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初年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的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初年论文,出版业论文,互动论文,文化市场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5；G23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4)06-0001-14
最近二十多年来，有关近代上海出版业的研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比较广泛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进展。（注：就国内的研究而言，叶再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王余光的《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开始出版）等均有较大篇幅涉及近代上海出版业。其他如汪家熔的《论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孙晶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85年版）、周武的《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王建辉的《文化的商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等，为近代上海出版业研究提供了富有深度的个案。就国外的研究而言，早期有戴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李桐实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最近的成果比较多，如德国瓦格纳关于早期《申报》的研究，费南山关于上海报业起源的专著，美国胡志德、奥地利皮尔兹关于商务印书馆的研究，这些专门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学理深度。此外，还有许多论著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也有较多的篇幅涉及上海出版业。）关于文化市场的研究，近年来也开始受到重视，陆续出版了一些相关的论著。（注：文化市场，简单地说，就是指文化消费需求与文化消费能力，它包括图书报刊市场、娱乐市场、演出市场、电影市场、音像市场、文物艺术品市场，以及文化旅游市场、网络文化市场等。与本文论旨相关的，主要是书刊市场。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着眼于一般理论性探讨，有刘玉珠、柳士法的《文化市场学：中国当代文化市场的理论与实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分析市场与文学写作关系的有鲁湘元撰《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市场经济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侧重于展示文化人经济生活的有陈明远所著的《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这些论著各有侧重，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文化与市场关系的某些面相。）但将文化市场与近代上海出版业结合起来考察，除了个别的研究有所涉及外，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本文拟以民国初年中华书局的崛起及其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竞争，以及五四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大改组两大出版事件为个例，探讨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民国初年上海乃至全国的出版业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过于中华书局的崛起及其与商务印书馆之间异常激烈的竞争。
1911年，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黄花岗之役、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沤浪相逐，汇成辛亥风云。曾身历其境的张謇后来说：“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授柄在官收商办铁路之不合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略，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注：杨立强、沈渭滨等编《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于是而有“共和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政治的兴革，以及由此导引的革故鼎新潮流，深刻地改变了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市场，特别是教科书市场和启蒙读物市场。这种改变对守成者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对创业者而言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谁把握住这个机遇，谁就在市场的争夺中抢得先机。中华书局的创办人、时年27岁的陆费逵就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并在市场中抢得先机的出版“奇才”。（注：陆费逵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就对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3年到武昌后，曾先后创办昌明书店和新学界书店，1905年在湖北武昌加入了日知会，并担任评议员。这年夏，他出任《楚报》记者、主笔，写下不少抨击时弊的社论和短评。三个月后，《楚报》被查封，陆费逵遭通缉，潜赴上海，后应昌明公司邀请，就任该店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期间他参与上海书业商会，任《图书月报》主任。1906年6月，加盟文明书局，兼文明小学校长和书业商会补习所教务长。曾与俞复、丁福保等人编过多种初等小学教科书。陆费逵在文明书局期间，常和商务印书馆代表高梦旦一起出席上海书业商会会议。高梦旦发现他是出版界的奇才，非常欣赏，乃商之于张元济，于1908年秋以重金将他聘入商务。初任《教育杂志》编辑兼交通科科长，一年后被擢升为出版部部长兼交通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和讲习社主任。参阅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
陆费逵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早在武昌起义时，他就已意识到清王朝行将覆灭，共和时代即将到来。一个新的时代需要一大批新的读物，特别是适合共和理念的教科书。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意味着帝国时代的许多出版物都将过时，教科书也必有“大改革”，因此，他决意辞去商务编译所出版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等重要职务，并会同比较知己的同事戴克敦、沈知方和陈协恭等人，密筹资金2.5万元，准备另立门户。稍后他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叙其事道：“同人默察时局，眷怀宗国，隐痛在心，莫敢轻发。幸逢武汉起义，各省响应，知人心思汉，吾道不孤。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爱集同志，从事编辑。”（注：陆费逵：《中华书局宣言书》，1912年2月23日《申报》。又见《中华教育界》1912年2月第1号。）他们白天照常在商务上班，若无其事地应付馆中事务；晚上则集会筹组新书局，常常工作到深夜。一切都干得十分隐蔽，滴水不漏，商务高层对此毫无察觉。据说，武昌起义后，商务的负责人曾问陆费逵，是否在春季的教科书封面上仍印龙旗，陆费逵答称：“清室有二百多年的基业，那些都抚疆吏都是能员，侦缉革命党，何等严密，且政府拥有相当兵力，虽不能抵抗外敌，但处理内乱却绰绰有余，所以革命决非短时期所能成功。”商务信其所言，仍旧印行旧本。（注：郑逸梅：《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可是，他自己却秘密组织一批被商务辞退的编辑人员加班加点地赶编《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陆费逵等人便在中华民国创立的同一天于上海设立了中华书局，他们暗中编写的中华教科书随之推向市场，并与商务版教科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教科书之竞争由来已久。自晚清兴学堂、废科举以来，教科书的需求量成倍增长，商务正是以学制变更为契机，推出了精心编纂的《最新教科书》，获得巨大的成功，才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出版机构。大利所在，同业趋之若鹜，纷纷设立编译所，出版教科书，于是教科书成了新书业的“重心”和竞争的焦点。据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第2期记载，当时加入书业商会的出版社有22家，其中绝大多数均以出版教科用书为业。此外当时未入会的出版社尚有20余家，以及公立机关、学术团体、报社、社教会数十处，也多以出版教科书和各种实用书为主。当年教科书竞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些出版社多数并不具备与商务竞争、抗衡的实力，真正可与商务一争短长的只有席子佩等发起、组建的中国图书公司。
