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波动与金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有效性论文,金融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似乎成为了一国经济生活中的客观现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事实上也面临着膨胀与衰退的反复。然而，经济波动的特征及表现形式等，又往往会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化程度的加强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均衡机制的转换发生变化。而且，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一、经济波动的启因：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需求
如果说经济波动是膨胀和衰退相互转化的怪圈，那么，这一怪圈的启动往往是以经济膨胀为开端，经济衰退是经济膨胀的延续，而经济膨胀则是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作为处于经济起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启动经济阶段性波动的原由在于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需要。从商品市场角度研究经济增长，固然是指收入的增长，简单的动态模型：
Y[，0]=C[，0]+I[，0]+G[，0]→Y[，1]=C[，1]+I[，1]+G[，1]
这反映了由一个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向一个高水平的均衡状态的发展过程，其中，Y[，1]=Y[，0]+△Y。那么，△Y是如何形成的呢？Harrod-Domar模型研究了这一问题。Harrod模型和Domar模型的基本公式分别是：
Y′=（s/v）和I′=s·σ
其中：Y′为收入增长率，s为储蓄率，v为投资—收入增量比率，I′为投资增长率，σ为资本生产率。Harrod模型中的1/v=△Y/I，而Domar模型的σ=△Y/I=1/v。可见，Domar模型中的投资增长率等同于Harrod模型中的收入增长率。按照Harrod-Domar模型，要实现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Y′[，W]，需要有合意的储蓄率Sd和合意的投资—收入增量比率v[，r]。而资源约束下的短缺经济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征，其在经济起步阶段，为了满足高速度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有一个高的预期经济增长率Y′[，W]；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投资—收入增量比率v[，r]在短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能否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决于是否有与高经济增长率相匹配的高储蓄率Sd。而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则消费倾向高，储蓄率相对较低。并且，由于收入水平偏低，为维持正常生活需要的必需品消费在消费总额中所占比重很高，通过压缩消费来提高储蓄的空间就很小了。就这一意义而言，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约束条件应该是储蓄资源。
经济高速增长要受到储蓄资源不足的约束，并非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无从实现经济起飞。Domar模型中的投资增长率等同于Harrod模型中的收入增长率的原理，表明了储蓄毕竟仅是投资的资金来源，高经济增长率的实现还取决于实际投资的增长。诚然，就宏观角度分析，实现经济均衡的基本条件是维持投资与储蓄的基本平衡。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储蓄与投资又往往反映为相互独立的行为：储蓄表现为积累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源的行为，投资则表现为使用所积累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源的行为。储蓄与投资相互独立，使得储蓄与投资并不一定相均衡，既可能出现剩余储蓄，也可以实现超储蓄投资。若是投资小于储蓄，则沉淀产品和剩余购买力同时并存；若投资大于储蓄，则商品市场存在超额需求。
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决策体制下，政府在高速度发展经济理念的驱动下，可以实施扩张政策、通过财政与信用两条渠道、以货币市场的超额供给实现超储蓄投资；受政府高速发展经济政策的引导和商品市场超额需求的影响，资本生产率σ上升，拉动了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需求。从而，形成了投资大于储蓄（I＞S）的局面，在有限的储蓄资源约束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财政、信用的扩张，意味着通过财政、信用渠道创造出社会购买力，而所形成的这部分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并没有相对应的商品供给。根据瓦尔拉斯定律，货币市场的超额供给意味着商品市场的超额需求。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期，国民储蓄量不足以满足高速度发展的投资需求，消费品生产能力也不足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因而本身就潜伏着通货膨胀的危险。一旦政府使用强制性储蓄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度增长，货币市场的超额供给形成了对商品市场的超额需求，推动商品的绝对价格水平上涨，使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转化为现实的通货膨胀危机。由此可见，在资源约束下通过强制性储蓄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往往伴随着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现象。
然而，经济衰退又是经济膨胀的延续。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其目标是增加本国居民的福利，而不仅仅是增加产出。如果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给人民群众增加福利，则与政府调控经济的宗旨相悖。当经济膨胀到超越了人民群众承受能力的程度时，货币贬值、物价上涨问题影响到社会的安定，经济管理当局往往会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通过财政、信用渠道以抑制货币市场供给的紧缩政策一旦被实施，固然表现为社会资金的普遍紧缺。然而，在通过强制性储蓄以扩张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下，社会资金中用于投资部分所占比重较高，加之经济起飞时期低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刚性，使得紧缩投资成为紧缩政策的主要措施，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特别是基础工业以及为其提供产品的产业成为了紧缩政策的主要对象。因为这些部门的产品主要是投资品，一旦紧缩投资，对产成品的需求锐减，这些部门的产品就大量积压。投资品生产部门的产品不能全部实现，其为产品生产所消耗的价值得不到充分补偿、实物得不到充分替换，从而使已形成的经济起飞时期以投资品生产为重点的部门结构成为了比例失调的部门结构。经济部门的比例失调，会引致结构性的产品过剩危机。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生产部门的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必然反映为市场行为、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因此，结构性产品过剩危机通过市场传导形成连锁反应，使国民经济陷于衰退的困境之中。
由此可见，在处于经济起步阶段、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决策体制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并不是自发性的，经济波动主要与国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有关。或者说，经济膨胀与衰退的循环，原因固然很多，而财政与信用紧缩与扩张的交替是主要因素之一；经济波动主要由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需求所启动，其特征是膨胀阶段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交织，紧缩阶段经济衰退与物价平稳并存。从中国的情况看：
