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学术语的象似性及其利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法学论文,利弊论文,术语论文,性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象似性”例说
“象似性”的英文原文iconicity派生自icon“人像、肖像”，意指肖像般的直观性相似。作为语言学术语，它指的是人类语言多少具备的一种结构属性，即语言的形式本身作为能指——其声音、大小、繁简、结构——会直观地模拟该形式所指的某些属性（注：关于象似性理论的论述，参看Haiman[26]，Croft[27]，沈家煊[28]。Iconicity也有人译为临摹性。象似性一名据沈家煊[28]说明取自许国璋的译法。语音象似性在海外也叫语音象征性(phonological symbolism)，而语音象似性一名的好处是能跟形态、句法等方面的象似性联系起来，统一在“象似性”这一个大类下。）。
下面我们按象似性在形式方面的不同属性各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拟声词是词类中象似性最强的词类，体现的主要是声音的象似性。开口度大、响度大的元音模拟洪亮的声音，如敲钟的“当当”声（ang韵母，主元音a），试比较小铃铛的“丁零零”声（ing韵母，主元音i），后者的开口度、响度小很多。再如单一重复之声是“当当当当”，两个声音交替重复是“叮当叮当”，而多种声音复杂的重复是“丁零当啷”。这几个词的语音构成一个比一个复杂，不过仍是有节奏的声音。假如是无节奏的发散开去的声音，那语音也会没有节奏，如“呼啦——”。可见语音方面不但有音质的象似性，还有声音结构的象似性。“丁零当啷”不是只模仿四种声音各响了一下，而是通过交替有序的声音结构表示交替有序的复杂声音的反复和持续，模拟的是节奏的结构。
拟声词性质上毕竟跟大部分词很不同，光靠拟声词不足以有力说明语言主体的象似性。事实上，有象似性的词类远不限于拟声词。
有些名词就有象似性。“鸡、鸭、鹅”三大家禽的得名都来自其叫声。再如“乌鸦”的“鸦”，指杜鹃鸟的“布谷”（英语cuckoo指杜鹃鸟，其理相同）。考虑到更接近得名时语音的上古音，象似性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例如，据潘悟云[1]论证，“鸦”的声母来自小舌塞音[q]。[qa]音很适合模拟乌鸦呜叫。
有些动词也有象似性。如“爆、破、喷”这些音的声母，都是气流在双唇处先阻塞、再突然“爆破”后“喷”出来的。在不同的发音部位中，双唇位置的爆破音阻塞和爆破过程表现得最外在，象似效果也就愈加明显。而且，“喷”字从口，最先指用嘴喷，即用双唇完成的动作，与其声母一致。与之对比，“吐”的动作主要由舌尖完成，这个字的声母也是舌尖音。这些似乎不全是巧合。英语中，有些跟鼻子有关的动作就是由s加鼻音开头的动词表示的，sniff（用鼻子吸气作声）、sniffle（发鼻音）、snuff（嗅鼻子）（参看布龙菲尔德[2](P189)）。
朱晓农[3]用大量材料证明了名词小称等亲密形式跟高调的关系。其动因是高调模拟声带薄小的人和动物幼小者的声音。这显然是一种象似性。
甚至指示词也有语音象似性，而且比名词动词等更普遍、更有规律。突出表现之一是，在具有远近区分的指示词系统中，总是用元音开口度大等响度大的声音指更远的对象，汉语普通话“那”a比“这”e开口度大，广州话“嗰”[ko]（那）的元音比“呢”[ni]（这）开口大，英语that比this的元音开口大，there
比here[hier]元音开口大，日语are（那）之[a]比kore（这）之[o]元音开口大[4]。这不仅可以用举例来显示，还可以用更大范围的统计来证实[5]。此外很多方言语言都用语音的加重加长来表示指示词的远指或更远指，也是基于类似的象似性。
语音的象似性是最直观的。语法的象似性就要隐蔽一些，需要学者们去揭示和总结。
