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事件重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件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作人是1930年代北平文坛的领军人物，由他所引起的“五十自寿诗”事件更像是一场文坛“地震”，引发了时人关于其思想心态的大讨论。然而，“五十自寿诗”事件虽然对当时或后来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周作人本身并没有多大的触动；而后来的研究者在涉及此一事件时，往往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完全认同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解释，使得后人对此一事件的本来面貌及其真实属性一直缺乏更为深入的认识。本文经由“五十自寿诗”事件的综合考察入手，辨析周作人在此一事件中扮演的实际角色，由此重新厘定此一事件的真实属性，及其对于周作人思想、立场与身份表述的重要意义。
中年以后逢“十”做寿，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而在寿诞之际赋诗作文，更是中外读书人共同的纪念方式之一。从旧文化中走来的五四新文化人，多数也并未丢掉这一习惯。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是，以胡适、周作人、钱玄同为核心的北平新文化人，前有钱玄同四十岁“成仁周年”纪念，后有胡适1930年四十大寿时的“寿酒米粮库”，而末有周作人1934年的“五十自寿诗”，北平新文化人借此作诗唱和，或述志，或达情，可谓好戏连台。1926年，值钱玄同的“成仁周年”纪念，友朋胡适等人写有《纪念歌》等“挽联”、“挽诗”，并打算在《语丝》周刊上为钱玄同出“成仁周年”纪念专号。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这个设想最终没有实行，于现实也未产生多大的影响①。但胡适的四十大寿，却明显不同。1930年12月17日，是胡适西历的四十大寿(胡适提倡西化，生日纪年也用西历)，也正逢他从上海回北平不久，各位亲朋好友纷纷到胡适的新寓米粮库四号祝贺。当天，赵元任呈给胡适一首用白话写的《胡适之先生四十正寿贺诗》，内容是赞扬胡适在物质文明、整理国故及白话文方面的倡导之功并表达朋友们的祝福，后面所列拜寿的名单上有刘复(半农)、李济、赵元任、顾颉刚、陈寅恪、傅斯年等16人②。与此同时，由魏建功所作、钱玄同手书的《胡适之寿酒米粮库》的“平话”，称赞胡博士是新文化运动“斩将搴旗的先锋”，后面则署了钱玄同、周作人、魏建功、马隅卿、孙楷第、徐旭生等12人的名字③。在个人方面，好友丁文江也写了一副仿郑板桥体的白话对联祝寿④。如此众多的知名人士欢聚一堂为胡适祝寿，在1930年代的文坛可算是一桩盛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几十年后许多人回忆起此事时，都还津津乐道⑤。
四年之后，当周作人五十大寿来临之际，他写了两首打油诗权当自寿，并在家里摆下五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目前由于资料所限，寿宴当天庆生活动的具体情景我们无法知悉，也未必会出现像胡适四十大寿时倍受文化名流捧场的情景。然而，周作人五十大寿的特色在于，他以写作《五十自寿诗》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此时的心境与姿态，由此引起了诸多友人的唱和，乃至最后在多种杂志上刊登自寿诗及和诗，引起了左翼文化人的批评，成为现代中国文坛上最著名的文化事件之一，比及胡适四十大寿的影响更为深远。
周作人当时所写的两首自寿诗是：
前世出家今在家(家中传说余系老僧转世)，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⑥
考察这两首自寿诗，我们不难发现，周作人在诗中所描述的谈狐、说鬼、画蛇(写草字)、玩古董、喝茶等等，尽管有与己不符的成分⑦，却都可算是读书人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所谓种胡麻、咬大蒜、拾芝麻等等内容，则是读书人经由书本典故、阅历、体验加上必要的想象构造出来的附属品，仍可算是读书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延伸。因而，就整体而言，周作人于诗中所作旷达或非旷达的描述与表白，多是读书人的本色行当。换言之，周作人经由打油诗所要“给予”⑧读者及同时代人的，大抵是一个“读书人”的身份。若就此一身份所承载的思想内涵而言，无论是对以往“老僧转世”说的特意加注，抑或以“袍子”、“光头”对僧人形象的自觉攀附，周作人所强调的，乃是作为读书人的儒者与作为出家人的释者之间的思想关联——用他的诗所说，即“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此一明显带有自我标榜意味的“诗言志”，无疑是其自寿诗后来引起北平与上海两地的文化人争相唱和的原因之一；而诗中对于读书人生活中诸多本色行当的闲适、旷达的铺叙，也正合于当时提倡“幽默”与“闲适”的林语堂等人的口味，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及其和诗也因此得以媒体介入的大规模场面进入当时文化人的视野。
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周作人对自寿诗事件发生缘由的多次解释，都堪称耐人寻味。他曾如此写道：
