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事剧与时事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事论文,明清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明代嘉靖、万历之前，中国的戏曲与小说虽然也有一些作品反映了现实生活，如南戏初始之剧目《祖杰》、《王魁》，明代初年之戏剧《娇红记》，宋代的“说话”也多有依本于时事的，但是，总的来说，由于受文禁政策与人们崇古薄今观念的影响，绝大多数的戏剧与小说作品是以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为反映的对象，尽管戏剧家与小说家笔下的历史面貌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涂抹上了浓厚的作家个人的主观色彩。作家们真正有意识地将目光投注到现实生活之中，应该说是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起。《金瓶梅》这一部奇书不仅是长篇章回小说中第一部作家独立创作的作品，还是第一部描写现实社会生活的作品，从它开始，中国的小说家不再只从历史的生活中、幻想的神奇世界里寻觅故事，而是力求从现时的生活中挖掘出能反映时代之面貌的故事。不过，《金瓶梅》虽然也写到皇帝、宰相，但它所写的事件不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是家庭生活与平常的社会生活中的琐屑之事，这些小事虽然也能透视出那个时代的本质，了解那个时代的脉博，但毕竟太小、太平淡，不能让时人与后人直接看到时代的风貌特征。而同时或稍后的其他一些作家不仅把创作的视角放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还特别注意到波及全国、影响深远、反映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法制、道德、民生等的重大事件上，于是便产生了一批时事剧与时事小说。
表现时事的戏剧作品有：反映忠臣义士与严嵩奸党作斗争的《鸣凤记》、（注：《鸣凤记》，作者佚名，传说为王世贞作，《曲品》著录，汲古阁刻《六十种曲》本收录。）《六恶记》、（注：《六恶记》，今存《三打应龙》一出，见《玉谷新簧》卷四上栏。）《飞丸记》、（注：《飞丸记》，作者秋郊子，《远山堂曲品著录》，汲古阁刻《六十种曲》本收录。）《犀轴记》；（注：《犀轴记》，《远山堂曲品》著录，云：“是记成于逆珰乱政时，借一沈青霞，以愧世之不为青霞者。”佚。史槃《忠孝记》、佚名《出师表》，亦写沈青霞事。）反映人民群众与阉党斗争的有《广爰书》、（注：《广爰书》，《远山堂曲品》著录，云：“传崔、魏者，善摭实无过《清凉扇》，善用虚无过《广爰书》。”）《秦宫镜》、（注：《秦宫镜》，《远山堂曲品》著录，云：“传崔、魏者详核易耳，独此与《广爰书》得避实击虚之法，偏于真人前说假话。内如《儒秽》、《祠沸》数折，尤为趣绝。”）《中流柱》、（注：《中流柱》，《远山堂曲品》著录，云：“传耿朴公强项立节，而点缀崔、魏褚事，俱归之耿公，方得佳联之法。觉他人传时事者，不无散漫矣。”写耿如杞因不拜忠贤祠，而论坐大辟。）《清凉扇》、（注：《清凉扇》，《远山堂曲品》著录，云：“此记综核详明，事皆实录。妖姆逆珰之罪状，有十部梨园歌舞不能尽者，约之于寸毫片楮中，以此作一代爰书可也，岂止在音调内生活乎！”）《清凉扇余》、（注：《清凉扇余》，作者史槃，杂剧，《远山堂剧品》著录，剧演斥魏忠贤事。）《请剑记》、（注：《请剑记》，穆成章撰，《远山堂曲品》著录，云：“记魏珰事，详核不能过他本，而轻圆软熟，罕见其俦。”）《不丈夫》、（注：《不丈夫》，高汝拭撰，《远山堂曲品》著录，剧写杨涟被逮事。）《冰山记》、（注：《冰山记》，陈开泰撰。《远山堂曲品》著录，剧写魏忠贤及王虎等作恶事。）《馘隼记》、（注：《馘隼记》，王玄旷撰。《远山堂曲品》著录，剧写耿如杞不拜忠贤祠而论死事。）《鸣冤记》、（注：《鸣冤记》，盛于斯撰。《远山堂曲品》著录，云：“此记魏珰，而以胡给谏天岳为生者。”）《过眼浮云》、（注：《过眼浮云》，□□□鹏居士撰，《远山堂曲品》著录，云：“作者刻意求新，故首折即用魏珰以破衣出。”）《冤符记》、（注：《冤符记》，□□□阳明子撰。《远山堂曲品》著录，云：“此记全以传刘侗初，而间入吴养春一案。”）《磨忠记》、（注：《孤忠记》，《远山堂曲品》著录，作者范世彦，《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影印本。）《孤忠记》、（注：《孤忠记》，佚名氏撰。《远山堂曲品》著录，云：“聊述魏珰时事，虽不妨翻实为虚；然如此不伦，终涉恶道。”）《百子图》、（注：《百子图》，《曲海目》著录，入清无名氏传奇目，《曲海总目提要》卷30有剧情概述，剧本存梅兰芳纪念馆。）《喜逢春》、（注：《喜逢春》，《曲录》著录，作者清啸生，《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影印崇祯本。）《双真记》、（注：《双真记》，张积润撰，此戏未见著录。云间曹家驹《说梦》云：“朱云莱藉魏阉延引，升北太常。阉败，家居，声伎自娱。）《瑞玉记》、（注：《瑞玉记》，佚名氏撰，《今乐考证》等著录。）《清忠谱》、（注：《清忠谱》，《新传奇品》著录，《曲海总目提要》卷19有剧情介绍。《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清刻本影印。署“苏门啸侣李玉元玉甫著”、“同里毕魏万后、叶时章稚斐、朱素臣同编”。）《回天记》；（注：《回天记》，水云逸史撰，《远山堂曲品》著录，云：“记杨中丞死谏事，不入里闾影响之谈。词能守律，故才虽不逮，而亦焕然有章。”）取材于市民运动的有《万民安》（注：《万民安》，李玉撰，《今乐考证》等著录。《曲海总目提要》有此本。云：“明季苏州人作，不知谁笔。演葛成击杀黄建节事。谓因此而苏民得安，故曰万民安也。”）等。
表现时事的小说既有短篇的，也有长篇的。短篇作品有《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喻世明言》第四十卷）、《钝秀才—朝交泰》（《警世通言》第十七卷）、《玉堂春落难逢夫》（《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王娇鸾百年长恨》（《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况太守断死孩儿》（《警世通言》第三十五卷）、《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第十八卷）、《卢太学诗酒傲王侯》（《醒世恒言》第二十九卷）、《徐老仆义愤成家》（《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拍案惊奇》第三十一卷）、《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一卷）；长篇的有《于少保萃忠全传》、（注：《于少保萃忠全传》，一名《旌功萃忠录》。题“后学孙高亮怀石甫纂述”。明刻本，十卷四十回，今藏于浙江省图书馆。）《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名《三宝开港西洋记》，二十卷一百回，为万历间罗懋登著，今存有万历二十六年序的三山道人刻本，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均收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注：《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四卷七十一回，李春芳作序，万历丙午(1606)万卷楼刊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辽东传》、（注：《辽东传》，已佚。