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梅[1]2002年在《现实主义再阐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四”时期，西方现实主义概念被引入中国，并成为现代中国文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由此，关于它的形形色色的阐释，也形成中国文论界一种独特的现象。自“太阳社”等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念从苏联介绍到我国之后，“创作方法”已经习惯性地被视为“现实主义”的前提规定，成为众多文论家阐释现实主义的基点。 笔者认为，任何概念的背后都蕴含着一定的思维模式。所以，本文的第一部分，首先梳理了“创作方法”一词在苏联的生发，以及在我国的接受过程。而后剖析了“创作方法”概念所具有的依附性及可操作性的内质。因之，把现实主义限定为一种创作方法，其实质是立于哲学认识论基点上的“文学反映论”和立于政治功用性基点上的“文学工具论”的表现，它抹杀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及审美特性，并进一步造成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解的偏离。因此，应以“创作原则”这一相对严谨的概念来取代“创作方法”。由此，也引发了现实主义再阐释的必要性。 本文的第二部分，首先确立了现实主义再阐释的可能性，即文学回到自立自律的前提。这样，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审美内质和价值追求的创作原则，它围绕“时间”、“真实”和“人道主义”叁个核心内涵展现自身。首先，现实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的历史时间观进入文学叙事，这是现实主义实现自身特征的重要前提。以经验世界为依托并强调规律性、整体性的历史时间，是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刻画和典型塑造的基点之一。其次，关于现实主义的“真实”问题，以往的文学理论，一般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考察，关注作品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往往造成人们对文学虚构特质的忽视，而把真实的审判权交于外部现实。这就容易导致一种脱离文学文本的真实观，从而使文学审美特性弱化。所以，除了把握以往文学理论提及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等概念外，我们还应该从语言角度入手，通过解析语言强大的形式功能，真切体会“真实”所追求的审美意蕴。最后，现实主义是通过人道主义实现自己的价值批判。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现实主义，同时也担负着“现代性”反思之重任。异于其他文学类型的是，它把人置于这个异化的社会，通过真切的自我体验，展现出对现世世界的忧思、关怀和不懈的迫问，从而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文学自身的价值追求。
王先岳[2]2010年在《写生与新山水画图式风格的形成》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的山水画改造运动既承续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画革新的历史潮流,又浸淫在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中。现实主义的独尊、大规模的普及性美术运动以及思想批判、改造运动等,都对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新中国山水画改造在“为谁画”、“画什么”、“怎么画”等问题上形成了新的时代规范和思想基础。它促使山水画家走出象牙之塔,走向社会和自然,进行对景写生,以创作匹配时代精神的新山水画。写生成为山水画改造革新的基本途径与手段,极大地改变了明清以降山水画重笔墨、轻造化和基本借助程式化手段以结景造境的创作方式,增强了山水画家对于自然造化的感悟力和对于语言图式的创造性,发展了相对停滞的技法语言,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图式革命,更从根本上变革了传统山水闲逸适性的文化观念。在写生过程中,山水画坛形成了京津、江南、西北、岭南等几个重要的地域群体。两个新兴的地域山水画派——新金陵画派、长安画派也随之迅速崛起。而且围绕写生与创新,还先后发生了关于中国画接受遗产问题、笔墨与创新关系问题的持续论争,这些论争对后来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写生方法上,山水画家们在观物即景的方式、对自然规律和特点的把握、对大自然的重新发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开拓。而且,中西写生观念和方法进一步融合,写生方式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另外,山水画家还在表现方法上做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继承性和借鉴性的统一,在对山川景物和笔墨语言关系的认识与把握、山水画意境的锤炼与营造等方面也有深刻的拓新与发展,这一切对新山水画图式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和影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山水画中出现了多种经典题材,形成了鲜明的时代意境。