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地区羌人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塔里木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它不仅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对我国的后世民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早在传说时代，羌族中具有相当文明程度的姜姓部落已成为构成华夏族的主体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羌族中的若干分支由于不同的条件和原因，逐渐发展演变为汉藏缅语系藏语族中的众多民族，与现在的藏、彝、白、怒、土家、哈尼等族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自汉代起，分布于西域南道的婼羌、蒲犁、依耐、无雷、西夜诸国在史书中突见“其种类羌氐行国”〔1〕的记载， 而中国古史中又缺乏关于羌人迁入塔里木地区的明确记载。因此，客观地探讨汉代塔里木地区是否存在羌人以及它们的渊源、分布、社会经济状况等，不仅对全面了解羌族历史大有裨益，而且对进一步研究古代塔里木地区的种族、民族构成、文明状况及中西交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笔者试图利用文献记载、考古材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做出力所能及的阐述，谨供大家参考。
一、塔里木地区早期居民
新疆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自古以来，既与中原地区在行政区划上丝丝相连，又与中亚地区在地缘关系上浑然一体。而中亚两河流域（阿姆河、锡尔河）又是古欧罗巴人种的发源地之一，因此，在公元前二千年至一千年之间的世界性民族迁徙的浪潮中，塔里木地区首先受到的是来自中亚欧罗巴人种的冲击。由于史料的匮乏，要了解塔里木地区早期的居民状况，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知道，新疆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刚刚起步，而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学的材料又极其贫乏，因此，这一区域石器时代人类的种系起源尚在推测之中。但从青铜文化初期（公元前2000年左右）至公元前后，在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哈密焉不拉克、天山阿拉沟、塔什库尔干香堡堡、洛浦山普拉、伊犁河上游昭苏及楼兰东郊等处墓地出土了较为丰富的种族人类学材料，经过韩康信先生对所出人骨标本的分析研究，使我们能对新疆尤其是塔里木地区古代居民的种族及分布情况得以较系统的认识〔2〕。在距今约3800年的古墓沟墓地所采集的18 具头骨的平均形态特点是：“较多长狭颅型（dolichoarcrocrany），面部相对低宽， 鼻骨突出强烈，男性眉嵴和眉间突度也很强烈，同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低眶和阔鼻倾向。……总的来看，这组头骨的西方人种特征很明确，个体之间的同质性（Homogenneity）也很明显。……这样的类型过去被有些苏联人类学家称之为‘原始欧洲人类型’（Proto-European）。在种系上，它们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甚至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地区的铜器时代居民的头骨形态比较接近，与南帕米尔塞克（Saka）头骨之间的差异则很明显。”〔3〕这18 具头骨根据所出土墓葬的打破关系分为两组〔4〕
阿凡纳羡沃文化和安德洛诺沃文化以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奴辛斯克盆地为中心，时代上前者约为公元前三千年后期至二千年初，后者约为公元前二千年至一千年初。安德洛诺沃文化是在阿凡纳羡沃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青铜时代文化，影响范围十分广泛，其分布区域西抵南乌拉尔，东到叶尼塞河河岸，北起西伯利亚森林南界，南达中亚草原，新疆北部草原地区也在其分布范围之内。在伊犁巩留县发现的一批青铜器中，“铜斧、铜镰的形制与邻境的苏联安德洛诺沃文化出土的斧、镰基本一致，焦叶纹装饰也完全相同”。〔5）从现有材料和古墓沟两类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来看古欧罗巴人种的阿凡纳羡沃型略早于安德洛诺沃型入居罗布泊地区，“这个过程大概发生在公元前二千年到一千年时代相差不很久的两个时间里。”〔6〕“可以说， 他们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7）这也是目前塔里木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种族人类学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地区早在青铜时代居民种族构成的基本成份之一。
