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诞生的寓言——重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八岁论文,寓言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余华自己的解释中，《十八岁出门远行》(以下简称《远行》)曾被理解为源自一则新闻报道的灵感触发①，也被追认为获得先锋性质的“真实观”之后的创作起点②。自然，任何权威阐释者(比如文学史家、批评家)乃至原作者本人都无法“封锁”一部作品的题旨。诚如萨义德所言“作者并不是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驱使；但是我相信，作者的确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也为他们的历史和经验所塑造”③，本文正是着眼于文学与历史经验的辩证关系，将《远行》理解为一则“自我”诞生的寓言。这部小说既宣告了“自我”的诞生，但这一“自我”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有可能走入消极的困境，也有可能重新开放。而恰当理解“自我”观念，必须通过持久地(而非一次性地、幻想一劳永逸地)与社会语境的互动来展开。本文结合文本细读，希望尝试的正是这样一种反思性的工作。
《远行》是余华先锋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并不仅仅在形式实验上具有意义，如果我们对小说进行细致的历史阐释学分析，就能发现其中蕴含着某种在“文革”暴力阴影下的症候性体验。“文革”是一场灾难性事件，对人造成持续而深远的心理伤害，在此意义上是一种“创伤”。诚如弗洛伊德的发现，“创伤与其说是一种潜意识的症候，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症候，这一症候天然地指向创伤和历史的复杂矛盾关系”④。
“中国先锋主义者们大多在成长的阶段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将元话语的威胁强加于每个个人的时代，这并不是偶然的。这种威胁，作为心理的攻击，最终成为先锋派作家们试图描述的东西。”⑤《远行》完成于1986年底，该年余华的不少作品(比如《一九八六年》)都可以在试图描述“文革”精神创伤的意义上得到理解，“那一年，还是一个作家比较关注写作题材的年代，我也不能免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想写‘文革’……我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别人都没有的方式来表达‘文革’”，作家在自述中还表示，对他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来说，‘文革’永远不会过去”，而动乱造成人的精神创伤，正是那一时期余华的创作资源之一⑥。
这种理解不仅在作家的自述中成立，也能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来加以支持。“我在这条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已经看了很多山和很多云。所有的山所有的云，都让我联想起了熟悉的人。我就朝着它们呼唤他们的绰号。所以尽管走了一天。可我一点也不累。”尽管“我”强调“下巴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迎风飘飘”，意思是已经开始成熟；尽管“我”实际上已经投入到一个外部世界中，但其实“我”还没有作好准备，他并不是去面对、探索未知的东西，而是以“熟悉的人”来看待陌生环境中的“山”和“云”，试图把外部陌生的东西“熟悉化”、符合自我原先的期待。在荣格看来，这种方式——“反对每一陌生的事物，或使其服从我们的意志”——正是对童年期的留恋而拒绝成长⑦。扩展一点说，就是把社会现实纳入到自己的价值体系中，用“已往所学的东西”来整合一个崭新的(其实他“不能左右”的)外部世界。动用这种“熟悉化”的程序能够给“我”带来一种安全感，进而成为应对有可能出现的危机方式：将“陌生”融入到既存的叙述模式中，将“偶然”加工为熟稔的历史。以上“看山看云”的语段在下文中会有重复。小说情节其实很简单：“我”十八岁出门远行，走了一天想找家旅店而不得。“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如同西绪福斯神话，生活第一次显示了它的无意义、荒谬，但问题随即解决：找到一辆卡车，并且递了香烟给司机，“我”满以为这是一种“交换”的达成而“心安理得”——“他只要接过我的烟，他就得让我坐他的车”，但当“我”搭车的时候司机却“用黑乎乎的手推了我一把”并粗暴地让“我”“滚开”。这其实可视作一种提醒，提醒“我”自身内在经验并不足以应对外在现实。然而这一提醒并未引起“我”足够注意，因为司机转变了态度，“我”登上了卡车，而且两人相处得不错……第一次的危机暂时化解，也就是说，似乎与外部世界建立起一种信任的契约，“熟悉化”的整合过程很奏效。于是“看山看云”的语段重复出现：“车窗外的一切应该是我熟悉的，那些山那些云都让我联想起来了另一帮熟悉的人来了，于是我又叫唤起另一批绰号来了。”但马上，这种安全、信任的契约被一场暴力袭击撕毁了。