民国二十三年的春天，我偶然写了两首打油诗，被林语堂先生拿去在《人间世》上发表，硬说是“五十自寿”，朋友们觉得这倒好嬉子，有好些人寄和诗来，其手写了直接寄在我这里的一部分至今都还保存着。⑨
……那时语堂正在上海编辑《人间世》半月刊，我便抄了寄给他看，他给我加了一个《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在报上登了出来，其实本来不是什么自寿，也并没有自寿的意思的⑩
那时是一九三四年，在一月下旬偶然用了蛇麻的险韵做了一首七律打油诗，寄给林语堂去看，其时他正在办《人间世》半月刊，便在那里登了出来，却换了一个五十自寿的题目，其实是不是的，原来写的只是“偶作”。有些人觉得好玩，做了些和诗寄来，但也有人觉得讨厌，引起一场嘲骂，这实在是很难怪的。(11)
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的回忆中，乃至在其晚年作为“信史”经营的《知堂回想录》(12)中，周作人屡屡为自己辩解。大体而言，周作人强调的主要有三点：其一，他的“打油诗”只是偶作，并没有“自寿”的意思；其二，“自寿诗”的发表乃是林语堂的主意，“自寿”的题目也是其所加；第三，朋友的和诗乃是出于“好玩”。对此三点的强调表明，对于自寿诗事件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周作人认为自己是出于被动乃至无辜。此一解释，也往往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接受，成为学界一直以来为“五十自寿诗”事件定性的主要基调(13)。
然而，周作人自寿诗之“偶作”的因素或许未尝没有，林语堂通过《人间世》杂志的广为传播也可说是酿成风波的因素之一(14)，但这些都只是解释事件之结果的表面理由，并不能作为解释整个事件发生及发展的核心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自寿诗事件期间，周作人在自寿诗的写作、命名、传播及唱和等环节上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探究周作人此一实际角色与其回溯中为自己所描述的角色之间的差距，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厘定自寿诗事件的真实属性，并由此考察此一事件在当时对于周作人的思想、立场与身份表述的重要意义。
在自寿诗事件期间，周作人的自寿诗至少有三次见诸报刊。第一次是周作人书赠赵巨渊《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五十自寿诗》的手迹被以《周作人五十诞辰之祝贺》为题载于1934年2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现代》月刊第4卷第4期，同一版面还有“五十岁之岂明先生及其家人”照片以及周作人在“苦雨斋”家中设宴的请柬。第二次是刘半农在同年3月16日出版的《论语》半月刊第37期的《自注自批桐花芝豆堂诗集(四十二——四十五)》中披露了周作人之《五十自寿诗》一首(即周作人赠赵巨渊那首)，并发表和诗《新年自咏次知堂老人韵》4首。第三次是周作人书赠林语堂《偶作打油诗二首》的手迹被以《五秩自寿诗》为题载于1934年4月5日在上海出版的《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创刊号，前一页登有题为“京兆布衣知堂(周作人)先生近影”的巨帧照片，后几页则是几位友人的和诗，分别是：刘半农《新年自咏次知堂老人韵》4首，沈尹默《和岂明五十自寿打油诗韵》2首，《自咏二首用裟韵》2首、《南归车中无聊再和裟韵得三首》3首，以及林语堂《和岂明先生五秩寿诗原韵》1首。另外，来自朋友们的和诗，公开发表的则有4月20日《人间世》第2期蔡元培《和知堂老五十自寿韵》2首、沈兼士《和岂明打油诗写上一首聊塞语堂》1首，5月5日的《人间世》第3期无能子(钱玄同)的《也是自嘲，也和知堂原韵》、《再和知堂》共2首，以及蔡元培《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1首。未发表而为当时友朋所知悉的和诗，主要有胡适的《和苦茶先生打油诗》、《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共2首，俞平伯《和知堂〈五十自寿诗〉》(15)1首，徐耀辰至少1首，马幼渔2首(16)等。
除刘半农在《论语》半月刊上带有调侃意味的那次外，其他几次关于《五十自寿诗》及其和诗的公开宣传，对周作人而言都堪称隆重推出。但综考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就周作人对《五十自寿诗》名目的由来及其发生缘由的解释做出澄清。首先，是关于诗题“五十自寿诗”的由来。从三次公开发表的场合来看，除林语堂那次外，其他的两次也都出现了“五十自寿诗”的字样：第一次是周作人于诗后自己亲题的，第二次乃是刘半农所披露。即是说，林语堂在《人间世》创刊号上给周作人打油诗加题“五秩自寿诗”之前，作为名目的“五十自寿诗”已经见诸报刊两次了。因而，所谓“五十自寿诗”的名目，林语堂并不是始作俑者，而《五十自寿诗》之被批评，更无法完全归罪于林语堂。
其次，是关于自寿诗的传播及唱和。周作人在1934年1月13日和1月15日各写了一首自寿诗，并在1月15日(旧历十二月初一，周作人生日)晚在八道湾苦雨斋中摆下五桌酒席宴请在京好友，以此庆祝五十寿诞，直到晚上十点才散(17)。友人钱玄同、沈尹默、梁思成等参加了当天的筵席(18)，场面想来甚为隆重、热闹。在筵席中借酒吟诗属对，或是酒宴之后诗词往来，对于这群多数具有古典文学修养的新文化人而言，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不过，其具体情形是否如此，目前由于资料所缺，我们无法直接断言，因而，只能进一步具体考察周作人公布自寿诗的时间与友朋和诗时间之间的联系，以此推断自寿诗的传播及唱和的大略情形。