在其余几处时代稍晚的古代墓葬中，主要又发现有两种欧罗巴人种类型，其一是在距今约2400—1800年左右伊犁河上游昭苏土墩墓出土的帕米尔——费尔干类型（Pamir-Fergan）标本，这一类型在距今约2700——2000年在天山阿拉沟墓地也有部分发现，其形态特点“与中亚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同时代的塞克人（Saka）和乌孙（Wusun）人的人类学类型基本相近或差别不大。”〔8〕其二是地中海东支类型（East-Mediterranean），又称印度——阿富汗类型。一般认为， 地中海类型是中亚最古老的人种成份，中亚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学材料也印证了这一点，该类型在塔里木地区主要见于塔什库尔干香堡堡墓地（距今约2500年）和洛甫山普拉丛葬墓（距今约2200年），另外在米兰、楼兰东郊等墓地也有发现， 普遍特征为“头骨一般表现出长狭颅（dolichoarcrocrany），狭面类型（lepteny）等性质， 显示出与地中海东支类型特点（East-Mediterranean）接近的风格，也与苏联境内南帕米尔古代塞克人（Saka）头骨相接近。”〔9）其在新疆境内主要是由西向东推移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分布。
总而言之，塔里木地区早期居民的构成是异常复杂的，但种族的基本成份为欧罗巴种应属无疑，虽然在上述的几处墓地中个别也曾出现蒙古利亚人种成份，但其数量很少，时代也较晚。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作为原始欧罗巴种的阿凡纳羡沃类型和安德洛诺沃类型早在青铜时代初期就先后迁入孔雀河流域，其后又有欧罗巴人种地中海东支类型和帕米尔——费尔干类型分别定居于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塔里木地区早期居民基本上都是由不同类型的欧罗巴种成份构成。
二、塔里木地区是否存在羌人
自汉代起，史书记载的西域南道诸国中突见“婼羌”之名，《汉书补注》卷六九东汉服虔注曰：“婼音儿，羌名也”，释曰：“盖同为羌种，故传以若羌名之。”黄文弼先生在《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一文中释道：“按婼为部落名，羌以示种族。”均认为婼羌实为羌人一支。同时《汉书·西域传》又载：“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倘若此记无误，那么羌人就是有史可查的最早进入塔里木地区的蒙古利亚人种，这对研究汉代前后该地区的种族、民族构成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记载，羌人的祖居地在甘肃、青海一带，自古以来流行火葬，这种风俗至今仍保留在岷江上游的羌族聚居区里。史书中亦不乏羌人火葬的描述，《荀子·大略篇》载：“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后汉书·西南夷传》记羌人“死则烧其尸”。《太平御览·四夷部》也明确提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早在4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就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中指出寺洼文化与羌族有关，其火葬之俗与羌族相同〔10〕。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古羌人聚居的甘肃临洮以及青海湖附近做了大量工作，在卡约、寺洼、辛店等文化遗存内均发现有火葬陶罐和随葬的成对山羊角，与史书所记的羌人葬俗相符。俞伟超先生在《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探讨》一文中明确肯定了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含有氐羌文化遗存，并指出：“从马厂文化到齐家文化陆续发展起来的屈肢、砍头、乱骨葬等葬式不见于夏、商、周三族的文化，而是戎人、羌人所特有的。由此看来，把齐家文化、马厂，乃至上溯到半山、马家窑类型，看作是羌人文化的先驱，应当是允许的。在湟水一带的唐汪、辛店文化，按其地望来说，显然应当还是羌人的文化遗存。”〔11〕俞先生在《关于‘卡约文化’的新认识》一文中更进一步阐明了卡约文化是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落的文化遗存。葬俗是民族特性的集中反映之一，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是判定是否拥有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标志之一。上述羌人地区盛行的火葬习俗及屈肢、砍头、乱葬等葬式在新疆东部和塔里木地区史书记载的羌人地区也常有发现。如主要分布于哈密地区的焉不拉克文化，时代大致定为公元前1000——500 年之间，墓葬为竖穴土坑，流行多人合葬或单人葬，葬式基本是屈肢葬，出土的陶器与辛店文化和四坝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焉不拉克文化的主要典型陶器腹耳壶和单耳豆在辛店文化和四坝文化中也同样是主要代表器形，其中腹耳壶形制完全一样，均多绘彩。其次，焉不拉克文化与辛店文化和四坝文化的彩陶基本上都是在红色或黄白色陶衣上绘黑色花纹，主要花纹母题如S形纹、双钩纹、横竖线纹、曲线纹、 动物纹以及器耳上的花纹等完全相同或相似”〔12〕。更耐人寻味的是，经鉴定的21枚具有蒙古利亚人种特征的头骨在更小的种族类型上重复着现代东藏地区即藏族B组头骨的综合特征〔13〕。 而羌人正是构成现代藏人的主体成份之一，显而易见，这种与辛店、四坝相似的文化内涵和与现代藏人相近的体质特征应当是由共同的羌人成份所造成的。
