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茨#183;迪特里奇“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因论文,述评论文,里奇论文,理论论文,迪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3)01-0060-06
海因茨·迪特里奇是拉美著名德裔左翼学者、墨西哥都市自治大学教授、社会学家、政治分析家，“21世纪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关注拉美政治和社会运动，在社会学领域被认为是“新不莱梅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21世纪社会主义、拉丁美洲玻利维亚革命等，共出版专著30多部。
海因茨·迪特里奇自称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首创者。他于1996年提出这一概念，2000年后在世界上广泛传播这一思想，并于2005年后陆续在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付诸实施。1998年海因茨·迪特里奇等学者共同编写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古巴出版并成为畅销书。2005年发表了《乌戈·查韦斯和21世纪社会主义》，2007年发表了《海因茨·迪特里奇访谈：21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界定》，之后又相继发表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科学与哲学基础》、《欧盟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过渡》等文章。海因茨·迪特里奇在其发表的系列文章及著作中，详细论述了“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并勾勒了迈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他强调“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仍是马克思主义，但他特别强调现代科学对其理论的影响。本文对海因茨·迪特里奇“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整理与分析，供学界研究参考。
一、“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背景
“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21世纪初在一些拉美国家付诸实践的。这一理论的提出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社会主义思想在拉美地区源远流长。19世纪中叶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在拉美地区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和基本政治思潮之一。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拉美迅速传播，拉美国家相继建立起共产党组织。之后，社会主义在拉美异彩纷呈，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托派社会主义以及各种民族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在拉美出现是有其历史思想根源的。
其次，“华盛顿共识”在拉美的失败引起拉美左翼学者和一些国家政要对拉美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此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严重危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美国抛出了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此后，“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广泛流传。该政策的实施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出现病态的停滞甚至倒退，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程度加深，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从而造成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些恶果使得拉美左翼知识分子和拉美国家领导人思考未来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海因茨·迪特里奇认为，苏联模式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轨道，资本主义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他开始探索新的社会蓝图，逐步形成了“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
二、“21世纪社会主义”的科学与哲学基础
海因茨·迪特里奇从现代科学出发，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与现代科学中时间—空间—运动范式相比较，论证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科学与哲学基础。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现代科学范式相一致
海因茨·迪特里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史上第一个现代科学范式，其重要地位可与牛顿的物理学范式和达尔文的生物系统范式相媲美。但如果用当代科学语言表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现代科学范式，即时间—空间—运动的范式。
