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5—2006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势论文,政策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6）01—0005—06
一、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1991—2001年的经济周期后，从2002年起重新进入本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在2003年基本结束了1997年以来的通货紧缩惯性。
中国经济在2004年初延续了2003年的趋势——强劲扩张，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而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加剧。随着一系列紧缩性需求管理政策措施相继出台，总体经济景气从2004年中期开始转折下行，向加强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平稳发展。2004年中国经济呈现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相配合的良好运行结果，最终完成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转换。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在2005年适时适度调整，形成了以稳健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为特征的中性需求管理政策体系。2005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能够在将CPI指数上涨率控制在3％以下同时实现9％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虽然全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超过潜在GDP增长速度，但是从2005年下半年起逐渐开始小幅度回落。
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应该继续坚持中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原则，同时兼顾宏观经济稳定的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进一步启动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全面拉动作用，在总体经济景气进入本次经济周期收缩阶段后延续其繁荣形态。这样，在2005年实际GDP水平超过潜在GDP水平的基础上，2006年实际GDP增长速度将略低于潜在GDP增长速度，使得2006年实际GDP水平逐步回落到潜在GDP水平。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于2005—2006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2006年预测的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1）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为2950亿元；（2）2006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兑换率为7.8∶1。
表1 2005—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指标预测
预测指标 2005年 2006年
1.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9.368.83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3 4.4
第二产业增加值(%)
11.110.4
第三产业增加值(%)
8.4 8.2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87670
10609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60960
68580
3.出口(亿美元)75709040
进口(亿美元)65907720
4.狭义货币供应(M1)增长率(%)
14.215.4
广义货币供应(M2)增长率(%)
17.617.3
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 2.0 2.9
GDP平减指数上涨率(%)4.8 4.4
说明：预测日期为2005年11月。
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历史趋势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GDP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从“八五”计划时期年均增长12.0％下降到“九五”计划时期年均增长8.3％。然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历史阶段并未结束，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主要是由短期周期性因素造成的。在本次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中国经济迅速回升，2003—2005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超过1978—200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
21世纪初叶，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从重化工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过渡的工业化中后时期，仍然具有持续快速增长的潜在能力，在2006—2010年保持接近9％的潜在GDP年均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三重协同转型方面的长足进步，已经奠定其持续快速增长的制度、市场和资源基础。
（1）制度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随着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主体地位的确立，微观经济层次的效率导向必然演化出宏观经济层次的增长目标。
（2）市场容量。重化工化与城市化过程已经并且将继续产生巨额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并且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而面临极其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
（3）资源供应。二元结构蕴涵着近似无穷的剩余劳动力供应，而高成长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内储蓄行为以及低利率时代的国际资本市场能够保证充裕的资本供应。
2005年中国通货膨胀是复合性质的，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叠加进口输入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PI指数和PPI指数主要含石油与石油相关产品进口价格上涨的进口输入因素，以及农产品价格与资源性基础产品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因素。
2004年以来，中国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和国内粮食生产补贴计划，提高了国内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进而促进了粮食增产。在人民币汇率预期升值条件下，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无法脱离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而过度上涨。虽然中国资源性基础产品价格有持续上涨的历史趋势，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支持下的有效竞争和快速技术进步，沿从上游产品到下游产品的产业链方向吸收资源性基础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从而使其成本推动因素无法充分传递到最终产品。2003年以来PPI指数与CPI指数的通货膨胀率差异，主要反映技术进步对成本推动因素的逐步消化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中国经济已经呈现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历史特征。