在周作人的众多友朋中，沈尹默的和诗最多，前后共得7首。虽然他的和诗发表时都没有标明写作时间，但周作人1934年1月16日、1月23日日记中分别有“得尹默函并和诗二首”、“尹默又以和诗二首见示”的记载(19)；而胡适1934年1月17日的日记中附录了周作人给他的信函，此信函中周作人除了抄录其自称为“仿牛山体”的《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之打油诗外，还有以下内容：
尹默戏和十五日
两重袍子当袈裟，五十平头等出家。
无意降龙和伏虎，关心春蚓到秋蛇。
先生随处看桃李，博士生平喜荳麻。(20)
这种闲言且修说，特来上寿一杯茶。
案打油诗的远祖恐不得不推梵志寒山，但多系五言，若七言诗似乎只得以《牛山四十□》中志明和尚为师矣，最近乃有曲斋半农焉。以上诸人均不敢仰攀，不得已其维牛山乎！此公门墙不峻，尚可容人窥探。然而敝斋缺少桐子、花生等油材，终于不大打得成。录呈一笑。
作[人](21)
此一信函之下所录是胡适自己于1月17日、1月18日的两首和诗及各自的写作时间(22)。如果胡适所录沈尹默和诗的写作时间“一月十五日”(即公历1月15日)无误，结合周作人1月16日日记“得尹默函并和诗二首”可知，沈尹默最迟在1月15日的寿宴结束后回到家中就已经和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一首，在第二天则抄录和诗共两首用信函反馈给周作人。反过来可以推知，周作人最迟在寿宴当天(包括白天及晚宴中)向沈尹默、钱玄同等人出示自寿诗正是情理中的事。胡适那天因故没有出席周作人的五十寿宴(23)，周作人则在1月16日抄录了第一首自寿诗《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寄给胡适，而胡适最迟在1月17日就已经读到了周作人的自寿诗并且作和一首(24)。综合以上自寿诗及其和诗的写作时间来看，在当时信件需由人工传递的条件下，周作人与沈尹默、胡适虽同处北平，彼此的唱和与传递仍称得上迅速。
不仅如此，在五十寿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周作人在多种场合出示《五十自寿诗》，并同时出示朋友们的和诗，对于自寿诗及和诗的广泛传播，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生产者”兼“推销者”的作用。关于此，钱玄同在1934年1月21日的日记中有“启明出示他生日诗，及尹默、半农、适之、平伯诸人和诗”(25)的记录。可以想见，在大家争先唱和的刺激下，一向在诗词方面懒散的钱玄同也于1月22日作了《也是自嘲，也和知堂原韵》的和诗一首。对此，刘半农的叙述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在当年3月15日出版的《论语》半月刊第37期的文章中，刘半农写道：
徐耀辰兄宴请老友于骆驼书屋，知堂老人于腰间摸索许久，出一纸相示，读之乃其五十自寿诗也。诗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此诗甚有风趣，又写得工整，余读毕纳入怀中，声言非干末不可。知堂曰：能步原韵见和一首，则听君便。兼士曰：限“袈裟”二字不许连用。余曰：有何难哉？即诌成此章呈教。
咬清声韵替分家，爆出为“袈”擦出“裟”。算罢音程昏若豕，画成浪线曲如蛇。常还不尽文章债，欲避无从事务麻。最是安闲临睡顷，一支烟卷一杯茶。
……诌罢前诗，闻老友中和知堂者甚多，适之有二首，尹默有四首，兼士耀辰平伯等各有一二首，连终身不作诗之疑古翁亦有一首，幼渔亦有二首，此破天荒之盛事，远驾《新青年》时代作《除夕》诗而上之矣。老夫虽老，岂肯让人，因再找补三首，合成四首之故。(26)
经由以上文字，我们可以得知，在刘半农和诗之前，《五十自寿诗》及胡适、沈尹默、沈兼士、徐耀辰、俞平伯、马幼渔、钱玄同等人的和诗已经在周作人北平的朋友中流传。而当刘半农欲将周作人出示的《五十自寿诗》纳入怀中时，周作人“能步原韵见和一首，则听君便”的答语表明，似乎是刘半农以答应“和诗”为条件得到了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写件。此一情景可能是切实的，但也不排除刘半农叙述中戏谑与虚构的成分。根据刘半农所述，其所有和诗当在钱玄同第一首和诗之后。但据钱玄同1934年1月21日日记所记，那天傍晚他与江绍原、俞平伯、章川岛共四人到周作人家吃日本煮烧牛肉，“启明出示他生日诗，及尹默、半农、适之、平伯诸人和诗”(27)。如果钱玄同所记无误，则刘半农至少有一首和诗先于钱玄同。二人所记和诗谁先谁后的矛盾表明，刘半农的叙述中隐含着某种时间错置的可能，而其对周作人要求和诗的时间与场景的描述也可能包含着某种叙事上的重构乃至虚构的意味。有鉴于此，我们尚无法将周作人此一场合下“主动”征和的姿态作为之前诸多友朋唱和的动因，但刘半农的叙述毕竟有助于提醒我们，周作人在传播《五十自寿诗》以及促使更多和诗产生的过程中，并非完全出于被动的姿态(28)。