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四云：“冯铨害经略熊廷弼者，因书坊卖《辽东传》，其四十八回内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节，极耻而恨之，令妖弁蒋应发其事于讲筵，以此传出袖中而奏，致熊正法。”）《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题“吴越草莽臣撰。”今存有明崇祯元年序刻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皇明中兴圣烈传》、（注：《皇明中兴圣烈传》，五卷，存。原题“西湖义士述”，崇祯刊本。日本内阁文库收藏。）《近报丛谭平虏传》、（注：《近报丛谈平虏传》，二卷十九回，作者佚名，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刊本。）《曲云仙》、（注：《曲云仙》，收于《天凑巧》一书，为第三回。题“罗敷散客鉴定。”《曲云仙》开头称“在我国朝著名的有瓦寡妇，曾佐胡总制平倭；近日有石柱司女官秦良玉，他累经战阵，在辽东也曾有功”等语。浙江古籍出版社萧欣桥有抄件。）《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注：《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冯梦龙编，由书中讳“由”、“检”、“校”等字来判定，原刊本当出于崇祯年间。原刊本已佚，今存清刊本。）《梼杌闲评》、（注：《梼杌闲评》，五十回，有人认为作者是李清(1602-1683)，易见的为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据清刻本的整理本。）《镇海春秋》、（注：《镇海春秋》，残存十至二十回，作者佚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藏有明刊本。）《辽海丹忠录》、（注：《辽海丹忠录》，八卷四十回，作者为陆云龙之弟，明崇祯间翠娱阁刊本。）《剿闯通俗小说》、（注：《剿闯通俗小说》，一名《剿闯小史》、《剿闯孤忠小说》、《馘闯小史》、《忠孝传》，十回，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弘光元年（1645年）兴文馆刊本。）《海角遗篇》、（注：《海角遗篇》，三十回，作者佚名，叙述的是明末改朝换代事，内容为作者脱难而归后，“细访于所见所闻”敷衍而成。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钞本。）《七峰遗编》、（注：《七峰遗编》，二卷六十回，叙写江南民众反抗清兵占领事。书题“时大清顺治戊子(1648)夏月七峰樵道人书于朱泾佛堂之书屋。”北京师大图书馆藏有《虞阳说苑》甲编本。）等等。
上述仅是时事戏曲、小说的一部分，总的说，时事戏曲以反奸臣、反阉宦为主，小说则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农民造反、民众抗清为主，其中有些作品的产生与所描述的事件时间非常近，作品已经面世，生活中的事件尚未结束。如《鸣凤记》创作于严嵩奸党集团还未铲除之时：相传《鸣凤记》传奇，弇州门人作，唯法场一折，是州自填。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报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
海盐有优者金凤，少以色幸于严东楼。东楼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也。严败，金亦衰老，食贫里中。比有所谓《鸣凤记》，金复涂粉墨身扮东楼矣。（注：焦循《剧说》卷六。）
这虽然是传说，时间上不一定准确，但它至少反映了《鸣凤记》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至于小说，无论是写李自成造反的，还是写清军占领江南的，都是极靠近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剿闯通俗小说》刊刻于1645年，这一年南明王朝刚刚建立，清军还在淮河以北，李闯王仍在坚持战斗。
明代末年为何会产生一大批贴近时代的戏剧、小说作品的呢？应该说，这与彼时特殊的政治形态有关系。
一、时事戏剧与时事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的任何一个王朝在它的专政机器灵活运转之时，都能有效地钳制臣民的口舌，臣民除了歌颂帝王的英明与社会的太平之外，不允许置喙朝政的得失，对于那些敢于抨击朝政者，严惩不贷。搞了几次文字狱，知识分子便会噤若寒蝉，于是，他们便将文学创作的视角转向古代社会，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磊。小心翼翼地选择与现实相像的历史事件，来表达自己对时局、对统治者政策的看法或不满。这样，现实的作品，对于戏曲、小说而言，时事剧与时事小说就少了，甚至百分之一都占不到，戏曲与小说成了“向后看”的艺术。
而到了明代嘉靖之后，政治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牢牢地掌握国家权力，借胡惟庸案为契机，废除中书省丞相制，不再设“代天子理万机”的丞相，皇帝以“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注：《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他让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直接对他负责，六部尚书皆为正二品之官阶，之间没有谁大谁小的问题。但是，这样做，需要皇帝有高度的国家责任心与充沛的精力，否则，无法处理繁杂的政务。曾有人统计，朱元璋在八天内批阅的内外诸司奏札有1660件，涉及3391件事。即使精力过人，而且有治国安民抱负的朱元璋也常常发出政务繁剧的怨言，他在一首诗中说：“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仍拥被。”于是，他先设置春、夏、秋、冬四官，后又设立殿阁大学士帮他阅处章奏。但由于此时皇帝专权，这些阅处章奏之人的职能仅是皇帝的秘书而已。他们的任务当是阅读奏章后向皇帝口述，按皇帝指示制诰，或静坐一隅，以备咨议。惠宗、成祖、仁宗、宣宗等都是比较有为的皇帝，亲自参与政事，内阁大学士只是在帝王的主持下讨论国事。英宗九岁即位时，太皇太后张后对小皇帝说，有事须与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礼部（兼掌户部）尚书、太子詹事胡濙商议，非五人共同赞成不可。这说明，直到英宗时，内阁大学士虽然握有很大的权力，但没有哪一个人能够专权。然而到了武宗以后，政治权力从皇帝手中滑落了，或由大学士中的首辅掌握，或由大太监掌握，而更多的时候，为太监把持。
