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史略》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略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贡献论文,史学史论文,简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略》，南宋高似孙撰。似孙字续古，号疏寮，浙江鄞人。他自幼熟读经史典籍，一生著述繁多，诸略中《经略》、《集略》和《诗略》已佚，传世的有《史略》、《子略》、《纬略》、《骚略》、《蟹略》等。其中，《史略》在国内早已散佚，南宋以来官私目录均未著录，清末杨守敬从日本引进，才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后有周天游校笺。 （注：周天游：《〈史略〉校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2月北京第1版。）然而，对《史略》的研究总的说来很薄弱，不仅史学史类书籍无一提及，且专论寥寥，据笔者所见，迄今仅两篇：一是日本学者石田肇著、孔繁锡、张新民译校的《高似孙〈史略〉研究》（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一文， 探讨了《史略》的版本、流传、校勘、分类等问题；一是崔文印的《高氏诸“略”与章氏人《山堂考索》（注：《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对《史略》有所介绍。 但《史略》的价值仍有待挖掘。这里，笔者仅就《史略》对史学史的贡献作此分析，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
《史略》一书，内容广泛。作者参考了《史记》、《汉书》、新旧《唐书》、《通志》、《崇文总目》、《容斋随笔》等44部文史典籍，著录了唐以前各类史书六百余种。作为一部史籍专科目录，它既继承了以往的成果，又有所创新，在史籍著录、分类、考订等方面促进了史籍目录学的发展，为历史文献学作出了贡献。
众所周知，在目录学史上经历了一个从“经史同科”到史部独立的过程。魏郑默著《中经》首次为史籍设类，南朝梁阮孝绪作《七录》设“记传类”，史部目录逐步形成，但尚未正名。到《隋书·经籍志》以经史子集代替甲乙丙丁，史部才有了正式名称。与此同时，史部专科目录也在发展。从刘宋裴松之的《史目》到唐杨松珍的《史目》、殷仲茂的《十三代史目》等，录篇次、别名代，逐渐突破了史籍篇题目录的局限。然尚不成熟。《史略》的出现，标志着史籍专科目录发展到新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史略》首次采用了辑录体。
作者揉合了叙录体、总经序等古代解题体例的精华，首次采用了辑录体，即：引证资料钞录原文。如卷一著录《史记》，“史记”引《汉书·艺文志》及卫宏《汉旧仪》之文；“太史公自叙”引《汉书·司马迁传》之文；“诸儒史议”或取之正史，“或摘自野史杂钞，或录于子书文集，”或引自史评；“续史记”引《汉书·艺文志》；“史记注”引《隋志》、新旧《唐书》、《通志·艺文略》诸节；“史记杂传”本之《通志略》；“史记考”据《隋志》、《晋书》；“史记音”据《隋志》。在辑录原文时，又继承郑樵“泛释无义”的思想，稍加评述。”这种典型的辑录体，使《史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史略》辑录移录古书的多；对佚书，”引用他书所引者；对古书批评，则摘录最恰当的语句。如卷二著录《晋书》时，先著录了王隐《晋书》、谢沈《晋书》等十余种，又录“王隐《晋书》语”、“虞预《晋书》语”、“沈约《晋书》语”等，“以表诸公才之俊、笔之英”。通过这样的辑录，保存了一些古书、佚书及佚书之佚书的片断。如《史略》中钞录的《汉书·邓禹传·序》、《汉纪·吴汉传·序》就赖此而保存下来，他处皆不可见。
第二、《史略》以崭新的分类方法贯穿全书。
所谓“分类”，就是给予史籍一定的学术属性和归于一定的类别。史部各类目是阮孝绪《七录》创设的，而史部分类的正统地位乃由《隋籍·经籍志》确定。《隋志》史籍分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略录。这十三目分类法基本上为以后史志所倚为准则。《史略》前后，重要的书志如《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玉海·艺文》、《文献通考·经籍考》等都将史籍分为十二至十三类（《玉海·艺文》分为十六类），类目名称和排列秩序略有差异，但大体上遵循相同的原则，即：根据史书的体裁、内容来分类。
