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何以能：1959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运动中的精简工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人论文,组织论文,国家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4)03-0023-17 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学术界多有“强国家”、“全能主义”、“总体性社会”等认知概念。这些概念贯穿于一个脉络中，即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单位制的确立，中国社会中每一组织、每一个体都被党和政府所完全掌控，社会的自主性消失殆尽。这样的脉络建立在“国家—社会”的路径分析基础上，毫无疑问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推动了三十年来大陆学人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理解。 近来有研究者陆续从社会的自主性空间、国家统合外的地方经验和地方文化、国家触角的限度等不同角度，对这一认知概念提出质疑①。本文之目的并非就双方观点作出评析，而是试图沿着上述路径分析进一步发问：如果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真的是“全能主义”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如果国家权力有其限度，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拟通过对1959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历史回顾，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社会”关系进行再考量。 “大跃进”期间，中央发动了一场以精简城市企业职工为主要内容，以改进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运动，即全国整顿劳动组织运动②。运动初始阶段，社会层面产生质疑与反抗，工作进度较慢，但国家强力推动运动开展，最终完成了精简数百万人的计划，提升了国家控制力。这场整顿劳动组织运动，为什么在获致国家目标的过程中，会遇到阻力和挑战?而国家又凭借何种力量能在短短几个月，克服上述困难，实现目标?本文将描述这场运动发生在天津的经过和结果，客观呈现其中的复杂性，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暗含其中的国家能力及其相关因素。本文以天津为例，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自下而上”研究视角的需要；二是天津作为当时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先进市③的典型性，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探讨。 一、整顿的缘由与兴起 “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中央为了发挥地方积极性，下放了相关权限。1958年6月29日，中央转批劳动部报告，将企业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权予以放宽。随着基建审批权、物资分配权和招工计划权的全面下放，城市人口和职工人数大幅度增加。1958年，全国新增职工2082万人，其中超过一半来自农村。数据显示，“按1958年从农村招收的1104万名职工来计算，如果每人年平均消费粮食456斤(青、壮年强体力劳动者按每月38斤计算)，一年就要消费50多亿斤商品粮食。农民进入城市后，在其他商品方面的消费量也会比从前增加”(详见表1)。国家统计局由此建议政府“减少新职工”，因为这样“不仅可以缓和市场的紧张程度，而且可以将这些劳动力分配到生活资料的生产上去，加强农业和农副业的生产力量。同时，对于企业劳动组织的改进和劳动效率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好处。”④ 1959年3月，国家计委和劳动部共同召开了全国劳动工资计划会议。会议确定了当年劳动力管理的方针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合理的分配和使用劳动力，保证国家生产建设(首先是钢、煤、粮、棉生产)的需要，促进国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会议提出了两个重要建议，即“改进劳动组织，合理地使用劳动力”以及“适当调整现有职工队伍”⑤。这次会议拉开了1959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序幕。1959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1958年劳动工资的基本情况和1959年劳动工资的安排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避免人力、财力的浪费，今年必须减掉几百万职工。这样做，对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和减轻市场消费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也有好处”⑥。
根据当时指导性的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优越性表现之一就是劳动生产率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有一个著名的提法，即“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⑦列宁的这一提法在“大跃进”期间很受官方的重视。⑧中央对各地偏重“跃进”指标而不顾及劳动生产率的做法很不满意，这也是国家计委和劳动部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整顿劳动组织目的的原因。根据中央整顿劳动组织精神，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职工人数不能增加只能减少，全国缩减人数在八百万人左右。 天津的情况是全国的一个缩影。经过中央和各系统层层追加，天津1958年年度工业增长指标高达110％。为完成上级“跃进”指标，天津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招聘新工人，扩大再生产。技术革新短期内难以实现，招聘工人，则因为管理权限的下放，较容易实施，这就成为包括天津在内各地普遍选择的办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天津市共增加职工17万多人，1958年一年从社会招收的就有23万多人，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人员总数的1.33倍⑨。经过增加人力成本投入，全市工业总产值增加了70％，但“由于人员增加过多，很多单位58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有些单位59年的劳动生产率还要继续下降。”⑩为贯彻中央整顿精神，1959年5月，天津市委向全市发出了《关于整顿劳动组织、精简人员的指示》。文件要求，天津精简10万左右工人。精简人员的范围，主要是1958年吸收进厂的农村合同工，包括部分街道妇女和学生。 不过地方当局很快发现，如果积极执行整顿计划，问题就会出现：“跃进”指标能否完成呢?