“我”遭到莫名殴打(这场暴力殴打被余华命名为“浩劫”⑧)：被围在中央，无数的拳脚从各个方向袭来(“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施暴者不是单一的个人、或者面目清晰的人；“几个孩子朝我击来苹果”“我正要扑过去揍那些孩子，有一只脚狠狠地踢在我腰部。我想叫唤一声，可嘴巴一张却没有声音”，也就是说最后“我”连抗辩的声音也无法发出。“我”面对的其实是整体性的暴力机器⑨，或许这正是一幕对“文革”的隐喻。还不妨注目于小说中的一个道具——“红色背包”“红色”总是与革命传统联系在一起(在此我想起崔健的《一块红布》)，父亲(“范导者”的象征)将“红色背包”传递给我，然后伴随着非理性的暴力，伴随着“红背包”被施暴者抢夺，本该延续的革命精神遭到了扭曲；或者也可以这样理解：父亲交付给“我”的经验——凝聚在“漂亮的红背包”中——其实完全不足以应对现实世界，现实的四分五裂最终暴露了“红背包”的虚幻性。
总之在小说中，主人公原先的社会化经验一次次被否定，最后经由一次残酷围殴，他所崇奉的价值标准，比如见义勇为等，悉数破灭。这就仿佛一次“非社会化”的发生。“不是由于遇到了他已往意义上的新的社会化经验，而是他要把已往所学的东西放到他自己不能左右的现状中去实践一下。”⑩《远行》的故事可以理解为一个青年人“把已往所学的东西放到他自己不能左右的现状中去实践”而不断遭遇挫折，不断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无法弥合。这个时候，“非社会化”开启了，社会学家一般都会认为，巨大的政治动乱是非社会化的触发契机(比如，在美国是越南战争，在中国是“文化大革命”)，在小说中以那场围殴来比喻。由此，先前被权威合法性所确认的价值标准摇摇欲坠。
这个时候，主人公“我”必须重新对自己进行一个安置。小说结尾，“我”曾一度以为“一切应该是我熟悉”的外部环境变得陌生而恐怖(11)，“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终于，伴随着对外部世界的无力感和恐惧感，遍体鳞伤的“我”发现了同样遍体鳞伤的“卡车”：
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
18岁的“我”出门远行，在外部世界走一遭，经受挫折，最后回归到内心世界。似乎是：外在世界尽管充斥着荒诞、背叛和暴力，但只要有我们持守“健全”“暖和”的内在世界，生活和生命的意义还是可以重新设定。
与文本内容相映成辉的是，小说形式也在陈述一道告别外在世界而回向所谓“心理现实”“内心真实”的轨迹：
在一九八六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所谓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
我认为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
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而欲望和美感、爱与恨、真与善在精神里都像床和椅子一样实在，它们都具有限定的轮廓，坚实的形体和常识所理解的现实性。我们的目光可以望到它们，我们的手可以触摸它们。(12)
“欲望和美感、爱与恨、真与善”其实都是人的主观认识、情绪、态度，或者称为“心理现实”，但是余华认为这些东西“像床和椅子一样实在”。文学应该着力表现的就是“心理现实”。只有让想象摆脱对外部世界现实经验的过度依赖，真正充分进入人的内心世界，文学才能展现精神深处的种种复杂而特异的禀赋。与小说最后主人公在“暖和”的“心窝”里重建意义源泉相一致，《远行》在书写形式上也宣称要告别荒诞的外部世界而退守个人的感觉与心理体验，尽管这一形式中依然铭刻着特殊时期的社会经验。
总之，小说看似荒诞的情节其实要表达的是：年轻的“我”在退回内心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了“自我”。这个“自我”用查尔斯·泰勒的概念来理解，即“本真性”——“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注重聆听内心的声音”，在“内在自我”之上建立个人独特的价值(13)。由此说来，小说结尾回溯的那段情节——父亲“整理”好“红色背包”，“在我脑后拍了一下”，让“我”出门——并非可有可无。这里呈现的是一个基于血缘、等级秩序而形成的共同体(家庭，或引申开去(14))，“父亲”命令(“让你出门”)、“子”顺从，而且“子”对这一共同体有着美好朴素又不加反省的情感(“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由此可见父亲作为自然的“家长”，在这一共同体中占据权威地位，其正当性不容置疑。小说中反复出现以“熟悉的人”来比附、辨识途中出现的“那些山那些云”，其实也正是在重温上述共同体意识——“我”曾经嵌入在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先在的秩序整体中，曾经通过依据在其中所占据的恰当位置、以及与此整体中的他者的关系来获得自我认同、价值感和意义；现在试图通过这一“熟悉”的整体来赋予新的、陌生的世界以意义……很不幸的是这次行动被一场暴力中断，然而诡异的是，这一过程恰恰催生了新鲜的自我理解。在典型的成长小说中，这被理解为“顿悟”，一种突发的精神现象，借此主人公对自己或事物的本质有了深刻理解。