他认为，首先，辩证法是关于运动和变化的哲学。辩证法是19世纪关于运动的最全面的理论。发展，无论是进化、革命还是退化，进步还是倒退，都是运动的结果。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是宇宙的灵魂。他在结构上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和“运动”理解为同一范畴。其次，“历史”等同于“时间”。时间或历史是物质和运动的产物。从人类认识的角度看，唯物主义是对事物现实性的理解，即事物、空间及两者之间的区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同物质存在形式、空间都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本体论层面，唯物主义肯定独立的现实世界的存在。同人类行为相联系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长河中长期占优势的经济生活条件，尽管经济总是处于与军事、文化、政治、自然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之中。用马克思的经典格言表述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同现代科学范式是一致的，而在当代语言里，人们将现代科学范式称为时间—空间—运动的范式，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哲学与科学基础。
2.“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海因茨·迪特里奇运用实证科学研究的基本认知框架，分析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将辩证法应用于人类社会的认识，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发展为剩余价值理论，使之成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将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经验作为社会演进的驱动力，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大部分阐释马克思主义。海因茨·迪特里奇借助于列宁的分析范式，从人类生存的三个外部条件来分析21世纪社会主义。
他认为，首先，时间是绝对本体论条件。时间是绝对的、单向度的，因为时间无法被人类所改变。地球上全部生命都沿着单向的时间之箭而运动。因此，时间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绝对条件。时间在绝对本体论条件下给新文明带来先验性启示。从道德或者生命的角度看，人的生命都是同等的，比如年龄、收入、性别、民族、生产能力、国籍等等。银行家、政治家、法官所度过的时光同农民、工人或无业人员所度过的时光在道德上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不可再生。在道德上这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它构成了最基本、不可违背的社会道德基础。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就是确保这种基本的权利在全部社会关系中得以实施。其次，空间是人类生存的第二个本体论条件。我们处于物质运动之中，我们的生活不仅在实践中推进，也在空间中推进。这个条件说明了，作为道德条件和每个人共享的抽象的均等资源，时间本身不足以成为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伦理基础。我们正接近公正和民主社会的道德维度、时间的生命价值或道德价值维度与经济和社会组织、生产模式的现实维度相交融的十字路口。21世纪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应该通过物质伦理、科学、民主参与的相互作用来实现这三个维度，构建21世纪社会主义。他认为，既然物质需求和生命质量只能通过社会劳动来满足，而且商品的经济价值最终要靠时间(劳动价值)来衡量，因而21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基础与其现实经济组织相吻合，二者既是生活的最高道德标准，又是经济的基本运行原则。因此，海因茨·迪特里奇将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归纳为物质生活伦理、科学思想、通过参与式民主形成的自决权。
海因茨·迪特里奇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范式建立在科学领域的时间—空间—运动理论的基础之上。与19世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相一致，因为它分析了智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它遵循维系生命和自然的伦理道德，其目标是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系统转变为自觉运用劳动价值获得平等的参与式民主的社会。
3.“21世纪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海因茨·迪特里奇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计的第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范式以及列宁所创建的范式之后，科学知识大爆炸使得我们能够将原始范式进一步向深度发展，比利用19世纪的知识所能达到的深度更深。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与“21世纪社会主义”两种范式的关系是有机的，后者产生于前者，就像现代物理学产生于牛顿的开创性的定律一样。没有牛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马克斯·普朗克的理论就成为不可能。同样，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其后来者。“21世纪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最优秀的思想和经验的继承，当然，总体上是系统发育的。像所有科学知识一样，它是有根据的(ex materia)创造，而不是政治家或知识分子的“无中生有”的发明。它与科学分析标准相符合。
三、科学进步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影响
海因茨·迪特里奇运用现代科学分析了科学进步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影响。
1.对辩证法的影响
海因茨·迪特里奇认为，恩格斯通过系统的独立运动对系统复杂性作出了出色的论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阐述了按照运动复杂程度进行分类的原则。将运动按简单和复杂的程度排列，最简单的运动是机械运动，其次是化学运动和生物运动。但是，他认为，由于科学发展现状的限制，对有机体的运动形式还不能解释，社会运动则被分析和理解为社会阶级斗争，以改革和革命为特征。因此，马克思的认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缺失环节”。
海因茨·迪特里奇认为，由于“21世纪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民主计划基础上的体系，所以预见自然和社会的未来和发展潮流的能力极其重要。这不仅在技术和方法论层面如此，而且在权力和政治联盟核心层面也是如此，比如变革与革命的关系。19世纪的政治思想倾向于强调革命中的破坏和不连续性。革命是从现状发生的质的飞跃。许多革命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单向运动。现代科学使我们能够将革命看作一个“标志性事件”，而不是仅仅看作发展过程中的否定或例外，期间微观变化不断累积直至宏观。
