面，功利的诱惑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另一方面，致愚的手段（如大众艺术和新闻媒介）空前地恶化。其结果是，在现代社会，“一切连贯的思想已成为不可能”，人类患了“无思想病”。（《伟人的消逝》）
现代主义暴烈的一个原因是文学家对治愚艰难的充分估计。正是由于这一估计，他们决定采用非常规的手段：“爆炸”。在预期效果时，他们权衡炸药的“吨位”。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全世界”，从事的是庞德所称的反对全人类的“永无休止的战争”，现代主义文学事业也就成了“绝望的勇气”的卓超体现。这是现代主义文学道德内涵最粗浅的解释。
三、文学的抗衡
结构主义认为，文学家并无创造性，他永远只能“重新组合”前人早已写就的作品。就文学流派而言，远古的英雄史诗所体现的“创作原则”和20世纪还盛行的浪漫主义并无本质的差别。现实主义的原则其实也只发挥了柏拉图关于艺术是现实的镜子的模仿理论。英国哲学家怀德海（A.N.Whitehead,1861-1947）说过，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家的贡献只不过是对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作出了一系列注释而已。采用同样的口吻，我们也可以说，人类当今的各种文学流派，只不过是对原始人和古代人的文学思想和实践的若干重新组合。
具体说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和实践，都仅仅是对前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反应和抗衡。在西方，在上一个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曾经是新文学的代名词，因为它是对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反应和抗衡。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现的现代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被毫不含糊地定义为对“浪漫主义危机”进行再思索的革命。[(18)]文学理论和实践，就是这样从新兴走向危机，然后暂时被取代，周而复始，永无枯竭。今日人们津津乐道的现代主义，自然也不能超越这铁一般的规律。
这一抗衡的一个生动例证是以“反英雄”（anti-hero）抗衡英雄狂热（hero-worship）这一浪漫主义的文学现象。这是文学中人物非英雄化趋势的延续。因为，从历史上看，人类文学的历史，就是英雄“堕落”的历史：从神话中的神堕落到英雄史诗中的超人，然后堕落到与俗人基本平等的英雄，以后退化为常人，最终沦陷为比常人还要灰暗的反面英雄。这一趋势，与人类社会日益民主化和人类心理日趋完善的总进程并行不悖。
这种对英雄人物和英雄行为的厌恶有着深厚的哲学根源。柏拉图将人的认识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一阶段，人的大脑作用于不同的认识对象，获得相应的认识成果。在第一（最低）阶段，大脑作用于客观事物的“影子”，获得的认识成果是“想像”——有关该客观物一厢情愿的想像。第二阶段认识客观对象本身，这时，客观物通过人类“眼见为实”的认识偏见，帮助人们建立起信仰，但信仰远非“真知”（最高层次的认识成果）。不幸的是，当人们企图认识一类事物时，往往只有机会认知这一类事物的个别例子或“榜样”（example）。榜样并不体现这一类事物的本质，它只是该类事物的影子。
柏拉图在谈及“影子”时用的是比喻的说法。随后他列举了切实的事例。他认为，艺术品中的“形象”，就是典型的影子。这种形象，并不能帮助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现代主义者忠于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在他们看来，浪漫主义的英雄人物，就是这样的影子和榜样，它只能帮助我们建立起对有关人物的想象。这样的英雄或榜样，向人们提供的是最低级的认识模式，从而可能成为人类智能的陷阱，愚昧的源泉。
近代对英雄人物的反省，可大致归纳如下：西方近代文学中的第一批英雄可以鲁宾逊为例。提倡鲁宾逊式的进取开拓精神，帮助导致和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物质文明，但也带来了精神的堕落和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的社会灾难（如几乎毁灭全部文明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于人类社会的这一进程，浪漫主义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在西方现实越来越不浪漫的情势下，浪漫主义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视为“陷阱”。
与此同时，哲学家和文学家们对这一疯狂的进取精神以及作为其成果和象征的物质文明的谴责，一刻也没有停息过。但他们企图逆转这一汹涌浪潮的努力全属枉费心机。他们的义愤于是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席卷开来：颠覆文学的现状。
这一颠覆行径的一个细节就是用反面英雄取代浪漫主义的英雄。这样的英雄被卸下了传统英雄辉煌的外衣，成了被人叹息和怜悯的对象，而不再是众人争相效法的榜样；它成了被拯救的对象，而不再具有拯救别人的能力。
