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区域合作
南亚经济与债务增长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陈利君
摘要： 近年来，我国倡议和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有力地促进了双方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一直恶意炒作中国的对外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诬称中国搞“债务外交”，中国的投资导致了对象国的债务危机。南亚是与我国相互毗邻的地区，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覆盖的重要区域。随着南亚经济的发展与经贸合作的增加，其债务呈增长态势，这使得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成为西方指责的一个重点区域。面对国际社会给中国扣上的“债务陷阱”这一伪命题，一些南亚国家（例如印度）似乎也掉入了西方社会设置的陷阱，抹黑中国及否定“一带一路”成绩。对此，我们不仅要高度关注南亚经济增长与债务增加等问题，而且要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抹黑中国的“债务陷阱”问题。
关键词： “一带一路”；南亚地区；经济增长；债务陷阱；趋势
中国与南亚地区相互毗邻，彼此的交流与合作源远流长。近年来，中国与南亚经济一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6%，南亚国家为7%。在南亚国家中，印度、孟加拉国是第一梯队，是南亚地区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巴基斯坦、不丹、尼泊尔和马尔代夫为第二梯队，经济保持中速增长，斯里兰卡、阿富汗则垫底，经济增长速度较低。从总体看，未来几年南亚经济仍然可以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通货膨胀、贸易赤字、债务增加不可避免。特别是债务，随着其经济增长，增加成必然趋势。近年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大肆炒作中国对外合作的相关问题，不仅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与相关国家债务增加扯在一起，说中国搞“债务外交”，中国贷款导致了债务危机（debt crisis）① 债务危机是指负债超过了借款者自身的清偿能力，造成无力还债或必须延期还债的现象。 ，而且将“一带一路”说成是挑战国际秩序、扩大影响力的战略举措。面对国际社会给中国扣上“债务陷阱”的伪命题，一些南亚国家似乎也掉入了西方社会设置的陷阱，印度媒体和有关人员也开始跟风炒作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中的债务问题，以抹黑中国并否定“一带一路”成绩。对此，我们不仅要高度关注南亚经济增长与债务增加等问题，而且要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抹黑中国的“债务陷阱”问题，以增进了解，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一、当前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状况及趋势
近年来，南亚地区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世界重要的新兴市场，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2017年南亚经济总量最大的三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见表1）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7%、5.4%和7.4%，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分别为7.9%、3.3%和7.4%，马尔代夫和阿富汗分别为4.8%和2.7%。2018年南亚地区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
表1.2017年中国与南亚国家经济总量与排名（亿美元）
首先，从南亚各国官方的统计数据看，据印度中央统计局统计，2018年第1季度经济增长率为7.7%，② 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Press Note on Provisional Estimates of Annual National Income, 2017-18 and Quarterly Estimat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or the Fourth Quatrer(Q4) of 2017-18,” http://www.mospi.gov.in/sites/default/files/press_release/nad_PR_31may18.pdf, P1. 第2季度为8.2%，③ 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Press Note on Estimat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or the First Quarter(April-June) 2018-19,” http://www.mospi.gov.in/sites/default/files/press_release/PR_GDP_Q1_31aug18.pdf , PP1～3. 这是印度2016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率。其中，建筑业同比增长8.7%，远远高于2017年同期的1.8%。第3季度印度经济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7.1%。2018年印度经济增长率高达7.4%，总量达2.716万亿美元。孟加拉国2017～2018财年（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经济增长率达7.65%，① Bangladesh Bureau of Statistics, “GDP of Bangladesh 2017-18(p) : Growth rate 7.65 and per capita GNI 1752 in US$,”http://bbs.gov.bd/site/news/c178affc-882d-4c41-84b5-04bc93f22583/GDP-of-bd-2017-18p--Growth-rate-765-and-per-capita-GNI-1752-in-US. 