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和出路：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文学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1999)02-0023-09
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自20世纪初开始，经历了十分曲折而又艰难的历程，经过近100年的努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已经取得非常显著的成就。但是我们却注意到，近20年来发生在古典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的改革愿望要远远强于邻近的其他文学科（注：仅《文学遗产》杂志在1997～1998两年中，差不多每期都发表有讨论古典文学研究学科建设，反省各门类研究成果的文章。其他各主要杂志的古典文学研究专栏几乎也都发表过笔谈、专文讨论古典文学研究的方向。这已经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这表明古典文学研究者始终感觉到某种不满和压力。更重要的是，当代文化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认同感危机，促使我们有必要深刻反省：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是否已构成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学科？我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仍然是它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
由于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在20世纪的前期得以全面建立。而现代学术的建立，首先就是以学术分科和学术研究的系统化、逻辑化为前提的。梁启超在阐述学术革新的理由时说：
我国学者，凭暝想，敢武断，好作囫囵之词，持无统系之说；否则注释前籍，咬文嚼字，不敢自出主张。泰西学者，重试验，尊辩难，界说谨严，条理绵密；虽对于前哲伟论，恒以批评的态度出之，常思正其识而补其阙。故我之学皆虚，而彼之学皆实；我之学历千百年不进，彼之学日新月异无已时，盖以此也。[1]（《不健全之爱国论》）
以西方学术为范例的现代学术，要求有系统，有新见，重逻辑，这对于哲学和历史学来说，似乎并不难做到。哲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古代发展较为成熟，尤其是哲学吸收佛学，经宋明理学之后，对思辨化、系统化并不陌生。可以说，在中国学术中，哲学是最先在同世界文化的交流中获得认可的。历史学以再现史实为目的，牟润孙在认可“西方史学目的在于归纳出社会发展定律，中国史学则在于求致用”的前提下，指出“中西史学方法从分析史料方法上说，极容易找到相合一致的说法”[2]。所以中国史学在接受了西方的史学目的后，也较容易地转化为一门现代学科。其他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本自西方移植而来，就更不在话下了。
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虽然也和哲学、历史学一样悠久，有所谓“文史哲不分”的说法，但在长期的交融共存中，文学研究却一直是依赖于哲学（包括经学、子学）和史学的。就其在社会层面的文化意义来说，对文学的价值评判主要是从政治伦理和历史价值的角度来进行的，而研究文学的方法也主要是经学的训诂释义和史学的知人论世。社会和历史凭借“三不朽”观念、道德人格理想和选举考试制度，赋予文学以存在的理由和荣誉，而文学的价值也取决于文史传统和选举社会的现实需求，因此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文学研究一直未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在这种背景下，文学研究从来就不是一种自觉的专业行为，它是文学行为中较为理性的那一部分，是政治道德理想、个人生存情趣的一种表达方式：文学研究如果不是一种政治伦理态度，就是一种传达抗议或闲适意趣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活动，和传统文化的外在形态有着紧密的依存关系。它无力“自出主张”，所以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它与其说是一种学术行为，毋宁说是一种感受方式，所以谈不上“批评的态度”和“条理绵密”。正因为如此，古典文学研究在成为一个现代学科的过程中，要比哲学和历史学更为艰难。
而且，哲学和历史学在向现代化学科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对专业性和专业理论的依赖，它们还刻意要从古代传统文化那种混浊不分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所以有意识地拒斥文学研究的阑入。这样，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传统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既失去了传统文化的庇护，失去原有的价值指向和存在依据；同时，它也失去了哲学和历史学的庇护，不能再以哲学伦理学或历史学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研究结果。虽然本世纪初的传统学科都有个“无大道可为依归”的问题，一切传统文献都有被当作考古资料而任意玩弄的危险，但相比较而言，古典文学研究的这种感受最为深刻。再次，文学研究在传统上，如不是作为经学或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则是作为一种体验方法，一种感受生存的方式，无论在趣味上，还是在表达方法上，都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离现代学科的研究方式也相差很远。这就是古典文学研究在世纪之初所面临的困境，它给古典文学研究向一个现代学科的转变带来了严重的阻碍和深远的影响。
二
