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方法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文,社会论文,城市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0585（2011）11-1956-14
1 引言
地理学中的“定性”和“定量”方法一直处于相互争论、阶段性的“此消彼长”然而各自又都有发展的状态。早期的地理学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热衷于资料的整理、罗列与一般归纳，精确性和科学性较差，学科发展缓慢。针对传统地理学的上述弱点，20世纪60年代的计量革命一度使地理学开始重视数理统计、重视模型建设和理论发展，但计量革命搞“过了头”，因为很多研究者为了模型而模型化，很多模型也缺乏理论基础[1]。这种极端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也影响到中国，许多地理学者在热衷“人机关系”的同时冷漠了“人地关系”，在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丢掉了宏观分析的传统[2]。20世纪70年代地理学的“行为革命”，旨在替代科学化的计量地理的人文地理学，尽管还没有脱离实证主义的影响和没有摆脱数理统计的方法论，但毕竟已经开始关注人[1]。直到70年代末期，人本主义地理学得到发展时，才真正对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予以充分体现。恰逢此时，科学研究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日益得到重视，质性研究在相关研究中崭露头角。美国著名方法论学者艾尔·巴比在第八次修订的《社会研究方法》前言中写道：“当我第一次撰写这本书的时候，量的研究方法几乎统治着社会研究，使得更早时期相当流行的历史和实地研究方法相形失色。现在，在社会科学中，尽管量的研究仍被普遍并有效使用着，但是对于质性研究方法的兴趣已经逐渐抬头。”
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方面，学者们一般运用统计数据或问卷调查来分析宏观社会空间结构，整体而言对于微观主体“人”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对社会空间机制的剖析深度和力度有所欠缺。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得质性方法在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不断得到重视，而国内的社会空间研究仍处于以量的研究方法为主导的阶段。本文拟回顾近年国内外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进展及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情况，结合研究和调查实践讨论如何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运用质性方法。
2 质性研究的概念
英文“Qualitative Research”一词的中文翻译不尽相同，如质性研究、质的研究、定质研究、定性研究等。
不管译法如何，“质性研究”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定性研究”。后者一般是指研究者本人从哲学思辨角度对客体进行描述性分析，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来建构知识，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侧重对研究问题的主观思考与个人看法，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其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偏重形而上学；而质性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产生，从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角度提出对于问题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分析和理解，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的互动以及在原始资料基础上的理论建构[3～10]。它“脱胎于企图对社会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各种弱势群体，以改善其境遇所产生的一种探讨方式[4]”。在这种探讨方式中，质性研究认为社会现象是动态和多元化的，应该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要求“自下而上”地去看社会，但是传统量的研究要求研究者用“科学”、“客观”、“中立”的方法“自上而下”地去了解社会，其验证假说的过程较为“标准化”，忽视了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
关于质性研究的内涵，在西方学术界，不同背景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有些学者从研究策略的层次来阐述质性研究的涵义，而另一些学者则从质性研究所具有的动态与意义的特质来进行解释[5]。Strauss等认为，质性研究的目的不在于验证或推论，而是在探索深奥、抽象的经验世界的意义，在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视被研究者的参与和观点的融入；同时，质性研究比较不重视数学统计的分析程序，转而强调借由各种资料搜集方式，全面完整地搜集相关材料，并对研究结果做深入诠释[6]。Denzin等认为质性研究是在一种自然情景下，通过访谈、观察、体验、交流进行个案研究、个人生活史的回溯，收集丰富且完整的资料，进而深入了解研究对象是如何诠释个人的社会行为的意义[7]。Maxwell把质性研究定义为对多重现实的探究和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将自己投入到实际发生的事情中从而来探究局内人的生活经历和意义[8]。国内学者陈向明认为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9，10]。