而据2018年9月19日孟加拉国《独立报》报道，2017～2018财年经济增长率达7.86%，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人均收入达1751美元，增长8.76%。南亚第二大经济体巴基斯坦2017～2018财年（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经济增长率达5.8%，是该国近13年来的最高增速。农业、工业、服务业增速都较快。②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8(Update),”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18-update，P152. 2018年财年为5.4%。尼泊尔2017～2018财年（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经济增长率达5.9%，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增长率为8.8%，服务业为6.6%。③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8(Update)”, P160. 不丹2017～2018财年（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经济增长率为6.7%。④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8(Update)”, P158. 斯里兰卡2018年经济增长率为3.2%。其中，其中，第一季度为4.0%，第二季度为3.9%，第三季度为3.5%，第四季度为1.8%。
首先，利用Matlab软件中M文件编制程序进行通流计算。其次，并M文件编制一维特性计算程序给出该压气机特性线。
其次，从相关国际组织或机构发布的数据看，无论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还是高盛、瑞银等国际机构都认为，2018年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率为7%左右甚至更高。其中，经济总量前三位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长率都比2017年加快，特别是印度和孟加拉国成为南亚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201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8年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率为7.1%。其中，印度和孟加拉国将达到7.3%；尼泊尔、巴基斯坦、不丹经济增长率保持在5.5%以上，其中尼泊尔可达6%以上；但马尔代夫、斯里兰卡、阿富汗经济增长率不高，分别为4.7%、3.7%和2.3%。由于这三个国家经济总量较小，对南亚经济增速的总体影响不大（见表2）。2018年南亚经济增长率比全球平均的3.7%、东亚的5.3%、东南亚的5.2%、北美的2.7%、中美洲的2.8%、欧盟28国的2.2%、中亚和高加索的3.6%、独联体的2.3%、大洋洲的3.2%、中东的1.3%都高。10月，世界银行预计的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率同样较高，其中印度2018～2019财年经济增长率可达7.3%，孟加拉国可达7%。12月，亚洲开发银行报告预计，南亚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1%。2019年1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指出， 2019年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率为7.1%，其中，印度为7.3%，孟加拉国为7%，巴基斯坦为3.7%，斯里兰卡为4%，尼泊尔为5.9%。
表2 IMF预测的2018年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率
当前，南亚地区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南亚各国需求强劲，国内消费增长较快。二是制造业发展，出口恢复增长。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投资增加。四是全球经济增速不错，拉动南亚经济增长。例如美国2018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达4.2%，第三季度为3.5%。IFM预计美国2018年经济增长为2.9%，高于此前的预测。五是国内改革加快，吸引外资增加。例如印度，2018年1～9月吸引外资达406亿美元，中国为416亿美元。在IFM作的“最有吸引力投资目的地”的调查中，商界领导人把32%的票投给了印度，中国得票率为15%。六是中美贸易摩擦使南亚投资热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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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喷浆速度150 m/min时为例，由图9的速度云图可以看出，转速从120 rad/s升高到180 rad/s后环形流道内部浆流的速度明显提高，尤其是沟槽辊内壁面处线速度达到31 m/s。另外，喷浆速度150 m/min、沟槽辊转速不同时上流道中心线流速分布见图10。图10表明，流道内的平均流速升高约5 m/s。表1所示为喷浆速度150 m/min、沟槽辊转速不同时均衡室进口压力和溢流室压力的变化。从表1可以看出，当沟槽辊转速增大后，溢流室压力下降一倍，下降幅度较大；均衡室进口压力更是从正压变为负压，无需外部加压。
综合南亚国家各方面情况看，得益于内需增加、出口回暖、投资扩大，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强劲趋势，但由于各国改革进展慢、油价高企、财政与贸易赤字增加以及海外劳工汇款收入总体增长幅度不高，随着经济发展、投资建设规模的扩大和财政支出的增加，债务偿还负担将继续加重。
但比较有利与不利因素、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目前的基本形势是：全球经济增长仍然有较好预期，外资不断增加对南亚投资，加上南亚地区较过去更加开放，内部风险不断释放，使得抑制南亚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有所改变。所以，南亚地区经济发生拐点延后，其经济仍然有望实现较高增长速度。
二、当前南亚国家债务增长情况及趋势