虽然如此，20世纪前期的学者们仍然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转变而不懈努力。他们所做的工作，总结起来，大约有如下诸端：
首先，现代学术规范的建立，正赶上社会文化的转型期，社会制度层面的变革强烈地影响了学术规范的革新。所以，相对于传统的“大道”追求，各门人文社会学科都表现出实用性的特征。章太炎在抨击学校制度时说：“科举废，学校兴，学术当日进，此时俗所数称道者。远观商、周，外观欧美，则是直不喻今世中国之情耳。……今学校为朝廷所设，利禄之途，使人苟偷，何学术之可望？”[3]（《与王鹤鸣书》）章太炎理想中的学术，是坐而论道的经术；而当时社会上所需要的，以及新学兴起的缘由，却是感慨于经术的迂腐无用。所以有识之士提倡于国有用的实学。当时著名的文化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甚至本身就是政治家。比如多次宣称不谈政治的胡适就说过：“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4]（《我的歧路》）
在这一思潮影响下，梁启超有见于传统的词章考据之学不能提供当代的文化意义，对旧学推崇词章考据极为不满，认为“考据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5]。所以他提倡“文学救国”，撰著《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鼓砍通过小说来影响人心，改革社会。这一观点对此后的古典文学研究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在一个社会动荡不宁的时代，文学研究不断被用来充当社会宣传的口号，比如闻一多、郭沫若等大学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不是直接从政治上来确定文学研究意义的，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其目的也在于证明语言文化的主流或发展趋向是民间的和白话的，并以此来为白话和民众张目，从而参与新文化的建立，表现出某种政治文化理想。梁启超、胡适等在现代文化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学术的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的努力使古典文学研究获得当代人的关注，引起当代人的共鸣，在客观上把古典文学研究推向当时的社会文化舞台，并争取到一定的社会文化地位。所以，他们的努力在20世纪中一直有着典范的意义。
其次，学者们已经自觉地认识到，古典文学研究不能再依赖于哲学和史学的命题、标准。他们在指责更早期的林传甲、曾毅、谢无量等人撰写的文学史著作时说：“过去的中国文学史，因为根据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定义，所以成了包罗万象的中国学术史。”[6]不是传统的文学观念包罗万象，而是传统的文学观念在文史哲三位一体中失去了自己的理论畛域，必须依赖哲学与史学，这当然不符合现代新兴学科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一般价值指向或儒或道，当然也有出于知人论世的史家的兴趣，或纯粹有考据癖的。这些都是和一个独立的现代学科的宗旨不相融的。所以，新的文学学科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大道”来代替旧的儒道。当时学者们对此作了不小的努力。
梁启超在游历欧陆之后，提出了“唯美的”和“情感的”文学本体论口号。他撰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指出李商隐诗虽然于伦理有碍，但“从‘唯美的’眼光看来”，“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于这种文学，是不容轻轻抹煞啊”。受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梁启超极其推崇情感在文学中的价值。柏格森的情感是和直觉、自由意志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本体的意义，是当时非理性思潮的体现。梁启超从唯美和感情的角度对李商隐的认可，就是要强调文学研究和哲学伦理分家。除了《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外，梁启超还写了《情圣杜甫》、《屈原研究》、《陶渊明》等论著，阐发自己的情感理论。古代文论并不是不讲情感，但将情感与唯美相提并论，并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来认识，梁启超实有开创之功。与梁启超相似，王国维的文学研究也试图摆脱传统经学、史学的干扰。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悲剧生命理论十分赞赏，认为它揭示了人生的真谛，而文学艺术的作用就在于“示人生之真相”，并能“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显然，王国维强调的是文学的悲剧体验和此在超越，认为这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应该说，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本体理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一种具有示范性的文学研究著作，它充分演绎了王国维的文学观念。王国维说：“《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也。”这里的“哲学”、“宇宙”、“文学”指的都是生命体验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的意思。他认为这种体验和超越是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这实际上也是强调文学的不同于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王国维此后作《人间词话》又提出了“境界”理论。“境界”理论自然有其特定的内涵，但它也强调了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感悟性特质，在挣脱经史本体的意味上与悲剧生命观殊途同归。不过，悲剧观多少有些西方化和个性化，而“境界”这一概念就比较符合传统文化的口味了，所以能很快被普遍地接受。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研究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们将文学研究的“大道”依附在域外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之上，强调的是生命的存在和超越。王国维说自己的经历，“渐由哲学而转入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7]（《自序》），就阐述了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此在超越功能。这就为此后的古典文学研究标示了极高的起点。