刘半农文中所记沈兼士限“袈裟”不许连用的事，沈尹默也曾提到，有他在《人间世》创刊号上登的第二首和诗的诗题为证：《昨遇半老博士，云相约和袈裟字须破用，因更和一首》。由此一诗题可以想见，沈兼士的提议经由刘半农到了沈尹默那里，沈尹默产生了新的和诗。而钱玄同在1934年1月30日日记中也写道：“六时访岂明，并晤平伯，又见尹默，云单押‘裟’、‘家’，平伯一首，羡季(即顾随，引者)一首。九时半归，……本日又和启明一首……”(29)显然，沈尹默也将刘半农传达给他的新的和诗要求传达给了钱玄同等人，而钱玄同也于当天作了另一首符合押韵要求的和诗。如此，在短短的半个月内，经由周作人的“出示”、“索和”以及沈兼士等对于和诗所附加的要求，《五十自寿诗》在诸多周作人亲与的场合被朋友们反复吟咏，或者以被唱和(一种变相的吟咏)的形式传播于北平的诸多新文化人中，由此成为刘半农所说的“远驾《新青年》时代作《除夕》诗(30)而上之”的一桩文化盛事(31)。以上论述表明，在《五十自寿诗》的生产、传播及复制、互动的过程中，周作人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如他后来的诸多回忆所描述的那么“被动”和“无辜”，而对于其自寿诗的唱和之风及其在文化人中的影响，也已经在其见诸报章杂志之前大体形成。
此后，经由2月1日《现代》杂志所刊《五十自寿诗》手迹以及周作人北京友朋之间往返唱和的“炒作”，上海的文人、学者也在短时间内获悉了这场正在上演的文化盛事，于是唱和及索诗者纷至沓来。1934年3月15日之前，显然耳闻此事的叶圣陶从上海写信给俞平伯，请俞为其向周作人索要“墨瑶、条幅或对联”写件(32)。而正在筹办《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的林语堂，则似乎准备将此作为其新创杂志的卖点；他写信给周作人及蔡元培、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等文坛名宿，要他们写寄“自寿诗”及相关和诗的手迹，其结果是成就了1934年4月至5月《人间世》前三期接连刊载《五十自寿诗》及其诸多和诗的盛举。此外，颇可玩味者，在此期间，当钱玄同得知叶圣陶向周作人索要写件的时候，主动提出用条幅写件来代替书送给叶圣陶(33)。结合此前北平周作人朋友圈中所形成的唱和氛围来看，我们不难推断，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及其诸多唱和，已经在北平和上海的知识分子间形成一种颇具轰动和互动效应的风气。在此意义上，即算未经林语堂在《人间世》半月刊上的宣传，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在诸多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人中的传播范围和轰动效应，也已经具有了发表的实际效应。由此看来，将“五十自寿诗”事件之发生及其后来之被激进文化人批评，归咎于林语堂的“加题”及《人间世》的刊载，显然不合于事实。
那么，是否正如刘半农的文字所暗示，周作人确然在《五十自寿诗》的唱和中充当了必要乃至主要的诱因？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进一步考察周作人在此期间及后来所持的态度，或许对此一问题的解释有所助益。
《五十自寿诗》及其和诗的影响力，很可能由此大大加强了刚诞生的《人间世》在知识分子中的知名度，并一度形成《人间世》前几期“洛阳纸贵”的局面(34)。然而，《五十自寿诗》及其和诗，却由此受到了激进文化人埜容(廖沫沙)、胡风等人的批评；陈子展等人甚至戏拟《五十自寿诗》及其和诗对此加以嘲弄(35)。面对文坛的批评，周作人在当年4月中下旬间一封给《人间世》的稿件中内附短简对林语堂说：“……得刘大杰先生来信，谓读拙诗不禁凄然泪下，此种看法，吾甚佩服。”(36)对于自寿诗所给予当时文化人“凄然泪下”的效果，周作人的“吾甚佩服”中显示了一种觅得知音的安慰。此一“安慰”在某种意义上也表明，在面对批评声音的同时，周作人对于《五十自寿诗》所寄托的个人幽怀及其在文化人中实际的接受效果仍然充满了自信。
此一自信的姿态显然并非谬妄。在为周作人辩解的文章中，林语堂指出，周作人的诗“寄沉痛于悠闲，但世间俗人太多，外间颇有訾议。听之可也，惟自怪不应将此诗发表，放在伧夫竖子眼前耳。”实在是在为周作人“寄沉痛于悠闲”的幽怀不被理解而叫冤。而鲁迅在私人通信中也就此事给予了客观的评价(37)。对于当时的文坛而言，自寿诗事件最终自是不了了之；然而，对于周作人而言，此一事件并没有被他忘记，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心境中不断重复此一环节，甚至成为晚年无法忘怀的文字情结。
自寿诗事件结束后的当年年底，周作人一方面在文章中认为此是一场自己被“一班人从年头骂到年尾”(38)的事件，但另一方面却在自己当时及往后的文字中不断提及。实际上，批评者的声音还未完全消失，周作人就已经在为其自寿诗所涉及的“骨董”、“苦茶”等名物写文章作进一步的注解了。《骨董小记》郑重其事的说明其现实中到底有几件称得上是自寿诗中所提到的骨董(39)；而《关于苦茶》则提到一位朋友因读了其自寿诗所提到的苦茶，特意送了他一包特种茶叶，“可是这茶实在太苦，我终于没有能够多吃”(40)。字里行间所流露的煞有介事之情，在在展现了周作人对于自寿诗事件的具体心境——他若非一直坚持所谓“寄沉痛于悠闲”的自信立场，就是对此事显出“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漠然姿态。而此一心境也为其后来大量涉及自寿诗事件的文字所进一步证实(41)。
与此同时，自寿诗事件虽然过去了，但再次写作自寿诗似乎成了周作人自1934年以后余下三十多年生命中挥之不去的文字情结。在1944年的《苦茶庵打油诗》中，周作人提到：
……有友人问，今年再来写他两首么。鄙人听了甚为惶惊，唯有采取作揖主义，连称不敢。……以前所写的诗本非自寿，唯在那时所作，亦尚不妨移用，此次若故意去做，不但赋得难写得好，而且也未免肉麻了。(42)
事隔十年，周作人于文字中显示了对再次写作自寿诗所取的审慎态度。然而，又过二十年后，在生命的垂暮之年，周作人分别在八十岁和八十一岁寿诞期间写下了关于《八十自寿诗》、《〈八十自寿诗〉说明》、《八十心情——放翁适兴诗》、《八十自笑诗并注》等多篇文字。其中，在八十寿诞过后一个多月，周作人还不忘如此写道：