我们以西方国家经常炒作的南亚国家为例，其大量债务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前就已形成。南亚国家债务不断累积的重要原因除了国内举债成本低、选举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以下原因：一是贸易赤字。南亚国家的贸易及经常项目在“一带一路”提出前就长期赤字，发生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的几率一直较高。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就发生过债务危机，2003年印度政府的债务水平占其GDP的比重还高达84.7%，目前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也接近5%的警戒线。而巴基斯坦2018年6月经常账户占GDP的比重已达8.2%。二是长期负债。南亚国家受各种因素影响，多数国家经济发展都依赖外债与外援，无论是经济实力较弱的阿富汗、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还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印度、巴基斯坦，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债和外援，其存在的外债风险是总体的和长期的，中国没有去投资前这些国家已有不少外债。其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长期较高，离国际公认的警戒线（40%）不远。如果用外债总额占外汇储备之比来衡量，不少国家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之前就接近或超过警戒线（100%），其潜在债务风险较高，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例如经济发展情况较好的印度，到2018年9月其外债达5143.95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也接近20%。而巴基斯坦2018年6月的外债规模达951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30%。三是偿债风险较高。由于南亚国家普遍负债及出口水平低，其偿债率（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商品和劳务出口创汇的比重）往往超过15%～20%的警戒线。再加上进口多、外汇储备少，其对外债务率（外债余额占商品与劳务出口收入的比重）也接近或超过100%的警戒线。2013年印度政府的总债务率(债务余额/GDP)为68.55%，2017年上升为68.69%，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率分别为61.5%和55.3%；斯里兰卡政府总债务率2013年为70.82%，2017为79.63%，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率分别为57.0%和55.2%；孟加拉国政府总债务率2013年为34.46%，2017年为33.75%，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率分别为32.5%和33.4%；巴基斯坦政府总债务率2013年为63.86%，2017年为67.99%，其中，中央债务率分别为32.4%和33.8%；不丹政府总债务率2013年和2017年分别为93.62%和112.83%，其中中央债务率分别为38.7%和35.3%；尼泊尔政府总债务率2013年和2017年分别为31.88%和26.84%，其中中央债务率分别为29.5%和29.6%；阿富汗政府总债务率2013年和2017年分别为9.53%和7.64%，其中中央债务率分别为35.8%和71.4%。这说明南亚国家政府负债率有的国家一直较高，其债务并非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造成的，而且至今也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与中国合作而陷入债务危机。所以，西方炒作所谓的中国“债务外交”“经济胁迫”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债务陷阱”不过是西方国家炮制的阻挠中国与相关合作的一个伪命题，是西方国家罔顾事实、妄加评论、抹黑中国及“一带一路”的一种手段，是担心、焦虑中国影响力扩大危及其特权和霸权而产生的“羡慕嫉妒恨”的心态在作祟。
南亚国家除了居民储蓄率普遍较低外，许多国家还面临财政、贸易长期赤字等问题。从贸易看，近年来南亚的经济增长伴随着贸易赤字不断增加。2017～2018财年印度货物贸易额为743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7%。贸易逆差达150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4.9%。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4%。截至2017年9月8日，印度外汇储备总额为4007亿美元，但到2019年2月15日降为3981亿美元。孟加拉国2016～2017财年货物贸易额为775.10亿美元，贸易逆差为94.7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6.63%。2017～2018财年货物贸易额增加到906.68美元，贸易逆差也扩大到182.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2.76%。① Central Bank of Bangladesh, “Balance of payments [Monthly Data]”, https://www.bb.org.bd/econdata/bop.php. 尼泊尔2017～2018财年经济增长率恢复到6%以上，但贸易逆差达105.5亿美元，创历史上新高。巴基斯坦2017～2018财年经济增长率达5.8%，但货物出口额为247.7亿美元，增长12.6%；进口额为558亿美元，增长15%，这导致贸易逆差扩大至310亿美元。② 中国驻巴基斯坦经商参处：《2017～2018财年巴基斯坦经济运行情况》，http://pk.mofcom.gov.cn/article/wtojiben/zwjingji/201810/20181002794374.shtml 其经常账户赤字达1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7%。截至2018年5月，巴基斯坦贸易赤字占GDP的比重达 11%。外汇储备持续减少，仅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③ 中国驻巴基斯坦经商参处，《巴基斯坦2017～2018财年经济运行情况和2018～2019财年预算分析》，http://pk.