再次，古典文学研究的表达形式得到了更新。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或是讲感受，述心得，或是用治经治史的方法，阐发大义，考据、训诂。但到20世纪初期，学者们普遍接受了西方学术重思辨、重逻辑的研究方法，并把这看作是现代学科的一个标志。比如梁启超在论及科学精神时，强调论证的系统性和严密性，说：
科学家以许多有证据的事实为基础，逐层逐层看出他们的因果关系，发明种种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极强盖然性的原则；好像拿许多结实麻绳组织成一张网。[8]
王国维在谈及中西方学术表达方式时也说：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7]（《论近年之学术界》）
就学术而论，王国维的观点有着很明显的倾向性，他显然认为在理论研究上应该采取西洋人的思辨方法。实际上，梁启超、王国维们的研究，如前述之《红楼梦评论》，就很具有思辨色彩，条理分明，并且看重对理论意义的辨析，以求达到一个较高的认识水平。为此，他们对新的学术概念的引进借用是十分重视的。王国维特撰《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提倡学术概念的更新，以加强学术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使中国的学术便于与西方学术对话。此外，在当时的文学研究中，学者们还自觉地运用比较方法，以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进行对比的研究。梁启超说：“我们侥幸生在今日，正应该多预备‘敬领谢’的帖子，将世界各派的文学尽量输入。”[9]（《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他的《屈原研究》里就有很多的中西比较。又如周作人、闻一多等，都热衷于中西方文学的对比。这种比较方法，不但可以帮助中国文献获得文学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人们容易接受西方的文学观念，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转型极有帮助。不过，对形上学研究的提倡，注重思辨和系统性等，冲击的只是传统的微言大义的研究方法，而考据、训诂等经史研究方法，并没有受到学者们的排斥。
最后，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对新的古典文学学科的成立有着明显的标志意义。可是，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却是日本人和西洋人撰写的，这使中国的文学史学者感到尴尬和渐愧。所以中国学者在短时间内，编著了不少的文学史著作。这里面不但有为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争面子的愿望，也是古典文学学科独立意识的一种体现。同时，由于中国文学史的编著是在向东洋、西洋学者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完成的，所以学者们或自觉自愿、或不由自主地感染到域外学者的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从而加快了古典文学学科的现代化建设。
在编著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最能引起人们的注视，并必须加以处理。一是有关文学观念的，主要是对待小说、戏曲的态度；一是关于文学体裁类别的，即对待经史等文章的态度。这两个问题对古典文学学科的成立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是一个关涉到本学科的畛域划定的问题，只有通过文学史的撰写，通过中外观念的比较，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可以说，当时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方孝岳在《我之改良文学观》中总结出这样几点：（一）中国文学主知见，欧洲文学主情感；（二）中国文学界广，欧洲文学界狭；（三）中国文学为士宦文学，欧洲文学为国民文学。他所依据的事实就主要是中外文学史所包括的文体不同，其中一些见解十分精到，如中国传统“所以谓美者，以西洋文学眼光观之，不过文法家、修辞学家所精能耳”等等。这些观点不但体现了向西方文学思想靠拢的意识，同时也客观地论述了中西文学观念的差异，这对缔造成熟的中国古典文学学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
上述种种革新的努力，已经在事实上为古典文学转变为一个现代的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并不能就此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已经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出现了。
