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里走向浙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西论文,梅里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4-0076-13 一、梅里词人群与浙西词派 梅里，又名梅会里、王店，清初属嘉兴府嘉兴县，是明清之际词学的一个重要渊薮，在词坛中兴史程中，起有不可小觑的推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业师吴熊和先生发表《〈梅里词缉〉与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一文，文中在梳理梅里词人群体的构成后指出：“起于明末而盛于清初的梅里词人，实则上是一个梅里词派。梅里词派以朱彝尊为宗主，李良年、李符为羽翼，前者先导，后者嗣响，东西与柳洲词派、西陵词派相揖让，在清初东南词坛，后来居上，遂被奉为浙西词派之大宗。梅里词派与浙西词派这两个名称，涵盖面有所不同，然而可以有分有合，这两个名称并存而不悖。”①首次揭橥了梅里词派的历史地位与浙西派词的渊源所自，为学界所响应。陈雪军便在此基础上，著成《梅里词派研究》，对梅里词派的家族特征、雅集唱和、创作成就等诸多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②。 作为一个流派概念，“梅里词派”最早见于赵怀玉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所作《梅里词绪序》：“网罗散佚，使里中词派一线可寻。”③同时，梅里诸家擅长诗歌，后来又有“梅里诗派，盛于竹坨(朱彝尊)，而实开于介人(王翃)”④之说。但朱彝尊认为：“惟吾里之诗，影响虽合，取而绎之，则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论者不斥其异，不为风会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⑤里中诗人在创作风格上，“不期其同”，各显其趣；在理论主张上，“不斥其异”，各宗其旨，并不存在“梅里诗派”；同样，里中词人“影响虽合”，却也“人各一家”。 在中国文学史上，对于流派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见仁见智，无统一认识与界定。赵怀玉所说的“梅里词派”，仅仅以同里词人群的外部特征为立派依据；而视同里或行迹相似的文人群为文学流派，在古代颇为流行，有时也为当代学界所接受。朱彝尊对流派的认识，则蕴含了现代意义上流派的基本要素。按照现代流派概念的内涵，一个真正的文学流派，不仅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作家群体，并有主导群体的领袖式人物，更主要的是，在这个群体内部，需要拥有共同的理论主张，而非“论者不斥其异”；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艺术风格，而非“作者不期其同”。以此衡量明清之际的梅里词人群，当如齐森华先生所云：“与其说它是严格意义上的词学流派，不如说是一种多元融合的同里词人群体。”⑥ 首次记录梅里词人群体阵容的，是薛廷文《梅里词绪》。《梅里词绪》定稿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有薛廷文《弁言》，赵怀玉《序》、薛氏《弁言》说： 吾禾之有梅里，自明之初叶，迄今四百余年，虽一隅之地，而骚人词客代不乏人，至本朝为独盛。天下之称诗词者，必举梅里，斯不盛欤。曩年李子蜕庵辑里中古今人之诗，编曰《梅会诗钞》，为桑梓发潜彰隐，洵为美举，惜词家尚未及也。文廷不揣狂鄙，袭蜕庵之余意，辑录里中古今词人
十
家，得词
百
十
首。舍其淫艳，取其清丽，虽不能以扶翼名教，苟不妨乎风雅，免诗人所轻也已矣。是编也未敢尽示于天下，聊为乡里词家之小乘，或后之贤豪有志乎词，溯桑梓之由来，求泉于源，亦可得其绪也。⑦ 交代了编辑《梅里词绪》的缘由与用意，首辑为明万历处士缪崇正，最后为乾隆年间流寓梅里的方薰，检其所辑，词人71家，词365首。所辑词家，均有小传；有词集传世者，均录其词集名；有时彦评论者，均择其要而录，堪称万历至乾隆间一部《梅里词史》。道光九年(1829)，同里冯登府因《梅里词绪》所辑“去取评骘，间有失当”“广搜遗稿，重为增补”⑧，采录词人86家，词423首，广为八卷，易名《梅里词缉》。同治八年(1868)，嘉兴人沈爱莲(字远香)重编《梅里词辑》，凡八卷，词人92家，词420首。卷首有薛时雨《沈香远〈梅里词辑〉序》。该《序》在指出“浙西多词家而盛于嘉禾……而南为梅会里，国初以来号称词薮”的同时，强调了梅里词人与浙西词派的渊源关系。⑨ 从薛廷文的《梅里词绪》到沈爱莲的《梅里词辑》，完整地展示了自万历至乾隆年间梅里词人群的阵容。该群体在明末与顺康之际异脉汇流、和而不同，具有明显的包容性与多元化特征，在词坛中兴历程中，扮演了率先垂范的角色。 吴衡照说：“嘉兴王介人翃，为梅里风雅之倡，尤深于词。”⑩从整个词坛观之，王翃也是开中兴之盛的风气者之一。王庭《槐堂词序》说：“五十年前，予兄介人(王翃)始习词，其时海内惟栖水徐野君(士俊)、卓珂月(人月)，武塘王孝峙(屋)多有作。……而今倚声之学遍天下，吾里之著名者亦十余家，踵事而增华，后来之事居上。噫，盛矣!忆介人同予作词，初数年间，各止百余首。继予有四方之游，介人因索居，专力于此。陈卧子序之之时，已千首矣。已而介人尽搜长短诸调之全，计字数多少叙次为之，成集三大本，集必备诸调，调复备诸体，春、秋二《槐堂词》遂及三千，良古今词家所未有。”(11)该《序》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上推五十年，就是天启三年(1623)。朱彝尊也说：王翃于“天、祯之间，不雅不作，毅然以起衰自任”(12)。而天启与崇祯(1628-1644)年间，为词坛继两宋之后再盛的先行阶段，其具体表现有：徐士俊与卓人月所选《古今词统》刊刻问世，一改以往词坛唯《花间》《草堂》是尊的单一取向，于多种风格兼收并蓄，“大有廓清之力”(13)；王屋率领钱继章、吴熙、曹尔堪等柳洲后进“摩坡仙之垒，登放翁之堂”，重开始于苏轼的诗化“变调”(14)；陈子龙等云间诸子则在回归南唐北宋中，重振风雅“正声”，与明词立了界石。身当此际，王翃同样也不甘步明词后尘，而与徐士俊、卓人月、柳洲诸子、云间诸子等连镳竞逐，不仅在词作数量上为“古今词家所未有”，而且胸怀“毅然以起衰自任”之志，体现在调体上，“必备诸调，复备诸体”，表现在风格上，则“正”“变”并举，众体兼备。崇祯十五年，陈子龙作《王介人诗余序》，对王翃词盛赞不已，并视为同调：“禾中王子介人，示余所著词，不下千余首，自前世李、晏、周、秦之徒，未有多于兹者也。其小令、长调，动皆擅长，莫不有俊逸之韵，深刻之思，流畅之调，秾丽之态，与前所称‘四难’者，多有合焉；进而与昇元父子、汴京诸人连镳竞逐，即何得有下驷耶，王子真词人也已。”