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维度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脉络分析论文

历史维度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脉络分析论文

【生态文明建设】

历史维度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脉络分析

罗邈1吕锡月2

(1.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报刊社,河北 石家庄 050071;2.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人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资本主义阶段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愈发成为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旗帜,从历史角度回顾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过程,可以更好地指导我们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美丽中国。

[关键词] 生态文明;历史维度;指导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是对生态环境问题历史性与现实性辩证思考总结后得出的正确认识。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往往具有长期性、隐蔽性的特点,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生态环境恶化逐步成为困扰人类发展乃至生存的重要问题,而这种趋势并未随着人们对环境的重视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因此,有必要从生态问题的历史中寻找脉络,进而深入探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以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利在千秋”的目标。

针对运动物体重构困难的问题,采用基于固定相机所拍摄的图像对动态目标提取与跟踪对运动目标物体进行提取,然后采用GMS+RANSAC特征匹配方法得到的特征匹配对运动目标进行三维重建。本方法不仅对动态目标物体三维重建提供一种新思路,也扩展了如监控系统等固定式摄像设备的用途。实验结果也表明使用动态目标提取与跟踪能有效对动态目标进行三维重构,并且使用GMS+RANSAC方法能有效减小提取运动物体后图像可能造成的特征匹配对数量不足的影响,使最后生成的模型更加精准,纹理更加丰富,观测效果更加逼真。

一、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问题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对财富有着这样的定义“一国所获的财富,若已尽其国土壤、气候、位置所许获得的限度,此后,就没有进步的可能……一国人口的繁殖,如已充分达到了其领土所可支持或其资本所可雇用的极限,此后,亦就不能再有增加。”[1]83亚当·斯密很形象地说明了人类亦或国家发展的基础是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较以往的社会实现了巨大的进步,这种划时代变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利用自然资源的效率。自然资源更快地被转化成人类生存发展需求的物质,但却并未发觉过度攫取自然所毁坏的生态环境,仅从《国富论》这部总结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论著中就可以反映出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尚未重视生态环境问题。

十九世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科学系统研究,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关于生态环境问题专门的著作,但马克思在解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中实则涉及到了节约、效率等要素,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时更是将保护生态环境贯彻始终。马克思强调“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2]115可见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利润的追求成为控制浪费乃至利用废弃物的根本因素,尤其是在“科学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之后,废弃物反而成为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不得不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利用废弃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迈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同样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价值最大化的性质使其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517不过,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就如同改善劳动者的生产条件一样,在资本主义的视角下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2]101,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灾难。以生态环境来说,三百年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远超过几千年农耕社会。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强调环境保护的趋势下,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化”[6]928。当资本主义社会自上而下普遍认识到“合理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时,这个社会的形态就在不知不觉中朝着共产主义发展。

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环境举措得当且成效显著,于是在环境治理领域往往出现全盘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声音,以至于一时之间资本主义几乎成为良好生态环境的代名词,这种错误认识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撇开资本主义发展史,片面地看到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效果。当代国际社会中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政治、经济优势屡屡占据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制高点,其本国自身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转嫁污染的方式得以实现。追溯到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少数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侵略、殖民等手段无偿占有、消耗他国的自然资源,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造就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今世界的主导形势。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当代良好的生态环境根植于近代以来的先发优势,其不合理侵占落后国家发展权利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在未来实现马克思所说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社会。

PIIE: 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望反弹。近日,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发文称,1995—2007年,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为1.4%;2007—2016年大幅下降至0.4%。随着近期经济活动不断改善,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有望反弹。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

生态环境问题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而集中凸显出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污染与相对短暂的治理时间让当今中国生态环境状况不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随着党和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愈发重要的位置,这种情况必将得到扭转,而我们的决心就深埋于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信仰中。

马克思并未将共产主义塑造为难以理解的复杂概念集合,而是用质朴的语言重新揭示了人类关系,由此马克思将尊重自然贯彻到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一种外在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在人类尚未科学认识自然的时代,物质财富的增加更助长了它进一步追求利益的野心,所以破坏生态环境的副作用几近成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标签。从这个角度看,改变生态环境恶化在内的所有缺点都成为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存在的必要性,换句话说,人类社会无法在资本主义无节制开发自然的道路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社会主义及其最终形态共产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优势恰恰体现了其作为突破资本主义制度局限的产物属性。

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很长时期内并未引起世人足够重视,主要是因为大自然对人类的破坏行为有着一定程度的自我修复能力。二十世纪之后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并在一些地区发展到影响人类正常生活的程度,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等都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深受其害的发达国家由此走上了治理环境污染的道路,法律制度保障使其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但治理的表象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追逐利益的本质,这种本质驱使着发达国家重视本国生态环境的同时绞尽脑汁转嫁污染,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只是改变了存在的地点,最终承受污染恶果的还是全体人类。只有秉承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才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4]60,党的十七大要求社会主义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与资本主义制度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有着本质区别,正是本着对人类命运负责的态度,中国敢于对世界承诺“绝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事实证明,只有秉承如此博大的胸怀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和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与共产主义作为全人类事业的远大目标向对应,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以往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范畴,是一种着眼于世界、思考人类未来的全球发展观。地球无疑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提出坚持环境友好的同时,强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毕竟资本主义国家“各扫门前雪”的治理方式终究不能解决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问题。虽然当前中国在诸多方面还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倡导人类共同治理生态环境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给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4]58,科学、历史、辩证的视角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给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

