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比较：中俄案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论文,案例分析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2）03-0052-08
中俄两国都在实行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但中国与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改革的起点、方式、成本及改革的效果是大有差别的，国际学术界对中俄改革的进程与成效都有不同的解读，但一般肯定中国改革的多，肯定俄罗斯改革的少。
一、改革起始点的差异性
在世界上，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为时最长、范围最广、程度最深，为害也就最烈。70多年的计划经济与强权政治使苏联经济疏漏百出，几十年“不断完善的详尽计划”并没有使计划制订者消除前苏联经济的结构失衡，比例失调，商品短缺和体制危机的长期综合症。
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经济改革和政治“新思维”时，苏联累积了许多根深蒂固的矛盾与问题，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上长期以低效率和低效益为其主要特征，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特别是与西欧和美国相比，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与经济福利更是相差甚远。
但比较而言，7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强权政治而累积的政治问题远较经济问题为多，而且政治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复杂、更尖锐、更深刻，政治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具迫切性和严重性，要求政治改革的愿望与呼声也较经济改革强烈。所以前苏联在改革伊始就着眼于政治改革，提倡新思维，批评甚至否定过去的所作所为，允许反对党登记注册，实行各加盟共和国总统的直接选举。因此，苏联改革始于政治领域是苏联近70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行强权政治而累积了太多、太尖锐的政治问题使然。
如图1所示，假设前苏联、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政治问题的“增长速度”和“严重程度”相同，如果以1949年为基点，则苏联到此时已积累了较多的政治问题，中国则问题相对较少，到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时，中国虽然已存在不少政治问题，但苏联所累积的问题则更多，于是苏联先从政治改革入手，中国则先开始经济改革。
图1 中国、苏联改革的不同起始点
我国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济体制改革，这段时间为29年。虽然在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如政治上发生过“大跃进”、“反右”扩大化及“文化大革命”等“极左”事件，政治运动不断，政治斗争常有；经济上商品极为短缺，劳动生产率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大部分人生活在基本温饱线以下。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虽然存在着政治问题和经济危机，但对当时（1978年）的中国而言，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人们的生活温饱问题即人们的基本需要问题，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迫切而严重，因为广大民众面临着生存这个根本问题，而“一个连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国家，是没有多少人去关心政治生活、参与政治活动的”，“中国领导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状况，认为只有解决了经济问题，为数亿中国人的生存提供物质条件，才能解决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因此，1978年12月中国的改革就从经济开始，是当时解决危机的“紧迫性秩序”所致。
再将中国与前苏联作一个横向比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1949-1979年，30年）远较苏联（1917-1985年，68年）为短，并且在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理论、措施和方针政策上的作法也与苏联迥异，因而中国累积的政治问题与政治矛盾比苏联少，尖锐程度也比苏联低，民众对政治的反感程度比苏联轻。所以苏联改革伊始就不由自主地先选择了政治领域。而在经济上，虽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1985年时苏联人均GDP有4000多美元）比西方国家低，但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经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远较苏联为低，如1985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270美元，仅为当时苏联人均GDP的6.8％，且不说苏联建立了较为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即使在中国经济连年增长、俄罗斯经济连续衰退的2001年，俄罗斯的人均GDP仍有2700美元，而中国只有850美元（如图2）。因此，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约占世界1/4人口的生计和生存问题，故而，中国的改革就不由自主地先选择了经济领域而非政治领域。
图2 中国、俄罗斯人均GDP比较（美元）
二、中俄改革方式的区别
中俄两国的改革选择了不同的改革起点：中国开始于经济改革，苏联起始于政治改革。就经济改革而言，其改革的方式也是有差异的：中国是渐进改革、逐步推进方式，而俄国是激进改革、“休克疗法”方式。
虽然两种改革方式都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和社会代价，但它们的成本与代价大小是不相同的。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改革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经济改革成就：生产连年增长，如1979-2001年的20多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在9％以上，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经济总量名列世界第7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至人们每个月都能感受到生活的改善”。