《史略》打破了传统，第一次按史籍的本身的发展轨迹和体例特点，对宋以前史书作了一次全新的编排。卷一、二以各部纪传体史书从古至宋为顺序，各类正史下面又分若干子目，附录有关的史注、杂传、史考、史音等著作，卷三著录编年体史籍，包括历代春秋、历代纪、实录、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玉牒，卷四创史典、史类、史草、史略、史例、史评、史钞、史目等。”虽有不妥，如史草仅举萧子显《晋史草》一书，分类过细，又只依书名不看内涵，凡书名末字为“典”、“表”、“略”、“钞”、“评”、“赞”者分别类归，而这些书按《通志》分法应属别类，但更能突出史体的特色。卷五由霸史、杂史、《七略》中古书、东汉以来书考、历代史官目、刘勰论史等六个类且组成，补充了一些一般目录难以反应的图书史、史学史材料。卷六著录与历史有关其他著述。全书总计达八十余目，分目之多在中国古代书目中实属罕见。而传统的地理、谱牒、职官、仪注、刑法等类却未录。这种独特的分类方法不但以前没有，在《史略》之后很长时期内都未再出现。
第三、开编制大型史著或史注引用书目之先河。
卷四《通鉴参据书》详列《通鉴》所引226种图书。
正因为《史略》有上述几方面的创新，与以往的史志相比，它更能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是较成熟的史籍专科目录。同时，它不仅仅是书目，它还“网罗散佚，稽辑见闻，采著猎奇，或标一二”，具有研究资料汇编的性质。如卷五《七略》中古书考证出刘向提到的上古十五种史书；《东汉以来书考》，概述了汉至隋唐宋历朝书籍的消长存佚。凡此种种，都表明《史略》具有考订史料之性质，为历史文献学做出了贡献。
二
《史略》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史籍专科目录，表现在历史文献方面，更表现在史学批评方面。它除了著录史书外，还收集了古代文人学者的有关评论，对宋以前的官、私史书及史家、史风、修史制度都有专门论述。因此，《史略》又是集宋以前史学评论之大成的专论集。
《史略》卷一专列“诸儒史议”一项，收集了扬宏、班彪、班固、范晔、刘昭、张辅、葛洪、裴骃、王通、司马贞、刘伯庄、韩愈、柳宗元等20位文人学者对《史记》的批评，都是各代有代表性的评论。卷二著录其他史书时虽取消了“诸儒史议”这一目，但同样收集了有关批评，这些言论涉及到各个方面，展示了史学批评的全貌。下面试归类摘要说明。
（一）史书的表达
我国古史书是叙事的，所谓“史者，叙事者也”。因此，史书的表达就离不开叙事的技巧。《史略》中收集了许多被誉为良史、有良史之才的史家史书，其共同点之一就是善叙事。班彪以为，太史迁“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见《〈史略〉校笺》第8页，以下所引，凡出自该书者，只注页码），是良史。崔浩誉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正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第51页），其他如孙盛《晋阳秋》“词直而理正”（第84页）、干宝《晋纪》、“简略”、“直而成婉（第89页），咸称良史。可见，“善叙事”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包括简洁、有条理、质朴、含蓄、真实等，表现了史家对形式美的追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史书文采的有无是历史知识能否传播的决定因素，如唐代李翱在《答皇甫湜书》中所云：“近世史官才薄，不足以发扬高祖太宗列圣明德”；而“前汉事迹灼然传在人口者，以司马迁、班固叙事高简之工”。（第72—73页）
（二）史书的体例、体裁
所谓体例，是指史书内部组织结构秩序和外部形式上的规范。它反映了史家的是非判断、人物褒贬，故至关重要。柳芳编《唐历》，“不立褒贬义例，为诸儒讥讪”。（第108页）。 高似孙则以为范晔《后汉书》体例不明，“若薛季宣之忠毅，而概之以酷吏；郑众之严明直谅，而概之以宦者；蔡琰忍耻妻胡，概之烈女”（第43页），其失尤多。史例不断变化，“古之为例简，今之为例详”，且“事有出于常事之表，则创例亦新、用志亦艰矣”（第124页）。
体裁是史书的表现形式。发展至宋，我国史书已有纪传、编年、典志、纪事本未等体。对史体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前两者。皇甫湜推崇纪传体，以为“首尾具叙录，表里相发明”（第16页）、却斥荀悦编年体的《汉纪》“强欲复古”、“善语嘉话、细事详政，多所遗矣”（第91页），为作者所反驳。
（三）史料的选择
考察历史要借助第二重客体史料，因此，分析综合和选择史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说明他考察历史的方式是收集天下传说资料加以研究，被班固所非议，以为“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但后者同时也肯定他“涉猎广博”（第9页）。 所选的史料要服务于治史宗旨“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第11页），中流小事无足用。因此古人选材时特别强调真实。如王劭著《隋书》“多采迂怪不经之语”，致使隋朝善恶之迹堙灭无闻（第70页）。但正统的“异端小说，咸所不取”（第136 页）的原则所排斥的不仅是灾异祥端之类，还包括野史、杂史，这就不足为训了。