图1中的经济增长率曲线和物价上涨率曲线，反映了中国自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波动状况。图上刻划出每一次经济波动的峰顶和谷底，并且振幅较大、频率较高，同时也显示出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在变动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充分反映了从改革开放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初始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很不稳定，经济波动频繁且起伏很大，体现着储蓄资源约束下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特征。
图1： 1978年～1996年中国经济波动分析图（％）（注：资料来源于2003年度《中国统计年鉴》的《各种物价总指数》表、《国民生产总值和指数》表的有关数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2004.2。）
二、经济转轨与经济波动特征的演变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生产能力迅速扩大，并积累了较丰厚的实物资源与货币资本，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开始由供给短缺型向需求不足型转化，经济的非均衡特征也逐渐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化。这一转化是我国在完成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实现经济起飞的必然结果，并且也使我国经济波动的特征发生明显变化：如果说储蓄资源约束下的超储蓄投资是资源约束型经济主要的经济增长实现方式，那么，在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将可能出现短期性的储蓄资源过剩、失业率增高问题；如果说物价总水平的起落是资源约束型经济主要的经济波动标志，那么，在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将可能出现物价的结构性涨跌问题。
假定资本-产出的比率v能够内生地变动，那么，前文的Harrod模型
Y′n=s/v—→v=s/Y′n
按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Q=L·f（K/L），在规模收益不变和资本与劳动可相互替代的假设下，就可根据s、Y′[，n]来决定所采用的生产技术（劳动密集性或资本密集性等），从而实现预期经济增长率。资源有限性的命题具有时间维度。按动态的观点，任何一个时期，总有新的资源被开发利用，从而使资本设备存量增加。问题在于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劳动力雇佣量增长的对比关系，生产效益函数k=K/L正反映了这一关系，即生产效益（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体现着因技术因素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技术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如果资本和劳动可相互替代，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对劳动的比率增长，即投入货币资本量的增长应高于劳动力增长，使每个劳动力推动的资本量增高，从而决定了同量的投资所能够吸收的劳动力减少。因此，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生产能力的提升、资源的积累和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逐渐由储蓄资源不足向结构性的需求不足转化，从而使经济波动、特别是由膨胀走向衰退时，其所反映的问题由主要是经济滑坡转向主要是失业率的提高。
从中国的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在1980年至1990年期间为17.5％，同期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为4.3％；到1990年至2001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1.1％，同期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仅为1.1％。资本-劳动增长比率由80年代的1∶0.25下降到了90年代的1∶0.05，意味着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投资，在80年代可增加0.25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就业，到90年代只能够增加0.05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就业了。因此，自1998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3％以上，并且有逐渐上升的趋势，2001年已达到3.6％。加之农村进城务工人流的冲击，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再就业压力（注：数据资料均来源于2003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波动总是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性非均衡现象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指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相适应。经济膨胀条件下的需求结构与经济衰退条件下的需求结构，自然是截然不同的。而供给结构则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即产品的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中形成的。一旦国民经济发生膨胀与衰退之间的起落，则已形成的供给结构与因经济的起落而改变的需求结构就大相径庭，从而产生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问题。因此，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产生于经济波动之间。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性非均衡现象，必然引致不同商品的价格波动差异，特别反映在经济从萎缩渐入膨胀时的投资品价格与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差异问题上。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生产能力迅速扩大，积累了较丰厚的财富；而随着人们的收入大幅度增加，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明显提高，使消费倾向也呈逐渐减弱的趋势，从而社会经济生活中消费品市场由供给不足向基本均衡转化、并出现结构性过剩问题，形成了由供给缺口逐渐向需求缺口转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经济要走出低谷，需要靠投资启动，从而形成偏高的投资需求，而收入增长引致的储蓄倾向增强趋势，又为高投资需求提供了丰厚的储蓄资源；同时，经济萎缩过程中的低投资需求，造成投资品生产萎缩，从而投资品市场由基本均衡向供给不足转化、出现结构性短缺问题。这就决定了在物价水平反映方面，对经济波动的投资需求弹性要高于消费需求弹性。
从中国的情况看，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的提高，出现储蓄比重增长、消费比重下降趋势。自1978年至1997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以年均4.49％的速度递增，而同期扣除货币贬值因素的人均银行储蓄存款则以年均8.90％的速度递增。可见，在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储蓄的增长速度，这也决定了在2003年我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和通货紧缩现象得到缓解并出现经济膨胀迹象时，消费品价格和投资品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涨差（注：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2004.2。）（图2）。
图2：
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逐渐在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化，经济波动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济波动的启动原因由主要是追求经济的高速度增长转变为主要是经济政策的调整，经济波动的实质性问题由主要是经济增长率的起伏转变为主要是失业问题，经济波动的基本特征由主要是物价总水平的起伏转变为主要是物价水平的结构性差异。
三、经济波动特征的变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在研究经济波动的前提下分析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基点必然在于货币政策是否具有抵御经济波动效应。而作为以货币为工具的货币政策，其对抵御经济波动的效应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个基本条件：货币能够系统地影响价格和产出，即货币与价格和产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托宾效应”就反映了货币数量对绝对价格水平、进而对产出的影响问题。在托宾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货币对产出影响的实现过程是（图3）：
