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空间：民族话语的伺机表达——《文艺月刊》(1930—1937)编辑主体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月刊论文,主体论文,话语论文,文艺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月刊》创办于1930年8月的南京，作为1927年定都南京的国民党新生政权，“在许多方面是新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一个产物”①。同年3月2日，“左联”于上海成立，左翼文学“红色三十年代”的开始，提出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②。该刊历时十年，经历了民族文艺运动的整个历程，作为一份文学刊物力图在规避意识形态的同时，保持文学独立性，又企图在民族话语伺机表达方面，《文艺月刊》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本文将《文艺月刊》(1930—1937)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卷到第七卷第六期(1930年8月—1935年6月1日)；第二阶段：第八卷第一期(1936年1月2日)到第九卷第六期(1936年12月)；第三阶段：第十卷第一期(1937年1月1日)到第十一卷第三期(1937年9月)③。本文将考察三个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以及编辑主体的身份，分析“民族”话语如何伺机渗延、弥散和表达，以及呈现阶段性的特征。
“另一条坦坦的大道”
在《文艺月刊》的第一阶段，实际负责人是王平陵，文学史通常描述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始作俑者，他在创办《文艺月刊》之前，曾担任《中央日报》两个副刊《青白》《大道》的主编，其间他呼吁当局迅速制定文艺政策。在王平陵担任主编的第一阶段，创刊号上发表了王平陵对时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谢寿康的访谈《会见谢寿康先生的一点钟》，王平陵借谢寿康之语为文学的民族性争取支援，对左翼文学的阶级论和文学的工具论作出回应：“文艺是无阶级的，无国界的，不是代表某一时代的某一阶级的留声机。”④作为官方文人和该刊负责人，王平陵试图在艺术与政治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在文艺活动和民族国家建构之间探索一条广泛的路径。同“三民主义”这个大而无当的口号相比，“民族主义”显然具有更为广泛的动员力量，以它来对抗普罗文学显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在具体表达时则不免表现“含混性”的特征。王平陵这一思路与对文学观的含混性表达，以及对《文艺月刊》的介入与他个人的知识结构与背景息息相关。
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全国宣传会议，确定了三民主义“为本党之文艺政策”⑤。1929年成为王平陵生命中的转折点，该年他离开了上海暨南大学，从教育界转至南京政界，供职宣传部，并因《中央日报》社长之邀主编《青白》《大道》两个副刊。王平陵主办《文艺月刊》必然有当时国民党建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背景，作为“官方”文人有多种类型，“一种是有意识地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努力于一种与‘在野’的文艺不同面貌的文化，并在此过程中，相对保留对艺术本体性的思考；一种是没有多少主体意识与反省精神，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⑥，二者常常难以截然分开，王平陵身上则更多地具有前者的探索气质，这使他的民族主义与上海的“民族主义文艺”的一班成员在文化气质上有所不同⑦。在《文艺月刊》第一阶段的其它几个编委中，缪崇群的艺术观倾向于唯美主义，以散文创作得名；钟天心写诗，但政治活动多于文艺；⑧左恭则是中共地下党员。在第一阶段的《文艺月刊》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民族话语基本是在该刊力图于文学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平衡中退隐于后场得以表达的。