形态中比较明显的象似性是重叠，如重叠表示复数、周遍、多量、反复、持续等义，都符合或接近重叠这一形态操作本身的属性[6]。句法中相对明显的是语序象似性。语序象似性的一大作用是模拟事件过程的时间顺序。戴浩一对此有很好的分析[7]。例如，“他在马背上跳”，是先在马背上，再跳；而“他跳在马背上”是先跳，再在马背上。两句成分出现的先后次序直接与所指事件过程的先后次序相对应。还有一些与语序有关的象似性其实是时间象似性的引申。例如，条件分句和原因分句一般位于结果分句之前，这是逻辑关系。而在现实世界中，条件和原因在时间上也在结果之前。本质上仍是时间象似性。
另一种语法象似性是单位大小象似性。比较：
(1)a.他买了一束玫瑰给女朋友。
b.他买了一束玫瑰，给了女朋友。
a句用了一个单句，给人感觉是叙述一个事件。b句用了包含两个分句的复句，给人感觉是两个事件，或者说是一个宏事件中的两个微事件。这是因为，复句单位比单句大，与客观世界中更复杂容量更大的事件相吻合，是一种单位大小的象似性。固然这两个句子也可以表达客观上完全相同的事件，甚至就表达同一的事件，但是至少说话人用a、b两式能获得不同的表达效果。假如一个是买与送紧相连接在同一地点发生的事件，另一个是买与送分离并且不在同处发生的事件，肯定是a句比b句更适于表达前者，而b句比a句更适于表达后者（注：关于表达给予关系的种种不同句式及其与事件结构的象似性关系，沈家煊[29]、刘丹青[30]有更详细的分析。）。这是事件层面的。再来看指称层面的。在一定语境中，“他”、“张为金老师”、“第三中学数学教研组长张为金老师”可能指同一个人，但在语篇中它们的信息作用并不相同。越长的单位，信息量越大（客观的），说话人所赋予的信息强度也更强（主观的）。假如听话人知道“他”的身份，而说话人仍用长的形式，则扩展的单位并不增加客观信息量，但确实增强了主观的信息强度。这也是一种单位大小或复杂度的象似性。
象似性远不是人类语言所遵循的唯一原则。不同语言中象似性作用的范围和大小不同，同一语言中不同的结构形式体现象似性的程度也不同。这是因为语言还受到其他一些原则的制约，有些原则跟象似性是相竞关系，例如同样很重要的经济性原则。象似性有时跟经济性一致。比如“在马背上跳”和“跳在马背上”没用时间词语或相关的虚词，仅靠不增加语言单位的语序就表达了两个行为的先后次序，比“在马背上以后再跳”或“跳了以后在马背上”都更加简洁。但是很多时候经济性和象似性的作用力是相反的。比如：
(2)总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总理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3)总统和总理分别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2)句用两个分句表达两个事件，更符合象似性，但颇不经济。(3)句反之，符合经济性，但少了点象似性。再如，翻译Australia这个国名，用“澳大利亚”翻译，语音上相对保真，象似而不经济；用“澳洲”，则简洁而失真，缺少象似性（注：关于象似性和经济性的关系，也可参看注①所引文献。）。
象似性的作用范围受到一个基本的限制——它必须在一个语言的音系规则、构词法、形态和句法的允许范围内起作用。比如拟声词基本上只能在特定语言的音系范围内构成。吴语可以用清浊对立模拟某些声音差别，如
之清脆和
之浑厚，也可以用舒入对立模拟某些声音差别，如
之舒展和
之急促，它们都难以在没有清浊对立和舒人对立的普通话中体现。当然语言规则的形成本身就凝固了一些象似性因素，如人类语言中条件分句都倾向位于结果分句之前[8]，即使在偏句倾向居后的语言中条件句也比其他偏句更容易居前，比如英语。但是毕竟还有很多原则在起作用，所以语法规则并不都符合象似性，否则不同语言的语法系统就非常雷同了。例如，用工具操作的行为总是先使工具再行动作，汉语状语在前的语序与这一顺序是一致的，因而符合象似性，如“他用镰刀割麦”；而英语介宾状语的默认位置在后，工具状语要遵守这一规则位于谓语动词之后，所以要说He cut the wheat with a sickle，这就不合象似性了。一般来说，刚性语言结构规则使象似性作用受限，而灵活的结构规则则给象似性更多用武之地。戴浩一[7]同意不同的语言象似性的程度可以不同，在某些方面汉语比英语象似性程度更高。