天津市委认为，随着生产建设“大跃进”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红旗竞赛运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提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条件”(11)。“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其说是一个保障，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姿态，地方官员是否真心相信技术革命及其效果，是值得怀疑的(12)。此外有研究发现，“大跃进”期间，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局面下，行政体制内生出一种锦标赛的独特现象。在锦标赛中，中央会在经济上向地方政府大规模放权，并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促使地方政府在主要的经济指标上展开竞赛(13)。从地方利益出发，从完成1959年分配下来的国家经济指标来看，天津积极裁撤从河北省及周边农村吸收进来的劳动力的工作动力并不充足。但是，在中共的官员考核中，相比较于“全国一盘棋”的党性要求，经济指标并不是官员晋升的第一要素，也就是说是否和中央、和“全局”站在一起才是第一位的。因此“各级书记都亲自领导了这个工作，在五月下旬到七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内，为做好这一工作动员了全党的力量，做到了全党动员、各方动手、层层负责。”(14)国家力量通过“对党忠诚”党性要求来严格人事权控制，这是整顿工作开展的保障。“和中央保持一致”在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纪律问题，而涉及官员们政治伦理层面的讨论，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进一步展开。 地方政府努力于精简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即安定当地的社会经济秩序需要。1959年3月14日，天津市委给湖北省委发了封紧急求助信，信中称：“目前我市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几种主要粮种已面临脱销。稻米是我市供应主要品种之一，每月需要四五○○万斤。月初我们即停止对郊区供应，但由于稻米自今年一月份以来一直没有调入，原有库存即将全部吃光。”(15)不仅粮食告急，其他日用品供应也渐短缺。从1959年5月天津市委办公厅出具的《当前市场供应情况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年1月到4月天津地区市场供应相当紧张，许多重要商品销大于进，调入不好，库存不断下降。《报告》认为城市人口和职工的过度增长是造成经济秩序紊乱的一个原因，因此建议“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压缩购买力，这是缓和市场紧张的有效办法，首先建议适当减少工业人员。”(16)我们认为，地方官员们之所以贯彻执行整顿工作，一是因为地方稳定的需要，二是因为国家力量通过党性原则强化了相关诉求。 但是，鉴于“大跃进”时期层层加码的钢、煤指标(17)和减人增效的矛盾，地方官员对中央的指示又不可能完全贯彻，他们需要做的是在两者之间尽可能找到一个平衡。既要想方设法完成“跃进”指标，也要努力落实中央最新指示，其策略是一面减人，一面保证重点企业不被减人。1959年4月15日，天津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在《关于整顿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请示》中提出天津市的工业、建筑和商业部门“应该减少人员”。仅一个月后，在大规模精简工作即将开始前，同样的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在《关于本市重工业局、机电工业局所属企业中部分合同工转为固定工的请示》中提出“为了更好的完成今年钢和六保设备的任务，有必要把目前的一部分合同工转为固定工”(18)。由于这次劳动组织整顿只减合同工，不减固定工，固定工的转岗就保证了重点企业不被减人。中央政策并非不允许合同工转岗，但“精神是指少数人说的”(19)，要求是“大、中型企业在经过整顿劳动组织，减掉了多余的人员之后，在重要的生产岗位上和长期要技术工人的工段上，可以从政治上表现好，并且掌握了一定技术的临时工、合同工中，挑选一部分转为正式工人”(20)。但是，天津地方的档案显示，他们在整顿工作开展之前布置了转岗，而且转岗职工“控制在全局合同工总数的70％”。从天津的这两个文件，我们可以看出地方当局难言的苦衷。市政府作为官方层面都在寻求选择性适应，而基层干部以及工人，面对国家的精简诉求，可能会有更多的质疑与反抗。 二、情感与利益：对整顿的质疑与反抗 在整顿和精简工作开展前，市委认为，“整顿劳动组织、精减人员的工作，涉及被精减的每一个人，和他们有着切身关系。因此，必须做好这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21)市委的估计是正确的，但这次精简，不仅“被精减的每一个人”会因为切身利益而给工作设置障碍，厂领导、车间主任和工段长、老工人等不同群体，也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情感所在，反映在对整顿工作不同的考虑。 档案材料显示，工厂领导普遍缺乏通过减少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相反，为了完成“跃进”指标，他们会率先储备劳动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斯坦福大学华尔德教授提出，社会主义企业受的是“资源约束”而非“需求约束”(22)。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只有官僚而没有真正的所有者，这样就几乎不存在任何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来控制这种扩张冲动，投资饥渴必然泛滥成灾”(23)。正是社会主义企业官员的扩张冲动，推动着1958年天津各厂工人数无计划的倍增。1959年1月6日，天津市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厂停止增加人员，内称：“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全市一律停止增加职工人数”(24)。可是，从1月6日起到3月底，天津各企业负责人并没有太认真地予以执行，相反私招了大量合同工和徒工。材料披露，仅“塘沽区运输公司，在今年3月10日到3月20日十天中，就私招农民144人，全部没有户口及粮食关系”(25)。根据同时期北京市委的调查，“市委直属的26个厂矿和13个筹建单位在市委去年(指1958年——笔者注)12月25日发出关于停止从社会上招收职工的指示之后，仍继续私招了488人。”(26)首都北京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出现的不力，反映了这一现象并非天津独有，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企业官员在“资源约束”体制下的普遍行为。整顿工作开展后，一些天津厂矿领导的抵制情绪非常明显。如天津乐器厂总支书记刘秉义说：“我还指着780名合同工翻番呢!”还有的说：“要减人就得减任务”(27)。不仅顾虑现在任务完不成，还有厂领导顾虑今后的任务怎么办。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整顿办”)发现，“在这次整顿劳动组织、精减人员工作中，中央和省属企业在初一阶段，进度比较缓慢。