中国通货膨胀过程是良性的和可控制的，在资源性基础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成本推动下，将长期呈现从PPI指数到GDP平减指数再到CPI指数依次递减的价格结构，而最终消费品通货膨胀率将相对温和。受过度行政管制而缺乏有效市场竞争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公共事业，其相对价格上涨构成2003年以来CPI指数上涨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产品供应却相对不足而导致第三产业持续萎缩。未来时期PPI指数的相对稳定以及第三产业的健康成长，有赖于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公共事业的市场化的行政管制改革。
（二）经济波动的周期形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依次经历了1982—1990年与1991—2001年的完整波谷一波谷经济周期以及2002—2005年的本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平均周期长度约10年。按潜在国民收入指标进行的增长型经济周期形态测量，比较实际国民收入与潜在国民收入的相对水平而界定经济繁荣状态与经济萧条状态，比较实际国民收入与潜在国民收入的相对增长速度而界定经济扩张阶段与经济收缩阶段。然而，比较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或者周期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进行的增长型经济周期形态常规测量，有延长真实经济波动的繁荣时期而缩短其萧条时期的内在偏误倾向。
依据实际国民收入时间序列Y[,t]，使用LS方法拟合有固定增长速度δ和固定时滞阶数k的国民收入自回归方程Y[,t]＝（Ⅱ[,i：1→k]（Y[,t－i]（1＋δ）[i]））[1／k]，进而使用所拟合的自回归方程进行静态预测，建立潜在国民收入时间序列YAR[［k］[,t]＝（Ⅱ[,i:1→k]（Y[,t－i]（1＋δ）i））1／k，即lnYAR［k］[,t]＝∑[,i:1→k]（lnY[,t－i]（1＋δi））／k。由此构造的潜在国民收入指标YAR能容纳实际经济波动的滞后效应，并且具有可变的（不同于δ的）年度增长速度。特别是，当k＝1时，潜在国民收入时间序列退化为YAR［1］[,t]＝Y[,t－1]（1＋δ），将按样本期间实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算术平均值计算潜在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不记忆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历史而计算潜在国民收入水平；当k→∞时，潜在国民收入时间序列退化为lnYAR［∞］[,t]＝lnYK'＋δt，将完全记忆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历史，按全部历史时期实际国民收入水平的几何平均值计算潜在国民收入水平。
这里选择k＝5的半周期长度固定时滞自回归方程Y[,t]＝（Ⅱ[,i：1]→5（Y[,t－i]（1＋δ）[i] ））[1／5]，相应地，1985—2004年LS拟合结果为Y[,T] ＝（Ⅱ[,i：1→5]Y[,t－i]）[1／5]（1＋0.088767）[3]。由此静态预测而取得1985—2004年中国潜在GDP水平YAR［5］[,t]，进而计算作为中国国民收入绝对缺口与相对缺口的实际GDP水平与潜在GDP水平绝对离差和相对离差，如表2所示。中国经济周期的繁荣状态与萧条状态分别对应于国民收入相对缺口（Y－YAR［5］）／YAR［5］＞0与（Y－YAR［5］）／YAR［5］＜0，而国民收入相对缺口（Y－YAR［5 ］）／YAR［5］的扩大和缩小，分别反映实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或低于潜在国民收入增长速度。
表2 1985—2004年间中国国民收入缺口
年份 国民收入绝对缺口(Y-YAR[5]) 国民收入相对缺口
(t)
当年价格2004年价格 ((Y-YAR[5])/YAR[5])
(亿元) (亿元)
1985 854.69 2440.96 0.09534
1986 786.75 2149.33 0.07712
1987 935.92 2432.93 0.07824
1988 1066.35 2471.57 0.07143
1989 -83.03 -176.81 -0.00491
1990 -1093.95-2205.11-0.05898
1991 -1024.82-1935.38-0.04741
1992 219.85 384.92 0.00825
1993 1910.34 2919.44 0.05516
1994 4296.34 5479.08 0.09188
1995 5309.22 5982.72 0.09079
1996 4566.57 4857.79 0.06727
1997 2710.07 2860.57 0.03640
1998 522.08 564.72 0.00666
1999 -1504.95-1664.99-0.01834
2000 -2267.21-2484.81-0.02534
2001 -3144.70-3406.21-0.03231
2002 -2983.25-3238.02-0.02837
2003 -143.43 -1573.97-0.01259
2004 51.51
51.51
0.00038
在1991年—2001年的经济周期过程中，中国经济波动的波峰年度1994年与波谷年度2001年分别滞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2年。按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测量的经济周期形态，相对缩短1991—2001年真实经济波动的扩张阶段，错误地指示仍然位于真实经济波动收缩阶段的2000年与2001年为经济扩张年度，从而低估通货紧缩时期中国经济景气的萧条程度和持续时间。200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恢复增长和补偿增长性质。虽然2003年与2004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潜在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但是国民收入相对缺口在2003年仍然明显低于零基准线，至2004年仅接近零基准线。即使2005年实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2004年相同而达到9.5％，2005年国民收入相对缺口也不可能过度偏离零基准线。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评论
（一）凯恩斯主义研究路线
中国经济的失业问题同时包含古典型劳动力失业问题与凯恩斯型资本失业问题，需要分别通过增加资本积累途径解决和通过增加有效需求途径解决。向投资需求倾斜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有助于高储蓄向高投资的顺畅转化，将在短期内增加有效需求，而在长期内增加资本积累，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与就业目标以及长期就业目标和短期就业目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设计应该遵循凯恩斯主义研究路线，从有效需求不足视角给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解释，建立以增加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的需求管理政策体系，主要通过调节有效需求（而不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二）财政货币政策的稳健取向与积极操作