下面就来分析本文的正题——中文语法术语中的象似性现象，然后讨论这种象似性的利弊。分析术语的象似性，是为了认识象似性在汉语中作用之深远；分析其利弊，则是为了讨论这些术语对语法学术研究的作用。两个目的其实领域各异，但语法术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充当一个纽带恰巧将两者联系起来。
二、中文语法学术语中的象似性
本文讨论用中文表达的一些体现象似性的语法术语。这里说“中文”而不说“汉语”，是因为“汉语语法术语”容易被理解为“汉语语法学”所用的术语，而事实是这些术语也被用于其他语言的研究，而且这种情况正是本文要探讨的术语象似性的弊端之所在。
象似性一般是指语言形式对所指的事物现象的模拟。语法术语则属于描述语言的语言，带有元语言的性质，所以其象似性是语法术语的形式对语法现象的模拟，属于元语言对语言的模拟。语法术语的象似性，集中体现在语序的象似性，即以术语自身的语序模拟语法系统中的语序现象（注：语言学也有一些带语音象似性的术语，如语言起源理论中的摹声说或咆哮说(Theory of bow-bow)，感叹说或“啵啵说”(The theory of pooh-pooh)，象声说“叮当说”(Theory of ding-dong)[31](P345-346)。其中中文的“啵啵”、“叮当”和英文的“bow-bow,pooh-pooh,ding-dong都是语音象似成分。语音学、音韵学中有声音象似性的术语更多些，如“平上去入”四个调类名称都选择本词类的字，三十六字母和各韵部韵类的名称也都用本音类的字。英语语音学术语中的有些名词似也有象似性，如lateral（边音）以边音[1]开头，nasal（鼻音）以鼻音[n]开头，dental（舌尖齿音）以舌尖齿音[d]开头，中间也含舌尖齿音[t]，retroflex（卷舌音）以含卷舌动作的[r]开头，laial（唇音）不以唇音开头，但中间含唇音[b]（有趣的是双唇音bilabial又以双唇音开头）。如此高比例的辅音术语以本类辅音开头，恐非偶然。。下面的讨论为了醒目，所论术语都像词条一样放在方括号中。
［主谓结构／主谓关系／主谓短语／主谓句／非主谓句］
汉语中，主语总是在谓语之前。有些结构曾被分析为主语在后，如吕叔湘[9](P40-41)分析“东隔壁店里午后走了一帮客”、“每个船上点了一个小灯笼”一类句子时，认为“动词后成分……对于句子则同为主语”。但这类句子毕竟不占汉语的主流，况且现在多数学者不采用这种“谓语＋主语”分析法，而归为存现宾语句。“冷得怪呢，这房子”、“怎么了，你？”这类句子，则是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句，其主语被视为“后移部分”[10]，也就是不在正常位置。先主后谓是汉语学界高度统一的共识。因此，“主谓结构”及相关的这一组术语，无一例外，取“主—谓”语序，从未见到有“谓主”的说法。“主谓”二字是一种等立关系，理论上，等立结构内的并列肢是可以互换位置的，而中文语法术语中清一色的先“主”后“谓”语序，实际上是用等立结构两个并列肢的语序来模拟语言中的先主语后谓语的语序，实属典型的语序象似性。而语言中的先主后谓语序，其实就是时间上主语先于谓语出现，因此术语的语序象似性本质上仍是一种语序的时间象似性。其实对于“非主谓句”来说，并没有主语谓语两大成分的并存，因此也不存在两者的语序问题，即使说成“非谓主句”理论上也不违背象似性。但由于默认“主谓句”是先主后谓的，因此其否定概念也套用了这一语序。这也可以说是更抽象的象似性——否定概念对肯定概念的模拟。
以上分析思路，也基本适合下列各组术语，所以下面的分析会简略一些。
［动宾结构／动宾关系／动宾短语／述宾结构／述宾关系／述宾短语］
显然，汉语中动词在宾语之前，所以有这些术语的先动（述）后宾语序。现代汉语的动宾语序也有一些复杂情况。部分学者承认存在少量的宾语前置现象，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受事前置均属主谓谓语句，或者认为是受事做话题的话题结构。这些观点耳熟能详，无须赘述。这些都不影响汉语以先动后宾为基本语序的共识。在古代汉语中，先宾后动语序的存在更无疑问，如“我谁欺”、“我毋尔诈，尔毋我虞”、“莫我肯顾”等，但这也不影响古汉语以先动后宾为基本语序的共识。这组术语是对先动后宾主导现象的模拟。
