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法格批评思想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批评论文,思想论文,拉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们仔细研究保尔·拉法格(1842～1911)的不多的文论遗产之后，我们完全同意罗大冈同志在《拉法格文论集·译后记》中所作出的论断：“拉法格的文学论著不多，但它们的出现却标志着文学评论上的革命，文学研究上的一个新方向的开始”。
那么，这一“革命”，这一“新方向”，其具体的表现和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拉法格的文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一种新的文艺社会学的方向；其二是拉法格在他后期的独具一格的、也是最重要的文论著作《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关于现代资产阶级根源的研究》中通过对大革命前后法国语言，主要是文学语言变化发展过程的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从而提出了文艺研究和批评的语言学研究的新思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和批评的又一新的方向——语言学分析的方向。
拉法格的这两点贡献，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后一点，甚至于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的绝响。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语言自足论”、“语言本体论”、“语言学转向”、“批评的人文复归”等一浪接着一浪的思潮喧嚣声中来重新审视拉法格的文论遗产时，不能不对这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睿智和深刻的预见性感到惊讶和敬佩。拉法格不愧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思维最为活跃开阔的、最富于独创性的杰出理论家和批评家。
（一）
拉法格的文论都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基本的特征：即他并不是像持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的批评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把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背景、框架，作为分析研究的起点，来达到对具体作品或现象的阐释和说明。正巧相反，他的思路和方法是通过对具体作品或文艺现象的分析和阐释，来说明特定的社会历史生活的状况，特别是这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的阶级关系的状况。换言之，拉法格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研究的落脚点不是文艺本身，而是文艺所反映出的那更为丰富、复杂和广阔的社会生活，他要说明的主要不是文艺，而是社会和历史。
正因为如此，所以拉法格对文艺自身的形式技巧等关心得不多，他主要关心的乃是文艺作品或现象在思想内容上的蕴涵和张力。在拉法格的文论中，真正的内容是社会生活，而文艺只不过是它的缩影和形式。这一文论所着重探讨的乃是如何通过对作为形式的文艺的内涵和张力的解析去把握特定的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严格地说，拉法格更主要的是一位社会学家。他的文论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文艺为中介、手段和出发点的社会研究和社会批评，走的是一种新的、独特的文艺社会学的路数。他的文论的强有力之处在于此，其不足和局限也在于此。
让我们以他对左拉的评论为例。
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对左拉，对自然主义文学是持否定态度的。实际上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至少拉法格就对左拉以及左拉所代表的创作原则作出过极高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巴尔扎克。
在拉法格看来，左拉的创作当然是有缺陷和毛病的。他的观察是“草率的”、“走马看花拟的”；他追求一种冷漠无情、铁石心肠的“局外人”的创作视角和心态；在描写情欲的强大力量方面他不如巴尔扎克；“在描写的艺术中他不如都德，在心思细巧方面他比不上阿来维”；他还经常增加“无数的”媚俗的描写，为的是让作品得以畅销再版，等等。而最为严重的则是，他追随龙勃罗索的庸俗定命论的“犯罪的人”的理论，在自己的作品中塞进了许多并非科学的“病理学方面的想入非非的东西”。但尽管有这些不足，拉法格仍然称左拉是“一个革新者”，认为他理应“在当代文学中获得优选的位置和与众不同的地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从左拉的作品中可以相当真切和精细地看到鲜明地区别于巴尔扎克时代的社会历史的图景。