另在时代相当于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左右（中原地区战国时期）的塔什库尔干香堡堡墓地，经发掘的40多座墓中，火葬墓有19座，占总数的几乎一半。葬式有屈肢葬、二次葬、无腿葬等。与寺洼文化中的土、火并行、一次葬、二次葬共存的现象颇为相似。其族属与“古代羌族或塞种有关”〔14〕。通过与伊犁河流域的相近材料对比，一般认为“土葬墓的主人，具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特征，与做为蒙古人种的羌族不能统一。”〔15〕而这类火葬墓则有可能为羌人的遗存。
距今两千年前后，羌人在塔里木地区活动的证据更加丰富。本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罗布泊楼兰古城中发现一封未寄出的姜女书简，全文如下：“姜女白：取别之后，便尔西迈，相见无缘，书问疏简，每念兹叔，不舍心怀，情用劳结。仓卒复致消息，不能别有书载，因数字值信复表。马羌。”〔16〕“姜”为羌姓一支，“马羌”可能就是《魏略》中记的活动于敦煌、西域中的白马羌。 值得注意的是1979 年至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楼兰采集到的一枚具有明显蒙古人种特征的头骨与收集于青海湖北岸刚察附近卡约文化墓中的头骨十分相似〔17〕。依据前述卡约文化与羌人的关系，此处不排除该遗骸为羌人所留。证明塔里木地区羌人存在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沙雅于什格提遗址出土的一枚铜质篆文卧羊钮“汉归义羌长”印〔18〕，它是汉王朝颁发给归附羌人首领的印信，是羌人活动在塔里木地区的历史见证。
由上可知，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塔里木地区就有羌人活动，到两汉时期，这一事实更得到了文献和考古材料的进一步印证，根据目前材料可以说，羌人最早是进入塔里木地区的蒙古利亚人种。
三、塔里木地区羌人的分布及社会经济状况
塔里木地区羌人种类繁多，分布极为广泛，但其规律性也很明显，《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略·西戎传》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曰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传闻黄牛羌各有种类，孕身六月生，南与白马羌邻。”裴骃《十三州志》云：“婼羌国滨带南山，西有葱岭，余种或虏或羌，户口甚多也。”这表明，西域羌人除婼羌外，还分成许多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另有史可查还有位于罗布泊东南的赤水羌，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中的苏毗羌及远在葱岭之西的阿钩羌。关于塔里木地区羌人的分布状况，过去传统的看法大都认为是在西至葱岭，东达阿尔金山，沿塔里木南缘，昆仑山北麓呈半环形分布，有些学者认为，由于塔里木盆地的封闭性，使其东西两端成为欧罗巴人种和作为蒙古人种的羌人在种族分布地带的“结合点”。东部结合点在罗布泊附近，西部结合点在葱岭的塔什库尔干地区。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的进一步积累，事实证明，不仅在塔里木北缘也存在羌人，甚至“远在葱岭以西，也有羌人居住，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国家”〔19〕。在拜城博者克拉格沟的崖壁上有著名的“刘平国刻石”，记载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率“温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夏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列亭”。经王国维先生考证，其中夏羌、程阿羌应属羌人〔20〕。沙雅于什格提出土的“汉归义羌长”印更是塔里木地区北缘也有羌人的有力证据之一。并且羌人在东部的活动并没有局限于罗布泊一带，而是向东与河西地区甚至陇东、青海湖一带的羌人连成一片。
羌人自古以来是个政权组织相当涣散的民族，“不立君臣，无相长一”〔21〕是其特征之一，历来是强者为王、败者为寇。不同地区、不同部落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很大。塔里木地区羌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以婼羌、于阗、西夜、蒲犁、依耐、无雷等为代表，初均为“随畜逐水草”的游牧部落，后逐渐向定居畜牧业发展，最终走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许多各自为政的具有一定文明程度的城邦制国家。这些国家的农业均不很发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昆仑山北麓丰茂的山间牧场，与其说有利于农业生产不如说更适合于畜牧业生产的发展造成的。