他还认为，20世纪关于过程和变化的一系列思维方式的发展与我们讨论的话题有关。首先是马尔科夫过程，在马尔科夫过程中一个系统可以有多种状态和多种演变的可能性。这样我们认为社会变化可以在不同的时代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在最近约30年的时间，米纳尔和其他人提出了进程代数的概念，为复杂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总体框架。
行为系统的“阶段变化”或“状态变化”，如同超导体的电子运动或国家公民的行为，都遵循集体运动的一般法则。它们不是行为的例外，而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历史有时会创造演进或革命的条件，这些条件有利于新的复杂的适应系统的产生。这可以通过自然栖息地(气候)的变化，通过政治变化，或通过技术革新如我们所经历的第四次技术革命而实现。但历史也会产生使系统不适应或消亡的条件。从玛雅文明的消失到20世纪社会主义的崩溃，案例屡见不鲜。辩证法新科学为我们提供了防止正在实施的新的历史工程不必要的失败和衰退的工具。
2.对政治经济的影响
关于市场的演进，海因茨·迪特里奇认为，市场的原始职能是商品和服务自由交换的场所。从起源于希腊的实体集市，到如今易贝、亚马逊等虚拟市场，市场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从地方市场偶然的物物交换，经过现代单一民族国家的商品货币结算系统，到目前的决定人类经济生活的世界市场，最终，市场是一个在尖端的控制论系统中通过利润导向的市场价格协调无以计数的交易的交互反馈系统。
市场不仅是交换的场所，市场还是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相联系。他认为，统治阶级将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货币化，转变成利润。这个过程由私有财产关系主导，经济领域的调节就像政治机构调节政治治理一样。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宪法赋予的对工人剥削的权利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具有了可操作性。与私有财产、价格决定、利润三位一体内在联系在一起的是资产阶级议会和财阀议会政府的政治环境。市场、私有财产、财阀议会政府、统治阶级和阶级地位是资产阶级文明及其形式的本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资产阶级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角度看，如今的市场就是垄断的代码，经济决策权由食利者阶层所掌握。这种垄断在维持资产阶级文明中发挥了三个作用：非对称的资本积累、财阀对政治决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对经济系统最重要经济变量的控制调节，如分配社会劳动和社会剩余。
他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现代资本主义牟利的市场体系在协调交易时会特别有效。其条件是，市场结构是非垄断性的，有强劲的购买力、专业的工人阶级、能够保证政治经济运行所必需的框架的高效率国家。如果上述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比如，像安全的工作环境这样的公共产品，或退休保障条件，或市场形成的价格被垄断或政府管理价格所损害时，市场就失去了其反馈能力而变得无效率。市场作为自我调节系统，其消极反馈机制和反应速度，如对系统行为机能障碍的修复，具有毁灭性和滞后性，从而使稳定性和整个社会政治系统的存在受到威胁。这就需要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不断地干预，或保持稳定，或发动革命。
他还认为，市场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产物。但是其发展不受人的制约，因此，对于市场的基本功能要素，即人的需要、渴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是盲目的。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个准自然控制系统，这个与自然系统而不是与人类系统反馈机制相比较的积极的或熵的反馈机制必须谨慎而敏感地发展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种市场演进的准自然逻辑说明市场不顾及人类的生活和命运。在人类社会中，人不会被动地接受野蛮的市场摧毁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会积极地设立团体，组织机构，通过罢工、抗议，甚至武装起义对抗这种毁灭。人类的这种主观条件构成了各种改革和革命的源泉。市场具有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特性，在市场体系中，统治阶级具有剥削的钢铁意志，国家政治机构具有残忍的镇压本性，市场适应不良的复杂系统，在进化中被超越，在责难中走向灭亡。
于是，海因茨·迪特里奇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市场机制能够被一种协调经济事务同样有效率而更民主、更人性的新的控制系统所替代。他认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信息技术和科学知识部分是资产阶级以牟利为目的的政权所创造的，在协调博弈中击败“看不见的手”。资产阶级政权是自己的掘墓人，使得我们能够用比市场更高效的计划体系代替存在缺陷的控制论机制。发展的逻辑也是如此，会导致参与式民主的产生。
3.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海因茨·迪特里奇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演进逻辑，认为民主具有复杂动态人类系统(Complex Dynamic Human System，缩写为CDHS)的特点或特质。这一特质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测量：社会维度、形式维度和参与维度。这些维度揭示了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影响程度，是生活质量的标志。也就是说，相对于诸如国家、教会、贸易组织、政党之类的集体权力结构的外部决定，它说明了系统的基本社会单位(个体)的自觉程度。复杂动态人类系统(CDHS)及其特点揭示了一般进化规律的影响。人类民主的起源与发展可以理解为政治导向系统对实际需要的适应机制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民主通过增加适应能力增强了系统生存和再生产的可能性。