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
……前作所谓自寿诗，甚招来各方抨击，白讨苦吃。今已多吃了一万天的茶饭，经验较多，岂敢再蹈覆辙乎？偶因酒醉，胆大气粗，胡诌一首，但不发表好了，录示二三友人，聊作纪念。末联亦是实话，玩耍过日，不知老之已至，无暇汲汲顾影也。(43)
三十年前到底还是年青，有这勇气写诗，但是到了现在，却是学得谦虚多了，决不敢再来出手，只好借了别人的一首诗来，聊且作为解嘲……这还是一个青岛的朋友发见告诉我的，所以我就做了一回文抄公，把原诗抄了过来了。(44)
这种过后追怀的举动似乎更能显示周作人对于写作《八十自寿诗》由来已久、无法抑制的冲动。需要指出的是，与同一时期的《知堂回想录·自寿诗》中所说的“自寿诗”题目出自林语堂的说法相矛盾的是，周作人这里非常自觉的以“自寿诗”为题！除了《八十自寿诗》及其说明文字外，周作人将《八十心情——放翁适兴诗》发表在1964年3月15日香港的《新晚报》上。此外，他在日记里记录，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提及，将《八十自寿诗》写件寄给龙榆生、俞平伯、柏泉等数位友人，并于次年5月将其写件代替《五十自寿诗》寄给求墨宝的香港友人(45)。更值得玩味的是，在八十一岁那年的生日那天，即公历1965年12月23日，农历旧年十二月初一，周作人简录了《〈八十自寿诗〉说明》一文，改题《八十自笑诗并注》，并感慨云：“去年一月，予年八十一矣，二月六日独酌径醉，辄写八句，敢云自寿，聊以自嘲而已。”(46)联系前后来看，无论是酒醉之时的“聊以纪念”，还是清醒之时的“聊以自嘲”，种种文字纠结表明，即使到了生命的晚年，周作人以“自寿”而“自况”的情结依然存在。其中，单就《八十自寿诗》的诗意而言，此时的周作人似乎极力想将自己描写成一个类似陆游《书适》中所记天真的老人，但据其人生阅历而言，显然无法做到(47)。况且，实际上，其在自注中所流露出来对山父逃离人世的同情，以及喜欢讽刺人生百态的希腊对话，仍然显示了极其复杂的人生体验与并不天真的实际心境。
不唯如此，当周作人在晚年受到香港文人鲍耀明等人的接济和帮助时，不仅《五十自寿诗》成为彼此通信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其有关自寿诗方面的手迹和写件也成为海内外人士竟相索求的墨宝。据笔者根据现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应鲍耀明及其友人的要求，周作人在1960年10月至1966年5月间，总共给鲍耀明寄过6次自寿诗手迹及写件。这6次中，相邻的三次根据相关的通信和日记资料记载如下：
命写旧诗，兹以曲园旧笺(系曲园后人用旧版新印者，亦已廿年前的事了)写一通，聊以塞责，只有墨而无宝也。(1960.10.13周作人致鲍耀明信)
上午寄鲍耀明信，附书自寿诗。(1960.10.16周作人日记)
前寄自寿诗，因纸不佳，因再写一纸。(1960.10.16周作人致鲍耀明信)
十月十三、十六两函及“请到寒斋吃苦茶”墨宝两份，《两条血痕》乙[一]册，均妥收无误。(1960.10.24鲍耀明致周作人信)
兹又找得五十自寿诗当时写本，特再寄奉，乞赐惠存……(1961.05.29周作人致鲍耀明信)(48)
以上材料表明，周作人为鲍耀明写录当年的《五十自寿诗》，非但毫无敷衍之处，而且俨然有着某种尽善、尽美的心情。此一郑重其事的态度，显然有鲍耀明等人对《五十自寿诗》写件大量需求所刺激的心理动因，但也不妨碍我们借此从一侧面反观周作人当年对于自寿诗事件的切实态度。换言之，无论是当年面对激进人士批评时的自信心态，或是之后对于“五十自寿诗”事件的屡次追加解释，以及晚年抑制不住的自寿情结，乃至垂暮之年对《五十自寿诗》为海内外人士所推崇而表现出的郑重其事，周作人都显现了大体一贯的态度：在其内心深处，对于《五十自寿诗》之“寄沉痛于幽闲”的立场基本未变，而且越到垂暮之年，这种念头则在一种混合着天真与无奈的矛盾心态中形诸文字。由此，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周作人对于《五十自寿诗》之所以受批评所做的与事实颇为乖谬的解说文字时，对此当可会然于心了。
综上所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事件类似于一桩“虚构事件”(pseudo-events)。按照美国文化史家布尔斯丁的说法，虚构事件指的是为了媒体而上演的事件，也涵盖一件尚未发生便已受到报导的事件，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它不是自发的，而是因为有人已经计划、布置或煽动而发生的；二，它所以被布置主要(往往非单独)为被报导或被复制的直接目的，所以其发生是为了报导或复制媒体之方便而安排的；三，它和情况的基本真实性之关系是含糊的，它的重要性主要由于上述这种含糊；四，通常它是被设计成本身自会成为事实的预言。(49)不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事件“是”或者“属于”虚构事件，原因在于，从一定意义上看，自寿诗事件的发生，正如之前钱玄同的四十“成仁”周年纪念、胡适的四十大寿等，都属文化人(读书人)之间的自我庆典，并非主要出于被报导的目的。但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事件“类似于”虚构事件，乃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周作人在事件中的诗文唱和及传播活动中仍然表现出了一定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其二，《五十自寿诗》被众多文化人唱和，最终连同和诗被载于《现代》、《论语》、《人间世》等刊物，也具有了被复制和被报导的实效；其三，周作人在后来的解释中更将自寿诗事件描述成不经意发生的事件，掩盖了诸多事实的本来面貌。从此三点来看，虽然“五十自寿诗”事件不完全符合布尔斯丁的“虚构事件”的所有特征，却因为肇始者周作人后来诸多相反的解释而具有了“虚构”的性质——一种对于往事真相及发生缘由的自觉重构，一种接近刻意的自我辩解。