主要是因为有些单位思想不通，有顾虑，怕减掉人完不成任务，或考虑虽然目前任务不大，但到第四季度任务一来再要人就要不来了”(28)。厂长们叫苦，在上级领导看来是狭隘的“本位主义”，是缺乏全局观念和党性的表现，是“大摊子”思想没有转变，需要通过教育和说服加以解决。 厂领导思想没通，中层干部，特别是车间主任、工段长抵触情绪更大。河东区区委的调查发现，真正思想明确，积极拥护减人的中层干部只占30％，工厂中大约有70％左右的干部都存在着抵触情绪。我们认为，中层干部的顾虑原因有三：一是担心减人不减任务，分摊到每个车间工作量加大，任务完不成。地毯厂一车间主任说：“咱们全是手工活，不像机器行业，人家加加转轮就减许多人，咱们减了人把活就得加到别人身上”(29)；二是相较于企业领导，他们和工人之间感情联系较多，愿意替工人说话。华尔德教授的研究发现，工人积极分子和中下层干部之间会出现一种施恩回报关系，“干部们有时还以上级保护人的身份替他们的下级到厂方活动”(30)。但华尔德忽略了，这种密切关系不仅存在于干部与工人积极分子的关系中，因为老乡、亲属等原因，这种密切感情和行为同样会出现在于部与其他工人之间。河东区发现个别车间主任因自己的家属是被减对象，所以对精简有很大的抵触，如某厂大部分车间主任、车间支部书记的爱人、女儿、儿媳妇等都属于1958年进厂的被精简对象。因此，干部很抵触，该厂的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始终开展不起来。(31)一些中层干部甚至见到工人哭他也哭并说：“我们也不愿你们走，你们可派代表找领导去，别找市局找区委市委去”(32)；三是担心工人缩减过多，有关干部岗位会撤销，危及自身利益。第六建筑公司的干部李富贵说，“你看工人走啦，任务也少了，干部就显得多啦，这回干部非调不可”；安装公司干部小谭说，“我看这回算完了，现在当干部可能当不成啦?过节劳动锻炼了一段还好(33)，这叵可能下去干活啦!”(34)中层干部是一个国营企业上传下达的主要力量。特别是车间主任和工段长，厂里的任务经由他们分配到班组和工人，工人的福利、奖惩由他们加以调配，工人的表现或问题由他们汇报给厂领导，精简工人的思想工作，必须由他们做。市整顿工业组织领导小组充分认识到这一层干部的关键作用，这也是整顿工作进入工厂后，首先召开中层领导干部会议的原因。 建国以来，国家认为老工人经过长期生产锻炼和阶级斗争锻炼，比新工人要“先进”，因此比较依靠老工人影响和教育新工人，推动工作开展(35)。1957年10月中央的一个文件曾说，教育工人的方法“主要是有领导的群众自我教育，即依靠先进带动落后，依靠老工人教育新工人。”(36)在此前后的工厂民主改革运动、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家在工厂都贯彻着这样的做法(37)。但这次精简工作中，老工人群体却发生了不小的分裂。市工会宣传部的材料显示，很多老工人拥护党提出的整顿劳动组织措施，并且主动揭发浪费现象，一些老工人还主动帮助新工人做宣传解释工作(38)。不过，更多的材料却指出，很多厂的老工人情绪并不稳定，并把不稳定的情绪传染给精简工人，造成工作被动。一些老工人不理解官方宣传的整顿劳动组织意义，加之很多新工人和老工人之间存在师徒关系，老工人舍不得他们回乡。天津电缆厂的老工人吴惠珍说：“何苦呢，既然生产上不需要，1958年为什么招这么多人?”(39)新大华染厂请一些老工人参加欢送新工人的会，有些老工人不参加，他们说：“看着我一手培养起来的人走了，我心里难过。”(40)天津市冶金局所属钻石模厂，在遣送农村学徒工时，由于老工人去车站送行，在上车后发生有部分人放声大哭的现象。哭是民众表达情感最强烈的方式之一，但这种感情的宣泄却影响了政府营造的“走者满意留者安心”的氛围，上级认为“影响很不好”(41)。 被精简的工人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经说服愿意离厂(42)，一部分则是反抗与疑虑共存。按照市委指示精神，被精简的工人主要是指1958年新增加的人员，基本上有三类，即由农村招用的农民、城市的市民和学生。(43)对于很多家庭生活困难的城市市民和由农村招用的农民，精简意味着丢掉大城市、大工厂的工作，回到街道待业或农村务农。因此，他们的疑虑，与其说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没到位，国家政策不理解，不如说是切身利益的损失让他们无法选择“理解”。塘沽区的调查发现，这部分人的“思想工作不太好做”。有的工人谈“大跃进把我们跃回家”、“妇女解放了几个月”。塘沽区红光厂的工人说“去年刮风下雨我们干了，现在房子建好叫我们走，我们打下的江山别人坐?”(44)。天津市委把被精简人员的顾虑概括为六怕，即“一怕失业无事干，二怕生活有困难，三怕回家去种地，四怕被调到外边，五怕丢了面子不好看，六怕对象搞不成”(45)，如果再加上对师傅、工厂的感情因素，就基本概括了当时一些工人的心态。相较于干部，除了疑虑，被精简对象往往还通过种种行动传达着不满。美国政治学与人类学家斯科特在马来西亚农村做田野时发现，东南亚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形式反抗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人。斯科特认为这些形式是弱势群体反抗的“日常形式”，它们是“弱者的武器”。(46)将斯科特的发现置换到1959年的中国企业中，你会发现，相对于国家力量，处于弱势地位的被精简者同样在使用“弱者的武器”表达自己的态度。一些人选择了装糊涂开小差，甚至失踪来逃避精简，河东区锅炉厂4个农民思想未通，坚决不走，有的躺在床上不起，有的不见面“捉迷藏”，他们行李在人不在，晚上在白天不在。(47)道桥公司四工区第一批回乡的33人，公布名单发了工资，就逃跑了12人，有的已跑向东北，有的住在市内亲友家企图避风过关。(48)很多工厂工人要求将工作服带走。一些工厂还出现了偷盗，市整顿办发现，“有的单位公布回乡名单后，在工人集体宿舍发现了丢失存折和现款的现象。在车站上遣送工人时，也发现有被遣送的工人乘乱偷盗别人行李或包袱的情况。”(49)我们不认为工人们上述行为仅涉于旷工、贪财、造谣、偷盗的表现，背后体现的恰是他们对精简不满的抗议。 传统叙事中，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在贯彻无产阶级国家目标方面理应坚定而有力。通过天津的材料，我们认为历史比理论要复杂很多。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通过1957年上海工人闹事事件，也发现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和地理空间区隔，工人阶级中的正式工和临时工、老工人和青年工、外来工和本地工、城市工和农民工存在着分裂(50)。但她忽略了工厂干部们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言人”，也不是铁板一块。1958年春夏之交，当精简政策出台后，地方政府干部、厂矿领导、厂矿中层干部、老工人、被精简对象对国家目标或分裂或抵触的根源，主要源自于两点，一是地方、部门以及个人利益的考量，一是对工厂或对工友的情感，正是这两种要素的混合，构成了国家目标获致的阻碍。 三、“全国一盘棋”：教育说服与动员配合 如果以“全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国家能力处于高度发达的时期，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51)。但透过上文中地方干部、厂领导、中层干部、老工人和精简对象对国家政策的质疑甚至反抗，我们会发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远不是严丝合缝，国家要完成目的还有诸多困难要克服。而这一切就摆在1959年贯彻精简指示的天津市地方官员面前。 (一)教育与说服 针对分管局和区县干部的顾虑，市委第一时间召开专门会议，向各局局长、各区区委书记作布置，强调精简工作的重要性。接着各区组织召开本辖区内企业领导的会议，如法炮制，进行传达。“这对解决各局、区领导的思想上起了很大的作用”。