与此相应,山水画的语言图式风格也发生了深刻的时代嬗变,这主要体现在状物写形中的笔墨风格嬗变、色彩的新变与象征性运用、构图和透视的探索与新变等几个方面,山水画的审美趣味也不断趋向宏大、阳刚、明朗、浑厚,山水画成功地实现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图式的转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新山水画中存在的泛意识形态化思维模式以及它所延续的二十世纪前期以降以科学主义改造中国画的艺术观念,无疑使山水画在某种程度上付出了丧失意境营造与笔墨表现的沉重代价。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画发展之中,惟视绘画为文化、学术之公器与正确审视绘画之民族特性者才能真切感受到这种深刻的“文化焦虑”。
皮进[3]2015年在《王安忆小说创作与外国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具活力、风格最多变的作家之一,从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探索到对广阔社会人生的关注,再到人类普遍经验情感的表达,她以其风格的嬗变不断刷新着人们的眼球。同时,她又是一位与外国文学有着深厚渊源的作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她在复旦大学讲授“小说研究”课程时就对包括《复活》、《巴黎圣母院》、《呼啸山庄》等在内的西方经典小说做过详细的解读。之后,又曾多次以不同的形式谈到外国文学与文化对她的滋养。事实上,她的整个文学创作,尤其是几次“转型”的代表作都浸淫着外国文学思潮、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关于王安忆的研究成果虽比较丰富,但针对其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这一论题的探究却相对较少,且系统性研究成果更为鲜见。本论文旨在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考察王安忆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分析王安忆小说创作对外国文学的吸收与创化,并进一步厘清其接受外国文学的特点。文章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绪论在粗略勾勒王安忆创作对外国文学接受情况的基础上,评述了国内外有关本论题的研究现状,阐释了本论题研究的意义与方法。挖掘外国文学这样一种特殊养料对王安忆创作的潜在影响,不仅能为王安忆研究提供新的立场、开辟新的视阈,也能为当代作家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研究提供范本。第一章着重分析王安忆接受外国文学的“契机”。任何影响与接受都需要一定的条件,王安忆对外国文学的汲取也不例外,这其中既离不开开放多元的时代语境,也与作家自身的主动亲和密不可分。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交流的增多,使得西方各种文学思潮涌入中国,开放的文化空间为她广泛接触外国文学提供了机会。同时,作家出生在一个文艺氛围浓厚的家庭,有机会阅读大量的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加之长期生活在上海所建构起来的个体文化心理结构,让她从内心深处能主动去亲和外国文学。这是王安忆接受外国文学的“契机”,也正因为这样的双重机缘,她对外国文学进行了广泛的借鉴和吸收。第二章重点阐述王安忆小说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与新时期其他作家一样,王安忆受到了来自西方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影响。在对自我人生经历的回望与个体生命体悟的书写中,她始终将“真实性”作为其小说创作的主要原则,虽然中西方的现实主义作家都将真实作为文学反映生活的标准,但与中国写实传统所强调的“实录”,以及“五四”以来社会功利性目的基础上对生活的客观反映不同,王安忆更倾向于以一种西方现实主义所倡导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来讲述故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逻辑性真实的创作主张。在王安忆的阅读视野中,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她侧重接受与借鉴的资源,其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书写表现出对俄国文学强烈责任感和理想情怀的承接。此外,热衷于典型环境描写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对王安忆的创作也有所影响,她书写的上海和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通过对这两个典型论意义上城市勾描范本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对城市外部景观的描写,还是对其内在精神内核的提炼,王安忆都表现出对巴尔扎克的借鉴。