现代主义对浪漫主义这种抗衡的实质是，浪漫主义主张写那些尚未成为现实，但有可能成为现实，或在较小范围内已成为现实的东西。旨在表现这样的现实的浪漫主义，仅仅说出了有关现实的半个真理。现代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写另一部分尚未成为现实，但有可能成为现实，或在较小范围内已成为现实的东西。这是有关现实的另外半个真理。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是从各自的极端反映出了部分的真实。
在本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空前的民族和社会悲剧，现代主义思潮再度高涨，对英雄人物的反省亦呈现深化的趋势。该时期的文学口号是：“我们都是有罪的！”（法国存在文学大师加缪在小说《堕落》中通过主人公说：“我们无法声称任何人是无辜的，但我们可以肯定所有人是有罪的。每个人都能证实所有其他人的罪孽——这是我的信仰和希望。”[(19)]）
萨特为现代社会“人人有罪”提供了哲学的解释。根据他“存在先于本质”的论断，每个人都必须在“活”（即存在）的过程中独立自主地创造自身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即本质）。这样的人生的一个重大内容，就是要对所有一切不断进行“自由的选择”。这样的选择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人往往作出“错误的选择”。而错误选择的根本原因，萨特将它归纳为“坏的信仰”（bad faith）和自我欺骗。这样的错误选择往往表现为“过失”，有别于法律所不容的罪行，因为它违背的是人人心照不宣的良知，社会很难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危害较小。有时刚好相反。对区区小罪可以大事惩戒，而对深重的过失（小至不明智的婚姻，大至祸国殃民）竟无能为力，这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的极大悲哀。
“人人有罪”的实质就是人人愚昧。克服罪孽的一条途径就是从无知或虚假的、片面的知识过渡到有关世界、社会、历史和哲学的比较全面的知识；作为过渡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自己处在愚昧的状况，即承认“我们都是有罪（愚昧）的”。现代主义者认为，从哲学的观点看，这是比较好的精神状况。
四、现代主义偏激的代价
20世纪人类实现了空前的文明，但自身却在功利等致愚因素的作用下变得愚不可及。鉴于这是在文明高峰期间的愚昧，并且社会致愚手段更加完善，所以尽管这是现代主义社会[(20)]必然的文化现象，但这样的人类不应再受到浪漫主义的鼓励，而应受到最严厉的鞭挞，以令其深切反省自身可悲的处境，然后下定自我拯救的决心。因而这一鞭挞本身就包含着解放的意识。现代主义的优秀作品就是要作出这样的鞭挞。一切以此为宗旨的艺术家，都怀抱和向往着光明。
20世纪，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罪孽同在。在这一世纪，物质作为人类道德试金石的功能，物质主义致愚和腐蚀人类灵魂的功能，是空前地明显了。对于由此产生的种种不道德，诚挚的艺术家们纷纷作出极端主义的文学的和非文学的攻击。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们有些进入了光明，有的则陷入泥淖。这是一部分现代主义文学家为他们的偏激所付出的代价。庞德则是这一代价的象征。
创作早期（即鼓吹意象主义时期）的庞德认为作家的价值在于表达的清晰和准确；他鄙视那些关注社会和社会制度的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紧迫的社会问题，庞德一反初衷地开始关注社会，尤其是热切关注经济问题。他对高利贷切齿痛恨，这无疑部分地导致了他的反犹太人情绪。
在政治上，庞德被认为受19世纪90年代（美国）人民党主义的影响极深。对此一位评论者说，“像所有的人民党主义一样，庞德的人民党主义的特征是他的实用主义（他本人终生善于干杂活）、热衷于民间歌谣、由衷地热爱和体贴十分贫困的人以及许多对抗性的态度：片面反资本主义、反法制、反犹太人，更可悲的是，反知识分子。”[(21)]
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庞德，在二战中终于开始“对美国的资本主义、高利贷和犹太人”作出日益尖锐的抨击[(22)]，最后投入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怀抱，为法西斯张目，战后为美军俘获，监禁在比森一户外囚笼里，受尽了众人的嘲弄和凌侮。这位为将人类拯救出愚昧的苦海而冲动不已的深刻诗人，最后自己陷进了苦难和罪恶的深渊。
庞德是一位与20世纪人类同患难，共罪孽的现代人。也许正因为如此，由于一批文学巨人执拗的推荐，他在囚笼中创作的作品《比萨诗章》（Pisan Cantos）于1948年获美国文学大奖博林杰奖。这再度的极端行径立刻在美国朝野激起轩然大波，以致美国议会议决废止了博林杰文学奖。庞德的悲剧与20世纪人类的良心紧密相连，他的悲剧从而也就是20世纪人类的悲剧。
五、现代主义的自我否定
现代主义自我否定的第一种表现是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趋向极端时的自觉性和蓄意性。一位达达主义表演艺术家是这样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他在巴黎的一场“演出”的：