纵观整个《文艺月刊》，它十分重视翻译，在翻译作品中大致有两个部分占有相当的比例，一方面是对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法国象征派、现代派，一方面是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该刊强调“艺术是苦闷的象征，在这里是充分的证明了它的确实性”，“文学是表现人生，改造人生，创造人生的；我们对于在厄运中挣扎的弱小民族的文学，真是值得无限同情与珍视的”⑨。在对弱小民族文学翻译作品的重视上，《文艺月刊》至少强调了三点：一是刊载弱小民族文学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就具有文学本体的价值；二是此类作品事关民族解放，更易得到追求民族解放的读者的共鸣；三是在表现人生方面呈现了人类的普泛性。《文艺月刊》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刊载，间接地表达了民族主义话语的诉求，可看出优先文学自律性的特质。
在一至七卷中，我们还看到这份刊物几乎囊括了现代文学史上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家、翻译家，它组成了一个相当豪华的作者群，如沈从文、老舍、巴金、戴望舒、臧克家、卞之琳、陈梦家、靳以、何其芳、李金发、鲁彦、洪深、施蛰存、李长之、袁牧之、林徽音、袁昌英、凌淑华、梁实秋，储安平、曹葆华、汪锡鹏、李金发、欧阳予倩、黎锦明、聂绀弩、傅雷、方玮德、陈瘦竹、洪为法、金满成、缪崇群、拾鼓、万籁天、金满成、谢寿康、钟宪民、萧石君、张道藩、李万居、范存忠、商承祖等。我们在该刊上看到巴金中篇小说《雨》的连载，沈从文《废邮存底》《窄而霉斋闲话》等。这其中应该有编辑者的真诚之所在，从而使艺术的、文学的因素更有吸引力。⑩这与王平陵的自我追求有必然的关系，王平陵在谈到《文艺月刊》与《文艺周刊》的编辑方针时，提出“中国文艺社”的刊物“企图替中国无量数有希望的作家，以及因为不是臭味相投致被排挤的作家，另开一条坦坦的大道”(11)。
颇为吊诡的是，处在意识形态中心的《文艺月刊》遵循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功能对“民族革命”进行表述，与当时的左翼文学一样，均注重文学的宣传功能而摈斥文学的个人主义，但就《文艺月刊》这一具体的刊物而言，并没有收到实际的效果。因此在一到七卷的《文艺月刊》上，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话语”的文艺思想并没有占到主导地位。因此，该刊物的编辑方针与文学理念仍然给各种声音的弥散、并存留下了一定的缝隙和空间，既表征了国民党意识形态功能的薄弱，也表征了编辑群体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平衡的努力。《文艺月刊》给我们呈现了各种声音，尽管有些声音是十分薄弱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创造社洪为法对“阶级论”、“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学理分析。在《文艺月刊》的发刊词中，可以看出编辑力图避开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话语，反复强调文学的普遍、永久的“人性”，以及与普罗文学的阶级话语相抗衡，毕竟坚守了“艺术至上”的理想。但我们也看到《文艺月刊》对文学的含混表达努力与阶级叙事的强势话语无法抗衡，使自身处于不利的地位，它无法左右“转向”的知识分子把握时代、使左翼革命叙事汇为洪流的热情与能量。
民族危机中的教授编委会
该刊从第八卷(1936年1月)开始成立了编委会，编委会由徐仲年任主编，汪辟疆、宗白华、商章孙(商承祖)、王平陵任编委，其中除了王平陵为国民党的成员，专职编刊外，徐仲年(12)为法语文学大家，汪辟疆(13)为国学大师、甲寅派的大将，宗白华则是美学家、商章孙(14)则为德语文学大家。笔者仍将八卷以后该刊的民族话语的分析置于1936年前后的时代环境中进行描述。
1935年1月，蒋介石宣布该年为“新生活运动年”，1936年2月19日，蒋介石在“首都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的讲演，认为“新生活运动，就是复兴民族的运动”(15)；同年新春伊始，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6)，十教授又于同年的5月10日发表《我们的总答复》(17)进一步发表了宣言的观点，认为“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民族”话语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词在1935年再一次醒目跃入知识界的视野，产生不同的回应。从1932年到1936年，《国风》的创办，使中央大学进入了一个“后学衡时代”(18)。这大致代表了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两种路径，即前者是政治民族主义，后者则是文化民族主义(19)，1936年的《文艺月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编委会成立后的第八卷第一期上，在论文栏目里共刊载了九篇论文，汪辟疆、王平陵、徐仲年、商章孙各发表了一篇文学论文，在该期的《编辑后记》中对这四篇论文给予了相当的肯定，从这几篇论文看出作者的知识与文化背景，其中饶有兴味的是汪辟疆的论文《一九三五年的中国文学》，作为甲寅派与学衡派的大将，他眼中所见1935年的中国文学，并没有新文学的存在，“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上的绝大不幸，就是老诗人闽县陈宝箴，小学家蕲春黄侃，诗家顺德黄节，骈文家元和孙德谦这四个人，在这一年的中间，先后逝世”(20)。