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艺”与“六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六艺论文,六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4667（2000）02—0001—09
中国古代文献中常见“六艺”、“六经”之称。所谓“六艺”、“六经”，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以为即“六部儒家经典”，例如《辞源》[1]（1册p.307）、《辞海》[2]（上册p.785）、《汉语大词典》[3]（2册p.48）等一些权威性工具书便皆持此说。而一般标点古籍与古籍整理研究论著，凡遇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名，通常都加书名号，少有例外。至于“六艺”、“六经”，则或标或否，甚至同一部书、同一篇作品中，前后标点也很不一致，互相抵触。古籍标点的这一混乱现象，反映了人们对“六艺”、“六经”认识的歧异与模糊。古代文献中的“六艺”与“六经”究竟是指什么？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古代是否存在“六部儒家经典”？本文对此尝试谈点个人看法，供学界同仁讨论。
论先秦实止五经而无《乐经》
古代文献究竟有无“六部儒家经典”，这是自汉代以来就悬而未决的问题。汉代文献流传至今且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史记》和《汉书》，然而当我们阅读这两部极重要史籍时，发现它们每每“五经”、“六经”、“六艺”混用。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既云“夫儒家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又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4]（卷七○）而《史记·乐书》则云：“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合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4] （卷二四）这种情况在《汉书》中尤为习见。如《孝武帝纪》载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5]（卷六），“赞”中却说孝武“表章六经”。而《艺文志》总论六艺云：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注：乐、诗、礼、书、春秋、易六个词语，中华书局标点本皆加书名号。本文主张“六艺”与“六经”并非六部儒家经典，故将六个书名号全都删去，以免淆乱。以下凡遇此种情况，均如此处理，不再出注。）……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以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5]（卷三○）后文总论诸子时又说：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忽而“六艺”，忽而“六经”，忽而又“五经”，行文如此飘忽游弋，确实令人难以把握。颜师古注：“六艺，六经也。”如果“六艺”就是“六经”，那么问题就来了：“古之学者”所治究竟是“五经”还是“六经”呢？“五经”与“六经”又是什么关系呢？先秦儒家经典到底有几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先秦究竟有无《乐经》。《汉语大词典》“六经”条云：
（六经）六部儒家经典。《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注：《庄子》中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否初指“六部儒家经典”，是否应加书名号，笔者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这里所谓“六经”，是泛指“六艺”，详见后文所论。），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颜师古注：“六经，谓《易》、《诗》、《书》、《春秋》、《礼》、《乐》也。”汉以来无《乐经》。今文家以为《乐》本无经，皆包含于《诗》、《礼》之中；古文家以为《乐》毁于秦始皇焚书。[3]（2册p.48）《汉语大词典》的这个词条，参考综合了《辞源》、《辞海》的看法，对“六经”的意义、内容作了解说和界定，指明了“六经”之名的出处，说明了今古文家的意见分歧，因此不但诠释全面，而且颇具代表性、权威性。然而细加推究，便不难发现其破绽：汉代的古文经学家有谁说过“《乐》毁于秦始皇焚书”？董仲舒、孔安国、司马迁没有说过，刘向、刘歆父子没有说过，以兼治古今文经著称的郑玄也没有说过。