(52)如前所述，各级干部因感情或利益的因素，并不太积极于减人工作。那么国家是如何通过会议说服干部们服从并努力于自身目标的实现呢?我们从塘沽区的一个会议报告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关于以上认识问题我们不妨再谈一谈：这次减人的目的，就企业来说是合理的使用人力，增产节约，降低成本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工农关系来说是支援农业生产”，“我们必须从全国一盘棋出发，动员劳动力回去支援农业生产，这样既支援了农业，也有利于工农联盟。”(53) 按照现代官僚制的纪律性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但中共的官员不仅是现代官僚制的一员，他们还被要求“又红又专”，扮演着“政治家”的角色(54)。因此，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现代科层制，同时也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其中，对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强调是一个重要方面。对此，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有过一个概括，“大家知道，我们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应该是党和阶级的利益的具体代表者。一个共产党员的阶级觉悟愈高，阶级立场愈坚定，自然会大公无私，高瞻远瞩，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55)。以这种意识形态评估1959年的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就使“全国一盘棋”具有压倒一切的价值合法性。诚如1959年2月2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言，“全国一盘棋，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是我国进行建设的最重要原则”，因此“大局决定小局，小局必须服从大局，部分必须服从整体”(56)。有研究者认为，“‘国家利益需要’也是这些年权力系统用以应对民众抗议的最重要的政治伦理的合法性源泉。”(57)不仅民众，当国家目的和地方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这种“合法性源泉”像紧箍咒一样，加上官僚制的纪律要求，制约着干部们的异见。听完动员报告后，天津市河东区的材料显示，“个别同志由于减人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他们只看小局，不看大局，从内心里还没搞通，但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才勉强通了。”(58)这里的“大势所趋”暗含着国家对于地方第一次序的伦理诉求，这里的“勉强”传递着“没通也得通”的官僚制纪律。 被“说服”的干部们接下来就被投入到各个工厂一线，但他们并不都想完全执行国家政策，“只看小局，不看大局”的行为时有发生。干部们的策略就是将国家减人政策转化成“优化劳动力”的政策，从而在选择性适应中追求局部利益的可能。国家的减人对象以1958年入厂的农民为主，但是一些工厂将其变成“卸包袱”，借此机会处理老弱病残。如：给排水公司通知所属单位，这次精减要处理老弱残，对过去不称级的工人也要一律处理(59)。一般地说，农村来的青年，能吃苦耐劳，有勤劳的习惯，挑肥拣瘦的毛病少，也比较服从指挥(60)，在企业中属于生产骨干，于是一些企业偷梁换柱，采取“留农民减市民的办法”，趁遣送之前把农民调剂到其他单位予以转圜。天钢一厂按计划要遣送323名农民，主管冶金局指示“先不要遣送，等待调剂”。木材加工厂的26名农民、新中材厂的9名农民都被木材公司领导挡下，公司指示“不要动，公司调剂”、“无户口农民的粮食，全由公司包下来”(61)。还有一些工厂采取拖延战术，“如电气传动研究所去年招收523名新工人(不包括兄弟单位支援)，第一次下达减人指标120人，经过修定改为100人，厂里原来说可以减80人，后来又说仅能减34人，到目前一个人还没减下来。”(62) 这些行为是国家不能容忍的。市里面要求在反复讲解当前大局意识基础上，批判干部的错误。河东区委采取了“破三关”的方法，来贯彻市委指示。头一关是厂级领导干部，第二关是中层干部，第三关是被减的对象。首先召开车间主任工段长以上的干部会，区委派人批判他们当中的错误思想和抵触情绪。区委警告，是否贯彻这项工作是“对每个党员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面的考验”，是否服从于“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是其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伦理的必然要求。要求“反复讲”，就是让被动员者在心理层面增加政治压力而放弃抵制。然后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要求各厂拿出行动计划(63)。塘沽区委王书记亲自组织材料，召开全区各系统电话会议，从“大局”出发，针对“模糊认识”进行批判。区委提出要求：“各单位对工作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并要有一个领导人出马挂帅。”(64)从价值层面来说，无论有多少困难，身为中共党员的各级官员，一旦国家祭出“我们必须从全国一盘棋出发”的责难，他们没有任何可资抗衡的价值资源对抗这一政治压力，而只能选择服从。 (二)动员与配合 在上级的政治压力下，各厂干部开始着手精简工人。对工人进行动员，干部感觉难度很大。当政治压力和饭碗直接冲突时，工人们不会像干部那样容易说服。他们依旧会用各种方式逃避被精简。而在国家和工人们的互动中，被精简者们的挣扎，有些被强力制止，有些则意外地被国家所接纳。 如果依靠传统的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65)，完成精简工作会面临困难。因为这次工作对象不是地富反坏右，而是部分群众本身。但是，当精简初来到工厂时，干部们沿着工作惯性，还是以传统的工作方式展开工作。天津船厂的教训给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提供了案例。 天津船厂的精简指标是200人。工厂于6月8日上午召开近200人的动员报告会。听完报告，近四分之三的合同工并未被说服，相反提出了“合同期三年为什么现在走”、“布票应发给我们”、“工作服我们要带走”等意见。厂党委根据意见汇总于9日上午再次作辅导报告，公布精简名单，召开欢送会，并决定工人应于10日晨交工作服离厂。这次会议同样不太成功，次日早晨工人拒绝交出工作服离厂，领导要求愿走者站一边，领工资干粮，“结果一个搭腔者也没有”。几个工人带头喊口号“我们不走”，原来愿意走的工人也一哄而起，场面几近失控。事实证明，在消灭阶级敌人工作中取得巨大成绩的政治动员手段，在精简工作中失效了。在总结教训时，有关部门承认主要采取群众运动开大会的方式不太灵，大会时“没有老工人参加，讨论更是如此，因而光听合同工的反对意见，没人驳斥。”(66) 接受教训的国家改变了动员策略，要“工作细”、“深入细致做好思想工作”。他们试图将工人进行分化，团结留厂的工人，教育被精简的一批人。通过细致的动员工作，加大从厂到家的部门配合力度，推动工作进行。首先交代政策，以解除1958年以前进厂的老工人疑虑，并动员他们从大局着眼帮助党做工作(67)。其次，在进行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上，除对被精简人员宣传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精简人员“全国一盘棋”的意义外，对一些顾虑较多的工人，则采取集中力量耐心解释的办法进行动员。