而陌生化——中止“熟悉化”程序，显露“山”和“云”的陌生——是顿悟的必要条件，“必须承认并接受那些自己感到陌生，与自己不同的东西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15)。此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苦闷、空虚和绝望等心理状态的发现是个性和反思发展的重要标志(16)。所以，小说结尾“我”曾一度以为“一切应该是我熟悉”的外部环境变得陌生、“使我恐惧”，恰恰孕育着“沉思的自我”，而回叙中“晴朗温和的中午”“阳光非常美丽”、兴高采烈地出门则不足以提供“自我”诞生的环境与心理状态。巴赫金在考察西方文学传统中的考验小说时，指出这类主人公定型、抽象的小说不涉及人的成长，因为“考验(痛苦、诱惑、疑惑)对他来说不构成助人成长的经验”(17)，这也启示我们在遭遇围殴之后“全身剧烈地疼痛”之于“我”可能的意味(18)。由此，《远行》显然具备了成长小说的原型意味：因为一次突然事件，离开原先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遭遇挑战和挫折，迷惘的同时也对过往的“合理性”产生距离感，获得对世界复杂性的认识。在对暴力的寓意解读之外，还必须重视对“出门远行”所提供的“流动”特性(19)的把握，在位移中不断领受新的空间/社会经验，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不适感、焦虑感，但也正是在克服这些情绪之时，“新我”诞生了：“我”通过探索外面的世界而裂解了原先凝固的整体世界归属感；尽管“远行”最初是父亲安排下的听命之举，但暴力的打击、以及前述“漂亮的红背包”虚幻性的暴露，勘破了“子承父业”式的因袭经验而有可能开始讲述一个不同以往的故事。而在许多学者看来，“流动性”正是个体觉醒的社会条件(20)。这一次受挫的“远行”，瓦解了以在秩序井然的等级结构中“各安其位”为前提的自我理解方式。在看似四分五裂、遍体鳞伤的“我”的意识中，诞生了独立自由的个体观念，通过与原先的秩序整体“脱嵌”而实现了“个人主义的转向”，“内在自我”被发现并被赋予独特价值。
这个“内在自我”的发现过程，显然和“文革”“新时期”的时代转换相吻合。在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语境中，它被表述为“内宇宙”或“精神主体”：“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认识的，这时人是精神主体”“人的精神世界作为主体，是一个独立的，无比丰富的神秘世界”“意识到精神主体，就是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内宇宙所具有的巨大能动性，意识到这个内宇宙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能力的自我调节系统，它的主体力量可以发挥到非常辉煌的程度，可以实现到非常辉煌的程度，而这，正是人的伟大之处”(21)。必须注意的是，这一理解非为知识精英所独享，而是渗透于整个社会，个体主义取向的自我理解之所以能够成为共享的社会想象，恰因为它契合了当时的历史文化实践。
然而这个“自我”诞生过程的内部却隐伏着危机。泰勒曾这样描述“本真性伦理的转向”：“这是当代文化的大规模主观转向的一部分，是一种新形式的内向(inwardness)。我们以之视自己为具有内部深度的存在物。”(22)“本真性”不是自我与外部秩序(比如和一个荒诞、暴力和非理性的外部世界)的整合，而是自我与自身的真实(比如“暖和的心窝”)相接触。从表面上看，《远行》中的“我”实现的确乎是这一“转向”，但在泰勒的论证中，作为“本真性之源”的代表性思想家卢梭，其“自身本性之声”指向的是“自由自决”“不受他人干涉，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伴随着“自尊”与“骄傲”。与之相对照，《远行》中的“我”，恰恰是在他人干涉下被迫退回内心世界，而且伴随着身心俱伤。
“文革”后“自我”诞生的源头至少有两处：一是诉诸对传统宇宙观、等级秩序或形形色色引申意义上的“超验存在”所确立的规范秩序的批判；二是浩劫后、暴力阴影下的创伤性体验。在伤痕文学渐渐消声之后(23)，知识界、理论界主要延续着前者的脉络而张扬起乐观、激情四溢的主体性哲学。而限于主客观原因，对更大范围覆盖普通人感性经验、因而“生产性”更强(更容易催生“自我”理解)的创伤性体验却没有作充分的“对决”(24)。而《远行》尽管如上文所述拆解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结构，但期间“自我”的诞生并非诉诸理性反思，而更多出于暴力打击后、深陷创伤性体验的“被动发现”。也就是说，《远行》以文学的方式展现了，“内在自我”在特殊时期生成的前史，这一展现恰恰暴露出此后即将大行其道的种种绝对“内在论”的自主性观念——我们的思想与行动所依据的原则，其权威性完全来自并只来自我们自己——的虚妄。作为“起点”的关于“自我”的理解，并不可能“自我创生”，而必须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才能获得。只不过《远行》中的“我”遭遇到暴力打击，在创伤性体验与记忆中被迫退回内在世界。这是一次并不“健康”也并未得到恰当理解的“互动”，而此后“自我”理解的褊狭，其源头之一正在于此。