［动补结构／动补关系／动补短语／述补结构／述补关系／述补短语］
［动结式／述结式］
［动趋式／述趋式］
这三组都跟汉语中的补充结构有关。“述补”也有称“谓补”的，不再赘列。动结式和动趋式都属于动补结构下的小类。因此它们可以放在一起讨论。补充结构的先动后补语序比主谓和动宾结构的语序更没有疑问，因为汉语语法学对补语的定义就是根据语序而定的，谓语核心后的从属性非宾语成分被划归补语，同类的成分只要出现在谓语核心之前就是状语，如“走在马路上”、“走得慢慢的”、“慢得很”是动补结构，而“在马路上走”、“慢慢地走”、“很慢”是状中结构。这种分类法未必完全合理[11][12]，但这种规定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排除了“补语”在前的可能，使“谓词—补语”成为唯一可能的语序。而这三组术语，正是对这种语序的象似性表征。
［偏正结构／偏正关系／偏正短语］
［状中结构／状中关系／状谓结构／状动结构］
［定中结构／定中关系／定中短语／定名结构］
［数量结构］［数量短语］
［指量短语］
汉语的定名结构是定语一律在前的语序，状中结构也被规定为状语一律在前，因为在后的状语性成分都被划归补语（参看前文）。至于补充结构算不算一种偏正结构，不少著作将“偏正”和“补充”（述补）列为句法关系中互不隶属的大类[13](P14-17)。这样，偏正结构就包括定中和状中两种结构，理论上都是先偏后正，因此，“偏正”“状中”“定中”这三组术语，都是汉语中修饰成分在前、核心在后的语序的象似性表征。在广义的定中结构下，还有“数量结构”“指量短语”等，也都是模拟汉语“数词＋量词”、“指示词（＋数词）＋量词”的语序。虽然“数量”是一个现成的词，意义上具有整体性，但作为语法术语，“数量短语”是“数词＋量词”的意思，所以有仿此造出的“指量短语”之类。
复杂的情况也存在。在粤语等部分南方方言中，存在着“走先”（先走）、“食碗添”（再吃一碗）、“食多啲”（多吃点）这类结构，至少有些人分析为状语在后的结构。但即使在这些方言中，状语在前仍是大势。定语方面，古代汉语有些名词后加“X者”的结构被分析为定语在后，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史记·刺客列传》），“士卒堕指者什二三”（《史记·高祖本纪》）等例中的黑体部分，吕叔湘[9](P78)，认为是“加语”（定语）移在“端语”（中心语）之后，周法高[14](P135)将此类归入“后加的形容语”。此外，俞敏[15]认为“原始汉语的常见词序是‘头词’(head-word)在前，‘定语’在后。这种遗迹在《诗·大雅》里还残存一些，像‘桑柔’（＝柔软的桑树）、王季（顶小的王）。《易》也有，第二个‘九’叫‘九二’。藏语这种排法极多，如
（树柔）。这跟闽南的‘鸡母’不一样。那可能是用鸡描写母”。所有这些，都不改变古代汉语以定中为优势语序的大势。而俞敏不看作是定语在后的南方“鸡公、鸡母”这类词，以及“风台、莱干、鞋拖、鱼生”等，也有部分学者看作是定语在后的复合词。其实这类词在普通话中也有一些，如“肉干、饼干、肉松”等。它们即使被看作定语在后，也是一种化石成分，只存在于构词层面，即使在构词层面也远不能跟定语在前的大势相抗衡。“偏正、定中、状中”这类术语模拟的就是定语、状语居前的绝对优势。有意思的是，少数认为汉语存在定语在后复合词的著作，也造出了“正偏词”的术语，如钱乃荣[16](P171)[17](P167)列出了复合词的“少数其他类型的形式”，其中就包括“正偏词：饼干 银圆 肉松 熊猫”。这说明造术语时已经有意识地利用语素语序的象似作用了。
［偏正复句］
［因果复句］
汉语复句构成的大势是从属的分句在前，主句在后，跟短语结构的语序一致，因此自然采用了“偏正复句”的说法以模拟这一语序。