武宗不理政务，专事游乐。他在宫中西华门修建豹房，聚集珍玩禽兽及乐工侍女，日夜在豹房游乐。这还不够，他又多次着便服出宫，在街市游玩，到教坊观乐。后出京到宣府，每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索取宴饮，或搜取妇女。1518年12月，东渡黄河，至山西石州、文水、太原，见乐户刘良之女姣美善歌，见而悦之，遂载以归，宠冠诸女，称“美人”。神宗皇帝在张居正去世以后，日益厌倦繁杂的政事，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补。时大理评事雒于仁上疏曾向皇帝指出他惰政怠政的错误，云：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此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倖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资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榜宫女，明日杖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隽、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绌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注：《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二《雒于仁传》。）
如此好酒、恋色、贪财、使气的皇帝，哪里还有精力与时间去打理政务，于是，便将权力下放给他相信的人。
哪些人为皇帝所信任呢？首先是宦官。在皇帝看来，阉宦从小受腐刑入宫，有些太监自小时就是皇帝的伴当，知根知底，并有一定的情谊。又宦官大都出身贫家，没有任何社会势力，不像士绅与贵戚，本身就有一个或很容易产生一个与皇权相对立的政治集团。更重要的一点是，宦官只能依靠皇室而存在，离开了皇室，离开了宠爱他们的帝王与后妃，他们没有任何出路，甚至连生路都没有。于是，皇帝对他们坚信不疑。然而，宦官由于文化较低，素质较差，再加之受腐刑的心理伤痛，他们专权之后，往往以报复正常人与社会的心态，肆意妄为，以破坏为能事。明太祖曾总结历史上参政宦官后作了这样的评价：“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
明成祖时，宦官的政治地位就开始上升。成祖为侦察臣民的行动，除加强原有的锦衣卫外，又设置东办事厂，简称东厂，任用宦官掌握。为防范驻军将领专权，他又派宦官赴外地监军，甚至派宦官出任军职统军镇守。但此时或之后，宦官仍不过是皇帝的鹰犬、统治的工具而已。而到了武宗之后，由于帝王沉溺酒色与懒惰，他们把权力直接交给了宦官，其主要表现是太监可以替皇帝“批红”。内阁大学士及首辅仅有票拟权，（注：票拟，内阁审阅奏章后，用小票写出所拟批答，让皇帝参考。）而最后须用朱笔“批红”，也就是真正制诰的则是太监。明朝中后期，由于宦官势大，根本不把大臣放在眼里，因此，内阁拟票仅是一种形式而已，诏文、敕文的内容完全决定于宦官。武宗时，太监刘瑾竟将朝廷内外的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注：《廿二史札记·大臣荐举》。）熹宗时的阉宦魏忠贤权力更大，做起了实际上的“皇帝”，“凡章奏入，体乾与秉笔李永贞，先摘款要，以白忠贤议行。”（注：《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刘瑾传》。）这就难怪清人赵翼发出这样的概叹：“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注：《廿二史札记·大臣荐举》。）
但是，太监秉权始终遭到了朝野的坚决反对，大臣们不甘心屈服于身份低贱的太监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许多有识之士对太监种种倒行逆施的乱政行为表示深深的担忧。他们常常以太祖的谕示为武器进行斗争，太祖曾严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当太监的嚣张气焰使皇帝也感到灸热可怕时，他便依靠朝臣的力量清除掉宦党权势集团，所以，明代中后期，不断有宦官专权，也不断有宦官被杀的事情发生。
宦官的权势消除以后，朝臣的地位便急剧上升，因惰政的皇帝需要有人代替他日理万机，过去是内阁大学士集体办公，无权统属六部朝臣政务，止司票拟，那是因为有皇帝主持，而现在皇帝厌倦了行政事务，放弃了最高的决断权，便需要内阁中有一人出来主持，于是，不成文的首相制度便渐渐形成了。此时的内阁不但职司制诰，还领铨选，首相实际上成了过去的宰相，甚至比宰相权威更重。如世宗中年之后，静摄修玄，不理政事，凡事交予首辅严嵩办理。严嵩的行为如何呢？1522年，南京御史王宗茂劾严的疏章对此有描述：“久持国柄，作福作威，薄海内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往岁遭人论劾，潜输家资南返，辇载珍宝，不可胜计，金银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银为之。”（注：《明史》列传第九十八《王宗茂传》。）由于他索贿授官，文武官员比起前朝，激增数倍，并且形成了全国性的不可遏止的贪污风潮与任人唯亲、朋党攀援的官场风气。然而，有明一代，不论是擅作威福的宦官，还是势焰熏天的首辅，他们都不能永远得势，会受到朝中骨鲠之士与政治上反对派激烈地反对。可能是自明太祖起养成了言官及其他官员敢于诤谏的良好传统，也可能是饱受程朱理学熏陶后，部分缙绅士宦具有了忠君的品性，他们或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或者为了政治集团的利益，其抗争的勇气与决心，可以说空前绝后。他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妻子家族受牵连，前赴后继。有的明知不可为而为，让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所造成的冤狱来暴露奸臣阉宦的罪恶。其弹劾的奏章，言辞尖锐，慷慨激昂，今天读来，仍让人热血沸腾，如李梦阳弹劾刘瑾的奏章云：
伏睹近日朝政益非，号令失当，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穷观前古，阉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不治，将来益无忌惮，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注：《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李梦阳传》。）
这份劾疏不但没有劾倒刘瑾，反使疏劾者被杀被抓，但他们没有一人后悔，户部尚书韩文疏章未写之前就说：“纵事弗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
这种舍命斗奸的精神，不仅仅铲除了一个个权臣阉宦的朋党集团，更具有意义的是它培养了士大夫与民众坚持真理，无所畏惧的情操，使社会滋生并流荡着一股正气。当时受此影响的士子文人，积极参与每一次反权奸、反阉逆的斗争，如江南地区的东林党就是因反权阉同气相求而结成的组织，他们用笔用口广造舆论，以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受此影响的民众，则用实际行动援助反权奸的朝臣，1599年4月发生的临清民变、1600年2月发生的湖广民变、1601年的苏州民变、1626年苏州市民为保护周顺昌，击杀锦衣卫旗尉的斗争都是代表性的事例。
