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圕”字的发明与使用史探析 *
□苏全有
摘要 作为“图书馆”三个字缩写的“圕”字发明于何时？众说纷纭，大致时间是酝酿于1924年或之前数年间，1926年杜定友日本之行使之明确化。发明的促动因素，在于节省书写笔画。20世纪20年代末，得到了日本和我国“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认可。“圕”字的使用一直延续至今，其中20世纪30年代较为流行，其他时段较少。有关“圕”字的社会认知，民国时期以认同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否定论有所抬头。未来“圕”字还会继续存在，并产生新的影响，升华出新的意义。
关键词 圕 杜定友 中日交流
“圕”字作为“图书馆”三字的缩写，学术界对之有一定研究。在国内，主要是范凡的论文《杜定友访日开启中日图书馆学双向交流的“圕时代”》[1]，该文的主旨在于提出了1927～1951 年之间的“圕时代”，同时也梳理了“圕”字在日本的使用情况；此外，康君的博客文章谈到了有“圕”字的藏书票及藏书印[2]，另有新闻报道有所触及[3]。海外方面，主要是日本松见弘道所著《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家——杜定友》[4]，文章介绍了“圕”字在日本的使用情况，包括《圕》《圕研究》等刊物的创办。总体来看，“圕”字的身世问题仍处于模糊和朦胧的状态，如发明时间及过程、社会反应、使用情况等，都有待于深入细致地研究。
1 “圕”字的诞生
“圕”字的诞生，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发明时间和发明权的归属，二是发明的缘由及其确认。
1.1 “圕”的发明时间及发明人
首先，“圕”字是后造字。“圕”字在我国古代，本人经多方爬梳，基本上可以断言应该没有，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检索到的清代木犀香馆刻本、胡培翚《仪礼正义》卷十八及清代稿本、蒋清翊《纬学原流兴废考》卷中的“圕”，是误讹！所以，这是后造字，当无疑问。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乡村在国家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乡村的富庶是我国盛世历史的标志，也留下了数不清优美田园浪漫诗篇。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关系曾历经分离、对立、统筹、一体化，终回归于融合。[10]9推进乡村振兴，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为根本遵循，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对标最高最优最好，既要有“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更要有久久为功的韧性，驰而不息的坚守，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总要求扎实推进。
那么，“圕”字是谁发明的？何时发明？目前学术界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发明人杜定友，而是发明的时间。
一说是1924年或更早：王启云在《图书馆学散论》一书中说，圕字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于1924年发明的[5]。这是指明杜定友发明“圕”字的最早年份，可惜没有注明出处。1951年杜定友出版的《新圕手册》弁言注曰：“圕：代‘图书馆’三字，仍读曰‘图书馆’，为1924年编者所创造。”[6]1987年，杜定友之女杜燕在《慈父杜定友回忆录》中载道：1924年“9月，受聘兼任江苏第二师范学校，讲授圕学课程。在这期间，父亲创造发明了‘圕’新字。因为做图书馆工作，三句不离本行，无论在写作文字上或图书馆工作上，都嫌‘图书馆’三字太麻烦，将三个字并成一个字，‘三合一’成为一个合体字‘圕’，多简单方便呀！我的见解是一个大框中都是书，这不就是图书馆了吗？！”[7]这里杜燕提到的“在这期间”，有可能不是单指1924年，而是1922-1924年之间(即杜定友留学归国初期)甚至更早。
一说是1925年：关于“圕”字，日本认为是自己所创。《大汉和辞典》载：“这个字是于1925年(大正14年)在日本创造的，用来表示‘图书馆’的含义。”“虽然被称之为‘国字’(即日本人创造的汉字，并非来源于中国)，但这个字的作者是中华民国人杜定友。因‘在日本创造的汉字便是国字’，所以将其归类为‘国字’。”[8]
(1)金敏甫编《中国现代圕概况》，广州圕协会，1929年。
杜燕对于“日本圕界人士对父亲创造的‘圕’新字极为赞赏，并以此字作为新创杂志之名称，以作纪念”十分认可，认为这是“友邦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我们中国人强[10]”。
王子舟在《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一书中说：民国十五年(1926)，杜定友因在图书馆学著述中，大量重复使用“图书馆”三字，嫌其笔画繁多，于是就想到了能否简化，并发明了用“圕”来代替，读音仍旧[11]。这里，也是强调杜定友是在1926年发明“圕”字。