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巨大的资本集中刚刚开始，还没有“巨人式的商店”，“雇佣男女工人多到像整个民族似的纱织厂、织布厂、炼钢厂和高炉”，还见不到“一手操纵几千万、几万万法郎的金融组织”，所以，“那时的生存斗争并不使人垂头丧气，并不使人堕落，而是在人身上发展某些品质：勇气、毅力、智慧、注意力及预见、有条不紊的精神，等等”。“那时人们进行的生存斗争很像野兽之间的生存斗争，它们用爪、用牙、用敏捷和狡猾打败对方”。正因为如此，所以巴尔扎克“描写了仅仅依靠自己的体力或智力彼此斗争着的人们”。
而在左拉的时代，“生存斗争获得了另一种性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相结合，这种性质越显得狠辣和尖锐。个人之间的斗争被经济机体（银行、工厂、矿山、巨大的百货公司）的斗争所代替。个人的力量与智慧，在这种经济机体的像大自然的力量那样不可遏止和盲目的强力之前消失了。人被卷入这些机体的复杂的齿轮中，被抛掷、摇撼，像皮球似地四面抛来抛去，今天站在幸福的高峰，明朝落入万丈深渊，像一根麦秸似地被卷走，他自己即使有智慧和精力，也不能稍微抵抗一下。经济的必要性压碎了这个人。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允许人向上爬——踹在竞争者的肩上或跨过他们的尸体——的努力，现在只够使他们过半饥半饱的贫困日子。旧式的生存斗争的性质改变了，与此同时，人的本性也改变了，变得更卑劣，更猥琐了。”
面对如此巨大和复杂的社会变化，许多“现代的小说家”显得迟钝、麻木、手足无措或力不从心。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为了满足某些阶级的读者对于个人斗争经历的兴趣”和对什么也不怕的冒险英雄的过了时的崇拜，不得不到骗子和偷儿的世界中去选择主人公；另外一些人则因为“既无批评意识，又无哲学意识，他们的作品无非是语言上的腾跃跌打那一套拳脚功夫，他们自己也只不过是修辞学的学生”。
只有左拉，既有勇气去接触那些“社会上的一些巨大的现象和现代生活中的大事件”，又有足够的气魄和才能去“描写和分析现代巨人般的经济机体，以及它们对人类性格和命运的影响”，从而在自己的《妇女乐园》、《萌芽》，特别是《金钱》等一系列作品中，“给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因此，拉法格断言，虽然“左拉自称继承巴尔扎克”，但实际上“他和巴尔扎克没有相同之处”。“无论是在他的哲学、他的语言，或是在他观察事物、写作小说、安插人物、使他们动作以及描绘他们的情欲的方式上”，都是如此。至于说“为了给自己的文学著作以统一的外表，左拉仿效巴尔扎克的办法，把它们总称为《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他作了这样的安排：使每一本小说中都有这家族的一个成员演着高于一切的角色”，这更只不过是一种俗套而已。左拉小说的统一性及其真正强有力之处“主要不在于这是整个家族的故事，而在于研究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骨骼的各种社会机构的这个计划”，“在于他表现了一种社会力量把人打翻在地上，而且将他压得粉碎。……在敢于有意识地表现人如何被一种社会的必要性所控制和消灭这点上，左拉是唯一的现代作家”。拉法格甚至十分感叹地指出：“说实话，左拉和围绕着他的那些侏儒相比较，真也是个巨人”，因为，“必须有巨人般的力量才能够举起这么大的材料，揉搓它，翻腾它，拿它当作玩具”！
尽管紧接着《左拉的〈金钱〉》一文的另一篇深入分析左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论文至今仍未能找到，但从拉法格对左拉创作的总体特征，特别是对其最好的小说《金钱》的分析和评论来看，他无疑是把《萌芽》、《大地》、《妇女乐园》、《家常便饭》和《金钱》等几部最能代表左拉创作特征和风格的“左拉式的小说”视为是“形成资产阶级小说家革新小说和使之重获青春的最大努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拉法格对左拉的创作方向寄予了何等的厚望。
左拉的创作方向实质上是一种运用最彻底的客观和实证方法，把文学作为社会研究的工具的方向。它把现实主义的写实性特征发展到了极致，从而打通了文学与历史科学、与社会学科学的最后阻隔，将之沟通和融为一体。尽管这种革新至今仍为许多人所不理解和不认同，尽管这种方向也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而左拉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更是表现出严重的个人局限，但只要我们还承认作家完全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去阐释社会和人生，还承认任何的创作方向和方法都决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像拉法格那样，承认左拉确是一位有极大勇气的大胆的“革新者”，并给予这种革新以应有的一席光荣的地位。而时至今日，当“新小说派”、“原样派”、“新新闻主义”、“新写实主义小说”等自然主义文学的后代子孙不断地在世界文坛或中国文坛崛起，并引起人们的瞩目之时，这一点也就更加清楚了。
