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初步形成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思想体系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世纪40年代初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军事思想出现了由中世纪向近代递嬗的雏型。此后，经过中西军事思想的不断碰撞，逐渐由浅层次向深层次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终于形成相对完整的近代军事思想体系，使中国在军事领域中实现了初步近代化，大大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这是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停滞落后情况下发生的急剧变化，是中国军事思想史长卷中引人瞩目的篇章。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出现及其体系的初步形成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体系的形成，经历了由军事器物技艺层面向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军事学术层面逐次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且是在曲折中实现的。
一、近代军事思想的雏型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连遭败绩，最后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以著名政治家林则徐和著名思想家魏源为代表爱国志士，开始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惊醒。他们是一批崇尚“经世致用”之学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在民族矛盾激化之际，他们的经世致用思想便由改革国内弊政转向探索抵御外侮之策和谋求富国强兵方面。他们认真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并从研究外国情况入手，创造性地提出了崭新的军事思想。
（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总体战略思想
林则徐、魏源针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相继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总体战略思想。魏源还将学习西方“长技”归纳为：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另外，广东士绅林福祥在捐资购买洋枪洋炮，组织义勇参加抗英斗争时提出：“借彼之矛，攻彼之盾，又不妨以逆夷之物，还逆夷之身。”（注：《鸦片战争》（四）第603-604页。）也具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含意。“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对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侵略者所作出的最有力的回应，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构建近代军事思想的开端和晚清军事向近代化迈进的正确突破口。
（二）确立筹海防、御外侮的战略思想
林则徐、魏源把筹海防视为当务之急。他们除了主张加强海口设防，于近海或内河歼敌外，还提出建立“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注：《海国图志》第2卷，第7页。）的强大水军，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当时，安庆府监生方雄飞提出同样的主张，认为“沿海有警，则战场在水”，“在水之百五十战船，远强于在陆之数十万雄兵。”（注：《海国图志》第84卷，第4页。）这些主张反映了积极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成为建立近代海军的先声。
（三）提出加强军队建设的方针
先是林则徐提出了“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注：《林则徐书简》第193页。）的强军方针。接着，魏源提出军队应做到“心灵胆壮，技精械利”（注：《海国图志》第1卷，第34页。），其内涵与林则徐所提的方针大致相同。他们通过不同方式具体阐述了强军方针，林则徐还为此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其他一些爱国志士则从具体行动中体现了上述方针的有关内容，如东南沿海的一些官绅积极从事战舰、火炮等武器的研制工作，与林、魏的“器良”、“械利”思想相映成辉。
（四）实行军民结合、奇正并用、持久对敌的战略技术
军民结合方面，林则徐到广州不久，便敏锐地觉察到广东沿海民众具有高昂的抗战激情，便大胆地动员、组织民众配合清军作战，对于加强广州沿海防务，打击英军嚣张气焰，收到了良好效果。署两江总督裕谦明确提出抗击侵略者不能专恃兵力而应依靠民众，因为“兵有数而民无数”。台湾兵备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招募壮勇数千人，在抗击英军入侵台湾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奇正并用方面，林则徐公开批评清军将帅指挥笨拙，只知用正兵御敌，不善于出奇制胜。他在广州一方面“坚垒固军，以守为战”，一方面招募渔民、疍户，配备火攻船只，由弁兵带领夜袭英船，开创海上奇袭战的先例。另外，道光举人臧纡青曾向主持浙江军务的扬威将军奕经系统地提出了军民结合、奇正并用、以奇制胜的“散攻之法”，可惜未被奕经采纳。与敌久持以挫敌师方面，林则徐在流放新疆途中曾设想东南地区倘被敌军久踞，“则恢复之策，扼要首在荆、襄，继连结秦、蜀以为之”（注：《林则徐书简》第194页。），即以两湖、陕西、四川为依托，进行持久战。安徽巡抚程楙采则明确提出：“以远隔数万里之英夷，敢恃孤军深入内地者，其意盖利于速战也。今我不与之决战，而与之久持……”（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332页。）以上这些主张闪现着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亮点。
（五）居安思危，未雨而绸缪，加强塞防建设
林则徐抵达新疆流放地后，便潜心研究备边御敌方略，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了兴修水利，屯田实边的建议。他还建议将屯兵制改为由当地驻军分期分批轮流进行耕种和训练的操防制，使生产与练兵结合。1850年秋，他发出了“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注：《清史稿》总第11494页。）的预言，要大家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增强塞防建设。魏源在《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中，揭露了俄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的侵略扩张野心，提醒人们重视塞防。与此同时，与塞防有关的一些著作，如姚莹的《康輶纪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相继问世，阐发了重视塞防建设的思想。