而俄罗斯的改革却造成了全面的深刻的危机和持续不断的混乱和衰退，并且俄罗斯的这种“复合型”的政治经济危机与西方常见的经济危机具有明显的差异：
（一）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是一种“单一型”的产业结构性经济危机，并且，由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较为完善，因此，每次经济危机都是一次“强制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西方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完善及多次的经济危机，已经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分散地、逐步地解决了。所以西方解决危机的困难要相对小些。而俄罗斯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经济结构性危机，更主要的是体制危机、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解决危机的困难要大得多、复杂得多。
（二）西方国家有较完善的成熟的市场机制和较充裕的资本来源，在危机发生时能较快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设备投资以调整产业结构；而俄罗斯既无成熟的市场，也无丰裕的资金，并且财政赤字严重，如2000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6％以上，政局连年动荡，外资来源有限，所以在危机发生时不可能较快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
（三）西方国家解决危机的方式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市场体系不全、市场机制作用有限的俄罗斯而言，其作用必然有限。
三、中俄改革的成本比较
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渐进改革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两种改革方式不同，利弊有异，成本有别。
就渐进改革而言，其有利之处在于：（1）渐进改革是逐步推进的，社会上的不同利益主体有时间来适应新形势与新政策，降低了各自的机会成本损失，减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摩擦；（2）通过改革的逐渐推进，可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大的失误，降低改革的成本与代价；（3）渐进改革在建立新制度的同时没有破坏旧体制，各种经济成份可以在两种体制中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但渐进改革也有其不利之处：（1）在渐进改革过程中，既要维护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要将这两者溶合起来，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模式可资借鉴。因此，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需要进行开创性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渐进改革的难度显而易见；（2）渐进改革使“双轨制”甚至“多轨制”长期并存，给投机倒把和各种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会，使贪污盛行、腐败成风，加大了新体制建立的社会成本代价；（3）渐进改革一般是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人中率先推行，容易造成地区间、部门间、行业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因政策不同而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公及收益差别过大，从而造成社会失衡；（4）渐进改革的程序，一般是从简单到复杂，先易后难，改革主要是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以外进行的。如我国在原计划体制外大力发展了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改革以“放”为主，而计划体制以内的改革推进有限，如我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邮政、保险、通讯、政府机构、铁路、新闻媒介等行业的改革进展缓慢。在我国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放”似乎已走到了尽头，“改”仍显不够。所以，在以后的改革中，我国的改革将会涉及到原计划体制内的诸多核心难题，可以说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虽然俄罗斯开始推行的是激进改革方式，以后逐渐转向渐进改革，但它的渐进方式还是带有不少激进色彩。激进改革的有利之处在于：（1）激进改革能较快建立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避免“双轨制”、“多轨制”长期并存，减少体制摩擦的时间与成本；（2）新体制一旦建立，一般不易出现反复，从而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事业，并能较快发挥作用，产生“体制效益”；（3）激进改革从一开始就触及到原计划体制内的核心问题，是“存量改革”，即对原计划体制内的核心问题进行“攻坚战”改革，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垄断、政府机构及其他一些敏感部门，并且以“改”为主，“先难后易”，即先攻下原计划体制中难“啃”的骨头，再做体制的完善与修补工作。
但激进改革也有其弊端：（1）激进改革突然破坏了旧体制，必然伴随社会的政治动荡，使激进改革措施难以付诸实现并发挥有效作用；（2）激进改革使国有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新体制，又不能迅速私有化，使大量的国有资产不能发挥作用，将长期处于闲置和亏损状态，造成人财物的严重浪费，使生产大幅度的下降（如表1）；（3）急剧的制度变革使民众来不及适应新体制，从而产生心理失衡和对立情绪，影响新体制的全面推进；（4）激进改革必然伴随法制不健全，为少数人钻法律空子提供机会，造成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动荡；（5）激进改革破坏了旧体制，新体制又难于很快建立，社会处于休克与瘫痪状态，社会可能要付出沉重代价：普遍贫困、大批失业和猖狂犯罪。俄罗斯和独联体诸国现在的状况都是激进改革所带来的综合症。
表1 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
资料来源：A·伊拉里奥洛夫.休克疗法过后的俄罗斯经济[J].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2001，（4）：87.