中国图书公司创立于1906年，资本50万元。为了提升其在书业中的影响力，席子佩特聘张謇为董事长，沈信卿（恩孚）为编译所长。张謇和沈信卿都是当时江浙士绅中的风云人物，他们不仅声名显赫，而且财力雄厚。公司成立后，立即组织一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编写教科书，并在河南路、福州路一带设立了发行所，在南市陆家浜设立了印刷厂，还计划在龙华设立造纸厂，摆开了与商务大竞争的架势，一时成为“商务教科书营业上唯一的劲敌”。（注：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注8，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83页。）
然而，此时的商务因“最新教科书”的大获成功而成为新书业的翘楚，陆续在全国各大中型城市设立分馆和支馆，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编译、出版、印刷、发行与销售体制，它的出版物包括中小学教科书及其他启蒙读物深受市场的青睐，因而对中国图书公司咄咄逼人的竞争架势并不畏惧，相反利用中国图书公司的弱点节节进逼，使其渐趋于劣势。张謇、沈信卿等人当然很有名望，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提升中国图书公司的声望和竞争力，拓展公司的势力范围，但他们对文化出版都并不在行，单凭主事者的地位和声望并不足以使中国图书公司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它虽然资金雄厚，但其内部组织远不如商务健全，编辑和发行的经验也不如商务丰富，所出版的教科书除了高等小学的史地教科书稍有名气外，其余均无法与商务版教科书相媲美。经过几年的激烈竞争，中国图书公司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势，最后不得不向商务缴械称臣，于1913年将公司的所有家当全部盘与商务，改称“中国和记图书公司”，1918年正式并入商务。在这场大竞争中，显示出商务雄厚的实力。
与中国图书公司不同，中华书局敢于向商务挑战，不是凭借资本（中华书局创办之时仅拥有2.5万元资本，而商务此时已拥有百数10万元资本），而是借助中华民国创立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以及由此导引的革故鼎新的社会潮流。中华书局成立伊始，便自觉以“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为宗旨，打出了“教科书革命”的旗号，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声称：“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无由达到也。”（注：《申报》，1912年2月23日。）基于这样一种顺应潮流的自觉意识，中华捷足先登地推出了以五色国旗为封面的《中华小学教科书》和《中华中学教科书》，因内容较适合当时的政体，风行一时，远远超出中华创办人的想象。（注：陆费逵后来回忆说：“当中华书局草创之时，以少数资本，少数人力，冒昧经营，初未计及将来如何。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之难，机会之失，殆非言语所能形容，营业之基础立于是。然大势所迫，不容以小规模自画矣。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二年范君静生来长编辑，努力改良，充实内容，新制、新式教科书之优良，八大杂志之风行，《中华大字典》之为空前良著，洵可谓盛极一时矣！”（《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载《回忆中华书局1912-1987》上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反观商务印书馆，由于对时局变迁的错误研判，陷入极其被动的窘境。原商务高级职员蒋维乔在《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一文中叙其事道：
菊生向来精明强干，一切措施，罔不中肯。然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彼本有保皇党臭味，提及革命，总是摇首。遂肯定的下断语，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而伯鸿却暗中预备全套适用之教科书，秘密组织书局。于民国元年，中华书局突然宣告成立，中华民国之各种教科书，同时出版。商务措手不及，其教科书仅适用于帝制时代者，遂被一律打倒。伯鸿亦脱离商务，一跃而为中华书局总经理。商务则亡羊补牢，汲汲将各书修改，时逾半载，方能勉强出版，而上风已为中华所占。（注：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
陆费逵灵活的算计和对时机的把握，一举打破了商务版教科书的垄断格局，尽管创办之初中华在资本、经营规模、人才等方面都无法与商务相比，但凭借其对机遇的把握，以及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跻身仅次于商务的大型出版企业之列，上海出版业由此进入了商务与中华双雄并峙的时代。中华版教科书的市场占有率相当高，在某些地区甚至超过商务版教科书，如杭州的小学用书，中华版教科书一度占到了十分之八。（注：张元济：《张元济日记》第165页。）不过，由于成书仓促，中华版教科书存在明显的缺陷，显得相当粗糙，文字亦不如商务的简明。它虽因政治鼎革的关系而畅销一时，却无法打垮和取代商务版教科书。商务虽然一时“措手不及”，在教科书的竞争中被中华抢占“上风”，但由于应变措施得当，很快就又卷土重来。在张元济等人的主持下，商务一方面修改重编以前发行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厚集人力精编新的教科书，即《共和国教科书》，并迅速推向市场。凭借长期累积起来的经验和雄厚的财力，商务版新教科书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在中华版之上，因此在激烈的竞争中商务依然占有明显的整体优势，据陆费逵估计，当时全国所用的教科书，大约60%由商务供应，30%由中华供应。（注：此据陆费逵之估计，陆氏在《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中称，当时“全国所用之教科书，商务供给什六，中华供给什三；近年世界书局的教科书亦占一部分。”见《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77-278页。）
商业竞争是残酷的，中华崛起之后，中华与商务之间便围绕着文化市场展开了一波又一波无休止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击败对手，有时甚至不惜动用一些违背常规的手段。由于中华的创办人和早期合伙人大都来自商务印书馆，对商务的底细了如指掌，为了抢占市场，他们借助政治鼎革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双重背景，制定了一套针对商务的极具杀伤力的市场战略。“教科书革命”之外，他们又以“完全华商自办”相标榜，以商务与日商合资为题材，（注：有关商务印书馆与日商合资的详情，可参阅拙著《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16页；汪家熔：《主权在我的中日合资》，载《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1页。）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富有煽动性的炒作，喊出所谓“中国人应该使用中国人自己的教科书”那样明显带有挑逗性的口号。
商务与日商的合资，本是中日民间企业之间互惠双赢的成功合作，对商务早期的超常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注：参见拙著《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14页。）但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民族主义激扬的年代，与敌对国家合资经营势必要遭到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排斥，成为社会舆论的抨击对象，即使这种合作本身有利于本国的进步事业，也不例外。在这样的背景下，商务对与日商合资之事一向保持低调。甚至在商务同人的回忆中，也大都对此事讳莫如深。偶一提及，也是大加掩饰，如商务元老之一庄俞在《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这一长文中提及此事时说：“当时闻有日本金港堂欲在沪设立印书馆，资本极为雄厚，本馆鉴于当时之中国印刷业颇形幼稚，绝难与日人对抗竞争，只有暂时利用合作之一法，以徐谋自身之发展……。”（注：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22页。）这段口气颇像是辩解的文字，明显地淡化了与日商合作的历史。但还是有一些好事之徒借此事大做文章。1911年8月，张元济当选中国教育会会长后，《申报》就曾刊登《中国教育会之内幕》一文，点名攻击张元济“系日本金港堂主人所雇之商务印书馆经理人，中国教育会既归其主持，则表面上操全国之教育权虽为一书商，而里面操全国之教育权者实为一日本人，于中国教育之前途生莫大之危险。”（注：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8页。）这当然是危言耸听，对商务并无实际的威胁。但当这种抨击来自自己的竞争对手时，情况就不同了。它给商务版教科书市场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困扰，影响及于公司的正常营业，商务被迫“收回”日股。1914年1月31日，商务董事会关于收回日股给非常股东大会的报告说：