这些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具有相当发达的手工业，这应归功于昆仑山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汉书·西域传》载：“出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在今且末、洛浦等地都曾发现规模较大的汉代前后矿冶遗址，与史书所记相符〔22〕。《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东则扜罙，于寘（阗），于寘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流注盐泽，多玉石，河注中国。”《汉书·西域传》又载：“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随畜逐水草往来，而子合土地出玉石。”昆山之玉早在商周时期就在中原地区有大量发现，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量制作精美的玉器经专家鉴定很大一部分都属和阗玉。可见玉石生产业是昆仑山北麓居民传统的手工业部门，具有悠久的历史。
第二类以赤水羌、苏毗羌为代表，他们可以说是从事一种具有掠夺性质的游牧生活，平时游牧于山间草滩，一遇灾荒，便依靠对周围游牧民或农业定居居民的劫掠来弥补损失，汉代婼羌、鄯善等国都深受其害。《汉书·西域传》载：“去胡来王唐兜国比大种赤水羌，数相寇，不胜。”作为一国之首的婼羌国王唐兜在其寇扰下也被迫“即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公元3 世纪的鄯善国也数遭苏毗羌的侵扰，其境内所出的佉卢文书曾多次提到这方面的事，“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摩希利陛下在位之四年三月十三日，苏毗人到达且末，劫掠王国，抢走居民”〔23〕。“现本地传闻，苏毗人四月间突然袭击且末”〔24〕。这类羌人的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其俗为“披发左衽”，粗犷勇猛，崇尚武斗，以“钞暴”为雄，视战死为荣，一年四季流徙不定。由于对自然的过份依赖和对“钞暴”的极端尊崇，使他们缺乏稳定的社会统一体和必要的经济基础，在严重的自然灾害或军事打击下很容易一蹶不振，这些部落在汉代以后逐渐衰亡，融合于其它各农业定居民族或游牧部落之中。
第三类为杂居于定居农业民族中的羌人。游弋于塔里木地区的羌人或多或少地通过战争或和平的方式进入欧罗巴人种建立的定居农业城邦国家内，这类羌人亦不在少数，从目前的考古材料和史书记载来看，楼兰（鄯善）、龟兹等国均有发现，这些羌人作为后来者生活于当地欧罗巴种之中，从事畜牧或农耕，基本上与当地居民和睦共处，成为各国居民结构中不分割的组成部分。
四、塔里木地区羌人渊源、迁徙路线及所产生的影响
有关塔里木地区羌人的渊源问题，中国古代史书缺乏明确的记载，但是作为羌人的一部分，他们与甘青地区的羌人集团必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点可从许多塔里木地区羌人部落的名称上得到证明。如上文所提到的“白马羌”，就与初居湟水流域，后迁至四川广汉一带的“白马羌”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亦或是羌人的同一部落因战乱而分路迁徙，但仍保留原有的部落名称。另还有“赤水羌”，显而易见系由水而得名，“合观众说，证以今舆，则赤水者黄河上源之别称，赤水羌者青海羌一种，地处婼羌东，故数相寇也”〔25〕。另从前述罗布泊楼兰古城中发现的遗骸在体质特征上与青海湖北岸卡约文化墓中出土的遗骸十分相似的情况亦可证明这点。因此，塔里木地区的羌人实源于甘青地区的羌人集团，换句话说，亦即原居于黄河上游地区及青海湖附近的某些羌人部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向西迁入塔里木地区，这一观点目前在史学界已得到普遍认可。
至于甘青地区的羌人是什么时期、什么原因、循由什么途径到数千里之外的塔里木地区的呢？由于史书的失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分歧很大。但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随着先秦时代羌人西迁的浪潮来到这里的。”〔26〕自商周起，中原统治者就不断地对西北地区的羌人发动大规模的征伐战争，殷墟甲骨文中有大量征伐羌人的记载，如“辛丑卜，王贞：弜
羌。”“乙巳卜……弜
雀伐羌。”〔27〕至春秋时期，秦国因东进受阻，遂向西扩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长期的征伐战争，引起了西北地区羌人的极大震动，同时也给他们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面对中原王朝咄咄逼人的攻势，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 西北地区的羌人终于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这是有史确载的第一次羌人大迁徙，《后汉书·西羌传》载：“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
