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A-DEA组合模型的中国煤炭产业生态效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合论文,模型论文,中国煤炭论文,效率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背景
受制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在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总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中国在水资源利用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环境恶化、洪涝灾害等，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1]。可以预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将会持续，在水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没有逆转前，全国用水总量可能会不断提高。要缓解日趋紧张的水资源供需形势，需要“开源”与“节流”并举。做好“节流”工作的重要基础，是全面认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主要途径。
近年来，水资源利用效率已成为诸多文献的研究主题。根据研究范围的不同，可将关于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研究文献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研究文献基于全社会用水总量数据，探讨全国或区域层次的用水效率问题，例如陈素景等[2]、李世祥等[3]、孙才志等[4]、孙爱军等[5]、孙才志等[6]、许新宜等[7]、钱文婧等[8]等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省级层面的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第二类研究文献基于部门用水量数据，考察农业、工业等产业部门的水资源利用效率问题，例如靳京等[9]、朱启荣[10]、孙爱军等[11]、陈东景等[12]分别对农业、工业部门的用水效率进行了多层次分析。此外，“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课题组[13]利用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水资源利用效率。
从现有研究看，基于全社会用水总量数据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较少关注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时序变化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鉴于此，本文在描述中国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时序变化的基础上，运用Laspeyres指数及因素分解模型，考察导致该变化产生的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分析1980—2011年中国水资源消耗强度的变化情况；然后介绍用于分析水资源消耗强度变化的因素分解模型；接着考察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对1980—2011年中国工、农业水资源消耗强度变化的影响；最后总结结论、进行政策讨论。
2 中国水资源消耗强度的变化：1980—2011年
水资源利用效率反映的是水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的效果，水资源利用效率高是指在消耗同样数量水资源的条件下生产更多数量的产品或提供更多数量的服务。作为一个一般化的术语，可用多种数值指标对其进行测算①。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考虑，本文使用“水资源投入/GDP产出”(即单位GDP水资源消耗强度)这一传统指标来衡量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由单位GDP水资源消耗强度的定义可知：该指标值越低，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越高。图1显示了1980—2011年中国单位GDP水资源消耗强度的变化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1980—2011年期间，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单位GDP水资源消耗强度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80年的1.042389立方米/元降至2011年的0.073613立方米/元，仅为1980年的7.06%。
图1 1980-2011年中国单位GDP水资源消耗强度
注：单位GDP为1978年定基可比数据。
资料来源：1980年和1990年的水资源消耗数据来源于《水利辉煌50年》[14]；1993年的水资源消耗数据来源于《21世纪中国水供求》[15]；1995年的水资源消耗数据取自《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第一阶段调查评估成果；其他年份的水资源消耗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水资源公报》(1997—2011年)；各年的GDP数据及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指数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
分阶段②看，1980—2011年期间中国单位GDP水资源消耗强度的下降幅度呈现出先高后低的特征，但各阶段年均降速的变化趋势与此相反，基本上呈稳步提高态势。具体而言：(1)1980—1990年期间，单位GDP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幅最大——降幅为0.568434立方米/元，年均下降7.5890%；(2)1991—1995年期间，该降幅为0.117846立方米/元，年均下降5.5672%；(3)1996—2000年期间，该降幅为0.091217立方米/元，年均下降7.2843%；(4)2001—2005年期间，该降幅为0.0708立方米/元，年均下降8.4556%；(5)2006—2011年期间，该降幅为0.042954立方米/元，年均下降8.7830%。由此可见，1980—2011年间，尽管中国单位GDP水资源消耗强度绝对值的下降幅度具有“先大后小”的特征，但其下降速度基本上呈逐年稳步提高态势。
3 中国水资源消耗强度变化影响因素分解模型
从理论上看，可将中国水资源消耗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归为两类——结构因素和技术因素。一方面，由于各产业具有不同的技术特点，所需生产要素的组合比例也存在差异，因此各产业的水资源消耗强度并不一致③。如此，产业结构变动会引起要素需求变动和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从而必然引发水资源消耗强度变化。如果水资源消耗强度高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上升，那么总体上水资源消耗强度就会因此而提高；反之，如果水资源消耗强度低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上升，那么总体上水资源消耗强度就会因此而下降。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导致的各产业生产过程中水资源消耗降低或者说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带来的节水效果也不容忽视④。