收回之说本属自扰。但同业竞争甚烈，恒以本公司外股为藉口，诋排甚力，公司因大受障碍。即如前清学部编成中学书发商承印，独不与本公司，谓其有日本股之故。近来竞争愈烈，如江西则登载广告，明肆攻击，湖南则有多数学界介绍华商自办某公司之图书，湖北则审查会以本馆有日本股，故扣其书不付审查，如此等事不一而足，此不过举其大概。每逢一次之抨击，办事人必费无数之疏通周旋，于精神上之苦痛不堪言喻。故由董事会议决，将日股收回。（注：转引自汪家熔：《主权在我的合资》，载《论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第27-28页。）
由于商务与日商合作一向比较愉快，所谓“日本股东对公司毫无干涉，遇事亦无不协同维持”。考虑到商务的实际处境，日本股东颇能“顾全大局，情愿将股本让渡”，但在具体的让渡办法上不免有分歧，经过“历时二载、会议数十次”的艰苦谈判（注：《商务印书馆志略》，商务印书馆1928年10月版，第1-2页。），于1914年1月6日达成协议，商务以每百元股金增值为146.5元的价格收回所有日股，终于“免去同业倾轧最为有力之一题目”（注：参见汪家熔前引书，第27-29页。）。1月10日，商务特意在《申报》刊登广告，宣布商务“完全由国人集资经营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收回”，一直困扰商务的一个难题总算解决了。
商务虽然成功地收回日股，成为“完全由国人集资经营之公司”，但中华却没有就此罢手，依然继续在商务所谓“中日合资”问题大做文章。1919年6月，正当商务版杂志受到新文化界严厉批评的时候，日本杂志《实业之日本》依然将商务列为中日合资企业。张元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鲍咸昌、高梦旦等人商定致书日本杂志，要求更正，同时呈文农工商部，说明事实真相。中华当然也知道日本杂志所列失实，却有意借题发挥，迅速将日本杂志上的文章译成中文小册子《支那问题》出版，并印发传单，分寄全国各地学校，在各大城市遍贴诬指商务有日资的广告，大肆炒作商务与金港堂主合资的陈年老账。7月21日，张元济致函中华，要求其更正出版物内对商务的不实之词。中华置之不理，继续在新闻媒体上刊登告白，损害商务的声誉。在这种情况下，张元济等人只好通过律师与中华书局对簿公堂，“控其损害名誉，赔偿损失。”（注：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173页。）此案前后开庭7次，最后以商务胜诉而告终，法庭以商务所控证据充分，判处中华赔偿原告损失1万两，并付诉讼费。
中华与商务之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有暗中的，也有公开的，花样百出。1914年，陆费逵曾在一份给中华书局董事局的提案中概括地指出，这种竞争主要来自5个方面：“（一）廉价竞争。定价既廉，复改五折，实际批发四折以下，利益不及曩者之半，幸销数增加，否则殆矣；（二）广告竞争。费用较往年不止加倍，且时有互毁之举，精神耗费尤甚；（三）资本竞争。彼此欲防竞争之失败，不得不增加实力，竞添资本，对政学界之有力者竞之尤力，无形中不免有损失；（四）放账竞争。内地推销，权操同行，欲结其欢心，而放账加松，即使滥账不多，而资本搁滞，受损已不浅；（五）轶出范围之竞争，即倾轧是也。”（注：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页。）在激烈的竞争中，总免不了在媒体上相互攻讦，各自说明本版书的优点，攻击对方的弱点。中华称本版课本分量合于授课时间，内容注重国民教育，尤重于国耻割地赔款，印刷精良，封面耐用，攻击对方不敷课时应用，有所顾忌不言甲午赔款数额，底面单页，字形过小。商务则以本版课本售价低廉减轻学生负担、便于普及教育为言，攻击对方分订几册，售价高出三分之一以上，以营利为目的，并谓本馆印厂有印机百数十架，工人千五百余，书籍皆自印，对方仅有印机十余架，多外厂代印，何能自诩精良等等。今天这家启事，明天那家声明；“彼言我不可恃，我言彼危险；彼言我定价昂，我言彼有外股。盖彼此为自卫而竞争，究其极非彼此两伤两亡不已。”（注：钱炳寰前引书，第12页。）这样竞争下去，势必给双方的营业带来极大的困扰和损失，中华的陆费逵固然已有切肤的体会，商务方面也同样是感同身受，高梦旦就认为，如此下去，“非两败俱伤，恐两败俱亡也”。为了避免“两伤两亡”，早在1913年，陆费逵就曾主动与夏瑞芳商讨两家联合之事，无奈那时双方“痛苦未深，彼此亦难降心相从。”随着双方竞争的日益加剧，“彼此防不胜防，重要办事人耗精力于此者实多”，于是联合就显得越发迫切了。1914年10月，中华书局董事局专门就与商务联合问题开会讨论，期望通过联合来消除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会上，陆费逵详尽地阐述了五大“联合之利”：（一）目下两家教科书营业约一百二十万元，照刊明五折及同行应得之回佣出售，不再滥减，约可增收四分之一，计三十万元；（二）目下两家溢额之消耗，如广告、推广、应酬等费，假定中华书局六万，商务印书馆九万，合之为十五万元，皆为虚掷，联合之后，均为盈利；（三）因竞争之故，存货过多，联合后可腾出资本经营他业。假定两家用于教科书资本为一百二十万元，联合后减去三分之一，即有四十万元改营他业，以毛利四分计为十六万元。以上三项即可增加年收入六十万元；（四）因竞争对同行收账，均不肯过于激烈，常有久欠之事，联合后收账自较容易；（五）因教科书廉价放账，影响其他书籍亦放账减价，受害颇巨。（注：钱炳寰前引书，第12-13页。）中华暨陆费逵并为双方的联合做过种种设想和努力，在当时的背景下，联合确实是一种双赢的市场战略，但联合毕竟是双方的事情，在具体操作上也存在着许多不便，且商务与中华各怀芥蒂，联合之议遂无疾而终。1916年中华又曾向商务试探联合之事，1917年中华因发展过猛，资金周转失灵，濒临倒闭边缘，更谋求与商务合并，从3月到5月间两家进行密集的磋商，终因商务高层意见不一而作罢。
联合不成，双方的竞争乃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利用政治力量的程度。譬如，袁世凯开始筹划“洪宪帝制”的时候，商务为了规避风险，决定停印《共和国教科书》，将有碍帝制的内容，如“严等”、“自由”等内容删除，略加修订，改名《普通教科书》，并呈教育部请求批准，张元济致书京中老友傅增湘，请其运动，信中说：“敝处先将《共和》书更名《普通》，以为过渡时代之用。已送部复核（照审查图书规程令），乞代托张、袁（观澜）诸君即予批准。陆氏（即陆费逵）在北京，恐出而破坏也。”（注：《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页。）这封信可圈可点者有二：一是张元济通过私人关系暗中使力，力求使商务《普通教科书》尽快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二是中华创办人陆费逵也在京中活动，“恐出而破坏”一语最堪玩味。当时军阀政府内阁更迭十分频繁，每次教育部部长的更迭都会引发新的书业之外的竞争，双方都设法走上层路线拉拢关系，与教育部长关系的亲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教科书竞争的格局。譬如范源濂任教育部部长时，因他曾是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中华在竞争中也就自然占上风；而当与商务关系较深的汤尔和等人任部长时，商务又反过来占了上风。（注：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330-331页。）至于运动各省教育行政首脑“通令采用”本版中小学教科书，那更是各书局的家常便饭。（注：有关情况可参阅汪家熔：《1931年前商务印书馆的发行》，载《论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第129页。）
教科书竞争之外，中华在其他书刊的策划和出版思路上也处处以商务为竞争对手，许多出版策划都是商务创始于前，中华继踵于后，因此，商务的许多出版物均能在中华出版品目录中找到相应的书刊：商务出版《辞源》、《新字典》、《学生字典》、《国音字典》，中华编辑《辞海》、《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标准国音字典》；商务辑印《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则推出《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殿版二十四史》；商务出版《小学生文库》，中华则推出《小朋友文库》；期刊方面，商务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英文杂志》、《儿童世界》、《儿童画报》等，中华则创刊《大中华》、《中华小说界》、《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中华童子界》、《中华英文周报》、《小朋友》、《中华儿童画报》等。当然，中华也并不是简单粗劣的仿效，而是在“搭便车”的基础上有所侧重，有所改进，甚至后来居上。不仅如此，在企业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方式上，中华也基本上沿用了商务的模式。这样的竞争格局和竞争态势，固然体现了同业竞争的激烈，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恰好证明了商务在上海出版业中的示范效应和无可替代性。
