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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6—0025—06
在清末太监中，安得海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然而，由于现有资料的缺乏，长期来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说法。本文拟根据清宫档案、谕旨奏折及其他相关资料，就此作一考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名字
安得海的名字，历来有两种写法，一为“安得海”，一为“安德海”。究竟孰是？为此，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得出的结论是：前者应是安某的真名。因为它不仅在使用的时间上要比后者早，而且使用这种写法的资料在可靠程度上也要比后者高。这些资料包括清宫档案、谕旨奏折、《翁同龢日记》以及薛福成的《庸庵文续编》、《庸庵笔记》等。后人编纂的《清史列传》和《清史稿》，采用的就是这种写法。此外，一些有影响的野史，如《慈禧外纪》、《奴才小史》、《清宫琐记》、《清朝野史大观》等，也均如此。而采用后一种写法的，主要是《薛福成日记》、《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著)以及近人笔下的各种笔记、小说等。这些著述虽然在数量上要超过前者，但就其可靠程度而言，则大多不能与前者相比。不过，其中颇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薛福成的著述，日记采用的是后一种写法，即“安德海”，而《庸庵文续编》和《庸庵笔记》采用的是前一种写法“安得海”。这是什么缘故呢？笔者细加分析，认为这正恰恰说明“安得海”才是安某人的真名。因为《薛福成日记》记述安得海案时是在同治朝。那时，安某人的名字还不太为人们所熟悉。因此，把安得海写成“安德海”也就不足为怪了。但与此不同的是，《庸庵文续编》和《庸庵笔记》都是在光绪朝问世的。那时，安某人的名字随着谕旨、奏折的发布已天下皆知了。因此，作者在写法上做出这种纠正是十分自然的。
此外，关于安得海是否曾被人们称为“小安子”的问题，近年来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可能是人们把舞台上的戏剧语言移植过来作为历史了”。①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查阅史料，“小安子”这一称呼，早在安得海的故事被搬上戏剧舞台之前就出现了。远在同治年间，翁同龢在他的日记中就曾这样记道：“夜，宝生来，闻太监安子行至济南，为了中丞执而下诸狱，专折入告，有旨寄直隶、河南、山东，未知作何处理也。”② 之后，翁同龢在光绪年间的日记中又记道：“昨日午刻，长春寺缚出一人张姓，……问从何来，……盖自中正殿角门入宫也。此门自小安开后，至今为若辈出入捷径。”③ 这里，“安子”和“小安”指的就是安得海。除翁同龢之外，当时称安得海为“小安”或“安子”的，还有文廷式、王闿运等人。文廷式在论李莲英事时曾这样写道：“未几而果有小安者，声名藉藉，中外疑之，乃天夺其魄，借造办龙衣之名，入山东境。于是丁文诚执之于外，恭忠亲王、李文正公主持于内，而小安竟斩首于齐郊。此中兴之初，大臣皆知国体能惩毖后患也。”④ 而王闿运则在他的《祺祥故事》中写道：“孝钦御前监小安方有宠，多所宣索，王戒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为何？王一时不能答，即曰：如瓷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分，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后不取矣。”⑤ 可见，在当时，把安得海称为“小安”或“安子”的，绝非个别现象。查阅《清朝野史大观》，其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安得海渐干国柄。……是时，穆宗年逾十龄，心恶之，尝因事斥安得海，旋为慈禧后所责罚，因是恨之益甚，于宫中时以小刀断泥人首。内监请其故，则曰‘杀小安子’。”⑥ 这项记载的可靠性虽然尚有待于考证，但它给笔者的启发是，相对于“小安”、“安子”而言，“小安子”是一种更为口语化的称呼。它和“小安”和“安子”实质上并无区别，“小安”、“安子”其实就是“小安子”的简称。
二 籍贯