因素分解方法能用于定量分析各因素对目标变量变化的相对影响程度。具体而言，因素分解方法主要有两类——指数因素分解(index decomposition，ID)法和投入产出因素分解(input-output decomposition，IOD)法。在IOD方法中，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列昂惕夫逆矩阵被用于表示ID方法中的因素，因此IOD法比ID法更加复杂和精确。
不管是加法分解还是乘积分解，都可以采取两种分解方法，即拉氏指数法(Laspeyres index method)和迪氏指数法(Divisia index method)。拉氏指数法的基本思想是：将某个解释变量的影响表示为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该变量变化引起的被解释变量的变化量。具体到加法分解和乘积分解，影响因素可被表示为不同形式。与拉氏指数法对解释变量求微分的做法不同，迪氏指数法是在对时间求微分的基础上展开的，该方法更为复杂⑤。
本文采用加法形式的拉氏指数分解模型确定驱动中国水资源消耗强度变化的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具体而言，即：
由于残余项是由产业结构和产业部门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变化共同导致的，因此怎样将残余项分配给这两个影响因素是众多因素分解模型的根本性区别所在。本文借鉴Sun[17]、Sun和Ang[18]在分解能源强度变化时提出的“共同创造、平等分配”(jointly created and equally distributed)原则⑥，将残余项平等地分配到各影响因素中。于是，对式(2)继续分解，得到式(3)：
4 中国工农业水资源消耗强度变化及其因素分解
4.1 样本期选择与数据说明
现有统计资料中没有建筑业及第三产业的用水量数据，即使利用间接推算方法也无法得到基本可靠的建筑业及第三产业的用水量数据⑦，但可找到1980年、1990年、1993年、1995年以及1997—2011年全社会用水总量、农业用水量和工业用水量的数据。
为确保分析基础的可靠性，本文选取1980年、1990年、1993年、1995年以及1997—2011年的农业用水量和工业用水量的数据，将两者之和作为工农业生产水资源消耗量。与水资源消耗量数据相对应，本文选用1980年、1990年、1993年、1995年以及1997—2011年的农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的数据，将两者之和作为工农业总产出。为消除价格变化的影响，根据农业、工业生产总值指数将产出数据调整为1978年定基可比数据。
4.2 工农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时序变化情况
表1列示了利用上述数据计算得到的1980—2011年中国农业、工业部门的水资源消耗强度以及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从表1可以看出，1980—2011年期间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水资源消耗强度均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1)农业部门水资源消耗强度的变化情况。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1980年农业部门的水资源消耗强度为3.4997立方米/元，1990年降至1.9513立方米/元——仅为1980年的55.76%，1980—1990年期间年均降低5.68%；1995年该值为1.6222立方米/元，比1990年减少了0.3219立方米/元，1990—1995年期间年平均下降3.63%；2000年该值为1.3295立方米/元，比1995年减少了0.2927立方米/元，1995—2000年期间年均下降3.91%；2005年该值为1.0640立方米/元，比2000年减少了0.2655立方米/元，2000—2005年期间年均下降4.36%;2007年农业部门的水资源消耗强度首次突破1立方米/元关口，2011年降低至0.8341立方米/元——是2005年的78.39%，2005—2011年期间年均下降3.98%。
(2)工业部门水资源消耗强度的变化情况。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1980年工业部门的水资源消耗强度为0.2125立方米/元，1990年降至0.1412立方米/元——仅为1980年的66.45%，1980—1990年期间年均降低4.01%；1995年该值为0.0890立方米/元，比1990年减少了0.0522立方米/元，1990—1995年年均下降8.82%;2000年该值为0.0634立方米/元，比1995年减少了0.0256立方米/元，1995—2000年期间年均降低6.56%;2005年该值为0.0426立方米/元，比2000年减少了0.0158立方米/元，2000—2005年年均下降6.12%；2011年该值降至0.0258立方米/元——是2005年的60.56%，2005—2011年期间年均下降8.02%。
(3)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的变化情况。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1980年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为1.3737立方米/元，1990年降至0.6583立方米/元——仅为1980年的47.92%，1980—1990年期间年均降低7.09%；1995年该值为0.3625立方米/元，比1990年减少了0.2958立方米，1990—1995年期间年均下降11.25%；2000年该值为0.2365立方米/元，比1995年减少了0.1260立方米/元，1995—2000年期间年均降低8.19%；2005年该值为0.1476立方米/元，比2000年减少了0.0887立方米/元，2000—2005年期间年均降低9.00%；2011年该值降至0.0851
/元——是2005年的57.66%，2005—2011年期间年均下降8.77%。
比较农业、工业、工农业总体的水资源消耗强度，可以发现：
第一，从绝对值看，农业的水资源消耗强度远高于工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间的相对差异在略有缩小后逐渐变大。1980年每元农业增加值消耗的水资源量是工业的16.47倍，1990年降低至13.82倍，此后两者之间的相对差异持续攀升，2011年已高达32.33倍。
第二，从时序变化的角度看，工、农业总体与农业部门在水资源消耗强度上的相对差异越来越大。1980年每元农业增加值消耗的水资源量是工农业总体的2.55倍，此后两者间的相对差异不断扩大，2011年达9.8倍。这可能是因为：在工业水资源消耗强度不断降低的过程中，工业所占比重持续增大，从而使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的下降速度快于农业、工业两个部门的下降速度。
