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共(马)在发展中遭遇的问题及成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成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4527(2007)06-0008-04
一、印共(马)在发展中遭遇的问题
印共(马)自1964年脱离印度共产党以来，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其党员人数在1964年时是11万多，而到2006年，党员人数已增至94万多，增长了近8倍。[1]印共(马)所属的群众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其群众组织人数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之时为2800多万，而到2005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群众组织人数已增至4900多万。[2]这一切都应当充分予以肯定，但印共(马)在发展进程中也积累了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对待。
第一，党在各地的力量分布严重失衡，在不少地区党的力量和影响有所下降。印共(马)力量在印度各邦的分布很不均衡，其党员主要集中在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泰米尔那杜邦、特里普拉邦、安德拉邦等少数几个邦，据统计，2001年这五个邦的党员数为712，978人，约占印共(马)党员总数(796，073人)的89.5％，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广大的印地语地带，党的力量非常薄弱。[3](p128)印共(马)一直致力于改变这一状况，但效果不太显著，到2004年时，仅喀拉拉、西孟加拉和特里普拉三个邦的党员人数就占印共(马)党员总数的74.04％。[2]印共(马)群众组织在各地的分布也存在类似情况。以农民组织为例，2006年印共(马)在西孟加拉和特里普拉两个邦的农民组织人数占到其农民组织总人数(20，019，667人)的88.16％，而其余地区农民组织人数仅占农民组织总人数的11.84％。[1]印共(马)虽然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但其力量增长仅限于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泰米尔那杜邦、特里普拉邦等少数几个邦，在其他多数地区特别是广大印地语地区，其力量发展非常缓慢，有时甚至出现衰退现象。如在1998年，印共(马)在比哈尔邦、贾尔坎邦、中央邦、北方邦、德里中央直辖区、哈里亚纳邦、喜马偕尔邦及拉贾斯坦邦等印地语地区的党员人数为36，926人，而到2001年，这些地区的党员人数已降至35830人，下降了2.9％。[3](p95)
第二，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实力有所下降，在一些邦严重失利。自1991年十届大选到1999年十三届大选，印共(马)在全国大选中所获的席位数和所获选票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只是在2004年5月举行的十四届大选中又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获得43个议席)。印共(马)所获的议席数从1991年的35席降为1999年的33席，所获选票的比例也从1991年的6.2％降为1999年的5.4％。印共(马)在地方议会的选举中也存在着类似现象。新世纪之初，印共(马)在地方议会的选举情况除了在其执政的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比较好外，在其他大多数邦并不景气。如2001年在阿萨姆邦的议会选举中，印共(马)未能获得任何议席，包括印共(马)和印共在内的整个左翼政党都没能获得任何席位，这在自1952年以来的阿萨姆邦选举史上还是第一次。[4]特别是2001年喀拉拉邦的选举结果对印共(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该次选举中，印共(马)只获得24个席位，以印共(马)为首的整个左翼民主阵线(LDF)也只获得40个席位(占该邦总共140个议席的28.5％)，并丧失了多年来的邦政权。[4]早在1957年时，尚未分裂的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选举中首次获得胜利，并组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邦级共产党政权。1964年以来，新成立的印共(马)与其他左翼政党一道，在喀拉拉邦曾先后四次联合执政。可以说，喀拉拉邦一直是印共(马)的老根据地，也是印共(马)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一个邦，到2002年时，该邦党员队伍已逾30万，是印共(马)拥有党员数量最多的一个邦。然而就在这个邦，印共(马)却失去了政权，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巨大的失败。
第三，不少党员的素质不断下降，党对其成员缺乏足够的号召力。印共(马)不少党员表现消极，素质不断下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有的党员思想政治水平很低，深受乌托邦观念的影响；2、有的党员纪律涣散，无故不参加党的有关会议，也不积极参与党的活动和群众组织运动；3、有的党员表现消极，不仅不能完成基本的任务，甚至连最起码的义务都不履行；4、有的党员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5、有的党员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不为党的长远利益着想；6、有的党员对党失去热情而自行脱党，据印共(马)一些邦委会报告，党员的脱党率从5％到20％不等，而预备党员放弃预备资格的比例更高达30％。[3](p103)此外，印共(马)对其成员缺乏足够的号召力，党的总体实力的提高受到制约。翻开印共(马)的文献便可看出，印共(马)在诸多方面制定有很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然而这些政策和策略在实践中却得不到认真贯彻，从而使党的许多工作难以开展，这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也制约着党自身实力的提高。例如，每次选举前，印共(马)都要制定选举策略，号召党员积极参与选举活动，然而事实上，很多党员表现并不积极，党往往只能利用50％左右的党员力量。[3](p99)由此也不难理解，2001年印共(马)为什么会在拥有30多万党员的喀拉拉邦议会选举中败北。