以上所述，是林则徐、魏源等爱国志士，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夙兴夜寐，孜孜求索，凝炼而成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雏型。它是近代中西文化第一次碰撞的产物，是中国军事思想由中世纪向近代递嬗的第一个里程碑。其基本特点是：以变易观为理论基础，以强兵御侮为根本目的，以“悉夷情”为前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对海边防建设、军队建设以及战略战术等问题，提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昭示了中国军事向近代化迈进的正确方向。
遗憾的是，以林、魏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雏型，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因循守旧，由于士大夫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因而未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迅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军事思想，而是在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起义战争中又继续运用传统的军事思想，从而使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形成了曲折发展的态势。
二、传统军事思想的晚霞余辉
19世纪5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出现了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各族人民武装大起义，与新组建的地主武装湘、淮军展开殊死搏斗，分别形成各具特色的军事思想。
（一）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军事思想
信奉上帝教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以及后期统帅陈玉成、李秀成等，在发动起义和长期作战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军事思想。
1、建军治军指导思想
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建军治军指导思想，落实在一个“严”字上。
其一，严密的军队编制是贯彻从严建军思想的组织基础。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冯云山等就仿照《周礼·夏官司马》中的军、师、旅、卒、两、伍的序列，编组太平军。这种编组军队方法，具有正规的严密的组织体制，上下统属有序，便于集中管理和统一指挥，充分体现从严建军的思想。
其二，严格的后勤供应制度是从严建军思想的重要体现。太平军的后勤供应，参照《新约全书》的有关内容，实行“圣库制度”。个人的财产和作战中所得钱物，尽交圣库，官兵所需钱粮等生活必需物资，由圣库按定制分发。实行这种制度，既能保障军队供给，又能使官兵的生活待遇基本公平，有利于部队内部的团结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从严建军思想的又一体现。
其三，严明军纪和重视思想灌输是从严治军思想的突出反映。太平天国起义伊始，就以“十款天条”作为军队纪律的基础，后又制订《太平条规》，以保证军队在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太平天国领袖们还注意对士兵进行思想教育，经常用“讲道理”的方式宣传上帝教教义，鼓励将士舍生忘死、英勇作战。还经常用中国古代姜子牙、关羽、张飞、赵云、岳飞等名将的事迹教育将士，以鼓舞士气。此外，还从生活上关心体贴士兵，体现爱兵如子的思想。
其四，装备洋枪洋炮是建军思想趋向近代化的萌芽。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便开始购买洋枪洋炮装备部队，并由同情和支持太平天国革命的“洋兄弟”传援使用新式武器的方法，体现了建军思想趋向近代化萌芽。
2、作战指导思想
太平天国领袖们的作战指导思想，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其一，关于战略方针的制定。太平天国领袖们在湖南道州作出了“舍粤不顾，直前冲击……专意金陵，据为根本”（注：《太平天国》（三），第290-291页。）的正确战略方针，取得了在长江中下游开创新局面的重大胜利。此后，由于太平天国领袖们缺乏审时度势、综揽全局的能力，因而多次出现战略决策失误。例如，定都金陵后，制定了置金陵外围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分兵北伐津京和西征两湖的方针，实行远距离分兵作战。结果，北伐太平军全军覆亡，西征军经过严重挫折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太平天国领袖们在战役指导方面有其成功之处，曾运用历史上的“围魏救赵”作为战役指导思想，取得了二破清军江南大营的重大胜利。
其二，关于建立根据地与流寇主义的影响。金田起义后，弱小的太平军为打破清军的重兵围攻，不得不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定都金陵之后，有了一个立足的根据地和后方，太平军例应实行有后方依托的有计划的作战。然而，太平天国领袖们仍然不适当地采用脱离根据地的大规模流动作战方式，以致没有建立几块巩固的根据地。在后期，这种状况略有改变。但是，边打边丢的流寇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并对整个战局产生颇大影响。
其三，关于攻守城市与歼敌有生力量。太平天国领袖们偏重于攻取和守护城市，较少进行野战。特别是洪秀全把都城作为一个包袱背了起来，为了保卫天京，常常不顾各地的战况而抽调兵力回援，直到最后时刻，仍舍不得离开天京，宁可与孤城共存亡。他们似乎不甚懂得，只有不断地歼灭敌军有生力量，方能夺取和有效地保卫城市。否则，必将落得人地两失的结局。
其四，关于集中统一指挥与机断行事。太平天国领袖们在既强调集中统一指挥，又允许必要的临机处置这个问题上，始终未得妥善解决，对战争的影响关系极大。例如北伐开始后，部队相距千里之遥，通讯工具又十分落后，然而并未赋予北伐将领以临机处置之权，终于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太平天国后期，随着中枢领导力量的削弱，分散主义日益滋长，又影响了集中统一指挥，如在二次西征作战中，部队想打就打，想走就走，结果反被兵力处于劣势的湘军所败。
作战指导上的失误，是导致太平天国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湘、淮军统帅的军事思想
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和淮军统帅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其他起义武装过程中所形成的军事思想，在晚清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民国以后仍受某些人顶礼膜拜。
1、建军指导思想
湘、淮军统帅的建军指导思想有四个特点。
其一，以勤王忠君和捍卫封建礼教作为建军的根本宗旨。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明确指出，他所以组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注：《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第147页。）他在将领的选择、士兵的招募、部队的管理教育和协调军内外关系方面，无不渗透和体现上述宗旨。胡、左、李也无不以“勤王忠君”作为建军的根本宗旨。