(15)所谓“四难”，就是陈子龙为了重振风雅“正声”，在创作上提出“用意”“铸调”“设色”与“命篇”四方面的要求；而“昇元父子、汴京诸人”则是云间诸子取法的对象。陈子龙以为王翃的创作达到了“四难”要求而视为同调，从现存王翃词观之，其言并非无据。不过，王翃没有停留于此，也没有像云间诸子那样“不欲涉南宋一笔”(16)，更不像陈子龙那样斥辛弃疾等南宋词为“亢率而近于伧武”(17)，其《一枝花·拟辛稼轩醉中作》、《满江红·癸未中秋》、同调《有不得索酒，独尽醉中满书》、《水调歌头·赠蔡无能》诸作，便有属于“变调”的“稼轩风”；而《水龙吟·落花》《二郎神·蛩声》《十二时·衰柳》《瑞龙吟·衰草》等(18)，则与白石差近，也首开浙西词派咏物之风。事实表明，王翃取径非一家，风格非一体，以多元审美旨趣为词坛中兴率先垂范，也是王翃“为梅里风雅之倡”的真正意义所在。 王庭所谓继王翃以后“吾里之著名者亦十余”，就是《梅里词绪》所录王庭、胡山、周筼、周篁、朱一是、缪永谋、钱枋、徐楩、杜致远、沈进、朱彝尊、李绳远、李良年、李符等。这十余家大体可分为朱彝尊的前辈与朱彝尊年龄相仿两类。而作为明清之际梅里的第一代词人，王翃为“风雅之倡”，王庭、朱一是等为羽翼，形成了“不期其同”的多元包容的群体创作精神与风貌。第二代词人风雅相继，将这种精神与风貌发扬光大，且后来居上，其中当以朱彝尊为最。 顺治六年(1649)，21岁的朱彝尊迁居梅里后，与王翃、王庭、朱一是等前辈及年龄相仿的梅里同侪交往密切，尤其是王翃。顺治十年(1653)，王翃卒于京口，朱彝尊作《哭王处士翃六首》其四有“知己从今少，平生负汝多”句(19)，语极沉痛，可见交契深厚。朱彝尊填词起步于梅里；在梅里，他深受里中词学风气的熏陶，自不待言，在词学取径的包容性和创作取向的多元化上，不仅明显受到前辈的启迪，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倡自王翃的不拘一格，广取博采，“人各一家”的创作精神。康熙六年(1667)至十一年(1672)，朱彝尊先后集成《静志居琴趣》与《江湖载酒集》(20)。前集原为一卷，后朱彝尊厘为二卷，改名《静志堂诗余》，收词86首，附录10首(21)；后集名取杜牧《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句意，共六卷，收词216首。曹尔堪《江湖载酒集序》指出：“顷与锡鬯同客邗沟，出示近词一帙，芊绵温丽，为周、柳擅场，时复杂以悲壮，殆与秦缶、燕筑相摩荡，其为闺中之逸调耶?为塞上之羽音耶?盛年绮笔，造而益深，固宜其无所不有也。”(22)总结了朱彝尊从青年到盛年词体创作的多元格局与宏大气象及其词艺的不断精进，殆非虚语，也堪称定评，但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江湖载酒集》中有《解佩令·自题词集》云：“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声玉田差近。”又有《水调歌头·送钮玉樵宰项城》云：“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23)其中所言，通常被后世视为浙西词派纲领性的理论主张。诚然，在《静志堂诗余》与《江湖载酒集》中，不乏师法姜夔、史达祖而有胜似姜、史之作(24)，就其整体而言，却与其宗法姜、史、张炎之说不甚吻合。譬如《玉楼春》“效柳屯田体”四首(25)，有浓烈的“柳七风味”；《酷相思·阻风湖口》《尉迟杯·七夕怀静怜》(26)等，不乏“秦七风味”；更多的却如郭唐所说：“激昂慷慨，迦陵为最，竹垞亦时用其体，如《居庸关》(《百子令·度居庸关》)、《李晋王墓》(《满庭芳·李晋王墓下作》)诸作，直欲平视辛、刘。”(27)取法辛弃疾、刘过而胜于辛、刘。这也就是说，朱彝尊在词学取向上，虽然“最爱姜史”而“厌辛刘”，也为浙西词派在理论主张上导夫先路，但与其创作实践并不同步。这表明了创作大于理论，特定情感的抒发有时偏离、甚至走向理论主张的反面。朱彝尊在“四十无闻”时作《百字令·自题画像》，深自感喟：“空白南走羊城，西穷雁塞，更东浮淄水，一刺怀中磨灭尽，回首风尘燕市。草屩捞虾，短衣射虎，足了平生事。”(28)这种易代以后漂泊无定的平生之事与失志蹉跎的内心之痛，决定了其情感的丰富性与多样化；与此同时，朱彝尊在里中词学风气的熏陶下，不拘一格，转益多师的群体精神积淀成了一种创作定势。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下，使其词创作形成了“无所不有”的格局与气象，也造成了其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相悖的现象。 从王翊到朱彝尊，梅里两代词人普遍持有“不期其同”的包容性，并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呈现了“人各一家”的群体精神与风貌。因此，他们在词学取径与创作风格上，具有多元化特征。其多元化的取径与创作在朱彝尊《江湖载酒集》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换言之，朱彝尊以其“无所不有”的格局与气象，将倡自王翃的梅里词人群的多元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与同时“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豪情艳趣，触绪纷起，而要皆含咀酝酿而后出”(29)的陈维崧桴鼓相应，均体现出众体兼备且众体兼胜的大家风采而“朱陈”并称，角立词坛，引领风骚，成了继王翃、王屋、陈子龙以后全面推进词坛中兴之盛的两大中坚力量，即张德瀛所说：“国初，朱、陈角立，有曹实庵、成容若、顾梁汾、梁堂村、李秋锦诸人以羽之，尽祛有明积弊。”(30)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情感的变化，以朱彝尊为宗主，李良年、李符为羽翼的第二代梅里词人在群体阵容上，从梅里走向了浙西，接纳与融汇了众多浙西词人；在词学取径与创作实践上，从先前的多元格局逐渐走向了“最爱姜史”与“倚声与玉田差近”的单一化之路，最终形成了被后世所追认的浙西词派。 二、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 一般认为，浙西词派主要以康熙十七年(1678)《浙西六家词》之刻而得名，但其形成经历了词学理论上的建构过程。 从源头观之，浙西词派的理论建构与曹溶有关。朱彝尊《静惕堂词序》称曹溶“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搜辑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姜夔)而户玉田(张炎)，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31)曹溶为与梅里毗邻的秀水人，自称与王庭“齐名同里”(32)。朱彝尊与曹溶亦师亦友，常常“曲解偷声谱，扉从问字敲。”