（四）史书的思想
古史在叙事的同时还追求思想性即“史义”。孔子作《春秋》乃“经义之大宗”。史义一方面表现为寓褒贬于论断之中，所谓“微言大义”，一方面表现为作者对史实的评价即史论。史义是史书发挥社会功能的手段，故成为史学批评的一把尺度。班固黜《史记》，根本原因是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第10页）。一句话，没有以儒家伦理道德作标准。而《汉书》因“旁贯五经，上下洽通”而受称赞。对史义的重视加强了史学的政治色彩和资治作用，使史学得以占据崇高的地位，得到极限的发展；同时也给史学带来桎梏，成为禁锢史家思想的牢笼。
（五）史家的撰史心态
史家作为史学的主体，在史学实践中当持何种心态？《史略》没有从正面阐述该问题，但不乏对史家的议论。班固对史迁诸多不满，然非常推崇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风格，谓之实录。这其实也是对司马迁据事直书精神的肯定。葛洪也赞马迁“辞旨抑扬，恶事不避”（第12页）的精神，誉为一代之伟才。汉唐官方盛传史迁“以身陷刑之故；微文讥刺，贬损当也”，郑覃则批驳此说，认为“迁所述非过言”（第7页）。可见， 他们都肯定司马迁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古人对史家撰史心态的要求。
（六）史学宗旨及社会功能
这个问题在古代史学批评中可以说得到了广泛关注。司马迁推崇《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借评《春秋》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进一步将《史记》宗旨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第7页）。 荀悦在《汉纪·序》中也提出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第87页）。这些都是古代史学史上阐述史学宗旨的著名观点。同样，对史学之作用的议论也普遍。如范頵称陈寿《三国志》“有益风化”（第51页）。唐太宗是历史上的明君，注重史学，认为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第69页）正因为史学有此功能，故古代历朝重视史学。
以上仅就《史略》的部分材料加以概括，但其内容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从史书形式、内容、思想到撰史心态无不充其中。当然，众多的议论就事论事，零碎而不成系统，但其价值亦在此。我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学自觉意识萌发得早。从孟子“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论断，到史迁关于史学的诸多论述；从班氏父子评价《史记》到刘勰作《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史学的探讨不绝如缕。唐代刘知几《史通》出，体大精深，成为一代史学批评名著，引人瞩目。然于历代文人学者之批评却少有总结者。《史略》正填补了这一空白。如果说，《史通》代表的是宋以前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点即最高水平的话，（注：刘知几在史学史上有超过前人的成就，但缺点亦多。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48页语：“它（指《史通》）最大的缺点，第一是很少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上看问题。第二是缺乏对历代史学家史学思想的重视。”可作为《史通》代表“点”的佐证。）那么《史略》展示的是一个面即一般水平。作者所选的是各代有代表性的言论，可谓各代的点。众多的点汇成了面，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般看法，更赋予普遍性，且与史学实践关系更密切。只有点、面结合，方能勾划出古代史学批评的立体图。从这个意义上看，展示面的《史略》对史学批评的贡献不言而喻。
三
《史略》之作，本因史著层出不穷而易散佚，故“各汇其书，品其旨意”（第1页）。说明作者不是简单地编排资料，而有自己的倾向。在著录史书时，或引他人言，或申己之主张，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史略》又是高似孙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不乏中肯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关注史学风气、修史制度