至今为止，在众多的记述中，对安得海的籍贯说法不一，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直隶南皮说。此说初见于薛福成的《庸庵笔记》，⑦ 后来渐被《奴才小史》、《清朝野史大观》等诸多笔记、小说所采用，成为至今最为流行的一说。二是直隶青县说。此说初见于丁宝桢审结安得海案时给清廷上的奏折：“……据称，姓安名得海，直隶青县人，年二十六岁，向充太监。”⑧ 近年来此说始被一些较严肃的人物传记所采用，并流行日广。三是顺天宛平说。此说在三说中出现最晚，但它在可靠程度上却并不亚于直隶青县说，因为它来源于近年发掘的清宫内务府档案：“储秀宫……有官职太监……安得海，咸丰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公载茯进，年十四岁，宛平民。”⑨ 那么，上述三说究竟以哪一说为可信呢？笔者以为，就史料来源考察，后两说显然要比直隶南皮说可靠得多。而在后两说中，直隶青县说出自安得海本人的口供，而顺天宛平说源于安得海入宫时登记的档案，两者在可靠程度上颇难分高低。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直隶青县是安得海的祖籍，而顺天府宛平县可能是安得海入宫前居住生活的地方，犹如今天人们在称自己是“上海人”或“北京人”时，他的祖籍实际在“浙江”或“辽宁”一样。但在尚未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笔者以为，暂且还是以两说并存为好。
三 生年
查阅有关资料，无论是清宫档案、谕旨奏折，还是时人的著述，均无关于安得海生年的直接记录。因此，后人在叙述安得海的生平时，关于他的出生年份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仅笔者见到的就有以下3种：(一)道光十七年(1837)说。⑩(二)道光二十二年(1842)说。(11)(三)道光二十四年(1844)说。(12) 那么，究竟哪一说才是可信的呢？为此，笔者分析了相关资料，得出的结论是，应以第三种说法为可信。因为根据丁宝桢的上述奏折，安得海在审讯时自供是26岁，而那年是同治八年，即公元1869年。那么，按照虚岁推算，安得海的生年当在道光二十四年，即公元1844年。而无独有偶，上述清宫档案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清宫档案记载，安得海是14岁入宫的，而那年是咸丰七年，即公元1857年。那么，按照虚岁推算，安得海的生年也正好是在道光二十四年，即公元1844年。
四 在辛酉政变中的表现
关于安得海在辛酉政变中的表现，大陆史学界似乎有一种已经定论的说法，即安得海曾在这场政变中替慈禧太后传密旨给恭亲王奕訢。所以，政变成功以后，他深得慈禧太后的宠信，成为清宫太监中一位权势显赫的人物。但笔者查阅有关资料，惊讶地发现，在所有有关这场政变的记载中，居然没有任何确切的文字可以用来支持这样的观点。
首先，在清宫档案、谕旨奏折等官方材料中，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其次，在时人的一些私人记述(包括《热河密札》、《越缦堂日记》)中也根本没有。唯一可以用来帮助想象的，是后人的一些传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裕容龄的《清宫琐记》、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英人濮兰德(J.O.P.Bland)与白克浩司(E.T.Backhouse)合著的《慈禧外纪》等。那么，这些传说是否可信呢？我们不妨来做一考察。
裕容龄在《清宫琐记》中写道：“咸丰死后，两位太后‘垂帘听政’，肃顺便与他的异母兄——御前大臣宗人府右宗正郑王端华、御前大臣宗人府宗令怡王载垣，结为同党，图谋执掌政权。三人自称襄赞政务大臣，专权跋扈，威逼两宫……在这情形下，两位太后非常着急。慈禧就对慈安说：‘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最好派人到北京去召恭王、醇王来热河保驾回銮，你看怎么样。’慈安说：‘我没有什么主意，你赶紧去办吧。’于是慈禧就召集了在她近边的几个太监问他们：‘谁敢去北京送信？’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突然走出一个小太监来，跪在地下说：‘奴才愿意冒死前去北京’。这个太监名叫安得海，因为他当时才二十岁，所以人们都叫他‘小安’。他是一个管伺候吃饭的并不重要的小太监。慈禧对于他的勇敢和忠心十分称赞，便给他五十两银子，作为旅费。小安站起来然后又跪下叩了三个头谢赏，便退了出来。等到天黑，他悄悄地出了行宫，星夜赶回北京。一到北京便立刻到恭王府面禀恭王，恭王便与醇王率领神机营(新式武器装备)和小安一同来到热河。他们到了热河，肃顺表面上对他们很客气，但总设法不让他们与两位太后单独见面。在夜间，小安偷偷地把恭王和醇王带去见两位太后，恭王劝两位太后暂时不要漏出破绽，以免打草惊蛇，到了北京再说。”(13) 这个传说初听起来似乎颇象有那么一回事，但证诸史实，却不免漏洞百出，难以令人置信了。
首先，当时的热河正处在肃顺派的掌控之下，耳目众多。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怎么会把这么机密的一件大事当着几个太监的面来征求意见，而不是个别召见，面授机宜呢？这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其次，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当时恭王奕訢抵达热河的时间是八月初一日，醇王奕譞抵达热河的时间是八月初七日，根本没有所谓率神机营与安得海一同抵达行在一说。(14) 如果确有其事，岂不是与文中所说的“以免打草惊蛇”自相矛盾了吗？第三，文中说安得海是在夜间偷偷地带两王去见太后的，这也不符合事实。据《热河密札》透露，奕訢在抵达热河的当天就单独见了两宫：“恭邸今日大早到，适赶上殷奠礼，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盖自十七以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祭后，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约一时许方出。”(15) 根本没有所谓“在夜间偷偷地”去见两宫的事。裕容龄本人在该书中早已申明：“以上所记，是我没有入宫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些事都是我入宫以后听人说的，特此注明。”(16) 作为史学工作者在引用这类资料时当慎之又慎。