(33)因此，学界据该《序》视曹溶为“开浙派词之先河者”(34)；或认为该《序》“带有‘追赠’的意味”，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浙派“先河”(35)。曹溶是否开浙派先河，笔者已撰另文讨论，兹不赘言。简要说明的是，曹溶“搜辑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使朱彝尊得以“浏览宋元词集几二百家”(36)，编辑《词综》，为浙西词派树旗杨帜，提供了文献依据，起到了引导作用。 其实，与曹溶一样，朱彝尊在盛年以前并无流派意识；盛年以后，随着漂泊生活的结束和心境的变化，以及词名日趋显著，情感世界与艺术追求趋向单一，流派意识渐趋明朗，姜夔、史达祖、张炎等人笔下的“浙词”，也逐渐成了其专门崇尚的对象。朱彝尊的流派意识，大概始于编辑《词综》时，而明确表达流派意识的时间，大约在康熙十七年。其《鱼计庄词序》云： 曩予与同里李十九武曾论词于京师之南泉僧舍，谓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武曾深然予言。是时，僧舍所作颇多，钱塘龚蘅圃遂以吾两人所著刻入《浙西六家词》。夫浙之词岂得以六家限哉?……在昔鄱阳姜石帚、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咸非浙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尔矣。(37) 据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康熙十七年”条载，“诏在廷诸臣暨督抚大吏，各举博学之彦。……夏，自江宁应召入都，舍于三里河桥之南泉寺，与李征士良年同寓”(38)。朱、李二人在南泉僧舍论词，实际上是商定词派的理论主张。康熙十二年(1673)，朱彝尊开始编辑《词综》，汪森、周贫、陆进、柯崇朴等先后参编，至康熙十七年成书，凡30卷，选唐五代、两宋、金元词人542家，词1945首(包括无名氏45首)，平均每人不到4首，但所选20首以上的词人有20家之多，其中属于“浙词”作家的就有10人：姜夔22首，高观国20首、史达祖26首、吴文英45首、蒋捷21首、王沂孙31首、陈允平22首、张炎39首、周密54首、张翥27首。据《词综·发凡》“《白石乐府》五卷，今仅存二十余阕”云云(39)，知编者将能见到的姜词均收入其中，另属“浙词”作家的张辑、卢祖皋虽存词不多，但也分别入选11首与14首之多。《词综》成书的第二年，龚翔麟所编《浙西六家词》又刊刻问世。两者是朱彝尊流派意识与浙西词派确立的重要标志。而在朱彝尊看来，一个流派的形成，须先确立词统；有了词统，就有了深厚的传统支撑，也有了明确的风格取向。这个词统就是以姜夔为宗主的传承有序的“浙词”系统，即“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扬基，皆夔之一体”(40)。汪森《词综序》对这一词统序列及其审美特征又作了补充说明：“西蜀、南唐而后，作者日盛。宣和君臣，转相矜尚。曲调愈多，流派因之亦别。短长互现，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41)这些词人虽非皆浙产，却犹如以黄庭坚为宗主的“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42)。也就是“取其同调焉尔矣”。 如前文所述，朱彝尊“最爱姜史”的观念，早在他盛年以前就已形成；其《徵士李君行状》又云：“予方避地长水，偕里人诗篇酬和。处士屠爌谓予曰：‘子之才里中罕俪。吾门有李生，将来庶几与子并驾乎。’予遂与君定交。……君兄绳远、弟符与焉。江乡言诗者，目为‘三李’。……于词不喜北宋，爱姜尧章、吴君特诸家，故所作特颖异。”(43)据此可知，论词推尊姜夔，则是朱彝尊、李良年青年时期的主张，只是那时至盛年尚未成为他们唯一崇尚的对象，而且在崇尚什么上，也未形成明确而具体的理论观点，更谈不上为词派树旗杨帜，《词综》的成书，既为在词坛上开宗立派构建了统序，又明确提出了“句琢字炼，归于醇雅”的审美取向，并定于一尊，屏弃“言情者或失之俚”而偏于婉媚与“使事者或失之伉”而偏于豪放两种词风类型。朱彝尊《词综·发凡》云： 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 古词选本……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 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法秀道人语涪翁曰：‘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正指涪翁一等体制而言耳。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草堂诗余》不登其只字……可谓无目者也。(44) 据宋荦说：“朱锡鬯先生曰：‘词至南宋始工。斯言出，未有不大怪者。’”(45)在令人“大怪”的新论中，又强调姜夔“最雅”“最杰出”，在当时则无疑“怪”之又“怪”!而朱彝尊提出这一新论，首先否定了《草堂诗余》；否定《草堂诗余》，旨在斥黜三百年明词，消除其在当下词坛的影响。《草堂诗余》是南宋书坊编辑的一部词选，其性质为歌伎歌唱而编的歌本，所以词品偏于俚俗，词风侧重婉媚；所收作品偏重于唐五代、北宋，南宋词作选录较少，姜夔词一首未选；《草堂诗余》在明代不断被刊刻，对明代词人的词学观念与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了三百年明词的“不振”。对此，尽管陈子龙等云间诸子以“寄托说”填词，力改明词之俚俗，但在观念与题材上，仍然受《草堂》、明词的影响，谢章铤又说：“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46)所谓“晚唐”，就是“《草堂》、前明余习”。张其锦说：“我朝斯道复兴，若严荪友、李秋锦、彭羡门、曹升六、李耕客、陈其年、宋牧仲、丁飞涛、沈南淳、徐电发诸公，率皆雅正，上宗南宋。然风气初开，音律不无小乖，词意微带豪艳，不脱《草堂》、前明余习。唯朱竹坨氏专以玉田为楷模，品在众人上。”(47)具体揭示了清初浸染《草堂》与明词之风的普遍性，其中就有“浙西六家”中的李良年、李符。即便是“以玉田为楷模”的朱彝尊，也同样没有完全摆脱“《草堂》、前明余习”。徐