根据现存文献材料，最早明确肯定先秦有一部《乐经》而遭秦始皇焚毁的应是南朝宋人沈约。他在《宋书·乐志一》中说：“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6] （卷一九）稍后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篇》中，也说过“秦燔《乐经》”的话[7]（p.73）。此说一开， 隋唐以后随声附和者甚众。如《初学记》卷二十一《经典·乐部》云：“古者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至秦焚书，乐经亡。今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8]（p.497）这大概就是“古文家以为《乐》毁于秦始皇焚书”的文献根据吧。
然而这种所谓文献根据实在是靠不住的。秦始皇焚书事具《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四年，为便于考案，今抄录于下：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从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以上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秦始皇焚书最详实而可靠的史料。此外，《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五年亦约略提及此事：
始皇闻（侯生、卢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
后代批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人，每每抓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句话，片面地加以夸大发挥，以为除了医药、卜筮、种植这三类之外，其余书籍皆遭焚毁。其实这是一种不小的误解。这一句话是承上文而言，上文明确提出烧书的范围是：一，史官所职掌之书，除“秦记”即秦国的史记外，其他一律烧毁。二，非博士职掌之书，即民间流传、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一律烧毁。根据这两条规定，博士所职掌的书籍，即使是《诗》、《书》、百家语，也是不当烧毁的。另外，按秦制，奉常属官有太史、太乐等，太史掌天时星象、兼顾记事，太乐则掌音乐歌舞。乐书应归太乐所掌，不能说是“不中用者”，更不当在烧毁之列，李斯的奏议中更没有提到《乐经》。再者，即使民间流传、收藏之书，也未必靠一道命令就能焚烧尽净。汉高一统天下之后，《诗》、《书》、《春秋》、《周官》、《士礼》十七篇、《论语》、《孝经》及诸子百家相继而出，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诗》、《书》、百家语等先秦文献既然俱存，很难想象，如果确有什么《乐经》，竟独独从此销声匿迹！李斯的奏议根本没有提到烧乐书，说《乐经》亡于秦火，不仅毫无文献根据，在理论上也站不住，只能是“想当然耳”的主观揣测。
事实上，先秦是只有五经而并无《乐经》的。以下试证明之。
一、《乐记》未言及《乐经》。《乐记》是一种音乐专著，《汉书·艺文志》著录23篇。班固论乐云：“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5]（卷三○）23篇本的《乐记》， 隋唐以前即已亡佚。据《礼记·乐记》孔颖达疏，23篇的篇名，即《乐本》、《乐论》、《乐施》、《乐言》、《乐礼》、《乐情》、《乐化》、《乐象》、《宾牟贾》、《师乙》、《魏文侯》、《奏乐》、《乐器》、《乐作》、《意始》、《乐穆》、《说律》、《季札》、《乐道》、《乐义》、《昭本》、《招颂》、《窦公》[9]（卷三七p.2527）。其中前11 篇在汉代便已合为一篇，成为流传至今的《礼记》中的《乐记》。这篇《乐记》虽然非刘向所校23篇本的全豹，但相传为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著（一说为战国时期某氏所著），然而竟无片言只语称引经文或提及《乐经》之名，独与《诗》、《书》等五经传记迥异。我们知道，汉以后所传《易》、《诗》、《书》、《礼》、《春秋》五部经典，每经都有传记，而且传与经皆一一对应，传或附经以并行，或离经而独传，或敷陈经义，或称引经文。如《尚书大传》、《易传》、《毛诗诂训传》、《韩诗》内外传、《礼记》、《春秋》三传，读者莫不见传而知经。《乐记》不仅没有称引《乐经》，反而被汉人拦腰截去一半，并入《礼记》之中，可知《乐记》原本仅记音乐之事，非为传经而作，这就不难说明先秦本不存在所谓《乐经》。
二、先秦史书与诸子无一言及《乐经》之书。今存先秦古籍，五经而外，《左传》、《国语》、《战国策》、《老子》、《论语》、《孟子》、《荀子》等书尚多，皆未有称引《乐经》文字或提及《乐经》之书名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论语》、《荀子》二书。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又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而荀子则是战国后期的儒学后劲，得孔子儒学正传。他们都非常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论纂，《荀子》一书更是荀子本人的著作。《论语》全书记载孔子谈音乐的地方多达22条，而唯独不及《乐经》。《荀子》以引经据典论说事理见长，书中称引《诗》、《书》者比比皆是，《荀子》中还有一篇专论音乐的《乐论》，皆无只语涉及《乐经》。这一事实只能说明，孔子之徒的时代尚无《乐经》，荀子之时也没有《乐经》。