第三，分阶段看，1980—1990年，农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速快于工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速，但由于工业所占比重提高较快，因此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速快于农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速；1991—1995年，工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速快于农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速，并且同期工业所占比重仍以较快速度提高，于是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以更快速度降低；1996—2000年，工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速较前5年有所放缓，但仍高于农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平均降速，从而使得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的平均降速保持在较高水平；2001—2005年，工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速进一步放缓，但由于同期农业水资源消耗强度加速下降，因此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继续加速下降；2006—2011年，尽管农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速稍显缓慢，但“十一五”期间中国强力推行淘汰落后产能，因此工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速又上升至9%以上，从而导致工农业总体水资源强度保持快速下降态势。
4.3 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对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下降的贡献
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水资源消耗强度发生变化的同时，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产出比例也在不断变化。1980—2011年，农业和工业的产出占比发生显著变化。具体而言，按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1980年农业增加值占工农业总值的35.32%;此后，农业产出在工农业总产出中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年跌破30%的关口，1995年进一步降至低于20%的水平，2000年该比重已不足14%——不到1990年的50%。进入21世纪后，农业产出占比的下降趋势更加明显，2005年已降至接近10%的水平，2011年跌至7.34%的最低位——仅为1980年的1/5。
在产业结构和产业部门水资源消耗强度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进一步区分两者对总体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如果利用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所得结果表明结构因素的贡献更大，那么在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一定空间的情况下，政府的节水政策就应优先鼓励结构调整；相反，如果分析结果显示效率因素的贡献更大，那么相关政策导向就应是偏向于提高各产业部门的用水效率。
基于此，我们运用前述加法形式的拉氏指数分解模型，确定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对驱动中国水资源消耗强度变化的贡献。表2列示了中国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因素分解结果。
通过分析表2可得以下结论：
第一，总体而言，在18个时间阶段中，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的贡献值均为负。这说明，每一阶段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的下降，既有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又有各产业部门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作用。换言之，在1980—2011年期间中国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的过程中，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两者的区别只在于贡献大小有所不同。
第二，平均而言，1980—2011年期间，效率因素对中国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的贡献更大。将18个时间阶段的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的贡献值进行简单平均，可发现效率因素的贡献均值为-0.0451立方米/元，高于结构因素的贡献均值-0.0265立方米/元。不过，效率因素的贡献值在不同时间阶段的波动幅度要大于结构因素的贡献值。在18个时间阶段中，效率因素贡献值的标准差为0.1220，是结构因素贡献值标准差(0.0508)的2.4倍(见表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结构因素对中国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的贡献在各时间阶段是相对平均的，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就两者的贡献率而言，效率因素的贡献率均值为54.42%，结构因素的贡献率均值为45.58%。如果将1980—2011年中国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低只做一次分解，所得结果也与此一致。1980—2011年中国工农业总体水资源强度下降了1.2886立方米/元，其中效率因素和结构因素分别使总体水资源强度降低了0.7073立方米/元、0.5813立方米/元。换言之，若只做一次分解，则结构因素对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下降的贡献率为45.11%，效率因素的贡献率为54.89%。
第三，分阶段看，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对中国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下降的贡献在不同时期存在较大差异。(1)1980—1990年，效率因素对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下降的贡献更大，其贡献率高达75.92%；(2)在1990—1993年、1993—1995年以及1995—1997年3个时间段，效率因素的贡献率大幅降低，相比结构因素，其贡献率较低，(3)1997—1998年，效率因素的贡献率急剧攀升至70.64%的高水平，但1998—1999年又大幅下降至27.68%的最低水平；(4)进入21世纪后，效率因素对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的贡献相对稳定，未出现像以前那样大幅起伏的现象，而且大部分年份的效率因素贡献率都高于结构因素。
