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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对待资本主义，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能够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在动态中正确地把握和科学地处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存关系，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创立了一整套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方法。
邓小平对待资本主义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在生产力领域内他主张以利用资本主义为主；在生产关系领域内他主张以容纳资本主义为主；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内他主张以反对资本主义为主；在思想上层建筑领域内他主张以抵制资本主义为主。当然这四种方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贯通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具体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在生产力问题上，他主张以“用资”为主。所谓“用资”，就是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工具掌握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为社会主义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生事物，它只有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才能体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并最终以绝对优势战胜资本主义。
第一，是由生产力的继承性决定的。因为任何社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力量，是人们以往活动的产物，人们只有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力，而不可能凭主观愿望任意规定其发展进程。这就告诉我们，现阶段只有继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加快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为此早在1957年邓小平就要求全党接受苏联的教训，“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 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邓小平文选》第1 卷， 第264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卷序和页码）。 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第2卷， 第167页）。
第二，是由生产力的物质性即非阶级属性决定的。因为生产力的物质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只存在占有关系，不存在阶级属性，所以就不能人为地将其打上阶级的烙印。为此邓小平要求全党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第2卷， 第338页）。因为“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 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第2卷，第351页）。“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第2卷，第192页）。因此我们在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优点的同时，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切不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人为地打上阶级的印记，与资本主义划等号。要防止“恐资症”，千万不能象“左派”幼雅病患者那样，闹出砸资产阶级铁路的笑话。
第三，是由我国生产力的现实性决定的。邓小平说：“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清贫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部分”（第2卷，第128页）。“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第2卷，第90页）。针对这种状况， 邓小平反复重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第2卷，第86页）。 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的长处，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第2卷，第104页）。
由此可见，邓小平“用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生产力的继承性，立足点是我国生产力的客观现状，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目的是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其次，在生产关系问题上，他主张以“容资”为主。所谓“容资”就是在生产关系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适当容纳少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这一思想主要是由生产关系的主体性和我国国情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的。
第一，从生产关系的主体性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都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它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以外，还必然存在一些非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即旧生产关系的残余和新生产关系的萌芽，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片面追求清一色的生产关系。邓小平正是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提出了“三个主体性”原则，即在所有制问题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形式为补充；在分配问题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形式为补充；在“一国两制”问题上，以大陆实行社会主义为主体，港澳台等小范围实行资本主义，并且对此作出十分详细的论述。
第二，从我国基本国情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状况来看，“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第3卷，第225页）。这里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明显地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生产力的层次性和落后性，最迫切的任务是摆脱贫穷，而要摆脱贫穷的关键就在于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不要人为地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应容纳适量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并以此来促进多层次生产力的共同发展。
不难看出，邓小平的“容资”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规律基础上的。它以“小地区小范围、几十年成百年”为限度，这与生产关系主体性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它的目的就在于建立多层次的生产关系，使之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以便更好地促进多层次的生产力共同发展。
再次，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上，他主张以“反资”为主。所谓“反资”就是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上，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破坏活动。这一思想主要是由政治上层建筑的阶级性、对抗性决定的。
第一，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问题上，他认为：主权问题没有回旋的余地。“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第3卷，第348页）。为此他严肃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第3卷， 第3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第3卷，第332页）。
第二，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他始终坚信“不坚持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第3卷，第370页）。他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第3卷，第382—383 页），并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第3卷， 第227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 必须坚持”（第3卷，第116页）。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第3卷，第206页）。这“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第3卷，第143页）。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第3卷，第360页），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第3卷，第195页），“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第3卷， 第364页）。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 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第3卷，第365页）。
此外在民主政治和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上，邓小平都极力维护其社会主义的性质。为此，他明确指出“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第3卷，第196页）。
上述观点清晰可见，邓小平“反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阶级性、对抗性，实质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抵制帝国主义的一切破坏活动，目的是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内坚决彻底地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
最后在思想上层建筑问题上，他主张以“抵资”为主。所谓“抵资”就是用共产主义思想彻底战胜资产阶级腐朽意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占领思想上层建筑领域，提高全党全民的拒腐防变能力，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所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这一思想主要是由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性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空洞说教所能解决的。更不是物质力量的强制所能代替的，必须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方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为此邓小平一再强调“两手抓”，十分注重理想教育，反复告诫全党要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防止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抵制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他说“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第3卷，第274页）。“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第3卷，第137页）。现在“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美国，还有西方其它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第3卷，第325—326页）。 “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第3卷，第380页）。因此我们绝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针对一段时期资本主义文化对我国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他指出：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的社会风气，腐蚀我们一些青年和干部。各级组织都要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继续流入。同时他还十分义愤地说：“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第3卷，第44页）， 并告诫全党，“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第3卷，第111页）。当然在解决上述问题时，还必须对“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第2卷，第338页）。总之千万“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第3卷， 第45页）。
上述观点表明，邓小平“抵资”思想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的基础之上，它的实质和核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方法手段是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根本目的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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