18岁的“我”出门远行，在外部世界走一遭，经受挫折，最后回归到内心世界；外在世界尽管充斥着荒诞、背叛和暴力，但只要有我们持守“健全”“暖和”的内在世界，“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还是可以重新设定。这一“自我”生成的过程中内置的危险是：当“我”蜷缩在卡车里体会着“暖和”的内心世界时，很有可能一个行动的主体也消散了，同时萎缩的还有这个主体在现实世界中实践自由意志、展开行动的决心。外部世界充斥着荒诞、背叛和暴力，“我”曾经作过抗争，但都失败了，失败就封存了主体行动与抗争的意义，“我”只有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之中，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我”才是安全的。借助这样一种自我说服、转化的逻辑，逃离了世界、逃脱了社会与公共空间，同时也卸下了“我”对世界和社会的责任。退一步，即便从自我成长的意义上而言，小说给出的也是一段不断放低要求、置换目标的“下行线”：一开始，“我”选择的是漫无目的的远行，或者说，此时的意义就在“当下之行”本身之中，“这样做只是为了高兴，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为旅店操心”；黄昏来临后，“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为旅店操心”；找不到旅店退而求其次，“我现在需要旅店，旅店没有就需要汽车”；就这样，从“远行”到“旅店”到“汽车”，最后终于在“遍体鳞伤”的“汽车”里安放了自我。
为什么这个蜷缩在卡车内部的个体会有可能走向行动能力的萎缩?我们还可以结合小说中的一些细节来揣摩。当他在卡车内部这个狭小空间里舔舐伤口的时候，兴许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无助，感受到了刚刚遭遇的暴力打击简直是对自己先前见义勇为的嘲讽，这会不会引向“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25)。而那个唯一得自于父亲的礼物——“红色背包”，非但不是护身符，简直成了累赘，这会不会助长他对崇高事物的反感?总之，与退回内心同时发生的，也许是萦绕着创伤记忆而对公共生活不由自主的回避。这一切，似乎象征着1990年代围绕着个人意识的社会精神生活的转折。
1980年代“文学主体性”讨论、现代派文学、寻根思潮、先锋文学等相继面世，被视为新时期文学摆脱极左文艺路线，“返回文学自身”的重要转折和界标，鲁枢元在1986年将此描述为“一种自生自发、难以遏止的趋势”，并且概括为文学的“向内转”(26)。这是对新时期文学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提炼。“向内转”的文学显然是以反抗某种“外在的”文学的方式来确立自身：相对于古典现实主义的成规，相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特别是相对于此前“战歌”和“颂歌”的传统，“向内转”的文学强调关注语言和形式自身的意义，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前引余华著名的创作谈《虚伪的作品》对此表露无遗。从政治化文学到人性的文学，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从反映论到自我表现，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上述这些追求、实践与期许，都被精炼凝聚在“向内转”这一不无口号意味的概括中。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文革”侵犯了人们的“内心深处”和“精神世界”(27)，且创痛深巨。从此意义上说，《远行》对“内在自我”的修复、发现，以及当时一系列在“向内转”思潮下被理解的作品，都具有现实关怀。“‘向内转’体现了浩劫过后某种强烈的社会心理对于文学艺术的需求。西方现代文学的两次‘向内转’的高潮，分别与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有关。‘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灾难，而且与中国人民近代史上蒙受的其他灾难不同，人民受到的伤害更严重的是人性的扭曲和心灵的破裂，这是一种‘内伤’。浩劫过后，痛定思痛，善良的人们在反省、在反思、在忏悔，心理上长期郁积下来的一层层痛苦的情绪和体验需要疏通、需要发散、需要升华、需要化为再图奋进的思想和勇气。”(28)一方面是总结历史教训，抚平内心的伤痛(恰如“我”遭受暴力击打后躺在卡车内部)；另一方面是治疗内伤之后(放下虚幻的“红色背包”)，唤醒自身主体意识。然而在今天的语境中，当“向内转”应对特殊境遇的命意与内涵、以及诉求与反抗对象都发生变化之后，再来观察《远行》的最后，“我”蜷缩在内心世界的选择，其隐含的限制与保守的一面就显露出来。“当被引向政治小说及自由民权运动的性之冲动失掉其对象而内向化了的时候，‘内面’‘风景’便出现了。”“从60年代开始激进的政治运动遭到破产，结果产生了回到文学去的倾向。或者人们觉得通过回到‘内心’，似乎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共同幻想中‘自立’起来。后来证实，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摆出自由主义姿态的保守主义而已。”