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808/20180802780117.shtml. 斯里兰卡2018年上半年贸易赤字比上年同期增长20.2%。如果斯里兰卡卢比再次贬值，经常账户赤字还将扩大。④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8(Update)”, P161. 马尔代夫2018年上半年进口额为12.41亿美元，出口额为1.59亿美元，贸易赤字为12.8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⑤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8(Update)”, P159. 尼泊尔2017～2018财年贸易赤字为109亿美元，约占尼泊尔国民生产总值的37%。⑥ 中国驻尼泊尔经商参处，《2017～2018财年尼泊尔旅游业创汇收入达到历史新高》，http://np.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808/20180802781081.shtml. 从财政看，南亚国家普遍财政赤字。根据2018年2月印度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预算，2017～2018财年印度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3.5%，总额达5.95万亿卢比。根据2018～2019财年的预算，政府总支出将超过24.4万亿卢比，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计划控制在3.3%以内。巴基斯坦2017～2018财年财政赤字达2.4万亿卢比，约占GDP的7%。但截至2018年5月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5.8%。巴计划在2018～2019财年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低于4.9%。孟加拉国2018～2019财年财政预算支出总额为46450亿塔卡，收入为33920亿塔卡；尼泊尔2018～2019财年财政预算支出为1.31万亿卢比，收入为8313.2亿卢比，也是财政赤字国家。而且，南亚国家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的增长速度还在加快。例如巴基斯坦，2011～2012财年巴基斯坦财政赤字比上年增长47.4%，贸易赤字增长36.6%；2016～2017财年财政赤字增长率达38%，贸易赤字增长率达36%。为了遏制进口增速、减少贸易赤字，2018年1月巴基斯坦将银行利率从之前的5.75%提高至6%，5月又提高至6.5%。同时，巴还采取货币贬值来遏制进口、推动出口，但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仍然在继续增加。2017～2018财年巴财政赤字增长率超过20%，贸易赤字增长率超过18%。由于南亚国家普遍出现财政赤字增加，使得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的资源十分有限，要保持经济高增长，需要通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FDI)、向外国贷款、国内举债、外国无偿援助等方式解决。
即使是目前西方及印度抹黑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也同样不存在中国所谓的设置“债务陷阱”问题。例如巴基斯坦，目前中巴正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巴政府借一些钱推动项目落地，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也是其他国家通行的做法，但西方国家还是认为中国利用中巴经济走廊制造了所谓的“债务陷阱”。不可否认，中国与巴基斯坦近年来开展了较大规模的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据巴方统计，2017～2018财年中巴贸易总额达132亿美元，占巴对外贸易总额的16.4%。其中，巴从中国进口114.6亿美元，占巴进口总额的18.8%，次于美国和英国。目前，中国是巴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目的国。同时，巴基斯坦也是我国在南亚地区的最大投资目的地。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末，中国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存量为57.1亿美元。根据巴方统计，2017～2018财年巴基斯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34.3亿美元（净流入27.6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巴直接投资为15.86亿美元，同比增长30.9%，占巴吸收外资总额的57.3%，是巴第一大外资来源国① 中国商务部网站，《2017年中巴双边经贸合作简况》，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8-10-11/doc-ihmhafiq8816254.shtml. 。英国、中国香港地区、马来西亚、瑞士分列第2～5位。中国主要投资领域为能源、基础设施、通讯、家电、金融等。在巴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巴政府借中国的钱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电力等项目。这些项目完成后将为巴带来大量的优质资产，助推巴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还可以直接变现为国家财富。无论是发展经济、增加财富，还是变现，都会成为巴政府今后偿还到期债务的重要物质保障。如果巴政府不借钱发展电力、基础设施等基础产业和民生项目，巴经济要实现快速发展将十分困难。现在巴政府向中国等国家借一些钱来搞建设，改善民生，可以早见成效，早惠及人民。这不过是像其他国家一样将未来的钱拿来今天使用，将节省未来的开支。即使将未来支出用来偿还到期债务，也不过是一种调剂使用资金的方式，这也是许多个人、企业、国家根据需要调剂资金余缺的一种常见方式。又如斯里兰卡，2017年外债余额总计有518.24亿美元，但中方只占10.6%，且60%以上是低于国际市场利率的优惠贷款。就是商业贷款的利率也是经双方商定的，且这些贷款利率不仅大大低于斯里兰卡目前的官方贷款利率（9%），更低于民间贷款利率（20%左右）① 例如汉班托塔港，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给斯的第一阶段建设所需的3.06亿美元的商业贷款利率为6.3%，期限为15年，还有4年的宽限期。 