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秩序重构进程中的霸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重构论文,秩序论文,进程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家霸权与制度霸权：对霸权主体的重新理解
近代以来，“霸权稳定论”长期构成世界的基本秩序模式，在“霸权稳定论”看来，霸权的存在是国际秩序建立或维持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对霸权的追求构成主要国家对外战略的基本动力之一，维持霸权则被认为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唯一前提。按罗伯特·吉尔平的经典说法，“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历史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注：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在西方学术界长期流行的所谓“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不列颠帝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以及今天的“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都是从霸权的角度来阐释国际秩序的内在实质的。
在“霸权稳定论”的秩序主张中，无论是霸权还是秩序的主体显然都是拥有强大经济或军事实力的国家，换言之，传统的霸权秩序观在主体上是一种“国家霸权稳定论”，其基本的理论内涵大致包括：(1)霸权是一个国家超越于其他国家的强制性权力；(2)霸权国家对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霸权的终极动力；(3)国家霸权的存在有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4)霸权国家通过其投射力反映支配权；(5)霸权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美国学者斯蒂尔在其《美国治下的和平》一书中，对美国的霸权国地位所作的描述较完整的包含了上述国家霸权的内涵，他写道，“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政治上最积极的国家。到处都感受到我们的冲击力，而冲击所及，到处都受到影响。我们有能力推翻整个社会，并予以重建；推翻某些政府，建立另一些政府；阻挠或刺激社会变革；保护我们的朋友，摧毁反对我们的人。我们有着史无前例的行动能力，还有使用这一能力的冲动。我们拥有堪称世界奇迹的技术，有着迫使我们去向人和自然的顽强力量挑战的能量，我们富裕的程度足以支持整个的国家——连同它们的浪费”（注：转引自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确实，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在国际关系中基本主体地位的确立，使人们在阐释国际关系时不可避免地都以国家为出发点，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但是，传统的“霸权稳定论”之所以长期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除了这种主张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违背了公正合理这一基本的国际道义准则外，其在学理上的最致命缺陷，就在于霸权的国家主体性是占不住脚的。自国家出现以来的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真正实现过“独霸全球”，古罗马帝国的霸权固然只是地区性的，近代以来的英国抑或美国“治下的和平”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在人类日益走向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国家在国际关系地位的相对弱化，某一大国要在多极化的世界上建立单极的国家霸权更是不可能的。
虽然现实主义的国家霸权无法真正解释霸权形态的完整性，但同时，人们又确实看到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始终外化着浓厚的霸权和强权政治色彩。要对国家霸权的非真实性和霸权秩序的实在性这一悖反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许应该超越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观念，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认识霸权。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真正存在过、并且至今仍然存在的霸权形态是制度的霸权——构建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通过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体现出来的“制度霸权”。
从近代以来西方争夺世界霸权的进程中可以看到，霸权的追求和行为之所以在大多数时候以国家霸权的形式出现，是因为在近代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和地区实力地位极端羸弱，不可能与这一制度相抗衡。近代霸权的争夺之所以体现为几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相互争夺和较量的国家霸权，是以共同敌人的缺乏为基本前提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世界其他地区存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绝对强势决定了西方国家没有以某种组织形式联合在一起的必要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斗争也造成了霸权的非制度性表象。但是，人们绝不应该忽略这一基本的事实：西方实际上是一个因共同的社会制度而连接起来的整体，当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受到总体的挑战时，霸权当然表现为国家形态，但制度霸权始终是备而不用的最后武器，当这种制度面临着其他社会制度的挑战、抑或某一国家单凭自身的力量无法对付与之进行制度对抗的国家的挑战时，制度霸权的取向就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选择，资本主义就会联合为一个整体共同追求霸权。