他认为，在这个系统演进中，15世纪现代欧洲国家和17-18世纪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内部系统适应不断增加的复杂要素的需要的产物。这些复杂要素包括生产力、人口密度、城市化、贸易发展、新的通信方式、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自然和政治环境。
欧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就是这类演化合法性的实例。封建主义的控制、管理及引导机构极其简单。封建地主纵向主宰着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受神职人员保守思想控制，受残酷的武力镇压的威胁。这种简单的剥削、领导和支配体系在封建社会广袤的农村地区实行，但它不适合被用来在社会、经济、政治关系日趋多元化的新生资产阶级体系内维系宏观上的社会统一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以政党、议会、定期选举、权力分配为基础的现代代议制民主登上历史舞台，体现了资本主义组织功能的必然性、一致性以及对信息的反馈。资本主义孕育的资产阶级民主注定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随着社会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当阶级阻碍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的决策权无法充分代表广大民众时，这个时刻终将到来。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各领域日益全球化，资产阶级民主必然发展为参与式民主。这在系统复杂性上是质的飞跃，需要通过经济社会基本结构与上层建筑的有力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这一转变对当前的政治治理体系和资产阶级民主都会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封建主义向资产阶级社会的转变相似。
海因茨·迪特里奇认为，民主不仅是人类更先进、道德上更优越的政治组织形式，参与式民主也是人类后牟利(postchrematistic)、后资本主义未来所需要的政治组织形式。未来“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参与式民主是否定之否定，它会将阶级社会拥有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民主提升到新的水平。希腊民主是参与式的，但并不具有普遍性。女人、强制劳动者和奴隶都没有政治权力。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具有普遍性，却不是参与式的。新的社会主义参与式民主具有两个必要的特征：参与制和普遍性。
四、“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海因茨·迪特里奇从200年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21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阐释了“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1.社会主义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早期社会主义。他认为，早期社会主义在18世纪之交形成于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工业极为发达的欧洲国家，形成阶段混乱，但极具创造性。这一阶段经常被人们称作乌托邦式的或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这一阶段为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社会变革思想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财富。勒鲁、卢梭、巴贝夫、卡贝、圣西蒙、傅立叶、蒲鲁东、布朗基、魏特林和欧文的很多思想都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范式的部分内容。
第二阶段，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早期社会主义成就的取得通常是经历了血淋淋的阶级斗争而孕育，带有许多新生儿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些思想和经验发展到更高阶段，走向成熟。科学社会主义是对19世纪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系统化理解。随着新范式的提出，综合了当代理性知识，社会主义进入成熟阶段。
第三阶段，现实社会主义。这一阶段后来被称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或20世纪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为人类历史驱动力数十年之后，俄国革命爆发了，它迅速改变了人们早期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并迅速对这一范式的正确性进行了验证。它是列宁在极端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列宁开启了现实社会主义历史之门，卢梭、巴贝夫和蒲鲁东对私有财产的谴责，圣西门的国际主义，布朗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对资本主义的人类解放运动，在这一社会主义模式中得到体现。
第四阶段，21世纪民主的社会主义。与20世纪社会主义相比，21世纪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是，它以参与式民主为基础，实行民主的、有计划的、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等价经济。这两个特征在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可以实现。
2.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
海因茨·迪特里奇认为，世界约4/5的居民被排斥在全球社会高物质福利之外，在近190个民族国家中，相同比例的国家不能被称为主权国家。资本主义用两个意识形态假面具——市场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强制推行其利益原则，它的社会化供给需要人在价值规律面前无条件地屈膝投降。因此，资本主义全球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合理性，是不稳定的。这种固有结构的不稳定性只能通过制度的质变来解决。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不能完成这项使命。只有通过“新的历史蓝图”来实现。