四、中俄改革效果之比较
中俄两国改革的起点、改革的方式及改革的成本不同，改革所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但国际上以赞同中国式改革的为多，肯定俄式改革的为少。
世界银行前任行长J·沃尔芬森赞扬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过渡的改革政策。他强调指出，“激进的经济改革会带来一定危险，而慢慢推进的渐进改革要比冒着失控的危险而猛烈推行的激进改革明智得多”。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D·布坚科博士认为，“中国领导人对改革作出了审慎的决定，选择的方式不是破坏性的突变和唐突的政变，而是有根有据的改革，既保留了原有的经济基础，又剔除了消极成分，并以妥善的方式，不引起较大痛苦地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并认为，“建立社会主义混合型经济，是繁荣和振兴国家经济的动力”[1]。
在中国，从1979年到2001年的20余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引入外资大量增加，综合国力得到增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深，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1978年我国GDP总额为3624亿元，人均为379元，而2001年达到93955亿元，人均达到7250元。现在中国GDP总额位于美、日、德、法、英、意之后，居世界第7位。2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9％以上，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比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6.5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8个百分点，与俄罗斯相比，更突显其高成长性，如图3所示。
图3 1996—2001年中俄GDP增长率比较（%）
此外，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居世界第27位，上升到2001年的5098亿美元以上，其中服务贸易值达670亿美元，在世界上名列第6位。WTO甚至将中国列为全球贸易“四强之一”[2]，仅次于美国、欧盟和日本。改革开放前我国利用外资几乎为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在4500亿美元以上，其中2001年为465亿美元，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1979年我国仅有外汇储备1.6亿美元，2001年外汇储备达到223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2位，即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增加了1400倍。“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为抵御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维护国际信誉和保持经济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3]。
与我国相比，俄罗斯有许多得天独厚的发展经济的优势和条件，特别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条件，如俄罗斯拥有世界森林资源总量的40％，石油的40％，天然气的45％，是世界上人均国土和人均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80％以上的成年人受过中等或高等专业教育，在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诸多领域中俄罗斯在世界上均居领先地位。所以，从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来看，俄罗斯在世界上拥有绝对优势。
但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自1985年开始政治改革以来，生产锐减，产值连年下降。1994年俄经济增长率为-15％，1995年为-4％，1998年为-6％，1999年俄经济被认为已跌入“谷底”并有所回升（3％），而2000年因世界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扬而使俄经济增长较快（5.6％），但2001年以来因石油价格的波动而使经济又开始回落。据统计资料，1989年俄罗斯GDP为美国的18％，2001年不到美国的3％。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实力比苏联解体前下降55％以上。而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1941-1945），苏联生产下降也只有30％，1929-1933年西方“大萧条”时期，美国生产下降也只有25％。而现在俄罗斯的生产下降不仅超过了空前绝后的“卫国战争”时期，也超过了史无前例的“大恐慌”时期的生产衰退。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据IMF的统计资料，俄通胀率1991年为168％，1992年为2507％，1993年为839％，1994年为216％，1995年为131％，1996年为22％，1997年为11％，1998年为84％。即使情况较好、经济有所增长的2000年，通胀也有20％。俄罗斯经济转轨10年（1992-2001），物价上涨了5000倍，投资下降了90％以上。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在农业生产方面，1993年是俄农业的丰收年，粮食产量为1.03亿吨，但1994年下降到0.8亿吨，1995年产量为0.65亿吨，而2000年只有0.68亿吨。而俄罗斯对粮食的年需求量为0.9亿吨，因此每年都需要从国外进口数千万吨粮食。要知道，在沙皇俄国时期（如1900年），当年俄罗斯所生产的粮食不仅能满足俄罗斯国内的消费需求，而且能满足全欧洲的需要！历史前进了100年后，俄罗斯居然退化到了连粮食不能自给的程度。“人少地多”的俄罗斯要靠出售武器、能源和原材料换取外汇，再在国际市场上与那些“人多地少”的国家争购粮食[4]。真是匪夷所思！
再说对俄经济转轨起着重要作用的资金问题。一方面，由于俄生产下降，财政赤字，通胀严重，国内积累率不高，“资本形成”有限。另一方面，因俄政局剧烈动荡（如1998年叶利钦总统曾更换了7届政府，可能创下了世界之最），又缺少对外资的有效保护政策，黑社会（“码菲”）猖狂，因此，即使情况较好的2000年，引进的外资也只有45亿美元，占全部投资额的9.7％（如表2所示），同年我国所引进的外资为408亿美元，这与俄对外资的巨额需求相去甚远。同时，据俄罗斯经济部估计，俄每年外流资金在300亿美元以上。如此这般，所以，无论是国际经济组织（如IMF、IBRD）的多边贷款，还是西方国家政府的双边援助，抑或是西方商业资本家的对外投资，都对俄罗斯的严峻形势顾虑重重而裹足不前。
表2 俄罗斯经济的开放度情况（%）
资料来源：A·伊拉里奥洛夫.休克疗法过后的俄罗斯经济[J].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2001，（4）：87.