三、秦汉之际的学者无人提及《乐经》。例证一：《汉书·礼乐志》说：“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5]（卷二二）《艺文志》亦云：“汉兴， 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5] （卷三○）颜师古注引汉人服虔曰：“（制氏）鲁人也，善乐事者。”据此可知，制氏是一位秦汉之际的音乐大师。但就是这样一位音乐大师，居然只知雅乐的声律和乐舞的仪容，而根本不解其意义。古人极重师传家法，制氏的音乐知识必定渊源有自，而他本人一生大半生活在秦代，如果秦始皇焚书以前确有什么《乐经》，他不可能没有读过，甚至没有听说过，以至于对古代的雅乐懵然不知。
例证二：汉初诸儒所传习者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没有《乐经》。《汉书·儒林传》：“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5]（卷八八）（注：《史记·儒林传》所记略同。见[4]卷一二一p.3118。）五经源流，班班可考，唯独音乐一艺阙如。难道《乐经》一亡，传乐之人亦一并而亡？汉高帝时，陆贾时时为刘邦称说诗、书，并奉命为之撰《新语》12篇，说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代帝王成败[4]（卷九七）。今《新语》12篇俱存， 其中只字未提及《乐经》，而其《道基篇》乃云：“后圣定五经，明六艺。”[10]（卷上）后圣指孔子，五经谓今之《诗经》、《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六艺则五经加乐也。陆贾跟从刘邦打天下，其出生尚及始皇焚书之世，其称“后圣定五经，明六艺”，则《乐经》实为子虚乌有。汉文帝朝，贾谊著《新书》，其《六术篇》但称诗、书、易、春秋、礼、乐为“六艺”，不称“六经”[11]（卷八）。汉武帝初立，大儒董仲舒对贤良策曰：“臣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5]（卷五六）亦止称“六艺”，不称“六经”。 因此武帝独尊儒术，只立了五经博士，而《乐经》博士付缺，也就不难理解了。
例证三：司马迁撰《史记》，除遍览《尚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皇家所藏先秦文献资料，又尝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经邹、峄、鄱、薛，过彭城，历梁、楚，足迹遍及大半中国，作了大量的调查访问，见闻之广博，足以别嫌疑，明是非，补敝起废，究天人之际[4]（卷一三○）。 然而《史记》全书竟无一言提及《乐经》。其所撰《乐书》，专论音乐之事，仅依《乐记》半部缀合而成[4]（卷二四《乐书》正义），则先秦本无《乐经》亦明矣。
综上所论，不但秦燔《乐经》之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即使所谓《乐经》之书，也是儒生子虚乌有的编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八《经部·乐类》云：
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雍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原注：《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12]（p.320）
说古籍中只有《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此语有待商榷；说本无圣人手定之《乐经》，足以发蒙祛蔽，凿破千古浑沌。
论“六艺”为儒门传习之六科
“艺”，《说文》作“埶”，或体作“艺”，本义为种植。种植庄稼需要技术，故“艺”字引申有技术、才能等义。《书·金滕》说：“予仁若寿，能多才多艺。”[13]（卷一三p.196 ）《论语·子罕》：“吾不试，故艺。”[14]（p.89）这两处“艺”字，所使用的就是其引申义。“六艺”之“艺”，也是指技艺、才能。
古代有两种“六艺”。一指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15]（卷一○p.707 ）这个六艺是国家规定国民应学的六种基本技能。它包括了今之所谓德、智、体三个方面，涵盖了文、理两科，约略相当于今天中小学的六门功课吧。《大戴礼·保傅篇》说：“古者八岁而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16]贾谊《新书·容经》说：“古者年九岁入就小学，蹍小节焉，业小道焉；束发就大学，蹍大节焉，业大道焉。”[11]（卷六）小艺、小道，就是小的技能。因此《周礼》上所说的“六艺”应是指儿童所学的六种初级课程。