第四，党内存在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等错误倾向，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遭到削弱。印共(马)党内一直蕴藏着滋生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土壤。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印共(马)党内就发生过一次分裂，以查鲁·马宗达为代表的纳萨尔巴里派脱离印共(马)另立新党，自称为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印共(马)党内新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开始抬头，特别是在喀拉拉邦和旁遮普邦，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日益猖獗。在喀拉拉邦，邦委会领导层在80年代末就产生了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在1991年、1994年以及1998年召开的几次全邦代表大会上愈演愈烈，最终发展成了争夺领导权的激烈斗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甚至另外成立了领导机构与邦委员会对峙。[5](p118)虽然印共(马)中央尽了很大努力来消除这种现象，但直到今天喀拉拉邦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仍在继续。在旁遮普邦，邦委会内部争夺权力的矛盾从1996年开始深化，1998年召开邦代表大会时进一步激化，到2001年3月，以曼加特·拉母·帕斯拉为首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另外成立了邦委会，曼加特·拉母·帕斯任邦委会书记。该委员会还召开了所谓的邦代表大会，约有1500名党员参加，自称是真正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3](p118-119)上述情况严重影响着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如印共(马)十五大通过的《政治组织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宗派主义在喀拉拉邦等地不断滋生蔓延，“它要抛弃党的革命性质，使党无法完成其革命任务，并要把党改造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党。”[6](p131)
第五，部分党报党刊的发行量下降，党的宣传阵地遭遇尴尬。印共(马)主要有以下几种中央机关刊物：《人民民主》周报(People's Democracy)(英文)、《人民潮流》周报(LokLahar)(印地文)、《人民潮流》(Lok Lahar)(半月刊，乌尔都文)以及《马克思主义者》(The Marxist)(季刊，英文)。从近10多年来的发行情况看，《人民民主》周报和《人民潮流》周报的发行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人民民主》周报的发行量由1995年的14146份/周下降到2004年的12137份/周，下降了约14.2％；《人民潮流》周报的发行量由1995年的13179份/周下降到2004年的10116份/周，下降了约23.2％；从2002年党的十七大到2005年党的十八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发行量从2471份减少到2137份。此外，印共(马)的新闻机构——印度新闻网(The India News Network)由于缺乏称职的记者而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
二、各种问题的形成原因
印共(马)存在的问题是由各种复杂的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既有国际方面的因素，又有国内宗教文化传统的消极影响、复杂的种族和民族构成以及资产阶级政权对进步力量的打压等方面的因素，还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
国际阶级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是问题形成的国际因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这使社会主义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社会主义力量特别是苏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强有力的制衡力量，使它们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牵制，不能为所欲为。正是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广大亚非拉地区才不断掀起浩浩荡荡的民族独立运动，并产生了一个又一个民族独立国家。期间，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裂，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此又受到很大的制约。苏东剧变的发生，使世界社会主义力量遭到空前严重的削弱，美国从此失去了昔日的抗衡力量，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因此而严重失衡。近十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占据着当代高新技术的制高点，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美国的发展更为突出，其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4％左右，而且其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已从1990年的24.2％上升到2004年的32％(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字)。