(29)对柄谷行人的援引，可视为一种外在批判视点的获得，他告诉我们：将“外面的政治”与“内面的主体”对立起来，使得文学成为独善其身的退路与避难所，其实是丧失力量的表现。以赛亚·伯林也批判过“退居内在城堡”：“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疆域的主人。但是我的疆界漫长而不安全，因此，我缩短这些界线以缩小或消除脆弱的部分。”“退回到我的内在城堡——我的理性、我的灵魂、我的‘不朽’自我中，不管是外部自然的盲目的力量，还是人类的恶意，都无法靠近。我退回到我自己之中，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我才是安全的。……借助某种人为的自我转化过程，逃离了世界，逃脱了社会与公共舆论的束缚；这种转化过程能够使他们不再关心世界的价值，使他们在世界的边缘保持孤独与独立，也不再易受其武器的攻击。”(30)小说最后“我”蜷缩在内心世界寻找温暖，与以上伯林的批判若合符节。
这是我在阅读《远行》时的不安所在，小说的结尾隐伏着关于“自我”理解的一种消极走向。下面这个问题也许已经溢出了本文讨论范围，故点到即止：蜷缩在“内心世界”而诞生的“自我”会走向何方?我想引入1980年代另一部经典——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来加以讨论。研究者历来将《远行》与《平凡的世界》安放在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文学史脉络中叙述，前者被视为先锋文学的发轫之作，后者堪称传统现实主义行将终结的里程碑(31)。但如果我们以个人意识、对于“自我”的理解为考察点，则会发现两部作品一脉相承、共守着某种“态度的同一性”。孙少平的典型性格是：忍耐、韧性、敢冒风险、自我牺牲……这些性格糅合成一种吃苦耐劳的苦难哲学：《平凡的世界》展现了孙少平的“匮乏”和所遭受的不平等，但孙始终将克服“匮乏”的途径放在默认“匮乏”的前提之后的个体奋斗与自我完善之上；将“不平等”待遇看作素质提升所必须经历的严酷考验(恰似“天将降大任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小说展示孙少平是一个有着出色思考能力的个体(阅读量惊人)，但其对“匮乏”与“不平等”的历史性、制度性与结构性障碍没有太多思考。我们还必须注目于孙的身份，像他这样的青年农民、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二等公民”，长期外在于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体系，只能依靠自己的打拼来闯出一片天地，这也加剧、固化了那种将在生存竞争中的成败归咎于自己的意识。从“人背不要怪社会，命苦不要怨政府”的自我说服到“心若在，梦就在”的浅吟低唱，这种意识在改革开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无所改变，新近的一份关于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田野调查报告得出结论：年轻人日益将个人的成败、进退归结于个人责任，“尽管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很多可选之项”(32)。而《平凡的世界》的“长销”，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于“励志型读法”的接受视野，“以‘心若在，梦就在’之类的修辞方式，将社会结构的问题转化为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要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平凡的世界》就会一直‘长销’。”(33)《远行》与《平凡的世界》这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其对个人意识的理解恰恰前后贯通：在抵抗非理性的现实世界过程中发现“内在自我”并赋予其独特价值，很容易就转化成“一个人可以外在于社会而成为一个完全胜任的人类主体”；在创伤性记忆中诞生的、带有强烈主观化色彩的“自我”，也很可能走向一个看似无限夸大(个人奋斗、“不假外求”、将成败自我归因)而实则视野狭小的“自我”。这里所谓的视野狭小是指，渐渐遗忘了自由“不仅指摆脱外在的限制，而是指自由地去发现、创造和了解——最重要的是，自由意味着遵守内心的道德准则以及创造外在的条件和内心的态度来保护和支持这种顺应良心的自我修养”(34)。也就是说，自由不仅是内心的发现和自觉，更是通过特定处境中的实践来实现一种真正富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
这是一座以人物形象搭建、喻示着“自我”理解的“浮桥”：从《远行》结尾蜷缩在卡车内部时诞生，在《平凡的世界》中塑造、强化，最终深刻地嵌入到改革时代的社会肌理中。
以上是我蠡测的《远行》结尾所隐伏的关于“自我”理解的一种消极走向。这个“自我”从创伤性记忆中诞生，而“创伤性事件”本就是“未完成的事件”，“对个人来说，它似乎是一种‘尚未被处理的紧急任务’”(35)。所以我必须强调以上讨论的只是“走向”之一，并未“终局”，即便是在小说文本的脉络中依然潜藏着个人意识、“自我理解”再度开放的可能性。下面要考察的，正是这种再开放在何种意义上有迹可循?