在这场充满火药味的竞争和角逐中，尽管出现了一些令人遗憾的手段和作为，譬如中华为了达到某种商业上的目的，一再就商务与日商合资一事进行恶性炒作，诋排商务，就未必是商业竞争中应该遵循的原则。至于利用政治势力来挤压对手，抢占市场，更背离了自由竞争的根本旨趣。但就总体而言，中华与商务之间的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上是良性的有益的竞争。更何况，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本来就是商业社会的常态，无可厚非，适当的竞争会刺激共同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华与商务之间的竞争，带给双方的并非只有困扰和损失，实际上，这种竞争不仅对双方经营管理机制的变革，而且对整个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并非无所裨益。单就教科书来说，由于中华率先推出“中华教科书”，“我国教科书因有竞争之故，乃大进步。”（注：钱炳寰前引书，第9页。）
而就商务方面而言，虽因领导层误判时局而错失政治鼎革之机，又因错失政治鼎革之机而一度陷于窘境：外有强劲的竞争对手，内则因夏瑞芳的被刺而危机重重，（注：夏瑞芳于1914年1月10日傍晚在棋盘街发行所门口被刺，年仅43岁。有关夏瑞芳的死，当时社会上的议论和传闻很多，有的说夏的被刺与商务收回日股恰巧发生在同一天，其中必有干系；有的则认为夏瑞芳和上海富商丁汝霖曾一起拒绝陈其美的摊派，其被暗害必为陈其美所为；……当时的报章也以“局外之谈助”等标题频繁地报道这些信息。夏瑞芳究竟因何而惨遭暗害，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可谓内外交困。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张元济等人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制定了一套比较周密的应变策略，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这套应变策略，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即所谓“亡羊补牢”，凭藉商务自身的实力和人才优势，对“适用于帝制时代”的出版物特别是教科书进行快速而全面的修改，井组织力量新编“共和国教科书”及其他书籍，全力改变前此在与中华竞争中的被动局面，重新确立商务版读物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商务在质量上狠下功夫，以质量求生存、促发展，商务版的每一册教科书后面都附有一页编译所告白，“敬告学界诸君”：
本馆同人编辑教科书，按照程度悉心斟酌，每成一书，必易数稿，以期适用，惟限于学识，深恐多所未合，务望海内同志将其谬误之处痛加针砭，并希大笔斧削，本馆同人敬当择善而从，随时改良，以期臻于完美，断不敢稍护前短，想热心教育者必不吝于赐教也。惠函请寄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祈示明里居姓氏，以便往返函商，常承大教尤为厚幸。
晚清时期商务版教科书就以质量取胜，民国初年由于书业“竞争愈烈”，更强化了商务的质量意识，除了出版物的内容外，商务在图书的印刷环节上同样精益求精，令出版界同行佩服不已。汪原放回忆说，胡适的《先秦名学史》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但“这部英文书是托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排印的，真排校得又快又好。末校送来时，我们也细校一过，可是竟不曾校出几个错字。我觉得商务的组织真很严密而精良，非常佩服。”（注：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委托印件尚且如此，本版图书的印刷质量就更可以想见了。正因为在竞争中不断强化质量意识，商务版教科书及其他读物的质量更见上乘，在教育部的审批报告中屡获好评，受到读者的欢迎。商务推出的《共和国教科书》，初小、高小、中学、师范及半日制学校各科用书，无不齐备，各校纷纷采用。其中，小学用共和国文教科书尤为风行，短短十余年间，重印三百余次，销售至七八千万册。（注：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第6页，载《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另外，根据市场的需要，商务又创设了三个新的部门：博物部、铁工制造部和活动影戏部（后改为电影部）。博物部主要制造各种标本模型，如作为教具的地球模型、矿物、花卉和其他植物的陈列品，以及鸟类、昆虫的模型；铁工制造部则为公司制造各种印刷机器，以及学校理、化课程中使用的科学仪器；活动影戏部主要拍摄时事新闻、古迹风景、社会教育、古装戏及文明新戏等类影片。这不仅大大地拓展了商务的经营范围，使商务发展成为以出版印刷为主体兼营多种产业的文化集合体，而且为商务赢得广泛的社会赞誉，它的产品以精湛的技艺多次应邀参加中外博览会，并获得数十种奖项。商务的不少产品如各种科学仪器、体育训练器材、蒙台梭利教育法教具、教育玩具、教学幻灯片和手风琴，作为教学的辅助性工具，受到各地学校的普遍欢迎。这些产品当然不如教科书获利面大，但它们在改进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与学校设备方面起过开风气的作用。
另一方面则推动企业内部结构的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商务早期的成功，就内在因素而言，是夏瑞芳与张元济默契配合的结果，张主管编译出版，夏负责经营管理，协调编译、印刷和发行三所。由于夏是商务的主要创办人，处事果断而又出之于温和，能力极强而又善于沟通，三所之间的互动有条不紊，整个商务如同一架性能良好的机器运作自如，不存在各自为政的弊端。但夏瑞芳被刺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编译、印刷、发行三所因缺乏一个夏瑞芳那样能统筹、沟通三所的“解人”，常各自为政，独立而并行，难以协调运作，商务因此而陷入前所未有的紊乱之中。当时，编译所由张元济、高梦旦主持，他们都是书生，被称为“书生派”；印刷、发行两所则由商务的创办人掌权，他们都是教徒，被称为“教会派”，两派的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不改变这种局面，商务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张元济对此深感忧虑。恰在这时，袁世凯解散国会，张元济的密友，时任国会议员、《北京日报》经理的陈叔通在北京难以存身，张元济便邀请他加盟商务，并派李拔可赴京与他面约，陈叔通乃摆脱《北京日报》，于1915年离京南下，为商务效力。陈叔通经过一番考察，建议张元济设立总务处，把三所的行政、用人和财务集中起来，通盘筹划，统一步骤。张元济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于1915年10月设立了总务处，以协调三所。有关总务处设立的经过情形，陈叔通后来在回忆商务印书馆时曾特别提及，其中说：
到了商务，每天只是看看各分馆的信札，有头无尾，使我觉得无事可办。有一天我便与张（元济）谈，想回杭州扫墓。张看出我的意见，要我说出应办什么。我就提出商务有三个所（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各搞各的互不相关，如何搞下去，计划从那里来，你（指张）在编译所下班后再到发行所，辛苦忙碌之极，没有一个制度怎么办得下去，以我看来应建立一个统一机构，把三所联系起来。这个机构的名称，我最初提出叫总管理处，后来正式定名叫总务处。张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就说有了事可办，那么扫墓就可以后再说。这就是总务处这个组织的发起和来源。但要建立机构还不是很简单的，我和张谈完后，张就把高翰卿、鲍咸昌、高梦旦约齐了五个人一块儿谈。我就自荐抓总务处工作，大家同意，工作由我来承担。讲明三所所长定期叙谈，最重要的是每年订计划，所与所发生关系开会解决，讨论什么事，除五人之外，再通知其他有关的人员出席。对这个倡议，初时印刷、发行二所并不感到有此必要。讨论结果总算大家同意，我拉了盛同孙参加并在棋盘街三楼开始筹划，正式成立总务处。从此商务才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联系三所的事，开会时三所所长皆出席，意见一致便通过执行，意见倘若不一致，便将意见写下来或在会外商量，或在下一次开会时商量。在这个基础上逐渐订出许多规则来。（注：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6-137页。）
这一体制被时人称为“一处三所”。总务处的职责是定期召集总经理、经理及三所所长开会，讨论决定公司大事、协调三所关系和制订规章制度。它的设立，改变了以前三所各自为政的局面，标志着一个集中的、分层次的管理体制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三所的协作和整个公司各种业务的顺利运作。此后，商务在“一处三所”的总体框架之下不断推陈出新，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现代出版企业的运作模式，其体制、内部结构和规章制度亦随之日益完善、健全，为华商企业的现代化转变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
中华与商务的竞争，就其实质而言，乃是文化市场的争夺战。在激烈的市场争夺中，机遇、实力和质量三者缺一不可，仅有机遇而不具备实力和质量，或仅拥有实力和质量却不善于把握机遇，都势必深刻影响各自在竞争中的位置。创办初期的中华把握住了机遇却没有商务那样的实力和质量，商务虽比中华更具实力和质量却错失了机遇。机遇有时是可以弥补的，但实和质量却不是朝夕可致，由于商务成功地实施了比较周密的应变策略，扭转了在竞争中的不利局面，因此，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之下，仍然维持了全国最大出版社的地位。据陆费逵估计：“书业的营业，在前清末年，大约每年不过四五百万元：商务印书馆约占三分之一，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集成图书公司等合占三分之一，其他各家占三分之一。民国初年约一千万元，商务印书馆占十分之三至四，中华书局占十分之一至二。”（注：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79页。）与营业额相对应，商务的新书出版种类也呈现出递增的趋势，1912年商务累计出版新书132种，1913年增至219种，到1918年更增至422种。（注：据李泽彰《三十五年中国之出版业》所列数据统计，商务印书馆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就是说，商务虽然遭遇中华的强劲挑战，但仍在文化市场的争夺中占据最大的份额。
