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印度商人的起源及其与佛教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印度论文,起源论文,商人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由考古资料断定，哈拉巴文化时期，出现了商人，并且有了早期商业活动。吠陀时代以后，商人阶级最终形成。佛教与商人关系密切：在经济上，佛教依靠商人施舍；在政治上，为共同反对婆罗门势力，他们结成了天然同盟；在思想上，商人与佛教对婆罗门有着共同的反抗对象，并有共同的思想观点。商人和佛教的合作对推动古代印度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印度 商人 佛教
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当地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就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哈拉巴文化。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以后，属于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从中亚草原进入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并在印度河流域定居下来。在后来近千年的时间里，雅利安人的势力由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发展。公元前6至前5世纪，在恒河下游建立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称为列国时期。公元前4世纪后期，列国为摩揭陀国所统一。因佛教产生于此时，史称“早期佛教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商人与佛教关系非常密切。商人阶级在群众中扎根久远，并以它的能动性给佛教发展以有力的支持；反之，商人在佛教庇护下，得以迅速成长壮大。商人与佛教紧密相伴，商人阶级随着佛教活动的延伸而发展，他们相互依存、生死攸关，共同参与社会和人生，对推动古代印度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不仅在世界宗教史上绝无仅有，同时，也成为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商人的显著特点。本文拟就古代印度商人的起源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作些探讨。
一、古代印度商人的起源
古代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中心区域，此外，还包括现今的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印度河—恒河平原曾是古代印度历史上重大事变的主要舞台，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文化发祥地之一。次大陆早在远古旧石器时代就有了居民。从公元前3000年代起，达巴毗荼人在次大陆占居了重要地位。一般认为，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文明就是他们创造的。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当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时，他们还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而本地居民已进入奴隶制时代。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以前，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居民，虽然种族与语言不同，但他们已越过了游牧阶段而定居在许多城市之中。这样的城市原来都在印度河沿岸，靠近水源，交通、捕鱼都很方便。后来印度河几经改道，有的城市现在看来就离河流较远。因为这些大小城市都与印度河有关，所以学者们把这里的文化统称为印度河文化。
从考古发掘所得资料可以推定，当时印度河流域已出现了一些奴隶制城邦。哈拉巴(Harapp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就是其中较大的两个城市国家，总称为哈拉巴文化，它无疑是印度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哈拉巴文化的时间范围，在中心区为公元前2300～公元前2000年，在周边区为公元前2200～公元前1700年”①。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这两座城市是印度河文明的典型城市，面积和布局都很相似，皆由卫城和下城（居民区）两部分组成。占地大约各有260公顷，居民大约各有35 000人。