士子文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权奸与阉宦的罪恶，明白斗争的意义，歌颂那些舍生赴义的烈士，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戏曲、小说的形式，将可歌可泣的斗争艺术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时事剧与时事小说的由来。由于嘉靖、万历间的社会矛盾主要是权臣阉宦与忠臣义士的矛盾，故而，早期的时事剧与时事小说皆是这方面的内容，《鸣凤记》是最早的时事剧，取材于反严嵩的斗争。后来，山河鼎革，朝代替换，先是阶级矛盾，后是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于是时事剧与时事小说便转向描写李自成造反与满清入主中原事，这样的题材一直到孔尚任的《桃花扇》问世，才算告一段落。
二、时事剧与时事小说的共同特征
无论是优秀的时事剧还是时事小说，都受到时人与后人的喜爱，有的剧还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之所以能够如此，与它们的取材、艺术表现、思想向上有着积极的关系。思想意义无疑都是反对权奸、渴望和平、憎恨侵略的，自不必说了，我们试分析时事剧与时事小说在取材与艺术表现上有什么共同的特征。
首先是尊重事实，其人物与事件基本上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进行较为客观地反映。
《鸣凤记》的主干情节是写自夏言到邹应龙、孙丕扬对严嵩奸党的不折不挠的斗争。剧写华盖殿大学士夏言欲收复河套，遣都御史曾铣督兵。总兵仇鸾力主和戎，欲交通马市，以巨金贿谨身殿大学士严嵩，阴阻曾铣，并不发兵配合曾铣。夏、严交锋，严嵩授意心腹劾奏曾铣，使铣被批解来京，并处斩。嵩又买通宦官，劾夏言每年通勒军饷银二万两，与谋立东宫。诏命系言并处死于市上，妻充军于广西荒蛮之地，这些大都有史实的根据，《明史》卷一九六《夏言传》云：
未几，河套议起，言故慷慨以经济自许，思建立不世功。因陕西总督曾铣请复河套，赞决之。嵩与元炳谋孽其间，竟以此败。……言倚铣可办，密疏荐之，谓群臣无如铣忠者。帝令言拟旨优奖之者再。铣喜，益锐意出师。帝忽降旨，诘责语甚厉。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复，语侵言，……（夏言）且言“嵩未尝异议，今乃尽诿于臣。”帝贵言强君协众。嵩复腾疏攻言，言亦力辩，而帝已入嵩谮，怒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尽夺言官阶，……其年十月，弃言市，妻苏流广西。（注：《明史》551页、5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年影印本。）
剧述严嵩父子的倒台，乃是邹应龙等人的疏劾所致，这也符合实际，《明史》卷二一○《邹应龙传》云：
严嵩擅政久，廷臣攻之者辄得祸，世相戒莫敢言，而应龙知帝眷已潜移，其子世蕃益贪纵，可攻而去也。乃上疏曰：“工部侍郎严世蕃，凭藉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竞趋，要价转钜，刑部立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及应龙奏入，遂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诏狱。（注：《明史》551页、5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年影印本。）
因戏剧艺术表现的需要，作者也稍加缘饰，如邹应龙、林润与郭希颜，所处异地，各不相涉，但剧写他们三人有师生之谊。又夏言之妾有娠，其妻忌妒而嫁之他人，生一子，夏言死后，为续承夏家香火，妻又迎之归。然剧作是这样安排这一事实的：夏言死时，妾苏赛琼有孕在身，义仆朱裁为保护夏家这一血脉，携苏潜归杭州，隐居于邹应龙家，后苏生一子，应龙尽心抚育及长，又托请郭希颜庇护。可见，作者改动了这一事实，目的是为了将夏言遗孤事与忠臣反奸事融到一处，从另一个方面来反映邹应龙“义”的品质。这些缘饰虽然无生活的依据，但不影响故事与人物性格的真实性，虚构的都是枝节小事，整个反严的框架与人物在重大事件中的言行一本于生活。
《清忠谱》写东林党人与阉党魏忠贤的斗争事。天启年间，忠贤擅政专权，东林党人魏大中因弹劾魏阉遭缇骑逮捕，在押往北京途经苏州时，罢官乡居的苏州人周顺昌，不惧魏党淫威，前往探望，还以爱女许大中之孙。阉党苏州巡抚毛一鹭、织造李实此时在苏州为魏忠贤建造生祠，周顺昌只身冲进祠堂骂像，列述大阉罪恶，因此而被捕。周顺昌的反阉行为、无所畏惧的精神以及对于乡亲的关爱，受到苏州市民由衷地受戴，阉党拘周，激起了市民的愤怒，他们在颜佩韦等五人的率领下，蜂拥至西察院要求释放周顺昌，并捣毁官府，打死校尉，官府惊恐万状，暗中将周解往北京，杀害于狱中。颜佩韦五人亦以倡乱之罪受极刑。崇祯帝即位，阉党遭诛，周顺昌等惨死诸臣得以昭雪，颜佩韦等五位义士则受到人们的祭尊。
该剧所写的人物与事件皆据事实，几无差异之处。《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云：
魏大中被逮，道吴门。顺昌出饯与同卧起者三日，许以女聘大中孙。旗尉屡趣行，顺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因戟手呼忠贤名，骂不绝口。旗尉归，以告忠贤，御史倪文焕者，忠贤义子也，……遂承忠贤旨，劾顺昌与罪人婚，且诬以赃贿。……顺昌好为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以故士民德顺昌甚。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诸生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前谒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请以民情上闻。旗尉厉声骂曰：“东厂逮人，鼠辈敢尔？”大呼：“囚安在？”手掷锒铛于地，声琅然。众益愤曰：“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旗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一鹭、吉不能语。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素得民曲，为解谕，众始散。……已而一鹭、言缚得倡乱者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论大辟，临刑，五人延颈就刃，语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义非乱也。”监司张孝流涕而斩之。吴人感其义，合葬之虎丘傍，题曰：“五人之墓”。
剧中第十五折《叱勘》写周顺昌入狱后，受尽酷刑，胫骨几折，手指尽断，伤口腐烂，但他仍傲然不屈，坚定地说：“痛我完身几粉，幸我完心无碍。劲骨千磨不坏。填胸正气，直将厉气冲开！”他痛骂魏忠贤不绝，牙齿敲掉，便血唾拷掠他的奸党。就是这些细节，作者也都依据着生活。《周顺昌传》云：
顺昌至京师，下诏狱。许显纯锻炼坐赃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骂忠贤。显纯椎落其齿，自起问曰：“复能骂魏上公否？”顺昌噀血唾其面，骂亦厉。
据后人编纂的周顺昌文集《周忠介公烬余集》记载，他在临死之前曾写了一封信给姚希孟，表明了自己坚强不屈的品性：“临事时尚当竖起脊梁，作一个生铁铸就的人。”可见，剧中的周顺昌形象，并未经过作者美化，本人即是如此。《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亦指出了该剧写实的特点：“所写俱实事，犹足补史传之阙。”吴伟业在《清忠谱序》中也说：“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注：见《古本戏曲丛刊》第三集《清忠谱》影印本卷首。）