二
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以文化市场为依托，谁失去了文化市场，谁就丧失了存在的前提，而文化市场又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优势很可能就是明天的劣势，因此，如何不断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在出版与市场之间建立一种互动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了各出版机构在市场竞争中能否制胜的关键。民国初年，中华之所以能够成功打破商务独大的格局，跻身仅次于商务的大型出版社之列，关键在于它顺应了辛亥革命后文化市场的变化；商务之所以能够在异常激烈的同业竞争中，经受住市场的考验，一直保持了全国最大出版集团的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断地调适出版与市场的关系，并在二者之间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道。这一点，在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商务曾被视为“五四之源”，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突兀的澎湃巨流，而是经过长久的伏流时期后才进发出来的。在这个“长久的伏流时期”中，商务曾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它一方面以学制变更为契机，大规模地组织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及各种辅助读物，另一方面又在“学问饥荒”的年代里组织出版大量的中译西书和普及传播各种新知新学。从1902年起，商务便组织出版了《帝国丛书》，其中包括《明治政党小史》、《埃及近世史》、《帝国主义》、《各国宪法略》和《各国国民公私参考》等。此后又渐次推出了政学丛书、历史丛书、财政丛书、商业丛书、地学丛书、战史丛书、普通学问答丛书、说部丛书、传记丛书、哲学丛书等一系列丛书和各种中外文辞书，以及《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法政杂志》等刊物，为新知新学的普及传播推波助澜。商务尤锐意出版西方名著，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为当时其他书局所不及。其中以严译名著（除南洋公学译书院代印的《原富》外，还包括《天演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真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和《群学肄言》等）和林译小说（170余种，几乎全部由商务出版）的影响最大，不胫而走，思想界耳目为之一新。据初步推算，1912—1935年全国350个左右出版机关、团体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著作的译作（不包括古籍、文学作品、儿童读物）约有13300余种，其中商务出版的约3350种，占27.3%。商务出版的哲学著作和译作占同期同类出版物的34%，经济学占26.2%，史学占36.6%，文艺理论占46.3%，自然科学占36.1%，工程技术科学占25%。考虑到大多数重要的出版社都成立于辛亥革命后，可以推测，1912年以前商务传播新知新学的出版物在全国同类出版物中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注：参见拙著《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2-93页。）数字当然不是历史，但数字可以说明和解释历史。作为出版“优良教科书的大户”和传播新知新学的重镇，商务不仅新文化运动造就了“演员”，而且为新文化运动培育了“观众”，在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变迁过程中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然而，戊戌以来，政治与思潮的代谢特别急剧，从戊戌到辛亥再到五四，一次比一次更加激进，更加彻底。诚如王元化所说：“这些不断更迭的改革运动，很容易使人认为每一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态。”（注：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载《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在这样的气候之下，一向坚守渐进改良进路的商务就显得过于稳健、过于持重、过于保守了。尽管从长时段的历史时间来看，这种坚守在大动荡的时代背景自有其非常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但那时的历史并不可能选择这种稳健温和的进路，而是沿着越彻底越好的愈来愈激进之路。这两种进路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务与时代之间的落差。随着共和革命的凯歌行进，商务已为这种落差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以《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悄然兴起，并开始蓬勃展开之后，商务与时代之间的这种落差就使得商务面临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商务的某些出版物因稳健而落时，因落时而引起“新青年”的强烈不满。1918年9月和1919年2月陈独秀连续两次在《新青年》上著文，严厉质询和驳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接着，罗家伦在北大的《新潮》杂志发表《今日之杂志界》一文，公开点名批评商务版杂志。（注：罗家伦的文章将国内的杂志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官僚派，即官办的《内务公报》、《财政月刊》，第二类是课艺派，如南开的《校风》等，专门面向学生；第三类是杂乱派，“最可以做代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这样毫无主张，毫无特色，毫无系统的办法，真可以说对于社会不发生一点影响，也不能尽一点灌输新智识的责任。”第四类是学理派，学理派又分脑筋清楚与不清楚两类，而脑筋不清楚的一类中，包括商务的《教育杂志》和《妇女杂志》。该文见《新潮》第1卷第4号。）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落差又直接导致了商务营业的衰退：商务版教科书的发行量迅速下滑，商务版杂志的销售额也从1917年的14.6万元减少到1918年的11.1万元（注：《张元济日记》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05页。），到1919年初商务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余册。（注：在1919年3月14日的日记中，张元济记道：“昨查图书盘存簿，见有若干滞销书均列帐。当属符俞两君复阅一过，将滞销者摘出。本日据符君报告，有六十余万，内实用书三十余万，历年杂志十一万余，当约许笃斋、王莲溪及叔、拔诸君详商。”见《张元济日记》下册，第551页。）所有这些，说明商务的某些出版物与变化中的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已无法满足新一代学子的心理期待和阅读激情。更为严重的是，“公司中十余年来已养成一种惰性，与谈改革格格不入”（注：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0页。），一批依靠家族关系进入商务的老雇员大都安于现状，墨守陈规；而那些曾经是传播普及新知新学的佼佼者，如今也落后于时代，甚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阻力。这一切让人感到商务内部弥漫着一种暮气。（注：1917年3月9日，张元济致高凤池函云：“本馆成立业逾廿载，不免稍有暮气。从前规模小，所有习惯不适于今日之用。欲专恃旧有之人才、昔时之制度以支此艰巨之局，其必终遭失败可以断言。”参见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31页。）
商务的实际主持者张元济当然已认识到问题的严峻性，早在1916年，他就已意识到文言文已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并与高梦旦一起商讨过国文教科书前4册采用白话文的问题，且提出过编写“初等小学国文白话编”的最初设想。1917年初，他又建议编译所组织人马编写几种“言文一致”的教科书，同时托人访求能编白话文的人才。同年10月，他已意识到《小说月报》“不适宜，应变通。”（注：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128、134、144页。）后来他在招待上海学界人士时又公开宣布，他过去提倡的“新教育现已旧，不可误采。”（注：《张元济日记》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65页。）1919年1月，他又提出《教育杂志》“须改良，募外稿，从速行。”（注：《张元济日记》下册，第511页。）这些设想与举措，说明他对商务版教科书、期刊的落时与陈旧已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但受制于企业内部的“惰性”力量，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商务与新文化界、商务与市场之间的落差。