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美国近年来几乎在不受任何制约的情况下到处推行其霸权主义，肆意对主权国家发动武力侵略，对世界和平与进步力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尤其把古巴、朝鲜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视为眼中钉，也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力量，妄图从地球上彻底铲除社会主义。美国的嚣张程度真可谓空前绝后，它的霸权行径使整个世界陷入了混乱与无序的状态。这种国际阶级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状况无疑使印共(马)的部分党员和群众为帝国主义的一时强大所迷惑，从而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感到悲观失望，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对印共(马)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印度宗教文化传统的消极影响是问题形成的国内因素之一。印度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文化传统的国家，素有“宗教王国”之称。长期以来，宗教特别是印度教一直对印度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个人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就印共(马)的发展而言，作为印度主导宗教的印度教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印度教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它不仅排斥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外来思想，就是对于其他的外来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它也采取拒绝、排斥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印共(马)就必须面对强大的阻力。其二，作为一种宗教，印度教具有一般宗教的本质属性，即它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歪曲的反映，是对所谓的神灵的一种绝对的信仰，是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唯心主义意识形态。印度教的这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决定了它对一切世俗主义力量都会充满敌视和仇恨。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原则的印共(马)自然会成为广大印度教徒反对的首要目标，从而对它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其三，作为印度教核心支柱的种姓制度是一种极端反动的等级制度，它必然要对印共(马)的发展造成巨大的阻碍。所谓种姓制度，是指印度教社会特有的教阶等级制度，它是印度教的核心内容。从理论上讲，印度的种姓只有四个，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上述几个种姓又派生出了成千上万个亚种姓集团。印度的种姓制度给印度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使无数的低等种姓和贱民永远处于被歧视、被奴役的地位而得不到翻身，严重地制约着印度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指出：“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7](p771)印共(马)是积极倡导自由、民主与平等、主张完全铲除种姓制度的共产主义政党，因此，它必然要受到各种姓集团特别是高等种姓集团的强烈反对和极端仇视。其四，印度教对印度政治生活的大力渗透极不利于印共(马)的发展。随着印度教复兴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印度教教派主义和种姓主义力量逐渐加强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渗透，并由此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教派主义和种姓主义政党，如印度人民党、湿婆军、大众社会党、民族人民党、社会党等。虽然其中也有低种姓的政党，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能代表和反应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但它们毕竟为数很少。绝大多数教派主义和种姓主义政党都把印度教信仰和种姓制度作为斗争工具，利用它来争取选票，扩充自己的实力。这些政党的实力大多发展很快，特别是印度人民党还曾在联邦中央长期执政。这种情况自然对印共(马)的发展构成了十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
印度复杂的种族和民族构成是问题形成的国内因素之二。印度的种族和民族构成复杂而多样。印度现在主要有七个种族，即印度——雅利安人(包括贾特人、拉其普特人、锡克人、卡特里人等)，达罗毗荼人(包括桑塔尔人、比尔人、托达人、纳雅尔人、南布迪里人等)，蒙古利亚人(包括加罗人、卡西人、库基人、那加人等)，雅利安——达罗毗荼人，蒙古利亚——达罗毗荼人，西徐亚——达罗毗荼人和突厥——伊朗人等。印度现在的主要民族有印度斯坦族、泰卢固族、马拉地族、泰米尔族、孟加拉族、古吉拉特族、马拉雅拉姆族、卡纳达族、阿萨姆族、奥里雅族和锡克族等。[8](p185-186)印度种族与民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语言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据统计，印度有179种语言和544种方言。而在1961年人口普查中，印度有1652种语言被登记为母语。[8](p200)官方规定的在印度各邦使用的语言有16种之多，就是印度各邦的行政划定也主要是以语言为基础，这种情况世所罕见。印度在种族、民族、语言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再加上宗教和各种姓集团间的排他性，决定了印度社会的离散性和印度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印度独立以后，虽然国大党以绝对优势把持了中央政权，但由于印度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中央政府的可控资源又很有限，难以均衡运用以平衡各地、各民族和种族间的发展水平。