而当时斯里兰卡发行的五年期主权债券的收益率达8.25%。第二阶段中方提供的9亿美元贷款的利率仅为2%。 ，与我国国内贷款利率相比也是不高的。同时，中国还大量提供援助，进行债务豁免，扩大从斯里兰卡的进口。所以，中国的贷款不是斯里兰卡外债负担的主要构成因素。斯里兰卡的官员也多次表示，中国没有设置所谓的“债务陷阱”问题。再如印度，尽管西方国家没有炒作印度的债务问题，但实际上印度的债务风险是很高的。目前，印度的债务规模超过1.5万亿美元（其中85%以上为美元债），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要用来偿还债务及利息，且银行坏账多，不良贷款率高。2017年印度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达13%，规模达1500亿美元，企业偿债能力明显下降。为减轻银行压力，印度还推出了史上最大的银行注资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向国有银行注资2.11万亿卢比（约320亿美元），总规模超过了过去10年的总和，这将导致其债务规模进一步上升。而目前印度的外汇储备仅4000亿美元。如果美元继续加息而印度不加息，这不仅将使美元加速从印度撤出并流向美国，而且将导致印度的融资成本不断提高。如果其经常账户和财政双赤字得不到控制，其货币会大幅贬值，银行和企业不得不抛售资产应对债务和不良贷款，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今年以来国际油价继续上升，财政赤字与通胀压力加大，资本出现净流出，卢比也发生贬值。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将印度列为汇率操纵国观察名单以及认定印度向美国出口的产品提供政府补贴，印度总的贸易逆差还会扩大。印度一些人看不到自身债务不断增加又对南亚其他国家长期借款、贷款的现实，反而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炒作所谓的中国对南亚国家设置“债务陷阱”问题，这明显是不公正和错误的。例如印度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的著名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就长期宣传“中国威胁论”，多次发文称中国在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设置所谓的“债务陷阱”。① 参见布拉马·切拉尼：《中国项目正遭遇抵制》，《印度斯坦时报》，2018年10月1日；《中国秀肌肉逼印度反思海洋战略》，《印度斯坦时报》，2018年11月15日。 2018年6月他还称说，约翰·亚当斯有句名言，征服一个国家要么用利剑，要么用债务，而中国选择了后者。印度前驻华大使、国家安全顾问梅农(Shivshankar Menon)也曾说，中国投资汉班托塔港“唯一合理解释”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多年来，南亚国家为了填补资金缺口，不得不举债借债，导致其债务负担不断加重。例如巴基斯坦，截至2018年6月末，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74.3%，其中内债占47.7%，外债占26.6%。如果加上国有企业债务，总体债务达28.4万亿卢比，占GDP的比重达82.6%。① 中国驻巴基斯坦经商参处，《2017～18财年巴基斯坦经济运行情况》，http://pk.mofcom.gov.cn/article/wtojiben/zwjingji/201810/20181002794374.shtml. 即使像印度这样在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国家，其债务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占GDP的比重上升，与其收入出现严重失衡。2012～2013财年印度GDP增长率为5.5%，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5.2%。如果加上各邦政府的债务，印度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10%。这是十分沉重的负担。2014年莫迪上台后，不仅采取出售国企股份、吸引外资、提高企业附加税税率等政策，而且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包括2016年的“废钞令”、2017年的商品与服务税改革（GST税改）以及推进“印度制造”“数字印度”等，希望不断降低财政赤字的比重。莫迪还多次表示要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降至2.5%，将总体债务占GDP的比重降至60%。但其改革及推行的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债务继续攀升。一是地方债务的高增长推高了总体债务。印度不仅中央政府借债，而且各邦政府也大举借债，使得政府债务出现高增长。2007～2017年间，印度中央政府借债规模增长了2.5倍，地方政府借债增长了21倍。二是国际油价高企使得财政与贸易双赤字居高不下。莫迪政府前期的成绩有相当一部分来自2013～2016年间国际原油价格较低，减轻了国际收支的压力，但当国际原油价格逐步从2017年7月的每桶40多美元反弹至2018年的70美元甚至80美元后，其贸易逆差一改几年减少的状况而骤然上升。各邦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1.9%上升至2017年的3.2%。三是GST税改使政府收入减少。2017年7月1日印度正式实施了其建国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GST（商品和服务税）税制改革。其所得税从2017年8月的950亿卢比下降至11月的800亿卢比。四是变卖国有资产杯水车薪。2018年印度政府通过变卖国有资产所得的收入预计为7250亿卢比，只占政府财政赤字的10%。再加上利率上升导致借债成本增加，各层面的日子都不好过。2017年下半年以来，许多银行不得不变卖资产以应对高企的债务和严重的不良贷款。所以，尽管莫迪政府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使得其2014～2017年期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4.4%下降至3.5%，但其总债务仍在继续增加，改革成效仍然有限。同时，南亚其他国家的债务多年来也一直呈上升态势，这使得南亚国家的债务随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加。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否借债、借多少是各国的内部事务，而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对外合作项目一惯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其债务形成也与中国关系不大。