另一种“六艺”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是孔子为弟子开设的六门课程，也是后世儒门传习的六科。这个“六艺”之称，最早最可靠的文献依据应推陆贾《新语·道基》：
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陆贾认为“五经”、“六艺”是孔子所定所明，其说与司马迁“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4]（卷四七《孔子世家》）之言相合。 《道基篇》在上文之后紧接着写道：
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文中以“乾坤”“八卦”与春秋、诗、书、礼、乐相提并论，则“乾坤”“八卦”当指称易。这就是说，陆贾所称“六艺”是春秋、诗、书、易、礼、乐。
贾谊《新书·六术》则云：
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为之训，道人之情，以为之真。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按：贾子谓道、德、性、神、明、命为六法，六法表现于外则为六行），以之与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贾子说“六艺”是先王为天下设教，与陆贾“后圣定五经，明六艺”说法稍异，但“六艺”所指与陆贾同。贾子这里不但明确“六艺”就是“六者之术”，即六种技艺，而且肯定“六艺”是“先王”为教育天下百姓而设。《史记·滑稽列传》亦云：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这里所引孔子之语，未详出于何典，但必有所本，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有类似的话，可见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艺”是当时普遍一致的看法。
古代既无《乐经》，而“六艺”之名却屡见迭出于《史》、《汉》等古籍，成为汉人的习惯用语，可见这个“六艺”决非“六部儒家经典”，而是孔子教授弟子、后代儒家递相传习的六种技艺、六门课程。与《周礼》“六艺”不同的是，这个“六艺”是六种更高级的技艺，程度较深的六门课程，属于《大戴礼·保傅篇》中“束发而就太学”所学的“大艺”、“大节”，《贾子新书·容经》所说的“业大道”，“蹍大节”。它涉及现今所谓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文化艺术教育等众多学科。以今例古，应当相当于今天大学里的六门专业课。
孔子既以“六艺”教学，那么他授课有没有教本或讲义呢？周予同先生说：“孔子既然设教讲学，学生又那么多，很难想象他没有教本。毫无疑问，对于第一所私立学校来说，现成的教材是没有的。《论语》记载孔子十分留心三代典章，指导学生学习《诗》、《书》及礼乐制度，因此，我认为，孔子为了教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这种说法是可信的。”[17]这种看法恐怕是以东汉以后的情事去推测上古了。须知孔子之时还没有发明造纸，孔子即使有学问和精力编写出六种教本，也决无把六种教本全部刻写于竹帛的经济实力。根据现有文献，愚意以为，孔子当年授课用的只有《诗》、《书》、《周易》经文三部古代文献，没有礼、乐教本，只有《春秋》是他唯一的自编教材。以下试分别讨论之。
《诗》、《书》《诗》、《书》这两部古代文献在孔子之前已分别汇编成册行世。《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国谋元帅，赵衰推荐郤榖，理由是他“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18]（卷一六p.1822）《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厉王弭谤，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19]（卷一p.9～10）《论语》中有14处提到诗，孔子两次说过“诗三百”的话，还有三次称引书。与孔子几乎同时的墨子也说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20]（卷一二《公孟》）。这些材料都可说明孔子之时，《书》和《诗》三百篇已经编定。孔子讲授《诗》、《书》应当就是这两部古代文献。当然，孔子传授这两部古文献时，肯定已对它们作过认真的研究，有个人的真知灼见，甚而对原著作过某种整理或编次。《论语·子罕》说：“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今人杨伯峻先生把这几句话译为：“我从卫国回到鲁国，才把音乐[的篇章]整理出来，使《雅》归《雅》，《颂》归《颂》，各有适当的安置。”并解释说：“孔子只正‘乐’，调整《诗经》篇章的次序，太史公在《孔子世家》中因而说孔子曾把三千余篇古诗删为三百余篇，是不可信的。”[14]（p.92）不失为持平之论。