汪辟疆作为甲寅派的一员大将，以国学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代表，所追求的是文化的“根”，表现为“不同层面的‘根’意识”。第八卷之后，编委汪辟疆从他个人独特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视角对1935年的中国文坛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虽然他是从古典诗歌的视角看1935年的诗歌，这与他个人的知识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也与整个时代的风气有关，更与整个中央大学的教学理念有关(21)。而第八卷之前的文艺理论文章基本上是关涉中国现代文学。同样的，学衡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时任中大国文系主任的教授汪东(旭初)在第九卷第二期(1936年8月1日)著文《国难教育声中发挥词学的新标准》，对词学在国难中的作用作出了阐释，是对危急局势从一个词学家、诗人、学者的角度作出了积极应对，而这正彰显了他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的特质。
论及汪辟疆个人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几个编委，宗白华以《流云小诗》享誉1920年代初期的文坛，作为一个留学德国的美学家，以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蜚声学坛，时至当下，愈为人所知的是他通过《艺境》和《美学散步》而建构的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他的美学建构所呈现的中国现代的本土性、民族性日臻为理论界所瞩目。
编委中的商章孙(商承祖)则出生于清末最后一个探花之家，至今可以在南京图书馆查到1929年商氏所著《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他个人其实是学术史研究中很好的个案。少年风云际会，得留学风气之先，家学渊源而又承北大学统，跨越人类学、德语文学专业，兼涉猎汉学等；抗战时代以笔为旗，或翻译，或作文，为有关怀有抱负之学者。而中国现代民族人类学的发展和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之间亦具有斩不断的千丝万缕之联系。
徐仲年则为法语专家，外祖父为吴稚晖，他最早将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故乡》翻译成法文。1932年—1949年在徐悲鸿的推荐下，任职中央大学法语系，并被推选为中大教授会主席，其间在《文艺月刊》担任第二阶段的主编。并且在该刊的多期上均有他的创作小说与翻译作品出现，在几个编委中，刊文数量是最多的。
从第八卷开始，这些教授编委基本的编辑思路是：“每期字数平均总在十五万左右，分为：论文、诗歌、小说、小品文，介绍与批评，文艺消息，读者通讯，编辑后记各栏；卷头还加一个艺术栏，容纳名画或创作歌曲。各栏创作与翻译并重。……介绍与批评分‘文学’与‘艺术’两部，凡国内创作，国外名著，杂志或报章上之论文，国内外重要艺术展览会，国人所著的名曲，国人所摄艺术化的影片，皆在介绍与批评之列。”(22)这几个中央大学教授加入编委会，他们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根底，同时又是五四以来成长起来的具有独立思考的品质的知识分子，具有民主主义的思想，有浓厚的知识分子本位意识，使《文艺月刊》仍能守得住些许“文艺”的成色，也使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话语在1936年的《文艺月刊》得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和展开，他们的主体品格渗延到刊物之中，从而使该刊成为一个独特的案例。教授学生成了作者中的主体，因此《文艺月刊》的作者基本上是以中央大学教授为核心，我们所能见到的名字还有当时清华校园诗人曹葆华、孙福熙，中央大学学生程千帆、徐中玉、沈祖芬、孙望，青年教师柳无忌等，使《文艺月刊》更多了一层学院气、书卷气。