最晚的说法是1927年：1943年，钱亚新在《文化先锋》上发表《图书馆漫谈》一文，文章第一部分是“从‘圕’谈起”，文章道：“‘圕’是什么字？康熙字典上查不到，中华大字典上也查不到，就是较近出版的《王云五大辞典》上，仍旧查不到。但是无论何人一看，稍加思索．就不难望文生义的。一瞧，这字的四周是一个‘口’，不是像一所房子吗？中间放着的不是‘書’吗？放着‘書’的房子不就是图书馆吗？因此这字的形体与图书馆三个字虽然不同，但其声音和意义，却与图书馆完全一致的。”“这字在字典上没有，那么是谁创造的？是一位现在大名鼎鼎的‘圕’学家杜定友先生。据说杜先生于民国10年自海外学成回国，就立下了一个心愿，决定以全副精神，来倡导我国的‘圕’，为其终身的职业。大约在民国16年，有一天，杜先生坐在‘圕’中，埋头苦干，偶一环顾，但见四壁图书，琳琅满目，生生欲动，似有所言。杜先生不觉触景生情，觉得再没有比‘圕’一字，更能把整个的图书馆之意义表现得更清楚而确切的了。他高兴得无以复加，他随手濡笔挥毫，写成一篇讨论的文字，题为‘圕’，送登中华图书馆协会主编的《图书馆学季刊》，与海内同志作为商榷[12]”。
尽管是杜定友的学生，可钱亚新回忆文章提到杜定友发明“圕”的时间是民国16年，即1927年，有误。
上述说法以1924年和1926年最具代表性。在今天看来，简单地将发明时间固定在一个节点上，并不足取，因为杜定友发明“圕”字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有一个过程，大致时间在1924年或之前数年间即有酝酿，1926年日本之行使之明确化。
至于发明人，本不存在争议，主要出入在于对日本的作用的认定上。对此，日本夸大自身作用不符合事实。正如陈伯逵所道：“‘圕’字乃‘图书馆’三字之简写。始创者，为南海杜子定友，杜子为吾国近时国学专家之一。致力于圕界，已近十载。今夏东渡日本考察彼邦之圕情形。牍次，以此字告之。彼邦人士，如获拱壁。更发行杂志，以此字命名。最近寄来多本，我国人士咸曰：‘此日本之新字也’。一字而兼三字之意义，可称为文字上之别开生面者。而究其实际，至为可笑，盖此字确实是国产，非日货也。杜子创造也，久矣。其于行文之间，亦用之久矣。惜他人未敢用，而日人用之，故觉来自日本。是犹日人信仰阳明学说，于阳明之学，多所阐发。故吾国人几疑‘即知即行’之说，亦日本之学也。先后一辙，良可叹也，换言之日人所以用之之原因，即得于阳明‘即知即行’学说。事事如此，故其民强，其国亦强[13]。”
附带提及，20世纪下半叶“台湾媒体报道，念做‘图书馆’的‘圕’，一个字有三个读音，有一说这个字是毛泽东为了简易自创出来的[14]”。
1.2 “圕”字的发明缘由及其确认
作为民国时期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杜定友之所以发明“圕”字，正如上文所及，确实有节省书写笔画的初始意图。对此，他曾有详细的阐释。
思维导图又叫心智图，是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的图形思维工具，它简单，却又极其有效，是一种革命性的思维工具。思维导图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层级图表现出来，把主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链[3]。在无机化学的授课过程中授课教师可以利用思维导图来引导学生理清学习内容的思路。协助学生更好的学习无机化学的知识。如在讲授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时，可以引入思维导图，方便学生理解，提高学习质量（见图1）。
1926年10月15日，在上引日本人创办的杂志《圕》上，刊载有杜定友用英文书写的声明：我创造的这个“圕”字，让中国和日本的朋友都更方便。因为“图书馆”这个术语使用很多，生活中可能需要写上成千上万次。而使用这个简写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圕来自“图”和“书”，外面的“口”子框，汉语意思是“边界”或“地方”，比如“国”和“园”，它这里表示“图书馆”，藏书之地。如果我们去掉下面的一横，意思就是“图书”，或者“藏书”，像 M，F先生说的那样“这个字没有地板”。[15]
198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标准局推出了《最常用的汉字是哪些——三千高频度汉字字表》，本字表是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字频统计表》中抽印的。现代汉语字频统计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局下达的科研项目，由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处共同研制。该项成果是从1977年至1982年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亿三千八百万字的材料中抽样一千一百零八万余字，利用计算机统计的。其中“圕”字使用了311次，频度是0.0026，累计频次97.84[55]。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圕”字是最常用的汉字之一。
1928年，日本《圕研究》杂志载文《关于“圕”一字》，认为“‘圕’一汉字为中华民国杜定友先生创设，因为其论文中大量出现相同字符，考量到经济便利等诸多因素，因而创造了‘圕’这一汉字。”“本杂志所使用‘图书馆’一词约350处，若使用‘圕’代替，可以节省将近700字[17]。”
上引材料说明，杜定友发明“圕”字，动因出于便捷、节约，且能形象代表图书馆，同时有助于图书馆的宣传。至于“圕”字的确认，体现在国内外两个方面。