魏党势败后，反映与魏党斗争的时事剧迅速产生，有头十部之多，皆能以事实为依据，焦循《剧说》卷二云：袁于令作《瑞玉记》传奇，“描写逆珰魏忠贤私人巡抚毛一鹭，及织局太监李实，拘陷周忠介公事甚悉。”这部剧作完成时，当事人毛一鹭听说后，竟“持厚币请人求袁改易。”张岱《陶庵梦忆》记载《冰山记》在绍兴城隍庙演出时，“观者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一人上白曰：‘某杨涟。’□□谇嚓曰：‘杨涟！杨涟！’声达外，如潮涌。人人皆如之。杖范元白，逼死福妃，怒气忿涌，噤断喑嚄。至颜佩韦击杀缇骑，啸呼跳蹴，汹汹崩屋。”这一方面说明剧本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同时也说明了该剧所描述的是现时的事件，为观众所熟悉，观众看到他们所爱所憎的人物都作出了激情的反映。若是历史剧，观众见到舞台上的“古人”，一定不会产生如此大的戏剧效果。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孔尚任的《桃花扇》问世，该剧以南明王朝的建立与覆灭的史实为题材，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面貌。许多论者将《桃花扇》看作历史剧，这不无道理，但更准确的定性应该是时事剧。因为南明王朝建立于1644年5月，1645年覆灭。孔尚任在1686至1690年间，为收集写作《桃花扇》资料，还在苏北苏南见到了明朝遗老冒辟疆、邓孝威、石涛、张遥星等人。也就是说剧中一些人物在写作该剧时还活着，所写的政治生活不过是三四十年前发生的。
孔尚任作是剧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的教训，探讨明朝“三百年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注：《桃花扇小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故而，他对史实高度地尊重，一部剧之所以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是因为他生怕“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多方面地搜集资料，又花费大量时间对资料作甄别、精选的工作。剧成，他自信地向人们宣布：“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注：《桃花扇凡例》。）
《桃花扇》作者为了说明该剧不是胡编乱造，特在剧前作了《桃花扇考据》，列出南明朝的大事记与所参考的主要资料，如引述无名氏《樵史》二十四段纲要：
甲申年四月十三日议立福王
四月二十九日迎驾
五月初一日谒孝陵设朝拜相
五月初十日福王监国拜将
五月内阁史可法开府扬州
六月黄得功刘良佐发兵夺扬州
六月高杰判渡江六月高杰调防开洛（注：《桃花扇》第15页、第6页。）
除此之外，作者在《试一出·先声》中还借老赞礼之口，说《桃花扇》“实事实人，有凭有据”。由于作品的高度真实性，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桃花扇本末》云：“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独寄园一席，最为繁盛。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而感触最多的是经历过这一段政治生活的人，“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 酒阑，唏嘘而散。”（注：《桃花扇》第15页、第6页。）当然，《桃花扇》也并非是事事都有生活的依据，如戏中之桃花扇，扇是男女主人公定情的信物；扇上桃花，是香君忠于爱情，不畏强暴，碎首淋漓而溅洒的血；南明覆亡，张道士撕破了这把扇子，结束了侯李的爱情。扇子在戏中成了情人离合、朝代兴亡的见证，然而，这把扇子却无生活的依据，纯粹出自于作者虚构。但是，它对戏剧的高度真实性无丝毫的影响，因为它并不关联着重大的政治生活事件，也不是影响着历史进程的关键事物。
时事小说的取材原则与时事剧一样，也高度尊重生活本事。我们以收录于《喻世明言》第四十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为例。该小说写沈炼反对权奸严嵩父子而惨遭迫害的故事，开头介绍的严嵩父子弄权作奸的情状基本上同于《明史·严嵩传》，小说云：
小说所写沈炼不畏惧严氏父子的淫威，上疏弹劾，皆是实有其事，即便是反对权奸过程中的细节如沈炼强迫严世蕃饮酒，在流放之地箭射代表着严嵩等人的箭靶等等，都在生活中发生过。为清楚起见，下面将小说与《明史·沈炼传》列表作一对照。
《明史·沈炼传》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 因他生性伉直，不肯阿奉上官。…
疏狂，每饮酒，辄箕踞笑傲，
…忽一日值公宴，……只见严世蕃狂
旁若无人，……世蕃以酒虐客，
呼乱叫，旁若无人，索巨觥飞酒，
炼心不平，辄为反之，世蕃惮
饮不尽者罚之，……无人敢不吃。
不敢较。只有一个马给事，天性绝饮，世蕃
故意将巨觥飞到他面前，马给事再
三告免，世蕃不许。马给事略沾唇，
面便发赤，眉头打结，愁苦不胜。
世蕃自走下席，亲手揪了他的耳朵，
将巨觥灌之。那给事出于无奈，闷
着气，一连几口吸尽。不吃也罢，
才吃下时，觉得天在下，地在上，
墙壁都团团转动，头重脚轻，踮立
不住。世蕃拍手呵呵大笑。沈炼一
肚子不平之气，忽然揎袖而起，抢
那只巨觥在手，斟得满满的，走到
世蕃面前，说道：“马司谏承老先
生赐酒，已沾醉不能为礼，下官代
他酬老先生一杯。”世蕃愕然，方
欲举手推辞，只见沈炼声色俱厉道
：“此杯别人吃得，你也吃得！别
人怕着你，我沈炼不怕你！”也揪
了世蕃的耳朵灌去。世蕃一饮而尽。
沈炼掷杯于案，一般拍手哈哈大笑，
吓得众官员面如土色，一个个低着
头不敢则声。世蕃假醉，先辞去了。
（炼上疏后），帝大怒，榜之
圣旨下道：“沈炼谤讪大臣，沽名
数十，谪佃保安。既至，未有
钓誉，着锦衣卫重打一百，发出口
馆舍，贾人某询知其得罪故，
外为民。”……贾石道：“……阁
徙家舍之，里长老亦日致薪米，
下不若就草舍权住几时。小人领着
遣子弟就学。炼语以忠义大节，
家小，自到外家去住。等阁下还朝，
皆大喜。塞外人素憨直，又稔
小人回来。可不稳便？”沈炼道：
知嵩恶，争詈嵩以快，炼亦大
“虽承厚爱，岂敢占舍人之宅？此
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
事决不可。”贾石道：“小人虽是
缚革为人，像李林甫、秦桧及
村农，颇识好歹。慕阁下忠义之士，
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或踔
想要执鞭随蹬，尚且不能。今日天
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
幸降临，权让这几间草房与阁下作
复痛哭乃归。语稍稍闻京师，
寓，也表我小人一点敬贤之心。不
嵩大恨，思有以报。
须推逊。”
……却说保安州父老闻知沈经历为
上本参严阁老，贬斥到此，人人敬
仰，都来拜望，争识其面。也有运
柴运米相助的，也有携酒肴来请沈
公吃的，又有遣子弟拜于门下听教
的。沈炼每日间与地方人等，讲论
忠孝大节，及古来忠臣义士的故事。
说到关心处，有时毛发倒竖，拍案
大叫；有时悲歌长叹，涕泪交流。
地方若老若少，无不耸听欢喜。或
时唾骂严贼，地方人等齐声附和。