隐藏在国家霸权背后的，是资本主义的制度霸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霸权与制度霸权是相互矛盾、互不相容的。在国际社会至今为止只出现过资本主义的制度霸权的情况下，国家霸权与制度霸权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动的。国际秩序中虽然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国家的霸权，但国家霸权作为西方大国的战略目标，其持续不断的追求霸权行为共同造就了资本主义的制度霸权。
二、制度霸权与国际秩序的历史衍进
在国际秩序的层面上，近代国际关系为当今世界留下最具实质性的遗产之一，就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西方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确立的制度霸权及其对国际秩序决定权的长期垄断。近代国际关系自17世纪中叶形成之日起，就注定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霸权及其对国际秩序构建和维持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以英国革命为起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奠定了此后300年统治世界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近代工业的发育，使西方得以率先实现现代化，拥有了强于世界其它地区的实力，对海外贸易及其无限度追求财富的欲望又促使它不断向外扩张，将原本互不相干的世界各国强行纳入了以西方为核心的统一的国际体系之中；另一方面，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国际法的国际规则也是由西方国家决定的，如政教分离、国家主权原则、不破坏和约惯例、集体干涉、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争端等等规则和原则不仅成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标准，而且随资本主义的扩张进程被逐步推及整个世界，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规范。迟至今日，国际秩序在建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真正超越这些规则的思维框架。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霸权的确立和长期维持，使国际秩序呈现出一些基本的法则和结构特质：
其一，资本主义的制度扩张。数百年的技术和武力优势，使西方牢固地确立起了制度优越观念，始终不断地扩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力，并且一度成功地将整个世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制度范畴，不仅西方在把其他国家和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同时极力把资本主义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许多国家也主动把国家的发展希望放在模仿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上。
其二，权力和利益至上原则。在制度霸权下，西方式的“丛林法则”和所谓的“罗马治下的和平”（注：对这两个概念的进一步分析可分别参见[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著《世界文明史》（中译本）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33页；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4页。）观念和行为长期泛滥，无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还是资本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霸权原则都被遵奉为西方国家对外战略的圭臬，霸权行为和强权政治成为西方追求权力和利益的主要手段，霸权秩序还被阐释为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合理选择。
其三，强者制定“游戏规则”。凭借制度的霸权，西方为国际社会制定了大量的国际关系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只有利于增进强国或强势制度的权力和利益，有利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内部分配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其他国家只有接受和参与这些规则的义务，根本享受不到平等的规则制定权。
其四，“胜者全得”型决策程序。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完全把持每一次新的国际秩序的规划和重构，其它国家在其中几乎毫无发言权，甚至西方世界内部小国、弱国和战败国也无发言权可言，国际秩序的维持也取决于少数几个大国。
其五，多极式与等级式国际体制并存。在全球范围内，国际体制是等级式的，西方始终决定和安排着国际制度、原则、规则及其运作程序；但在处于国际体制上层的西方内部则在大多数时候是多极式体制，没有一个国家能起绝对主导作用，每一种国际体制的确立都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几个强国讨价还价和妥协的结果。30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制、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均是如此，而且体制建立后的运作也由几个大国共同决定。
其六，非稳态的国际秩序模式。在制度霸权长期保持稳定的同时，由“丛林法则”所决定，共同拥有霸权制度的西方世界内部秩序是不稳定的，存在着频繁的霸权内部的霸权之争。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每一个在霸权秩序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都会不断受到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前一次霸权争夺失败者和“搭便车”者的挑战，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扮演的都是这一角色。在不断的挑战下，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稳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建立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绝对主导地位及其规则制定权的第一次实质性挑战。