首先，古典文学研究的畛域没有得到恰当的确认。20世纪前期的学者几乎都能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和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别，并且也能确切地指出差别所在，如上举方孝岳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在这差别背后肯定有着不同的文学本体观念，那是什么？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传统的或西方的文学观念是否依然有效？哪些特质已经被学科分界所划走，哪些是必须保留的？这些都必须认真思考。一个稳定的开放的古典文学本体观正是本学科能否顺利现代化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谈得上在当代文化，或在相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界定文学学科的地位、功用等等，才能保证古典文学学科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否则古典文学的依附性地位仍然不能改变。事实也是如此，在古典文学研究此后的发展中，很大程度上仍然不能独立地提供独特的文化功能。它不是被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篡夺了研究方向和价值标准，就是在“整理国故”、“国学研究”的口号下逃脱向当代社会提供意义的责任。文学研究仍然是政治、文化运动或个人情趣抒发的工具、方式。这当然不是一个现代人文学科的旨趣所在。
其次，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除了在理论上依赖于哲学或史学以外，主要的就是涵咏、赏叹，而涵咏、赏叹实际上是一种感生的艺术把握方式。当然，感性的艺术把握方式在文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但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学科，却必须要理性地、明晰地向当代文化传达出自己的感性体悟，传达出精深的文学精神，这才是负责的科学态度。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古典文学研究却仍然处在排列材料、发掘背景的范围里，对真正的文学精神采取回避的态度。显然，这是文学理论贫弱所导致的。文学理论的贫弱，使得古典文学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出现了严重的失语现象，以致既无力和当代文化交流意义，又无力和古典文学爱好者交流感受。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等对西方哲学、美学的借鉴是较少见的特例，而且由于得不到古典文学研究同仁的回响，他们自己也放弃了这种努力。比如梁启超在更多的时候强调文学研究对“人格”和“文学技术”的发明，看重文学的伦理培养之功。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之后，又重操传统的方法，写《人间词话》，虽然很高明，但确实是给古典文学研究又多添了一道课题。所以在他们的全部研究中，那些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古典文学研究也不占主导地位，很难给学界起到强烈的激励作用。此后的学者也撰写了大量的赏析文章，但它们除了提供一些文本以外的背景知识、文体知识和修辞知识以外，往往无力揭示作品的精神价值。古典文学本体的不明确和文学研究理论的缺乏，使得古典文学研究的目标不明晰，甚至丧失了目标。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是最讲究目标的。他以一代学术领袖的威望，提倡所谓“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大体而言，他前期的古典文学研究还是有“假设”的，不过往往是在文学之外悬示“假设”；而到了后期，则只醉心于“小心的考证”，连基本的假设也放弃了，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汉学工夫。没有文学理论自律的古典文学研究，除了给别的学科添些热闹以外，就成为学者们自娱的手段了。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4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学研究理论不够纯粹，是典型的工具理论；80年代以来人们虽然对此有所重视，但又急功近利，多方引进的只是某些拿来可用的域外文学理论的模式，没有创立起真正经过严格思考的符合古典文学特点的文学理论。
现在看来，在20世纪前期并不缺乏古典文学学科转型的自觉意识，缺乏的只是对现代学科规范和现代文化的了解，也缺乏对西方文学研究的了解。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学者群体在知识结构方面的严重缺陷。除了梁启超等少数学者外，掌握西学研究方法的人很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而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人也很少掌握西学研究方法。在这其中胡适是个例外。胡适热衷于古典文学研究，他的《白话文学史》对古典文学学科也有着非凡的影响。但胡适的兴趣显然并不在文学，他研究文学的目的，第一是为了文化的革新，第二是为了在中国学术界讨生活而展示自己的汉学工夫。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使他看重知识而远离精神，如梁启超所评论的那样：“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10]胡适对超越的东西缺乏领悟，他对文学研究的贡献，也只能是在考据方面。陈平原评论说：
胡适强调“作者的生平与时代是考证‘著作之内容’的第一步工夫”，可胡适本人如此执著于“第一步”，从没希望再往前走，原因是后者无法“拿证据来”，不符合他所信仰的“科学方法”。[11]
由于人们对胡适的期望很高，所以他看重知识而远离精神的研究思路，在文学研究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可以说，胡适是古典文学研究中保守主义的最好的借口和榜样，“小心求证”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时尚，学者们往往只醉心于训诂考据，不注重提供意义。大家很乐意在胡适“整理国故”的口号下，沿袭着传统的治学习惯。所以，胡适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无论如何也不值得称赞，如刘文典就认为胡适是不懂文学的[12]。由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考据之风极盛，这就扼杀了不少诗性的研究。比如闻一多作为一个诗人而进行古典文学研究，有很多高明的诗性阐释，但当他进入清华大学执教之后，就专为考据训诂之学了。闻一多的考据训诂之学还是重视意义的发明的，但大多数古典文学研究在考据之学的限制下，往往仅仅局限于文本的生成史，而不再关注文本自身的意义了。