图3：
根据瓦尔拉斯定律，货币市场的超额供给意味着商品市场的超额需求。然而，随着经济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轨，货币市场的超额供给并不能增加商品市场的超额需求，上述关系链发生断裂，从而使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减弱。这个判断能够在我国经济实际运行实证分析中得到验证。
就我国的情况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总的趋势是以发展为主，但仍有明显起伏（注：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2004.2。）（图4）。消费物价上涨率与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的相关性分析显示为：（表1）
图4：
表1：
┌────┬───────┬───────┬───────┐
││ 1991～2003 │ 1991～1996 │ 1997～2003 │
├────┼───────┼───────┼───────┤
│R
│ 0.830503│ 0.859107│ 0.145562│
├────┼───────┼───────┼───────┤
│R[2]│ 0.689735│ 0.738064│ 0.021188│
└────┴───────┴───────┴───────┘
上述的数据分析表明，体现货币市场超额供给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体现商品市场超额需求的消费物价上涨率之间事实上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图5）以E为拐点，左边为货币供应量增加推动消费物价上升，右边为货币供应量与消费物价不相关。这就证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体制转轨，经济的均衡机制由资源约束型短缺经济向需求约束型过剩经济过渡，货币供应量对绝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也逐渐减弱；并且，由于通过价格调整为中介的货币数量影响产出的传导机制不畅，在经济衰退时试图运用增加货币供给以提升价格水平、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很难获得预期效果；反之，当出现经济膨胀的迹象时，通过控制货币供给以抑制物价上涨趋势，将能够实现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预期目标。
图5：
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事实上已经基本完成了经济起飞。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生产能力迅速扩大，积累了较丰厚的实物资源与货币资本，社会经济生活中消费品和投资品存在着由不足向基本均衡转化、并出现结构性过剩问题，使得需求显得相对不足，从而社会经济开始向需求不足的非均衡类型转化，形成了由短缺型经济向过剩型经济转化的过程，这决定了今后我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转向稳定增长。并且，这一转化也使我国面临的宏观经济问题发生明显变化：如果说长期性的需求过度、供给不足问题是资源约束型经济的主要经济现象，那么，在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将可能出现短期性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如果说经常性的通货膨胀问题是资源约束型经济主要的货币现象，那么，在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将可能出现阶段性的通货紧缩问题。这就意味着周期性经济波动将成为我国今后主要的宏观经济问题，要求作为调控宏观经济主要手段的货币政策，应充分发挥“反周期”功能，即货币政策的基本思想不在于迅速解决通货紧缩问题，更不在于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维持货币、金融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且，应维护货币政策自身的稳定性，不应对货币政策本身作经常性的大调整，从而避免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过重的振荡和冲击。
作为非均衡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具备维持经济自发均衡的市场条件，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干预经济生活，以达到经济的均衡。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是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基本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宏观经济方面的管理和调控，应该是价值型管理、间接性调控，主要体现于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是为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而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因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必须与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也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因此，要求作为调控宏观经济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反周期”功能，即不是被动地跟随经济周期的波动而随时变换政策，如在经济膨胀时期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萎缩时期又转向扩张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而是能够按照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一贯思想主动地调控宏观经济，始终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尽力减缓波动的幅度和降低波动的频率，维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具体就金融宏观调控的政策模式而言，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思路：一种是分阶段调控，另一种是分政策调控：
所谓分阶段调控，是指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心在某一时期置于抑制物价水平上，而另一时期又移向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换言之，即经济膨胀时期金融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抑制通货膨胀，衰退时期的金融宏观调控重点又移向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这种宏观经济调控方针，事实上体现着事后的调控、被动的调控，颇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频繁地对宏观经济政策作重大调整，使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心经常在紧缩与扩张之间跳跃，其结果，往往导致政策性经济波动，反复地对社会经济生活形成超越承受能力的振荡和冲击，对于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是极为不利的。
所谓分政策调控，是指用某一类宏观经济政策支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同时另一类宏观经济政策则被用来维持物价的基本稳定。这种宏观经济调控方针是与兼顾稳定与增长的双重政策目标模式相联系的。并且，按是否具备自我约束功能以及分别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原理，一般应以扩张的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的适度增长，以紧缩的货币政策维持物价的基本稳定。贯彻这样的方针，一般不需要对政策本身作经常性的重大调整，即不是因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而仓促调整政策，而是要让经济按政策要求发展。
显然，为了实现长期的抵御经济波动的政策思想，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际决策过程看，应选择分政策调控模式，这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体现着对宏观经济调控的长期战略方针，有利于正确处理好稳定与增长的关系，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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