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关于这部分羌人的去向问题也颇有争议，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支羌人向西南迁入川藏地区，是构成现藏族和西南其它少数民族的一支重要成分。也有些学者分析“这部分羌族可能由河湟一带，经阿尔金山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28〕笔者认为，从汉代史书中记载的西南地区和塔里木地区羌人的种类繁多、人数甚众的情况来看，不能单纯地把这次羌人迁徙活动看成某一支或某一部分羌人单向性的迁移，而应理解为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因此其迁移方向也应是多向性的，汉代在西域罗布泊附近、甘青河湟谷地以及四川广汉均有白马羌的存在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关于羌人是循由什么途径入居塔里木地区的？大多数学者在涉及这个问题时均笼统的提到是穿越柴达木盆地或跨越阿尔金山进入南疆的。由青海湖附近穿越柴达木盆地进入南疆共有三条道路〔29〕。其一是由青海湖边的伏俟城经白兰（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西北至小柴旦、大柴旦，到今甘肃之敦煌。由敦煌西出阳关至西域鄯善，合传统的西域南道。其二由伏俟城经白兰，西至今格尔木再西北经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至西域鄯善与前一路合。其三是由伏俟城经白兰、今格尔木，再往西之布伦台，溯今楚拉克阿干河谷，西越阿尔金山，顺今阿牙克库木湖至且末，再与上述一、二条路线相合。了解羌人是由哪一条道路进入塔里木地区的，不仅使我们能正确地理解塔里木地区羌人的来龙去脉，而且能一窥早在战国时期的中西交通概况。依笔者之管见，第一条道路在战国时期可能已经开通，但在河西走廊的祁连、敦煌间，有较为强大的月支、乌孙等族存在，“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30〕。这对长途跋涉的游牧民族来说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羌人不太可能循由此路。第三条路，地当偏远荒僻，沿途多经山岭，旅途极为不便，后来也仅成为通往西域的一条支线。这条路亦难以适合游牧部落的远程迁徙，况且也缺乏战国时期即已开通的确凿证据，因此，也不太可能是羌人西迁的途径。只有第二条路，地势较平坦，沿途河流、湖泊较多，历来是通往南疆的便捷之道。早在四十多年以前，裴文中先生根据青海湟水流域等地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推测由祁连山南、沿湟水至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而至南疆，是一条主要的中西交通要道〔31〕。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时走的就是这条路，《史记·大宛列传》载：“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黄文弼先生在《张骞使西域路线考》一文中指出：“盖骞欲自鄯善、过阿尔金山至青海归，后为匈奴所得。”张骞很可能就是从塔里木地区的羌人那里得知这条路的存在的。这条路后来成为丝绸之路青海路的主干道。北魏时，吐谷浑首领慕利延西循于阗以及唐李大亮迫击吐谷浑伏允可汗皆取此道。“青海很早就是羌族聚居之地，其西直接与汉代‘婼羌’相接，这两部分羌族之间应该是有交往的，他们交往的道路就应是经过青海路。”〔32〕这条路现在与青海到新疆的公路大致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公元前4 世纪左右羌人迁入塔里木地区应是通过这条道路的。
进入南疆的羌人正如史书中所记的“子孙分别，各自为种”。除部分留居婼羌，楼兰等地外，还有众多部落循由塔里木南缘继续西迁，直达葱岭甚至葱岭以西，沿途建立了于阗、蒲犁、依耐、西夜、无雷等一系列从事定居畜牧业的羌人城邦国家。羌人西迁并非一帆风顺，这一行动不可避免地与原居于这些地方的欧罗巴人种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从《大唐西域记》记载瞿萨旦那（于阗）等国的建国传说中，大致可以窥探到一些关于羌人西迁及建国的线索。据该传说，于阗国地方以前空旷无人，印度无忧王（公元前273——232年）在位时，太子遇害被挖去眼珠，无忧王“怒遣辅佐，迁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间……当是时也，东土帝子蒙谴流徙，居此东界，群下劝进，又自称王”。双方由于互不相让，各自称长，最终导致战争，“旦日合战，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斩其首。东主乘胜，抚集亡国，迁都中地，方建城郭。”由上述记载可知，于阗国是东西双方在激烈的战斗之后才得以建立的，至于“东土帝子”系何种民族？从时代和现有材料来看应属羌人无疑，斯坦因在《古代和阗》一书中通过对南疆出土的文书和人类学材料的研究，认为古代和阗人与西藏人在体质特征和语言方面有些相似。而“古和阗人在形貌和语言类同西藏人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它们两者都融合大量西迁的羌人。正是这种共同的羌人成份造成了两者在形貌和语言上的共同点。”〔33〕这也就能解释后代于阗国居民“貌不甚胡，颇类华夏”〔34〕，“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35〕的记载了。