《史略》中常有对史学风气的论述。著魏晋史书时，作者指出：方是时，“士爽乎用，史堕乎守，几于国异政、家殊俗类”，“各书一时之事”（第56页）。这实际上是对魏晋时期政局纷乱、私人修史者剧增现象的总结。在议论史学风气时，尤注意揭露曲笔现象。后晋相桑维翰执政时，轻视贾纬之为人，故不甚见礼。贾纬怀恨在心，“及叙《维翰传》，称维翰身没之后，有白金八千铤”。后为人所讥，“乃改为‘白金数千铤’”（第98页）。这是褒贬任情、记注不实的一个典型。而所谓实录，也时有不实。作者认为，实录乃国史之基础，史非籍实录无所措其笔削，故实录不实势必导致史书失真。造成实录不实的，原因之一是利害关系使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其中事颇切直”，反为内官反诬，累朝有诏修改（第99页），改真为假。实录所依的起居注也不可信，如二三年后采于传闻，耳目已隔，说三事犹两事虚谬。这些弊端当与修史制度有关。但作者并没有就此否定修史制度。如唐代官修《隋志》极有伦类，本末兼明，原因就在于“区处各当其才。颜、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学，故但修纪传，而十志专之志宁、淳风”（第71页），分工非常合理。说明修史制度如运用得当，亦具优势。
（二）重视明辨史体
《史略》中常见作者对史书体裁的议论。他既肯定纪传体的优点，又能客观地评价编年体，以为荀悦《汉纪》“专为正史繁博而作，辞约则事必省，事省则史必精，编年之体，难乎其详且细矣。”（第91页）这与唐代皇甫湜一味否定编年体形式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透露了宋代史学发展的信息。纪传体发展至宋，弊端丛生，而以往为人所忽视的编年体重新被认识，形成编年体复兴的状况，恰与高氏主张相佐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其他史体特征、优劣的揭示：史典，“典之为书亦几于纪事省而辞约者”（第113页）；史表， “善乎班固之言曰：‘缀续前记，究其本末，表举大分，别而叙之’”（第114页）；史钞，“凡言钞者，皆撷其英，猎其奇也，可为观书之法也。”（第117 页）这些均可谓持平之论。南宋袁枢从钞书入手，创纪事本末体，即史钞有功之明证。而从理论上对诸多史体加以论述，《史略》之前尚无。
（三）提倡泛滥群籍、博采众长之风
在对史书的批评中，值得注意的是高似孙对史书取材的看法。他批评“异端小说咸所不取”的《册府元龟》“所遗既多，亦失明白”（第132页）。特别推崇《通鉴》用工处“固有用史，用志传，或用他书，萃成一段者”，为功切矣，所采取亦博。在《纬略》卷十二《通鉴》条也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还借《容斋随笔》之语论《通鉴》引用杂史之意义：广泛引用杂史的《通鉴》所叙事皆本末粲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第132 页）。高氏编制大型史著和史注引用书目，其出发点也与此相一致，即：打破当时学者轻视杂史的偏颇思想、提倡泛滥群籍博采众长之风。
《史略》中的这些思想既继承了刘知几的主张见解，又有所发展，可谓对史学史的又一贡献。尤其是作者对史书取材的看法，不仅在当时有纠偏拨正之作风，在今天也不失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史略》作为一部成熟的史籍专科目录，既是史学发展的结果，又是对史学某些方面的创新。它既为后人整理历史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又集宋以前史学批评之大成，展示了古代史学批评的一般水平；同时渗透了作者高似孙的史学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宋史学发展的状况，从多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史做出了贡献。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石田肇称之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著之一”。（注：石田肇：《高似孙〈史略〉研究》，见《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诚然，《史略》一书缺点很多，如体例不纯，一事数出，作者思想也有迂阔之处，但瑕不掩瑜。尤其是在古代史学史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它能促进对古代史学史的总体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收稿日期：1997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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