其二，以“忠义血性”的儒生为将，“朴实少心窍”的山农为兵。曾国藩提出：“带勇之人，概求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4，第58页。）胡林翼指出：“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注：《胡林翼全集·书牍》第15卷，第35页。）他们注意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习气的儒生中选拔“忠义血性”之人充当各级将领。曾、胡、左、李还都主张招募“朴实少心窍”的山农充当勇丁，以便将纯朴的农民塑造成替地主阶级卖命的驯服工具。
其三，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招，层层节制的原则编组军队。胡林翼说：“凡勇须自招自募者，乃可战。”（注：《胡林翼全集·书牍》第24卷，第15页。）曾国藩则将自统领至勇丁逐级自选、层层节制的优点概括为：“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枝而叶，皆一气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875页。）这种办法，实际上开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另外，他们都主张用洋枪洋炮装备部队，其中李鸿章的态度最积极，使淮军率先完成了由冷热兵器并用到全部使用热兵器的过渡。
其四，以厚给薪饷和滥施保举作为固军心、励士气的重要手段。曾国藩等接受了绿营官兵薪饷低微，无法养家糊口，以致不安心操防的教训，决定实行优厚的薪饷制度，使官兵安心服役。另外，每战必保荐大批有功者升官进爵，以功名利禄为诱饵，驱使官兵效命疆场。
2、治军指导思想
曾、胡、左、李都主张以儒家思想治军，尤以曾国藩运用得最为得心应手。
其一，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的基本思想。曾国藩提倡“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其目的在于要求将士恪守“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秩序，同时在军内形成一种被称为“辨等明威”的“军礼”和“仁爱”的风尚，以便与组织上的层层节制相协调。曾国藩还强调对军队实行“忠信”教育。“忠”即忠于君王，忠于官长；“信”即将领之间互相信赖，团结对敌。他还把“忠信”外化为一个“诚”字，要求将领之间以诚相待。胡林翼、左宗棠也强调将领要“待人以诚”、“诚信不欺”。
其二，以“勤恕廉明”和“谦慎”作为将领的行为准则。胡林翼要求将领“至勇至廉”，左宗棠要求将领“恕以驭下”。曾国藩则要求将领以“勤恕廉明”律己，并将其概括为“勤以治军，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注：《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2卷，第39页。）。他还重视用“谦慎”二字教育部队。曾国藩的用心在于通过“勤”达到严格训练和管理部队的目的，通过“恕”与“廉”改善部队内部关系，通过“明”正确地选拔部属和处理日常事务，通过“谦慎”使部队戒骄戒怠，保持常备不懈的状态。
其三，以“勤训精练”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曾、胡、左、李都重视部队的训练。左宗棠提出：“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之不勤与不练同。”（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19卷，第17页。）曾国藩把“训”和“练”加以区分，“训”又分为“训营规”和“训家规”两部分，前者的内容包括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和日夜常课；后者的内容概括为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同时要求官长对士兵应视为子弟。在“练”的方面，分为“练技艺”、“练阵法”两部分，强调指出：“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人可使如一人。”（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8页。）李鸿章初期按曾国藩的一套办法训练淮军，装备洋枪洋炮以后，便聘请洋教官按西法训练部队。
其四，以“立法行令”、“宽严相济”作为管理部队的主要方针。曾国藩认为“宽纵不可以治军”，强调军队必须“立法行令”、“规矩森严”、“进止画一”。他亲自为湘军制订营规，同时用通俗的语言编成歌诀，如《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等，让官兵学习，遵守各项规定和纪律。曾、胡、左、李都主张治军应“宽严相济”、“恩威并用”，只是在宽严程度的把握上略有不同。
3、作战指导思想
曾、胡、左、李注意将古代用兵方略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比较切合实际的作战指导思想。
其一，以“稳慎徐图”、“致人而不致于人”作为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曾、胡、左、李都主张慎战，所谓“军旅之事，谨慎为先”（注：《胡林翼全集·批札》第1卷，第11页。）、“慎之一字，战之本也”（注：《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68页。）、“敝家兵法，以稳慎为主”（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6卷，第11页。）。他们的慎战思想具体表现在：准备不充分，绝不贸然出战；审慎制定克敌制胜的战略方针，谋定而后进；战役战斗也必须谨慎从事，待机而发。
其二，以“审察全局”、“审势审力”作为制定战略方针的出发点。首先，要把握全局。胡林翼指出：“兵事不在性急于一时，惟在审察乎全局，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注：《胡林翼全集·书牍》第36卷，第139页。）其次，要“审势”，注意了解地势和敌势；再次，要“审力”，注意弄清敌我双方的兵器兵力对比。最后，与将领共同谋划，择善而从。李鸿章称：“弟向于防剿事宜，皆令诸将酌择自陈，而后定断。”（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9卷，第2页。）
其三，将巩固后方，保障粮运视为争取胜利的重要保证。曾国藩指出：“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粮必有责成之人。故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695页。）而这也是胡、左的共识。胡林翼坚持以湖北作为向长江下游进兵的根本之地。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时，提出用兵次第“非先秦后陇不可”，使各军无后顾之忧，粮运免中梗之患。