当然，新学科的建立不可能没有挫折，尤其是像古典文学这样的学科，在它的转型初期出现一些反复是很正常的现象。但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到我们现在，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旅程，而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水平仍然很低，原因还是在于古典文学的学科畛域没有被界定清楚，人们对它的超越性本质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还不是很了解。而传统的学术范式还顽强地影响着今天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们还秉承古代士的文化理想，总想以古典文学研究本身直接介入社会，而又没有确切的理论给这种介入指定范围和层次。古典文学的现实功用得到了不恰当的推重，古典文学研究承担了它无力承担的重负，又回到了传统的微言大义和载道的老路上去，逸出了学术轨道。这说明古典文学的现代化过程还远未完成。
四
当然，近100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在学科建设方面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简要地说有如下数端：一、学科雏形和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建立，并形成一整套成熟的教材和基本定型的评价标准；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使我们对古代的文学现象在技术、制度和史实的层面上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三、在文学文献的整理上，已经取得突出的成绩；四，理论借鉴更加丰富，尤其是8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再次遭遇外来学术文化的冲击，一些新的文学理论丰富了我们的研究，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以上的成就大多仍然局限于认知层面。一定数量的确定知识无疑是一个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而且它也的确支持了古典文学学科的成立和传播，但却不能把对历史的认知看作是古典文学学科的终极目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一定要在认知的条件下设立古典文学学科的文化地位，那就只能将评判文学的权力交给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等，从而使文学研究再次沦为一门附属的学科。从古典文学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文学史的建设先于文学意义的研究。文学史建设的迫切性是学科意识强烈的一种表现，但古典文学史显然是在对古典文学缺乏充分的现代解读的情况下匆匆撰写的，除了能表述一些有选择的文学现象之外，我们只能把文学史的主要价值标准出让给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学。随着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削弱，历史现象的真实正成为文学史编定的主要价值取向。这样，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再现历史现象的要求凌驾于发掘文学精神的要求之上。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决于文学历史编定的需要，文学研究的题目、范围也都来自文学史的框架，它使我们失去了对文本的感受能力。这一指向促使今天的古典文学研究一直徘徊于较低的水准。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研究区分开来，甚至暂时“悬置”文学史研究，首先集中全力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文学意义上的研究。
由是，20世纪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在事实陈述上要远远多于意义阐释，而提供意义恰恰是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文学研究介入当代文化的唯一途径。由于追求历史现象的再现，古典文学研究即使有意义创造，它也常常依附于特定的历史学的理想：认知的而非精神的，社会的而非个性主体的；并且，它的价值也常常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不断摇摆。由于缺少独特的意义创造，古典文学研究就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因而也就必然要被当代文化所冷落。不论什么样的文学研究，终究是一种精神活动，意义创造是精神活动有效性的前提，民族性和历史性都不能回避这一前提。我们发现，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古典文学由于自身在意义上的“不在场”，正日益成为一个边缘学科，一个纯文献学科。此外，古典文学研究被冷落的原因，还与学人们的心态有关。我们一直把古典文学的价值归结为一个伟大的传统，并用一个事实上存在着的传统来回避当代文化的质疑，似乎传统就是一种天然的合法性证明。我们曾经在现实性上栽过跟头，但不应该因此而回避参与文化创造的责任。古典文学研究与当代社会文化脱节的责任，显然首先在于古典文学研究者缺乏当代意识。我们必须考虑古典文学这一学科的当下有效性，如果在既定合法性的庇护下进行大量的繁琐的枝节的重复论证，进行一种知性的自我娱乐，这就实际上阻断了这一学科的人生关怀，使它离开了文学的本原。古典文学研究一旦失去它的有效性，它的合法性也必将动摇。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必须从这当中看到危机，不仅把古典文学研究从其他如历史、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中还原出来，更要把它从自身这一学科的知性研究中还原出来，让文学精神凸显，并再次以其光芒烛照我们的时代。