从发掘材料看，古代印度河流域文化有以下特点：第一，这一文化是青铜文化。铜器和青铜器已被大量采用。这些金属器不仅有金银、珠宝等装饰品，匕首、矛头、箭簇等武器，而且还有生产和生活用具，如斧、镰、锯凿、锛、刀、针、锥、鱼钩等；当时已能对金、银、铜、锡、铅等多种金属进行冶炼、锻铸和焊接，人们还学会了使用Circ perduc（融蜡）法，铸造青铜器。第二，这一文化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城市文化。卫城有高厚的城墙和防御塔楼，城中建有大浴池、粮仓、会议厅；下城街道整齐，布局合理，主街道宽达10米，下有砖砌排水沟。印度河流域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青铜镐和带齿的耙子是最常用的掘地工具。水牛和牦牛已用为耕畜。这里土地肥沃，季风带来充足的雨量，农业已有剩余粮食可供居民和商人食用。农作物有小麦、大麦、蔬菜、瓜果、椰枣和棉花；畜牧业驯养的牲畜有牛、羊、猪、狗、象、骆驼等；手工业制陶和纺织都达到了较高水平。陶器制造已会使用陶轮，陶器形式匀称多样，并常饰以几何图形和动植物花纹。棉纺织发掘物说明这里是世界最早的植棉区。珠宝业中象牙和宝石雕琢技术，也达到较高水平。在遗址中发现有石称锤、车、船以及许多次大陆以外的产品，具有印度河文明特点的图章也发现于西亚两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说明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中不仅有本地商业往来，而且与西亚也有商贸联系。上述两城市考古发掘物证明，在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城市文化中，出现了早期商业活动并且有了商人，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从发掘出来的大量带有图像和文字的印章看，说明印度河流域当时已有了字母，这种象形文字虽尚未译读，但很可能是前达罗毗荼语，而不是后来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使用的印欧语系文字。因此，可以认为，印度河流域古代的城市文化，是当地土著居民创造的。第三，这一文化是早期奴隶制社会的文化。从遗址发掘物看，房屋主要用红砖砌成，但大小高低和设备差别很大，有楼房，也有简陋的工棚、平房和茅舍；印章中有描绘奴隶被奴隶主拷打的情景。由于古代印度当时的生产力低下，造窑烧砖、建筑楼房等必然要役使众多的奴隶和工匠，所以，这时的文化是早期奴隶制社会的文化。
从反映雅利安人生产、经济状况、宗教信仰和生活情况的圣书《梨俱吠陀》上可以看到，雅利安人强调自己是“品质高贵的”优秀民族，而居住在城中的商人是贪婪吝啬者。在《梨俱吠陀》颂歌中，有很多地方把印度河流域黑皮肤的波尼商人说成是致富而不行祭祀的吝啬鬼。波尼人(Pani)是专门以经商为职业的。现代语bania（商人）来自梵文Vanij（商人），而Vanij这个字则来自pani（波尼）。梵文Vanij这个字两次出现在《梨俱吠陀》中，可见此时在雅利安人中已有商人和贸易活动，只不过不是普遍现象而已，而且，雅利安人的商贸活动是从印度河流域的土著那里学来的。商人同家庭、国家一样，不是人类社会初始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在文明时代“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②。
在列国时代，随着一系列城市国家的产生，铁器的普遍应用，剩余农产品的增加和商品货币流通范围的扩大，手工业分工也日趋精细，于是给市场提供了更多的产品，所有这些又为商人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佛经中提到的手工业匠人，如陶师、织工、木工等就有18种之多。内地和海外商业同时发展起来，当时作为商品的有纺织品、粮食、香料、香水、金银、珠宝、手工业产品和各种副食品。金、银、铜已作为各种货币进行流通，一些商业和手工业行会也随着城市经济的活跃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从吠舍中间分化出来的奴隶主，也恃其财富挤进了统治阶级的行列。放债谋利已经成了富有吠舍的合法职业”③。到笈多王朝时，商业甚至也成了首陀罗的正规职业之一了。《摩奴法论》及《政事论》中鄙视商人的婆罗门正统观念也随之有所变化，商业已不再被认为是“恶魔的事业”。刹帝利征服者和吠舍商人都要求突破部落思想的藩篱，以谋求个自事业的发展。于是国王、官吏和商人进一步联合起来，共同与婆罗门及其所代表的保守思想斗争。国王中有的本人就是商人，如摩揭陀国王瓶沙王(Bimbisāva)、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就从事贸易活动。东部印度的吠舍商人中有些是非雅利安人的摩揭陀人、毗提诃人，其中很多也因从事贸易而成了商人。当时计算财富的尺度，已不再是牲畜的头数，而是拥有金钱的数目或占田犁数的多少。
商人和官吏都住在城里，共同构成“城里人”(Paura)。城中的商人大贾，因掌握金融大权而成为极其显要的人物。连最独裁的国王对他们也都另眼相待。他们甚至能自由出入宫廷、结交官府。国王有时要找商人咨询，商界也需朝中有人为自己办事。朝廷每逢大典，被盛情邀请者中就有商人。在公元前5世纪形成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商人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商贸以城市为中心，已是一种经常性活动。与商业有关的一些名词术语，如赎卖、价格、商品、利润等等，都可以在该史诗中找到。十车王给罗摩灌顶时，邀请参加典礼的人中就有商人，可见此时商人的地位之高。