此外，还有一些论著提到“圕”字。1987年杜燕说：父亲之所以毕生投身于圕事业，是基于从小头脑中就有一个分门别类的观念。感到办什么事都需要有分类的方法，事情进行才能简便顺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办事方法。所以我的父亲也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圕学专家”[51]。2000年喻丽清著《飞越太平洋》收有《圕的奇遇》一文：圕，这个字是谁先用的，我不知道，只知道我上大学时，写到“图书馆”这三个字就发懒，以后便用了圕来替代。一个大房子口里面全装上书，不就是图书馆吗？[52]喻丽清生于1945年，她上大学期间应该在20世纪60年代，可知当时台湾在使用“圕”字。2011年，徐国能著《文字魔法师》提到了“圕”：中文字真像魔术师，让孩子玩出惊奇、玩出乐趣！更妙的是，只是一个字，就能代表三个字，你知道(圕)是由哪三个字组成的吗？[53]同年，殷晓岚编辑《竺可桢全集》亦称，《全集》所收文献纵亘1916～1974年，计59年，历经中国现代史各个重要发展阶段，其中使用的语言文字，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如“图书馆”用为“圕”等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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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钟履《北平协和医学院圕馆况实录》。
钱亚新也分析了“圕”字被确认的原因，他说：“因为这‘圕’一字，既能表情达意，又便于书写，兼之与我国六书造字的原则也相契合，所以为时不久，即风行全国，甚至日本国界，也一见倾心，就正式采用，不遗余力了。后来经过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年会通过请全国的‘圕’界、学术界、出版界一体采用。所以现在不但书报中可以见到，就是一般的民众也都认识和使用了。甚至最新的电报号码书里也已录入。如其有人不信，那么请查一查0959这个电报号码，到底是代表什么字呢？[25]”
1935年交通部将“圕”字列入电报号码中，这是对“圕”字的最好确认。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图书馆界先后两次提议将“圕”字列入电报号码中。193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四次年会上，严文郁提出“请协会转呈交通部将‘圕’一字列入电报书内以利电讯而省费用案”，“于震寰报告‘圕’字交通部已于民国二十四年编入明密电码新编书中……此案不必讨论[26]。”1941年，上海图书馆卡片表格用品及书报杂志供应商中华图书馆服务社，函请中华图书馆协会呈请教育部转咨交通部，将“圕”一新字编入电报书内，以利公众通讯之需[27]，以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专文呼吁，“甚望本会会员及各界注意利用，以资推广[28]。”
日本以“圕”字取名办刊，中华图书馆协会议决“圕”字提案及列入电报号码，是对“圕”字的最好确认。
“圕”字的发明及其确认过程，于此终得厘清！
2 “圕”字的通行状况
杜定友发明了“圕”字之后，直至今天，其使用的情况如下：
2.1 民国时期的通行状况
报刊方面：
上海图书馆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共收录了两万多种期刊、上千万篇文献，加上《新闻报(1893～1949)》《时报(1904～1939)》《小报(1897～1949)》等近代报纸，从上述报刊题名中检索“圕”字，共计使用2553篇，其中近代期刊2513篇，中文报纸40篇。至于主要载体，见表1。
表1 近代报刊有关“圕”字的使用次数
从表1可知，图书馆类报刊是使用“圕”字的主要载体，其中，《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最具典型性。数十家有关图书馆的报刊的使用，显示出图书馆界对“圕”字认同的广泛性。
就年度而论，上列报刊1927～1929年间51篇，1930～1939年间1989篇，1940～1949年间513篇。
再看《申报》，全文检索“圕”字，合计120次提及，其中1929年2次提及，1930～1939年间61次提及，1940～1948年57次提及。最早提到“圕”字的是1929年1月31日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之第二日》，写道：“杜定友提采用‘圕’新字案，议决通过”[29]。12月14日有广告也采用了“圕”字：“自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九年一月十三日”期间，“优待圕，照实价八折又八五扣，无赠。平时所持之八折劵暂不用[30]。”
《大公报》合计90次提及“圕”字，其中1929年1次，1930～1939年间67次，1940～1949年间22次。和《申报》一样，最早提到“圕”字的是中华图书馆协会通过杜定友提议的“采用‘圕’新字案”[31]。
综上可以看出，“圕”字的使用在报刊领域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20年代很少，40年代次之。
图书方面：
“圕”字在民国时期图书领域的通行状况，相较于期刊要少许多，代表性的图书有：