其四，重视战役指导，保证战略任务的实现。胡、左、李在战役指导方面多有成功的经验：一是以静制动，先求稳固，然后进剿。二是围城打援，先歼援敌，后攻守敌。三是“先剪枝叶，后图本根”。四是“先期合力，必求其厚”、“临阵分枝，不嫌其散”，亦即总体上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切勿分散兵力；作战部署上则应有明确分工，一般应分为围城之兵、打援之兵、雕剿之兵和防守侧后之兵。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阶级战争中所产生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军事思想，以继承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为主，同时带有浓重的以基督教教义为内容的宗教色彩，对于西方的军事制度、军事学术等并未见到学习的痕迹。湘、淮军统帅们的军事思想，不仅多侧面继承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对于这两方面的军事思想，都应认真研究，因为它不仅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一页，而且可以探知双方成败的深层次原因。然而，就总体而言，他们的军事思想与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轨迹已不相适应。因为，在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国的军事思想，必须突破陈旧的一套，广泛吸收不仅限于洋枪洋炮一个方面的外国先进的内容，迅速全面走向近代化，以便与抵御外侮的要求相适应。由是观之，太平天国领袖们和湘淮军统帅们的军事思想，在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历程中，只能称之为传统军事思想的晚霞余辉。当然，对于他们的建军、治军和作战指导思想方面所提出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针、原则，还是应当重视，并使之与外来军事思想互相融合。
三、近代军事思想在器物技艺层面广泛发展
1860年，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败北，使朝野人士深感“夷祸之烈”和中国的“创巨痛深”，进而萌发了革新图强的意识。于是，学习西方“长技”以求“自强”的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便应运而生，而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和地方督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便当充洋务派的首领，共同领导了方兴未艾的“自强”活动。洋务派的自强活动，就其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而言，60年代确立了“练兵”、“制器”思想，70年代确立了“寓强于富”的“求富”思想，70年代以后确立了建立近代海防边防和近代军事教育思想。
（一）练兵思想的产生及其实践
1861年1月，奕、文祥等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2700页。）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在全国掀起了整军练兵活动，作为强兵治国的“第一大政”。
首先，加强京师八旗的训练，以为“固本之图”。具体措施是：在京城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中挑选兵丁，赴天津接受西式训练，而后调回神机营，设枪队炮队。在上海、福建、广东等地选调部分八旗官兵，交英、法两国军官训练。制定了“练兵先练将”，“洋人只膺教习之任，并不分将帅之权”的正确方针。八旗兵实行西式操练，是对“以骑射为满洲根本”的建军思想的自我超越。
其次，挑选绿营精壮编组“练军”。1863年，直隶总督刘长佑提议抽调绿营精壮兵丁编组“练军”。经清廷同意后，便制订练军章程，在直隶绿营中抽选步马兵丁，进行编组训练。1868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改订练军章程，使之更接近湘军的营制饷章。同年，清廷发布上谕：“练军为久远计，用勇不如用兵。”（注：《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第22卷，第20页。）命各省仿照直隶办法编组练军。这样，练军之制便在全国各省推广。诚然，练军总数只有13万人，而且武器装备、训练方法参差不齐。但是，毕竟经历了“化饥为饱，化繁为简，化散为整，化板为活”（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8卷，第203页。）的改革，因而与存营绿营相比，其战斗力无疑要强一些。
再次，将湘、淮勇营改为“防军”。清廷虽然提出“用勇不如用兵”，主张裁汰湘、淮勇营，但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考虑，难于和不便全部裁撤。于是，决定保留部分勇营，令其驻防各战略要地，改称“防军”。防军虽然未被列入国家经制兵的序列，却是支撑晚清国防和抵御外侮的主要武装力量。
上述练兵活动，可以视之为清军近代化建设的初始阶段。
（二）“觅制器之器”思想的出现与军事工业的建立
1863年，曾国藩接受留美学生容闳关于“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之基础”（注：《洋务运动》（四），第509页。）的建议，委派容闳赴美国购买各种“制器之器”，标志着建立近代军事工业思想的初步形成。1864年6月，李鸿章在给奕的信中指出：“中国欲自强，莫若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10页。）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军事工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和福建船政局。后来，各省督抚纷纷自筹资金，创建省办军事工业。在经营军工企业方面，形成了如下主导思想：机器设备主要购自外洋，同时力求自己制造；就中产之煤铁炼西式之钢料，尽量减少原材料进口；聘请洋匠传授技艺，坚持“权自我操”的原则；跟踪仿制先进武器装备，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军事工业生产的军火，在改善清军的装备和支援反侵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翻译西书，掌握制器用器之本源
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任职的科学家徐寿向曾国藩建议翻译泰西有用之书，以探索船坚炮利的“根柢”。曾国藩接受这一建议，便于1867年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开展翻译西书工作。他在1868年的奏折中指出：“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杆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乎用制与制器之所以然。”（注：《洋务运动》（四），第18页。）这段话，表述了翻译西书对制器与用器的重要性的认识。李鸿章也将翻译西书说成为了“穷流溯源”。后来译书机构不断增多，就所译之书内容而言，既有与制器、练兵、海防海军建设有关的书籍，也有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书籍。西方的翻译，拓展了西方军事思想传播的渠道，促进了中国军事技术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对中国军事思想的近代化起了酵母作用。
（四）“求富”思想的确立和近代民用工业的兴办
洋务派首领在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后，便感到兴办煤、铁等开采冶炼工业的必要性。同时，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船坚炮利，主要由于工商业发达，财源富裕。于是得出了“必先富而后能强”的结论。这种“求富”思想，推动了民用工业的兴办，先后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电报、铁路等也在积极兴办。洋务派兴办近代民用工业，既有发展经济、保护国家利权，又有加强军事功能的双重目的，并把后者放在相当突出的地位。如认为轮船招商局的船只既可用于装载援兵、军火，又可借以开辟筹备兵船的饷源；开采煤、铁矿藏，以利制造枪炮之用，“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9卷，第44页。）。至于电报、铁路与军事的关系更加密切，认为要做到军情传递快捷，必须兴办电报，要做到调兵运械迅速，必须修建铁路。