首先，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为“文革”后文学的起步提供了源头活水。如“伤痕文学”、巴金《随想录》直接承继的是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而先锋小说在对生存可能性与艺术可能性的探索中也不乏“断裂中的延续”。以《远行》而论，现代文学传统中两大经典主题——“行路”与“出走”——如血脉一般，贯通着这部小说。
“我在路上遇到不少人，可他们都不知道前面是何处，前面是否有旅店。他们都这样告诉我：‘你走过去看吧。’我觉得他们说的太好了，我确实是在走过去看。”——基本上就是对鲁迅《过客》的仿写(36)。荒原跋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恒常处境，凝聚着现实战斗精神，也成为文学书写的经典主题(37)。由此我们倒是可以把《远行》的终章解读为一个开放性的结尾，“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我们一般把“旅店”理解为暂时的栖身之所(毕竟“旅店”不是“家”)，只要当“我”在“旅店”中安抚完伤口，重新上路，重新置身尽管荒诞但也必须“姑且走走”的现实世界之时，新的可能性又诞生了(38)。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部小说有一个类似“公路小说”的外形，对于这一类小说我没有作细致的研究，不过我想，公路小说表达了不停地行走、永远“在路上”的情境，其中凝聚着人类不竭探索的精神主题(39)。
莎菲、静女士、梅行素、觉慧、蒋纯祖……一代代青年人以“出走”来表达时代浪潮裹挟下自觉的人生追求。《远行》中18岁的“我”，自然也是其中一员。“出走”是启蒙精神烛照下的“自我”再生，最经典的再生范例莫过于鲁迅笔下“狂人”的两次觉醒。关于两次“觉醒”各自的意义和彼此的关联，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先生有过精彩的辨析：“获得某些思想和精神，从以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独立出来，可以说是容易的。比较困难的是，从‘独自觉醒’的骄傲、优越感中被拯救出来，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即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以不倦的继续战斗的‘物力论’精神，坚持下去，直到生命终了之日为止。——这是比较困难的。”(40)《远行》演绎的摆脱“父法”、经过出走与受难，与原先的秩序整体“脱嵌”而发现“内在自我”，正是上述第一次觉醒，“从以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独立出来”。尽管上文中表达了对由此诞生的“自我”的隐忧，但这一次“脱嵌”又是“必须”的——将行动与创造的权利收归自身，这是成长为“真的人”的第一步。恰如泰勒对“本真性”的辩证把握：尽管“本真性”理想在当代社会中可能走向极端“主观”“唯我”的扭曲形态，但其本身依然是值得肯定的道德理想，“伴随着自由、责任感和生活的多样性”。话说回来，有其必然性与价值的“脱嵌”之所以还隐伏着消极走向，正是因为这只是第一次觉醒，止步于此是不够的。《远行》未及展开的第二次觉醒，在伊藤先生对“狂人”再生的理解中被描述为“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说，伴随着第一次觉醒所获得的“存在之感受”，伴随着对“自我”之所以形成的清醒的反思意识，打开车门，从“卡车内部”走出来，重新与置身的环境恢复有机联系，将主体位置扎根在具体现实中，并由此展开实践……
其次，我们不妨将《远行》与“寻根”的代表作《棋王》结合起来讨论。王一生用下棋来摆脱物质环境的喧嚣而进入自足的精神世界，甚至“没有棋盘、棋子，我在心里就能下”，在内心的宁静中实现了自由(41)。在获得“内在的自我”这一面向上，《远行》与《棋王》有着共感。而《棋王》的可贵之处在于，内心的超越与求索在自我砥砺之后再度打开，寻觅到了转化资源。小说叙述者“我”作为知识人/启蒙者，最终从王一生身上发现了真谛，这显然是个面向底层与民间的转变过程。而在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史脉络中，“文化寻根”的倡导和发展开启了民间在当代文学中的还原(42)。《棋王》仿佛就像一个预言在昭示：知识者个人的内心探索只有紧紧地扎根于民间大地和人类生活的血肉真实与具体性之中，才能元气充沛而不致于陷入心力交瘁的“高处不胜寒”(43)。对于“自我”的理解，原本就应该和“一个更宽广的整体”同时发生，“如果本真性就是对我们自己真实，就是找回我们自己的‘存在之感受’，那么，或许我们只能整体地实现它，倘若我们认识到这个情感把我们与一个更宽广的整体连接在一起的话”(44)。揆诸余华创作进程的演变，《远行》中诞生的“自我”，包括作家以此表达的对“自我”的理解，终于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重回“更宽广的整体”。与具有共感性质的作品“前后左右”连接，并结合作家日后的创作历程来返视，《远行》并非封闭之作。
注释：
①余华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报纸已经有晚报了，我在一家地方报纸上读到了一条小消息，就是有一车苹果，在去新昌的路上被人抢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消息很不容易出现，现在这种消息已经没报纸刊登了，现在只有谁把谁杀了，才会刊登，我读了以后就想干脆就写抢苹果吧，我反正没有什么可写的，就要去北京开笔会了，要带稿子去……”余华：《我的文学道路》，《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第79页。
②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③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前言”，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页。
④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转自朱军：《黑色作为一种文学理想》，《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2期。
⑤杨小滨：《中国先锋文学与历史创伤》，《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⑥余华、洪治纲对话录，引自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第220页。