即使仅就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认知活动而言，由于背离了文学创造的精神背景，忽视了精神活动的特点，过分依赖于社会理论，所以这些认知活动往往也产生很大的偏差，尤其是对一些精神气质很强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更是如此。比如我们对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曹雪芹等的研究，往往采用一些枯燥的类别理论，甚至是完全与文学无关的东西，消解了丰富而个性化的文学事实。我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是再现文学家的精神活动，再现文学自身的精神功能。而精神还原，要求研究者本人必须进行精神参与，以一种富有诗性的个人体验去领略并复活只留下陈迹的文学史实。但通常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却严重缺乏诗性，学者们普遍轻视诗性经验对研究活动的参与，这不正是和文学研究活动的精神特点背道而驰吗？
由于古典文学研究已经在事实上被排斥在现代学科之外，这就导致了如下两种反应：第一是故步自封，既自闭于当代文化之外，又自闭于域外文化之外，局限在学科内部繁殖大量无关紧要的命题，或干脆以考据为乐，表现出自暴自弃、以没落为高雅的腐朽心态。这种闭门自守的清高实际上是一种作茧自缚。马克·布洛赫说过：
历史包罗万象，任何一个繁琐的枝节问题都可能虚耗人一生的光阴，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么，理所当然要被斥为滥用精力，滥用精力则近于犯罪。否则，要么只有劝说有能力从事更好职业的人不要去搞历史学，要么就必须证实作为一种知识的存在理由。[13]
文学研究就更是如此。古典文学研究正凭着这套东西使自己成为一个貌似自足，而实质上毫无前途的封闭的经院学科，这不能不让人担心。第二，由于过分急切地要展现自己，参与当代文化，导致了古典文学研究对它种文化形态的盲目投效，乃至放弃了本学科的特点。比如盲目地套用它种文化中的文学理论、概念，方法等等，使古典文学研究成为一种离弃事实的不可信的东西。走到极端便是干脆使古典文学研究向其他热门学科靠拢，比如最近炒作甚热的文化学、人类学研究。这实际是抹杀了古典文学的学科意义。此外，更有等而下之的以粗劣的作品和非科学的态度投效当下的商业操作，不惜以牺牲学术品格为代价，以求符合社会上某些价值观念，这同样是自暴自弃的表现。以上种种表现，都是由于不了解古典文学在古代和当代的文化地位所导致的结果。
从呈现形式上看，当下古典文学的学科话语也和当代文化严重脱节。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无论是价值指向，还是概念、范畴以及它们所表达的深度、方式，都还未能超出20世纪前期的水平，不能满足当代文化的期待。甚至可以说，古典文学学者只满足于学科内部的交流，还没有意识到古典文学研究是当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最终形式是要和当代文化接轨的，这样才能在当代文化中为古典文学研究争得一席之地。当代意识以及当代文化基本的精神特征、价值观念、表达方式，是一个现代学科所必备的基本要素，也是我们判定一个研究论题是否有意义的基本标准。所以，重新审视古典文学研究的概念、范畴、学术语言，在今天就显得特别重要，它可能是我们再次介入当代文化的一个捷径。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代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有细致的了解。
五
我们认为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学科，至少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第一，真正地获得一个独立自足的研究领域。特定的历史活动或文献资料，当然是古典文学学科的物质性前提，但真正的研究领域是以意义和方式来划定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强调研究的文学性，这样才能有效地回避历史学、社会学对本学科的侵蚀。
第二，自觉地向当代文化提供独特的意义贡献，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得以成立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认清文学研究在整个人文文化创造中的独特意义，认清古典文学研究在整个文学研究中的独特意义，同时了解当代文化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期待，这样才能真正确定古典文学研究学科的文化价值。
第三，更多地采用独特的意义揭示方式。就古典文学研究学科来说，理论性、实证性和感悟性的结合，应该是基本的研究手段。而在现阶段，我们更应该看重研究过程的诗性特征。因为我们只有突出古典文学研究的诗性特征，首先使古典文学研究成为一门文学学科，才能有效地恢复社会对这一门学科的兴趣。
第四，积极地寻求面向当代文化的共通的表达方式。古典文学研究必须迅速完成研究语言的现代转向。学术概念的变化往往表示着意义指向和层次的变化，使用一些共同的新的学术概念，不但能有效地推动古典文学研究学科的发展，而且能让我们和其他精神学科进行有效的交流，成果共享，以便于当代文化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接纳。
总之，只有既具有文学领悟能力和传统文化认知能力，又具有当代文化意识，掌握现代人文学科的理论表达方式，才能有效地进行古典文学研究学科的现代化建设。当然，兼备上述素养的人毕竟是少数，但在学科内部应有一个合理的分工，这样才能形成一种综合能力。如果还是以某种认知传统排斥或轻视诗性研究、当代意识，古典文学研究就只能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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