（五）加强塞防建设为自强要端
19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清朝统治集团高层领导之间出现了一次通常所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通过这次争论，清政府确立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战略总方针，推动了海防与塞防的近代化建设。
在塞防建设方面，立足于领土、主权完整，立足于近代化，视之为自强要端，并作出了如下重大举措：首先，决定恢复被西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占的新疆。在左宗棠的“缓进急战”、“先北后南”战略方针指引下，清军自1876年8月至1878年1月，收复了除由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新疆领土。1881年，又从沙俄手中收复了伊犁地区。其次，本着“筹边莫先于治军”（注：《中法战争》（四），第271页。）的指导思想，重点加强东三省、新疆、广西、云南边省武装力量建设，开展整军练兵活动。再次，改善边省的军事设施，修筑炮台、建立军事工厂，设置电报，修筑铁路。另外，移民屯垦，开发矿藏，发展边疆经济；调整民族宗教政策，团结、保护扩大边民和爱国人士，力求建设富庶安定的边疆。
（六）筹办海防为当务之急，久远之图
第二次鸦片战争尤其是1874年发生日本侵犯台湾事件以后，引起了清政府和洋务派对加强海防建设的重视。经过1874年的第一次“海防议”，提高和统一了建立近代海军、加强海防建设的认识。清廷发布上谕：“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注：《洋务运动》（一），第154页。）接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至1883年中法战争前，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已初具规模。同时，沿海各省在重要海口纷纷修筑新式炮台，配备蚊船、水雷，加强防御能力。1885年6月，清政府总结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注：《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943页。），并开展了第二次“海防议”。通过这次“海防议”，决定建立海军中央领导机构海军衙门，同时决定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至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此后，还建立了旅顺和威海基地，使加强近代海防建设思想结出了硕果。遗憾的是，对于海防战略思想始终没有求得统一的认识。李鸿章虽一度主张积极防御，但消极防御思想占主导地位，成为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遭覆灭的主因。
（七）确立近代军事教育思想，培养有用人才
随着自强活动的广泛开展，培养适应制器、练兵和加强海防、边防建设需要的人才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指出：“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和目前当务之急。”（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53卷，第16页。）于是，决定创办近代军事学校和选派青少年出国留学，培养有用之才。先是左宗棠于1867年创办福建船政学堂。接着，李鸿章于1881年创办天津水师学堂，两广总督张之洞于1887年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两江总督曾国荃于1891年创办江南水师学堂，使四洋海军都有了培养人才的场所。另外，李鸿章于1885年创办了旨在提高陆军将弁素质的北洋武备学堂。除兴办军事学堂外，还派遣青少年出国留学。1872至1875年，分批遣送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4年，首批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学习舰船制造技术和海军技术，至1886年，共有3批学生总计79人赴欧留学。军事学校的建立和军事留学生的派遣，开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先河。
以上7个方面，是1860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在“自强”思想指导下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也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主要成就。它大大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的军事思想，使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在器物技艺层面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展，是中国军事思想向近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第二个里程碑。然而，洋务派首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自强活动总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去认识和接受西方先进的器物技艺。诚如李鸿章所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9页。）确立“中体西用”指导思想，一方面能够减少反对向西方学习的顽固派的阻力，使“西学”在“中学”的防卫下有被引进的可能；另一方面极大地妨碍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尽快地向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军事学术层面发展。不过，应当看到，尽管洋务派首领在主观上不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军事学术，但从上述所举的7个方面内容来看，有些已经涉及军事制度和军事学术的变革。这就表明，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向深层次发展，已是必然趋势。
四、近代军事思想向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军事学术深层次发展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遭到惨败，激发了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变法自强思想。战后，清政府进行反思，得出了“倭人此次专用西法制胜”（注：《清实录》第56册，第546页。）的结论。一些封疆大吏也认为中国调度指挥军队失当和军制之未善，是战败的重要原因。于是，萌发了仿照西法，全面变革军事制度和重视学习西方军事理论、军事学术的思想，使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得以向深层次发展。
（一）全国变革军制思想的确立与具体实践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在内外臣工的建议下，确立了仿照西法编练新式陆军、完善军事教育制度、改变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加强军事统率机构等全面变革军制的思想。