在该刊进入1936年的时候，由于日寇侵略有感于抗战文学急就章有损于美感，“民族文艺之重要，在今日已成人人皆喻之事实，本杂志素以严肃之态度，提倡民族文艺；但竭力避免言不由衷的口号文学”(23)。我们从刊物中看到的是凝聚在民族生存的意义上的合理性，《文艺月刊》也完成了文艺对现实的担当，“最后，在这里我们还要声明一下，便是今后的本刊，愿尽量供给亲爱的读者们，作为中国‘抗敌’‘反汉奸’文艺作品的唯一园地”。可以明显感觉到形势的峻急，该编后记提出“文以载道”“文为心声”，“《文艺月刊》需要有刺激性的爱国爱民族的文章，却不需要‘口号’文字”。因为形势的危殆，在第六期里理论著作除了柳无忌的译作《乔塞及其作品》，李田意的《哈代的诗剧》之外，文学作品在各相关的栏目内均照旧进行，但在编辑后记的最后特别向读者说明：“关于下一卷的《文艺月刊》，我们正在讨论，预备把内容，式样等等竭力加以调整”。这一期结束后则进入了该刊的第三阶段。
走向“最后关头”
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是知识界不能规避的话题，而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呈现了各种形态。在《文艺月刊》的作品中，呈现了不同的民族主义的声音，而这不同的民族主义的声音均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这与共时的左翼阶级斗争的话语形成了激烈的对抗。《文艺月刊》在策略上采用了人性论的方式进行化约，对阶级论也试图从学理上进行阐释。在1930年代后期左翼内部的左倾话语和关门主义，“两个口号”之争随着全民族抗战即将到来而结束，民族主义身段柔软的特性再度呈现，意识形态的各方谁也不会也不能放弃“民族”这面大旗，调整话语的策略，以期在话语权的争夺中获取更多的资源。原先阶级话语的一方，阶级话语迅速与民族同一；而民族话语的一方则提出“抗战建国”；两种话语实现了短暂的交汇，民族与阶级的对抗暂时隐藏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大旗下，《文艺月刊》当然也不例外。
1937年第十卷的第一期以新年特大号刊行，在论著栏目里连续登载了四篇理论文章，分别是王平陵的《清算中国的文坛》，吴漱予的《“国防文学”访问记及其它》，韦明的《文艺的时代使命》，徐北辰的《新文学建设诸问题》，这四篇文章再次对文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创作主体的使命感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归纳和总结。在此前的各个阶段，上述问题或者出于意识形态表达的需要，或者出于文学观念表达的诉求，都不同程度地在该刊的各期理论文章中出现过，且是“生嵌”了的，而该期对这些话语出现如此密集的表达，是对民族危亡形势的必然回应。王平陵的文章站在一个高屋建瓴的位置对当时中国文坛的问题一一列举，他言辞恳切，两次用同样的语句申明文学必须回应现实，必须顺应时代，必须为民族的生存而服务。同属于“中国文艺社”的吴漱予则针对当时“国防文学”的口号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实在的，在现阶段的中国，为了唤起民众的救亡图存，在文艺的领域里，要提出一个口号来完成它的任务，一方面，那就要针对现实顾到它的时代性，同时在另一方面，又还要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24)。在韦明的《文艺的时代使命》一文中，认为“两个口号”“他们都认识了民族危机的紧迫，知道非用全民族的力量来努力民族解放的运动，是不足以救亡图存的”，但在他的文章中再次呈现了对阶级话语的对抗，“文艺在现时代必须负起时代的使命，而这种时代使命的正确与否是由时间性和空间性来决定的”(25)。徐北辰则认为国防文学就是民族文学，“无论是国防文学也好，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好，它们都是从民族主义文学蜕变而来。但为适应目前形势，容易使作者读者获得深刻的印象起见，我赞成仍旧把‘民族文学’作为现阶段新文学运动的口号”(26)。综观这四篇论文，对“民族主义”文学的表述均顺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进行了表述，而在口号的兼容性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表现了试图用“民族”将“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整合与收纳的努力。“民族”是话语权争夺时的重要砝码，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形势下，他们对文学民族性的表达仍是真诚的。
在该卷的第三期上，王平陵用笔名史痕再度刊文《中国艺人的使命》，强调当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同期刊出译文横光利一的《时代与精神》，集中表达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编后记中则认为：“史痕的中国艺人的使命，除说明了中国艺人在这时代应负的责任以外，又把文艺与时代的影响，概括而明显地说明了出来，并且，对于中国读者社会选择作品的倾向，有了一个亲切的认识，的确是适合着这时代的一篇极有力量的提供。”在新时代文学必须重新整合时代与民族的关系，从而给文学注入新的内涵。