斯坦因在《古代和阗》中还提到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和阗的统治者在神话中通常被描写为带有‘玛秦的扎加卢哈里哈卢（ Jajalu Khalkhalu of ma-chin）’尊号的人”。 向达先生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一书中说：“所谓‘秦和玛秦’就是和阗古称。”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被称为“支那”，一般认为是对“秦”的音译，最早在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约成书于公元前4 世纪至公元2世纪间）即对中国有“Cina”之称， 公元前四世纪左右的波斯文献中也常见“Cin、 Cinistan ”记载， 这个名称长期衍用形成现代英文“China”。而这一时期仅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秦何以能独步海内、 饮誉域外，从理论上讲，传播此名者当与秦国有极深的渊源，依据上述材料分析，西迁的羌人集团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另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在葱岭山中有个建国约在数百年前的朅盘陀国，其居民明显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而王族容貌却颇似汉人，自称为“汉日天种”，传说是古代东土公主与太阳神结合，繁衍子孙，世代统治该国，有学者考证其王族也与塔里木地区的羌人有关〔36〕。透过传说的神秘面纱，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到来自东方的某一支羌人部落通过武力征服了当地的欧罗巴人种居民，建立了城邦制国家，其后两族或耕或牧，和平共处，但又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这在帕米尔高原香堡堡墓群中的同墓地埋葬而土、火并行，文化内涵迥异中已充分地体现出来。
另外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羌人进入新疆并非一次性的，两汉时期，由于中原王朝对羌人错误的民族政策及武力征伐，也造成了大量羌人迁入塔里木地区。 如《后汉书·西羌传》载：“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千骑征西域。 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多发兵邀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崩溃，麻奴兄弟因此遂与种人俱西出塞。”从上面可以看出，由于东汉王朝对羌人的奴役、压迫政策，也导致了较大规模的羌人西迁，这类迁移活动自两汉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始终没有中断，其途径基本是沿河西走廊进入西域的。
人类学材料表明，至迟从汉代开始，塔里木地区的居民已呈现出较为强烈的种族融合的趋向，根据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于1928年和1934年在南疆米兰、且末及罗布泊地区采集的时代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三世纪的11具人骨资料分析，除普遍具有欧罗巴和蒙古利亚两大人种特征外，多具骨骼在小的类型上还重复着藏人和印度人的特征〔37〕，汉代前后塔里木地区居民中出现的藏人特征如前所述与共同的羌人成份有关，而此处所提的印度人特征则应与雅利安人密不可分，公元前1400年左右生活在中亚地区的雅利安人除大规模地迁入伊朗高原和印度北部外，“还可能有一部迁到了塔里木盆地”〔38〕。此论目前已在学术界得到公认，因此，上述人类学资料反映的印度人特征应由共同的古雅利安人成份所致。隋唐以后，由于西域民族构成的日趋复杂化，西域的羌人日益受到周围强大民族的冲击，逐渐融合于汉、吐蕃、突厥、回纥以及早期迁入的欧罗巴人种之中，不再以独立的民族形式存在，但其固有的羌人成份至今仍沉积在塔里木南缘各民族的体质特征之中。
结语
综上所述，公元前4世纪左右（不排除更早的时代）， 原居于河湟一带部分羌人迫于中原王朝的武力，大量向西迁入塔里木地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这些羌人早在张骞“凿空”前二百多年就率先打通丝绸之路的青海道，开创了中西交通的先河。诚如韩康信先生所言：“从新疆境内通向中亚古代‘丝绸之路’的早期开拓主要与中亚的古地中海居民越过帕米尔高原向东推进的运动有关。”〔39〕那么丝绸之路从中原地区通向新疆的早期开拓则与羌人的西迁密切相关。其次，作为蒙古利亚人种的羌人，虽然在入居时间上远远晚于欧罗巴人种，但它毕竟是最早进入塔里木地区的蒙古利亚人种，“由于蒙古种成份的逐渐渗入，从而打破了该地区种族构成单一化的格局”〔40〕，并且还在塔里木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具有相当文明程度的城邦制国家，成为汉代前后塔里木地区居民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它们是最早向西方传播中国文明的使者之一。由于羌人的西迁，中西文化接触带由传统的河西地区被推进到塔里木地区，从此，西域文明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注释：