以此为发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从根本上冲击了西方的制度优势及其对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垄断，西方甚至一度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被置于不利地位，其制度霸权地位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鉴于传统的惯性和西方拥有的绝对经济优势，西方在国际秩序的决策和规则制定中仍然享有相对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世界经济领域更加明显，无论是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关贸总协定”还是规范金融秩序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由西方世界所控制。所有这些，都既是西方的制度霸权得以相对维持的重要资源，也是传统的制度霸权要素留给当今国际秩序的重要遗产。
就社会主义阵营而言，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当然不是为了追求制度霸权；但对长期占据霸权地位的资本主义阵营来说，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却无疑是对其霸权地位的空前挑战。战后初期北约的建立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都是资本主义阵营竭力维持制度霸权的典型举措。人们常常根据美国和苏联在各自阵营中的主导地位而将冷战的实质概括为大国的霸权斗争，这在传统国家中心主义视野下当然是有理由的，但在强调大国霸权意图的同时，并不能否认冷战中蕴含着浓厚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色彩。否则，人们就很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在拒绝接受苏联领导的同时坚持与西方阵营对抗的根源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三、当今国际秩序重构中的制度霸权色彩
从根本上说，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类的不断进步，21世纪的国际秩序在终极取向上是将否定和抵消制度霸权的影响的。这有两方面的理由：在价值层面，国际秩序由大国争夺霸权的激烈斗争暂告一段落后，国际社会重构规范和维持稳定的尝试本身，就包含着对霸权存在的价值基点的根本否定，而霸权作为大国规范国际秩序的不变基点，其合理性和合法性自然也合乎逻辑地受到质疑。在现实层面，国际秩序作为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时代的伴生物与全球范畴的行为规范模式，其生存活力在于所有国际主体平等意识的增强与主动参与，仅由西方制定规则显然难以使其它国家和地区表现出积极的参与取向，而且，随着其它国家和地区实力地位的相对提高，国际秩序最终也不可避免地会打破制度霸权占主导地位的局面，逐步走向平等化。
然而不能不看到的是，国际秩序对制度霸权的否定在当前主要还是学理性和长远性的，国际秩序的重构在冷战结束10余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导致国际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在当前仍然处于转型和过渡的时期，按邓小平在90年代初期的判断，“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转型和过渡的特质决定了国际秩序的重构在公正合理方面有所成就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制度霸权的制约和影响。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西方拥有绝对领先的实力地位。这也是当前制度霸权得以对国际秩序的重构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基础和根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加上长期对落后地区的掠夺和剥削使它们积聚了大量的财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崛起一度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优势。但冷战结束后，这一优势重新凸现并成为经济与政治互动时代主导国际秩序重构的决定性要素。90年代的今天，由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组成的西方世界虽在国家数量、人口、领土等方面均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却占了世界80%，仅美欧日三方就达2/3，比其它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总和高出近3.5倍。除产值优势外，西方世界还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近70%，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性金融组织中占有一半以上的份额。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不仅在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中必然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而且可以利用经济的优势施加广泛的政治影响，进而主导国际政治、安全甚至文化秩序的重构取向。
第二，西方安排着国际秩序重构中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游戏规则，国际秩序构成的许多要素都体现了西方的制度和利益要求。从主导原则看，大多数国家期望的平等、合作、公正等原则在国际秩序的重构中并未得到实现，西方的规范观念在其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西方国家在国际秩序的重构实践中仍然不时采取强权政策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从体制结构看，当前的国际体制、无论是所谓“一超多强”还是“美欧日三足鼎立”，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态势之上，突出了西方国家之间的结构态势，发展中国家在这些体制和结构中没有多少地位可言；从规则制定看，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制定规则的国际机构主要是西方大国把持的，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中西方占有3席，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则长期以“富国俱乐部”著称，其当前的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削减关税等规则也显然主要有利于发达国家拓展市场；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种种曲折，也是西方把持着该组织规则制定、为中国设置重重障碍的明显例证。