同样的道理，作为一个富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拉法格并没有简单地重复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和某些观点，他把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发展到了极致，开创了一条由文艺而看社会和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文艺社会学之路，这同样是一种极有勇气的大胆革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真正的创造和发展，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理解了拉法格的独特方法和思路，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他的文论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并能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更公允的解释。
例如，《萨弗》一文通过对都德的同名长篇小说的分析，不但揭露了资产阶级用最低的代价来换取欢乐的自私透顶的虚伪道德以及故作伤感、附庸风雅的可笑的暴发户嘴脸，而且进一步指出，它之所以提倡和鼓励那种“充满罪行、侦探故事以及富于戏剧性和想入非非的小说”，造成“呆头呆脑和伤风败俗的文学”的泛滥，乃是为了“占据平民的思想，催它睡眠，使它无暇顾及对于自己真正的阶级利益的研究，就像激进派在政治上故弄玄虚所起的作用一样”。而又正是由于这种维护和巩固阶级统治的政治需要的推动，造就了“购阅小说的广大群众”：“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仆役，看门的女佣人和厨娘等”，作家们也才得以从过去那种“依靠王公大人的恩赐过活”的“穷措大”、精神上的“听差仆役”的地位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文化群体和社会阶层，其中甚至还出现了像富翁左拉和百万富翁维克多·雨果这样的出类拔萃之辈。所以，拉法格的结论是，“小说是再好不过的资产阶级文学形式，可以说这是和资产阶级同时产生，同时发展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这里，拉法格实际上已经揭示出了作家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化、文学形式的历史发展、通俗文学的产生、“艺术生产”机制的形成等文艺社会学领域中的重要的、带规律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有些至今仍困惑着我们，因此，拉法格对它们所作出的理论探索，是可以对我们起到重要的引路和启发作用的，它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再如，《雨果传说》是拉法格的有争议的文论著作。一般认为拉法格在这篇文章中对雨果的分析和批评是有失公允的、片面的，有些结论则被证明是错误的。诚然，在这篇文章中，拉法格的语调是尖刻的、批判性的。但用语尖刻是拉法格的一贯风格，并不单单是对雨果才如此。值得注意的倒是尖刻的语言所揭露出的那些事实，如雨果曾得到过复辟的路易十八从特别经费中拨给的两笔年俸，而继位的查理十世却拒绝增加年俸的金额，因此雨果大为不满，写诗攻击他，但是为了保全已到手的年俸，雨果又拖到1866年才正式发表这首诗，作为自己反对王政的证明。雨果实际上并无政治信仰，他所信仰的是如何保证自己的个人利益的“雨果主义”，而这比单纯的自私自利还要坏得多。拉法格之所以要罗列出这些令人遗憾的事实，并不是要否定雨果在文学上的才华和成功。他所要探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维克多·雨果如何能够赢得资产阶级的赞扬”？在拉法格看来，这位具有明显的两重性的、人格和品质并不十分光彩的、精明、机智和谙于算计的人物之所以会得到资产阶级的高度欣赏，关键是在于他用圆熟的技巧和丰富多彩的形式表达了已成为社会权力的最高主宰的资产阶级的“意见和情感”，而且用的还是“资产阶级喜爱的语言”。他指出：“维克多·雨果，浪漫主义文学上的哲人，把资产阶级所要求的那种哲学与文学贡献给资产阶级。……这种哲学与诗歌不必再劳累智慧，可是能娱乐读者，将他引导到云端，带他到梦幻之乡，以形象的美丽与大胆娱其目，以句法的铺张与和谐悦其耳。”他的诗和技巧“包罗了所有的体例和题材”，歌颂、讽刺，爱情、政治，他都能得心应手；他“能用极熟练的手艺”，把“资产阶级的慈善与自由主义的长篇大论”写成诗歌；他“将资产阶级供给他的思想和情感穿戴起来，用了计算好可以刺激听觉和引起惊诧的、令人头晕眼花的一套冗长的词句；用了遍身长满利刺似的令人心惊目眩的对比，以及闪电式的形容词句的、一套很和谐地押着韵并且有抑扬顿挫的、大事铺张的饶舌。除了夏多布里盎，他是本世纪字眼与形象的铺陈家中最大的一个”。
但如果仅仅具有上面所说的那些才干，雨果还不足以为自己赢得“普遍的充满信任的钦佩”，更重要的还在于，雨果具有一种窥测公众趣味和社会思潮变化情况并迅速地、随机应变地加以适应和满足的才能，一种权衡轻重，随时准备改变态度和立场的生活原则和创作原则。“雨果将他的才能用在满足出钱的公众趣味方面；并且按照情况，他歌唱王权或共和国，提倡自由或赞成钳制报纸的舆论；需要唤醒公众的注意时，他放几下手枪：‘美就是丑’，这就是他的最响亮的鞭炮”。