本文界定的质性研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在质性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是从经验材料中搜寻出对预先理论假设的支持，而是作为“学习者”，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来系统研究对象，通过“深描”（thick description）来建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第二，质性研究注重研究者在自然情景中与被研究者互动，研究者主动深入到实际中去，在保持原有状态不变的情况下开展对事物真实过程的探究，强调被研究者的参与和话语权。
相比于传统的运用统计资料、问卷调查等量的研究方法，质性研究的优缺点是比较明显的。质性研究能较好地把握过程和细节，深入剖析现象产生的动力机制及影响因素，探讨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当然，很多学者对质性研究方法的样本量偏小，研究的偶然性等存在不同意见。此外，还涉及语言建构、道德伦理等争议问题。
受后现代思想影响，质性研究方法并不是单一、专门的研究方法，而是由多种多样的理论方法、范式等组成的一个多元的、松散的集合。利用深度访谈、扎根理论、现象学、诠释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民族志、心理分析、文化研究以及参与观察等方式、方法与技术[11]，分析研究符号、叙事、目录、对话、档案与音素甚至统计表格、图形和数字等对象，让其提供重要的眼光和知识[12]。
目前国内阐述和运用质性研究的学科，主要集中于社会学、心理学、护理学、新闻传播学等。以陈向明为代表的教育学和社会学家，对质性研究的研究范式、路径和具体工作开展等，有比较系统的研究[9，10]。
3 中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及应用质性方法的进展
3.1 城市社会研究的空间视角
从空间的角度研究城市社会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独特视角。城市社会地理学比城市社会学更贴近城市规划，它的“空间”概念既没有脱离实体空间即没有游离于实体和设施空间之外，又偏重对居民活动和生活空间层面的研究，可以说自成体系[13]。这种视角对于了解和理解城市十分有效。尤其是在宏观层次的针对整个城市的空间统计分析和微观层次的针对居民所受到的空间约束分析方面，它能揭示出明确的规律性和重要特征，为科学而合理地认识城市提供基本素材，为城市规划提供依据。实际上，现代城市规划倡导公众参与的理念，对于居民活动空间的解读正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基础。从空间的视角研究城市社会，一般会落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urban social spatial structure），亦有学者称之为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它是城市社会分化在地域空间上的表现，是城市居民活动空间、居住空间和感应空间等多种空间形态的复合与重构[14]，也可理解为它以一套组织规则，连接城市形态和子系统内部的行为及相互作用，并将这些子系统连接成一个城市系统[15]。
3.2 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历程及质性方法的应用发展
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最早且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Park和Burgess等人基于土地利用构建了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此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从同心圆模型、扇形模型，到多核心模型不断得到完善。这些模型集中体现了对经济要素的倾斜，而忽视了文化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并且侧重对现象进行“客观描述”为主。随着数理统计方法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因子分析技术被用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这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Shevky等基于北美城市的研究工作[16]，他们提出了社会区的三大要素（即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和种族）。随后，计算机的发展为在城市社会区研究采用完善的多元统计方法创造了条件，多伦多、伦敦、巴黎、华沙等城市都进行了社会区研究[17，18]。这种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开展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城市社会地理学中基于客观空间统计的量的研究方法的主导地位；这时，扎根理论、现象学、批判理论等也开始引入城市社会研究，但始终处于非主流地位。
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及人本主义思潮涌现，席卷了整个西方学术界，也深刻影响了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结构主义认为对所观察现象的解释不能只通过对现象的经验研究得出，而必须在支持所有现象但又不能在其内部辨认的普遍结构中去寻找，强调通过理论结合观察和分析来认识潜伏的结构[19]。很多结构主义地理学者通过思考而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开展对于城市社会的研究[20，21]。同时，人本主义地理学家开始批判传统研究把人作为“经济人”来考虑，认为传统空间研究构建的模型中的“人”和其他因素类似，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变量，只注重“集聚体”层次上的数据表征，而不去关注个体的想法及其赋予事物的含义，他们指出如果单单注重对规律的寻求而舍弃对独特性事物的探讨则忽视了大干世界的绝大部分事物[22]。人本主义地理学强调纯粹的、直接的感受描述，在描述中渗透着描述者对某一事物的理解[23，24]。人本主义地理学的领军人物段义孚提出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们的地理行为和他们的感情，研究关于空间和地方的观念，从而达到对人类世界的理解[25]。人本主义注重个体对空间的认知和理解，从而成功诠释城市空间演化，在科学的地理学和人文的地理学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从而既保持人居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又能体现人类设计世界时的匠心[26]。在这个过程中，现象学、批判理论、扎根理论等不断发展，质性研究逐步正式化和形式化[27]，运用质性方法研究城市社会空间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潮，也开始出现领域模糊和表达等问题[28，29]，同时量的研究仍旧占据优势地位。