随着民族融合的加速，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同时，雅利安人的内部分化也明显加剧，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早期吠陀时代萌芽的种姓制度，到此时，已发展成为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已成为古代印度社会中长期极富特色并影响深远的历史现象。在吠陀时代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人阶级最终形成。以后，新兴的土地所有者不断弃农经商，商人的队伍不断扩大，所占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正如7世纪义净赴印时，在《南海寄归内法传》的夹注中写道：“西国时俗，皆以商人为贵，不重农夫，由其耕垦，多伤物命；又养蚕屠杀，深是苦因”④。比义净早几十年到印度去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2里明确指出：“三日吠奢（舍），商贾也，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可见商人事业的活跃。
二、古代印度商人与佛教的关系
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有宗教相伴随”⑤。古代印度早期佛教，是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宗教，僧侣和商人同住在城中，佛经中有很多地方是讲商人与佛教关系的。商人与佛教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上，佛教依靠商人施舍。同世界上其他宗教一样，佛徒也不从事生产活动，他们在经济上必须依靠信徒才能维持生活和发展宗教，佛门广收商人为信徒，就是看准了商人可以在经济上支持佛教。从当时古代印度社会阶层来看，最积极、数量最多的佛教布施者是商人。商人主动出钱出物，供给佛僧，结果是佛僧得到衣食之助，商人在听道中不仅心灵上得到慰籍，而且经商活动中，在佛门庇护下生意上也得到好处。因此，佛僧最初传教的对象，也往往是住在城里的商人。释迦牟尼在说法时，常针对商人的发财心理，动之以致富之道，晓之以拜佛得福之理。他每年夏坐的地方以及平时停留的精舍也都在商贾居住的大城市之内，其中有的就是大商人赠送给他的。根据佛传记载，释迦牟尼刚成了佛，从菩提树下站起来，首先向他奉献食品的就是两个商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21：“北方五百商人听说有佛出世，来到室罗伐城，请给孤独长者带去见佛。觐见后，看比丘的住处，看到床褥上尼师但那中间穿破，便将五百妙叠奉施众僧”。《过去现在因果经》卷3：“时彼商人，既见如来威相庄严，又见诸天前后围绕，倍生观喜，即以蜜
而奉上佛”。《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7：“佛从王舍城到桥萨罗去，路上所需四件事情，都由商人供养”。释迦牟尼成佛后，如来弟子散布的用意在于抬高商人的地位。佛僧对商人布道并给予很大的信任。佛祖第一次说法是在波罗奈附近的鹿野苑，原因就是此地处于四通八达的商路上，来往商贾占绝大多数。佛祖来此首转法轮，就是想把菩提树下悟得的大道首先说给商人听，他相信商人定会欢迎他的说教。为了便于商人对佛教施舍，佛经中还有佛祖禁止与商人争利之记载：《五分律》卷5“若比丘种种贩卖求利、尼萨耆波逸提”；“若比丘以金银及钱种种卖买，尼萨耆波逸提”；“若比丘尼知他市得而抄买者，尼萨耆波逸提”。佛经中也有商人与佛徒共偷关税之事。《摩诃僧祗律》卷3：“有比丘与估客共道行。比丘有大徒众。时估客便语一比丘言：‘汝师大德，至关税处，谁敢检校？汝为我持此物，寄箸汝师衣囊中，过此税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商主布施苾刍一白叠。同行过税关，商主财货都已输税。他想到苾刍白叠还没有输，便从苾刍袋中取出白叠，放在自己已纳过税的货物中，蒙混过关”。从上述佛典律藏中可以看出，商人与佛教的首要关系是经济关系。
在政治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吠舍大商人在经济上的地位显著提高了，他们极力要求打破婆罗门至高无上的种姓特权，以及在知识领域内的垄断地位；早期佛教力图在宗教领域内打破种姓之间的严格界限，提出了“众生平等”的口号，要求同婆罗门平等，并对婆罗门种姓“出自梵天”的谬论给予了激烈抨击。商人与佛教的这些主张，虽然主要是从刹帝利贵族和上层吠舍的利益出发，但也同时反映了一般人民大众反对婆罗门教，要求种姓平等的愿望。为了共同与婆罗门势力斗争，商人与佛教在政治上结成了天然的同盟，他们相互提携，生死与共。《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15：“乃往古昔，菩萨尔时在不定聚，于大海中作一龟王。复于后时，有五百商人剩船入海，乃被海兽打破船舶。其龟取五百商人置于背上，渡出海中。尔时商人皆悉安隐。”商人有时也拚命相救佛僧。《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18：“卖香商人冒着被未生怨王所杀的危险，为了医治世尊的病，奉上牛头梅檀香。”