还有一种说法是1926年：日本人之所以认为“圕”字诞生于日本，与杜定友访日有关。1934年，间宫不二雄在日本《圕研究》上发表《“圕”一字生立记》一文，记载了他与杜定友之间的一段谈话。1926年7月“某天夜里，我们作为图书馆的从业者，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得不越来越多的在论文中使用‘图书馆’三个字。然而同时写三个字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三个字笔画加起来都要40划了，实在是降低效率，并且也不利于节省纸张。杜先生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件事情，并且采用‘圕’这一汉字来表示图书馆的含义(关于此事的记述发表在大正15年10月15日发行的《圕》杂志卷首)，并对此询问我的意见。我认为，汉字就应该随着需要不断创造。恰巧也有人提出要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增加外国的词汇(Word)。并且，‘圕’一字的外形也深得我心，因而我更加赞同采用这一汉字。当时正我在筹划发行与圕相关的杂志，决定这一汉字铸好字型从杂志的创刊号一直刊印到第六号。我将这一计划告诉给杜先生后，杜先生十分开心，并希望杂志能够早日面世。新杂志准备妥当，并于大正15年10月15日以‘圕’为标题发行了第一卷第一号。内容中‘图书馆’三个字全部以‘圕’代替，我将杂志也送与杜先生等熟人。”文尾间宫不二雄总结认为，“中国人作为父亲，日本作为其诞生地，新出生的‘圕’在中日两国之间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作为倡议者的杜先生一定对此十分满意，我作为这一汉字的‘助产婆’，也十分希望这一汉字可以健康成长。”[9]
高良乡苗族有多少个芦笙调，采访了许多人，答案都不一样。杨家葬礼上组织者杨树彬十分肯定地说有360调，其中葬礼用的有160多调，其余都叫杂调（用于踩花山等活动）。
(2)宋景祁著《中国圕界名人录》，瑞华印务局，1930年。
(3)中华圕协会执行委员会编纂《中华圕协会第二次年会报告》，中华圕协会事务所，1933年。
(4)《复旦大学圕图书目录》，1933年。
(5)杜定友《圕表格与用品 附商务印刷所圕部目录》，商务印刷所，1934年。
(6)徐旭著《民众圕实际问题》，中华书局，1935年。
(7)杜定友编《普通圕图书选目》，中华书局，1935年。
(8)杜定友编《圕学讲义大纲》，1937年。
选取西宁市36年生不同密度的油松纯林，各林分的海拔、坡向、坡位、坡度等基本一致，抚育措施基本相同。在不同密度林地内设3个具有代表性的样地(20 m×20 m)，测定样方内油松的生长状况。
3.种植耐病的玉米品种。比如之前提到的鲁单50和中玉4号等，虽然是耐病品种但也可能染上病毒，所以需要在玉米安全播种期进行播种，这样控制效果才能更加明显。
(9)浙江省地方行政学会编《地方行政圕藏书目录》，浙江省地方行政学会，1941年。
(10)杜定友编《圕管理程序》，广东省立图书馆、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1942年。
(11)杜定友编《国立中山大学圕学讲义》。
近两年足球这项运动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校园足球火爆一时，各个地方出现了大小规模不同的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这都形成了良好的足球学习氛围.长春市各个高校也应该紧贴时代，加强教师足球水平培训，形成自己鲜明特色的大学足球课程.
(12)陈峥宇《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圕中日文书目》。
在我国，1929年1月底，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召开，29日上午分组会议，行政组讨论“杜定友提采用‘圕’新字案，议决通过[22]。”年会上还通过了“组织地方图馆事业指导圕案”，“圕上冠以地方两字者乃专指属地方性质之小规模有如市区村乡等[23]”。该会1933年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概况》中第一项“图书馆行政之促进”，列入了“圕”字的推广要求：“‘圕’新字 此新字乃图书馆三字之缩写，于图书馆界同人事务上极为经济便利，故应用颇广[24]”。
此外，杜定友还另著有《圕分类法》《圕目录学》《圕选择法》《圕学概论》《圕学辞典》等[32]。
一些出版机构也设有专门的圕部，如商务印书所等[33]。
1950年，金天游编著《图书馆基本工作简本》中有“介绍苏联圕推广工作的一些经验”的篇章[43]。2014年，王波著《可爱的图书馆学》中就收有为王梅《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与感性》一书所作的序言，题目是“圕林盛放一枝梅”[44]。2015年，王启云著《图书馆学散论》第五部分主题就是“圕人堂梦想与实践”[45]。
需要强调的是，1932年5月初版、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收有“圕”字，解释为“‘图书馆’之略字”[34]。
准确称取样品10.0 g（精确到0.01 g）于50 mL离心管中，加入10 mL乙腈，涡旋10 min，加入3～4 g NaCl（140 ℃，烘烤4 h），涡旋1 min，在5000 r/min下离心5 min；取上清液1.5 mL，加入30 mg PSA和50 mg无水硫酸镁，振荡1 min，10000 r/min下离心5 min；取上清液过0.22 μm有机滤膜，待测。
至于那些没有“圕”字的图书，在图书馆也有可能被加盖带有“圕”字的馆藏章。如1946年“杜定友掌广东省立图书馆，在图书加工时，发现图书加盖馆藏章，有些图章因面积大，既费印泥，又有污及字、画之虞，于是他特设计出仅有指甲大小的‘廣圕’藏书印(直径1.5厘米)，阳文圆形，字画简洁对称，非常美观。”[35][注] 杜定友之女杜燕说，“廣”字实为“广”和“东”的合体字(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杜定友文集(二二)[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288). 杜定友曾说：“藏古书几十万册，印泥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这是当代图书馆学者所没有注意到的。”[36]几十万册藏书，就有几十万个“圕”字加盖。