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的投资帮助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了民生，使许多国家和人民用上了现代基础设施、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这是有目共睹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已为合作伙伴国带来了20多亿美元税收，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岗位，还提高了对象国港口、公路、桥梁等运营能力，缩短了运行时间，方便了当地企业和人民生活，支持了当地经济发展。同时，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每一个合作项目都经过平等协商，并不强求他国建设。而且，中国在推进项目中还积极与合作方、第三方共同建设（例如中缅天然气管道是“四国六方”共建项目，汉班托塔港是中斯合作项目），并共同想办法早出成效，既积极帮助对象国多渠道筹集资金，打破资金瓶颈，又尽量给予优惠，充分考虑对象国债务可持续性问题。正是由于相互信任、互利合作，才使得“一带一路”许多项目得到不断推进，并及时惠及对象国及其人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是因为与中国合作而爆发或陷入债务危机的。即使有的国家面临债务风险，也不是中国引起或造成的。
与此同时，南亚经济增长也面临不少风险：一是南亚各国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成为发展经济的一个障碍。二是南亚国家普遍正在进行企业、财政、金融、税收等改革，如果改革达不到预期甚至受挫，其增长风险将增加。三是南亚大部分国家在2018～2019年进行大选，而南亚国内政治局势复杂，矛盾重重，政党的轮换使得政策的执行及延续性将受到影响。四是自然灾害频繁，影响农业发展。五是资金短缺，而国内需求持续增加，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面临巨大资金缺口的挑战。六是国际油价高企① 2018年10月国际油价创年内最高值达每桶80多美元后开启“暴跌模式”，最低跌至每桶50美元。但从全年看， 2018年国际油价仍然比上年大幅度上升。布伦特原油均价为71.69美元/桶，比上年上涨31%；WTI均价为64.92美元/桶，上涨27.7%。 和货币贬值，外资逃离及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七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加，一旦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南亚经济将受影响。八是全球金融动荡风险上升，影响南亚地区经济增长。如印度2018年两次加息，企业融资成本升高。于是，2019年6月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报告》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调为仅增长2.5%， 2019年南亚经济增速也下调为5.5%，2020年为5.9%。这也反映出南亚经济增长持续性需要在增强。
三、举债是各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债务与“债权”是孪生姐妹，是今天借未来的钱。其实，借钱并不可怕，如同贷款买房、买车，只要你有对债务的承担能力和对偿还债务的保障能力。债务有公债与私债、内债与外债之分，是一个国家、单位、企业、个人的各种借款、贷款、应付款、预收款等的总称。在和平时期，适当债务可以更好满足发展、投资、消费的需求，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战争时期，则可以融资购买装备打击敌人，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英国、法国甚至德国、日本等国政府都大举借债应对战争，其公债占GDP的比重达到了极高的水平。1946年发达国家政府的债务额占GDP的比重平均超过20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都积极减少债务，曾一度使债务压力减轻，但随着经济发展，债务又不断增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发达经济体平均债务占GDP的比重达290%，比二战结束时还高。在当今社会，债务无处不在。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甚至一项业务（例如住房、汽车、教育等）为了获得某种需求都可能借钱形成债务。有债与否，债务多少，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能力关系不大，有时债务反而是衡量一个人和企业能力的重要指标。因为一个企业、一个人敢于借债来发展自己和满足自身需求，恰好说明其能力较强。债务是要偿还的，并不是债务越多越好，它需要有安全边界。债务是否安全，除了看其对外负债是否小于对外资产外，还要看其自身经济发展情况、外汇储备以及外债规模、结构和成本等。如果一国能按时偿还借款，抵御和消除来自内外部的威胁和侵害，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其形成的外债就不会发生债务危机。但如果一国外债偿还出现问题，进而引发外力干预，就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关于自媒体舆论监督权对审判权规约作用介入的时间选择，现阶段的制度规范对此则疏于规定。鉴于自媒体舆论监督与传统新闻采访报道在价值取向、规律特点以及传播内容等层面的显著共性，现阶段用以规范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报道的制度规章，无疑为自媒体舆论监督限度的厘定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示范。
四、摆脱债务危机的关键主要看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
目前，世界及南亚国家的债务在不断增加，各国政府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开源节流，以降低负债水平。发展中国家还呼吁发达国家降低借款利率，延长还款期限等。但一国是否发生债务危机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债务危机是因为与中国合作发生的，“一带一路”更不是世界债务增长的主要因素。如果要解决债务危机，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特别是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是关键。