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派、新古典主义学派、行为学派兴起并成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主流，其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新韦伯主义学派成为主流学说[30]。80年代后期，文化价值分析、伦理情感分析等分析方法引入对空间结构的解释。直至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逐步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研究者对社会阶级、种族等与空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宏大理论的叙述开始转向区域性的小型理论，强调在具体情境下说明具体问题，注重理论建构。纯粹物理空间的研究视角不断弱化，学者赋予空间更多的内涵。虽然量的研究手段仍旧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多作为研究背景或空间分异原因加以探讨，即便是采用因子生态方法进行的城市社会空间实证研究，研究重点也往往放在理论概括、解释论证、归纳比较等定性的部分。质性研究方法（如深度质性访谈等）逐步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31，32]。有学者认为，质性研究和量的研究两者相辅相成是目前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主要趋势[33]。
3.3 国内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进展及质性方法应用的出现
国内学术界真正开展对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要从宏观角度运用统计数据和定性描述方法，探讨城市社会区和社会空间结构模型，如虞蔚对上海的研究[34]、许学强等对广州的研究[35]、武进对现代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模型的概括等[36]。
90年代以来，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在国内发展迅速。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和住房调查资料，薛凤旋[37]、郑静等[38]分别对北京、广州的社会区进行了探讨。后来，顾朝林等[39]，冯健等[40]。利用街道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进一步研究了转型期北京城市社会区和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柴彦威以兰州为例探讨了以单位为基础的中国城市生活空间结构[41]。同时，胡俊[42]、王兴中[43]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相关专著相继出版。这一过程中，量的研究占据了主要地位，利用统计调查数据，运用3S技术手段模拟城市形态演化，考察各个因子在形成社会区方面发挥的作用。偏重经验研究，忽视理论概括和模型建立；翔实的野外考察相对不足，研究有待进一步提高[44]。
进入21世纪后，李志刚等[45]、顾朝林等[46]、冯健等[47～49]等学者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定量分析进一步深入研究宏观尺度上的城市社会区和社会空间分异，同时西方的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理学家注重计量分析、行为分析和制度环境分析的同时，定性（质性）研究的价值被重新发现[50]。质性研究方法在国内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日益得到重视。国内学者围绕微观层次[51]的城市形态和结构，城市民族志[52]以及被研究者的个人认知[53]，探讨了形成特定的城市社会空间的特征，同时深度挖掘相关的动力机制和影响因素。如，李志刚等[54]从微观层面，运用问卷调查结合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研究了广州黑人聚居区的社会空间特征与演进机制，填补了地理学对我国族裔聚居区研究的空白。冯健等[55，56]利用深度访谈方法探讨了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社会空间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以及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发展特征和机理，以微观的视角丰富了城市空间的研究手法。柴彦威等从时间地理学切入研究城市的时空间结构[57]，同时提出了质性研究在城市单位社区研究中的适用性[58]，并采取生命历程的研究视角，通过质性访谈方法，将迁居事件与个人生命事件进行关联，综合分析个人在特定背景条件下的住房选择机制[59]。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仍偏重定量化，多运用统计数据宏观描述分析社会空间结构，还有的研究甚至“就数据论数据”，有些采用访谈方法也只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研究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当它将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视作无足轻重、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60]。对拥有具体价值取向和主观意识的人的忽视，对社会空间理论机制的剖析和建构的深度和力度欠缺，导致了很多研究“有骨无肉”。布迪厄曾指出，“对象的建构”工作职能通过运用以“理论性问题假设”为基础的“系统性概念”方能完成。换句话说，研究对象的建构必须依靠概念和理论的力量才能够完成[61]。随着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侧重对城市居民个体的行为意义和选择机制研究的质性方法必将引起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学者的广泛重视。