实际上，对自寿诗事件所追加的多数不合事实的解释，以及其后长达三十多年的自寿情结，在在凸显了《五十自寿诗》之于周作人的重要意义。自寿诗事件那年的冬至日，周作人在一篇题为《弃文就武》的文字中写道：
我自己有过一个时候想弄文学，不但喜读而且还喜谈，差不多开了一间稻香村的文学小铺，一混几年，不惑之年快焉已至，忽然觉得不懂文学，赶快下匾歇业，预备弃文就武。可是不相干，这文人的名号好像同总长大帅一样，在下野之后也还是粘在头上，不容易能够或者是肯拿下来的。我的当然不是我而是人家不肯让我拿掉。似乎文人必定是终身的职务，而其职务则是听权威的分付去做赋得的什么文学。我的弃文于是大犯其罪，被一班维新的朋友从年头直骂到年尾。现在是民国二十三年的年终了，我想该不该来清算一下。仔细想过，还是决定拉倒。(50)
不难看出，周作人的自我总结是从五四时代算起的。他不仅历数了自己这十几年间思想变迁的概况，在强调自己捐弃“文学”与拒绝“文人”的同时，更慨叹人们对其“弃文”的隔膜与误解。对于此种误解的揭示、辩解以及近于负气的宣布“弃文就武”，在在表明周作人的自我立场与批评者之间的迥然之别。而这种对于自我立场的强调，以及不惜走向“偏至”的姿态，反过来可以说明，1934年的写作《五十自寿诗》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人之间的唱和氛围，对于周作人而言，绝不可能只是一场偶发事件而已，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具有主动操纵意味的文化事件，一场关于周作人的思想心态和身份认同的自我呈现与自我表演。
在自寿诗事件的两年多后，周作人撰文指出：
三年前我偶然写了两首打油诗，有一联云，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有些老实的朋友见之哗然，以为此刻现在不去奉令喝道，却来谈鬼的故事，岂非没落之尤乎。这话说得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可是也不能算对。盖诗原非招供，而敝诗又是打油诗也，滑稽之言，不能用了单纯的头脑去求解释。所谓鬼者焉知不是鬼话，所谓蛇者或者乃是蛇足，都可以讲得过去，若一一如字直说，那么真是一天十二小时站在十字街头听《聊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坐在南窗下临《十七帖》，这种解释难免为姚首源所评为痴叔矣。(51)
所谓“奉令喝道”，乃是周作人对于当年批评者的反唇相讥(52)。而对于自寿诗的自我表达方面，虽然讲的比较缠绕，但其意思大体不难明白，即他的“打油诗”绝非仅仅出于打油的目的，而是有着寄寓遥深的怀抱——而这，正是他后来生命中一直缠绕不断的自寿情结之动力所在。
周作人在传播自寿诗过程中称得上主动与郑重其事的姿态，表明了《五十自寿诗》对其思想、立场与身份表述的重要性；而其对所谓“半是儒家半释家”的思想(身份)合成状况的表述，更显示了他对儒、释两家思想的巧妙且复杂的认同(同时也是拒绝)的姿态，也是他在思想、身份方面的一种自我定位与自我确认。要深入剖析此一合成思想(身份)的复杂面貌及其实际意义，有必要结合此前此后周作人对儒、释二家思想的相关论述，由此厘定其在周作人思想发展轨迹上的重要性，对此，笔者将另文探讨。
注释：
①参见杨天石《钱玄同与胡适》，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朋友》第1集，186-188页，纽约天外出版社，1990年。
②参见《胡适之寿堂访问记——从来未有的绝妙寿诗，胡夫人面致止酒训词》，1930年12月18日《北平晨报》。
③参见钱玄同《关于魏建功的〈胡适之寿酒米粮库〉》，1933年1月《国语周刊》第68期。
④丁文江的对联为“凭咱这点切实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四十岁为中年。”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39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以下同此版本。
⑤参见白吉庵《胡适传》，29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⑥周作人：《偶作打油诗二首》，1934年4月《人间世》第1期。
⑦对此，刘半农曾评价道：“知堂诗虽好，却撒了一大堆谎。他不会作画，也从不写草字，‘画蛇’之谓何？‘玩骨董’有些瞎吹，‘种胡麻’更非事实。‘寒斋’不寒，炉火很旺，‘苦茶’不苦，你若去吃，定有些三炮台香烟和法国面包房点心。特发其覆，以明知堂是浪漫派，而区区则写实派也。”参见刘半农《自注自批桐花芝豆堂诗集(四十二)·新年自咏次知堂老人韵(其一)》，1934年3月《论语》第37期。