复句小类术语中，像“主谓、动宾”那样用两个相对成分来命名的不多，“因果复句”是一例，这也符合汉语原因分句在前的大势，这种大势本身是时间象似性的一种体现（参本文第一节），“因果”的名称则是对这一分句语序的模拟，因而是一种双重语序象似性：前因后果的分句语序模拟语言外部的过程，而“因果复句”的术语内语序是元语言模拟语言现象。其他复句如“并列、转折、假设、条件、顺承”等等都不是由两个分句名构成的，无所谓象似与否。需要补充的是，“因果”之名不是语言学家专造的，而是早就存在于汉语中的，尤其多用于佛家文献，构词本身是对前因后果现象而非复句语序的模拟。语法学家接过这个名词用来表示一种复句，客观上造就了一种双重象似性（注：在复句方面，还有“主从复句”的说法，而“主从”的说法似很少用于短语结构。例如，黎锦熙[32]就将复句分为“包孕复句”、“等立复句”和“主从复句”三大类，其中的“主从复句”就相当于后来通行的偏正复句，而同书中“主从”一语不见用于单句内的结构关系。“主从”既可理解为一种关系的描述，也可理解为“主句”和“从句”的组合。更喜欢采用主从复句概念的外语学界都是可以取后一种解读的，这可能是因为外语老大“英语”就以“主句+从句”语序为主。而在汉语中，“主从复句”的这种解读显然是违背语序象似性的，似乎成为一系列象似性术语的反例。我们的解释是，跟“主谓、动宾、偏正”这类专用于语法学的术语不同，“主从”并不是一个专用于语言学的术语，它也表达一般的有主有次的关系，所以也用在其他领域，例如“注童矛盾的主次”、“不在乎角色的主次”等等。作为一个普通词语，它不存在要直接模拟的序列，却要遵循其他一些规则，如并列结构从重要到不重要的排列，而重要不重要的确定又常基于社会文化等因素，所以“主从”的内部语序跟“官兵、天地、君臣、主仆、父子、兄弟、夫妻”等等属于同类。另一方面，“主从”用于复句毕竟容易产生象似义，被理解为先主后从，所以这个术语也确实没有在汉语学界占主流地位。）。
从以上分析看，由两个成分名的并列所构成的语法术语，都遵循与汉语实际语序一致的象似性原则。对汉语使用者来说，这类术语自然合理、天衣无缝，自然得都不会去想为何如此，也不会去设想逻辑上还有语序相反的选项，如“谓主关系“宾动结构”之类。象似性本来体现的是语言的直观感性的属性，而语法术语则是科学领域的理性概念。象似性能对理性科学术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足见象似性确实是语言构成机制中的强劲动力。
三、象似性语法学术语的利弊
对汉语语法来说，象似性的术语不但自然合理，也便于理解和记忆，好处多多。而且，在这些术语上，时常闹矛盾的象似原则和经济原则，也呈现和谐之态。“动宾关系”短短四字，不但刻画了这种结构的句法关系，而且显示了两个成分的线性语序，信息量很大。任何非象似的其他表达法，都难以用如此简短的形式同时包含这两种关系。其他术语的优点也依此类推。
然而，中文象似性术语的便利纯粹植根于汉语的优势语序现象。即使在汉语内部，只要语序有异，象似之利就可能转化为弊。假如承认粤语“走先”的“先”是状语，那么说它是“状中结构”就相当别扭，因为与象似性正好相反。假如为了方便而另造一个“中状结构”，则我们又缺少一个术语来概括“先走”和“走先”这两种结构的共同属性，而这种概念是语法学里非常需要的。将“吾谁欺”中的“谁欺”、“我毋尔诈”中的“毋尔诈”说成是“动宾结构”也面对同样的尴尬。
假如将眼光放到同样使用这些术语来描写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世界上其他语言的语法，上面讨论的各组术语都会遇到严峻的问题，因为这些术语所依据的汉语语序格局远不能代表其他语言，中文里又缺少另一套可以超越象似性的术语可用，这就使中文的象似性术语很不方便跨出“汉门”，更别说跨出国门。下面我们逐一检讨一下。
［主谓结构］组
根据Tomlin[18](P329)对402种抽样语言的统计，SVO语言有168种（近42%），SOV有180种（近45%），这两种都是主语在谓语前的类型，共占近87%。但是，语种库里还有VSO语言37种（逾9%），VOS12种（近3%）和OVS5种（约1.2%），加起来超过13%。这逾13%的语言都是谓语或谓语的核心动词在主语之前的，在不带宾语时就是VS语序。将“主谓结构”用于这类语言，不但失去了它原有的象似性优点，还因为与实际语序相反而显得非常别扭。谓语动词居首的语言就存在于我们身边。属南亚语系的佤语，就并存着VSO和SVO两种语序，前者在问答体和多方对话语体中是优势语序[19](P464-466)，如VSO句的例子：