图1 量化研究模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3]
Fig.1 The model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4 质性方法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探讨
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优势，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运用质性方法深入探讨城市社会空间的特征及形成机制[62]，丰富和加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十分必要。那么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质性方法到底如何运用？其核心问题是什么？下文将结合近年笔者课题组的探索实践进行讨论。
4.1 质性研究步骤及其在不同空间尺度中的应用
质性研究的一般设计步骤与传统的量的研究不同，量的研究通常采取一种线性结构（图1），研究者相信“进步”和“单一真相”，按照一定前后步骤逐次、逐步开展研究[63]，整个过程中下一级工作必须在上一级工作完成以后才能进行。
不同于量的研究通过大量样本来展现共性，质性研究更强调个性，通过自我创造深度挖掘，构建扎根理论。质性研究认为，研究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线性结构，而是一个循环往返、不断演进的过程；认为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相”，所有的知识都是与情境脉络相联接，并且紧紧扎根在情景之中[64]。在这个循环中，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处在流动之中，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并且每一部分都时刻围绕着研究问题以及研究对象，并实时与之互动反馈（图2）。
图2 质性研究互动循环设计模式
Fig.2 The model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质性分析和量的研究并不对立，两者可以融合。质性研究可以在进行量的研究之前开展，以更好地把握问题及背景理论；也可以与量的研究同时进行并互相结合，拓展和细化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建立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当然，质性研究在解释现象、探讨动力机制和影响因素方面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
不同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尺度，均可应用质性研究方法（图3）。
图3 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不同尺度下的质性研究
Fig.3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urban social space on different scales
就宏观空间尺度而言，如整个城市的社会区划分、社会空间结构与空间分异，在传统的运用统计数据分析开展案例研究和构筑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质性方法来研究城市发展史、政策体制的演变以及个人如何参与城市重构的过程，对空间的特征进行深入挖掘、解构，进一步验证和探讨宏观统计变量在数据意义上所显示出的相关性的真实性，同时通过细腻、具体化的质性方法来生动阐述现状结构问题及影响机制。也就是说，对于宏观尺度的社会空间研究，可以做两方面的尝试：一方面，寻找政策演变史、城市发展史与个人生命历程的交集，进而实现从个人的重大事件中解读或验证城市结构的演变机制；另一方面，参照质性研究方法的基本原理，从政策演变史和城市发展史的角度，宏观地“讲述”城市空间结构重构的“故事”并尝试建构理论。
就中观空间尺度而言，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广泛开展城市内部特色区域或者特定人群的个案研究。如通过对由政府、开发商和个人参与形成的社区变迁史的研究，对城市最重要的功能细胞—社区—进行实证分析。或者通过讲述特定人群或群体空间集聚体的故事，自下而上、具体生动地揭示城市特定属性空间的形成和变化。
就微观空间尺度而言，侧重建立个人和城市社会空间的联系以及反映个体活动的空间制约和空间意义。透过个体的“日常活动路径”，考察个体所受到的时空制约，以及透过这些“制约”或“活动束”所反映出的城市社会空间的基础动力；通过“个人生活变迁史”，考察由研究目标所决定的个人的一个特定生活时段内的重要空间事件，探究这些事件中空间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要素的复杂关系，以个体为切入点，去重构有关这些空间关系的理论；纵观个人的“生命历程”，强调其一生中的重要生命事件与空间重件及其与各种制度、文化变迁的关系，通过个体的“故事”讲述，透射其学术含义。
质性研究方法在微观尺度上对城市社会空间的诠释又可以进一步为宏观和中观尺度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提供基础支撑甚至是鲜活的案例。值得强调的是，微观和中观尺度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在国内日益被重视，是质性研究大显身手的主要战场。总体上讲，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要注重4个主要的环节及其作用：（1）“解构”，“自上而下”地解读和剖析城市空间重构的政策史背景；（2）“映射”，“自下而上”地从个体的经历中透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缩影，从缩影中见证全貌特征；（3）“讲述”，通过个体“具体而微”的述说，强调研究的“故事性”；（4）“扎根”，通过研究者与被调查者的“互动深描”，实现建构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的最终目标。