徒工的思想工作由师傅包下来，群众的思想工作由党、团员包下来。党委提出的要求是：对被减人员的思想工作必须做成熟，不做成熟不能送走(68)。 虽然被精简对象都担心丢掉饭碗，但具体到每个人，原因不尽相同。有人担心回去生活困苦，有人是家庭关系不和，有人害怕回去亲友看不起。政府采取了一对一的工作方式，动员全体党员干部，分包分人。一些党员干部到被减对象家中访问，河北区发现合同工李琴自己愿意上学，不愿意工作，但母亲不同意，就派干部到李母家中谈心，做工作(69)。发电设备厂动员了全体党员和大量的干部，将被精简人员的思想情况摸透，有什么问题谈什么话，在公布名单前对每个人都个别谈了话，而且不止一次(70)。对于一些工人确实有困难的，工厂经过调查甚至会帮助他们留下。比如天津印染厂在了解工人刘淑英在家受虐待的事实后，主动向上级部门打报告，“后经我厂与区委整组办公室联系，批示可留厂工作”(71)。天津机车车辆配件厂对于回乡的农民，除派干部携带路途中所需的款项、食物和一些常备药品随同护送外，党委还指示护送的干部，在向有关的地方政府交清责任后，按照送回农民的住址，逐一“登门拜访”(72)。针对一些工人担心被人耻笑，国营第七一二厂不仅作细致的解释，甚至“同时给家长写感谢信”，说明被减工人不是工作不好，而是“服从国家的需要”(73)。针对精简对象担心被企业辞退“丢了面子不好看”的顾虑，河北区委指示：工厂一定要组织欢送，街道一定要组织欢迎。材料显示，天津机床厂、第三针织厂、四○五厂等，在遣送街道居民时，不仅工厂组织欢送，街道的党委书记等人都亲自到厂欢迎，把人接回(74)。在“全国一盘棋”的政治伦理基础上，耐心、细致的动员工作开始扭转精简初期的被动。 街道和农村的配合度是能否完成这次精简工作的重要一环。对于街道来说，他们的工作重点在于能否把各方面减下来的人安排好。在河北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启动以后，河北区小关街道党委立刻建立了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组，发动了126人分工合作。首先统一干部思想，“特别明确了街和工厂都要做整顿劳动组织工作，这是个整体，即便有的厂思想工作简单群众有些意见，我们也要兜下来，补充工厂工作的不足”。其次联合工厂一起召开欢送、欢迎被精简人员大会，要求街道下属的各社再召开欢迎座谈会，给被精简人员卸包袱。第三，分片包干，条片结合，因地因人制宜的了解每一个精简回家的工人情况，不但体现政府的关怀，还根据情况适当安排(75)。在这一工作中，各县、社和区、街道都积极配合工厂工作，防止被精简人员回流回厂。市委的总结报告认为，由于地方、部门的密切协作，“精减下来的由于生活困难或家庭不和等原因必须安排的人员，已经基本上安排完了。这对解决被减人员怕被减后生活困难，因而不愿离厂的思想起了作用。”(76) 街道、农村为什么愿意密切配合城市工厂的精简?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强化国家能力，而异于同时期“那么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在其社会中建立优势地位”(77)的窘境，一条重要原因是中共的跨部门合作能力。这种能力使国家能够不受部落、宗教、地方利益的影响，而围绕着一件中心工作互相合作，无论它是工厂、村庄还是街道。领导这些部门协调工作的则是党的领导小组和下设的临时办公室。 天津市整顿工作是从1959年5月16日开始运作的。市委随即成立了由一名市主要领导牵头的整顿劳动组织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市委工业部、计委等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由于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牵连的面很广，工作又十分复杂，因此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公安部门、工会、青年团、妇联、公社办公室、铁路，以及街道居民组织也都参加了这个工作。”(78)仿照市级建制，各区完善了区一级整顿劳动组织小组和办公室。河北区委于5月22日召开了各企业党委书记、厂长会议，区委书记李虹作了动员报告，会后进行了研究讨论(79)。塘沽区委于5月21日至23日对工业、交通、建筑、财贸系统进行开会布置，召开各厂党委书记和厂长会议，5月25日成立区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从我们看到的材料看，各区大体在相同时间内完善了组织，传达了指示(80)。我们以河北区为例，区委成立关于整顿劳动组织缩减人员领导小组，这个小组在区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下设办公室，办公室须抽调干部30人左右。重点工厂也要在党委领导下，建立减人领导小组。街委也要建立领导小组，由街办事处主任和街道妇女组织的负责人分任正副组长(81)。办公室定期刊发工作动态，各职能部门领导坐一起开会通气，统筹解决难题。这些措施保证了一段时期内各部门围绕中心工作快速协调，提升了国家能力。“领导小组”虽然并不为当时的民众所熟悉，却是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保障。正是这一组织安排为街道、农村能够密切配合城市工厂的整顿提供了可能。此外，中国共产党“全国一盘棋”的政治伦理，也给予乡村、街道配合中心工作以强大的价值合法性。所以，当有些街道干部认为自己在给工厂“兜任务”时，小关街的领导立刻批评道，“街和工厂都要做整顿劳动组织工作，这是个整体”。 在这次整顿工作中，“全国一盘棋”的政治伦理不仅教育、说服各级干部服从并努力于工作大局，而且也成为干部动员工人服从精简的思想武器。此外，这一伦理诉求为街、乡配合工作提供了价值合法性。经过2个多月的精简，在各级整顿劳动组织领导小组指挥下，到7月底，天津“全市共精简职工11万多人”。(82)市委认为，“通过缩减人员，很多企业劳动组织合理了，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全市范围内缩减人员的工作宣布结束”(83)。但是这些成果并未能保持。紧接其后的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使得整顿劳动组织的有限成果付诸东流。工业上的高指标与管理混乱状态重新发展起来，工厂继续扩招，城市人口增长势头再次抬头。而这一切，一直持续到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才告终止，不过这已非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了。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发现在整顿劳动组织的过程中，地方干部、企业领导、普通工人对这一国家政策并非完全服膺，而是在选择性适应中追求活动空间，造成对国家能力的考验。国家在与社会的互动中，调整策略，多策并举，最终基本完成了精简任务。整个运动过程中，笔者关注到以下与国家能力相关的事实： 第一，国家目标与个别利益的吻合度。这里的个别，是指全局、国家、中央这一概念的对应面，它可以是地方、企业、家庭和个人。从文中我们看到，当双方因为各种因素产生矛盾时，同样的天津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可以发出明显对立的两个指示；冶金局和木材公司的领导可以罔顾整顿精神，先减城市工人而保存农民工；而被精简的工人可以旷工、逃亡、偷盗，甚至反抗。他们对国家政策的不服膺和不配合，证明社会自主性并没有消失殆尽。我们可以发现，当国家目标和个别利益的吻合度较低时，个体会在选择性适应中追求活动空间，舒张自身利益，造成社会的“缝隙”，影响国家能否实现既定目标的程度。关于这一点，从武丽丽、赵鼎新对宁夏红卫兵运动的讨论、王绍光对武汉造反派的分析以及董国强对文革初期南京不同群体行为的研究中(84)，都可以体会到程度不一的社会自主性存在。自主性大小的不同与国家利益的吻合度呈正相关，并对国家控制力造成挑战。 