共产主义在时间与地域两个维度上突破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无法回避的局限,一方面共产主义强调人类发展与自然相互适应,在有序的发展过程中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无序发展对环境的长时间影响,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不再以阶级与地缘等条件划分国别,“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世界范围内统一步调的生态环境保护必将在此条件下孕育而生。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更包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容,如此一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对人类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虽然首要任务仍是发展生产力,但共产主义的最终追求使我们具备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前瞻性,认识到了保护环境的紧迫性。

归根结底,我们不可能绕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程来探讨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回顾资本主义社会长久以来对待生态环境态度的反思,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新的高度。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就表达了对生态问题的忧虑,“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制度优势,但我国复杂的国情给生态环境建设带来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现在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总额不到十三亿,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就会把这个人口数量提升一倍以上”。总书记的讲话辩证地分析了现代化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尤其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然需要我们警惕起来,西方国家发展程度固然令人向往,但他们的道路无法成为中国的榜样,习近平如此评价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搞起一堆东西,最后一看都是一些破坏性的东西。再补回去,成本比当初创造的财富还要多。”如此发展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初期探索阶段尚能存在,但如今无论现实条件还是伦理道德都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层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展不能停滞,但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因为“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5]3这就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时刻牢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在环境问题上的教训,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新时代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要素

社会主义制度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优势不仅有着哲学与历史层面的根基,更体现在实践中,尤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优势。这种优势首先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牢记历史使命,遵循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最终追求,主动认识理解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并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中。其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协调能力使其能够在实践中处理好生产力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既保证了发展速度,又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再次,针对世界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明确强调,“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勇于承担人类发展的责任,更致力于为谋求共同发展而作出建设性主张,这就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合作基础。总体来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生态文明实践道路上的政治保证,更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分享建设经验的核心,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将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中取得更大范围内的胜利。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尊重历史固然是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态度,但治理生态环境必须讲求提高效率、坚持不懈。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今年以来,我国雾霾天气、一些地区饮水安全和土壤重金属含量过高等严重污染问题集中暴露……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5]4党中央将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定性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充分彰显了对污染问题的高度重视。就我国而言,生态环境问题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西北地区干旱少雨易产生沙尘天气,中部、南部地区雨水丰沛易发生洪涝、泥石流,自然灾害的背后是人类生产活动破坏自然调节能力的事实,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相结合已经对当下人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对自然因素,我们要详尽观察总结从而做到因势利导,而人为因素则必须改变改革开放以来相对粗放的发展模式。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有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框架,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科技革命引领的发展潮流更为世人惊叹,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这一时期,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引导下,中国通过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实现了经济腾飞,但引进西方污染大、耗能高的过剩产业一方面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破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缺少统筹兼顾,将一直走在西方国家的身后,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不是发展的掣肘因素,反而是优化发展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促进因素。同时,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也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如此一来才能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度优势,也证明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大同目标的必然性。

2) 运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手段优化教学设计。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手段在增大教学信息量和设置交互性情景等方面能起到优化教学设计的作用,一是要注重学习资源的全方位整合,包括课件、资源、教材以及其他学习媒体等的设计,尽可能做到资源立体化;二是要注重如何利用技术手段更好地体现文学课的特点,使教育技术和教学内容能相互适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4]50。现代化的重要性体现在其是人民福祉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人民群众放在核心位置,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不仅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以为继,而且已经成为危机人民群众健康的民生问题”。加强生态文明建是实实在在关乎人民群众的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任务。同样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概念则进一步将中国与世界的命运相关联,强调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以往国别之间相对孤立、静止的关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中将不复存在,“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所以中国治理生态环境绝不遵循“只扫门前雪”的方法,加强交流、互惠互利同样适用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Parin Chandrakant Sangoi,Ramkumar Rajaram,Vignesh Gomathinayagam,Ajit Mullasari

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有着独特的制度优势,但这并不表示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无法取得新的进展,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了工业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社会走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运行规律。社会主义要建设生态文明,资本主义也要建设生态文明,而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国民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的发展中大国做好自身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就是给其他国家树立榜样。而中国也的确具备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始终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中敬畏自然的因素,更生动形象地唤醒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强调,“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并且提到诸多经典,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大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名言”[5]7等等。习近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不仅辩证吸取了国外先进发展经验,更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芒,不仅直指当下中国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更植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中。

当然,中国历史与资本主义发展史同样从属于人类发展史,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发展角度规划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框架,不但彰显了博大的胸怀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担当时代责任的品质。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一方面表明人类逐步意识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才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另一方面也是肯定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应当达到正确认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为此付诸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直接将生态文明看作“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要求”,所以人类社会继续进步有赖于对生态文明的尊重,历史启示我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5]6我们要时刻牢记自己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

在鱼、蟹、甲鱼等养殖中,也可以套种一些青虾、黄鳝等新品种来养殖。还需要促进整体的混合养殖,将龟、蟹、青虾等养殖品种和鱼类进行混合养殖,可以将其中的一个品种作为主体,并在有限的水体资源中充分应用,将达到经济效益的提升。

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界,人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相互依存、联系的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始终把握着人和自然的关系,并赋予其时代属性和中国特色,尤其正确分析了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把握住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组成部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给人民提供更美好生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目标,而追求更加平衡、更为充分的发展是解决矛盾的必由之路,所以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本仍然在于发展。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极大丰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同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自然就包含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切合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要坚定建设生态文明的步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当前,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马克思.资本论: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号]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9)11-0043-05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19040602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罗邈(1990-)男,河北三河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报刊社编辑,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吕锡月(1990-),男,山东聊城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党的建设研究。

责任编辑:王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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