第叁章着重评述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王安忆小说创作的影响。王安忆重视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强调作品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展现,她的“心灵世界”说理论对自我心灵图景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西方浪漫主义“自我表现”论的观点。立足于现实生活,王安忆始终努力地寻求着生活中的浪漫诗意,践行着对西方浪漫主义自由精神和传奇色彩的追寻。她通过对两性关系的重新建立以及女人在城市中地位的设计安排,表现出对自由精神的追逐。同时,通过对作品传奇性题材的选择以及英雄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建构着文本的传奇性。此外,她还特别欣赏雨果以美丑对照原则来塑造人物和安排情节的方式,受到这一方法的启悟,王安忆对其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情节结构的安排做了对位的处理,使其小说文本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第四章主要阐释王安忆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关联。从印象主义到存在主义再到魔幻现实主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一直都是中国作家们学习模仿的对象,当这些全新的观念和技法传入中国后,王安忆自然受到了它们的影响。在“叁恋”等性爱小说的创作中,她广泛地借用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方法,对“性本能”做了大胆的展露,用现代语言表现性爱的美感。为了真实展现资本主义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各种心理和情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擅长使用象征、荒诞等表现手法,王安忆在其作品中对这些方法也进行了大量的文本尝试。同时,她还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展开合理的借鉴,无论是其作品对历史的消解与背离,对深度模式的隐退与削平,还是对“元小说”创作的模仿都展现出后现代主义的情怀。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马尔克斯的创作及思想一直影响着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而王安忆作品对孤独主题的表达和魔幻色彩的呈现也明显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启悟。结语阐述王安忆接受外国文学的特点。王安忆凭借着敏锐的感受力和良好的掌控力,在借鉴外来文艺思潮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征：其一,她对外国文学的接受面较为广博,呈现多元杂取的特点。王安忆并不专注某种文学思潮和作家,而是对西欧的浪漫主义、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及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都有广泛的借鉴。其二,王安忆将对外国文学的吸收,融入到了其小说理论和文本实践的互动过程,从文本实践到小说理论再到文本实践,外国文学的影响始终隐藏于其中。此外,王安忆还善于将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与本土文化及自身风格相结合,在东西方文化的参照系中,其小说呈现出更为多元丰富的面貌。从小说的创作观念、取材立意再到文本的情节设置、叙事方法,王安忆的作品始终渗透着外国文学的浸染,西方文化为其创作视野打开了相对自由的拓展空间,并使她从各种文学思潮中不断汲取养分以丰富自己的艺术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忆的创作就是一个立足于本土文化语境,接受外国文学影响后并成功融合到自己作品中的典型范例。
牛乐[4]2012年在《高海拔的力量》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表现藏民族、藏区、藏文化的油画创作以超越了题材范畴的文化力量脱颖而出，以其独特的文化意蕴和美学追求成为新中国美术创作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区题材油画的创作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现代中国美术创作发展的真实历程，而藏区题材油画创作所表现出的雄阔之美、恢弘之气以及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一扫中国美术创作中日渐萎靡的文人话语和闭门造车的创作方式，成为新中国美术反思与进步的重要实践。藏区题材油画创作直面中国美术发展的真实需求，用刚健有力的精神追求充实了中国美术转型时期所欠缺的精神内涵，提升了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精神力度，并且用丰富的创作成果演绎出了具有纯正中国之美的油画语言，成为油画艺术中国气派的重要体现。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藏区题材油画创作的主流始终以人的精神面貌与时代特征作为关注点，表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同、对民族审美精神的崇尚、对艺术创作真善美的追求，不仅客观的反映了藏区社会和藏族人民精神风貌的变迁，也成为新中国社会进步和民族进步的真实写照。