称朱彝尊早期“填词与柳七、黄九争胜”(48)。康熙十八年(1679)，陈维崧在称誉朱彝尊、龚翔麟、沈嗥日、李良年、李符、沈登岸等“浙西六家”“词如白石、梅溪，风格轶群贤而上”的同时，也指出了六家词“滴粉搓酥”“啼花怨鸟”之“艳体偏多”(49)的一面。当然，在明清之际，词坛逐渐呈现多元化格局，尤其是进入康熙朝后，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的崛起，“稼轩风”以其强劲之力吹拂于词坛，朱彝尊及其他梅里词人也自觉不自觉地染指其间，成为词坛中兴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在朱彝尊看来，和姜词相比，这与“滴粉搓酥”的“艳体”一样缺乏“醇雅”；换言之，朱彝尊在以“醇雅”为标准斥黜明词与明末以来的词坛现状的同时，也自我否定了以往取径多样、众体兼备的创作历史。 在这种斥黜与否定中，朱彝尊标举新的词统，重构新的审美标准，张扬新的词学主张，一方面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与新的审美需求，一方面出于在理论上开宗立派之需。 蒋景祁说：“浙为词薮，‘六家’特一时偶举耳，故未足概浙西之妙。魏塘柯氏，三世(初岸先生，寓匏昆仲，南陔群从)齐美；武林陆君，南难(荩思、云士)分标。其他作家，不可枚数。”(50)在清初，浙西有杭、嘉、湖三府。至《词综》成书前后，朱彝尊的词名已走出梅里而声誉大江南北，并且倡导新的词学主张，引领新的审美取向，大有领袖群伦之势，浙西群彦望风而归，起而影从，共奉朱彝尊为宗主，也就势在必然了。 当然，浙西群彦归入浙西词派，主要是因为“风气所归，三地词风已倾向一致”(51)；而“风气所归”，则又包括在词学主张上也成为朱彝尊的同调，如杭州陆进、嘉善柯崇朴等浙西词人便参与《词综》的编辑。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朱彝尊提出的关于“浙词”不以词人籍贯分而是“取其同调”的原则，浙派词人并不止于浙西，严迪昌先生便称高层云为“浙派健将”(52)。高层云字二鲍，号谡苑，江苏华亭人，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有《改虫斋词》。曹溶评《改虫斋词》：“逼似竹垞、葆馚一路。阅之，乃上凌梦窗、白石，有非竹垞诸公可以尽其长也。”(53)朱彝尊题高层云《罗裙草》也说：“拟乐天、中仙，几于神似。向与谡苑论词，意无不合，今更思与阿戎谭矣。”(54)除高层云外，尚有不少非浙西产者如宋荦、曹贞吉等与朱彝尊在词学主张上“意无不合”而成为同调。宋荦在评论曹贞吉咏物词时指出： 朱锡鬯先生曰：“词至南宋始工。斯言出，未有不大怪者，惟实庵舍人意与予合。”今就咏物诸词观之，心慕手追，乃在中仙、叔夏、公瑾诸子，兼出入天游、仁近之间。 今人论词动称辛、柳，不知稼轩词以“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为最，过此则颓然放矣。耆卿词以“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与“杨柳岸，晓风残月”为佳，非是则淫以亵矣。迨白石翁崛起，南宋玉田、草窗诸公互相唱和，戛戛乎陈言之务去，所谓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者。此竹垞论词必以南宋为宗也。今读实庵咏物十首，仿佛《乐府补题》诸作，而一种渺之思，瑰丽之辞，与夫沉郁顿挫之气，直驾诸公而上之，拟诸白石《暗香》《疏影》之篇，何多让焉。(55) 宋荦字牧仲，号漫堂，河南商丘人，官至吏部尚书，有《枫香词》。康熙十八年，宋荦以刑部郎中出榷赣州期间，编成《宋元五家词选》。据其《宋元五家词选叙》，该《选》就是“因念锡鬯论词以白石为宗，谓实开南渡生面”而编，但未能觅得白石词，“犹有遗恨”；《叙》云：“先是，余得草窗、玉田二种词于京师旧藏书家，静夜吟之，气味良别。作而曰：善言词者，将以细腻、超脱药从前结习。由今观之，细腻孰如周密公瑾氏?超脱孰如张炎叔夏氏乎?迨朱十锡鬯应诏来国门，以示之，欣然曰：‘余于禾中故家所得，若与子有合焉!’乃并出五家写本，周、张两集外，又有所谓《日湖渔唱》者，陈允平君衡氏作也；《玉笥山人词》者，王沂孙碧山氏作也；《蜕岩词》者，张翥仲举氏作也。是五人者，或抽新于宋季，或标颖于元初，虽机杼各出，而以要于细腻、超脱，则均之乎无愧也。于是实庵曹舍人见而悦之，点次评骘，甚平且确。”(56)宋荦在阅读周密、张炎词集的过程中，萌生了以周、张的“细腻、超脱”，“药从前结习”的词学主张；所谓“结习”，就是指柳永的“淫以亵”、辛弃疾的“颓然放”等等。朱彝尊见到宋荦所藏周、张两集后欣然所说“余于禾中故家所得，若与子有合焉”，不仅是文献意义上更是词学思想上的“合”。这种不期而同的“意合”，促使宋荦编《宋元五家词选》，为朱彝尊“论词必以南宋为宗”的词学主张推波助澜，所以在词坛面对“词至南宋始工”之说“未有不大怪者”的情况下，却与曹贞吉心仪此说，也就不足为怪了。曹贞吉，字升阶，又字升六，号实庵，山东安邱人，康熙三年(1664)进士，官至礼部仪制司郎中，有《珂雪词》。当宋荦出其所藏的、被朱彝尊列入“浙词”系统的张炎等五家词集，曹贞吉“见而悦之，点次评骘，甚平且确”，而且其咏物词的创作，“心慕手追，乃在中仙叔夏公瑾诸子，兼出入天游仁近之间”，或“仿佛《乐府补题》诸作……拟诸白石《暗香》《疏影》之篇，何多让焉”。因此，蔡嵩云将他归入浙派：“浙西派倡自朱竹垞，曹升六、徐电发(
)等继之，崇尚姜张，以雅正为归。”(57) 不过，“崇尚姜张，以雅正为归”，并非高层云、宋荦、曹贞吉、徐
等人一以贯之的词学主张与创作取向，他们与朱彝尊不期而同，一时成为浙西词派的同调或健将，如同报春的梅花，透露了词坛转型的信息；换言之，朱彝尊从先前取径多样到后来专尚以“醇雅”为审美特征的“皆夔之一体”的“浙词”，不是浙西独有的词学现象，而是顺应了新的审美趋向，率先引领词坛转型。 三、浙西词派与词坛转型 陈廷焯指出：“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58)促使“风气一变”的一个重要契机，则是康熙十七年《乐府补题》的复出。时人蒋景祁便说：“得《乐府补题》，而辇下诸公之词体一变。继此复拟作《后补题》，益见洞筋擢之力。”(59)毛奇龄又从个案的角度指出这种变化：“迦陵陈君偏欲取南渡以后、元明以前，与竹坨朱君作《乐府补题》诸唱和，而词体遂变。”(60)具体地说，“浙西”词人专尚以姜夔为宗主的“浙词”的同时，以咏物为取向，以唱和为模式，以《乐府补题》为主要范本，最终促使了浙西词派的形成，也导致了“词体一变”与词坛转型。 明清之际，词坛盛行唱和之风，尤其是康熙四年至十年期间发生的“江村唱和”“广陵唱和”与“秋水轩唱和”，成为词坛中兴的三大推力。不过，这三大唱和并无咏物，而是在赓和中即事抒情，抒发作者的易代之悲，失路之痛，“词风一次雄健于一次”(61)。当然，这并不是说顺治与康熙初年无咏物词，特别是浙西词人尤好咏物，如梅里第一代词人王翃《槐堂词存》所收166首中，21首为咏物；朱彝尊《江湖载酒集》所收213首中，50首为咏物；李良年《秋锦山房词》所收70首中，22首为咏物；李符《耒边词》所收181首中，咏物有41首；沈皞日《柘西精舍集》所收83首中，咏物有23首；龚翔麟《红藕庄词集》所收186首中，咏物有40首。可见咏物是浙西词人的经常性创作，而以慢词咏物，则是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等人的代表性创作。随着朱彝尊、李良年、李符等浙西词人入京，这种咏物风气也被带到了京师词坛的唱和活动之中。如康熙十五年前后，朱彝尊与“辇下诸公”徐倬、宋荦等以《绮罗香》调“咏萤唱和”(62)：康熙十五年至十六年间，朱彝尊、李符、宋荦、曹贞吉等以《天香》调“咏绿牡丹唱和”(63)；尤其是康熙十七至十八年间，京师词坛的咏物唱和异常频繁，如朱彝尊、李良年、钮琇、高不骞等以《疏影》调“咏秋柳唱和”(64)；朱彝尊、李良年、尤侗、蒋景祁、曹贞吉、陆葇、沈季友等以《疏影》调“咏黄梅唱和”(65)；李良年、曹贞吉、钱芳标等以《疏影》调“咏绿萼梅唱和”(66)；李良年、曹贞吉、李符、高不骞等以《惜红衣》调“咏荷花紫草唱和”(67)；沈嗥日、陈维崧、蒋景祁、尤侗、陆葇等以《霜叶飞》调“咏黄芽菜唱和”(68)，陈维崧、梁清标、徐