（一）是否发生债务危机由多种因素决定
如前面所述，尽管几乎每个国家都在举债，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发生债务危机。是否发生债务危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债务结构（短期外债与全部外债的比率）、进出口、外汇储备、外部环境等。这导致即使在同一偿债水平下，有的国家金融及经济仍然可以正常运转，而有的国家可能就会出现风险。例如缅甸2013年政府总债务率为33.21%，2017年为36.75%，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率2013年和2017年分别为48.9%和31.2%，但并没有发生债务危机。而1997年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债务率都低于30%，却发生了债务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短期外债占总外债的比率接近或超过了20%～25%的警戒线。例如1996年泰国达41%。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拉美债务危机原因也是如此，例如墨西哥1982年短期外债占总外债的比率达30%，委内瑞拉达48%。所以，只要在借债与使用过程中加强外债管理，合理确定外债规模，提高使用效益，就可以控制外债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一带一路”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西方抹黑中国的谬论越来越多，除保罗·肯尼迪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奥尔森陷阱、“地缘政治扩张”“新殖民主义”等外，如今又抛出“债务陷阱”论。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比中国更早开展对外投资，其投资存量比中国多得多。而且，对许多“一带一路”国家的借款、贷款也比中国多。中国推进“一带一路”主要是经济合作，去帮助沿线国家筑路、架桥、建港口、修水利、建工厂等，以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而过去中国没有发展起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大量对欠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将大量资金或借或贷给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最大债权国。现在由于资金缺乏，没有能力大规模投资后又打着维护安全的幌子，将飞机、大炮、导弹、舰艇、枪支卖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为制造地缘政治、经济紧张气氛。这使得当今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与西方的军事安全合作形成了鲜明对照。如果中方在相互协商、平等互利基础上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开展经济合作就是在开展“债务外交”，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多年来到处投资、到处卖军火不是也在搞“债务外交”“扩大影响”吗？可见，美国等西方国家指责中国设置“债务陷阱”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霸权及自身利益，挑唆对象国与中国的关系，打压“一带一路”倡议，遏制中国崛起。
从西方炒作的中国债务危机和“债务陷阱”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债务其实比中国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高得多。目前，发达国家的债务负担率一般在45%左右，也有不少国家高于此水平。这里我们仅从中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的情况看，许多发达国家的债务都是上升的。例如美国，2013年和2017年政府总债务率分别为105.42%和108.14%，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率基本未变，都是43.8%。又如欧洲，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前的2011年，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00%，到2014年就超过120%。2017年欧盟有15个成员国政府的债务率高于60%，其中希腊、意大利、波兰、比利时分别高达176.1%、131.2%、124.8%和103.4%① 中国商务部驻欧盟使团经商参处，《2017年欧盟赤字率为1.0%，政府债务率为81.6%》，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811/20181102802795.shtml. 。英国2013年和2017年政府总债务率分别为86.22%和89.48%，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率分别为34.6%和30.7%。又如日本，2013年和2017年政府总债务率分别为240.50%和240.30%，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率分别为49.8%和47.4%。如果按照西方指责中国的标准，这些发达国家债务那么高，可以说是它们正在引发新一轮世界金融危机。但西方媒体并不这样看，不仅无视自身日益增加的债务，反而把发生金融危机的责任及风险推给比其债务少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以西方炒作的中国为例，2013年和2017年中国政府总债务率分别为37.00%和47.61%，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率分别为64.8%和67.3%。即使不考虑中国是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以及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政府加强债务管理等情况，单就是从债务本身看也远远低于西方许多国家。在西方媒体炒作中国的债务危机不成功后，现在又将矛头对准与中国合作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不能不说其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且有意识形态及其他目的。