所有患者干预前、干预后6个月使用中文版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进行评价。干预前由研究小组成员当场发放并收回，干预后6个月时与患者电话随访时进行量表的填写及回收。
2.2 新中国成立后的通行状况
报刊方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圕”字在报刊领域的使用，初始以《文物参考资料》杂志为代表。该刊设有专门的图书馆、博物馆介绍专栏，“图书馆”三个字就是以“圕”代替。在1950～1951年间，该刊在提及“图书馆”时，多以“圕”代替。如1950年《东北区图书馆工作者暑期实习班总结报告》一文摘要：“东北图书馆此次利用暑假期间举办了图书馆工作者暑期实习班，参加者有沈阳，哈尔滨，吉林，辽东各地图书馆人员，包括公立圕三个单位，机关圕十七个单位，学校圕三十四个单位共六十人。”[37]又如1951年《关于西文书的标题目录》一文摘要：“近代西洋的，尤其美国的图书馆学传入中国后，我国各圕的西文书编目或整或残地搬用着美国圕的整套编目法。法字典式目录是美国圕搞出来的新花样，当然也被我国袭用着[38]。”
1954年，《浙江图书馆馆刊》载文《新建小型圕怎样进行编目工作》，其前言写道：“圕，乃是搜罗一切或一些人类文化在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各方面所创造出来的精华之记载，用了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整理它们，保存它们，以便利广大群众使用，并进而主动地帮助他们接受为完成新社会建设事业所必需之知识的文化中心。由于这一个特质，就规定了圕的工作，是必然有它一些特定的步骤、过程和方法的。圕工作者为了能够很好地达到上述的目的和完成上述任务，就必须深切地了解和学会它们，即是说必须学会做好圕的基本工作[39]。”
1979年，《读书》杂志上刊登了范玉民的文章《“圕”必须四门大开》，称：“几十年前(究竟多少年我没有考证过)，有人建议将‘图书馆’三字缩写成‘圕’一个字。这事未见流行，因一个字读三个音，大家不习惯；建议者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却变成了一个不幸的预言，‘圕’真的一度变成囚禁图书的监狱[40]。”
1987年，《图书馆杂志》第4期刊登了钟宁的文章，认为“圕”是“藏书楼的古朴定义”，而“现代图书馆是时、空都开放的动态平衡系统”，因此主张将“圕”字下面的一横省去，“字形不失原义，新义明显：藏书楼转变为现代的开放的文献信息中心”[41]。
2009年，《合肥晚报》转发了来自台湾的一则消息：一个“囗”中间一个书本的“书”，这个字你会念吗？其实“圕”念做“图书馆”，一个字有三个音，相当少见，这个字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颁奖典礼上考倒了许多人，就连教育主管郑瑞城都坦承不会念，连忙查字典恶补。台湾师范大学的老师陈廖安说：“囗代表图书馆的范围，‘圕’当初设定就是图书馆的意思，若是圕字下面少掉一横，这个字就念做‘图书’[42]。”
可以初步分为专业岗位(通讯、云计算、软件、财务等)、管理岗位(营销、行政、客服等)、公务岗位(教师、公务员、军官等)、私有岗位(创业者、自由职业等)四级，按照不同的岗位层级进行分类培养。
近几年来，围绕着“圕人堂话题”，《图书馆报》先后发表了30多篇文章，内容涉及图书馆的多个方面，“圕”字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为业界所关注。
《图书馆报》之外，《闽南日报》《中国研究生》《图书与情报》《大学图书馆学报》《高校图书馆工作》《山东图书馆学刊》《中国教育信息化》《河北科技图苑》等报刊也围绕着“圕”的主题刊发了十多篇文章。
图书方面：
书名带有“圕”字的有195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杜定友《新圕手册》，1954年商务印书所圕用品部出版的杜定友《圕表格用品说明》，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陈进主编的《圕·梦想之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120周年纪念文集》。杜定友编《圕建筑与设备》未曾出版。
1951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刘子亚辑《图书馆推广工作的开展》和197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刘子亚辑《图书馆推广工作的开展》，这两本书虽然书名没有“圕”字，可内容涉及图书馆的多用“圕”代替，且数量巨大。
这一下震惊了李老师，李老师就是有学生来告状，然后就发现了这些罪证。看见这些东西，李老师的脸也红了，整个办公室的老师们得知情况后都傻了，李老师意识到情况很严重。但怎么样也想不到原因是周小羽讲的这样，因为她当时也没容许周小羽再分辩。她当时就在心里想，哪个老师看见会不生气啊！在她看来，这些画充满着黄色和暴力，有些是男女一起的，有些是打架的，有一张李老师记得很清楚，那就是一个人被绑在板凳上，旁边一个人在拼命地用灌木刺打着。那画面让她想起电视上那些私设刑罚的场景。这么一个小孩子，哪里学来的这些东西，所以，她是一定要上门家访的。这个孩子这样下去就不行了！
辞典类：
（3）相关配套设施不够完善。就当前我国畜牧养殖现状来看，存在很多养殖场地址选择不当、相关配套设施不够健全等问题。在选址的过程中没能予以实地考察，这样的后果就会直接导致养殖场的周边环境恶劣，养殖条件不高，容易滋生细菌，致使动物极易患病。