因此，针对当时的公众舆论“炒作”雨果的种种奇谈怪论、不实之词，诸如把他扮为一个超越了阶级的专作自我牺牲的英雄，把他和布朗基、加里波的、瓦尔兰并列为伟大的革命家，把他吹捧为“宇宙间最巨大的思想家”，等等，拉法格明确地指出，那个“头顶殉道者的圆光，闪耀着光荣的异彩的雨果”，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美化自己的形象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传说而已。在谎言和夸张掩盖下的真相是，雨果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在文学方面的代言人，不仅如此，他还是这一阶级的“本能、热情和思想的最完整最出色的人身化之一例”。因此，资产阶级从雨果身上“认出了一个与他们同类的人；别人愈赞扬他忠于天职，热爱思想，见解深刻，他们愈发见他是用和他们相同的品质塑成而感觉骄傲。他们在雨果身上观赏自己，赞美自己，如同照镜子一样”。拉法格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埋没在谎话和夸张之下的真相发掘出来”，而“不在乎如何讨人喜欢，也不怕别人不高兴”。这也就是他写《雨果传说》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
正是在消解雨果传说，还作家以历史的真相的基础上，拉法格进而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
历史批评认为作家之所以受当代欢迎，无非因为他善于迎合当代人的趣味、热情，并且用他们能懂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思想与情感，这就博得了他们的掌声。任何受公众爱好而成名的作家，无论他在文学上的功过如何，仅仅由于公众爱好这一事关，就获得很高的历史价值，对于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成为爱默生所说的“代表人物”。
因此，一旦时过境迁，就常常会出现“当代的评价，有时后世不予批准”的情况。
在这里，拉法格揭示出了“历史批评”，也即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方法——从作家与时代和阶级的关系上去把握和品评作家，换言之，那就是，应透过“受当代欢迎”的现象去考察作家作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实质，从而深刻地解释、正确地品评作家和他的作品。拉法格还发现，作家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所得到的评价，往往会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有意或无意的扭曲，从而产生虚幻的假象，甚至于为谎言和夸张所遮蔽，因此“历史的批评”不能为之所迷惑，它必须把作家和文艺现象置于历史运动变化的过程中进行考察、分析和评价，这就要求批评家具有自觉和强烈的历史感、辩证发展的观点和宏观把握的能力。
这样看来，《雨果传说》一文的主要价值，首先是在于它通过对雨果其人的分析，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已成为社会权力的最高主宰的资产阶级及其时代的重要特征，其次是由此而总结出了“历史批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方法，而以上这两点，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一般原则和方法的丰富和发展，又为这一批评的文艺社会学的思路提供了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本，至于它用语的分寸和某些个别观点的失当并没有影响到它的主要价值。因此，我们大可不必苛求。
（二）
最后，我们来谈谈《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一文。这篇论文的总体思路是以文学语言的变化发展来阐明语言演变发展的现象及某些规律，而从语言演变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的勾勒阐述中，拉法格最终要说明的乃是法国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因此，就基本思路和方法而言，此文与拉法格的其他文论一样，是文艺社会学的。
《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的新颖独到之处是它的切入点的选择——语言分析。这一独特的切入点，文中所提出和阐明的关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基本原理，以及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对文学语言的具体分析，再加上通过语言分析所达到的对社会历史现象的阐释，这一切，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新的批评范式——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语言分析的模式。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它不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史上的首创，而且比被誉为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起点，开创了一代崭新的理论风气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要早整整30年。