⑧用社会学理论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说法，个体的自我表现方式通常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活动：他所给予(gives)的表现和他所流露(gives off)出的表现。前者包括他所明确使用的口头符号及其替代物，其唯一目的在于传递信息，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人都会把这种口头符号与这种信息联系起来；后者则包括一系列被其他人视为能表现某人特征的行为，而人们知道这种行为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表达以这种方式传递的信息。参见高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徐江敏、李姚军译，余伯泉校，2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⑨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诗》，1944年10月《杂志》14卷1期。
⑩周作人：《打油诗》，1964年作。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止庵校订，62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1)知堂：《八十心情——放翁适兴诗》，1964年3月15日《新晚报》，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10卷，89-9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以下同此版本。
(12)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4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3)参见王锡荣《周作人生平疑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3-63页、倪墨炎《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15-320页、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394-401页。
(14)林语堂在发表周作人“自寿诗”遭到学界批评后，曾自认责任在己。参见林语堂《周作人诗读法》，1934年4月26日《申报·自由谈》。
(15)收《俞平伯旧体诗钞》时，改题为《寿诗和人韵》。
(16)此据刘半农《自注自批桐花芝豆堂诗集(四十二——四十五)·新年自咏次知堂老人韵》，1934年3月《论语》第37期。徐、马二人诗题皆不详。
(17)《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下册，554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以下同此版本。
(18)参见《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第9卷，506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以下同此版本。
(19)参见《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下册，554页、555页。
(20)原夹注：“按半农有‘桐花芝豆馆打油诗’”。
(2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294-295页。
(22)由日记时间和所录18日和诗来看，胡适1月17日的日记至少在附录这一部分是补记的。参见《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294-295页。
(23)胡适在其1934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为旧历十二月初一，为周寄梅先生生日，我去道贺，吃饭后回来。”(《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292-293页)周寄梅即周贻春，曾任清华学校的校长，是胡适的老师辈人物，恰巧旧历生日与周作人同一天。
(24)周作人1934年1月15-17日日记中的“发信”一栏中仅16日那天有“适之”的记载，可见是这天在信中将自寿诗抄送给胡适的。参见《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下册，554-555页。
(25)参见《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第9卷，5067页。
(26)刘半农：《自注自批桐花芝豆堂诗集(四十二——四十五)·新年自咏次知堂老人韵》，1934年3月《论语》第37期。
(27)《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第9卷，5067页。
(28)在收到胡适短时间内的两首和诗后，周作人于1月19日就自寿诗主题回了胡适一首五言八韵诗；另外，当周作人将第二首自寿诗于3月5日抄送给胡适时，胡适又和了一首押“裟”韵的自寿诗(以上参见《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296-297页，339-340页)，至此，胡适对周作人自寿诗的和诗共3首。
(29)《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第9卷，5073页。
(30)当时所载除夕唱和诗有沈尹默《除夕》1首，胡适《除夕》1首，刘半农《除夕》1首、陈独秀《丁巳除夕歌》(一名《他与我》)1首。根据各人诗中内容所提供的唱和背景，发起人极有可能是沈尹默。详见1918年3月《新青年》4卷3号。