较诸《清宫琐记》，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在记述此事时更是模棱两可。他说：“关于太后们如何避过肃顺等人的耳目和恭亲王取得联系的事，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太后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役秘密带到北京的，又有人说是慈禧先把心腹太监安德海公开责打一顿，然后下令送他到北京内廷处理，懿旨就这样叫安德海带到了北京。总之，懿旨是到了恭亲王的手里。恭亲王得信后，立即送来奏折，请求觐见皇帝。肃顺等人用‘留守责任重大’的‘上谕’堵他，没能堵住。肃顺又用叔嫂不通问的礼法，阻他和太后们会见，依然没有成功。关于恭亲王与太后的会见，后来有许多传说，有的说是恭亲王化妆成‘萨满’进去的，有的说是恭亲王直接将了肃顺一军，说既然叔嫂见面不妥，就请你在场监视好了。肃顺一时脸上下不来，只好不再阻拦。还有一个说法是恭亲王祭拜咸丰灵位时，慈禧太后让安德海送一碗面赏给恭亲王吃，碗底下藏着慈禧写给奕訢的懿旨。”(17)
在这里，溥仪并没有对安得海曾为两宫传递密旨的说法予以肯定。他只不过是把它作为众多传说之一加以记述罢了。这样的文字怎么能作为今天纂史的依据呢？再说，其中有些传说，如奕訢化装成“萨满”才得以见到两宫太后，安得海碗底传密旨等，也与史实完全不符。(18)
较诸裕容龄和溥仪的记述，英人濮兰德与白克浩司合著的《慈禧外纪》在这方面留下的文字相对较略。该书称：“太后有一太监，名安得海，最为信任，每日递信于恭王。能直达都中无碍者，皆安之功也。”(19) 然而，这简短的文字同样令人难以置信。首先，在当时的热河，作为一名内廷太监，安得海果能“每日递信于恭王”吗？其次，在热河被肃顺派掌控的情况下，他果能“直达都中无碍”吗？《热河密札》证明，当时在热河确实有人不断地在向京城传递消息，但这并非是两宫太后和安得海所为。所谓“皆安之功也”，只不过是后人的一种猜想罢了。
因此，笔者认为，关于安得海在辛酉政变中曾为两宫太后传递密旨的说法，并无根据，以此纂史不应是史家所为。台湾著名的清史专家吴相湘先生在撰写他的《晚清宫庭实纪》时，在这个问题上采用了《慈禧传信录》的说法：两宫“以密旨付侍卫恒起赍京，授慈安弟广科，令其问计于王。”(20) 尽管这本身也是一种传说。
五 官职品级
至今为止，在众多关于安得海的著述中几乎都有这样一种说法：由于安得海在辛酉政变中曾为慈禧太后传递消息，因此，两宫垂帘听政以后安得海深受慈禧太后的宠信，很快被提升为太监大总管，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21) 然而，查阅档案，笔者惊讶地发现，这个已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大总管”说，居然也是一种误传。
清宫档案记载，安得海是在咸丰七年(1857)进宫的。(22) 由于受慈禧太后的宠爱，他在同治年间已被赏戴八品顶戴，成为一名有官职的太监。同治七年(1868)七月，他被赏戴七品顶戴。同年九月，又被赏戴六品顶戴蓝翎。(23) 之后，他是否再次得到提升？笔者查阅相关资料，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同治八年八月四日的上谕中有这样一段话：“著马新贻、张之万、丁日昌、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无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24) 这就是说，到同治八年安得海被诛时，安得海的品级依然是六品顶戴蓝翎。这个品级与当时大总管的品级——三品顶戴花翎相差甚远。(25)
那么，安得海是否曾以这种并不高的品级担任过太监总管呢？笔者查阅有关史料，答案也是否定的。清宫档案记载，自咸丰七年安得海入宫以后，在内廷先后担任敬事房大总管的是史进忠和苏得，曾经担任过敬事房总管的，有徐皂保、杨长春、李保泰(一作李保太)、杨如意、孟忠吉等人，其中并无安得海的名字。(26) 有人说，他可能担任过慈禧太后所在的储秀宫的总管。事实是否如此呢？笔者查阅档案，答案依旧是否定的。清宫档案记载：“同治八年查得……储秀宫总管杜福来、刘进喜，首领刘进福、陈进才、田廷魁(一作田廷奎——引者注，下同)，有官职太监(即有品级的太监)金延平、安得海……。”(27) 这就是说，到同治八年为止，安得海不仅从未担任过敬事房的大总管、总管，而且连储秀宫的总管太监、首领太监都不是，只不过是一个有官职的六品蓝翎太监。他之所以能够显赫一时，并非是因为他的职位，而是因为他受到慈禧太后的特别宠爱。
六 慈禧太后与诛安案
