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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判断
1.财政收入增长缓慢
1995年1—4月份我国国家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合计1429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25.1%，比上年同期增长14.1%，作为主要收入项目的工商税收为1098亿地，比上年同期增长12.3%，其中消费税比上年同期增长70.3%，增值税增长18.3%，营业税增长26.8%，但财政收入的增长赶不上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财政收入弹性进一步下降。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主要是受外贸企业出口退税和关税下降的影响，1—4月份外贸企业出口退税减少收入245亿元， 其中绝大部分是上年结转过来的应退项目，关税在进口增长14.5%和人民币贬值等有利于增收的条件下，1—4月收入7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9.7%。参照1980—1994 年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对GDP的弹性系数进行预测， 再考虑前两年我国财政收入有超常增长因素，估计1995年财政收入弹性系数为1：0.7，如果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20%，据此推算，1995年我国财政收入可望增长14%左右。
2.财政支出高速增长
在1994年财政支出增长25.4%的背景下，今年1—4月份我国国家财政支出（不含债务支出）合计1505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23.7%，比上年同期增长28.9%，是近年来同期支出增长最快的。而在财政支出中，预算安排的重点支出项目增长较快，其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比上年增长28.3%，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增长32.5%，但增加较多的仍主要集中在经常性项目下，其中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379.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5%，行政管理费支出150.7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2%，价格补贴支出62.9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7.3 %， 而基本建设支出仅49.50亿元，比上年同期还减少了1.3个百分点。由于建设性支出的严重不足，必然诱发基本建设资金缺口，从而导致信贷资金挪作和垫作财政性支出， 造成信贷资金的财政化， 从而降低了银行信贷资产的质量。1995年我国物价上涨的势头依然强劲，物价上涨会直接牵动财政支出的增长，因此，控制财政支出过快增长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3.国债发行顺利进行
从1995年1—4月份财政运行总体情况来看，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增长14.8个百分点，财政收支逆差76亿元。1995年我国国债规模预计为1537亿元，其中凭证式国库券占发行总额的67%。截至5月20日， 全国已发行三年期凭证式国库券960.16亿元，完成发行任务的92.2%，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83%。但由于国债发行过于集中，1000多亿元凭证式国库券以一种方式集中上市，使国债发行与投资者闲置资金在时间、数量上不相适应，不仅引起储蓄搬家，而且使国家财政的融资成本提高，加剧了未来的财政赤字；而且针对财政支出而言，国债收入集中入库，致使大量财政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存于中央银行的财政存款没有利息），不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周转效率，也增加了三年后国债还本付息和银行柜台提现的压力。
主要问题
1.财税体制改革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财政收入的增长越来越跟不上经济的高速增长。1994年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以分税制取代预算包干制，达到保证中央财力和加大中央财政调控力度的目的。但是由于继续保留了划分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做法，并且把分税制简单地理解为不同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划分，所以执行起来就不得不继续依靠原来的预算差额包干做法。从财税体制运行一年多的实践来看，划分企业和预算包干制度稳固了地方收入的增长机制，却制约了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致使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趋于下降，1993年为33.4%，1994年下降到32.9%。由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没有达到预期的增长目标，导致财政收支的平衡即使在控制财政支出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国债发行和一些临时性的增收措施来解决。
2.国家财政收入资源流失严重
我国财政收入资源流失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税收流失上，这种流失主要通过偷税、漏税、抗税、骗税、避税以及名目繁多到处泛滥的税收减免、优惠等具体形式表现出来。据有关部门估计，现在30%的国有企业，60%的合资企业，80%的私营企业偷税漏税，至于流动商贩100 %的偷税漏税。1994年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查出违纪金额204亿元， 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3.9%，至于尚未查出的数额则是一个谜。 以税制健全、征管严密著称的英国，税务局估计1993年逃税额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8%，相当于500亿英镑。据此进行推算，我国1994 年内生产总值为43800亿元，如按逃税率6%计算，则逃税额高达2628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50.7%，税收流失由此可见一斑。
3.预算外资金急剧增长，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日显其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放权让利措施的不断扩展，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过分地向地方、企业和个人倾斜，预算外收入增长势头非常强劲，由1979年相当于预算内收入（扣除国外借款收入，下同）的41.1%，提高到1992年的97.7%，其递增幅度大大超过同期的预算内收入。过快增长的预算外资金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的资金来源，削弱了财政所应该起到的宏观调控作用。不断膨胀的预算外资金，使社会资金分配格局发生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宏观调控和银行信贷资金的管理。