在对外贸易方面，1978年苏联进出口额为522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1988年为1150亿美元，列世界第8名。而对外贸易情况最佳的2000年，俄罗斯的进出口额也只有1200多亿美元，排世界第22位。而在出口产品结构中，除部分军工产品外，大部分为原材料及能源等初级和低附加价值的产品。
2000年美国威廉·戴维森学院就未来俄罗斯的发展前景征求了100名来自西欧、北美和前苏联的知名转轨经济学家的意见。其结果是，有66％的专家认为，俄罗斯在9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比预期的要差，经济运行状况比预料的要糟；有53％的学者认为，俄罗斯经济在未来5年会有所改善，而40％的专家则认为，5年后的情况与现在没有什么分别；至于未来10年的情况，有2/3的学者预计俄罗斯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3％，而21％的专家认为增长率会达到3％～6％，也有极少数学者认为俄经济衰退会持续下去。
表3 俄罗斯与东欧中亚其他转轨国家的国家管理质量比较
说明：每项指标的评分范围为0～3分，其中0分为障碍为最大，3分为障碍最小。“微观经济管理”包括税收及其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包括政策的稳定性、通货膨胀和汇率；“基础设施”为交通通讯等条件；“法律和秩序”包括司法、腐败和犯罪情况；“综合得分”即为以上几项的加权平均得分。得分越高，政府管理质量越高；得分越低，政府管理质量越低。
资料来源：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EBRD）、世界银行（IBRD）：“商业环境与企业运作”课题组，2000年。
众所周知，自俄罗斯诞生以来，激进经济改革伴随着剧烈的政治动荡，改革可谓轰轰烈烈。但经济改革进展缓慢，经济转轨效果不佳。官僚主义照样盛行，办事效率依然低下，经济及行政管理体制依旧故我，没有多少变化。世界银行（IBRD）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所做的调查研究表明，在“政府管理质量”方面，俄罗斯与其他19个东欧中亚转轨国家相比，名列倒数第4位，见表3。“严重的腐败和猖狂的犯罪使西方的经济援助像水泼进沙子一样见不到任何效果”。改革似乎只是国家领导人的私事，似乎是强制推行，强人所难。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没有使广大民众得到实惠，“经济改革不具备社会内容”（叶利钦语）。因此，改革也就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拥护和支持，改革的阻力也就愈大。
俄罗斯的激进改革还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荡，使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广大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福利制度突然崩溃，使得人们难以接受改革，特别是激进的“休克疗法”。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情况》的报告认为，改革遇到的重重困难已迫使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俄罗斯采取更加“循序渐进”的变革方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包括“国家杜马”的部分议员）认为，温和而渐进的中国式改革是可行的榜样。
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东欧已发生剧变，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今后所要进行的改革开放更要“以苏为戒”或“以俄为戒”，以稳健的战略选择来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标签：经济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中俄论文; 休克疗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