（我在台上）大声朗读报上一篇社论，与此同时，一只电铃不停地震响着，因此观众根本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我要表达的是，我在舞台上的存在，我的面孔，我的动作，这些已能够满足观众的好奇心，至于我究竟说了些什么，那并不重要。[(23)]
1922年，十分偏激的现代主义作品《尤利西斯》问世；两年后，现代主义的前驱、英国女作家、文艺理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它作出了如下评论：
……如果你们阅读乔依斯和艾略特的作品，你们一定会为前者的粗野和后者的晦涩而惊骇。在我看来，乔依斯的粗野是那种感觉到为了呼吸必须将窗户打破的人的自觉、刻意的粗野。一旦窗户打破之后，你就会发现他是多么优雅体面。[(24)]
一位现代主义的当代拥戴者干脆认为，现代主义者的性格中具有某种“戏剧因素”，他们在历史上的角色也是一种自我设计的、“戏剧性的角色”。[(25)]
可见，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承认自己不是“真理”；相反，它坦诚宣告，它“究竟说了些什么，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过它的“存在”，引起世人的某种“好奇心”和关注。
现代主义文学家们不仅为自己设计了角色，也为现代主义文学设计了归宿。艾略特在这方面尤为清醒。早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中后期，当现代主义的狂热和极端倾向暴露无遗时，他就开始了对现代主义冷静的思索，抛弃了现代主义的偏狭，重新体现了历史的公允。这一努力的结果就是他建立在对欧洲自荷马以来的文学传统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新古典主义。有关的观点在他的《传统和个人天赋》一文中有精辟的阐述。这是一篇在20世纪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文献，但它与艾略特自己的现代主义思想相左，与他创作《荒原》时（1922年）的思想更不协调。但将它视为一篇“纠偏”之作，就不再有上述矛盾感。
作为现代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艾略特对当事人的心境与运动的宗旨有深切的了解。首先，他意识到，自我主义的现代主义作家已在文学遗产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怀疑主义和脱离传统的趋势。对于他们来说，有必要重建一种“历史感”，因为这一“历史感迫使人们在写作时不仅要感到他的同时代人存在于他的骨子里，还要意识到，包括他自己民族文学在内的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具有同时空的存在，构成同时空的体系”。
此外，号召进行一场反对全人类的“永无休止”的战争的现代主义者还表现了脱离社会的趋势，对自己民族和祖国怀抱不适当情绪。为此，艾略特劝告这些志满意得的“个体”文学家要摆正自己与它们的关系：“欧洲的思想——他自己祖国的思想——他终将明白比他个人的思想重要得多的思想——是变化着的思想。在这一变化中，什么也没有被抛弃：没有淘汰莎士比亚、荷马或马格德林时期（欧洲旧石器时代——笔者）的岩壁绘画艺人。”“艺术从未改善，只是它的原料在不断变化而已。”
艾略特十分清楚地知道现代主义的一个表现形式是作家的冲动和在冲动中走向极端，而这样的冲动又往往是由对现实过多的“关注”所引起的。处于这一状况的作家，往往将作品写成了社会的弊端大全，而不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艺术品。为此，艾略特主张文学家应与生活保持距离，做到“感觉的人与创作的人是分离的”；在有些问题上，作家应“有所知觉”，在有些问题上，则应“无所知觉”。一句话，他必须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文不如其人”。
为了避免极端和狂热，艾略特还主张在生活的激情冷却下来后再进入创作，认为诗人的头脑应是“一个捕获和储存许许多多情感、语汇和意象的器皿，在那里，这些东西被保存起来，一直等到为组成一个新的混合物所需的各种元素齐备为止”。因此“伟大诗篇的构筑也可能完全不借助直接的情绪”，而可能是“若干情感综合”的结果。为此，艾略特甚至认为，“对创作至关重要的不是情感（元素）的‘崇高’和强烈，而是艺术过程的强烈”。
显然，作为现代主义运动的“过来人”，艾略特是在向狂热的现代主义者泼冷水了。
事实上，艾略特是在追求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种极端的“中值”。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将他的新古典主义比喻为某种“平衡状态”（state of equilibrium），一个不再趋向极端的“停滞时刻”（moment of stasis）。在这一努力中，艾略特表现了对文学艺术诸多流派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因为他心目中有一个各派艺术不相互排斥的美好境界，“一个所有好的文学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26)]。
