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革的社会风险——兼论现代化进程中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的政治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社会稳定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化进程中，“欠发达国家的大幅度经济增长可能需要在现有的物质技术，甚至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做出较大的改变”，但“对于今天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它们还要为建立与充分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长期的试验性斗争”。[1]（P287）在此过程中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变革
随着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发展中国家政治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治权威的转型。随着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威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传统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社会联结主要以血缘、宗法以及个人忠诚为纽带，人们相信常规与传统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对长期以来确认的政治权威往往保持忠诚并履行义务。大部分后现代国家都曾长期处于这种传统型的政治权威结构之中。一些国家由于经常发生社会动乱和危机，还造就了魅力型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强大魅力的领袖通过直接的感情上的号召，激发人们的献身精神和效忠意识，公众则表现出对他的盲目崇拜和自觉服从。魅力型权威结构一般是集权性质的，它有可能使一个落后国家在短时期内获得相对稳定和快速发展，但本质上仍是一种非民主的政治权威结构。
“随着各个国家经济上不断增长，并进入经济发展的这一中间地带（transition），在这些国家内部就开始形成压力，要求开放政治体制并加以民主化。”[2]（P5）经济发展使传统的地域和身份界限被逐渐打破，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社会流动愈加广泛，社会各单位之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形成了众多具有不同利益需求的群体和集团。大众的教育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也迅速提高，促进了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导致了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要求。传统统治形式无法满足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新要求，二者之间的差距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而日趋扩大。如果社会要求与统治形式之间的差距太大，其中的“一种制度终将毁坏另一种制度”。统治权力为世袭特权集团或领袖个人所垄断的传统政治权威格局日益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越来越难以维持。与此同时，现代化为新的政治权威形式的生成积累着因素。一方面，政治权力只有确保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威性，才能更有效、更充分地动员社会资源，建立和维持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要求政治系统运作规范化，以保证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限定在不妨害其成长的合理范围内。这些源自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权威的转型，即由传统型、魅力型向法理型转变。“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或上帝的产物，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它任何责任。”[3]（P32）法理型权威是一种建立在法规基础上的政治权威结构，要求领袖、官员和公民在内的一切人都要忠实于法律并对法律负责，它是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社会组织化、专门化的产物，也是权威理性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或迟或早这种权威的转型总要发生。原有的君主政体、独裁统治都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走向瓦解。而且这股浪潮已经“冲击到世界上最封闭、最不可能发生变革、最被人遗忘的地方，如缅甸、蒙古、尼泊尔、扎伊尔，甚至阿尔巴尼亚。从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到后官僚威权的拉丁美洲国家，从最贫穷的赤道非洲到新富的、正在工业化的东亚，都踏上通向民主的征程。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独立国家在期盼、建设和实践着民主政治”[4]（P48～60）。
2.政治结构的功能分化。传统社会结构分化程度很低，一个结构或角色同时承担着若干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同一个功能又由若干性质不同的结构或角色承担。随着经济发展，政治结构发生功能分化，不同的结构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政治功能。“将每种功能分派给不同的机构是功能专门化的一个方面，而功能专门化则是现代化的一部分。”[3]（P104）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市场主体，交易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各主体间的联系和依赖也日益全面化。这种趋势产生了对法律、财政、金融、税收、贸易、信息、能源、生态环境、消费等多方面的专门要求。这就势必要求相应的功能领域从传统政治结构中分离出来，建立执行某种专业职能的部门。“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5]（P24）政治结构的分化使政府职能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传统上不属于公共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地为政府所左右，政治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了居民生活的一切领域，人们处处可以感受到政府的存在。“发达社会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实际权力比传统社会扩散更广……政府的责任和权威大大超过了从前，通过税收与无数其他的控制与服务，它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影响了全体公民的生活”[6]（P56）。