其中若有不开口的，众人就骂他不
仁不义。一时高兴，以后率以为常。
又闻得沈经历文武全材，都来合他
去射箭。沈炼教把稻草扎成三个偶
人，用布包裹，一写“唐奸相李林
甫”，一写“宋奸相秦桧”，一写
“明奸相严嵩”，把那三个偶人做
个射鹄。假如要射李林甫的，便高
声骂道：“李贼看箭！”秦贼、严
贼都是如此。北方人性直，被沈经
历聒得热闹了，全不虑及严家知道。
……早有人将此事报知严嵩父子。
严嵩父子深以为恨，商议要寻个事
头，杀却沈炼，方免其患。
后嵩党杨顺为总督，会俺答入 却说杨顺到任不多时，适遇大同鞑
寇，破应州四十余堡。惧罪，
虏俺答引众入寇，应州地方，连破
欲上首功自解，纵吏士遮杀避
了四十余堡，掳去男妇无算。杨顺
兵人，逾于论。炼遗书责之加
不敢出兵救援，直待鞑虏去后，方
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词多刺
才遣兵调将，为追袭之计。一般筛
顺，顺大怒，走私人白世蕃…
锣击鼓，扬旗放炮，鬼混一场，那
…
曾看见半个鞑子的影儿！杨顺情知
失机惧罪，密谕将士，拿获避兵的
平民，将他剃头斩首，充当鞑虏首
级，解往兵部报功。……沈炼闻知
此事，心中大怒，写书一封，教中
军官送于杨顺。……书中大略说道：
“一人功名事极小，百姓性命事极
大。杀平民以冒功，于心何忍？况
且遇鞑贼止于掳掠，遇我兵反加杀
戮，是将帅之恶，更甚于鞑虏矣！”
杨顺见书大怒，扯得粉碎。
却说沈炼又做了一篇祭文，率领门
下子弟，备了祭礼，望空祭奠那些
冤死之鬼。
小说与史书所记，几无差异，史书只不过简洁些，而小说更具体更形象罢了。
高度地尊重生活是时事作品的一个共性特点，虽然它们也是文艺作品，而不是时事报道，允许虚构。然而，观众与读者在接受上却不认同其虚构，因为他们是重大政治事件的见证人、知情人，即使是远离政治生活中心的百姓，他们因与所写的人与事处于同时之中，了解其事件的大概内容，任何与事实出入的描述都会引发他们的厌恶。况且，他们看这类戏与阅读这类小说的目的是想更详细地了解事件的过程与细节，因为在事件发生时或稍后一段时间，这些是保密的，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到的。若作家演述的不是真实的事件，而是加工、编造出来的，岂不与他们的初衷相违背？作者了解到读者的接受期望，所以都一再向读者、观众说明所写之事的真实性。《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作者在《凡例》中说：
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且朝野之史如正续《清朝》，《圣》、《政》两集，《太平洪业》、《三朝要典》、《钦颁爰书》、《玉镜新谭》，凡数十种。一本之见闻，非敢妄意点缀，以坠绮语之戒。
邸报，为官办报纸，有相当高的可信度；至于正史，更是本于事实之作；即使是野乘，也决不会像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随意编排。
其次，著名的时事剧、时事小说不仅仅是为了反映重大的政治斗争，作者还考虑到它们须有可看性、可读性，因而选择的人与事多是奇人奇事。
明代的政治斗争可谓此起彼伏，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仅就反阉党与反权臣的斗争而论，就有反王振、李广、汪直、杨鹏、刘瑾、魏忠贤，反张鹤龄兄弟、焦芳、刘宇、张采、杨一清、江彬、张璁、郭勋、夏言、严嵩、张居正等，每一个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必欲置对方于死地，尖锐而残酷。如反刘瑾的斗争，正德年间，刘瑾等八虎用事，尚书韩文与其僚语及而泣。劾疏成率诸大臣伏阙以上。帝意不忍逐之。韩文乃抗声数八人罪，侍郎王鏊助之曰：“八人不去，乱本不除！”大学士刘健等人又约韩文及诸九卿诘朝伏阙面争。王岳从中应之，因允诛瑾等。焦芳驰告瑾，瑾乃率永成等夜伏帝前环泣，以首触地，曰：“微上恩，奴侪磔餧狗矣。”帝色动，瑾进曰：“害奴侪者王岳也。”帝曰：“何故？”瑾曰：“岳结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用鹰犬何损万几？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帝大怒，立收岳，命瑾掌司礼监，永成、大用掌东司厂，各分据要地。后王岳被杀，李梦阳等被捕，刘健、谢迁被迫致仕。除了这样的生死较量之外，还有平常的激烈斗争。斗争的结果往往也是受刑罚甚至杀头。如理学大师王守仁不满宦官擅权，“正德之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直到刘瑾被诛，他才离开那“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的荒蛮之地。（注：《明史》一百九十五卷《王守仁传》。）
然而，即便如此尖锐的斗争，若无甚戏剧性，作家也不取作素材。事虽然不平淡，但事件发生的过程却不曲折，无非是上疏，皇帝袒护，忠臣义士受到迫害。或宦官或权臣失宠，劾疏受到重视，皇帝乘机削去被劾之人的权力，并予以处罚。作家要求的忠臣要鲠直得出奇，胆量要大得出奇，群众拥护得出奇，阉官与权奸迫害忠义之士的手段要凶残得出奇。一句话，要“奇”。若其中有一些婚姻情爱的事，就更好了。因此，明代的政治斗争虽然逐浪相高，但被采为时事作品的并不很多。
上述的《鸣凤记》、《清忠谱》、《桃花扇》、《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皆表现一个“奇”字。《鸣凤记》不惟“前后同心八谏臣，丹凤朝阳一齐鸣”，还突出了一个小人物朱裁，他是夏言家的仆人，在夏言被斩后，家里奴婢佣人逃走殆尽，惟有朱裁夫妻与管家老妈留下，与主人同受苦难。他夫妻带着夏妾隐居于杭州，抚孤奉主，义同晋国的程婴。《清忠谱》中的周顺昌敢于在黑云压城的形势下，挺身而出，且在鞠讯之时，坚强不屈，大义凛然，实属罕见的峥峥之臣，与周顺昌形象相互辉映的是以颜佩韦为首的苏州市民，义薄云天，人品高绝。虽处于社会的底层，但想的做的却是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大事。不怕权珰肆虐，不顾自身安危，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正义。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的沈炼固然是一个奇人，如强向世蕃灌酒，流放到塞外，仍与权奸作不懈的斗争，但小说中最吸引人，或最有亮度的人物却是沈小霞妾。该人物虽然不见于正史，但当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就在沈炼故事广泛传播于民间时，故事中就有了这一人物。《智囊补》卷二十六《闺智部·沈小霞妾》云：
锦衣卫经历沈炼，以攻严相得罪，谪佃保安。时总督杨顺、巡按路楷皆嵩客，受世蕃指：“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顺因与楷合策，捕诸白莲教通敌者，窜炼名籍中，论斩，籍其家。顺以功阴一子锦衣千户，楷候选五品卿寺。顺犹怏怏，曰：“相君薄我赏，犹有不足乎？”取炼一子杖杀之，而移檄越，逮公长子诸生襄，至则日掠治，困急且死。会顺、楷被劾，奉旨逮治，而襄得末减问戍。中道，微闻严氏将使人要而杀之。襄惧，欲窜，而顾妾不能割。妾曰：“君之身，沈氏宗祧所，第去，勿忧我。”襄遂绐押者：“城中有年家某，负吾家金钱，往索可得。”押者恃妾在不疑，纵之去。久之，不返。押者往年家询之，云：“未尝至。”还复叩妾，妾把其襟大恸曰：“吾夫妇患难相守，无顷刻离，今去而不返，必汝曹受严氏指，残杀吾夫矣。”观者如市，不能判。闻于监司，监司亦疑严氏真有此事，不得已，权使妾寄食尼庵，而立限责押者迹襄。押者物色不得，屡受笞，乃哀恳于妾，言：“襄实自窜，毋枉我！”因以间亡命去。久之，嵩败，襄始出讼冤，捕顺、楷抵罪，妾复相从。襄号小霞，楚人江进之有《沈小霞妾传》。