第三，国际秩序重构的实践者也主要是西方。在国际安全方面，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起点，联合国名义下实施的针对伊拉克、索马里、波黑等国家和地区的十多次国际干预都主要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派出维和部队，最近对前南斯拉夫的空袭行动更是西方国家组成的北约抛开联合国采取的单边行动。在中东地区等热点冲突的调解和秩序重建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也起着主要作用。在世界经济方面，从全球经济合作、贸易自由化谈判到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经济合作大多是西方的推动和主持的结果。对伊拉克、海地、利比亚等国的经济制裁则是西方利用经济机制达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在国际人权方面，西方更以人权的监护人自居，动辄干预和指责别国的人权状况，甚至不惜以经济和政治制裁相威胁，强迫别国接受其主导下的所谓国际人权准则，试图成为“国际道义”的化身。
当然，在看到制度霸权主导着当今国际秩序重构进程的同时，毕竟国际社会的今天与昨天相比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早已不再是西方世界的附庸，而是随自身力量的增强不断地弱化着西方世界在国际秩序重构中的主导作用。适应形势的变化，制度霸权对国际秩序重构的主导方式也在发生着内在的变移。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绝对秩序观向相对秩序观变移。近代西方制度霸权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是绝对的，西方大国直接决定着所有国家的行为准则和国际关系的运作方式，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只能被动地遵循与无条件地接受。而在当前，西方的规则主张虽然仍在国际秩序重构中占据强势，但这种强势已变为相对的，西方并不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发展中国家也不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越来越重视在国际秩序的重构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呼声。西方在不涉及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作出某种让步和妥协。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谈判”的破裂即充分证实了这一取向。
其次，硬性规范与软性规范的并存。传统上西方制度霸权是将自己的规则强制性地向其它国家和地区推广，这些规范公开外化着西方的权力和利益要求，其维持规范的方式则大多表现为赤裸裸的强权和暴力，国际道义基本不在考虑之列。而在当前，西方虽然没有也不会放弃暴力这一终极的手段（如最近对科索沃的空袭），但日益较多地重视在运作过程中对国际规则的实际主导，不一定用武力将自己的愿望强加于国际社会，而是更注意用经济、政治、特别是文化等“软性”的方式促使别国接受规范，进而试图既满足自己利益追求又不至于引起别国的强烈抗议，甚至还有助于树立“维护国际道义”的形象。
再次，单一性规范向协调性规范变移。受利益最大化法则和“胜者全得”观念的驱动，近代以来每一个实力领先的西方列强都试图完全由自己决定国际秩序，偶然的协调也是不稳定的或被迫的。冷战时代两极体制的确立和美国实力的绝对领先使美国成为西方世界内部规范的制定者，欧洲和日本迫于安全考虑不得不接受美国单一的规范权。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解体使美国在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同时，却不再能控制过去的盟国，多极化和全球化宣告了美国单一主导国际秩序时代的终结。但为维持西方世界的群体优势，西方各国日益重视在国际机制建构中协调彼此的立场和主张，试图以此重建资本主义的制度扩张。这也是西方被视为一个由共同的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的整体的重要理由。
最后，结构性规范向操作性规范变移。过去西方世界首先重视的是由自己来安排国际秩序的结构和行为规则，而且将每一规范强加于其它地区，这是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在国际秩序构建中制度霸权主义色彩最浓厚的一面。近年来，鉴于发展中国家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国际结构的多元化与分散化，西方已经没有能力完全由自己来安排国际秩序中的体制结构，而且为了扩大国际秩序的涵盖面和约束力，实现最大限度的相对利益，它也不再过于强调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反而有时在某些结构主张和规则条文上对发展中国家作出某些让步，其主导国际机制规范的重心则转向在国际机制的操作过程中的解释权和实施权，在实践中抵销或扭曲规则中有利于其它国家的成分，进而同样能实现权力和利益的追求。
四、制度霸权下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
西方规范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和实际控制亦即制度霸权，是当今国际体系中实力对比的逻辑结果，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实力决定政治投射能力的适应性产物。但是，就国际秩序重构的前提及初衷而言，制度霸权的存在又不可避免地在国际秩序的重构进程中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二律背反。新的国际秩序作为与霸权的根本对立的制度化规范，它要求逐步实现公正合理的国际道义和平等，但另一方面，西方追求制度霸权的现实又显然在短时期内难以有所改观，因而国际秩序很难真正建立在道义、平等和合作的价值基点之上。