1955年出版的《同音字典》将“圕”附入“复词的略字”，解释为“图书馆”[46]。1994年由冷玉龙、韦一心主编的《中华字海》是收录汉字最多的大型字书，书中道：圕是“图书馆”三字的缩写[47]。2001年，吴光华主编《汉英辞典(新世纪版)》称，“图书馆”俗作圕[48]。同年，许嘉璐主编的《汉字标准字典》也提到，圕是“图书馆”三字的缩写[49]。杜燕认为，现在我在《汉语大词典》中也发现了这个字，但解释非常简单。只说：“这‘圕’字当作图书馆三字使用”[注] 查阅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大词典》，并未发现收录“圕”字。 。没有说明这字是属于“合体字”的性质。更没有提到这字的来源，为什么要“改革简化”？是谁发明的更不提了[50]。
杜定友发明了“圕”字之后，首先得到了日本图书馆界同行的力挺。1926年杜定友访日后日本就创办了《圕》杂志，正如杜定友所道：“今夏定友旅行日本，偶及此字，颇为彼邦人士所赞许。日图书馆界，特发行杂志一种，则以此字为名称，藉以提倡，并永久纪念定友旅日之行云。……日人对于新制之采用，其神速有如此！现该字已通行日本全国图书馆，则我国固未可后人也[18]。”1984年，松见弘道在日本图书馆情报学会主办的刊物上载文说，“距今56年前杜老在间宫家逗留期间详细说明了自己所设计的‘圕’字并完全博得间宫老共鸣的基础上而确定下来的。关于这件事，在《圕研究》总第7卷第4期上刊有杜老的回忆文章[19]。”间宫家在日本大阪市北区木幡町21番地[20]，1928年，间宫主持建立的日本青年图书馆联盟创建了联盟刊物，刊名就叫《圕研究》[21]。
1927年12月，杜定友发文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定友从事于图书馆事业，将近十稔，间常与友朋通信往还，及偶属笔为文，无不及‘图书馆’三字。数载以来，书此三字，不知几千万次。……窃以‘图书馆’三字，笔画繁多，不便书写；撰述之时，每感‘欲速不达’之苦，且于时间精力两不经济。因私拟‘圕’……以代之。读音则仍旧，按此新字从□从书。……此字除书写撰述之外，亦可作为我图书馆界之特殊符号。犹国旗之于一国，会章之于一会；令人一望而知，以引起各界人士，对于图书馆之注意。深望各同志一致采用，于时间精力，或不无少补也[16]。”
以上就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圕”字的通行状态。
3 对“圕”字的社会认知
自从“圕”字诞生的那一天起，社会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说来，民国时期以认同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否定论有所抬头。
试验结果表明：一是地膜种植，尤其是可降解地膜（白地膜）种植能够起到增温保湿作用，提前了马铃薯的生育进程，增强了马铃薯的田间长势，提高了产量、平均商品率，增加了产值，在作物后期严重干旱的情况下地膜种植有利于提高产量。降解地膜在作物开花后开始降解，保湿作用不明显，但地温低，有利于块茎膨大。二是秸秆覆盖带状种植在马铃薯苗期到开花期有利于作物生长，但在严重干旱时不具有保湿作用。建议在今后的马铃薯生产中将地面全膜种植作为陇西县马铃薯增产技术之一大力推广。
3.1 民国时期的完全赞同观点
从造字之规则条例出发，朱香晚认为，“是字，合于字例之条者也……亭台营寝之属，所谓画省而意存者也。其圕为图书馆，则郲饶鹿角之属，所谓一字重音者是也。言立具而方策之事趣约易，国之笔画不改，正名者必来取法矣。”胡朴安也说：“图书馆作圕，揆之六书颇合会意之例，口即圍字象图书馆四圍之壁……”[56]合乎“字例”是认同的依据。
从字形、字音上，陈伯逵指出，(一)字形上之构造：“口字，象回币之形，具地方之意。中间置一‘书’字，即命意书之四周，围成馆屋，成为藏书之地方。则‘图书馆’三字之意，不期然而包含于其中。字之已成立者，有‘囷’字，囷者，廪也。藏谷之所也。禾之四周，围以屋，故藏禾之所，即为囷。以此证彼，故‘圕’在字形构造上，可以成立。”(二)字音之读法：“吾国字音，固每字只有一音，未有一字同时读二音或三音者，故多数人以为此字在字音上，不能成立。但经作者一再搜寻，偶得数字”，如“
”“读合同”，“糎”“读米厘”，“此类之字甚多”，“故此字之字音亦可成立”[57]。受该文的影响，有学生也认为，“圕”字“是值得研究的，如在‘圕’字学界的撰述，更是极用待着的。”[58]
从简写的角度，戴志骞强调，我国图书馆界若采用“圕”等简写字，“则于用者读者之时间，经济及精力上，当节省许多也。深望我国圕界同志，群起采用之。尤愿海内同志，仿杜君先例，而继承此类简写法焉。”陈伯逵对简写亦颇认同，在他看来，“夫杜子所以造此字，盖一在节省精力与时间。如写‘图书馆’三字，须写四十一笔。若用此新字，可省写二十八笔。若写草书，仅六笔耳。二在节省纸笔墨印刷之费，其理甚明[59]。”
还有不满足于仅仅发明“圕”字，而要更进一步者。如容庚发表感言道，“杜定友先生特创圕字以代‘图书馆’，非特圕之受其赐，即与圕有关者，亦咸受其赐，其风行可无疑也，余因之有感矣！……吾国名词多为复字，使能应用圕字之理以改革其他复字……则其禆益必更多，甚愿由先生主其事，选出若若复名词，征求圕人作答，择其可用者为认字书，是亦新事业之一端也，质之杜先生以为如何？”宋景祁也“希望国内外同志悉心研究，更有文字上之发明以供各界之采用”[60]。
此外，另有强调推广宣传者。如朱家骅提出，“新造圕字虽根据六书，而厥用未广，文告急宣三人弗识，将成字妖，以此误公，未见其可。”胡怀琛也说：“定友先生以其所发明之新字‘圕’示余，余曰：此字简便适用，极好极好，惟余更望定友推而广之[61]。”
完全认同的观点，对于杜定友而言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3.2 民国时期的修补主张
与上述认同意见稍微不同的是，也有提出小补主张者。
在读音方面，宋乐颜认为应读tuan音：“昨从中大圕馆周刊内翻出先生之‘圕’新字之商榷，组词再三，欣喜异常，盖颜每书图书馆三字，已深藏‘欲速不达之苦’矣，‘圕’字谓者音如何仍照旧读为‘图书馆’，以之意似不如另发新音读如‘圕’字之上声者，先为‘图书’二字，切为‘秃’音，再以‘秃馆’切为‘圕’音，且特‘圕’音亦有‘集而合之’之意也，能如是既免书者欲速不达之苦，亦去读者一字三音之不顺口矣[62]。”