第二，政治伦理的合法性。自从韦伯以来，合法性就一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在韦伯看来，对合法性的信仰，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是决定服从的一种最重要的因素(85)。能否强化对“合法性的信仰”，是国家控制力大小的重要体现，中共的对策即是对相关政治伦理的策略性运用。在1959年天津整顿劳动组织运动中我们看到，“全国一盘棋”的政治伦理诉诸对干部、老工人的思想工作，诉诸跨部门的紧密配合，并联合二者共同诉诸被精简者的动员中。作为贯彻国家目标的关键因素，它的广为宣传甚至被官方认为也是运动所取得的“成绩”。1959年7月，劳动部在天津召开了全国整顿劳动组织经验交流会，会议认为，运动取得的显著成绩有力地教育了干部和群众，使大家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全国一盘棋”的重要性(86)。政治伦理的合法性，不仅作为运动的手段，而且成为运动目的本身，最终内化于国家控制力的完善过程中。 第三，跨部门合作能力的有效性。本文所称的跨部门合作能力，指当国家目的设定后，除了目标单位外，其他部门围绕这一目的(或称为中心工作)运转起来的广度和深度。从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精简的额度送达天津机床厂时，河北区小关街道也同步进行准备，精简人员如果不愿意离厂，家乡的父母官甚至就会前来施压。值得注意的是，跨部门合作能力的有效性，和“全国一盘棋”等政治伦理的合法性密切相关，同时党的领导小组也为其提供了组织保障。材料显示在精简工作开展前后，有些公社要求外流农民的家属出来找人，找不回去就不管饭或不管饱饭。静海县唐官屯乡要求社员许万清到天津塘大盐场把儿子叫回家，许由其小女带领步行三天到天津找到儿子(87)。虽然唐官屯乡的做法由于过于粗暴而被市委批评，但从唐官屯和各乡镇、街道全力配合中心工作的态度中，我们能够看到政治伦理付诸于组织安排并促进了部门合作能力的强化。 综而述之，从天津的案例来看，上述三要素的存在，对国家精简目的实现的过程以及程度加诸了重要影响。毫无疑问，影响国家控制力的因素并不止于此，但笔者所提的这三点，可能是目前尚未被充分加以讨论，而在分析1959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也包括类似群众运动)的历史时，又十分重要的三点。此外，需要提醒的是，天津虽然作为全国整顿工作的典型，依然有它个案性的一面。因此毋庸讳言，研究视角的专注点和个案研究的局限性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研究结论保持积极的谨慎。 注释： ①参见彭正德《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以1950—1980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张济顺《社会文化史的检视：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再思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肖文明《国家触角的限度之再考察——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文化改造为个案》，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满永《1950年代乡村复员军人生活研究——以皖西北地区为中心》，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1期。 ②目前学术界，尚无著作和专题论文就1959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展开讨论。对这一历史事件探讨的价值，不仅是史学研究对空白领域的填补需要，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背后所折射的国家治理能力，值得关注。 ③《把整顿劳动组织运动推向更高潮——全国整顿劳动组织经验交流会议在天津召开》，载《劳动》1959年第16期。 ④《国家统计局：新增职工对市场的压力》，1959年7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8—1965)》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⑤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1959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⑦《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⑧1958年10月，毛泽东在天津连续召集一些地方干部座谈，强调：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归根到底还是在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见罗平汉《毛泽东是如何发现人民公社问题的》，载《百年潮》2006年第8期。笔者在查阅整顿劳动组织的档案文件中，也频繁看到地方领导对列宁如上观点的引证。见河北省副省长杨英杰《河北省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汇报提纲》，天津市档案馆藏(以下简称津档)，档案号X0003-C-007891；塘沽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关于我区整顿劳动组织的工作报告》，1959年6月18日，津档X0003-C-007895。 ⑨中共天津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整顿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请示》，1959年4月15日，津档X0003-C-015663。 ⑩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解答》，1959年5月26日，津档X0003-D-003283。 (11)中共天津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整顿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请示》，1959年4月15日，津档X0003-C-015663。 (12)“大跃进”时期的技术革命运动是在知识分子被排斥出局，主要依靠文盲、半文盲群众，在技术、物质、资金等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见朱云河《“大跃进”时期的技术革命运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依靠这个运动，短时间内提高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并不现实。 (13)周飞舟：《锦标赛体制》，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14)《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工作情况》，1959年7月19日，津档X0003-C-007891。 (15)中共天津市委《关于粮食问题的电报》，1959年3月14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SZ1-02-0498-045。 (16)天津市委办公厅《当前市场供应情况的报告》，1959年5月15日，津档X0003-C-015663。 (17)1959年二季度，中央和省下达的天津市工业总产值指标为23.05亿元，比一季度增长了19.8％。