现代主义不是真理，现代主义文学也无意表述真理；或者，充其量它只表述半个真理。其余半个真理则属于读者，属于那些善于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思索和权衡并取得一个“中值”的人们。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文学作品不是终端产品，而只是一个“过程”，一个由读者在部分真实的基础上发现全部真理的过程。简言之，现代主义认为，真理属于每一个人，唯独不属于作者。
现代主义，一个向往真理的极端。
注释：
① M.H.Levenson,A Genealogy of Modernism (Cambridge Univ.Press,1984),p.74.
② Ezra Pound,"The Serious Artist",in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ed.T.S.Eliot(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85),p.41.
③④⑦(16)出处同①，p.65—66、66、51、75.
⑤⑥Ford Madox Hueffer,Memories and Impressions(London:Harper ＆Brothers,1911),p.318,转引出处同①,p.50.
⑧(12)Ezra Pound,"The New Sculpture",Egoist,1(Feb.16,1914),P.68,出处同①,p.76.
⑨ T.S.Eliot,"London Letter",Dial,LXX(April 1921),P.510,出处同①,p.166.
⑩ Hueffer,Memories,p.xviii.
(11)Ford Madox Ford,"English Literature of To-day-II",in The Critical Attitude,p.60,102.
(14)Ford Madox Ford,Henry James(New York:Albert and Charles Boni,1915),p.47.转引出处同①,P.52.
(15)Ford Madox Ford,"Literary Portraits XVII:Nineteen-Thirteen and the Futurists,"Outlook,XXXIII(January3,1914),15,转引出处同①,p.59.
(17)Ford Madox Ford,"Literary Portraits-XXXV:Les Jeunes and 'Des Imagistes'",Outlook,XXXIII(May 9,1914),636,转引出处同①,p.59.
(18)Gabriel Josipovici,Preface to The Lessons of Modernism(Houndmills and London:MacMillan Press,1987),p.xiv.
(19)这句话译自英文。出处:Frank N.Magill ed.,Surve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Salem Press,1977),vol.4,pp.2419-2420.
(20)“现代主义社会”是笔者为研究现代主义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可简单定义为：具备产生现代主义艺术的固有条件的社会。根据该概念，现代主义（艺术）是社会进化过程中不可超越的现象。
(21)An entry about Pound in:Martin Seymour-Smithed.,Macmillan Guide to Modern World Literature(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5),p.64.
(22)A short biography of Pound in:George McMichael ed.,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 and London:Macmil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5),v.II,Part 2,p.1133.
(23)Edmund Wilson,Appendix to Axel's Castle,quoted in the entry"Dada"in Longman Compan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ed.A.C.Ward(Burnt Mill,Harlow,Essex:Longman Group Ltd.,1981),p.153.
(24)Virginia Woolf,"Mr.Bennett and Mrs.Brown",载《英美现代文选》，上海译文出版，1991年5月，第130页。
(25)Jerome H.Buckley,"Towards Early Modern Autobiography……"in:Robert Kiely ed.,Modernism Reconsidered(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
(26)文中艾略特的有关见解均出自:T.S.Eliot,"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Selected Essays(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91),pp.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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