时间进入了1937年7月，这是一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走向‘最后关头’”的时刻。该卷的第二期是在1937年8月1日出版，正值卢沟桥事变，尽管在该刊的内部栏目分配上仍然坚持“文学性”的表达，在编辑后记中则坚决表明了该刊态度，更坚持文学为民族救亡服务：
亲爱的读者们，到了我们美丽奇壮的河山，在受着敌人全部武装的侵略的刀俎下之今日，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这两条路不是和与战，而是生与死了，因为敌人已经迫着我们迈向死亡之途了。
最后，在这里我们还要声明一下，便是今后的本刊，愿尽量供给亲爱的读者们，作为中国“抗敌”“反汉奸”文艺作品的文艺园地。(27)
该卷的第三期则以《全民族抗敌文艺专号》刊行，1937年之前的各期就已经结束。(28)1938年南京沦陷后，“为了抗战需要，需要一个超越阶级和党派，以联合全国文艺界人士共赴国难，完成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统一组织”(29)，而王平陵及其隶属的“中国文艺社”及同仁在文化中心转到武汉后，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艺月刊》以及所属“中国文艺社”同仁则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用具体文化活动实践民族主义的主张，《文艺月刊》在抗日战争阶段以笔为旗为抗战服务，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该刊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官办刊物，从创刊伊始就处在激烈的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对抗的空间；其后期面临全面抗战，救亡图存的特殊“大时代”，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关键词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该刊中亦得到相应的表达。当文学史历经了一个“长时段”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一诉求和应对表征了民族主义话语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时呈现的追求现代性合法性的一面，并且“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更在于：它已经不仅仅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识和集体情感，更被视为‘现代团体政治的总体状况的一个代名词’，而与现代性的进程、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和社会变迁的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30)。同时，民族主义自身具有身段“柔软”的属性，使它能够调整自己以顺应不同的形势，也很容易与其它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甚至作为一种基底或背景去依附、吸纳、包容其它意识形态。
①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见该书《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②《中国左翼作家的成立(报导)》，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第1卷第3期《国内外文坛消息栏》，第1129页。
③笔者这样划分的依据：一是以编委会成立的第八卷第一期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划分的时间界限；二是在第八卷第一期以后，单独将1937年以后各卷期划分为第三个阶段，这一划分是笔者在细读该刊的时候，发现该刊在进入1937年以后虽同是编委会原班人马，但由于时局变化，该刊在编辑上也根据时局而变。比如在第十卷第一期(1937年1月)以新年特大号印行，在第十一卷第一期(1937年7月)也以特大号印行，在第十一卷第三期(1937年9月)以“全民族抗敌文艺专号”印行。笔者的划分是兼顾了编辑方式和现实历史时间。
④王平陵：《会见谢寿康先生的一点钟》，《文艺月刊》第1卷第1期。
⑤1929年6月6日、7日，南京《京报》。
⑥赵丽华：《〈青白〉、〈大道〉与20年代末戏剧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1期。
⑦民族主义文艺的主要成员潘公展(1895—1975)、朱应鹏、范争波、傅彦长(1892—1961)，基本上是上海市党部成员、市政府委员、社会局局长等。