、毛奇龄、尤侗、汪懋麟等以《摸鱼儿》调“咏窝丝糖唱和”；(69)陈维崧、梁清标、徐
、毛奇龄、尤侗等以《百字令》调“咏米家灯唱和”(70)。……由此等等，不一而足。从中也表明以咏物为取向的唱和成了连接在京词人的一根纽带和京师词人创作活动的一种模式，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推“拟《乐府补题》唱和”。《鹤征录》“陆葇”条云： 先生性爱词，在京师与竹翁(朱彝尊)并和宋末《乐府补题》诸调。时先公(李良年)自制《乐府后补题》五阕，先生见之，曰“此词家仙笔也”，遍和之，且为刻笺叙云“去岁竹垞表兄自金陵来，携《乐府补题》一卷，皆南宋名家之作，偕余属和。余时适馆东安门北，友朋罕往还，词成不以示人，今夏移榻寓斋，净几陈编，相对忘署。读李十九兄自制《乐府后补题》五调，叙同寓斋绮而和之，不啻青蝇声杂鸾凤声也”。(71) 所谓“去岁”即康熙十七年。该年，陆葇、李良年、朱彝尊应召入京；次年，参加博学鸿词考试。李良年因未通过考试，当年离京。陆葇与朱彝尊、李良年“拟《乐府补题》唱和”，在康熙十七年至十八年期间。徐海东据《全清词·顺康卷》及其《补编》统计，在此期间参与“拟《乐府补题》唱和”者共43人，词144首。43人中，陈维崧、朱彝尊、尤侗、李良年、陆次云、陆葇、毛际可、毛奇龄、徐嘉炎、蒋景祁、徐
诸家于康熙十七年赴京应博学宏词试，曹贞吉、宋荦、曹寅、沈皞日等人则原已在京，其余或为异地追和。其中近三分之一的追和者产自浙西，其追和数量也最多，如朱彝尊7首、沈皞日7首、王庭6首、李良年5首、李符5首、沈岸登5首、龚翔麟5首、陆葇5首、汪森5首、徐嘉炎5首、邹天嘉5首，非浙西产而追和数量在4首以上的有：陈维崧5首、丁炜5首、高不骞5首、钮琇5首、王霖5首、徐
5首、周在浚5首、尤侗4首、曹贞吉4首、宋荦4首(72)。 学界通常认为，《乐府补题》所收宋季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的咏物词寄托了亡国之思，具体地说：“《补题》所赋有五：曰龙涎香、曰白莲、曰蝉、曰莼、曰蟹。……大抵龙涎香、莼、蟹以指宋帝，蝉与白莲则托喻后妃。”(73)谭献认为：“《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74)严迪昌先生进而指出：“浙西词宗正是借《补题》原系寄托故国之哀的那个隐曲的外壳，在实际续补吟唱中则不断淡化其时尚存有的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的情思。这种‘淡化’沉淀心底深处的与新朝统治不相协调的心绪，无疑顺应特定的政治要求，也符合时代演变的正常秩序。”(75)揭示了拟和之作成为“巧构形似之言”的历史原因及其内涵特征，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 不过，尚须说明的是，在这种“淡化”的背后，蕴藏着拟和者十分复杂的心态。“拟《乐府补题》唱和”，正值清廷召试博学鸿词之际。据载：“康熙丁巳、戊午间，入赀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词，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四明姜西溟宸英有诗云：‘北阙已成输粟尉，西山犹贡采薇人。’时以为实录。”(76)这是朱彝尊、陈维崧等应试者在续补吟唱中“淡化”原作“古意”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又陈维崧《雪狮儿》云：“蠢尔黄奴，讵识真龙有主。铜绦难掣，轵道上、降王婴组。尧阶舞，赭幄曈昽日午。”该词调下有序：“戊午秋西域献黄狮子至，一时待诏集阙下者不下百人，皆作诗歌揄扬盛事，崧亦填词一首。”(77)康熙十七年，西域进贡黄狮子，在朝之臣奉旨作诗相贺，“以昭皇上慎德格远之化”(78)。陈维崧说“真龙有主”，不仅承认当今皇帝的合法性，而且也包含了“慎德格远”的意思。这表明新朝统治已为包括陈维崧在内的追和者所臣服，成了他们“拟《乐府补题》唱和”中“淡化”原作“古意”的最终动力。然而，无论授人仕途的博学鸿词试，抑或清廷的合法性得到认同，均无法消却深深铭刻在拟和者心头的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所以难免产生与新朝政治不协调复杂的心态。譬如在应博学鸿词试者中，绝大多数在行迹上主动应试，朱彝尊在一封家书中又说：“明中堂相见，待我甚好。据彼竟云朝廷第一注意是我。然我目昏，不能作楷字，
都非少壮时，正恐考不上。”(79)但其拟和《补题》之一《桂枝香·蟹》却云：“便八跪、双螯都利。被寒蒲束缚，仄行无计。试放闲塘蓼岸，描成秋意。”(80)在咏《蟹》一题中，其他拟和者也多以被束缚或被捕捉的蟹自比，如陈维崧同题续和：“蒌蒿浅渚。有郭索爬沙，搅乱村杵。溪簖霜红织满，夕阳鸦渡。渔人拂晓提筐唤，小门边、陡惊羁旅。”(81)说不小心误入罗网的蟹，在被渔人放入筐中带回其家时，才陡然惊觉自己被捕；而蟹的“陡惊羁旅”，则用以比喻自己为应博学鸿词试而羁留京师。朱彝尊写蟹“试放闲塘蓼岸”，则在直接表达蟹的请求中，寄寓了不求仕进的心态。钮琇论朱彝尊这首咏蟹词与另一首拟和之作咏蝉词时也说：“玩两词意，岂萦怀簪绂者?”(82)这与其家书所云无疑互相矛盾，但“正恐考不上”与“试放闲塘蓼岸”同出一体，均为作者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的流露。这种矛盾心态是应试者拟和《补题》时所普遍具有。陈维崧入京应博学鸿词试之时，范国禄作诗为其送行：“梦卜勤求事若何，进来破格已加多。更烦摆此弥天网，特为诸君设一科。”(83)对此陈维崧自然一清二楚，但他与朱彝尊一样，既自投这张“弥天网”，并于考中后成为朝廷命官，又以被捕之蟹自喻，渴望摆脱“弥天网”的束缚。这也就是说，尽管“继复荐举博学鸿词，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为当时实录，但不能因此简单地判定应试者是积极入世，还是无意仕进，是怀恋故国，还是迎合新朝，他们在进退之间，怀有十分矛盾复杂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正是他们以咏物为取向，问津以姜夔为宗主的“浙词”，促使词坛转型的内在驱动力。 朱彝尊《乐府补题序》指出：“诵其词，可以观意志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84)认为《补题》所载咏龙涎香、白莲、蝉、莼、蟹五题诸作，不失“意内言外”之旨，境幽意浓，寄托遥深，并继承“骚人《橘颂》”传统，咏物体格，出乎醇雅。这是朱彝尊为“浙词”开宗立派所倡理论主张的具体体现；进而言之，《补题》既为朱彝尊倡导“浙词”理论主张，又为当时词人抒写矛盾复杂的心态，提供了最合适、也最理想的范本。 无论寄情达意抑或句琢字炼，《乐府补题》是宋季“姜派”词人群体性践行姜夔开拓的、以咏物为取向的醇雅审美取向与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而其“意内言外”的寄托之旨，对于怀有矛盾复杂心态的词人来说，必然会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因此在拟和中，也自然诱发他们抒写故国之思的冲动。如徐