这种情况逐渐激起地区、民族、种族以及宗教的不满情绪。从60年代中期开始，地方民族主义力量和地区性民族主义政党不断崛起，并开始向国大党发起挑战，随着国大党的逐步衰落和在联邦中央执政地位的丧失，地区性民族主义政党日益强大，不少党已经取代国大党成为一些邦长期的执政党，如旁遮普邦的阿卡利党(Akali Dal)、安德拉邦的泰卢固之乡党(Telugu Desam)等。在几十年间，各种类型的政党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政党格局。印度的政党之多堪称世界之最，据印度全国选举委员会统计，在2004年5月举行的第十四届大选中，共有764个政党进行了登记，其中全国性政党6个，邦级地方政党56个，其他小型政党702个。印度政党繁杂的这一现状正是印度社会多民族、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客观反映。这些政党大多只是某个集团、某个群体利益的代表，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情况使印共(马)很难把自己的力量伸进各个政党的影响力所及的地区和群众之中，其力量发展也由此而受到很大制约。事实上，只要这种局面长期维持下去，不仅是印共(马)很难发展成一个强大的政党，任何一个政党(包括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在内)都难以获得绝对的优势。
资产阶级政权对进步力量的打压是问题形成的国内因素之三。在独立后近50年的时间内，除了短期的中断外，印度联邦中央政权大部分时间由国大党所垄断。如前所述，国大党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敌人，一旦它的统治受到威胁，它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对进步力量进行打压。1964年印共(马)诞生后，国大党一直把它视为其顺利执政的主要阻力，它根本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出现在印度，于是就采取强硬措施对印共(马)党员干部不断进行迫害。1964年底对印共(马)大批党员干部的突然逮捕、70年代初对印共(马)大批党员干部的逮捕和杀害、紧急状态期间再次对印共(马)大批党员干部的逮捕和迫害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这种情况使印共(马)的力量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998年第十三届大选之后，带有浓厚教派主义色彩的印度人民党及其同盟控制了国家政权，这使印度政治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因为印度人民党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且还是一个教派主义政党，它的这两个特性决定它较之国大党甚至更保守、更反动，它不仅反对一切民主进步力量，而且还反对一切世俗主义力量。正如印共(马)十七大指出的那样，印度人民党上台后，极力推行各项反动政策，践踏民主，剥夺人权，大肆强化警察机构的权力，迫害民主进步人士，在国内制造恐怖气氛。[3](p9-13)此外，印度人民党还在文化教育领域不断强化其“印度教特性”计划，重新改写课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不断向学生灌输印度教教义，公然破坏印度宪法中有关世俗主义的规定。印度人民党的这一切反动做法当然招致了一直奉行世俗主义、积极主张民主、平等的印共(马)的强烈反对，反过来，印度人民党也把印共(马)视为自己主要的敌人，想方设法对其进行迫害。这种状况对印共(马)的发展自然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印共(马)自身存在的不足是问题形成的内在原因。除了上述几个原因外，印共(马)自身存在的不足也是使其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工作不力，有的甚至敷衍了事，使党的一些工作陷于瘫痪。党支部作为党组织的最基层单位，担负着联系人民、教育和组织群众、吸收党员、向上级党委汇报工作、通过组织讨论参与党的决策等任务，然而印共(马)只有30％的党支部在履行这些职责。大多数党支部每年只召开一两次会议，只是在举行选举、召开党代会或有一些特别活动的时候才有所行动。许多党支部对支部讨论和支部的决议不保留记录，在党员更新时不对他们进行任何考评，只要一个党员能交纳党费，党员资格就能保留。[3](p104)乡党委、区党委或县党委是党在地方的组织机构，负责所属各党委或支部的指导工作，但许多这样的委员会因缺乏有才能的领导干部而使工作效率很低，不能给予所属各党委或支部及时而有力的指导。邦委会是更高一级的党组织机构，负责全邦的党务指导工作，但许多邦委会的工作存在问题。有的邦委会不关心群众，在处理群众事务方面缺乏主动性；有的邦委会不制定工作计划，只是满足于应付一些临时性的问题；有的邦委会工作随意，办事拖拉；有的邦委会不为其成员确定工作任务，也不对其成员的工作进行考核；有的邦委会从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不总结工作经验；有的邦委会对内部出现的诸如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等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能及时加以解决，以至最后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党中央及中央政治局是党的最高组织机构，指导着全党的工作，然而它们的工作也往往不到位，使党的不少决议和政策得不到贯彻，从而严重影响了党的健康发展。二是党对党员和群众的宣传教育不够。对一个政党来说，其影响力的大小和自身力量发展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然而在实践中，印共(马)的宣传教育工作却存在一定的问题。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由于种种原因印共(马)所掌握的宣传教育工具相对滞后，遗憾的是就连这些相对落后的工具都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此外，自1993年10月以来，印共(马)一直没能组织任何一届中央党校，虽然它几经决定要再次组织中央党校，然而这一计划一再被搁浅，一直未能得以实现。三是对新党员的吸收接纳工作存在严重的问题。虽然印共(马)党章明确规定了党员入党的条件和程序，但是在一些邦，党员入党的程序自由而混乱，毫无章法，以至使不少素质很差甚至带有恶习的不良分子混进了党的队伍。此外，党支部也不组织对新党员进行党纲、党的政策等方面的基本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