⑧马良春、张大明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下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20页。
⑨《最后一页》，《文艺月刊》第1卷第5期。
⑩(11)王平陵：《本社第一次谈话会记录》、《答胡梦华兄》，《中央日报·文艺周刊》第4号，1930年10月16日。
(12)徐仲年(1904—1981)，原名颂年，笔名丹哥、丹歌、徐家鹤、SungnienHsu。徐仲年在1925年和1941年曾经两度加入国民党，又两次退出。1949年，他拒绝同外祖父吴稚晖去台湾。解放后任南京大学教授，西语系法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为南京大学图书馆资料员，其间继续从事法文写作及翻译。1984年4月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期间，在对南京大学师生讲话中谈到中法文学交流时，还特别提及他的名字。
(13)汪辟疆(1887—1966)，国学大师，名国垣，又字笠翁，号方湖、展庵。19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7年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曾兼任监察委员、国史馆纂修等职。1949年中大更名南京大学，继续任教。1966年逝世。汪一生治学不倦，精通文史，既是一位诗歌研究者，也是很有成就的诗人。其研究近代诗歌影响最大者为《广宣诗坛点将录》，著力最深者为《近代诗派与地域》，其弟子程千帆又辑纂《近代诗人小传稿》《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等编成《汪辟疆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刊行。南京大学学者张宏生、张亚权分别著文《汪辟疆及其近代诗系的建构》、《“点将录”：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阐释汪氏在建构近现代中国诗学方面的成就。
(14)商章孙(1899—1975)即商承祖，早年跟随父亲赴德(应为1912—1916)，打下了非常好的德语口语基础；日后入北大德文系获得汉堡大学人类学博士后回国，在中央研究院搞过少数民族调查，是中国民族学先驱之一。在1930年代他再度赴德，在汉堡大学留学(1931—1933年注册)，以《中国“巫”史研究》获博士学位。日后改行搞德语文学，1930年代商承祖转到中央大学任德语系教授，解放后留在南京大学执教，在德国文学研究界有“北冯南商”之誉——北大的冯至，南京大学的商承祖。
(15)转引自马良春、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第629页。原文见《新生活运动辑要》(1936年出版)，《新运十年》(1944年版)，《蒋总统集》第一册(台北1960年出版)。
(16)《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10日。
(17)《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10日。
(18)沈卫威：《民族危机与文化认同——从〈国风〉看中央大学教授群体》，《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9卷第2期。
(19)柴文华：《对中国近现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反思》，见郑大华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0)汪辟疆：《1935年的中国文学》，《文艺月刊》第8卷第1号《编辑后记》。
(21)沈卫威：《现代大学的新文学空间》，《文艺争鸣》2007年第11期，该文分析了1930年代的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一览》、《课程及课程说明》，中央大学国文系是排斥1917年以后的新文学的。
(22)《文艺月刊》第8卷第1号《编辑后记》。
(23)《文艺月刊》第11卷第1期《编辑后记》。
(24)吴漱予：《〈国防文学〉访问记及其他》，《文艺月刊》第10卷第1期。
(25)韦明：《文艺的时代的使命》，《文艺月刊》第10卷第1期。
(26)徐北辰：《新文学建设诸问题》，《文艺月刊》第10卷第1期。
(27)《文艺月刊》第11卷第2期《编辑后记》。
(28)因抗日战争爆发改为《文艺月刊·战时特刊》，卷期号另起，同年11月21日出版新1卷第4期后迁往武汉出版，1938年6月1日出版新1卷第12期后又迁往重庆出版，1941年11月终刊。
(29)古远清：《为右翼文运鞠躬尽瘁的王平陵——从南京到重庆的文艺斗士》，《涪陵师范学院学报》第18卷第4期，2002年7月。
(30)翁贺凯：《民族主义、民族建国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西方学理”与“中国问题”》，引自郑大华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