涂昊[5]2006年在《二十世纪末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共分绪论、主体和结语叁部分。 绪论一是对论文题目所涉及的概念进行研究，确立自己基本的学术立场，研究的基本方向；二是对课题研究现状进行大致的介绍和分析。 主体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历史发展特征述略”，是对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古典形态、近代形态、现代形态和二十世纪末当代形态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进行梳理；第二章“世纪末小说创作理论的建构”试图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理论成果进行总结性的归纳与研究，认为世纪末中国的小说创作理论是政治性、认识性、审美性、文本性、文化性品质的创作理论丰富和充实了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并在故事、叙事、语言、结构、创作心理等核心问题上形成了自己清晰的发展脉胳，这是小说创作理论体系中最形象，也是最具体的部分；第叁章“世纪末小说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发展”是对小说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二十年关系的发展变化所经历的压力下的修复阶段、发展中的分裂阶段、沉寂中的变异阶段、喧哗中的深化阶段等四个阶段进行宏观的梳理；第四章“小说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类型”是对两者关系丰富和复杂的表现形态进行研究，探讨小说创作理论对创作实践的影响及其途径和影响的有限性问题；第五章以王蒙、刘庆邦、王朔、莫言、韩少功、贾平凹、王安忆等七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典型个案，分析作家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之间丰富而复杂的关系，他们既都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又都是二十世纪末二十年小说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领域发展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结语部分“图像时代小说创作理论的未来”，试图分析图像时代小说创作理论的困境及其出路问题。相信我们不会停止对小说创作理论的思考，这是一种信心，也是一种信念。
戴文静[6]2018年在《北美《文心雕龙》的译介与研究》文中提出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潮流之下,中国文论的译介与研究成为当前学界亟待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我们针对北美《文心雕龙》的译介与龙学研究进行跨学科的再研究。本文以《文心雕龙》在《诺顿理论与批评选》中的落选,这一学界热点问题为研究起点,紧扣“北美《文心雕龙》的译介与研究”这一“主体”;以“北美《文心雕龙》的译介与研究概况”、“北美《文心雕龙》的译介”、译介中的误读与悟读”、“北美龙学的研究”及“反思与展望”为“五面”。宏观勾勒与微观论证相统一,纵向历时梳理与横向个案研究相结合,围绕以上“一体五面”展开分析和研究。通过梳理《文心雕龙》在北美的译介及研究谱系;钩沉出翻译行为背后译者的身份归属;探寻中国文论英译策略;察析译介中的误读与悟读之处;考镜北美学界相关学术源流;阐释中西文论间的共核思想;寻绎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合理路径。本文首先对《文心雕龙》在北美的译介及研究谱系进行了历时梳理,发现北美《文心雕龙》的传译已从早期的“译介为主、研究为辅”走向了“研究为主、译介为辅”的阶段。此外,通过对世界最大的联机书目数据库WorldCat的相关数据收集及统计,本文发现《文心雕龙》传译进程中的一个突破性进展,即随着中西文论间交流的不断深入,其阅读人群和传播范围已开始摆脱精英小众化路线,从传统大学、研究机构逐步深入到北美各国的主流社会中去,并在大众群体中传播开来。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中国文论外译的译者身份及翻译策略。提出译介过程中应充分观照“人”的主体性,提倡“译者学者化”的研究思路,并指出中国文论译介的译者身份应为学术型和评论型译者,译释并举和译评融合的翻译策略是中国文论外译的应有之义。译者在译介的过程中应挖掘、生发、开拓,遵循文化传播规律,撷取具有中西普适性意义的中国文学理论,并对其进行编译、重写、阐释、对比和推介,这要比浅显的翻译方式更易于被异质文化区域的读者接受。译介过程中存在着不合理的误读与富有洞见的悟读,本文运用文学阐释学理论,以中西现代译者间“见异求同”的阐释与对话为推手,系统梳理《文心雕龙》的书名、核心术语及隐喻的英文表达,通过探析外裔译者和华裔译者的误读与悟读,探赜他者误读与悟读张力背后深层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诗学的入思之路。