《摸鱼儿·莼》： 惹江东、季鹰归去，只三泖五湖路。年年惯做秋风伴，碧缕愁牵烟雾。愁何莫。君不见、霜摧菰米莲房露。留伊少住。恰鲈脍方残，霜柑又好，一样系情处。 堪惊也，惟有波漂苹末。那禁几番风雨。还从碧涧忆莼羹，脂滑晶莹无数。休回顾。君不见、芦花瑟瑟迷寒渚。犹闻人语。问食品厨娘。银丝冰缕，应为尔添箸。(85) 在字面上，该词主要化用并演绎西晋张翰在洛因见秋风起，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而辞官还乡的典故，抒写归隐心绪，与《补题》原作以咏莼怀念宋帝的“古意”相去甚远。不过，下片“芦花瑟瑟迷寒渚”句却见于词人先前所作《送方尔止还金陵》诗：“尔从霅水来，片帆不肯住。乘风夜过洞庭西，芦花瑟瑟满寒渚。渚清沙白今送君，朔风旅雁高入云。官司捉船船户避，津前头不敢行。……双桨随君载君去，莫忘江城离别处。遥指金陵宫阙傍，蒋山夜火乌栖树。”(86)题中“方尔止”即方文。徐
《先府君事略》载：其兄矿与方文、吴易、沈自炳等“团聚乡勇”，在家乡吴江一带起兵抗清，“矿败亡命，匿吴兴山中”；“乙酉夏秋，金陵失守，衣冠之族举室南迁。桐城方文、京口潘江、钱邦芑素与先兄矿交善，俱来西濛，置酒悲歌。先君见时事不可为，力赞先兄矿偕诸君入闽。”(87)据此，徐钒送别先兄故人诗“遥指金陵宫阙傍”一句，寄托故国之思自不待言，“芦花瑟瑟满寒渚”一句也非一般的景物描写，万寿祺《鬼鸱》诗可为此句作注解：“吴江十里飞尘埃，堤长日短营门开。杀人如麻二百日，骸骨累累高崔嵬。四面大湖尽葭荻，西风瑟瑟吹徘徊。沉樯破橹鬼聚哭，往往白昼生阴胚。”(88)顺治初年，在吴江一带的反抗与镇压的较量中，有多少抗清者被杀戮!由此观之，词在“堪惊也，惟有波漂苹末。那禁几番风雨”的过片后，重复《送方尔止还金陵》“芦花瑟瑟满寒渚”诗句，绝非巧合，而是作者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在词中的再现，并用“君不见”三字予以强化，继而出诸“犹闻人语”，其意实为万诗中的“沉樯破橹鬼聚哭”。要之，该词寄托了故国之思，甚至家国之恨，只不过这种原本浓烈的情思被深深隐藏在所咏物象的背后而作了淡化处理，表现为“空中传恨”而不易让人发现。他如曹贞吉《天香·龙涎香》，陈维崧评：“此钱塘贵主奁中物也，赵家姐妹虽有好香，总不脱人间烟火。”李良年也说：“妙于曲写龙涎，不然，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与此无与也。”(89)在曲写“钱塘贵主奁中物”中寄托与南宋遗民一样的故国哀思。又陈维崧拟和诸作如《齐天乐·蝉》《天香·龙涎香》，也在曲写中“寄发易代同感的情思”(90)。由此等等，都是过咏物体格，“空中传恨”。 综观“拟《乐府补题》唱和”诸作，其主题并不止于故国之思，尚有如上述朱彝尊、陈维崧在咏蟹中，将原作“古意”转化为仕途进退的矛盾心态，也有如王庭《桂枝香·蟹》：“平生谙尽烟波事，怕浔阳汤火初爇。前溪莫去，矶头巧簖，久无虚设。”(91)曹贞吉同题：“依稀记得，鱼庄设簖，夜分无寐。”(92)等等，寄托对仕途环境的忧悸心绪。不过，这种多元主题的形成均基于拟和者的易代之悲与身世之感；《补题》则为他们淡化这种与新朝统治不相协调的心绪，提供了最合适的表现方式，从而导致“词体一变”。进一步说，朱彝尊携带《补题》入京，展开规模不小的群体唱和，既是浙西词派以姜夔为宗主，倡导醇雅的一次重大的实践活动，又出于时代精神与词体演变的需求；也正因为如此，得到了众多词人的响应，其中陈维崧颇具代表性。先著说： 四十年前，海内以词名家者指屈可数，其时皆取涂北宋，以少游、美成为宗。迨《山中白云词》晚出人间，长短句为之一变，又皆扫除秾艳，问津姜、史。时贤辈出，竞尚诗余。浙西则有六家，颇为清拔，而阳羡陈其年于此道独优，《迦陵集》行，遂传衣钵。由是而宋末一派几遍东南矣。(93) 相对于当今关于陈维崧与朱彝尊在词学取径与创作风格上泾渭分明，各领风骚的种种阐述，这无疑是一种独特的说法，鲜为学界所注意。的确，先著之说过于笼统，容易令人产生误解，如果联系前引毛奇龄语“迦陵陈君……与竹垞朱君作《乐府补题》诸唱和，而词体遂变”，其说就有了具体的指向，也表明在这一点上朱彝尊与陈维崧的趋同性早已为时人所认同。诚然，在取径稼轩中形成的“飞扬跋扈”是陈维崧的主导词风，但康熙十七年入京应试后，陈维崧为复出的《乐府补题》作《序》、并投身于“拟《乐府补题》唱和”，又多次参与“辇下诸公”的其他咏物唱和。综观陈维崧的这些唱和之作，毋庸赘言，与其“飞扬跋扈”的词风大相径庭，在咏物意象、抒情方式、句琢字炼、意境创造上，均相当程度地从原先取径稼轩转化到师法姜、史上来，与朱彝尊等浙派词人共同体现出以醇雅为特征的艺术风格，合力促使“宋末一派几遍东南”。 当然，这并不意味陈维崧属于浙西词派，作为词学或词体创作的一种新的取向，咏物体格，问津姜、史，崇尚醇雅，是包括陈维崧在内的众多词人在顺应时代精神需求中的一种审美选择，为风会所移，只是这种选择在朱彝尊等浙西词人编辑《词综》的过程中业已确立，率先践行，即所谓“竹坨博搜唐、宋、金、元人集，以集《词综》，一洗《草堂》之陋，其词句琢字练，归于醇雅”(94)，后经陈维崧、高层云、宋荦、曹贞吉、徐
等众多非浙西词人与之大合唱，助长了浙西词派的形成，也共同推进了词坛的转型，渐成词学主流，正如严绳孙康熙二十六年序《词律》所说：“比年词学以文则竹坨之《词综》，以格则红友之《词律》。窃喜二书出，而后学者可以为词。”(95)进入康熙中期，“家白石而户玉田”已非止于浙西一域了。 注释： ①《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页。 ②《梅里词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③《梅里词绪》卷首，张宏生编：《清词珍本丛刊》第2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页。 ④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卷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⑤《叶指挥诗序》，朱彝尊撰、王利民等校点：《曝书亭全集》卷三七，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页。 ⑥《梅里词派研究序》，《梅里词派研究》，第3页。 ⑦《梅里词绪弁言》，《梅里词绪》卷首，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第23册，第298-299页。 ⑧《梅里词缉序》，《梅里词缉》卷首，浙江图书馆所藏冯氏稿本。 ⑨《梅里词辑》卷首，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第23册，第630-631页。 ⑩《莲子居词话》卷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27页。 (11)杨谦纂、李富生补辑：《梅里志》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716册，第858页。 (12)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8页。 (13)王士禛：《花草蒙拾》，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685页。 (14)详见拙文：《柳洲词派与词坛中兴》，《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4期。 (15)陈子龙：《安雅堂集》卷二，《陈子龙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16)王士禛：《花草蒙拾》，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685页。 (17)陈子龙：《幽兰草·题词》，《幽兰草》卷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8)以上所举词，详见《全清词·顺康卷》第l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1、92、93、95、103、106、114页。 (19)《哭王处士翃六首》，朱彝尊撰、王利民等校点：《曝书亭全集》卷二，第62页。按：朱彝尊及整个梅里词人群风相互交往，陈雪军《梅里词派研究》考察甚详，兹不赘言。 (20)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曝书亭全集》附录，第1044-1045页。 (21)张宏生编：《清词珍本丛刊》第5册，第387-433页。 (22)《江湖载酒集序》，朱彝尊手定：《江湖载酒集》卷首，张宏生编：《清词珍本丛刊》第5册，第170页。 (23)《江湖载酒集》卷五、卷六，《清词珍本丛刊》第5册，第263、289页。 (24)如《静志堂诗余》卷下《桂殿秋》：“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在抒情结构与表现风格上，明显按取法史达祖的《燕归梁》。丁绍仪通过朱、史二词的比较后说：“较梅溪词尤含意无尽。”(《听秋声馆词话》卷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590页)二词均写感情受到阻隔，但史词直言美人远离，无梦可度，略显直致，不如朱词看似写共眠一舸，实则孤栖，更耐人寻味；况周颐则又将此词作为清初词人当以朱彝尊“为冠”的一个依据(《听秋声馆词话》卷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590页)。 (25)《静志堂诗余》卷上，《清词珍本丛刊》第5册，第387-388页。 (26)《江湖载酒集》卷一、卷四，《清词珍本丛刊》第5册，第182、244页。 (27)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535页。 (28)《全清词·顺康卷》第9册，第5276页。 (29)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陈维崧集·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2页。 (30)《词征》卷六，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184页。 (31)曹溶《静惕堂词》卷首，张宏生编：《清词珍本丛刊》第1册，266-267页。 (32)曹溶：《摸鱼儿·答王迈人》，《全清词·顺康卷》第2册，第846页。 (33)朱彝尊：《曹先生溶挽诗六十四韵》，朱彝尊撰、王利民等点校：《曝书亭全集》卷一二，第182页。 (34)详见卢前：《望江南·饮虹簃论清词百家》其三《曹溶》，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10册附录，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页；吴熊和：《〈梅里词缉〉与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吴熊和词学论集》，第428页。 (35)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36)朱彝尊：《书东田词卷后》，朱彝尊撰、王利民等点校：《曝书亭全集》卷五三，第555页。 (37)朱彝尊撰、王利民等点校：《曝书亭全集》卷四十，第455页。 (38)朱彝尊撰、王利民等点校：《曝书亭全集》附录，第1046页。 (39)朱彝尊撰、汪森编、李庆甲校点：《词综》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页。 (40)朱彝尊：《黑蝶斋诗余序》，朱彝尊撰、王利民等点校：《曝书亭全集》卷四十，第453页。 (41)《词综序》，朱彝尊撰、汪森编、李庆甲校点：《词综》卷首，第1页。 (42)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七九，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30页。 (43)王利民等点校：《曝书亭全集》卷八十，第739-740页。 (44)朱彝尊撰、汪森编、李庆甲校点：《词综》卷首，第10、11、14页。 (45)《咏物词评》，张宏生编：《清词珍本丛刊》第8册，第356页。 (46)刘荣平校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第329页 (47)《梅边吹笛谱序》，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卷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630页。 (48)《词苑萃编》卷八引，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941页。 (49)《浙西六家词序》，《陈维崧俪体文集》卷七，《陈维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82页。 (50)《刻瑶华集述》，《瑶华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0册，第7页。 (51)吴熊和：《〈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吴熊和词学论集》，第403页。 (52)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53)聂先、曾王孙编：《百名家词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722册，第64页。 (54)《罗裙草·题辞》，朱彝尊撰、王利民等点校：《曝书亭集外诗文补辑》卷六，《曝书亭全集》，第967页。 (55)宋荦：《咏物词评》，张宏生编：《清词珍本丛刊》第8册，第355-356页。 (56)佚名：《宋牧仲文抄》，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无卷数)。 (57)蔡嵩云：《柯亭词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908页。 (58)孙克强主编：《白雨斋词话》卷三，《白雨斋词话全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02页。 (59)《刻〈瑶华集〉述》，《瑶华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730册，第8页。 (60)《鸡园词序》，冯乾：《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页。 (61)严迪昌：《清词史》，第128页。 (62)宋荦有《绮罗香·萤》，徐倬有《绮罗香·萤，和宋牧仲韵》，朱彝尊有《绮罗香·和宋牧仲别驾咏萤》，分别见《全清词·顺康卷》，第6573、3444、5342页。按：宋荦于康熙十六年正月由黄州通判补理藩院院判，朱彝尊在和词中仍称宋荦为“别驾”，可见此次唱和发生在宋荦十四年四月入都以后，十六年正月补官理藩院之间。 (63)据曹贞吉《耒边词序》：“丙辰冬，分虎自南来，见示耒边新制”(李符《耒边词》卷首，张宏生编：《清词珍本丛刊》第8册，第925页)，李符于康熙十五年冬入京，至康熙十六年七月十六日与朱彝尊一同离京；又陆葇《渡江云·同人集柯园，为朱锡曾、李分虎饯行，锡鬯应金陵幕，分虎应武林幕，皆归途仍做客也，时七月十六日》。此后李符并无入京之记录，因此此次唱和应该发生于其在京之时。朱彝尊有《天香·绿牡丹同牧仲、分虎赋》，曹贞吉有《天香·咏绿牡丹为牧仲作》，宋荦、李符词已不存。 (64)四人词分别见《全清词·顺康卷》第9册，第5335页；第11册，第6629页；第15册，第8921页；第17册，第9685页。 (65)分别见《全清词·顺康卷》第6627、1561、8748、6512、5330、5759、9911页。 (66)分别见《全清词·顺康卷》第6627、6493、7568页。 (67)分别见《全清词·顺康卷》第6640、6487、7517、9683页。 (68)分别见《全清词·顺康卷》第4188、8749、1561、5759、7962页。 (69)分别见《全清词·顺康卷》第4265、2285、6807、3731、1568、7740页。 (70)分别见《全清词·顺康卷》第4122、2285、6806、3742、1556页。 (71)李集辑，李富孙、李遇孙补：《鹤征录》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辑，第23册，第573页。 (72)徐海东：《顺康词坛群体步韵唱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296页。其中汪森原籍安徽休宁，迁居桐乡(一说嘉兴)。 (73)夏承焘：《〈乐府补题〉考》，《唐宋词人年谱·周草窗年谱》附录，《夏承焘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74页。 (74)谭献：《箧中词》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732册，第643页。 (75)严迪昌：《清词史》，第253页。 (76)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页。 (77)《全清词·顺康卷》第7册，第4011页。 (7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册，第376-377页。 (79)《竹坨家书三通》其一，《曝书亭集外诗文补辑》卷十一，朱彝尊撰、王利民等点校：《曝书亭全集》第1016页。 (80)《全清词·顺康卷》第9册，第5344页。 (81)《桂枝香·蟹》，《全清词·顺康卷》第7册，第4137-4138页。 (82)钮琇：《觚剩》卷四《燕觚·竹垞词》，《续修四库全书》第1177册，第46页。 (83)陆勇强：《陈维崧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7页。 (84)《曝书亭集》卷三六，朱彝尊撰、王利民等点校：《曝书亭全集》，第421页。 (85)《全清词·顺康卷》第12册，第6802页。 (86)徐
：《南州草堂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1册，第252页。 (87)徐
：《南州草堂集》卷三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1册，第450-451页。 (88)万寿祺：《隰西草堂诗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394册，第201页。 (89)张宏生编：《清词珍本丛刊》第8册，第431页。 (90)详见严迪昌：《清词史》，第250-253页。 (91)《全清词·顺康卷》第1册，第297页。 (92)《桂枝香·蟹》，《全清词·顺康卷》第11册，第6502页。 (93)先著：《若庵词序》，程庭《若庵集》卷三《若庵词》卷首，《四库存目丛书补编》，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8册，第58页。 (94)冯金伯编：《词苑萃编》卷八《品藻》，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941页。 (95)《词律序》，万树：《词律》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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