3.政治参与的扩大。“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单元中参与政治和受到政治影响的程度扩大了。”[3]（P34）传统社会只有少数人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参与程度也越来越广泛。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实现经济的腾飞。如果现代化从经济上来说是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从政治上来说则是提高了他们的参政能力和兴趣。长期的贫困使人们无心过问政治，形成了一种安于现状的保守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公民的独立人格和进取意识，加上贫穷状态的突破，往往促使他们向政治体系提出大量的要求。在变革时期，还会出现分配不公、贫富差距、通货膨胀、腐败等问题，这极易引起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激发他们的参政行为。此外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城市居民，受“期望增长”和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对生活享受的标准和要求日益提高，如果得不到有效满足，就会产生普遍的“社会挫折感”，进而导致参政的扩大。“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3]（P44）
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基于不同经济利益的群体意识得到普遍强化，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现代化意味着一切新的和老的、现代的和传统的集团，越来越意识到它们自己是集团，越来越意识到它们相对于其他集团的利益和权利。确实，现代化最惊人的现象之一是，它在许多社会力量中所产生的觉悟、内聚力、组织和活动的增强，而这些社会力量在传统社会中自觉认同和组织的水平都低得多。”[3]（P35）为维护私利，利益集团必然要介入政治过程，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利益集团已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力量。
二、政治变革的社会风险
政治结构的剧烈变革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理性化权威的形成意味着人们合法性观念的改变，有可能动摇他们对既定权威结构的认同，导致统一意识形态的瓦解；差异性结构的形成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同时官僚机构控制社会还易滋生腐败现象，削弱统治的权威性；大众参与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大众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以什么样的组织形态为基础，既与政治变革的程度有关，也掺杂着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凡此种种，均埋藏着很多不稳定的隐患。
1.权威转型的社会危机。政治权威的转型往往会引发合法性危机。现代化促使人们的政治意识不断觉醒，以世袭权威或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已不再被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所认可。人们要求现代合法性应满足两项条件：一是统治须以获得公民的同意为前提；二是统治者必须做出政绩。但处于社会过渡期的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不完善，利益分配不公平，统治者很难满足这两项条件，要么实行强制性的独裁统治，要么则是治国无能，甚至二者兼之。这无疑会导致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和疏远，甚至以非法抗争手段挑战政治权威，这就会严重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一个高度有效而不合法的系统……比那些有效性相对较低、合法性很高的政权更不稳定。”[7]（P55、59）
新旧权威的更替还易导致权威弱化。一方面，人们从过去的迷信权威、崇拜权威发展到怀疑权威，加上贪污腐败等不公平现象的大量存在，权威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被极大削弱，造成“权威流失”；另一方面，旧权威日益丧失其约束力和影响力，而新权威的树立需要一定时间。在新旧权威的衔接过程中就极易脱节，出现“权威真空”状态。权威流失使得政治机构软弱无力，社会冲突无法得到有效地协调和遏制，社会往往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政府缺乏权威，徒有虚名，就会导致政局不稳甚至国家四分五裂。亨廷顿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不稳定问题的原因时就曾指出统治程度的差异要比统治形式的差异更有意义。[3]（P1～2）此外，权威不可能空缺，官方权威出现失落，社会上就必有替代性权威出现。现代化“摧毁了合法的政治权力而没有（及时）提出同样也合法的替代物……没有人知道政治权力在那里，谁是合法的继承人，谁是人们意志的体现者，谁是穷人的卫士、正义的源泉”[8]（P147）？在这种迷茫心理的作用下，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权威”极易虏获人们的信任感和依附感。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宗教权威以及黑社会势力日益坐大，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替代官方行使权威，长此以往无疑会瓦解公众对政府权威的认同感，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则更大。（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匆匆忙忙抛弃了旧权威，却未能让一个合理的新权威及时出现。这种权威的真空状态往往导致这些国家军队、部族以及宗教势力主宰社会和政治，对稳定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具体事例参见钱乘旦等：《环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我国，权威转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体制内控制手段及其功效，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宗族势力、非体制精英、地方恶势力等多种体制外控制力量，这些力量在农村生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控制功效不断加强，作用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一些以宗族或宗教为基础的宗法性组织已日渐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具体参见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2.功能分化的社会代价。新旧政治结构的快速转换极易引发某些政治功能的缺损或重叠现象。一是造成某些政治功能暂时的缺损。原有的政治部门将其职能转移给了新部门，而后者由于自身功能发育不全、运行机制不畅以及缺乏人们足够的认可，尚不能完全发挥它应有的职能，从而出现政治功能的“缺损”或“弱化”现象，某些“政治真空”状态的存在极有可能导致社会生活的紊乱。二是造成政治功能的重叠。