⑦(15)荣格：《人生的各个阶段》，《人的潜能和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译文集》，林方主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第55页。
⑧小说原文是：“坡上又下来了一些手扶拖拉机和自行车，他们也投入到这场浩劫中去。”恰如唐小兵所言，作者在此使用“浩劫”一词深有用意，“因为在当代中国的语汇里，这个词约定俗成地用来指涉十年‘文化大革命’”。唐小兵：《残存的现代主义》，《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⑨我认为，余华该小说的魅力之一，来源于中国历史、现实的特殊性隐射与人类生存境遇的普遍性寓言之间的缠绕。比如，“整体性的暴力”恰似卡夫卡小说中描绘的“一个漫无边际的迷宫”，其特点是：“永远也无法到达它那些无穷无尽的通道的尽头，永远也找不到是谁发布了那致命的宣判”，“他们身处的世界都只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般的机构，他们无法逃出，他们也无法理解。”参见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⑩参见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经历》，史继平等译，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版。
(11)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理解。在罗伯特·潘·沃伦的小说《春寒》中，流浪汉所代表的成人世界和孩子的纯洁世界之间构成对比，“而孩子的纯洁则是通过他与大自然之间的那种亲密感表现出来的”。罗伯特·潘·沃伦：《〈春寒〉：一段回忆》，《小说鉴赏》，布鲁克斯、沃伦编著，主万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79页。这在中外文学世界中是一种普遍的意识。所以《远行》中“我”对外部自然世界熟悉感的丧失，也可以理解为告别童年而进入成人世界。
(12)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13)参见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14)比如不妨理解为一个“父子家国”的秩序或意象，“意指在传统父权式，政治文化体制下，所建构出的一套‘家国论述’。它以家庭中的父子血缘传承为基础，进而延扩出崇尚完整一统而又位阶井然的社会国家想象”。见梅家玲：《孤儿?孽子?野孩子?——战后台湾小说中的父子家国及其裂变》，《文艺争鸣》2012年第6期。
(16)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17)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18)一位法国学者这样来理解“痛苦”的意义：“痛是富有活力和感性的主体所特有的属性。因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灵，所以他觉得痛；因为他是一个抗拒暴戾、不公和残忍的有良知的生灵，所以他觉得痛；因为他是一个渴求生存但不仅仅是活着的生灵，也就是说是一个渴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表达自身蕴涵的潜力的生灵，所以他觉得痛。”贝尔特朗·维尔热里：《论痛苦：追寻失去的意义》，李元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19)比如伴随着卡车司机出现的，是不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据小说叙述，“这汽车是他自己的，苹果也是他的。我还听到了他口袋里面钱儿叮当响”，这位从事“个体贩运”的司机正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追求“个人先富”。诚如王德威教授所言：“那运苹果的个体户司机，开着破烂汽车出现在工农兵天堂里，不啻是一种新的‘典型人物’，召唤无产阶级对所有权的欲望，对剩余或附加价值的攫取。”王德威：《伤痕即景，暴力奇观：余华论》，《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0页。
(20)参见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30—334页；沃尔泽：《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转自刘擎：《自我理解现代转变与政治正当性问题的缘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1)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22)(25)(44)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上海三联书店，第34页，第4页，第111页。
(23)“伤痕文学”对“内伤”的揭示、对“文革”的否定，配合了政治上“改革派”对“凡是派”的斗争。反过来便也相应地从政治上得到支持。不过，这种互为声援只维持了很短暂的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1年，“伤痕文学”和大量反映个人和社会创伤的作品陆续引起广泛批评。暴露阴暗面太多，调子低沉等成为怀疑或否定“伤痕文学”的理由，而《向前看呵!文艺》《“歌德”与“缺德”》等文章都释放出中止“伤痕文学”的信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奖项揭晓后，《人民文学》集中刊发了评审委员的相关评论文章，沙汀在《祝贺与希望》一文中表示：“创痛巨深，不会一下忘记掉的，而且一定会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但是，我们不是为反映而反映……处理这些题材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只看到‘伤痕’，看到灾难，还得看到无数勇于‘抗灾’‘救灾’的人们。而只有这样全面考虑问题，作品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使广大读者受到鼓舞，在新的长征中奋勇前进。”(刊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以上都反映出当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疏导、控制的心态。