在这种背景下，商务实际上面临两种抉择：要么继续因循守旧，日益落后于时代；要么与时俱进，对商务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之追上新文化运动的步伐，摆脱日益严重的危机。张元济自然不甘于前一种命运。在革新与守旧之间，他以一贯的开明与开放姿态，立足于企业和文化发展的双重需要，顺时应变，顶住各种压力，对商务实行全面的改革。
商务的改革首先从受新文化界猛烈抨击的刊物开始。
众所周知，商务出版发行的刊物在商务出版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知识界和文化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为提高本国的学术水平、增进国民知识程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讨论时政、阐明学术者，则有《东方杂志》；研究教育以促进步者，则有《教育杂志》；谋国内学生界交换知识，互通声气者，则有《学生杂志》；谋求增进少年及儿童普通知识者，则有《少年》杂志，《儿童世界》及《儿童画报》等；讨论妇女问题者，则有《妇女杂志》；谋促进学生英语知识者，则有《英语周刊》，研究中外文学者，则有《小说月报》；研究中国自然物及自然现象者，则有《自然界》杂志，无不内容丰富，材料新颖，见称于读者。”（注：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736-737页。）此外还有各地学术团体的定期刊物和委托商务发行的刊物多种。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商务版期刊因内容陈旧而受到严厉的批评，杂志的发行量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刊物的改弦更张已势在必行。
《东方杂志》受“新青年”的批评最烈，而“亚泉只能维持现状”（注：《张元济日记》下册，第624页。），馆方迫不得已撤去杜亚泉主编之职，由陶保霖出任主编。陶死后由钱智修接任。紧接着，商务版其他杂志如《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的编辑人员也都做了相应的调整：《教育杂志》改由李石岑编辑，实际由周予同负责；《学生杂志》由杨贤江主持编辑；《妇女杂志》改由章锡琛编辑。这些“后起之辈思想甚新，蓬蓬勃勃，亦颇有为公司兴利除弊之意，有不可遏之势。”（注：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0页。）这批后起之辈的被起用，使商务版期刊面目一新，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其中尤以沈雁冰主持的《小说月报》的改革最为出色，影响也最大。大约在1917年10月，张元济就曾和高梦旦商议过《小说月报》的改革事宜，到1920年1月，新文学运动已激荡成潮，张元济、高梦旦决定让已在商务显示多方面才干的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的改革，先是让他主持《小说月报》中新辟的“小说新潮”专栏，即所谓的“半改革”。沈雁冰上任后，当即撰写了《小说新潮栏宣言》及《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两篇文章，倡导文学应当“表现人生并指导人生”。“半改革”后的《小说月报》，读者的反响十分强烈。不久，便由沈雁冰出任主编，全权负责《小说月报》的改革。其中的经过，茅盾（沈雁冰）回忆道：“后来我才知道，张菊生和高梦旦十一月初旬到过北京，就和郑振铎他们见过面，郑要求商务出版一个文学杂志，而由他们主编（如《学艺杂志》之例），张、高不愿出版新杂志，但表示可以改组《小说月报》，于是郑等就转而主张先成立一个文学会，然后再办刊物。张、高到上海后即选定我改组《小说月报》。”（注：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90页。）改组后的《小说月报》，很快和在北京准备组织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等人会合起来，倡导“为人生的文学”，发行量由原来的两千本猛增到一万余本（注：茅盾回忆说：“改组的《小说月报》第一期印了五千册，马上销完，各处分馆纷纷来电要求下期多发，于是第二期印了七千，到第一卷末期，已印一万册。”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68页。），成为新文学运动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在全面改革商务版期刊的同一过程中，张元济和高梦旦对编译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编译所是商务的灵魂机构，其主要人员都是戊戌时代脱颖而出的，到五四时期，他们已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新党”，无论是观念意识还是知识构成都已严重老化，无法适应新文化运动。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商务的当务之急。早在1916年9月，张元济就认为“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界、政界接洽。”（注：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129页。）1917年2月，他在致高凤池的信中再次指出：“公司事业日繁，人才甚为缺乏，且旧人中之不能办事者甚复不少，若不推陈出新，将来败像已露，临渴掘井断来不及。”（注：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135页。）可惜他的这些建议因受总经理高凤池的阻挠无法付诸实施。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后，张元济的引进新人设想就更加迫切了。他常常和高梦旦一起商讨改组编译所事宜，并得到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全力支持。和张元济一样，高梦旦也是开明的“老新党”，既有革新思想，又有长者风度。他说：“公司犹国家也，谋国者不可尸位，当为国求贤，旧令尹之政，以告新令尹，俾国家生命，得以长久。吾辈皆老矣，若不为公司求继起之人，如公司何？况自审不适于新潮流哉！”（注：蒋维乔：《高公梦旦传》，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53页。）他深感自己的学识与能力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准备“求贤自代”，引进新人，改组和充实编译所。从《张元济日记》可以看出，五四前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们为改组编译所曾商量过好几套方案。这些方案包括：
（一）“收束编译所”。还在1917年7月5日，张元济和高梦旦就商定，“拟将编译所改为在外编译，先筹备办法。”（注：《张元济日记》上册，第247页。）1919年？月20日又旧事重提，商议了改组的具体办法，编译所只设审查、编辑和函授三部，“编译可以在外办事者，一律包办，宁宽勿严。”（注：《张元济日记》下册，第615页。）不久，张元济考虑到“编译所中下级各员未必均属可用，故改组一事，似不能不实行”，（注：《张元济日记》下册，第648页。）因此“决意收束”，并同有关人员商量了“收束编译所之法”（注：《张元济日记》下册，第643页。）。但这个方案后来未见施行。
（二）在北京“拟设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金聘胡适，请其在京主持，每年约费三万元，试办一年”（注：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186页。），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大多新文化健将均云集北京各大学，商务显然无法把他们都请到上海来，让他们在北京为商务主持编译，无论从纯粹经营角度还是现实的可能性角度都是明智之举，但这个方案后来并未谈妥，改为由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教授组织编译一套《世界丛书》。
（三）梁启超欧游归来，准备组织一个学术团体，专门从事译述，“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全面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新思潮新学说，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1920年3月13日，梁启超到商务拜访张元济等人，并向张元济提出这个编辑计划。张元济与高梦旦、陈叔通紧急磋商后决定：“拟拨款二万元预垫版税，先行试办一年。胡适之一面，亦如此数；属任公不必约彼。”（注：《张元济日记》下册，第721页。）后来又应梁启超的请求，加拨两万元，“为两年之布置”。梁启超得到商务的财力支持后，即与张君劢等人组织共学社，“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注：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第1028页。），着手编译《共学社丛书》。
这些方案基本上都没有很好地落实，已施行的，效果也不太明显。譬如商务出巨资拟办的“第二编译所”（包括胡适主持的和梁启超主持的两个编译机构），除了分别组织编译了《世界丛书》和《共学社丛书》两套丛书外，没有留下更多可资纪念的踪迹。但从张元济在商务编译所之外另组新的编译机构的努力可以看出，他改组编译所的愿望是如何之迫切了。