由于安得海是慈禧太后的宠宦，他的被诛自然引起人们对慈禧太后在这个案子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关注。然而，由于现有的资料说法不一，人们至今在不少问题上仍莫衷一是。
1.安得海是否奉旨出京？
同治八年的上谕称，安得海是“捏称钦差”，“擅自远出”的，(28) 也就是说，他的出京并非是奉旨而为。然而，这种官方的说法似乎并没有被人们所接受。无论是《清宫琐记》、《慈禧外纪》、《奴才小史》，还是《慈禧传信录》、《清朝野史大观》，均称安得海的出京是奉了慈禧太后的旨意的。两种说法究竟孰是？为此，笔者对现有的资料进行了分析，认为：前者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后者的说法更符合情理。
根据清制，太监是不能擅自外出的，否则即以私逃论处。如果是奉旨外出，那么，就应该像丁宝桢在奏折中所说的，不仅要有明发谕旨，由部文传知，而且还应该有传牌勘合。(29) 但事实是，安得海出京时并无上述任何一样凭据。因此，称他是“捏称钦差”，“擅自远出”，不无道理。然而，仔细琢磨，笔者又感到，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情理。因为当时安得海尽管十分显赫，但他毕竟只是慈禧太后身边的一名太监。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同意，他敢“捏称钦差”、“擅自远出”吗？难道他不知道清制的规定？难道他不明白擅自出京的后果？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即安得海的确像丁宝桢所声称的那样，打算“私逃”。(30) 也就是说，他不打算再回北京了。但这种说法又显然与丁宝桢奏折中所说的“沿途招摇煽惑”自相矛盾。(31) 难道有沿途大肆招摇的“私逃”者？再说，就当时安得海所处的地位而言，他有“私逃”的必要吗？所以，相比之下，笔者认为，那种认为安得海的出京是奉了慈禧太后旨意的说法，在逻辑上更符合情理，尽管它们在细节上叙述各异。那么，为什么慈禧太后敢于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就让安得海出京呢？笔者以为，这与垂帘听政以后尤其是同治四年奕訢去议政权以后，慈禧太后权势的迅速膨胀不无关系。也许在她看来，当时没有人会敢于对她所派出的宠宦进行盘查。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安得海出京后顺利地通过了直隶总督曾国藩的辖区。然而，慈禧没有想到的是，安得海会在山东遇到像丁宝桢这样的巡抚；更没有想到的是，安得海出京后会干出丁宝桢奏折中所说的“种种不法情事”。(32) 所以，“震怒”之余，(33) 不得不以“捏称钦差”、“擅自远出”的罪名将安得海“即行就地正法”，以挽回自己的面子，并特别申明“无庸审讯”，“不准任其狡饰”。(34) 一个月之后，她又突然下旨处死了并未随安得海出京的太监王添福，罪名是他为安得海“经管家务，种种不法。”(35) 但据《慈禧传信录》称，王添福之所以被处死，是因为他“逢人辄叹后(即慈禧太后——引者注)食言，陷德海于死”之故。(36) 笔者认为，后者的说法不无可能。安得海的出京当是奉了慈禧太后的旨意的。
2.颁发诛安谕旨时慈禧太后是否知情？
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对清廷下旨处死安得海的具体经过至今说法不一。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是，当丁宝桢的奏折送达宫中时，正值慈禧太后生病(一说看戏)，谕旨是由慈安太后与同治帝直接发出的，慈禧太后并不知情。(37)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查阅同治八年的薛福成日记，其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太监安德海之诛也，丁中丞奏疏到后，两宫太后召军机、内务府大臣，问以如何处置。军机大臣等皆言罪不可赦。慈安太后言：‘姑念其伺候西太后多年，贷以不死可乎？’大臣等皆不答。太后曰：‘然则就地正法可乎？’大臣皆叩首而出。然犹留中两日，醇邸复诤之，乃发谕旨云云。”(38) 这里，“两宫太后”一词显然包括慈禧太后在内，而“留中”一说更可推断慈禧太后对此事必然知情无疑。问题是，这则日记所记的内容是否可靠？对此，笔者的看法是肯定的。因为这则日记记于同治八年九月初三日，距离事发当日仅一个月，就时间而论并不太远。其次，日记的主人是曾国藩的幕僚，与丁宝桢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从消息渠道上来说也应该比较直接。而更重要的是，该日记所记载的内容直至光绪年间仍被主人引用于他公开发表的笔记、文集之中，(39) 可见其可靠性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然而，近年来也有人对其中的“留中”一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丁宝桢的奏折是在同治八年八月初二日抵达的，而谕旨是在八月初三日两宫召对军机大臣的当天就签发了，并不存在“留中”的问题。(40) 为此，笔者查阅了相关谕旨，发现此说并不确切。