《易》 《易》的经文在孔子以前早已成书，《易·系辞》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21]（卷八p.89）《左传·昭公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但这里所说的《易象》还不是被汉人尊奉为经的《周易》。周代并行于世的有三种“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15]（《周礼》卷二四《春官·筮人》）就“周易”而言，当初本为占筮之书。《左传》全书言及“周易”者凡19条，其中16条讲占筮；《国语》3条， 全属占筮。《管子·山权数》也说：“易者，所以守吉凶成败也；卜者，卜吉凶利害也。”[22]（卷二二p.179 ）《汉书·艺文志》“六艺”类有《易经》12篇，“数术”类又有《周易》38卷。孔子授业用的课本应是“六艺”类的《易经》。当然孔子讲易决不是照本宣科，而是阐发经书中的义理，赞明易道。《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世家》也说孔子晚年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关于孔子喜易读易的材料，《礼记》、《吕氏春秋》、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中还有一些林林总总的记载，都可证明孔子与《周易》这部经典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迁说孔子作《彖》、《象》、《系辞》等“十翼”，这话未必可靠。但《论语·子路》中有一条材料很值得注意：“子曰：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二句是《周易》恒卦九三爻辞。孔子以南人所言人无恒心，不可以作巫医，来解释这两句爻辞，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这说明他治易主义理，讲卦德。而后一句“不占而已矣”，主张善学易的人，不必搞占筮，更表现出他的易学观与时尚的占筮风气完全不同。马王堆汉墓帛书《要》记载孔子之言说，《周易》“有古遗言焉，子非安其用，而乐其辞。”[23]（p.26）与《易·系辞上》“以言者尚其辞”语意相近， 也可证明孔子与《易·系辞》有关。得儒学正传的荀子“善为诗、书、易、春秋”[24]（p.332），他在《大略篇》中也说“善为易者不占”[25] （卷一九），他的治易原则正是对孔子易学观的继承。《汉书·艺文志》“六艺”类著录《易经》12篇，更说明当时“十翼”已附经传世，十传已取得经的地位。根据以上材料，可以认为《易经》中的10篇《易传》极有可能就是孔门弟子根据听孔子讲授《周易》的笔记加以整理而成。
《春秋》 “春秋”本是史书的通称。周代各国皆有“春秋”。墨子说：“吾见百国春秋”，又说某事“著在周之春秋”，某事“著在燕之春秋”，某事“著在宋之春秋”等等[20]（《明鬼下》）。《国语·晋语》说“羊舌肸习于春秋。”但孔子传授的《春秋》是专名，是他据鲁国史记而撰写的重要政治著作。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提到孔子作《春秋》，可谓三致意焉，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4] （卷四七《孔子世家》）孔子作《春秋》，初衷不是为了授课。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26]（卷六《滕文公下》）这是深得孔子作《春秋》的苦心的。但《春秋》一书的实际功用，则是首先作了他传道授业的工具。“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4] （卷四七《孔子世家》）可以说，《春秋》是孔子纪政事、明王道的典范之作，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手定本教材。
礼乐 “礼乐”二字古籍中常常连文并举，礼指礼仪、礼法，乐谓音乐，特指中和之乐。前文所引《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礼乐而敦诗书……礼乐，德之则也。”孔颖达疏：“礼者谦卑恭谨，行归于敬；乐者欣喜欢娱，事合于爱。”又如《礼记·乐记》：“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史记·太史公自序》：“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礼”、“乐”都不是书名。
礼乐制度是古代等级制度的灵魂和核心，因此孔子一生最重视的是礼乐，重点研究的也是礼乐，他是当时的礼学宗师和音乐大师。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他痛心疾首而又无力回天。他把礼和乐列入“六艺”，作为教学六科中的两个科目，不仅是由于要与小学初级教育的礼、乐课程相衔接，更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4]（《论语·子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4]（《泰伯》）又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14]（《先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先学习礼乐而后作官的是未曾有过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用杨伯峻《论语》译文）可见孔子用礼乐二艺教育学生，是为给社会培养经世治国的有用人才。