为了设计发展方案，准确判断社会发展阶段是至关重要的。借助于系统理论、统计学、人类社会的演进逻辑，可以对当前资本主义体系所处的生命周期作出判断。像奴隶制度、封建制度、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或当代资本主义这样宏大的社会系统的历史生命力或生命周期走到尽头时，就会发生质的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是从内部瓦解(如苏联)、内部演化，也可能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环境的摧毁。就经济水平而言，当资本过度积累和劳动储备减少都达到了临界点时，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就进入了末期。很多统计数据表明，世界上除非洲以外的资本主义，将于2040年面临这种情况。
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社会文明系统质的转变的充要条件包括：第一，核心子系统即系统的基本机构无法正常运转，使该系统总体上再生产能力遭受质疑；第二，新文明的新的组织结构和子系统在旧体系中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如果用这两个标准去衡量当代资本主义，我们会发现全都符合。21世纪的今天，世界面临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四个重要子系统都不能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无论是牟利的国家市场经济、代表制的议会民主、财阀国家，还是自由的资产阶级。它们并没有成为稳定的系统，也没有形成冲突调解机制，而是出现越来越多的地区冲突和社会对抗，统治精英们无法在资本主义国家框架内进行调控。因此，要通过向后资本主义文明的质的飞跃才能解决。这是重申社会主义和民主工人运动的理想和目标的历史性机遇。
3.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
海因茨·迪特里奇认为，对物质和运动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控制为取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知识的进步扩展到我们存在的三个重要条件：时间、空间、运动。特别是对不同类型的运动或变化的解释，认识论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预测不断运动的物体的多层次有机体的复杂性及其本质，如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以及人类神经的复杂性。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在本体论层面导致不同层次的复杂性的是简单或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在生物性水平和人类社会系统中，它具有最复杂的自我调整系统。我们也能理解，变化(进化)是在自然基本法则和随机选择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的。这就允许我们忘掉简单的、决定性的现实概念。由此导致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冲击将运动、辩证法的哲学变成了一系列的运动哲学——像数学、复杂性理论、控制论、物理学、遗传学和进化论——它们允许我们展望、测量和控制现象的发展。
复杂的动态系统或复杂的适应系统的行为和演进，像人类与社会，可以描绘为运动和行为的线性的或非线性的、概率的和无序的动态相互作用。这种新的理解影响了以前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和历史概念的所有方面。例如，进化与革命；市场、计划与财产；战略战术组合与财产的没有阶级差别的民主之间的关系，现在可以比以前更广泛地加以分析。
然而，对不同复杂层次的事物变化的不断理解的影响不仅限于其自身。它也影响到我们存在的其他维度：空间和时间。运动是物质的本性，对这一本性的更深刻的认识使得我们能更好地推断事物的形态，它们又能够反过来使我们在未来的量子计算机和毫微技术方面发挥我们的优势。
对物质和运动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控制为取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21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参与式民主和等价经济，没有现代信息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人类创造的电子虚拟空间为现实增加了新的维度(文明2.0)，这一新的维度对未来全球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其重要性不亚于今天的生物圈。
生物圈和电子领域、物理—生物学和虚拟生存空间不断增加的协同作用，已经打破了个体在世界范围内交往的空间障碍，使人们不受地理位置所限，从而具有共同的社会习惯和联系。这种新的交往方式创造了新型的集体心理、组织以及物种行为，如同神经系统一样。时间障碍的克服进一步加强了对空间交往障碍的克服。原则上，集体心理与劳动力资源可以在全球通行。文明2.0的技术条件创造了全新的制度环境，其中资产阶级文明的两个决定性制度：市场和财阀的形式民主都成为了演化过程的牺牲品。面对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新的认识、计划和决策机制，它们变得陈旧、过时。
4.“21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海因茨·迪特里奇认为，同20世纪社会主义相比，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具有两个显著特性：参与民主以及民主计划的等价经济。
参与民主。新文明中的参与民主将具有广泛性，它会扩展到人类生存的四大基本关系之中，即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和军事关系。在这些基本关系中，通过代表、公民投票、随意选择等机制的组合发挥参与式民主的作用。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政党是资产阶级组织公共权力的特殊工具，它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消亡而消亡。专业政治家、当前的议会形式以及媒体结构也是如此。