沈炼案能得以昭雪，是因为子沈襄未死，而沈襄不死，得力于妾的智救。有如此一个奇女子，小说作者岂能放过这样的素材，于是用最多的笔墨写这一位奇人。
作者为什么在反映重大的政治事件时，花费主要的笔墨用于闻氏巧计保夫的故事上，是因为作者认识到，时事性的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文献，它必须有丰满而独特的人物形象，有曲折奇谲的故事情节，仅仅将一个事实表现出来，像《智囊补》所述的那样，是不会吸引读者的。读者即使读了，也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陆云龙之弟所作的《辽海丹忠录》，是一部时事小说。该书于每卷目录后皆注明纪事之起讫年份，全书起万历四十七年，终崇祯三年春，而该书序署“崇祯之庚午翠娱阁主人题。”崇祯三年(1630)为庚午，故可定本书写成于崇祯三年五月之前。书写辽东之役中毛文龙为中心的一群忠臣义士立下奇功却饮恨九泉的事迹，事为真事，人为真人。虽然生活中之毛文龙事迹不凡，从一文弱书生凭其战功升为一地之军事首领，在敌人的后方，将一穷荒岛屿建设成富庶名邦与威慑敌人的重镇。但是，若仅仅摹写事实，决不会有多少艺术感染力。作者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选取了一些奇特的场面，以激发读者的审美兴趣，如毛文龙以十七骑冲出敌人重围时的情景为：
……毛游击道：“方才慌慌出堡，干粮都不曾带得，如今又乏，如何是好？”只见一个家丁王镐道：“前面是三岔路，爷可往西去到平壤，我哄他往东，缓住追兵。”毛游击果然带十六骑往西，王镐独身一个在东，打着马儿慢慢行。鞑兵赶来，瞧见西路无人，东路影影有人行动，便发一声喊赶来。这王镐不怕事，偏兜转马，舞着两把刀杀来。这些鞑子见他衣装齐整，错认做毛游击，团团围道：“不要放箭，佟爷要活的。”只把枪刀来杀。这王镐是个拼死的，把两把刀雪花似的乱飘，砍得人风叶般乱滚，砍伤岂止百多鞑子。不料马中了几枪，一交跌倒，王镐便下马步杀，又砍了许多，早用力已尽，两臂俱提不起，要自刎时，刀也使不得，便笑道：“你拿去！你拿去！”众鞑子一齐赶来捉住，道：“拿住毛文龙！拿住毛文龙！”王镐道：“奴酋！毛爷盖世英雄，可是你近得的么，拿得的？！”那会佟养性听得拿了毛文龙！飞马赶来，只见众兵道：“这蛮子不是毛文龙，却砍坏了我百数人。”佟养性道：“这等也是条好汉，你便在我麾下罢。”王镐道：“奴狗，我学你反叛天朝么？”便待夺刀来砍，终是力乏，佟养性大怒，忙叫砍，便钢刀乱下，砍做一团肉泥。
一个仆人，竟然为了主人，从容赴死；一个普通的士兵，竟能在数百人的包围中，毫不畏惧，只身砍杀百多人。义绝！勇绝！
三、时事剧对长篇小说结构的借鉴
从南戏起，戏曲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完全改变了元杂剧的结构，形成生旦情节两条线平行交叉发展的结构。譬如《荆钗记》叙述王十朋与钱玉莲婚姻爱情上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全剧48出，虽然有些出目的内容没有直接表现王十朋与钱玉莲，但大部分出目是以他们二人为中心的。这些出目明显地分成两条线，一线是王十朋，一线是钱玉莲。
出数 王十朋一线出目
钱玉莲一线出目
2
试前会讲
3
府试夺魁
4
庆拜父寿
6
荆钗作聘
8
荆钗受聘
9
姑侄议婚
10
继母异议
11
辞灵赴嫁
12 荆钗合卺
14
母子移居
女儿回门
15 应试分别
16
结伴应试
17
夺魁
18
闺中思夫
19
参相 拒婚 改官
20
传鱼
22
获报
24
大逼
27
忆母
28
投江 哭鞋
33
哭妻赴任
35
母子共祀
36
夜香祈祷
37
民戴转升
42
翁婿相会
43
拒绝求亲
44
坚持守节
45 荐亡 相遇
46
责婢
48 夫妇团圆
王钱二人的行动线，为分——合——分——合，合的时间短，分的时间长，分后相隔迢远，几无瓜葛，故而两条线清晰可辨。
这种结构对于并重地塑造男女主人公形象，表现同时而不同地的男女主人公各自的生活环境、心理活动，以及他们与外界的关系，有很多的优点，特别是当情节直线进展，始终以一件主要事件为中心，虽曲折有致，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坎坷离合，次要矛盾也不断出现，但头绪单一，且极为清晰。
这样的结构后渐渐固定，成了一个模式，它使得戏剧故事的取材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因为需要生旦对位，其戏剧故事就必须反映婚姻家庭，即使反映的是政治、军事生活，也需要通过婚姻家庭反映出来。主人公必须是夫妻，或是有婚姻之约的年青人，一切故事都必须由他们的行动而生发。封建社会男主外，女主内，通过男主人公与外界的联系，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尚无大困难，而通过女主人公来反映丰富的生活就必然带来极大的局限，于是，只能写女主人公的闺思、孝敬公婆或受恶人的欺侮等。结果，千戏一套，千人一腔。
当剧作家者们希图通过戏剧来反映时事时，其陈旧而固定的结构模式阻碍了他们对重大的政治事件的表现，于是，这种结构受到了挑战，从《鸣凤记》起，时事剧的结构不再严格地按照生旦两条线平行交叉发展的结构，而采用了适合内容的新结构。我们以《鸣凤记》为例，来看看这种结构的特点。该剧突破了一生一旦作为主角贯穿全剧的传统格局，先后展示了“双忠八义”的反奸事迹。
3至13出写“双忠”夏言、曾铣与奸党的斗争。斗争由收复河套还是放弃河套引起，忠奸展开了正面的斗争，因严嵩贿通内监，借皇帝之手斩杀了双忠。第一个回合以忠臣失败而告一段落。10出至13出，写双忠与奸臣斗争的影响，通过夏言妻妾的痛苦祭奠与凄惨流放，表现了忠奸斗争的尖锐与残酷性。通过杨继盛接济夏老夫人、邹应龙善待夏妾，表明了奸臣虽然一时得势，但他们罪恶昭彰，激起了许多义士的愤恨，潜伏着忠奸斗争新的浪潮。
14至16出，写杨继盛夫妇在反奸斗争中的壮烈举动。杨继盛明知自己力量弱小，不足以撼动奸党势力，但仍勇敢拼搏。在斩杀杨继盛的刑场上，杨妻又以死明志，这表明了忠臣义士反奸斗争的决心与前仆后继的精神。
17至21出，写权奸得势之后，国家陷入了内乱外侵的灾难之中。邹应龙、林润的避难一方面是人民困苦的缩影，一方面让他们直接感受到权奸对朝廷、社会造成的危害，交待他们入仕之后坚决反奸的动因。
22至26出，承接上一段落，邹、林入仕之后，立即参与到反奸斗争的阵营中，并凭其年青人的锐气，成为前锋，但遭到了奸党的谋陷。
27至30出，表现董传策、吴时来、张翀继杨继盛之后，又一次的反奸斗争，斗争仍然没有取得胜利，但表现了正义一方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反奸斗争深厚的社会基础。
31至35出，写严氏父子欲夺易家地产，设计陷害解元易弘器。嵩表妹陆氏救弘器，投井自尽。郭希颜知易弘器被害事，上本劾嵩。这表明了严氏父子为一己之私利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的失道造成众叛亲离。郭希颜奏疏说明反奸斗争一直没有间断。
36至40出，写忠奸斗争的结果为奸党势败，或被放归，或被正法。而忠臣义士或昭雪平反，或为朝廷重臣。
由上述可见，邹、林虽然出场较多，但并未关联到剧中表现的所有事件。夏言、曾铣的收复河套事件，杨继盛夫妇舍身斗奸的壮举，董传策、吴时来、张翀的疏劾等，皆未与邹应龙、林润发生联系。至于作为旦角的邹应龙之妻，与波澜壮阔的反奸斗争联系更少，她的出现也仅仅是之前传奇生旦对位的结构模式在该戏中的余痕罢了。