4.国债规模大幅度增加已成为影响我国财政政策运行的重要
因素
我国财政收入虚增与支出刚性之间的矛盾突出地反映在债务规模上，“八五”期间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每年平均增长14.7%，而财政支出（不含债务支出）每年平均增长15.6%，支出增长速度高于收入增长速度0.9个百分点，导致债务规模不断扩大。 国际上通常将财政赤字（按国际惯例， 将债务收入列入赤字计算）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作为财政状况恶化的警戒线，以此来衡量中国财政状况， 1983 年为0.8%，1990年为2.9%，1991年为3.3%，1992年为3.8%，1994年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2.7%。1995年我国国债规模预计为1537亿元， 占当年财政预算收入的27%，说明中国财政运行状况不容乐观。国债规模的日益膨胀已成为左右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因素，并使得有关国债的发行流通与清偿等制度安排都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潜伏着严重的债务危机。而财政赤字衍生的国债利率，其变动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利率工具的运用也有一定的冲击。
政策取向选择
1.支出政策：以紧缩为特征的结构性调整
我国的财政支出分为经常性财政支出和建设性财政支出，经常性财政支出主要是工资性支出和公务费用支出。我国政府机构虽经一定程度的精简仍显臃肿，因此，必须结合政府职能转换工作，下决心压缩“吃财政饭”的人员编制，以减少国家财政行政性支出。同时要汲取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制定合理的开支标准，建立行政经费支出的考核指标体系，并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以便切实控制公务费用支出；对于建设性支出，应本着紧缩的原则，严格控制预算内基建规模的过速增长，在继续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运输、原材料等基础行业投资的同时，大力压缩非重点建设项目费用支出，确保国家重点建设。
2.税收政策：严格以法治税，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新税制的实施，为严格依法治税创造了有利条件。1995年要结合企业用工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逐步规范化的基础上，选择适当时机开征社会保险税，用于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在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努力推行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逐步提高其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继续加大打击伪造增值税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等涉税犯罪活动的力度，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资源的流失。
3.财政监督：规范企事业单位的财务行为，严格控制工资性支出和社会集团消费
对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目前正在进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工资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其工资调整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擅自突破增资标准；对于企业单位，近期更应加强对其财务活动的监督，防止借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之机，攀比工资、乱发奖金或津贴的行为，确保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不超过实际利税的增长、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不超过本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社会集团消费方面，要结合反腐败斗争，严肃查处任意挥霍国家资财的行为，严格控制社会集团消费的增长。
4.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财政政策引导：控制预算外收入的过度增长，规范资金的使用方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向地方下放财权，对企业放权让利，致使预算外资金项目迅速增加，数额急剧增大，一些地方预算外资金收入甚至超过了预算内收入，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严格划清预算内和预算外的界限，不得任意扩大预算外收入的资金范围，也不能将预算外开支的费用挤用预算内资金；严格实行预算外资金专款专用，原则上不得挪用，特别要防止将其它用途的预算外资金用作基建投资；严格预算外投资立项的审查工作，切实控制预算外投资的迅速增长。
5.国债政策：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国债制度，合理国债发行规
模
由于国债的还本付息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预计将由1993 年的247亿元增加到今年的860亿元，相当于中央财政预算收入的26.7%， 再加上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政府通过发债所筹集的资金投资回报不足以弥补还债支出，借新债还旧债会使债务规模越来越大。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一般认为国债余额不应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45%。 我国目前国内债务余额所占比重虽然较低，但就中央财政来说，债务依存度已高于世界上债务较高的国家水平，发展趋势值得注意。因此，在作好国债发行工作的同时，要着手建立债务预算制度，增加债务资金使用的透明度。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中央银行将逐步加强公开市场业务的作用，通过吞吐国债进而达到减少或增加货币供应量的目的。因此，财政和银行需要在国债发行量、发行期限、发行利率、发行时间等许多环节上加强协调。财政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补充重点项目的资金不足，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银行通过购买国债，减少货币扩张能力，调节货币供应总量，这正好适应既要从紧控制总量、又要调整需求结构的“适度从紧”的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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