当然，从上文Tomlin的统计看，主在谓前毕竟占了人类语言的大部分，“主谓结构”在很大范围内仍能维持其象似性。对动词居首语言来说，“主谓结构”的叫法也不一定跟象似性完全相反，因为通常只是谓语动词居首，并非整个谓语都在主语前。如(4)-(6)所示，当句子谓语还有动词核心之外的宾语状语等成分时，它们仍在主语之后。（注：在动词居首语言中，“主谓结构”的叫法还面对下面这样的严峻问题：动词居首语言是否存在一个与主语相对的统一的“谓语”？进而，是否存在“主谓结构”这种句法结构（且不计主语谓语的语序问题）？以（句为例，按建立在二分层次分析法基础上的“主谓结构”说，这个句子的第一层要切分为嵌在中间的t∫ inira（他）为主语一方，tajraaj...I-tuku
（去了……在—山上）这种不连续的单位为谓语一方。可是，在母语人语感中，这种不连续的单位是否真的构成了一个句法成分（谓语）？这是可以怀疑的。假如采用以动词为句子核心的多分法分析，将动词后的主语和处所状语都看做围绕着动词的不同论元和从属句法成分，就避开了上面的疑惑，在这样的语言中，也许不需要建立一个包含了宾语状语补足语等成分的统一的谓语，句子第一刀也就不必切分为二分的主谓结构。这个问题已超出本文的论题，不在此详论，只想提一下，基于多分法观念的分析模型已有不少，如陆丙甫[33]提出的主杆成分分析法。其他像国际上的配价语法、角色与指称语法(Role and Reference Grannnar)等，其实都近于以动词为校心的多分法。有趣的是，从类型学的角度看，二分法便于分析主语居首的SVO或SOV语言，而不便于分析动词居首的语言；多分法则可以分析所有语序类型的语官。可见“主谓结构”之类观念未必是天经地义、到处畅行无阻的语法观念。）
［动宾结构］组
上引Tomlin的统计已经显示，SOV的语言占45%，多于SVO语言的42%。此外，占1.2%的OVS可以加入SOV，构成OV大类，共占46%，占3%的VOS则可以加入SVO，构成VO大类，共占45%。总之，适合“动宾结构”叫法的VO语言还略少于不适合这种叫法的OV语言。可见“动宾结构”一组术语与语言现象的抵触范围比“主谓结构”一组要严重得多。而且，谓语核心居首的语言通常还只限于谓语核心在主语前，不算完全违背“主谓结构”的象似性；而OV语言是整个宾语都在动词前，与“动宾结构”的象似性是完全颠倒的。在中国，除白语是VO和OV并存外，所有藏缅语言都是SOV语言（藏缅语仅有的SVO语言是克伦语，在缅甸），阿尔泰语言也全都是SOV型。这些OV语言可能占了中国境内语种的多数。对于这些语言来说，“动宾结构”一类提法相当怪异，我们注意到不少阿尔泰语言著作和藏缅语著作确有避免或减少使用“动宾”组术语的倾向，而改用“支配结构／支配关系”等。上面没有把VSO放在VO的大类里面，因为其他类型不管语序前后，动词和宾语在线性序列中是相连成分，有充足理由构成一个句法结构；而在VSO语言中，V和O并不相连。这种句子中是否包括一个整一的动宾结构，这是可以怀疑的。（注：VSO语言中的V和O由于不相连，因此能否在母语人语感中形成一个整合的动宾关系的结构单位，这是有疑问的，况且因为其“谓语”(V...O)不连续，也难以作为整一的单位和主语构成主谓结构（参看注⑥），使VSO成为最不适合二分法分析的类型（第1层S对V...O，第二层V...O？都很别扭）。假如我们舍弃二分法，把S和O分别看做小句核心V的不同论元和从属成分，则VSO句子能得到较合理的分析。假如这种处理可行，则所谓“动宾结构”也未必是个普遍存在的单位，但“动宾关系”仍可以设定为普遍存在的，因为宾语总是一个整一的单位，而不相连的成分间(V和O)也能发生句法关系，只是两者未必构成一个更大的单一句法单位。）
［偏正结构］组，［状中结构］组，［定中结构］组，［数量结构］组，［指量短语］
这几组术语的象似性与其他语言的抵触，可能比前面“动宾”组和“主谓”的情况更严重。这些术语的语言基础，是修饰限制成分无论在名词短语中还是在谓词短语中都是修饰语一律在前，核心成分一律在后。而世界语言的状况是，很多（可能是多数）语言并不将所有修饰成分都放在同一侧。且不说定语状语之别，就是在定语和状语各自内部，不同的类别也往往有不同的语序，因此语言类型学很少笼统地讨论一种语言里定语在前还是在后，状语前置还是后置。例如英语，有些定语必须前置，有些定语必须后置；有些状语必须前置，有些状语必须后置，还有不少状语是两可或视情况而定。这些是英语学习中的常识，无须细述。