4.2 质性方法应用于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关键问题
质性研究开展过程中需要很好地把握一些关键问题。实际的研究操作，可围绕质性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深度访谈法——具体展开。深度访谈是一种研究性交谈，是研究者通过有目的提问的方式，从被研究者那里收集、建构第一手资料并作为观点证据的研究方法[9]。也有人称之为半结构式访谈，一般没有标准程序，调查者往往事先只有一个比较简略的问题大纲，大致明确研究目的以及访谈所希望得到的结果，要通过访谈进行大量改进。研究者和被访者就主题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交谈，所问的问题基本上是开放式的，鼓励受访者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解释，同时研究者要认真倾听，找到特殊的话语或线索，来解释被研究者用来理解世界的意义结构，整体的访谈是调查者和被访者的共同产物（joint production）[65]。
4.2.1 如何进入深度质性访谈？ 在研究开展过程中，由于深度访谈是在一定背景下进行的，受时间、地点、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甚至当时的心理影响较大，往往导致一定的访谈障碍。研究者会发现难以进入深度访谈，或者容易被访谈对象“牵着鼻子走”，访谈后收效甚微。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者对整个研究以及访谈对象的把握不到位，以及质性访谈经验和技巧的欠缺。
笔者的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质性访谈调查，实践表明，有几点需要引起注意：第一，尽管西方学者认为深度访谈是一种“半结构式访谈”，但（表1）经验表明，在开展深度访谈之前，要求调查者应该对该项研究已有充分的准备和把握，应形成比较成熟的、详细的研究提纲和调查计划，深度访谈才更容易开展，并同时保证访谈效率。第二，要明确研究的目的并时刻注意和反省，防止在日常经验中迷失，因为毕竟访谈调查是有研究目的的，访谈的内容尽量根据详细的研究提纲来定，要为研究提纲服务，以解决提纲中的所有问题为目标，因此在访谈的过程中加以适当引导和控制是必需的。第三，访谈不单单是从被研究者那里获得数据来解释客观现象问题，更是一个自己与自己对话的过程，质性研究需要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寻找自我、挖掘自我”，更好地阐述自己。第四，通过与被访者共同建立一个“地方性文化”的日常对话语境，还要防止以研究者自身对于世界和事件的意义性观点来取代被访者的观点[66]。
在明确研究目的和范畴的前提下，找准研究对象，这是质性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环。不同于量的研究通过大样本数量的特征统计来显现宏观特征，质性研究调查对象数量较小，要求对象具有较重要的代表意义以保证信息的丰富，强调被调查者的典型和深度。譬如要调查城中村内的社会结构，应着重与在村中生活时间比较长、参与村里社会活动较多，且有所观察和思考的人物访谈互动，譬如项飙在“浙江村”研究中提到的“大人物”[67]。
另外，在质性访谈过程中要注意适当运用访谈技巧，调动被访谈者的积极性，让其针对研究主题畅所欲言。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要在悬置或抛弃“成见”的前提下全神贯注地去感受访谈对象的各个侧面，敏锐地抓住被访谈者提到的关键词，或者在后期反复听现场访谈录音时，洞悉重要信息（譬如经常出现的带有本地或者个人特色的词汇），并以此为线索，经过反复推敲和验证来实现访谈的深度要求。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语言建构存在真实性和人为修饰等问题。要注意通过寻求一些关键点来推动访谈的突破性进展，要讲究技巧[13]。
4.2.2 如何搭建质性研究与“空间”和“空间重构”的联系？ 如何搭建质性研究与空间的联系，在深度访谈中体现社会问题的空间视角以及社会生活在时空轴上的重构，值得城市社会地理学者不断探讨和尝试。
在研究典型的空间问题时，深度访谈调查必须要关注和体现特定空间的社会意义，尤其是空间对于行为主体的特定价值和社会意义，还要关注和理解行为主体和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表2）。如对一个具体的行为主体而言，作为社会空间研究者，应该在访谈中密切关注他的“住所”、“工作地点”、“购物场所”、“娱乐场所”这些属于空间范畴的“地点”在其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地点的变换对其生活的影响，其社会行为和生活境况对上述地点的区位决策所做出的妥协。
在研究行为主体的空间重构时，深度访谈应该关注几种不同时间尺度的空间事件或空间的社会意义。
一种时间尺度是个人的生命路径尺度，也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空间事件。要通过个体生命历程的访谈调查，挖掘生命路径中一系列空间事件的社会意义。譬如对于外来人口而言，空间事件可能会跨越城市，如一个打工者从老家来到北京，进入北京可能是对他一生的生活起决定作用的重大空间事件。通过这些具体的空间事件社会意义的分析，来洞察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文化特征条件下的空间选择机制。
另一种是个人生活变迁史尺度，即个体在特定社会背景和市场条件下，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生活的变迁。如研究居住处所的选择、迁居行为与结婚、工作等的关系。就个人的居住处所而言，就可能存在结婚时新购住宅、因更换更大面积住房而迁居、因更换工作而重新选择住房等，这些特定阶段的迁居行为及居住处所变换可能是对行为主体的社会生活起到重要影响的空间事件。
还有一种时间尺度是个人的生活日志尺度，也就是一天24小时的活动及活动地点的变换。通过个体生活日志的挖掘，通过调查工作日、休息日一整天的生活内容、通勤方式以及空间路径，从微观视角上探讨个体对空间的适应、感知、选择以及所受到的制约。在一天生活的“时空轨迹”中，“家”往往是活动的中心，工作地点、购物地点、休闲场所、学校等是重要的空间节点，不同个体活动路径的交织可以反映出他们所受到的共同“时空制约”。在访谈调查中，要让被调查者讲述他们与空间之间以及他们所受到的时空制约的“故事”。
4.2.3 如何建构“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主要是针对质性研究中对研究者建构理论方面而言的。扎根理论源于Glaser和Strauss在1967年出版的著作《扎根理论的发现》，是以实用主义和芝加哥学派传承的象征互动论（又称符号互动论）为基础，针对当时美国社会学界的巨型理论普遍缺乏充足经验性资料，提出质性研究或任何研究都应着重资料分析与建立理论。扎根理论提倡在基于数据的研究中发展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中演绎可验证性的假设，甚至强调从研究计划一开始，就通过收集资料数据来形成理论分析[68]。