研究发现外裔译者的社会性更强,他们更愿选择归化的翻译方式,更看重语言的修辞作用;而华裔译者在语言和结构的把握上相对更为精准,更看重译语的艺术表达。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中西现代译者间“见异求同”的阐释与对话,是消解误读走向悟读的正确途径。北美的龙学研究和北美的《文心雕龙》译介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本文在北美龙学的研究部分,选取北美学界讨论最集中的叁个维度,即文学的起源—文道说、神思—风骨论、情采—比兴说,从文学起源的本质论论述到文学创作及修辞论,结合原典系统阐析北美龙学研究的精要,并从研究路经、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研究范围叁个视角分析了北美龙学的研究特点:其一,北美学界的研究从文本内部的理论阐释开始到如今的专题论述,视域逐步开阔到中西文论的宏观比对分析。其二,北美龙学研究主力为华裔汉学家,当今龙学在北美的传播与发展与他们密不可分。其叁,北美学者主要关注形而上文学思想及形而下创作修辞论。较少关注文类和文学鉴赏方面的理论,且研究以单线散点的表现形式居多,宏观阐发方面有待突破。与此同时,本文指出北美龙学研究的两种不同范式,即“察异—质疑—汇通”和“趋同—肯定—汇通”,本文对后者进行了肯定。并提出在展现中国传统文论特色的同时,应借镜于西方研究,用客观辩证的眼光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有效的现代性转换,努力尝试将文论中的“不同”化为“互补”,开阔中西比较诗学的视野,为跨语际、跨文化诗学研究提供典范。通过反思与展望,本文回归到为中国文论“走出去”探路的旨归。解构译介与研究这两大主题间的相互关联性;发掘其内在义理体系;并对中国文论异质文化区域的经典重构、“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基本路径以及国别文论与世界文论等重要问题,自下而上地进行学理性探索。本文提出“译”、“释”、“介”、“研”四位并举、协同发展的路径:“译”、“释”是从语际层面而言,合理构建“学术型”和“评论型”的译者身份,采取“译释并举”和“译评融合”的中国文论译介策略;“介”、“研”是从跨文化传播路径层面而言,立足本土特色文论主体,结合时代语境阐扬传统文论,在中西文论的双向阐释和深入对话中,建构具有中西文论间性的现代文论。北美《文心雕龙》的译介与研究是极具现代意义和学术价值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中国文论世界化要把握“守正创新”的原则。“守其传统”,在传统文论的基础上不断地生发和丰富原有的理论根基,深刻认识传统文论的现代价值,展开中西文论间的理性对话。与此同时,“开拓创新”,将译介与研究有机结合,通过他者镜像与译者阐释,不断丰富“创新”内涵,使其与现代文论相融合。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文论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助推中国文论走向世界。
郑剑[7]2015年在《当代绘画的图像之“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艺术家选择利用、参考或使用图片进行创作。它是某种意义上的“二手现实”,但毋宁说它本身就是现实,当代绘画已然“图像化”,这种现象不容回避,它有着现实意义上的文化“语境”,艺术家利用图像资源的“造境”以体验与关注现实,并呈现于不同于以往的画面“意境”。
何春环[8]2017年在《裴斐先生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文中研究指明“人生两件大事,一是了解世界,再就是要让世界了解自己。”(《〈论语〉讲评·学而第一》)裴斐先生曾如此説,亦终身如此去做。他的传奇人生正是了解世界的艰苦历练,他的学术成就正是让世界了解自己的巍峨丰碑。他生前令人十分敬重,他身后令人永远怀
刘朝谦[9]2017年在《扬雄对赋家之命名的困窘》文中研究表明扬雄,四川成都人,汉代赋家、经学家、思想家和赋体文学理论家。在中国辞赋文学史上,他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当他试图用命名的方式来建构赋家的身份之时,他却明显陷入了词不达意的困境之中。一扬雄对写赋之人的命名属于汉代人命名赋家的典型个案,他的命名有
参考文献：
[1]. 现实主义再阐释[D]. 王梅. 厦门大学. 2002
[2]. 写生与新山水画图式风格的形成[D]. 王先岳.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0
[3]. 王安忆小说创作与外国文学[D]. 皮进. 湖南师范大学. 2015
[4]. 高海拔的力量[D]. 牛乐. 西安美术学院. 2012
[5]. 二十世纪末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关系研究[D]. 涂昊. 暨南大学. 2006
[6]. 北美《文心雕龙》的译介与研究[D]. 戴文静. 扬州大学. 2018
[7]. 当代绘画的图像之“境”[J]. 郑剑. 油画艺术. 2015
[8]. 裴斐先生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J]. 何春环. 国学. 2017
[9]. 扬雄对赋家之命名的困窘[J]. 刘朝谦. 大西南文学论坛.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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