再如跟日语、朝鲜语等同为SOV语言的藏缅语，即使是形容词作定语，也有在前在后复杂的分Tm。壮侗语里不同的状语普遍存在有前有后及两可的情况[22](P842-876)。对这些可能占人类语言多数的语言，无论是叫“偏正”“状中”“定中”还是“正偏”“中状”“中定”，都无法象似性地概括修饰成分的语序。至于同一种修饰限制成分在不同语言中位置不同，更是常态。且看一下Dryer[23]中的部分材料。该文统计了由625种语言组成的252个语组的多种语序表现，下面只选摘其中几种修饰成分的语序情况（只计语组总数，不计各大洲的分SU统计，也不分原文所分VO和OV语言，合在一起计算（注：因为材料所限，有些语言样本缺少某一参项，所以每一参项的总数难以达到252语组。））：
领属结构：领属语+名词：142组；名词＋领属语：75组。
形容词定语和核心名词：形＋名：95组；名＋形：129组。
关系从句和核心名词：从句＋名词：27组；名词＋从句：97组。
方式副词状语和动词：状＋动：78组；动＋状：50组。
程度状语和形容词：状＋形：66组；形＋状：50组。
此外，再看“数量结构”和“指量短语”，语序异于汉语的比比皆是。戴庆厦考察藏缅语量词指出，该语族量词发达的语言采用“名＋数＋量”；而量词不发达的语言，如藏语、景颇语、门巴语、珞巴语、橙语，使用量词时采用“名＋量＋数”结构[24]。在壮侗语中，数字为1时多采用“量＋名＋数”或“名＋量＋数”的语序，不但数词都后置，而且量词和数词可能根本不相邻[22](P853)：
无论是藏缅语的“量＋数”结构，还是状侗语的“量（＋名）＋一”结构，都是“数量结构”的象似所无法覆盖的。至于“指量短语”，用“量＋指”语序的语言也不少见。大多数壮侗语都取此语序[22](P854)，这是“指量短语”的象似难以覆盖的。
以上充分显示，无论在语种内部，还是跨语言比较，各种修饰语的位置都是很不一致的，用带有固有的语序象似性的术语来指称难以恰当。
［动补结构］组，［动结式］组，［动趋式］组
与上述几组术语不同，汉语语法学意义上的动补结构本身不是通用的语法学观念，除了模仿汉语语法的国内民族语言学研究，很少出现在其他语言的语法研究中。这是因为单纯根据在动词之前还是之后来定某个句法成分的性质并不科学[11][12]。正因为它们不是通行的术语，在很多语言的研究中没机会出现，因此是否适合其他语言的问题倒不严重。至于国内民族语言研究中模仿汉语设立“动补结构”，需要探讨的是补语确切的句法语义属性，特别是与状语的区别（因为状语或部分状语在核心动词后是人类语言中很常见的现象）。至于“动补结构”的象似性问题，由于理论上人为规定了在后的非宾语都是补语，因此已经人为排除了补语在前的可能，不会出现“动补结构”与补语语序相抵触的问题。
“动结式”的情况可以专门谈一下。动结式在汉语以外的不少语言中存在（未必用补语之名，常用的术语是“结果语”resultative，“动结式”verb-resultative construction），而且结果成分通常总是在动词之后，并不一定与一般的动词修饰语位置相同。这是由象似性造成的——结果总是发生在动作之后。例如，英语有少量动结式——make sure,make(it)clear,paint(something)white,take it easy等，而一般的简短状语是前置的。因此，“动结式”或其英语名称verb-resultative可能较少遇到与实际语序相抵触的场合，可能是本文讨论的各个象似性术语中最有适应性的一个。
［偏正复句］，［因果复句］
将偏句放在主句之后是很多语言的常规，特别是核心成分倾向在前的语言，从属分句的位置通常与状语的位置相和谐，位于主句之后，英语就是这样的语言。“偏正”所模拟的语序显然跟很多语言的情况相抵触。因果句虽然有时间象似性的支持，但因为语篇功能的需要，也常有原因句后置的情况。即使在汉语中也有吕叔湘[9](P387)所说的“释因句”，原因句就在后。从句后置为主的语言更是如此了，如英语中because分句以后置于作为正句的结果句为常(since所引导的原因句则以前置为主，两者形成语篇功能上的分工。因此无论是“偏正复句”还是“因果复句”，其象似性的语序含义都会在很多语言中，甚至就在汉语中，成为与实际语序相抵触的负因素。
四、象似性语法术语弊端的对策
