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域中的心理学研究”笔谈——5.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心理学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笔谈论文,路径论文,心理学论文,跨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归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走到一起，而他们相互感到“陌生”时，跨文化传播就开始了。在一般意义上讲，跨文化传播是触及人的心灵、表现人的文化心理的社会行为。所谓跨文化是指参与传播的人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这里面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和陌生新奇性、认同感和奇特感、勤勉随和性和危险性、正常事物和新事物一起对人的中心行为、观念、感情和理解力起作用的关系。因此，研究跨文化传播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去走心理学的路径。
从某种意义上讲，传播学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与他者如何交流的问题，以及交流如何跨越性别、国籍、种族、民族、语言与文化的鸿沟问题。跨文化传播学只不过集中呈现了种族与文化背景下作为个体或群体的“我们”与“他们”如何交流的问题，它难以回避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疑惑：我心与他心如何沟通?如何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类传播行为?如何探寻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民族中心主义的某些可能的根源?无疑，这些都是极具诱惑力的心理问题。爱德华·霍尔(E.T.Hall)在1959年出版世界上第一本跨文化传播著作《无声的语言》时，一开始就触及到了跨文化传播的心理问题。当时他发现，“理解和洞见他人心理过程的工作比我们多少人愿意承认的困难多得多，而且情况也严重得多”(《无声的语言》，第32页)。于是，他所揭示的作为文化隐藏职能的无声的语言——声调、手势、表情、时间和空间等等，无不蕴含着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尤其是非语言传播的文化无意识特点。这种思考一方面是他与华盛顿学派精神病学的心理分析专家密切合作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民族优越感、文化偏见与歧视进行普遍反思的反映，特别是二战后人们发现具有高度偏见和民族优越感的个体有“独裁主义人格”，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民族中心主义的警觉。
在此之前，英国分析哲学已经提供了认知他人之心的路径，人工语言哲学家(如罗素、卡尔那普等)以类比论证来确定他心认识的可能性与途径，日常语言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等)认为，尽管我们无法进入他心，检验他的经验在性质上是否与我的经验相同，然而这并不排除一种谈论“感觉”“知道”等心理现象的公共语言，这种公共语言是可以比较的。现象学家胡塞尔明确地肯定他人意识的独立存在，而不是把他人看做是意识活动的构成物。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则宣称，他人跟我一样作为具有否定特征的纯粹意识而存在；他是一个生存主体而不是一个认识对象；我和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限制对方的自由，却又恰恰意味着彼此都是自由的这种微妙关系。这些哲学思想内涵各不相同，但是都批判了他心问题上的怀疑论和唯我论，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根本性的价值观。此时，传统心理学也发生了改变，以前它把文化至多称之为一般性的情景因素，习惯于从内部寻找行为的决定因素，或从直接的环境刺激来解释行为。到20世纪初，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把心理学方法分成两种：一种是实验内省法，通过个体对自己内心活动进行观察、体验和陈述来研究其心理活动；另一种是民族心理学方法，即把文化产物如语言、神话、风俗、法律等历史资料加以分类比较和分析解释，以说明人的高级心理过程，揭示社会心理的发展规律(车文博《两方心理学史，第214～215页》)。尽管与文化相关的民族心理学方法往往被心理学家们所淡忘，但是，到霍尔进行跨文化传播理论表述的20世纪50、60年代，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已经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人格、行为与文化的联系，并且在跨文化的视野中提升了对于行为本质的文化理解。比如，弗洛伊德关于梦的分析理论认为儿童具有仇视父亲、依恋母亲的“恋母情结”，但转换了文化场景以后，这一解释就发生了变化，对处于母系社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群岛上的土著人的研究表明，那里的儿童在梦境中仇视的对象不是父亲，而是舅舅。在当地的文化习俗中，父亲是母亲的情人，舅舅是儿童行为的管教者，土著儿童仇视与母亲没有情欲关系的舅舅，说明他们潜意识里有一种摆脱权威控制的愿望，与儿童的情欲无关。这种跨文化的视野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社会文化因素对行为的影响。
跨文化传播的基本价值观是确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它在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论点是，“他者”是根本性的，无论对自我的构造，对作为主体的我们，对性身份的认同都是如此；我们的主体性是通过向来不完整的无意识与“他者”的对话，才得以形成的。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39～240页)确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超越文化的过程，即不以自己所属文化群体的价值来判断其他文化群体的价值，通过反思自身的文化价值，由民族中心主义向文化价值平等的方向转变。霍尔在70年代出版的《超越文化》中提出，人类要走向跨文化传播，必须超越文化，而超越文化的重心在于“无意识文化”，也就是一种已经潜入民族或个人的深层心理结构里的文化，一种“心中”的文化，一种已经与民族或个人行为模式浑然一体的“隐藏着的文化”，它像是一张无形的网，把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一个人死死的套住了。