〔1〕《汉书·西域传》。
〔2〕〔3〕〔8〕〔9〕〔39〕详见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人类学研究和维吾尔族的体质特点》，载《西域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4〕〔17〕〔37）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的初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一九八五年第六期。
〔5〕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 载《新疆社会科学》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6〕〔7〕韩康信：《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载《考古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三期。
〔10〕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载《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一九四九年。
〔11〕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载《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12〕陈戈：《略论焉不拉克文化》，载《西域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13〕韩康信：《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研究》，载《考古学报》一九九○年第三期。
〔14〕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载《考古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15〕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载《新疆社会科学》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16〕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18〕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19〕钱伯泉：《西域的羌族》，载《西北史地》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20〕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刘平国治谷口关颂跋》。
〔21〕《后汉书·西羌传》。
〔22〕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载《文物》一九六○年六期。孙秉根：《且末县古煤矿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一九八四）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李吟屏：《佛国于阗》，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23〕同〔19〕文引《新疆出土的佉卢文书》第三二四号。
〔24〕林梅村：《沙海古卷》，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25〕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上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
〔26〕〔33〕褚俊杰：《羌人西迁与和阗起源》，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二第二期。
〔27〕王宇信：《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一九二页。
〔28〕杨建新、马曼丽：《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一九九○年。
〔29〕〔32〕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
〔30〕《山海经·海内东经》。
〔31〕裴文中：《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载《边政公论》一九四八年七卷四期。
〔34〕《魏书·西域传》。
〔35〕《宋云行记》。
〔36〕肖之兴：《葱岭古国朅盘陀考》，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38〕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40〕梁景之：《汉代塔里木地区居民的种族与分布》，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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