上文的讨论说明，汉语中这些主要由语序象似性促成的语法术语，对汉语语法尤其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法现象，无疑是很适应的，而且实现了象似性和经济性的理想统一。但是，这些术语既常用来调查研究与普通话不尽相同的汉语史和方言，也用来研究与汉语亲疏不等的民族语言，还用来探讨一般语法理论。这个时候，语序象似性的益处就可能转化为“负资产”，因为它所体现的语序可能正好跟对象语言的实际语序相反。那么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出于汉语语法研究本身的需要，我们大概会继续保留这些熟悉术语，因为汉语毕竟是中国语法研究的最重要对象。问题是如何应对它们与其他语言的语序相龃龉的情况。
一种办法，是淡化和消除这些术语中的语序含义，例如“动宾结构”只指动词和宾语的结构关系，不管两者处于什么位置。这是一种可选的办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第一，这些术语的语序意义深深扎根于定义之中，并不容易消除。例如，“偏正结构 偏正结构的前一部分修饰或者限制后一部分”，“述宾结构 述宾结构的前一部分是述语，后一部分是宾语。……”[13]（P14-15，黑体为原文所用）修改这些定义，远不是取消其中的语序用语那么简单，因为语序是定义中的主要因素，去掉其语序意义，就必须给出其他足以界定其内涵外延的属性，目前至少汉语学界似乎尚未为此有足够理论准备。例如去掉语序义如何界定动宾和受事主语？如何界定状语和所谓补语？而保留它们在汉语中的语序含义，只在用于其他语言现象时消除其语序含义，又等于要让这些术语有双重含义，这不符合科学术语的单义性追求。第二，这些术语的语序含义是由其字面语序的象似性作用固定和强化的，对于语序类型不同的语种来说，总是难以消除其怪异的感觉，如研究OV类型的藏缅语或阿尔泰语时，“动宾结构”听起来非常别扭。
另一种办法，是为不同的语序类型另造一套符合象似性的术语，如为藏缅语造出“宾动结构”“正偏结构”“中定结构”等，为壮侗语造“中状结构”“量指结构”等。这种办法也不可取。第一，这样一来，在语法理论的讨论中，我们就缺少一套能覆盖不考虑语序的纯粹结构关系的术语，“动宾结构”和“宾动结构”成为两种不同的句法结构，那么“动宾关系”和“宾动关系”是否也是两种不同的句法关系呢？显然不是。那用什么来称呼其共有的关系属性呢？假如没有第三套术语，就会割裂同一种句法结构的不同语序表现，这不但造成术语过度膨胀，有悖科学研究的精简性追求，而且严重影响到研究的科学性。第二，前文说过，同一种句法结构在同一种语言中也常有不同的语序，例如“定中”和“中定”并存于英语、藏语、壮语等大量语言，按此做法就要为这些语言同时准备两套术语，而且用了两套术语后又难以称呼不同语序的共有句法关系（如“定中”和“中定”共有的修饰关系）。这同样是严重的科学性问题。
合理的设想是，在有限保留语序象似性术语的同时，尽量使用或新造新译不带有语序象似性的术语，特别是在进行汉语和其他语言对比、研究汉语以外语言及一般的语法理论时。事实上，中文里已经有很多单位和关系是不靠两个成分名的并列来构成的，如前文说过，复句中的多数类别都不采用“因果”这种构词法，如“顺承、转折、条件”等。对于已经有语序象似性术语的现象，我们可以另有选择。例如，用“及物结构”(transitive structure/transitive construction)代替“动宾结构”或“宾动结构”（已有“支配结构”的说法，可用，只是比较起来似乎语义性偏强而句法性及国际通用性不如“及物结构”）；用“修饰结构／修饰关系”代替“偏正结构／偏正关系”；用“从属复句”或“依存复句”(dependent sentence)代替“偏正复句”；甚至主谓结构、主谓关系也可以称为述谓结构、述谓关系(predication)（已有“陈述关系”的说法，也可用。但“陈述”更多反映话题一述题的关系，而不是主语—谓语的关系，参看Shibatani[25]，此处无法详论）。其他的状中、定中等组术语，也可以通过协商和约定俗成选出可用的代替术语。比较起来，这可能是比较现实而可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