但孔子讲授礼乐时是没有象《诗经》三百篇、《尚书》、《周易》经文那样的现成文献的，甚至可能没有完整的教本。《论语》中完全没有称引礼书和乐书，也没有提到这两种书。而《八佾》中倒有这样的话：“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的话是当时没有礼书、乐书最有力的证据。事实上，孔子以前是没有礼书、乐书的。上古的礼乐制度原本就具于《诗》、《书》之中。《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由此我们知道，孔子向弟子传授礼、乐二艺，主要是根据《尚书》和《诗经》三百首。此外，孔子从小就学习过俎豆之事，他还向老子问礼，向苌弘、师襄等前辈音乐大师学习音乐。孔子把从古文献中学来的、向他人问来的、从实践中体会来的礼乐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们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就成了后世的《士礼》、《礼记》、《乐记》等文献。
现存的《礼记》是汉人的辑录本，但其中的大部分篇目成于战国时期的孔门弟子之手，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至于《仪礼》即《士礼》，汉儒或说周公所制，或说孔子所定，因奉以为经，其实毫无根据，不过是儒生们以神其术的花招而已。经过今人研究，已经可以肯定是战国初中期的作品，这里且不谈书中涉及的丧葬制度和近代以来的出土考古发现成果，即以文献而论，亦可证明非孔子以前文献，也不是孔子手定。孔子生前，文献中提到礼书的只有《左传·哀公三年》的一处，那里所说的“礼书”，意谓记载礼仪之书[27]（p.966）， 而其时距孔子之卒仅有13年，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它会不会跟孔子有关呢？有一件事值得注意：《礼记·杂记下》说：“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书就是书记、记录。这件事说明在孔子以前，连鲁国这样的礼仪之国也没有一本讲士丧礼的书，《士丧礼》是根据孔子的讲述而记录下来的。那篇《士丧礼》是否今天《礼仪》中的《士丧礼》，文献不足，已经无从考按了。但鲁哀公派人去向孔子学习士丧礼，至少说明鲁国当时没有这方面的礼书，也没有人熟悉士丧礼制。但《孟子》书中已经提到并称引礼书了，《公孙丑下》载：齐国的景丑对孟子说：“《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这两句话的意思分见于今本《礼记》的《曲礼》和《玉藻》。因此，根据上述材料，我们有理由认为，《仪礼》全书和《礼记》中的部分篇章应是孔门弟子记录整理的听课笔记。
礼仪、礼制是对人的道德行为的规范，师门传习过程中容易口述笔录，可以“论而纂焉”。至于音乐之道，本来与礼不同，“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学习者不仅要懂得乐理，更要通过长期反复的实践，才能提高观赏水平与表演技能。乐理犹可口传笔录，而表演技能则如轮扁斫轮，“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师不能以喻其徒，徒亦不能受之于师。后世有《乐记》而无《乐经》，此乃理之所当然，不必归咎于始皇焚书。
论“六经”为“六艺”之尊称
儒家经书只有《诗经》、《尚书》、《仪礼》、《易》、《春秋》五部，两汉史籍之所以屡称“六经”，实因“六经”乃“六艺”之尊称，后世增《乐经》以凑足“六”之数目，既由误信沈约始皇焚书包括“乐经”之说，亦由不明“六经”之义。
“六经”之名，不能确定起于何时。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说：“六经”之“经”，本取经纬、经纪之意，“至于官师既分……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繙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28]（p.26～27）这话有对有不对。其说儒家后学尊六艺为经，经不独对传为名则是；其说“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而引《荀》、《庄》之言以为证则非。《荀子·劝学》虽有“诵经”之语，而未尝称“六经”；若以儒术为经，则又不始于荀子，战国魏襄王墓所出竹书《卦下易经》，早已称《易》为经矣[23]。章氏引《庄子》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此语见《庄子·天运篇》。《庄子》本多寓言，《天运篇》又在《庄子》书中的“外篇”，而“外篇”非庄子自作，清王夫之以为后世学庄者所为[29]（p.114），其说可信， 因此不能作为“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的证据。