如果再来作一点比较，那就更有意思了。拉法格在《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一文中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语言反映人的变化以及人在发展中所依存的环境的变化所发生的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例如从田野生活过渡到城市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上的大事件，都在语言上留下印记。政治和社会现象急骤发展的那些民族，很迅速地修改他们的语言；而在缺乏历史大事的民族中，方言土语停滞不变。”正是在这个基本原则指导下，拉法格凭借自己渊博的语言学知识，以理论家的敏锐和高瞻远瞩，分析了以1789年为界限的法国革命前后的语言变化以及在这变化下所掩盖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的深刻进程。他指出，尽管在18世纪的后半期，法国社会就已经产生了革新语言的需要和一些尝试，但是，以《学士院词典》为代表的规范的贵族语言仍然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凡不合乎这一规范的文学语言就必定要受到谴责和声讨，甚至像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这样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都对贵族的惯用语的习惯和清规戒律毕恭毕敬，奉若神明。伏尔泰就不能容忍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那些粗野、放肆、有失高雅的语言。这固然表现了百科全书派的局限，即他们“不是为平民而写作，是为资产阶级中的有学识和智慧的那部分人写作”，这些人“虽然志在摧毁贵族的各种特权，却仍然试图抄袭贵族的言行方式”。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出于一种必要的策略考虑。因为他们要让已习惯于这种语言的社会接受和认同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争取贵族阶级的人士赞同自己的革新，“所以他们除了贵族语言之外，不可能采用别的语言”。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成气候，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一正确的策略。语言的取舍在这里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至关重要的力量。有趣的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贵族阶级感觉到有争取平民和利用平民来作为打倒资产阶级的撞击器的必要。为了把平民抢到手”，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放弃宫廷语言，“采用菜市上的大娘们的语言”，“用菜场上的风格来写文章”。为了吸引读者，他们甚至于还“乞助于刺激性的、夸张的、滑稽的、市俗的、秽亵的、可怕的标题”。典雅高贵的贵族也曾一度成为语言革命的先锋，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历史的讽刺！
就这样，几经反复和曲折，新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终于和社会各界达成了妥协，一方面，把那些弃满粗俚咒骂的在革命年代里广泛使用的平民语言驱除出语言的殿堂，“这并不是文人们的一种天真的消遣，而是一种政治工作；人们致力于在语言以及在哲学、宗教、风俗中消灭革命的任何痕迹；这种痕迹像恶梦一般地纠缠着曾经为它发抖的人，而现在，这些人所要求的只是享乐”。另一方面，则采取引进新词、赋予古老的词以新的含义、创造表达崭新趣味和激情的修辞手法和风格，等等。于是，在纯语主义者的“法国趣味，语言和文学将变成什么样子？”的责问声中，那“产生于议会场上，报纸篇页上和政治小册子中，后来在罗伯斯庇尔失败后充斥于市上的小说中，以及毫不谦虚地要求生存权利的剧本中得到发展和补充的现代文学语言”，经过夏多布里盎、拉马丁、维尼、雨果这些大师的“修剪、锤炼”，逐渐地“达到完美之境”，最后，终于在散文和诗歌等各个领域中“高奏凯歌”。一种新的、在“通俗语中”生长出来的“浪漫派或资产阶级语言”最终成为了法国的国语。它“将跟议会政府并存下去，只要后者能存在多久，它也就会存在多久”。
拉法格的语言分析的最终走向是社会和历史，他所强调的乃是语言的人文性特征。而在20世纪西方当代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中，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所创造的“语言自足论”的神话却统治文坛将近一个世纪之久，一直到近年来才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有力的冲击，“批评的人文复归”也才成为人们关注和热烈讨论的话题。从这一比较当中，难道不能给我们以很多的启示吗？
注释：文中所有引文均见《拉法格文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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