由于传统政治结构职能混淆，一个部门肩负多重职能，常常是某一职能已经转移到新部门，而旧部门却仍能利用原有的政治资源继续行使已经转移出去的政治职能。新旧部门同时行使一种职能，就会造成政治功能执行中的重叠和紊乱，这对政府形象、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政治结构的分化也带来了协调的困难。分化的程度愈高，则组成政治结构的单位就愈多，关系就愈复杂，协调它们之间的活动就愈困难，产生的社会成本也就愈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化，协调各单位的困难和代价也就越来越大，并且使进一步分化受到限制。最后，协调所花费的代价形成了一个极限，在此之外则很少发生进一步的分化了。”[5]（P72）当政治结构分化所付出的成本过高，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时，这种分化本身就应重新加以审视。而在协调过程完成以前，政府工作效率不会很高，在某些方面还可能会有所下降。若不能在一定时间内解决问题，任其不协调、无效率的局面长期拖延下去，就会阻碍经济发展乃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
分化过程中还易滋生腐败现象。随着权力结构的多元化，决策单位的数量明显增加，加上中央权威的弱化和制约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便相应扩大了腐败交易的潜在领域。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也刺激着“租金”的供应和需求，增加了“寻租”的动机和机会。从现实情况看，“腐败已经成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加重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两个关键性的弱点。一个弱点是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不光彩的联姻，通过这种联姻，金钱买到影响力，权势吸引金钱。另一个是经济学家古纳尔·米尔达尔所说的国家的‘软弱性’：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与法规”[9]（P43）。这两方面的结合极易诱发社会动乱。
3.参与扩大的负面效应。“政治参与并非人民影响政治决定之充足条件，大量参与也非必是健康之民主政治必有现象。大量参与有时不但降低了政治之素质，亦且是一个政治体内部发生深刻冲突、崩溃之征候。”[10]（P193）首先，参与期望值过高易产生不安定因素。由于内部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发达国家强烈的外部“示范效应”，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成员对参政寄予了过高的期望：要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不想在较低层次、具体事务上参与；想影响和改变国家的大政方针，力图使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顺应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利益要求；总希望政治变革的步伐能够加快，并且越快越好；希望参与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幻想在短时期内使经济、政治体制走向科学化、合理化，立即消除腐败现象、分配不公等弊端，把民主政治简单化、理想化。[11]（P259～260）这种超前的参与要求和行动把政府与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政治方面，不能集中力量解决经济问题，这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局限，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闪电式变革来适应某些人的参与要求，而只能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过高的期望值一旦得不到相应满足，人们就会产生挫折感和对政府的不满，极易采取过激行为，破坏社会秩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往往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和自我调节机制，当各种政治要求接踵而来之时，政治体系就可能陷于被动，穷于应付，甚至会因急于容纳社会成员的参与要求而导致政策失误，危及社会稳定。
其次，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比例。如果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比例为零，政治体系就是稳定的。如果政治参与的扩大超过政治制度化水平，就会带来政治体系的不平衡，从而造成社会动荡。[3]（P51）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社会利益关系的急剧调整造成利益分配上的不均衡，极大地触发了公众的参政热情，但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和开放性尚不足以满足他们表达利益的要求。这种“比例失调”往往导致非制度化参与甚至暴力参与的大量出现，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威胁。
最后，由于共同意识和利益的强化，“现代化增加了传统集团之间、传统集团与现代集团之间以及现代集团之间的冲突”[3]（P36）。一方面，利益集团是“希望采取集体行动以增加其收入份额的组织，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下降或公共损失”。结果“一部分人虽然多拿了一些，但还会同时打破一些本来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集团分利行为的这种零和特征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从而引起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冲突。更为严重的是，“在分配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加上由此而引起的政局上可能的多变与不稳定，甚至会导致社会的失控”[12]（P48～52）。另一方面，利益集团与政府也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若政府的现代化政策与自身利益相一致，利益集团往往会成为维护和推进社会稳定的因素和力量。但当政策可能妨碍或破坏其利益时，这些集团就有可能采取各种手段与政府抗衡，甚至采取直接对抗和激烈冲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南美国家的大庄园主集团和卡特尔，南亚及非洲国家的种族、种姓集团以及宗教团体等均具有尾大不掉的阻碍经济发展和破坏社会稳定的消极作用。
三、政治变革与社会稳定的协调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是适应并促成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另一方面，“政治发展也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变迁，是一个社会能够理性而有目的地控制政治过程，并引导其变革方向的过程”[13]（P31、48）。