在他看来，要解构这种“无意识文化”，不能仅仅进行尊重文化差异的空洞说教，还必须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感知、语境与文化心理表现、文化映象与记忆、文化的非理性力量等方面，解开人们的心结。这样，心理学的方法便直接切入到了作为人类精神表现的文化的内层，从而呈现出超越文化过程中的基本心理问题。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曾在探讨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时指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语言是精神的创造活动，或者说是“精神不由自主地流射”(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机构向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48页)。其实，人类的整个传播活动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将心理学导入跨文化传播研究并不是为了增加文化变量、发现人类传播心理的普遍规律——那可能仅仅是心理学或传播心理学的目的，而是为了寻求感知人类各种文化精神表现形式，发现各种文化心理之间的微妙关系，找到文化对话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一种常见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指“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最初心理学家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的时候，得出了这样的“普遍规律”：对于新到一个文化环境中的个体来说，其文化适应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同时，个体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越多，原来民族文化对他的影响就相应的越少。这实质是单向度、单因素文化分析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心理学家仅仅是对个体的文化适应测量稍作区分，就发现了整合(inti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四种文化适应策略，其中，文化心理向度也表现出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进一步地，心理学家又看到了第三向度，主流文化群体与少数族群在相互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呈现出跨文化传播中的多样化心理表现。而文化适应研究的“融合模型”(fusion model)则直面跨文化传播的现实：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实际上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整合文化，而不是单一的主流文化，或者原有文化(余伟，郑钢《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研究》)。这样，在文化交流中，就无所谓单一的模式和心理规律，而只有随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传播活动的丰富性而律动的心理过程了。
显然，我们必须警惕心理学方法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可能误导，特别是心理学研究的普遍主义思维常常以同样的方法、程序、概念和理论应用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通过比较找出不同文化影响之下行为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往往是在文化之外研究传播行为，认为个体的传播行为处于一定的文化系统之外，这显然有悖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价值目标。要想使心理学成为研究跨文化传播现象的一剂良方，我们还必须吸收人类学的一些重要见解，如不同文化群体在基本信念、思维过程方面存在差异，人们通过思维过程形成对世界的特定感知。从人类学的视野我们可以把握心理学方法在分析跨文化传播现象方面的特殊价值：让研究者作为“陌生人”融入到某种文化内部，在参与式观察中获得文化交流的特殊心理体验，在日常生活中理解文化的感知与冲突；把通过“深描”(thick description)所获得的对文化结构与历史的理解同人的态度、兴趣、气质、移情作用等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形成对文化与传播行为的关系的整体理解。这样一来，心理学方法的导入就不再仅限于整理抽象的跨文化传播心理规律，而是使跨文化传播心理的深描成为可能；不是对跨越个体的心理体验进行概括，而是在具体的跨文化传播个案中进行概括。
其实，跨文化传播心理学的研究直接到源于19世纪的人类学、民族心理学，只是这些领域的早期研究还遵循着种族等级观念，习惯于探讨一个原始的文化群体，由于与发达文化群体接触而改变其习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过程，带有殖民主义的陈腐气息(马尔赛拉·撒普·西勃《跨文化心理学》，第6～7页)。现在人类学的视野已经有了长足的扩展，它能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文化以及社会语境下的传播活动，让人们感受到跨文化传播总是与特定的文化相关的过程，会被各种社会因素所影响，同时也是一个持续的意义生产过程，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打破理性主义、普遍主义的心理学研究局限。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新精神分析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后，修改和抛弃了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和泛性论，把文化、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等因素提到了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和治疗原则的首位，从而促进了跨文化心理学、人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而如今融入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现实语境的心理学，亦更能照亮文化精神表现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