1、仿照西法编练新式陆军
1875年，张之洞奏称：“愤兵事之不振，由锢疾之太深，非认真仿效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之资。”（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40卷，第1页。）驻德公使许景澄奏称：“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外中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注：《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777页。）清政府也指出必须“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讲求”（注：《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592页。）。正是基于上述指导思想，洋务派后期首领袁世凯、张之洞于1895年分别编练了新建陆军和自强军，成为新式练兵的肇始。1902年至1905年，袁世凯编练成北洋新军六镇。1907年清政府提出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计划，练兵活动全面铺开。这次练兵的基本方针是：编练诸兵种合成的军队；按新条件选用军官和招募士兵；给官兵以优厚的薪饷；武器装备贵精利、求划一；按实战要求训练部队。这些方针，体现了近代化正规化建军思想。
2、军事教育思想的发展和陆军学堂的普建
甲午战争前，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了发展海军，重点创办海军学校。甲午战争以后，随着编练新式陆军活动的开展，着重创办陆军学校的思想应运而生。张之洞奏称：“窃维整军御侮，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尤要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故得人称盛。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才。”（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41卷，第8页。）于是，张之洞与袁世凯于1896年率先办起了陆军学堂。是年12月，清廷谕令各省建立武备学堂。1904年，练兵处会同兵部奏定《陆军学堂办法二十条》，规定全国军事学堂分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和陆军大学堂四等，教学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建立分级教育体制，标志着军事教育思想进一步步入近代化正规化轨道，推动了军事学堂建设的迅速发展。
在兴办陆军学堂的同时，派遣陆军留学生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并从1898年开始留学的重点由西欧转向日本。至1908年，中国赴日陆军留学生已达1000余人。
1901年8月29日，清廷宣布废除武科考试，标志着传统军事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终结，为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排除了最后也是最大的障碍。
3、武装力量体制与兵役制度的变革
清廷于1901年9月发布上谕：“著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族。”（注：《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718页。）此谕发布后，一些省将省城的防军作为常备军，以备游击之用；分驻各处的防军作为续备军，“分扎原处以资防卫”；部分练军和绿营作为巡警军，担负警察任务。湖北则将新编之陆军作为常备军，“专为征战之用”，防军和绿营分别作为续备军和巡警军。1906年11月，巡警军作为“民政之一端”，改由地方管理。1907年，清政府颁布全国编练新军36镇方案后，将各省防军、练军、绿营一律改为巡防营（队），前者为野战部队，后者为地方部队，赋予武装力量体制以更近代化的含意。
兵役制度方面，张之洞、袁世凯仿效西方征兵章程，将世兵制和募兵制改为半征半募的“征募制”。同时，实行士兵服役期满三年，退伍后编为后备兵制。蔡锷在民国初年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思想。
4、军事统率机构的加强
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奏折中提出京城应设“专管筹画兵事之大臣”和“全国之军归一衙门综理”，以期“饷械、操法事事划一”（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54卷，第8-9页。）。1903年，清政府决定成立领导全国练兵工作的练兵处。1906年，清廷发布上谕：“兵部著改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注：《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579页。）1909年，又单独成立海军部。这就实现了军事统率机构的集中统一。民国初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设立陆军部、海军部和总参谋部，使中央军事统率体制更接近西方国家。
以上4个方面，表明变革军制的思想已在广阔的领域中付诸实施。
（二）近代军事理论与军事学术的呈现
在变革军制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透过器物技艺和制度层面，从文化精神和军事学说方面探索清军屡战屡败的原因，进而掀起了研究西方和日本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的新风尚，使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到了最深层面。
1、尚武精神的鼓吹
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尚武》专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尚武精神。这种精神，首先在日本留学生中引起广泛的共鸣。1903年春，中国留学生组织抗俄义勇队，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其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中国留学生还在刊物上发表鼓吹尚武精神的文章，其中以蔡锷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军国民篇》影响最大，该文的核心是实行军国民主义，弘扬尚武精神。中国留学生所掀起的鼓吹尚武精神的浪潮，很快在国内得到响应，纷纷发表与此内容有关的文章，并把崇尚体育作为尚武精神的重要体现。尚武精神的鼓吹，使传统的“重文轻武”思想得到了有力的冲击，并推动了对军事学说的研究。
2、军事理论与军事学术研究的兴起
清末民初，一些反映西方和日本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的著作开始在中国传播，现将几本有代表性的著作的内容作一扼要介绍。