(24)“对决”借自对竹内好论述的理解，大意是指：应该深入对立面立论中有价值的部分，对其根本逻辑展开充分批判、有效转化。参见竹内好：《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徐明真译，收入薛毅、孙晓忠编：《鲁迅与竹内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26)(28)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
(27)历史学家黄宗智的研究认为：“‘文革’是这样一个运动，它既带来了个人政治生活对私人生活的侵犯，又导致了政治创造的现实对人们精心保留在内心深处的侵犯；毕竟，这一运动的目标不是人们的物质存在，而是他们精神世界的表达方式。”参见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收入《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黄宗智主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9)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页，第224页。
(30)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第205页。
(31)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畅销书”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32)贺美德(Mette Halskov Hansen)、庞翠明：《个人选择的理想化：中国农村青年眼中的工作、爱情和家庭》，《“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贺美德、鲁纳(Rune Svarverud)编著，许烨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33)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34)雅各布·尼德曼：《美国理想：一部文明的历史》，王聪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35)朱军：《黑色作为一种文学理想》，《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2期。
(36)《远行》对鲁迅精神的接续远不止这一处。比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回忆年轻时经历：“我要到N去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也是开启一个“去熟悉化”的程序：通过否定自己熟悉的世界而走上探寻真理的新路。
(37)参见钱理群：《“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收入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
(38)李广田出版于1947年的长篇《引力》也是一部现代成长小说，其主人公对“住店”就作出了精彩的隐喻式解读：“今天她对于这个宽阔安静的房间竟有这么深的感觉，对于‘店’的情调竟是如此浓烈啊!她暗暗地想道：大概以后也还是住店，大概要永远住店的吧?古人说‘人生如寄’，也就是住店的意思，不过她此刻的认识却自不同，她感到人生总是在一种不停的进步中，永远是在一个过程中，偶尔住一次店，那也不过是为了暂时的休息，假如并没有必要非在风里雨里走开不可，人自然可以选择一个最晴朗的日子，再起始那新的旅程，但如果有一种必要，即使是一个暴风雨的早晨，甚至在一个黑暗的深夜，也就要摒挡就道的吧。”李广田：《引力》，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39)有意思的是，当下中国文坛“80后”写作的代表者韩寒前段时间推出长篇《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如与《十八岁出门远行》相对照可发现：两位不同年代的青年作家在登上文坛时都选择类似“公路小说”的形式来表达“成人礼”的主题，两部小说都关注到了自我觉醒、从何处搭建“可选之项”等议题，其间的呼应与沟通，有待展开讨论。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当年的先锋小说将“个体”从语言秩序中解脱出来，一方面呼应了“纯文学”的想象，另一方面也在1980、1990年代之交被市场主义和消费主义所构建的个人主义的主体想象所规训、接纳。如果我们这样来看——18岁的“我”抚慰好伤口之后，在《1988》中重新上路，伴随着异质的想象力、不安于驯服的激情以及绝望中“未绝大冀于方来”的辩证态度(《1988》在藏污纳垢的环境中最后“托孤”一般留下健康的婴儿)——那么未必这么悲观。此外巧合的是，2012年5月，韩寒参加湖南卫视《成人礼》盛典，演讲题目就叫《远行》。
(40)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孙猛、徐江、李冬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第117页。
(41)王德威先生曾指出：“当社会潮流引导大家‘向前看’的时期，寻根作家偏偏反其道而行，不仅向‘回’看、向‘下’看，而且更要往每个人的内心里看。”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海外学者看现、当代中国小说与电影》，《想象中国的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1页。
(42)“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多已散失在民间，所以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寻根作家们在追求新的文学价值时，其实多半是把目光投向了未被意识形态内容遮蔽的民间文化，只有在这种非正统文化存在中才最大限度保留着民族自身的蓬勃生命力。”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43)参见拙作：《“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与“外部的批判支点”——“境况中”的文学及其释读》，《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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