当然，这还只是他所有努力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更以海纳百川的襟怀广集贤才，各展所长。在张元济、高梦旦以及王云五等人的努力下，商务编译所人才荟萃，群贤毕至。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至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有陈布雷（后任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周昌寿（物理学家）、谢六逸（日本文学家）、杨贤江（教育家）、郑振铎（文学家、藏书家）、周建人（鲁迅胞弟、生物学家）、周予同（经学家）、李石岑（哲学家）、王云五（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端六（财经专家）、朱经农（教育学家）、唐钺（心理学家）、竺可桢（气象、地理学家）、任鸿隽（科学家，后任四川大学校长）、周鲠生（法学家，后任武汉大学校长）、陶盂和（社会学家，曾任北大教授）、顾颉刚（历史学家）、范寿康（哲学家）等；同时还聘请了陈独秀、胡明复、杨铨、秉志等为馆外编辑。在两三年内聘请如此众多的专家，没有大魄力是无法办到的。这些人才来自不同的领域，分属不同的思想流派，张元济始终本着宽容的文化态度和对话沟通的精神，与他们和平共处，共同推动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扶助不同思想体系和流派的活跃与发展。这是一种休休有容、泱泱之大的精神气度，这种气度与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极为相近，商务编译所因此而“在当时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注：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300-301页。）
为了更好地适应并引导新时代的潮流，推动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自五四之后，高梦旦即决意辞去编译所长之职，以避贤路，并和张元济一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为自己寻觅“替人”。他们都看好胡适，希望借重他的长才为编译所及整个商务开辟新局。高梦旦对人说：“时局日益革新，编译工作宜适应潮流，站在前线。吾特不适于编译所之事，当为公司觅一适于此职之人以自代，适之其庶几乎！”（注：庄俞：《悼梦旦高公》，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0页。）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声光灿然的新派人物，当时正在蔡元培手下任北大教授，但他不像陈独秀那样激进，思想倾向相对开明温和，由他来主持编译所，一则可以引领新文化的潮流，二则可以避免使商务走极端之路，因此他成了张、高心目中新编译所长的理想人选。1921年4月，受张元济委托，高梦旦专程赴京敦请，胡适婉辞不成，答应夏天放假的时候到商务住三个月，“做客，看看，谈谈”，再作决定。高梦旦回沪后，张元济又致书胡适，恳切地说：“鄙公司从事编译，学识浅陋，深恐贻误后生，素承不弃，极思借重长才。”（注：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第820页。）经过多次敦促和诚意邀请，胡适有点心动了。7月，他如约前来，对商务进行了一番全面的考察，提出了一系列颇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并耐心听取编译所内部各色人等对改革措施的意见。他觉得“这个编译所确是一个很要紧的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但又认为自己还年轻，还有自己的事业要干，“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别人之事。”（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5页。）权衡之后，终于没有留下来。但内心总觉得有负张、高之望，恰好在上海见到了他过去的英文老师王云五，认为王氏“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注：《胡适的日记》，第157页。），便转荐王云五。1921年11月，王云五担任编译所长后，秉承张、高的革新旨趣，并在他们的全力支持下，对编译所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组：一是扩展了编译所的内部结构，共设有：哲学教育部、国文部、英文部、史地部、法制经济部、算学部、博物生理部、物理化学部、杂纂部、英汉实用字典委员会、国文字典委员会、英汉字典委员会、百科全书委员会（下设6个系）、事务部（下设庶务、文牍、会计、成本会计、舆图、图画、美术、图版、书缮、校对等10个股）、出版部、东方杂志社、教育杂志社、小说月报社、学生杂志社、少年杂志社、儿童画报社、妇女杂志社、小说世界社、儿童世界社、英文杂志社、英语周刊社、国语函授社、国文函授社、英语函授社、数学函授社、商业函授社、图书馆，其中不少是新添设的部门；二是继续引进新人，同时裁汰已经落伍的旧人。到1924年，编译所从改组前的160人增加到240余人，其中196人是王云五上任后引进的，许多老资格的编辑因不能顺应时代潮流而被淘汰出馆。一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被安排到新设各部主持工作，如北大教授朱经农被聘为哲学教育部长（后转任国文部长，该部由唐钺接掌），留美心理学博士唐钺被委任为总编辑部编辑，留美地理学博士、东南大学教授竺可桢被聘为史地部长，北大算学教授段育华被聘为算学部长，科学家任鸿隽被聘为理化部长，法学家周鲠生被聘为法制经济部长（后由陶孟和接任）。此外，还有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如杨贤江、郑振铎、周建人、周予同、李石岑、顾颉刚、叶圣陶等人被聘为编辑，相继走上重要的岗位。改组后的编译所一时俊采云集，人才济济。依靠这一庞大整齐的人才群体，商务与各大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建立了广泛的多层次的联系。
改革后的商务，跟上了新时代的步伐，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找回了一度失落的优势，业务蒸蒸日上，出书量成倍增长：1915年出书292种552册，到1920年出书量猛增到352种1284册。与此相对应，商务的资本总量和营业额亦呈现出大幅增长的态势，1914年商务的资本总量为200万元，1920年为300万元，1922年时达到500万元；营业额1915年约307万元，1921年已近686万元。（注：据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所列统计数据，《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在这个过程中，商务除了继续编纂教科书、辞书和期刊外，把出版重心转到国内外最新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善本古籍的影印上来，“一方面发扬固有文化，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化，谋沟通中西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注：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735页。）先后组织出版了《世界丛书》、《共学社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万有文库》，以及《涵芬楼秘笈》、《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等等，为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积累、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它以其雄厚的资金和完善的发行网络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成为继北京大学之后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组织者、出版者和传播者。从20年代开始，商务组织出版发行的新文化新文学书刊在全国同类书刊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据统计，1921年至1930年这10年间，商务单文学类书籍就出版815种2269册，艺术类书籍出版263种571册，这些出版物中，绝大多数都与新文化新文学所倡导的内容有关。1929年商务编印《万有文库》第一集1010种，分装2000册，这套大型丛书几乎全是普及和宣传新文化新文学思想的著作，其中的《国学基本丛书》，也是抱着“整理国故”的现代眼光，重新估定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生活中的价值。这些书籍通过商务在全国各大中型城市的分馆和支馆散布到全国各地，使新文化新文学有机会走出校园，扩展到全社会，既扩大了新文化新文学的社会影响，也壮大了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声势。有一位现代文学学者指出，商务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文化组织者的功能，始终承担着新文化新文学的组织、宣传和普及工作，“如果说，新文学新文化最初在杂志和报刊上进行鼓动宣传时，还仅仅是一种文学文化上的设想和尝试，那么通过商务印书馆的文化生产方式，特别是商务印书馆组织各方面人士，大量刊印新文学新文化书籍，使得新文学新文化成为一种客观的文化事实存在下来，在大量新文学新文化书刊面前，谁也无法否认新文学新文化的存在价值了。”（注：杨扬：《商务印书馆与二十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南移》，《上海文化》1995年版第1期。）