“六经”之称，最可靠的文献依据应首推《史记》。其《太史公自序》说：
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又《封禅书》说：
文帝拜霸渭之会，以郊祀渭阳五帝……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大家知道，司马迁《史记》成书在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之后，上距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已有四十余年之久， 不称“五经”而曰“六经”，则此“六经”绝非指六部经典，而是“六艺”的同义语。
这种情况在《汉书》中更加普遍。本文开头举了《孝武帝纪》和《艺文志》中“六经”与“六艺”并称混用的例子，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再举一例。《司马迁传赞》：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一句，是据班彪批评司马迁《史记》的一句话改写的，彪文原为“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30]（卷一四○《班彪传》），此班固所称“六经”亦指“六艺”之证。所以颜师古注《汉书》，于《儒林传》、《韦贤传》、《艺文志》等篇中的“六艺”，皆注作：“六艺，六经也。”六艺就是六经，六经就是六艺，名异实同，都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技艺，称“六经”者，儒家推尊其术而已。
“经”字不见甲骨卜辞，但周代金文里已有“经”字。《说文》：“经，织从丝也。”段玉裁注：“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31]（p.644 ）以天地之常经来解释六艺，无疑是符合汉代历史文献的实际，深得儒门弟子尊“六艺”为“六经”的良苦用心的。试举几例看汉人对“经”的训释。
《释名·释典艺》：
经者，径也，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白虎通·五经》：
经所以有五者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32]
《淮南子·本经训》高诱注：
经，常也。本经，造化出于道，治化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经。[33]（卷八p.1237）
《礼记·经解》正义引郑玄曰：
名曰“经解”者，以其记六义（艺）政教之得失也。经既是路径、常道、常法之意，在儒门弟子看来，“六艺”就是他们的常习常用之道，也是经国治世和天地之大法。所以班固总论“六艺”说：“（乐、诗、礼、书、春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六艺”也就成了天地六种常经了。
作为天地之常道的“六经”，与“五经”的义蕴不尽相同。“五经”是《易》、《书》、《诗》、《仪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总称，经与传一一对应；“六经”是“六艺”的尊称，相对于诸子百家而言，有唯我独尊的意味。“六经”可换称“六艺”，而“五经”则不可改称“五艺”。《博物志·文籍考》说：“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34]（卷六p.72）此说用于“五经”则近是，用于“六经”则全非。因“后圣”只定五经，明六艺，乐本无经；而东汉以前，孔“圣人”的著作《论语》皆称为传，而从无称经者（注：《汉书·韦贤传》载元帝诏曰：“传不云乎？‘吾不与祭，如不祭。’”颜注：“《论语》载孔子之言。”又《刘歆传·让太常博士书》：“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颜注：“《论语》孔子弟子子贡之言。”此皆汉人称《论语》为“传”之证。其实，先秦以前，除《诗》、《书》、《易》用专名外，其他所有的书恐怕都是称“传”的。如《孟子》一书三用“传”（读zhuàn）字，都是指《诗》、《书》、《易》以外的书籍。）。东汉以降，渐见“七经”之名，而《论语》亦尊为经，盖以世变时移，不可一概而论。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王莽摄政，托古改制，曾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奏立《乐经》。此事载《汉书·王莽传》，然《平帝纪》不言其事，故其所谓《乐经》是否立于学官，亦不得而详。而《文选》扬雄《剧秦美新论》云：“制成六经，洪业也。”李善注：“《汉书》莽奏立《乐经》，然经本有五，而又立《乐》，故云六经也。”[35]（卷四八p.681）王莽以外戚而篡汉，“诵六艺以文奸言”[5] （卷九九《王莽传赞》），书传所谓“乱臣贼子”，不足论。扬雄以硕学鸿儒，剧秦美新，致令晚节有亏，称乌有之《乐经》，谀儒门之罪人，遂致后世无穷訾议，亦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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