因为当时由军机处发出的谕旨是这样写的：“军机大臣密寄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毅勇侯曾、两江总督马、漕运总督张、江苏巡抚丁、山东巡抚丁。同治八年八月初四日奉上谕：丁宝桢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折。……览奏深堪诧异。……著马新贻、张之万、丁日昌、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无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41) 这就是说，上谕是在八月初四日才正式下发的，而非八月初三日。“留中”说就时间而言不无可能。
3.慈禧太后是否因安得海被诛而衔恨？
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对慈禧太后在安得海被诛案中的态度也看法不一。有一种看法认为，由于安得海胆大妄为，慈禧十分恼火，因此在诛安案中，她对安得海“没有丝毫的袒护之意”。对于安得海的被诛，她“不仅没有衔恨之意，而且是完全同意的了。”(42) 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似乎有失偏颇。
查阅《薛福成日记》，其中有这样一则记载：“朱修伯(即军机处章京领班朱学勤——编者注，下同)来信云：山左之事(即安德海在山东被诛之事)诚为大快。惟彼此之见犹存，悔恨之心弥甚，怒及旁侧侍御，疑及贵近诸公，至今未能浑化，亦事之可忧者也。……”(43) 这里，显然讲的是慈禧太后在安得海被诛之后的情况。其中，“彼此之见犹存，悔恨之心弥甚，怒及旁侧侍御，疑及贵近诸公，至今未能浑化”这一句，把当时慈禧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难道能说她“没有衔恨之意”？
笔者认为，慈禧太后在安得海被诛一案中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她一方面因安得海的胆大妄为而震怒，但同时也为慈安、奕訢等人在处置此案的过程中没有给她面子而悻悻。但作为一个清朝的统治者，她是绝不会因为区区一名太监的死而影响政治大局的。
注释：
①唐益年：《清宫太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②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同治八年八月初五日，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九日。
④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9年版，第166页。
⑤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
⑥《清朝野史大观》卷1，《安得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⑦薛福成：《庸庵笔记》卷3，《太监安得海伏法》，《续修四库全书》第11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5年版。
⑧罗文彬编《丁文诚公(宝桢)遗集》，奏稿卷7，《拿获私逃出京太监遵旨正法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杂件，第5475包。
⑩匡吉：《安德海》，蓝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1)陈华新主编《中国历代宦官大观》，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12)苑书义、潘振平主编《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编第4卷《安德海》。
(13)裕容龄：《清宫琐记》，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页。
(14)咸丰十一年内奏事处档案，吴相湘：《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7页。
(15)佚名：《热河密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36号，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页。
(16)裕容龄：《清宫琐记》，第13页。
(17)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4-5页。