民主计划的等价经济。新的生产方式将是民主计划的，而不是由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少数精英分子来计划。计划和分配过程民主化是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且必要目标。计划本身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当民主计划同等价原则相结合的时候，市场经济才能够成功转型为后资本主义经济。为实现这个目标，经济的组织不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而是以劳动价值为基础。也就是说，必要劳动时间投入创造产品和服务。在价值生产过程中，所有参与者拥有其创造的全部价值，当然要扣除必要的社会基金(教育、国防等)，扣除比例将由公民投票决定。对生产资料进行正式的统计是不必要的，因为系统本身保证了它们不能用于剥削工人，不能被私人占用以生产剩余价值。这通过双重机制得以实现：最终所有者失去了经济计划的实际权利，因为民主计划决定了生产的类型和规模，而等价原则决定了价格和工资。
民主计划经济与劳动价值和等价原则相结合，是与以牟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最终阶段，任何劳动者的工资，无论其年龄和性别等，直接与其创造的价值成一定比例，即在经济发展中贡献的劳动时间，包括家务所付出的必要劳动时间(养育子女等)。价格也直接反映劳动价值，因此，经济运行完全依据价值，而不是价格。人剥削人的现象彻底结束。每个人都将获得体现在产品和服务中的劳动的全部价值。
5.过渡到“21世纪社会主义”的途径
海因茨·迪特里奇的上述思想，在与保罗·科克肖特、阿林·科特雷尔合写的《欧盟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过渡》一文中得到了较为详细的展开。在其中他们提出了实现这一转变的具体途径，如货币改革。认为要建立以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目标，货币改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提出用劳动凭证代替货币的提议，根据劳动量设定货币值，货币面值以小时和分钟数印在上面以代表劳动量。最终货币以劳动时间重新定义，货币不再是一种可转让的实物货币，人们可以拥有电子信用，如标准工时，它可以兑换成具有相同劳动含量的商品，但是不可以用于私人投机性交易。与此相适应，要进行账户改革，建立劳动时间账户，把劳动实践标注在所有产品上。依法确定劳动权。法律必须承认劳动是价值唯一的源泉。如果工人的工资所得低于其劳动支出总量，那么工人或工会就会针对雇主进行法律索赔。还要消除利息和租金的剥削。此外，他们还对债务和信用危机、国家金融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方案。
五、对海因茨·迪特里奇“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的评价
1.探索性。海因茨·迪特里奇“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是拉美左翼学者对世界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一种有益探索。他出生于社会主义故乡德国，社会主义思想又是拉美的主要政治思潮之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影响很深。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现实，面对拉美国家的社会危机以及“华盛顿共识”的失败，拉美国家该向何处去?他把目光投向社会主义，大胆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改革方案。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种勇敢的探索。
2.方法创新性。海因茨·迪特里奇“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现代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他将系统论、控制论等应用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研究，是方法论上的一种探索。他将现代科学的范式作为其理论的科学哲学基础，虽然其观点值得商榷，但是不失为研究方法的创新。
3.不成熟性。海因茨·迪特里奇的“21世纪社会主义”缺乏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有机联系，与实践严重脱节。任何一种理论都源自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从而促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拉美，他的思想逐步被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所采纳，但是最后各国的实践都遭到了他的批判，他认为这些国家不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很多观点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反对和质疑。因此，在拉美出现了“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混乱状况。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不仅包括拉美学者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还包括查韦斯、科雷亚等拉美国家领导人的社会主义信仰和思想，也包括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家的“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它们之间差别很大，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海因茨·迪特里奇的“21世纪社会主义”目前只是理论上的初步探索，缺乏系统严密的论证和实践检验场的校验。它还不成熟。
4.空想性。海因茨·迪特里奇“21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是“价值经济”理论，这种经济思想是迪特里奇根据民主改良社会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想加以改进，从理论层面分析论述形成的，并无任何实践基础，因此该理论存在着脱离实际的理想化问题，他所提出的“以劳动时间来计量工人劳动收入”的分配方式，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缺乏可操作性。另外，他的关于利息和地租的相关理论都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试图以单纯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灭利息和地租的方式来消灭经济剥削的想法显然也不具备现实性。因此，其社会蓝图具有空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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