图4 建构扎根理论的过程
Fig.4 The process of grounded theory
扎根理论的建构步骤详见图4。首先，强调科学严谨的同时力求保持一定的弹性，研究者可以在具体研究环境中做出相应决定。其次，在搜集丰富数据的基础上，在实践中进行编码。然后撰写备忘录。编码可以视为分解资料，撰写备忘录则是开始综合。继续抽样，直至达到理论饱和状态即抽样中没有新的属性再出现时，就可以进行分类、构图整合形成新理论[69]。在扎根理论建立的过程中，随时可以根据新的发现提出新概念或修正理论。
很多研究者在整理文本资料进行质性分析时，感到很难建构理论。实际上，真正达到建构理论的目的，需要专门的训练和一定的技巧。对于初学者而言，可以学习该领域典型的理论框架模型，或者借鉴其他学科能够起到支撑作用的理论框架，结合自己的研究，对传统的理论进行改善或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就社会空间研究而言，强调制度、文化和市场等宏观因素与个体生活史和生命路径历程的互动，从空间轴和时间轴等角度切入，来构建扎根于现实的社会空间理论，容易见效。一般而言，研究者在知识、经验的敏感力和想象力等方面的禀赋，将有助于理论的构建。
质性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与被调查者的“谈话”和互动中，形成和构建研究者的理论，这些理论以最初的被调查者为原型，经过研究者有针对性的扩展性调查而逐渐成熟、定型。理论以被调查者的言行为证据。研究人员应根据对被调查者的深度访谈，尽量以概念模型的方法把理论的过程、原理以及相关的类型和机制等直观地还原出来。虽然质性研究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但是能否成功建构理论仍取决于研究者自身，尤其是研究者能否围绕研究主题，针对搜集的访谈或其他文本信息，建构出理论框架（图5）。值得指出的是，理论建构的主体仍然是研究者自己，建构理论的答案基于研究者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把握能力，取决于研究者的认识和思考，存在于研究者自己的大脑中，从某种意义上讲，访谈对象永远不可能给研究者提供直接答案。在深度访谈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有趣的发现，这些新的发现应该被及时地给予重视，并吸收到研究计划中来，这时研究者应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新的访谈内容并对原有研究计划做一些调整。很多时候，这些新的发现和新出现的情况可能会成为研究的新的突破口，也可能成为建构理论的导火索。
图5 扎根理论建构过程中研究者与被调查者角色的互动
Fig.5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searcher and respondent in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grounded theory
5 结论与讨论
质性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产生的，主要采用质性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深描”研究对象，加以归纳，从经验材料中建构理论。质性研究强调被研究者的参与和话语权，是一个循环往返、互动演进的过程。
从空间的角度研究城市社会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独特视角。在早期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精确性和科学性较差。引入定量分析后，因子生态分析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受结构主义及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者日益重视质性研究。国内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偏重于运用统计数据宏观描述分析社会空间结构，甚至“就数据谈数据”。对于作为微观主体的“人”忽视，对社会空间形成机制的剖析深度和力度欠缺，导致很多研究“有骨无肉”，也缺乏趣味性。
西方的研究趋势和作者的实践经验都表明，质性研究方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中观和微观尺度空间，无疑是质性研究大显身手的主要战场。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应着重实现“解构”、“映射”、“讲述”和“扎根”的功能，从而实现对社会空间“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具体而微”和“互动深描”全方位的解读与诠释。
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运用质性方法，要确保及时进入深度访谈的状态，找准调查对象，适当讲究技巧，最关键的是要搭建与“空间”和“空间重构”的联系并成功地建构研究者自己的理论。通过学习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在城市社会空间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质性方法，踏踏实实从本土现象出发，加强第一手地理数据的建立[70]，深入探讨其形成机制，无疑可以丰富和加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
另外，质性研究的“非实证主义”的出发点，更强调研究者的责任意识和理论意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与被研究者面对面地深入交流，构筑富有特色的扎根理论，这都要求学者具有鲜明的自我个性，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自如驾驭理论的能力。能否成功地开展质性研究并完成理论建构，不是取决于被调查者或访谈对象，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给研究者提供直接答案，而是取决于研究者自身。
收稿日期：2011-04-21；修订日期：2011-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