在反通货紧缩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过程中，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发生了革命性进步，开始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职能进行自觉运用。2005年乃至2006年实行的所谓稳健财政政策，只是在反周期操作的积极财政政策模式下财政政策取向从扩张性到中性的相机调整，而不是向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原则和年度平衡的财政预算管理思想传统的退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预算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赤字。2004年以来，中国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周期性的，应该用于维护财政预算的周期平衡和冲减国家债务负担比率。在经济繁荣时期，税收减税与财政支出政策在政治上是可行的，然而与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职能相违背，并且将恶化结构性财政预算赤字。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伴随着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范围的扩大，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为持续增长的公共支出建立可靠的税收收入来源。供给主义性质的减税政策将损害税收制度的稳定性和预见性，其短期的税收减免措施与长期的税收增加目标相违背。在规范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下，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供应边界定义财政支出规模，国家财政支出规模定义税收收入规模，而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的综合权衡定义边际税收比率和税收累进性。至于对农业、农村的税收减免和转移支付增加与对农业、农村的公共支出增加类似，体现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公共产品供应的普及化。
由于缺乏生活费用调整机制（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s,COLA），中国财政预算管理有内在的需求紧缩倾向。在长期通货膨胀环境下，制度化的实际财政支出减少而制度化的实际税收收入增加。2005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整改革是在经济公平目标下进行的，却忽略其对税收等级爬行（bracket creeping）而个人所得税负担增加的合理校正效应。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税收生活费用调整机制，以经常性的税收等级自动调整代替间歇性的税收收入随机减免，避免公共决策过程可能的效率缺陷和理性缺陷。
人民币汇率从1998年起因通货紧缩而连续实际贬值，至2004年已经低估。在联系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制度下，国内货币供应外生化。在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前，低估人民币的非均衡汇率政策的扩张效应，体现为净出口增加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外汇占用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在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下，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分放弃汇率政策工具而逐渐获得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
由于利率尚未自由化，价格调整性质的利率政策与数量调整性质的信贷政策能够相互独立地操作。2005年中国M2货币供应快速增长，维持货币市场的低利率水平，然而并不能促进国内信贷规模相应增长。所谓“松货币、紧信贷”悖论现象只是在利率管制制度下“低利率、紧信贷”的特定政策组合情形，中国货币政策取向整体上偏于紧缩。当受对冲能力限制而无法阻止国内货币供应快速增加时，中国货币政策只能采取控制国内信贷规模的紧缩性操作，同时保持人民币价值的对内稳定与对外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国际资本流入套利策略支持中国货币政策的“低利率”选择，而“低利率”的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抑制了国际资本流入套利。
（三）价格、工资与汇率政策算术
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最低可持续失业率目标相对应，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应该建立作为需求管理指导线的最高可持续增长率目标（highest sustainable growth rate,HSGR），避免政策指导方针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速度饥渴”逆转为市场经济时代的“速度恐慌”，导致非理性经济萧条。2006—2010年中国需求管理政策的中性取向应该符合表3有关价格、工资与汇率动态调整的一致政策目标体系。
表3 2006—2010年中国价格、工资与汇率政策算术
理论模型 (1)购买力平价理论
水平形式F=(EP[f])/P
增长率形式gF=gE+π[f]-π
(2)加成定价机制
水平形式P=(1+μ)(W/N)
增长率形式π=gW-gN
计算程序 (1)实际汇率升值率目标
设定gF=-6%
(2)通货膨胀率目标
假设π[f]=2%,设定π=4%
依据gF=6%,存在
gE=gF-π[f]+π=-4%
(3)货币工资增长率目标假设
gN=10%,依据π=4%,存在
gW=π+gN=14%
期末指标 (1)实际汇率水平
F[,2010]≈(1-25%)F[,2006]
(2)名义汇率水平
E[,2010]≈(1-20%)E[,2006]
(3)货币工资水平
W[,2010]≈(1+90%)W[,2006]
2006—2010年中国需求管理政策算术主要包括：
（1）汇率算术。人民币将最终成为可兑换货币和国际货币，其实际汇率存在长期升值的历史趋势。设定6％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年均升值率目标，即2006—2010年人民币实际汇率约累计升值1／4。
（2）价格算术。通过名义汇率调整和国内国际通货膨胀率差异实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以欧洲中央银行与泰勒规则的2％价格稳定目标为参照系，设定4％的货币政策价格稳定目标，即国内通货膨胀率与国际通货膨胀率差异约为2％，从而设定4％（6％—2％）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年均升值率目标，即2006—2010年人民币名义汇率约累计升值20％。
（3）工资算术。在加成定价制度下，假设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劳动力成本推动的，而工资成本主要由劳动技术进步吸收。2001—2004年，货币工资率约累计上涨45％，CPI指数约累计上涨5％，而实际工资率约年均上涨10％。假设劳动生产率具有年均上涨10％的历史趋势，设定14％（4％＋10％）的货币工资率年均增长速度目标，即2006—2010年货币工资率约累计上涨90％。按潜在GDP年均增长9％而目标通货膨胀率4％核算，2006—2010年中国名义GDP年均增长率约为13％，国民收入中工资收入相对比率因而是基本稳定的。
依据货币主义的固定货币供应增长规则gM2＝π[*]＋gY[*]－gV[*]，在潜在国民收入增长速度gY[*]＝8.75％±0.25％，核心通货膨胀率π[*]＝4％±0.25％以及（消除国民收入相对缺口指标（Y－YAR［5］）／YAR［5］代表周期影响的）趋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率－gV[*]＝6.25％±0.25％的前提假设下，存在中国广义货币供应增长目标gM2＝19％±0.75％。作为1985—2004年中国经济货币化历史趋势的国民收入货币持有系数增长率－gV[*]，其外推预测可能高估2006—2010年实际国民收入货币持有系数。因此，即使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的价格稳定目标偏好，采取保守与谨慎的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姿态，货币供应增长目标gM2＝19％±0.75％对于2006—2010年长期货币供应管理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收稿日期］ 2005—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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