1.强化政治权威。软弱低能而又缺乏效率的政治权威很难担负起建立秩序、维持稳定的重任。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权威本身可能就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新的问题、矛盾、冲突会接踵而至，对政治权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迅速有效地强化政治权威便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一个强大的权威能够充分地发挥政治体系的功能，合理有效地解决矛盾、化解冲突：而一个有能力的权威则能够协调和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有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对任何国家而言，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首要步骤，应当是建立起具有权威的政治结构，保证建立和维持必要的公共秩序。然而“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府连第一项职能尚不能行使，何谈第二项。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3]（P7）。因此“权威对政府之要紧，如同交换对市场制度之要紧一样”[4]（P14）。当然，强化政治权威并不意味着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而是要求尽快建立和完善法理型的政治权威。发展中国家一旦建立起以理性和法律为合法性基础的现代政治权威，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大为提高，社会发展也将会走上稳定变迁的轨道。在这方面，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缓解“示范效应”。现代化不可能在一个没有干扰的封闭系统内进行。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超前的国家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往往具有强大的“示范”动员作用。其示范效应的广泛程度可以影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和社会各阶层成员的行为价值、目标以及手段取向。示范效应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快社会心理转化和社会变革的过程。但“政治示范”往往造成异质性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规范的冲突，使现行政治体系压力倍增，成为社会失范的根源。“不论环境如何，都存在着一些西方价值观念对不发达国家的渗透，而且由于它们与许多传统价值观念形成鲜明对照，故常常引起不发达国家的紧张和骚动。”[15]（P408～409）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适当控制外部示范效应有利于避免出现参与期望值普遍过高的现象。有效缓解此类“示范”的负面效应，一是要充分注意国民在认识、思维方式上的传统特点，避免在一切价值问题上全盘外移，不顾层次地把他国的目标、手段连同标准体系一起吸收，完全以他国规范为准。二要充分注意本国具体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实际，避免以偏概全，盲目攀比，将发达国家在某些方面的先进做法推广到所有方面。三要让人们了解自己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尤其是发展的各种制约条件，使民众充分认识到现代化的艰巨性，避免出现不切实际的超前要求。
3.适度政治动员。除了外部示范，不适当的民主宣传动员也有可能破坏人们对现有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信仰而导致政局混乱。超前的民主宣传还有可能引发社会普遍的政治激进心态，产生极为迫切的民主需求，从而导致政治参与爆炸，造成社会动荡。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切实际的民主宣传往往伴随着社会政治行为大量失范的发生，造成这种不稳定状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民主的宣传大大超越了政治发展的程度和阶段，超越了政治体系承受能力的最高限度，而大众参与的需求又持续膨胀，得不到有效地抑制。因此，在宣传新的政治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开展政治动员的同时，需要注意“适宜的时机”。一方面，民主的宣传和动员不应超越现有政治制度规范太远，以避免公众产生过度的参与需求；另一方面，政治制度规范也应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适时地加以改革，使其既能提供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条件，又能有效地吸纳和满足公众的参政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反社会的力量，不至于引发失范。保持适度的政治动员还可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稳妥地矫正政府行为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之间的矛盾”[16]（P5），缩小公民的政治要求与政府的政策能力之间历来存有的差距。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权威性，增强其动员和贯彻能力，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4.廉洁高效的政治管理。在现代化进程中，“分化与流动使社会变得更复杂，更需要参与，人们在社会中更热衷于争论、批评，对政府的要求更高”[17]（P91）。而且“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政府必须维护法律、秩序和一定的安全……一个能胜任这种维护结构功能需要的政府既是（经济）起飞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起飞的必要条件”[18]（P313～314）。因此政府不仅要设置专门机构，还要形成分工合理、层次清晰、职责分明、协调有序、运转灵活的合理结构，以避免政治体系过于简单或僵化，而无法适应复杂多元的社会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政府职能完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尽快建立规范化的政治体系（包括统一规范的立法、司法以及行政体制），以利于政权进行政治输出、实施价值分配，协调社会各阶层成员、各利益群体政治行为的差异和矛盾，从而有效地整合社会；二是强化制约和监督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腐败的可乘之机，消除社会不满情绪；三是在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事务中，专业能力和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使其与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趋势相适应。这种适应能力的提高与增强，集中表现在政府决策和管理中能够做到及时准确、应变自如。对很多处于发展困境的国家而言，努力建立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紧迫任务。
标签：政治论文; 社会风险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经济学论文; 权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