五四时期商务版杂志的广泛更新，商务的机构改革，最初导因子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是大势所趋，是为了扭转其与市场之间的落差而进行的。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商务并不只是新文化运动的被动承受者，它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单向受惠的关系，毋宁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诚然，张元济、高梦旦从来都不是激进主义者，不赞成“非此即彼”的极端手段，一贯主张和平的渐进改良，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守旧派，从戊戌到五四，他们始终立足于民间，致全力于文化和社会转型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教育的改良，希望通过渐进改良的途径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他们的思想性格是温和的，开明的，开放的，而不是激烈的，极端的，偏至的。甲午战后，他们曾“沉溺于西学”，他们加盟商务主持编译所后，组织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哲学、文学、科学技术、法律、政治等方面的文化思想资源，但对中国并没有失去信心，不主张全盘西化；民国以后，“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明没有价值”（蔡元培语），在这种“两极端”的风气中，他们一方面在抢救、整理和影印善本古籍，另一方面却也并不排斥新知新学，而是尽己所能地帮助不同的思想体系和学术流派的活跃与发展。譬如，胡适曾为商务拟议出版《常识丛书》（或《日用丛书》），初定选题25种，张元济批注“拟加《布尔什维克》，或仍称‘过激主义’。”（注：转引自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101页。）他当然不会信奉“过激主义”，但这并不防碍他介绍这种主义，其思想性格上的开明与开放于此可见一斑。这种开明与开放的思想性格使商务始终拥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和与社会各界沟通的意识及能力。譬如1918年6月，张元济在北京期间一方面认真听取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保持严复、林纾，以及孙宝琦、董康、傅增湘、章士钊等人的联系。甚至像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由于他的学问，张元济仍打算出版他的文集。1921年9月，张元济再度赴京，通过郭秉文的介绍，商请当时应中国京津沪宁教育界邀请来华考察教育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院院长孟罗博士(Paul Monroe)担任商务的顾问。在会晤时，张元济说：“二十年改革教育之制，余亦与闻。二十年迄无成效。今世界大势变更，我国教育未上轨，不能不急图改良。本馆教科书约有七成供全国学生之用，自觉责任甚重，愈觉兢兢。公司董事特属我与邝君（邝富灼）特来求教。”（注：《张元济日记》下册，第799页。）后来孟罗并未接受邀请，但张元济谋求与外界沟通的良苦用心却是非常明显的。有容乃大，张元济的沟通和兼容意识使他能够广纳百川，对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不同的学术流派采取宽容的态度和对话的精神。譬如他支持梁启超等人创设“讲学社”，“每年岁助讲学社五千元”（注：张树年、张人风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第1029页。），延聘世界著名学者如英国思想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诗人泰戈尔等来华讲学；再譬如他对留日学生组织的学术团体中华学艺社和梁启超旅欧归来后发起组织的尚志学会的支持和帮助，等等，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力促进和推动学术文化的活跃与发展，为不同流派的学人创造一个非急功近利但有助于学术发展的良好的精神氛围。就这个意义上说，商务的改革固然离不开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之从最初校园内的思想实验演变成席卷全国的文化思潮和文化运动，同样也离不开出版界特别是商务的努力。
三
上海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源地，清季以来，上海一直占据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半壁江山，这里不仅拥有全国最重要的出版社、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最健全的发行网络，而且汇聚着大批出版、印刷和发行方面的优秀人才，由上海出版、发行的图书和期刊，占全国出版总量的半数以上。（注：参见拙作：《融化新知，昌明国粹》，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文化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53页。）作为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上海出版业优势地位的确立与文化市场的孕育、拓展休戚相关，文化市场的每一次起伏波动都牵动和影响了上海出版格局的变化，因此，围绕文化市场展开的生存竞争成了上海出版业变迁的重大情节。
从1912年到1921年，中国的政局、思潮发生了剧烈的变迁，这种变迁所导引的“新潮流”改变了一代人尤其是新一代学子的知识构成、思维定势和接受惯性，与出版业攸关的文化市场随之发生了深刻的裂变。而文化市场的裂变又势必冲击出版业的格局与版图，民国初年中华的崛起及其与商务的激烈竞争，就导因于“共和革命”所引起的文化市场的裂变，中华因为顺应了文化市场的这种裂变而成功地打破商务在全国出版业中的独大格局，跻身仅次于商务的大型出版业之列；商务之所以能够经受住了中华的挑战，并在此后一直保持着全国第一出版社的地位，除了它在出版业中已建立起来的优势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断地调适出版与市场的关系，尽最大可能与市场保持同步。就此而言，文化市场是出版业的竞争与发展的驱动力，它可以牵制甚至左右出版业的起伏和震荡，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前者的变迁。
上海出版业的发达，得益于产业化经营机制的成功运作和文化市场的推动，商务、中华以及稍后的世界书局等，均采用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形式和企业制度，不仅广泛地吸引了民间资本的加入，同时也得到外资（早期商务就是与日本合资的）和金融业（世界书局的主要股东就有金融业巨头如钱新之等），其资金的实力和生产规模，是以往的书商所无法想象的。这些企业的出现，使中国出版业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它们集中诞生在上海，与那时整个上海的经济发展和融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整个上海社会经济的发达，也为上海的出版等文化消费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上海是图书生产的中心，也是图书集散的基地，同时上海本地更是图书消费的重镇，这也是支撑整个上海现代出版事业的重要因素。”（注：参见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但从另一方面说，出版业也并非文化市场的被动受惠者，因为文化市场本身是“沉默”的无形之手，它的功能需要出版业的发现、拓展，甚至是创造。譬如五四时期商务的大改革，固然是出于生存的实际考量，改变商务与市场之间的严重脱节状况，但经过大改革的商务却反过来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成为新文化运动从校园内的文化实验到席卷全国的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的重要桥梁。而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又为商务开辟和拓展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出版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这种互动中不断地向前迈进。
出版业与文化市场的互动是近代上海出版业繁荣的奥秘所在。但是，互动总是伴随着竞争。围绕文化市场，近代上海出版业之间的“同业竞争”异常激烈，如关于教科书市场的竞争，关于古籍市场的竞争，关于辞书编纂的竞争，具体到关于名家书稿的竞争，都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竞争的形式更是五花八门、花样百出，有削价竞争、广告竞争、资本竞争、放账竞争，当然也有各种“轶出范围之外”的恶性竞争，即所谓同业之间的“倾轧”。竞争本是市场化运作的常态，良性的竞争是近代上海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推手，但司空见惯的恶性竞争也给近代上海出版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