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的几点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几点论文,兴衰论文,中国历史上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历史周期率的话题。从那时起特别是执政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破解的重大课题。对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作一番研究，对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
一个王朝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对民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常常把“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是“舟”与“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高明的统治者一般都能深明其中的内涵。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他不但常以此话自勉，而且还经常教育太子，让其了解民众的重要。唐太宗常说：“治天下者以人为本”，“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正是有了“以民为本”的认识，所以才有“与民生息”的政策。汉朝初年，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民更始”。“顺流与民更始”就是根据当时的现实状况，顺应战乱之后百姓的需要，制定与民休息的政策。汉高祖刘邦采纳了萧何的建议，约法省禁；减轻田赋，定田租每年十五税一，招还流民，领回原有的田宅；释放战争中自卖的奴隶，恢复他们的身份。汉惠帝时，曹参代替萧何为相国，他一切遵守萧何所定的法令，实行“清静无为”的政策，鼓励人口增殖与土地开垦，免除力田人终身徭役。汉文帝则提倡农耕，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十二年。汉景帝即位，收民田租三十税一。这样的治国之道使汉初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吏安其官，民乐其业”（《汉书·刑法志》）的繁荣景象，保证了汉朝的勃兴。唐初，魏征向唐太宗进谏，说：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魏征认为：对于国家来说，静则安，动则乱，欲求长治久安就要使民安静。汉之所以振兴，在于与民休息；隋之所以速亡，在于反静为动，徭役不休。现在正值大乱之后，百姓急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以便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他劝唐太宗薄赋敛，轻租税，不夺农事，少兴土木兵戈，不随意动用民力，让其安心生产。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相反，历史上也有一些王朝在取得一时的成功后，却忽略了民众的力量，很少考虑人民的疾苦，任意加重农民的负担，结果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秦和隋的速亡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成就统一大业。然而不到20年，秦王朝就垮台了。原因固然很多，但很重要的就是秦王朝的苛政和暴政。繁重的赋税以及没完没了的徭役，终于导致了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无独有偶，曾经甲兵云集、风行万里的隋朝也是如此。对于它的灭亡，魏征曾有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隋的速亡关键是隋炀帝的淫荒无度，屠剿忠良，滥兴土木，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就经济上而言，则是由于沉重的劳役和兵役，加之地方官吏横征暴敛，层层盘剥，终于激起百姓群起反抗，导致隋王朝的迅速灭亡。
（二）
用人，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礼记·礼运篇》就提出用人要“选贤与能”。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强调用人“尚贤”，“尚贤”是“为政之本”。对于一个王朝来说，用人的好坏、得失直接关系到它的生存和灭亡。在古代政治中，大凡杰出的政治家都能坚持任用贤能的用人原则，使人才得到合理的使用，从而使其统治得到最大限度的巩固。
在历史上，唐太宗是一位以明于知人、善于用人著称的君主。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因而对择官用人很慎重。他曾对魏征说：“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魏征回答道：“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贞观政要·择官》）魏征的意见很有道理，有启示意义。为官择人须“才行兼备”，才差一点，“不为大害”，如果误用德行坏的人，“为害极大”。唐太宗就是坚持“才行兼备”的用人标准，注重任用贤能，在《贞观政要·任贤》中，所用贤能大臣就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马周等八人。正是因为有这些贤能大臣的辅佐，唐太宗才得以实现“贞观盛世”。唐太宗的用人特点是“拔人物不私于党”，不问亲疏，不论贵贱，任人唯贤，即使是有怨仇的人，他也不计前隙，以才行而任用。唐太宗还主张“人不求以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在《帝范·审官》中，他对此曾有过精辟的阐述：“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甬，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藻，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王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按照这样的原则用人，当然能使百官各得其所，人尽其才，国泰民安。清朝的雍正帝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看法。为了在政治上打开新局面，他不惜打破原有定制，用人“只能才技，从不拘限成例”。正是由于他们备发有为，用人得当，除旧布新，所以才有政治较为清明、国力较为强盛的局面。
（三）官吏是王朝统治的基础。一个王朝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吏治的好坏。吏治的优劣既表现在保民、安民和富民方面，更表现在官员的廉洁方面。凡若盛世，统治者一般都非常重视对贪官的惩治。朱元璋建明之初，就断然发文“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毒吾民者，罪之不恕”。（《明太祖实录》，卷38）仅据《大诰三编》与《大诰武臣》提供的资料统计，明初，大小官吏因贪赃等罪遭枭首、凌迟、族诛的有几千例，弃市以下的达1万多例。其中洪武年间，空印舞弊一案就处死官员数百人，罚杖戍边数千人。对于户部侍郎郭桓等勾结浙西等地方府（州）官吏侵吞税粮、贪污受贿一案，朱元璋亲自过问，下令严办，凡涉牵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侍郎、工部侍郎等要员，皆“举部伏诛，殊累天下官吏，死徙数万人”。洪武年间采取的这种严惩贪官的措施，虽然手段残酷，株连过广，但矛头直指国家的蛀虫贪官污吏，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贪污腐败之风有了明显的收敛，从而为明初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封建制度之下，王朝初兴时，官场贪污腐败相对不明显，不突出，但在王朝走向衰落时，贪污腐败的风气就像溃烂的脓疮恶性发作。明中叶后官场任情贪污，营私舞弊，吏治败坏，最后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清朝康熙、雍正时，也曾注意严惩贪官污吏，吏治较为清明，有过“康乾盛世”。乾隆晚期以后，贪污之风盛行，吏治废弛。乾隆皇帝骄奢淫逸，他仿康熙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将十倍于康熙之时”。王公贵族、官僚们也竞相挥霍奢靡，与官僚们骄奢淫逸生活相伴随的，是贪污的风气盛行，贿赂公行，政以贿成。乾隆的宠臣和珅就是一个大贪官，在嘉庆时被抄家，他的家产总数据有的研究者估算：最低也有几千万两白银，最高可达到一亿两左右。各级官吏层层贪污中饱，当时有人指出：如县官想要得到千金，下面经手人就能乘机得万金；总督、巡抚想要得到万金，州县官就能乘机得到十万金。整个官场弥漫着贪赃枉法、惟利是图、阿谀奉迎的恶劣风气，过着犬马声色、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清王朝不能不走向衰亡。
历史上的王朝盛衰兴亡，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它确实能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智慧，我们从中能够悟出许多道理。当然，在封建制度之下，统治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始终都无法克服其自身固有的弊病，因此，它的“繁荣”和“盛世”都带有明显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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