(18)安得海“碗底传旨”说源于沃丘仲子(即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其原文如下：“奕訢奏请面陈议和始末，拜疏，随赴行在。既至，顺等尚阻之，不使入见。訢谓：‘岂梓宫前亦不应一哭耶？’端华谓：‘阻，乖于礼，当听之入，而内大臣必与偕。’于是，载垣、肃顺共訢进。两宫及穆宗并缟素立几筵旁，东乡，见訢大泣。訢亦泣，且告两宫曰：‘南中将帅数疏吁迴銮，外国公使行至京师，设圣驾迟留不发，和局将中变。’后顾垣、顺曰：‘似此必克日迴銮可。’垣、顺唯唯。后随谓：‘大行皇帝与王为昆弟，龙驭弥留，念王甚殷。今既远来，当承先帝克食。’随有阉人撤几筵羊羹畀訢，且属之曰：‘此克食，王当慎捧之，毋忽也。’訢心动，既顿首谢，遂退，即左庑食，殊无他。嗣指触碗底，则有纸黏其上，亟启之下，纳袖中。垣、顺旁立，竟不觉。食竟，再叫上，訢以碗授原阉，阉抚碗底，字已亡，目后示状。后曰：‘今和约新定，京师居守不可阙人，王宜速返，予与皇帝亦克期迴銮。唯时事艰危，王承先帝克食，凡事当思先帝也。’语罢，泪汛澜不自已。訢复泣劝节哀，始退。……归途次，出袖所藏纸视之，则后硃谕述顺等挟制状，谓迴銮后，当悉诛之，而授訢为辅政王，赞两宫听政云云。举羹授訢者，非他阉，即后伏诛山东之安德海也。”(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卷上，台北广文书局1980年版，第7-8页。)
(19)[英]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纪》(陈冷汰、陈诒先译)，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6页。
(20)吴相湘：《晚清宫庭实纪》，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51页；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卷上，第21页。
(21)罗明、徐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7卷，《李莲英》，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跃铭主编《掌宫宦官全书——历代太监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2页；李凤飞、江培英主编《中华历史名人全传》第8册，《刑余干政——中华十大宦官全传》，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523页。
(22)(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杂件，第5475包。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杂件，第5474包。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杂件，第5474、5475包。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杂件，第5257、5259、5474、5475、5476包。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9册，第212、218页。
(29)罗文彬编《丁文诚公(宝桢)遗集》，奏稿卷7，《太监出京招摇饬拿审办折》，《拿获私逃出京太监遵旨正法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30)(31)罗文彬编《丁文诚公(宝桢)遗集》，奏稿卷7，《太监出京招摇饬拿审办折》，《拿获私逃出京太监遵旨正法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9册，第212页。
(33)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同治八年八月十一日。
(34)(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9册，第212、240页。
(36)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卷上，第52页。
(37)[英]濮兰德、白克浩司，陈冷汰、陈诒先译《慈禧外纪》，第63～64页；苑书义、潘振平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4卷，《安德海》。
(38)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同治八年九月初三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39)薛福成：《庸庵笔记》卷3，《太监安得海伏法》；薛福成：《庸庵文续编》卷下，《书太监安得海伏法事》，《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5年版。
(40)唐益年：《太监安得海被杀之谜》，刘北氾编《实说慈禧》，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9册，第212页。
(42)唐益年：《清宫太监》，第153～154页。
(43)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同治八年九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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