5 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在描述中国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时序变化情况的基础上，运用拉氏指数分解模型，考察了导致中国工农业总体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的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分析结果显示，1980—2011年期间，尽管中国单位GDP水资源消耗强度绝对下降幅度表现出“先大后小”的特征，但其下降速度基本稳定且呈逐年加快态势。在此期间，从绝对值看，农业水资源消耗强度远高于工业水资源消耗强度，而且两者间的相对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略有缩小后逐渐变得越来越大。从时序变化的角度看，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与农业部门水资源消耗强度的相对差异越来越大。分阶段看：1980—1990年农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速快于工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速；此后，尽管工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速有所波动，但一直快于农业水资源消耗强度的降速。对1980—2011年中国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变化的因素分解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在18个时间阶段中，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的贡献值均为负，即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在提高用水资源利用效率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平均而言，1980—2011年期间，效率因素对中国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的贡献更大；分阶段看，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对中国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下降的贡献在不同时期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对水资源消耗强度降低进行因素分解得到的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的贡献率，在很大程度上受行业分类层次的影响。其中，行业分类层次越高，结构因素的贡献就会显得越低。在本文的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变化的因素分解结果中，工农业产出比重不变情况下的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变化都归于效率因素的贡献，即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换言之，利用部门间的因素分解模型无法反映部门内部行业结构调整产生的结构性节水效果，因此只根据工农业总体水资源消耗强度变化的因素分解结果做出判断，可能会高估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程度。
基于本文的分析结论，并考虑到运用因素分解方法进行分析所得结论的局限性，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要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依然要坚持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齐头并进。特别是在工业用水量占全社会用水总量比重不断提高且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的成本相对较高的背景下，更要重视工业部门内部的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针对中国水资源确权、水权交易等基础性制度建设在短期内难以完成的实际情况，在电力、化工、钢铁、造纸等重点领域的节水潜力有限、节水成本较高的条件下，作为过渡时期方案，短期内应将盯住重点领域型工业的基于财政补贴的现行节水政策的适用范围，推广至纺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其他采矿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等用水效率系数高的行业，以确保工业节水政策取得实效。就长期战略而言，除了应建立健全以价格等市场手段为主体的节水政策框架外，还要以各工业行业的水资源消耗与行业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为基础，把握各行业水资源需求的长期变化趋势，着重从行业布局优化、行业结构调整、供水结构改善等方面入手化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注释：
①许新宜等[7]指出，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估指标主要包括五类：一是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指标；二是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指标；三是工业用水效率指标；四是生活用水效率指标；五是生态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
②从图1来看，1980—2011年期间中国单位GDP水资源消耗强度似乎呈先急剧下降后逐渐稳步降低态势。这主要是因为：(1)1980—1990年期间只有2年的数据，1990—1995年期间只有3年的数据；(2)图1的纵坐标是单位GDP水资源消耗强度绝对值。此外，由于1985年和1986年的数据缺失，因此在时间段划分上将1980—1990年作为第一阶段，此后每5年为一个阶段，但最后一个阶段为6年。
③例如，对于绝大多数农作物而言，水资源是最重要的投入之一。而对于一些工业制成品而言，虽然水资源投入很重要，但相对于技术、资本等其他要素而言，其重要性要低一些。即使在工业部门，不同工业行业的水资源消耗强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如采用水冷技术的燃煤发电企业的水资源消耗强度肯定高于服装生产企业。
④例如，当火电厂的热力系统冷端采用的冷却介质由水改为空气后，即变水工艺为无水工艺后，其水资源消耗强度会大幅降低。
⑤关于拉氏指数法与迪氏指数法的区别，可详见吴滨和李为人[16]的论述。
⑥根据Ang和Zhang[19]的分析，“共同创造、平等分配”原则不仅简单明了，而且能通过Fisher[20]提出的因素分解法的3种合意性检验(即时间可逆性检验、循环性检验和因素可逆性检验)。此外，它还使Laspeyres、Paasche和Marshall-Edgeworth这3类指数具有相同的分解结果。
⑦在用水总量中扣除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后，剩下的是生活用水、生态用水。生活用水包括城镇居民、公共用水和农村居民、牲畜用水。原则上可以通过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与城镇人口数量相乘，得到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同样通过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与农村人口数量相乘，得到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然后将生活用水量减去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可以得到包括建筑业用水和第三产业用水在内的公共用水量。但是，由于水利统计中的城镇生活用水只包括全部建制市、建制镇以及具有集中供水设施的非建制镇的居民住宅用水和公共设施用水，其统计范围与人口统计中的城镇人口统计范围不一致，因此通过上述方法估算出来的生活用水量数值偏大，在1997—2002年间都大于水利统计资料(包括公共用水在内的)中的生活用水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