见天津市经济计划委员会《第二季度工业生产计划安排意见》，1959年5月9日，津档X0003-C-015663。 (18)中共天津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本市重工业局、机电工业局所属企业中部分合同工转为固定工的请示》，1959年5月13日，津档X0003-C-015663。 (19)中共天津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本市重工业局、机电工业局所属企业中部分合同工转为固定工的请示》，1959年5月13日，津档X0003-C-015663。 (20)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三十一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21)天津市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关于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几点意见》(1959年5月22日)，津档X0003-D-003283。 (22)[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中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第35页。 (23)[匈牙利]雅.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24)天津市地方志编委会：《天津通志·大事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25)中共天津市委劝阻农村劳力盲目外流办公室《关于农村劳力盲流情况和处理意见(初稿)》，1959年4月9日，津档X0003-D-003283。 (26)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446页。 (27)中共河东区委《关于我区当前整顿劳动组织的基本情况向市委的报告》，未注明日期，津档X0003-C-007895。 (28)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13号)》，1959年6月13日，津档X0003-D-003283。 (29)中共河东区委《关于我区当前整顿劳动组织的基本情况向市委的报告》，未注明日期，津档X0003-C-007895。 (30)[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中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第195页。 (31)中共河东区委《关于我区当前整顿劳动组织的基本情况向市委的报告》，未注明日期，津档X0003-C-007895。 (32)和平区委工业生产办公室：《工业生产简报(第三期)》，1959年6月19日，津档X0084-C-000647。 (33)天津市自1957年11月至1958年12月，共下放干部48068人。见天津市地方志编委会《天津通志·大事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谭姓干部大概意指于此。 (34)天津市总工会宣传部：《关于整顿劳动组织、缩减人员中职工思想情况的汇报》，1959年6月13日，津档X0003-C-007895。 (35)“老工人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依靠”，是“工人队伍中自我改造和加强团结的核心力量”。见刘澜涛《在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1958年8月4日，津档：X0003-C-014939。 (36)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二十六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 (37)见孟丽媛《新中国初期北京女工研究(1949-1966)》，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周勇：《“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年博士论文；林超超：《合法化资源与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1957年上海“工潮”再研究》，载《社会》2012年第1期等。 (38)天津市总工会宣传部《关于整顿劳动组织、缩减人员中职工思想情况的汇报》，1959年6月13日，津档X0003-C-007895。 (39)《天津电缆厂遣送农民工工作经验》，1959年6月19日，津档X0003-C-007895。 (40)天津市总工会宣传部《关于整顿劳动组织、缩减人员中职工思想情况的汇报》，1959年6月13日，津档X0003-C-007895。 (41)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20号)》，1959年6月18日，津档X0003-D-003283。 (42)愿走者主要有以下两种：农村的合同工，一是麦收时节，想回去分麦子，二是有些单位确实人多事少时忙时闲；城市市民，一是家务繁忙，二是生活不困难，本来也不是很愿意参加工作。见塘沽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情况报告》，1959年6月17日，天津档案馆藏，X0003-C-007895。 (43)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解答》，1959年5月26日，津档X0003-D-003283。 (44)塘沽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情况报告》，1959年6月17日，津档X0003-C-007895。 (45)《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工作情况》，1959年7月19日，津档X0003-C-007891。 (46)[美]詹·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78—479页。 (47)河东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当前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基本情况向区委汇报》，1959年6月30日，津档X0003-C-007895。 (48)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16号)》，1959年6月16日，津档X0003-D-003283。 (49)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16号)》，1959年6月16日，津档X0003-D-003283。 (50)Perry Elizabeth J,“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The China Quarterly,1994(N0.137),p.14. (51)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4年版，第69页。 (52)《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工作情况》，1959年7月19日，津档X0003-C-007891。 (53)塘沽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关于我区整顿劳动组织的工作报告》，1959年6月18日，津档X0003-C-007895。 (54)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共干部要做到“又红又专”，毛泽东指出：“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干部教育的目的是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55)柯庆施：《论“全国一盘棋”》，载《红旗》1959年第4期。 (56)社论：《全国一盘棋》，载《人民日报》1959年2月24日。 (57)陈映芳：《行动者的道德资源动员与中国社会兴起的逻辑》，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58)河东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当前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基本情况向区委汇报》，1959年6月30日，津档X0003-C-007895。 (59)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28号)》，1959年6月22日，津档X0003-D-003283。 (60)向诚：《教育新工人是一件细致的工作》，载《工人日报》1959年2月20日，第3版。 (61)河东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当前整顿劳动组织情况向区委报告》，1959年6月17日，津档X0003-C-007895。 (62)河东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当前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基本情况向区委汇报》，1959年6月30日，津档X0003-C-007895。 (63)中共河东区委《关于我区当前整顿劳动组织的基本情况向市委的报告》，日期不详，津档X0003-C-007895。 (64)塘沽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塘沽区整顿劳动组织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1959年6月29日，津档X0003-C-007895。 (65)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邓宏琴：《包夹：集体化时代乡村阶级斗争的运作机制——以山西长治张庄为中心的考察》，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 (66)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22号)》，1959年6月19日，津档X0003-D-003283。 (67)《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工作情况》，1959年7月19日，津档X0003-C-007891。 (68)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18号)》，1959年6月18日，津档X0003-D-003283。 (69)河北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情报简报(第三期)》，1959年6月11日，津档X0084-C-000647。 (70)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26号)》，1959年6月20日，津档X0003-D-003283。 (71)天津印染厂《关于学徒工刘淑英暂不还乡仍留厂学徒问题请指示》，1959年7月6日，津档X0084-C-000646。 (72)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18号)》，1959年6月18日，津档X0003-D-003283。 (73)国营第七一二厂《整顿劳动组织精简人员工作总结》，1959年6月21日，津档X0084-C-000601。 (74)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31号)》，1959年6月23日，津档X0003-D-003283。 (75)《天津市河北区小关街道对整顿劳动组织缩减人员的安排》，1959年7月21日，津档X0003-C-007895。 (76)《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工作情况》，1959年7月19日，津档X0003-C-007891。 (77)[美]乔·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 (78)《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工作情况》，1959年7月19日，津档X0003-C-007891。 (79)塘沽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塘沽区整顿劳动组织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1959年6月29日，津档X0003-C-007895。 (80)塘沽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情况报告》，1959年6月17日，津档X0003-C-007895。 (81)《认真整顿劳动组织下定决心精简人员(区委决议摘要)》，《河北简讯(第20期)》，1959年5月27日，津档X0003-D-003283。 (82)天津市地方志编委会：《天津通志·大事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83)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关于结束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通知》，1959年7月21日，津档X0003-Y-008496。 (84)见武丽丽、赵鼎新《“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7年6月号；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Dang Guoqiang and Andrew G.Walder,“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The China Journal,2011 (65). (85)李猛：《日常生活的权力技术：迈向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1996年硕士学位论文。 (86)《把整顿劳动组织运动推向更高潮——全国整顿劳动组织经验交流会议在天津召开》，载《劳动》1959年第16期。 (87)中共天津市委劝阻农村劳力盲目外流办公室《关于农村劳力盲流情况和处理意见(初稿)》，1959年4月9日，津档X0003-D-00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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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如何能：1959年，全国整顿劳工组织的运动是精简工人_天津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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