海曙主张，此字宜读作“馆”音，以示别于酒菜馆、殡仪馆、印书馆之“馆”字。音不妨相同，而用途可以各异，与我国旧时远字之法亦无不合。此字音一定，教学均可便利[63]。
王鲁门的看法是读“舒”音：“杜子定友新造圕字，中日通行，敢不拜嘉，例以(六书)为形声字，是用二字合成一字，口羽飞切，在玉篇古文围字，字汇又古文国字，古或作方圆之方，今于口内加书字，属(单式的六书)外形内声，依集韵韵会正韵等合成商居切，仍音舒。”“与释守温(声母)舌上柔音娘字，通声商字，来叶书字为等声，居字与书字又为同韵，是以(双声叠韵)刚柔相切，天然成一舒音，书者舒也，有舒之则理昭万汇，藏之则典守一室之义，故行声又为谐声，且合许氏‘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意思[64]。”
景兰墅主张读“喘”：“圕字读音似嫌太累，虽……具有前例，究属生僻，鄙意不若另创新音，今以图书馆三字为根据，以图字发音为T，再以书字承接为shoo，再以馆字收音为wan，连一气读出则为‘喘’上声，以避与团长等名误会，贻人笑柄，盖Tshoowan字上声者在文中较少故也[65]。”
在用途方面，李小缘认为“圕”字“仅可做普通用”：“惟究应读何音？有何文字学上之根据？是非鄙人所得知。故此字仅可做普通用，于正式文件，似仍宜将三字写出为佳。鄙意如此，不识高明笑我否？[66]”
景兰墅主张将“圕”限制在图书馆界：“鄙见以为此字之使用似宜加以相当限制，顾君颉刚跋内有‘赞成在圕内行用’之语，是亦认其为以种术语，无须普遍的推行也，和文简略乃其本色，单用简字不见刺目，我国语重偶数乃修辞要点，甚有因只字不悦耳而加配一字者，其例甚多，何必强同于日本[67]。”
在字体方面，陈援庵提出，“鄙见‘圕’中‘書’可省从‘聿’，图书二字则从口从聿，图书馆三字则从口从聿以更简便”[68]。容肇祖认为，“造字以愈简愈好，‘圕’中書字宜作‘书’，草书正楷不必分也”[69]。在王鲁门看来，“至于徒省笔画，以圕为国，用于草字则可用，用于楷书，觉所谓我国楷书草字之派别，与欧西之大楷小楷，大草小草，方法上易滋疑虑”[70]。
在内容方面，马太玄认为，“圕以代图书二字，在文字学上似尚欠妥……”。他主张将“圕”字中“口”的右边竖道去掉，“则有书在架之意”[71]。汤因力主将“圕”作为图书的缩写：“圕——它是图的口与书拼合而成，因此如用它做图书的缩写，似比图书馆更适当，而前者应用的范围也比后者广，文字方面又觉自然；例如：‘一万册圕的图馆’比‘一万册图书的圕’为更明白合理[72]。”
对于社会各界的反应，杜定友也有予以回应的，如对于郑启中1932年在《良友》上发表的《复音字》一文[73]，他评论道：按郑君所言，仅能证明中国文字拼音之来由，但未能证明一字可以读数音者。“有之，惟各种简字符号而已。因广为搜集，得如千种。其读音有二字乃至十数字者，可见‘圕’一字三音，非不可能也[74]。”
3.3 新中国成立后的否定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对“圕”字的否定论者，以季羡林、曹先擢为代表。
1952年，季羡林发表文章，主张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他首先强调，“我们文字结构的规律是一字一音的”，接着罗举了复音字的缺点：字音、字形胡拼乱凑，“大大影响了阅读的效率”。具体到“圕”字，季羡林说，“据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这样的复音字是圕。这个字大概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最初大家对这样一个怪字意见很不一致，有的捧，有的反对。但因为在书写方面究竟有些便利，这个字终于行开了，在印刷上也应用起来。随了人民解放事业的开展，中国语言不可避免地在各方面都有了些比平常更迅速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词汇、新简字，也出现了上面举出的新复音字。按照一般语言的发展规律，在中国这样一个从旧社会转到一个崭新的社会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中，语言有了变化，是并不奇怪的，而且有些变化也是值得我们欢迎的。由于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空前地提高，学习情绪空前地发扬，大家听报告，记笔记，感到中国方块字写起来实在有些麻烦，有些慢，所以大家就把常用的词儿改编成速记符号似的复音字，目的就在写起来方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作为速记符号这些新复音字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根据上面已经说过的理由，这些小小的作用同它们破坏中国文字结构规律引起的混乱不能相抵。这样并不能解决中国文字中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文字改革工作也没有帮助。为了不再增加混乱和困难，这种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75]。”