《战法学教科书》，由北洋将弁学堂（后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贺忠良（日本步兵少佐多贺宗之）编写，1906年出版。该书将军事学概括为用兵学、军制学、辅助学三大部类。用兵学含战略、战术、战史，军制学含制度、编制、经理，辅助学含军器学、筑城学、地形学、测绘学、架桥学、交通学、卫生学、马学、公法学。这种分类方法，表明对军事学的内在关系已有比较科学的认识。该书还论述了战争与政治、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指出：“战争依政略宗旨而起，战斗为达成战争宗旨而起。盖战争属战略，用兵之谓也；战斗属战术，交战之谓也。”（注：《战法学教科书》第7页。）该书在分析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利害后，强调应以战略进攻为主。上述内容，反映了当时欧洲和日本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
《战略学》，由陆军预备大学总教官应雄图（日本陆军中佐樱井雄图）编著，1908年出版。该书提出了战略的定义与范畴，指出：“凡运用国军，必有一定之目的，既有一定之目的，即不可无一定之方略，此即所谓战略是也。”“盖当未与敌国交战之前，须准据一定之原则，而将敌人之情形，行程之迟速，以及给养之便否，军队之运动，攻守之利害，悉心考查，细大靡遗。然后得以审机于未然，防变于未萌，一切判断悉中肯綮，此即属乎战略之范围也。”（注：《战略学》第3页。）该书还指出：“战略上统驭百端之本源”在于“不多损我兵力而伤害多数之敌兵”（注：《战略学》第28页。）。
《精神讲话》，追随孙中山的同盟会员林修梅著，1921年出版。该书试图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研究军事问题。关于对待战争的态度，该书认为“倘使战争发生为侵略的为政府少数人的，这是不正当的战争，就不应该去奋斗；为自卫为人民的，这是正当的战争，就不应该恐怖。”（注：《精神讲话》第5页。）该书批判了“军人不干涉政治”的观点，认为军队非但不应为反人民的政府服务，而且应该推翻这个政府，“就是把军队当作改良政治的工具”（注：《精神讲话》第10页。）。另外，林修梅在《社会主义与军队》一文中，公开主张军队要为推翻帝国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并举俄国十月革命为例。林修梅的论述已具有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萌芽。
除上述兵书外，孙中山在领导革命战争中所形成的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民国以来的战争“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必须“以战止战”的战争观，以及建立与国民相结合的党军、组建空军、扩大海军和掌握制海权等思想，都是近代军事理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由军事器物技艺层面向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军事学术层面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已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第三个里程碑。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变化动因
为什么在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军事思想得以由中世纪向近代嬗变，并由军事器物技艺层面向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军事学术层面发展，形成相对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这是因为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固然主要源于频繁的丰富多彩的军事实践，同时也与社会思潮的澎湃激荡密不可分，可以说是整个社会思潮变化发展的必然反映。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趋向：一种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把中国推向备受欺凌、苦难和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另一种是促使中国人民的觉醒，产生了民族忧患意识，激发了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思想。正是这种与中国反侵略战争实际紧密结合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军事思想不断发展变化的原动力。
林则徐、魏源等面对英国坚船利炮的轰击和清军的节节败退，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心如焚。于是睁开眼睛看世界，寻觅御夷之策、救国之方，创造性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和建立强大水师“战洋夷于海中”的建军新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萌蘖。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经历了英法联军其势汹汹地进攻北京城和咸丰帝仓惶出逃的惨祸后，惊呼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发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从而提出了“探源之策，在于自强”的主张，确立了以学习西方“长技”为中心的“自强”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在器物技艺层面的广泛发展。中国在甲午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侵略战争失败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激发了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的思想。张之洞、袁世凯等通过对反侵略战争的反思，意识到不改变落后的军事制度，便“不足以为御侮之资”，于是产生了以编练新军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军制的思想。通过反思，还认识到讲求科学是强兵御侮的要务，于是产生了引进西方军事理论、军事学术的思想。至于尚武思潮的兴起以及孙中山探寻建立革命军队的正确指导思想，其根本目的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打倒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事实表明，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以及由浅层次向深层次发展变化，都是与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时期，中国的军事思想得以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变并由浅入深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已由封闭状态被动地走向开放，从而使西方军事思想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而中国军事思想日益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扬弃传统军事思想、汲取西方军事思想的新陈代谢过程。其汲取方法，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一是请进来，即聘请外国军事教官和军事工程技术人员来华，给陆海军官兵和军校学生传授西方军事学说，给军工厂工人传授制造技艺。二是派出去，即派遣留学生到外国军校、部队、战舰和工厂学习军事战术、技术。三是翻译出版外国军事书籍，从中撷取有益的营养。通过以上途径，西方的军事思想便日益广泛地在中国传播，使中国的军事思想在与西方军事思想一再碰撞中不断向近代化方向演变。