随着佛教的兴起和商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为共同对付人为和自然界的侵袭，佛僧与商人结伴同行、相互照应已成为社会风气。佛经中常有僧侣外出传道，必有商人为伴的事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3：“苾刍与苾刍尼共商旅期行，有恐怖难处，同商旅共行，若无商旅，不能得去。”《摩诃僧祗律》卷3：“如果比丘同商人行走到旷野得了病，同伴的比丘不许丢开他，应该代提衣钵，亲近扶接，不应远离。如果不能走路，应该向商人借车和牛马”。《十涌律》卷61：“舍婆提国有贾客主，欲至他国，占卦在沸星日出发。有比丘想同行，但又说这是布萨日，想请贾客主等他”。从上述一些佛典律藏中，不难看出佛徒对商人的照顾、信任乃至尊敬到何种程度。
在思想上：商人与佛教对婆罗门教都有较强烈的反抗情绪，二者有着共同的心态和思想的共鸣。婆罗门教思想在印度历史上根深蒂固，制约、压抑商人与佛教长达数千年之久。婆罗门起初认为商人是“非我族类”，佛教被看作是非正统的异端，在思想上和社会地位上均给予歧视和贬低，这一切都促使商人与佛教关系更加亲密。
世间一切伦理观念都与现实生活有着内在联系。古代印度商人拥护佛教的神学思想，乐意接受佛教不杀生、转轮圣王和业报轮回观念。佛教教义中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杀生、非暴力学说反对战争，而受战争之害最甚者则是农民和商人。佛教这一学说对商人是有利的，因此商人是拥护这种主张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不杀生、非暴力学说随即成了密切商人与佛教关系的粘合剂。
佛教教义中力主宣扬“转轮圣王”的神学思想。在各种文字的佛典中，“转轮圣王”这个词几乎到处可见。“转轮圣王”梵语意为大皇帝(Cakravavtin)，即“对一个国王集团行使统治权的人”。古代印度从来没有过统一的大帝国，阿育王时期疆域尽管开拓最大，但也未能统一全部印度。“转轮圣王”这一形象的出现，只能被认为是古代印度人民长期渴望全境统一的愿望，于是梦想出一个转轮圣王能统一全部印度，而且，能让人民大众过上太平的日子。反之，国家分裂、小国争雄、关卡林立，这对商人发展事业无疑是极大的障碍。商路上盗匪横行、野兽出没，加之婆罗门恣意刁难，商人也只好结伴而行。因此，商人都希望借助佛光普照，企盼能有一个威德的国王去保证商路的安全通畅。
关于“业报轮回”思想，古代印度人认为，行动是因，有因必果；因有善恶，果有好环。佛教最基本的教义之一，“十二因缘”的核心就是体现这种思想。婆罗门教顽固守旧势力，坚持种姓制度，很有“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对策三》）的味道；佛教用业报轮回去说明种姓是可以改变的，农民和商人都高兴听这一说教，自然他们都非常容易接受这一神学思想。早期佛教时代，思想中共有两大体系：一个是婆罗门思想体系，一个是沙门思想体系，前者顽固守旧，主张一切不变；后者革新进步，主张一切皆变。前者根源在雅利安人之中，后者一方面与印度河流域原始文化有关，另一方面又与恒河流域原始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总起来看，沙门思想体系是反对婆罗门的，这就给商人与佛教间同沙门思想体系的沟通，提供了共同语言。
综上所述，古代印度商人阶级的兴起，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对商人影响最甚，相互关系也最为密切。商人与佛教尽管是不同范畴的两个词语，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们是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和思想基础；同时，在古代多民族融合体中，也是他们在经商传教过程中，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古老文化思想传播到南亚次大陆和以外的广大地区，使古代文明得以在人类的故乡之一，放射出夺目的光彩。这对上古以后的印度乃至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飞跃，无疑是一个促进，也是跨越国际区域的历史功劳。
收稿日期：1994-04-23
注释：
①D·P·亚格拉瓦尔等：《从中石器时期到铁器时代的印度史前年代》，《人类进化杂志》1978年第1期，第41页。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2页。
③《乔达摩法论》，转引自刘家和《世界上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
④《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4。以下凡引《大正新修大藏经》均不注出。
⑤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