由于分别描写了“双忠”、“八义”的事迹，故而，该剧严格说来没有一个中心事件，而是由一根红线即反奸斗争将几个事件串联了起来，整部剧虽然事件纷繁，但并不显得繁杂零乱，所有表面上互不相干的事件因为这根红线的串连，彼此之间有了内在的联系。河套失地与倭寇入侵，空间上说一在塞北，一在江南；时间上说，也有数年的间隔，然而，它们在反奸斗争主题的光照下，有了内在的联系。权奸对敌软弱，一味屈膝求和，边防松懈，军备几无，当然会导致外敌肆无忌惮的入侵。加之权奸派小人领军，只知勒索钱财，哪会运筹施谋，结果只能是倭害越来越大。前人认为《鸣凤记》头绪太多，（注：托名李贽的《李卓吾评传奇五种·总评》：“如《鸣凤》，原出学究之手，曲白尽佳，不脱书生习气。而大结构处，极为庞杂无伦，可恨也。”万历刊本。）其实，这恰恰是作者运用了一种能全景式反映重大政治生活的结构形式，否则，不能反映这一场持续十八年的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全貌。仅写夏言、曾铣，或者杨继盛夫妇等，至多表现他们对朝廷、对民族忠心耿耿、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与权奸倒行逆施、令人发指的罪恶，最后的胜利却无法表现出来。若仅写邹应龙、林润、孙丕杨，则无法反映这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危险性。严嵩父子的倒台，虽然直接得力于邹应龙等人的上奏弹劾，但决不能看作是他们几个人斗争的结果，而应看作是所有参与这场斗争的忠臣烈士努力的结果。之前的忠臣义士虽然未能摧毁严党，但他们在疏奏中揭露了严党的罪恶，让百姓知道了他们的嘴脸，从而形成深厚的反奸群众基础。他们敢于牺牲的斗争精神激励着后人的勇气，可以这样说，没有前面人的勇敢斗争与牺牲，也就没有邹应龙等人的胜利，因此，戏剧仅表现邹应龙等人的斗争生活也不是最佳的选择。
这种结构形式后来又为《一捧雪》、《清忠谱》、《桃花扇》等所借鉴，它们的结构明显地受到《鸣凤记》的影响。即如《桃花扇》以侯李的爱情发生、发展、结束为线索，表现南明的政治军事状况。侯李这一生一旦的行动，贯穿了全剧，直接、间接地表现他们的出目也相当的多。然而，也有许多出目与爱情线索无甚关系，如左良玉移军东下，史阁部以死报国，四镇的桀傲不顺，君臣昏佞误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事件在剧中得到表现呢？难道不怕头绪多而掩盖了侯李的爱情主线吗？作者原本就不是以表现侯李爱情为其根本目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点味精而已，作者的根本目的是想通过味精来激发观众对这盘政治内容大餐的浓烈兴趣。
那么，这种结构形式首创于《鸣凤记》作者吗？不，他借鉴了历史小说的结构。时事剧反映的是现时政治生活，历史小说反映的则是往时的政治生活，因为两者都尊重政治生活的真实，因而在艺术手法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鸣凤记》是时事剧的开山之作，作者在一无依傍的情况下，便想到了历史小说的经验。
《三国演义》继承了“讲史”的艺术表现手法，采用编年体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黄巾起义、董卓篡权、盟军攻卓、军阀混战、赤壁大战、三国鼎立……直到晋司马氏统一全国。以时间为叙事的线索，虽然没有将历史上的每一件事都描写出来，但所选择出来的事件都是按时间顺序来编排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正面的为刘关张及诸葛亮等，反面的为董卓、董操、吕布等，忽左忽右的中间人物为孙权等人。然而这些人都没有贯穿始终。如正面人物刘备死于第85回，关羽死于76回，张飞死于81回，诸葛亮虽死于103回，但他上场较晚，第一次亮相是在第37回。人与事一切都尊重史实，而不是有意识地让主要人物从开场到落幕都活跃在事件的中心。
《三国演义》的许多故事之间没有逻辑上的联系，“曹孟德大战吕布”（12回）与“季催郭汜大交兵”（13回）之间能有多少联系呢？联系极少。但这些互不关涉的事情在表现社会由乱而治这一历史走向的主题时，具有了紧密的内在关联，即为政局不稳，朝廷的权威下降，军阀之间为了权利明争暗斗，全国处于混乱的战争状态。社会大动乱必然会给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而民众厌战的情绪又必然会产生一种力量，即要求或支持反对战争的政治领袖，带领民众以战争消灭战争，争取和平社会的到来。
明代中叶受众面很广的《英烈传》，也是按照编年体来描写元末明初以朱元璋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推翻元朝的曲折故事。和历史上的朱元璋一样，小说中的朱元璋是一个贯穿这一段历史的人物。但是书中所述的事件之间并不都是紧密相联的，从“元顺帝荒淫失政”到“郭光卿起义滁阳”，后战元兵，败友谅，虏士诚，登大位，降国珍，追穷寇，一一按照历史史实铺排了下来，有的事与事之间前后相承，有因果关系，有的则是毫无内在的联系。因此，书中的内容并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去掉一两个人物、一两件事，无损于该书故事的成立。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注：该小说又名《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武穆王演义》、《大宋中兴岳王传》、《武穆精忠传》等。熊大木传，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嘉靖壬子(1552)杨氏清白堂刊本。）叙述的是岳飞抗击金兵的故事，作者熊大木在序中说：“以王（指岳飞）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取义。”《凡例》又说：“宋之朝廷纲纪政事，系由实史”。小说从靖康元年(1126)叙述起，止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为了表明所述不诬，在每一卷的前面都标明叙事的起讫年岁，并写上“按实事节目”。小说虽然以岳飞为中心人物用重彩描绘，但作者的目的不是传岳飞一人，而是通过岳飞的一生事迹，来反映南宋中兴的历史全貌，因此小说的大半篇幅写的是宋代“朝廷纲纪故事”。与岳飞同时的举足轻重的人物李纲、宗泽、张浚、韩世忠、刘琦等都有详细的描写，这样，小说的头绪就显得繁杂，情节不是单线的，时间上也不是无逆向、不停顿的顺时发展。
历史小说的结构不仅为时事剧所借鉴，时事小说也加以仿照。《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与同时的情爱、公案等短篇小说不同，不是以一人提挈所有的故事内容。而是以三人前后相继地占据着故事的中心人物的位置。前面写沈襄与奸党的斗争，中心人物自然是沈襄。沈襄蒙冤被杀后，沈小霞与闻淑女登场，从设计逃逸到智斗解差大都是闻氏所为，故此阶段闻氏为主要人物。严氏倒台后，沈小霞为亡父呼冤，则以沈小霞为主。
时事剧与时事小说虽然一为舞台艺术，一为案头读本，然而它们因反映的都是“时事”，故有上述的三个共同点。它们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还在题材上互相袭用。仅是表现与魏阉作斗争的小说戏剧，现存文献记载或文本仍存在着的，就各有十多部，至于它们谁先袭用了谁，则因资料缺乏，无从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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