在制度霸权造成的二律背反的制约下，国际新秩序追求道义和平等的初始愿望在实践中常常被异化为西方干涉别国内政的依据和借口，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接受国际秩序的有关规范时，不可避免地对这种秩序规范的宗旨和本质产生疑虑，难以表现出积极的主动参与意识，甚至常常对其持抵制态度。从近年国际秩序的重构实践看，人们很少能找到多少成功的范例。在维和方面，联合国对卢旺达、索马里等热点冲突的干预均以失败告终，即使被认为最成功的海湾战争也并没有真正使伊拉克屈服，至于最近对科索沃的空袭更是遭到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强烈批评和反对；在经济方面，虽然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但贸易摩擦、市场争夺，关税纠纷仍然持续不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在市场准入、单边优惠、服务贸易等方面矛盾重重；在人权方面，西方挑起的冲突和对立更是愈演愈烈，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的无端指责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抵制，西方的立场在联合国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这一切秩序规范功能的失效，无一不与制度霸权主导国际秩序的重构进程有关，也充分体现了制度霸权本身的价值困境。
1999年6月2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空袭科索沃事件后不久访问斯洛文尼亚时，提出了所谓的“克林顿主义”，他宣称，科索沃模式可以成为人道主义干预的普遍模式，“今后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干预未来全球范围的人道主义危机”（注：戴维·桑茨：《克林顿主义何去何从》，载于《华盛顿时报》，1999年6月22日。）。这反映出，尽管制度霸权已经给国际秩序的重构进程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造成了国际秩序重构自90年代启动以来最严重的信用危机，但西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显然不会放弃制度霸权意识。从发展走向看，国际秩序在西方制度霸权的困扰下正外化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走向：
第一，西方的制度霸权在国际秩序重构的进程中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而且，鉴于西方的实力优势将长期维持，国际秩序重构进程中的制度霸权现象在许多时候还将有所强化。在对科索沃的空袭中，北约完全抛开联合国机制、不顾绝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而对南斯拉夫这一主权国家进行狂轰滥炸，这种自行其是的作法充分反映了西方的这种极度的制度膨胀意识。只是在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下，加上两个多月的轰炸没有能如愿以偿地使南斯拉夫屈服，北约才不得不回到联合国机制的轨道上来。
第二，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在追求制度霸权的同时还不会轻易放弃现有的国际机制，而是会尽力利用对国际机制的控制来增进其实现制度霸权的战略资源，重构出符合其制度愿望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在世界经济领域，西方内部经济矛盾的上升和激化更加凸现了国际机制在解决其内部矛盾方面的重要性。当然，与其初衷相悖的是，出于对国际机制的需求，西方在凭借制度霸权试图控制国际机制的同时，也埋下了自己逐渐受到抵制的必然结果。为了推动国际机制的建构并使发展中国家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机制，西方将不得不至少在表面上承认所有国家一律享有平等发言权的原则，而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它们必将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从而使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中的制度霸权色彩逐步淡化。
第三，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态势的不断深化，西方制度霸权下共同敌人的内涵将发生变化。促使西方以制度为纽带联合起来的不再仅仅是出现了象苏联那样足以威胁其生存的对手，只要是被其认为不服从西方主导权的国家及其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其共同压制的对象。克林顿将科索沃模式推及所有“人道主义危机”的作法实际上表明，制度霸权将不仅针对公开的敌人，更将扩大到所有潜在的对手乃至有可能威胁制度霸权的迹象。
第四，制度霸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消失或弱化，相反，由于经济与政治利益的互动和交织，西方制度内部国家间的矛盾和摩擦将会更加频繁和复杂化，制度霸权下的国家霸权斗争取向将会有所上升。当然，西方制度内部矛盾的表现方式和途径与过去相比也将有所变化，过去常见的战争方式将在其内部被摒弃，欧洲、日本对美国在制度内部主导地位的挑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不再是试图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而是较多地在于追求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和平等的决策权。
第五，在制度霸权的影响下，虽然从发展前景上看一个建筑在公正合理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追求，但在当前，国际秩序在重构中要摆脱困境的关键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需要规范措施的完善或增强执行的力度，而在于它怎样弱化制度霸权的主导色彩。这是国际秩序真正有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增强合作的首要前提。
最后，应该承认的是，尽管制度霸权有着种种的不合理，也可能使国际秩序在重构进程中陷入重重困境，但作为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挑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制度霸权的存在不仅集中内化了国际秩序在各方面侵蚀国家主权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可能在实践中最大限度地使这些侵蚀和威胁变为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自己的主权方面将面临着比传统大国霸权时代更加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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