20世纪80年代末，曹先擢撰文“完全赞同季先生的意见”。文章对于“认为这种字符合经济的原则，值得提倡”的看法，指出，“说得简便一点，一个汉字表示一个单音节语素，如素、语、节、音、单、个、汉、示、表等等。圕属于复音词，它表示三个音节，它的缺点恰恰在于它是多音节字。”“我们知道，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用来‘切分’语言的。切分的尺码愈小，它的组合能力愈强；切分的尺码愈大，则组合能力愈低。图书馆与圕，从字数上讲3∶1，后者一个抵上三个，还不经济？这是表面现象。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图、书、馆三字可以去构成很多的词……而圕已经是一个词组了，它大于词，自然不可能用它去构词。第二，汉字如果以词、词组为造字单位，可以设想：汉语里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的词、词组，该要造多少个汉字才能满足需要！……这些字没有再生能力，一个字只能派一个用场，该是何等的不经济。”作者还从文字流传的角度分析道，“像圕这样的字，古已有之，但始终是短命的，未得流传下来。”“创造这些字可能有某种需要，然而，从文字的整个系统看，是毫无价值可言的，因此，统统没有流传下来。近代有几个用得比较长久的复音字，是表示英制等单位的……现在也不用了，这种大尺码的字，不去使用它，并不足惜。”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这种“合体简字”是想当然的产物，它不可能有生命力[76]。
季羡林和曹先擢的意见并非个案，这从当代主流通行的各种知名字典、词典、辞典大多数不收“圕”字即可看出。
以上所述社会各界对“圕”的肯否认知，就时段而言，民国时期亦有反对的声音，如许地山在1941年从认同拼音文字的立场出发，认为现在有人用“圕”表示“图书馆”，一个字读成三个音，若是这类字多起来，中国六书的系统更要出乱子[77]。新中国成立后，也有认同的声音，如杜燕在1987年说：“我认为这样的改革，创新，在圕历史上是必要的。也是历史发展所必然的趋势。这给圕工作中带来了多少方便啊！我们现在提倡‘简化字’，这是为什么呢？不也是为了在工作上抢速度吗？因此父亲这样的创造发明是值得我们重视，也更值得我们回忆的。父亲，您在圕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的一页！”[78]大致说来，民国时期“圕”字的使用比之新中国成立后，要更为广泛，当无异议。
时至今日，“圕”字仍然存在，几近百年。它作为与图书馆界关系密切的一大创造，对我国乃至东邻日本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简单的否定决不足取，而且其在文字学、图书馆学、社会学乃至经济学等层面的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毫无疑问，“圕”字在未来当会继续发挥作用，并升华出新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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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nvention and Use History of the New Word “Tuan ”
Su Quanyou
Abstract ： When did the word “圕”(Tuan), which was the acronym for the “library” be invented?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Roughly the time was conceived in 1924 or several years before, and the exercise of Du Dingyou in 1926 became clearer. The driving factor of invention is to save writing strokes. In the late 1920s, it was recognized by Japan and China’s “China Library Association.” The use of the word “Tuan” has lasted until now, with the 1930s being more popular and less in other periods. The social cognition of the word “Tuan” is mainl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le the negative theory has been raise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In the future, the word “Tuan” will continue to exist, which will produce new effects and sublimate new meanings.
Keywords : Tuan; Du Dingyou; Sino-Japanese Communication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政治体制平稳转型研究”(编号：18BZZ049)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 苏全有，ORCID：0000-0002-7009-6920，邮箱：quanyousu1966@163.com。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9.04.013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新乡，453007
收稿日期： 2018年7月22日
标签：圕论文; 杜定友论文; 中日交流论文;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