诚然，当时中国学习西方军事思想，基本上处于囫囵吞枣、机械搬用的初级阶段。但是，已经有人开始从事促使中西军事思想的相互融合的尝试，而蔡锷在这方面更有明显的表现。他在1911年夏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的按语中说：曾国藩、胡林翼用兵，其“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攻击精神未有奋兴”。西方国家自普法、日俄战争以后，“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的主张攻击”。他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进而又说：“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游击战术—引者注），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若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注：《蔡锷集》第84页。）这是融合中西军事思想的一个典型例证，昭示了学习西方军事思想的正确方向。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变化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不难发现两个明显存在的问题：一是军事思想变化的被动性和间歇性。前者表现为总是在经历了反侵略战争失败以后，军事思想才被动地逐步地发生变化，而不是主动地系统地发生变化。后者表现为一种新的军事思想出现以后，总要经历较长的周期，才出现另一种新的军事思想。19世纪40年代林、魏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后，一直到60年代初才被洋务派首领所继承和发展，中间经历了近20年。而洋务派60年代初提出的制器、练兵等思想，延续了30多年，才产生变革军制、研究军事理论、军事学术等新思想。二是所提出的军事思想，实用性强，理论性弱。其优点是便于指导实践，易于操作；缺点是不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认识事物发展规律，难于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指导军事实践。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中国军事思想的近代化，是与整个中国的近代化相伴相随的。而中国的近代化，是在殖民主义冲击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下被动地发生的社会转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后发型。这种缺乏自我调整动力的被动的社会转型，决定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军事思想，不可能主动地向近代化嬗变，只能在外力刺激下被动地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便不可能有“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产生；如果不是一次又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和对战败原因的认识逐步加深，也就不可能使军事思想由浅层次向深层次发展。因此，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变化的被动性和间歇性，是由中国社会的政治惰性所决定的。这种被动的社会转型，还决定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例如，李鸿章认为：“若火器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第16页。）这表明认识不到军队编制体制和作战方式近代化的重要性。又如，虽然建立了海军，却认识不到掌握制海权的极端重要性。
其次，传统观念的束缚，是造成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不能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有历史悠久、灿烂光辉的传统文化。同时，传统观念的积淀极为深厚，“夷夏之辨”、“义利之辨”和“重道轻器”等观念，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正是这种保守的思想氛围，使林、魏提出的带有叛逆性和开放性的军事思想长期遭到冷遇。在晚清，封建顽固派是落后观念的代表。他们反对制造轮船，反对设电报局、筑铁路，反对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洋务派的每一重要举措，都不遗余力地加以诋毁。顽固派的核心思想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注：《洋务运动》（二），第30页。）“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注：《洋务运动》（二），第33页。）认为只要尚礼义、振人心，发扬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能筑起坚固的国防，战胜坚船利炮的侵略者。至于学习西方技艺，不但“上亏国体”，而且将“变而从夷”。他们是典型的精神万能论者和极端的排外论者。由于顽固派动辄兴师问罪，使洋务派在推行自强活动时不得不有所顾忌，以免“冒险负谤”。他们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固然主要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但也是为了减轻顽固派反对向西方学习的压力，使西方“长技”有立足之地。然而正是这种只学西方军事器物技艺的指导思想，妨碍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迅速向深层次发展。
再次，面对反侵略战争的严酷现实，清政府的军政要员很自然地把着眼点放在军事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看到清军的武器装备实在太落后，便产生“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思想。1874年日本凭借几艘军舰入侵台湾，便出现“海防议”和筹建海军的思想。在1883年开始的中法战争中，鉴于清军陆战获捷，海战失利，便出现“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思想。在这种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的思想支配下，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必然会出现进展有间歇和实用性强、理论性弱的现象。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都可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这一特殊的社会形态中找到它的渊源。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虽然还处于初级阶段，却是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中的重要转折点，为近代军事思想的广泛深入发展奠立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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