(31)值得指出的是，或许是在自寿诗风气的推动下，刘半农在本年3月下旬有《曲庵自题画像》一首，也引来周作人、胡适等人的唱和。刘半农的诗及周、胡二人的和诗详见《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351-352页。
(32)参见俞平伯《致周作人》，1934年3月15日，《俞平伯全集》第9卷，236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
(33)参见俞平伯《致叶圣陶》，1934年4月14日，《俞平伯全集》第8卷，74页。
(34)当时的一名读者记下了《人间世》第2期在出版后三天内脱销的情形。参见树芳《〈人间世〉第二期读后》，1934年4月29日天津《益世报》十五版。
(35)批评文章主要有埜容(廖沫沙)《人间何世》(1934年4月14日《申报·自由谈》)、胡风《〈过去的幽灵〉》(1934年4月16日、17日《申报·自由谈》)。关于批评性的唱和之作，陈子展的和诗首次见于埜容的《人间何世》中，诗云“先生何事爱僧家，把笔题诗韵押裟。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误尽苍生谁欲责？清谈娓娓一杯茶。”而后陈又在当年自己生日之际借“五十自寿诗”的韵做了自寿诗一首云：“老夫诗本不名家，剧韵姑成一字裟。救世莫为千手佛，做人须学两头蛇。男儿自诩须眉发，官相难全黑胖麻。生活近来新几许？咖啡不喝喝红茶。”(以上参见陈子展《知堂五十自寿诗》，1936年4月《五洲》1卷2期)还有一位作者署名“巴人”(是否为王任叔，待考)，共戏拟了五首打油诗，由广西寄给胡适转给周作人，专门讽刺周作人及其诸多和诗者(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41页)。署名王五的作者也曾记录了两首时人嘲讽周作人的戏拟之作(参见王五《缠夹斋谈荟·知堂自寿诗》，1936年5月《中外问题》14卷5期)。
(36)林语堂：《周作人诗读法》，1934年4月26日《申报·自由谈》。
(37)参见鲁迅《340430致曹聚仁》、《340506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87页、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8)知堂：《弃文就武》，1935年1月6日《独立评论》第134期。
(39)知堂：《骨董小记》，1934年11月《水星》1卷2期。
(40)知堂：《关于苦茶》，1935年3月13日《益世报·文学》第2期。
(41)仅在1930-1940年代，周作人涉及到“五十自寿诗”回忆的文字就还有《隅田川两岸一览》(1935年11月3日《大公报·文艺》第36期，署名知堂)、《买墨小计》(1936年2月24日《晨报》，署名知堂)、《记蔡孑民先生的事》(1940年4月《中国文艺》2卷2期，署名知堂)、《〈老虎桥杂诗〉题记》(未刊稿，1947年作；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9卷，633页)。
(42)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诗》，1944年10月《杂志》14卷1期。
(43)周作人：《八十自寿诗说明》，1964年3月8日作，未刊稿。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9卷，644页、645页。
(44)知堂：《八十心情——放翁适兴诗》，1964年3月15日香港《新晚报》。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10卷，89-91页。
(45)参见《周作人日记》(1964年3月6日)、周作人《致鲍耀明》(1965年5月2日)，鲍耀明编《1960-1966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309页、390页。
(46)周作人：《八十自笑诗并注》，1965年12月23日作，未刊稿。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9卷，645页。
(47)周作人于1960年AI写作的《知堂回想录》中提到蔡元培寄给他的三首和诗中的那首《新年，用周知堂老人自寿韵》时写道：“他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释，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惆怅，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不可及也。”(《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十一)》)将周作人评价蔡元培“犹有童心”的话来描述他抄录《八十自寿诗》时的心境，则不难发现其颇有自况之意味。
(48)以上参见鲍耀明编《1960-1966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11页，12页，52页。
(49)参见丹尼尔·布尔斯丁(Daniel J.Boorstin)《隐藏的历史》(Hidden History)，梅寅生译，349-350页，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
(50)知堂：《弃文就武》，1935年1月《独立评论》第134期。
(51)知堂：《谈鬼论》，1936年7月《论语》第91期。
(52)王锡荣先生认为这是刺左翼文学界的，实际上也包括了鲁迅，其理由是批评者中的胡风乃鲁迅私淑弟子。参见王锡荣《周作人生平疑案》，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