（二）没有一个国家的债务危机是中国造成的
由于世界债务不断增加，而监管不断出现漏洞，使得债务危机在全球反复上演。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都曾爆发债务（金融）危机。例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当前的委内瑞拉债务危机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过度借债、过度消费而又对债务管理不善。这与中国没有多大关系。例如20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是美国居民、政府过度举债造成的，当今欧洲一些国家发生的债务危机也主要是其政府过度举债造成的。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谱的改变，老年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高，其生活不能自理且卧床患者比例呈上升趋势。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收治的对象90%以上是久卧病患，家属及保姆或陪护工等已成为他们的主要照顾和护理者(照护者)。调查发现，照护者们普遍缺乏防压疮的翻身护理知识和技能。由于照护者们对易发生压疮的这类高危人群未能正确及时掌握有效的防压疮翻身护理技能，导致发生压疮病例增多。因此，如何有效减少压疮的发生，对久卧病患照护者进行防压疮翻身护理培训值得社区护理工作者的探索。1年多来，我们加强对照护者们防压疮翻身护理技能的指导和培训，使照护者们防压疮的护理能力明显提高，现报道如下。
从未来趋势看，南亚国家的债务总额还将继续增加。首先从印度看，莫迪政府尽管把降低财政赤字、促进经济增长作为工作重点，但这是一个“悖论”。因为刺激经济增长需要增加国内外市场需求，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会增加财政赤字。如果要控制债务，需要减少财政支出、降低财政赤字，这又不利于市场需求的增加和经济增长。正是由于这一“悖论”的存在，使得许多国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增加和扩大政府支出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鉴于目前印度的财政经济状况，扩大政府支出会直接推高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这是因为印度财政收入有限，增加政府支出就意味着财政压力的加大和财政赤字的增加，而且政府支出增加的一部分需求还会转化为进口，这也会推动贸易赤字的增加，而贸易经常账户赤字又会增加财政赤字。在财政赤字的背景下，要增加发展投资就需要举债。另外，实行财政扩张的政策将增加对货币需求量，加大政府向银行贷款力度，间接推高利率，增加企业融资成本。这不仅影响企业竞争力，打击投资者信心，影响未来经济增长，还影响还债。未来，即使印度中央政府的债务得到较好控制，但总体债务要下降也是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莫迪政府打造“新印度”需要大量投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难以控制。由于印度地方政府建设资金紧张，一直都靠举债搞建设，而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是通过印度央行提供信用担保的方式来进行拍卖，使得地方政府可以低成本举债。在建设资金紧张和低成本举债的情况下，要控制各邦的债务增加显然非常困难。再加上2019年印度大选的临近，莫迪政府要减少曾经的承诺和执行的政策是很困难的，包括政府部门特别是公务员工资开支、农业补贴及民生（教育、卫生、社保等）支出等。2018年11月29日，印度新德里还爆发了近年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农民聚集到国会大厦前抗议成本上升与农产品价格下降导致他们生活困难，并呼吁印度议会通过支持农民的立法。这仅是2017年以来农民多次要求减免农业贷款、抗议农产品价格太低的一次游行。作为拥有2亿多人口的庞大社会群体，农民历来都是印度各党派争取的对象。迫于大选压力，莫迪政府在此期间也不会在减少农业补贴上大作文章，而要通过发展经济、完善GST税收体系来大幅度增加税收短期内也难以做到。目前可行的路径是提高税率、变卖国有资产、增加侨汇收入等短期政策，但提高税率受到国内国际环境制约，变卖国有资产杯水车薪，侨汇收入（2017年为690亿美元）难以大幅度增长。所以，尽管举债成本及难度在上升，但要维持经济增长和争取更多选票，仍然需要继续举债。特别是在油价上升、通胀加剧、货币贬值、企业债务和银行业不良贷款增加及经济面临减速的压力下，债务的增加更难以避免。其次，从巴基斯坦看，目前巴基斯坦不仅财政、货物贸易赤字，而且服务贸易也赤字。2017～2018财年巴基斯坦服务贸易为155.81亿美元，其中出口为52.06亿美元，进口为103.76亿美元，逆差达51.7亿美元，增长近19%。交通、电信、政府服务进口分别为40亿美元、4.78亿美元和6.26亿美元。巴基斯坦的债务已占GDP的4.1%。随着投资增加、国内需求扩大以及出口疲弱、进口强劲增长、经常账户赤字扩大，未来债务规模还将增加。再次，从孟加拉国看，其进出口结构也不合理，2017～2018财年进口额为544.63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25.23%。主要进口石油制品等。在出口362.05亿美元中，成衣出口额为306.1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84.56%。皮革及其制品、黄麻及其制品出口额分别为10.8亿美元和10.2亿美元。① Central Bank of Bangladesh,“Export receipts by mode of Financing (Quarterly data)”, https://www.bb.org.bd/econdata/bop.php. 这导致其近两年贸易逆差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也超过收入，预计2018～2019财年财政赤字将达1.12万亿塔卡，增长近12%。2019～2020财年财政赤字将达1.25万亿塔卡。孟加拉国财长穆希特表示，孟加拉国需要努力拓展利用外部援助的空间，这也将推高债务水平。最后，从其他南亚国家看，基本状况是：都在刺激内需、增加财政支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财政赤字增加，债务规模攀升，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仍然很高。
听了陈诚的一番话，胡琏这位只有三十六岁的年轻将军内心很复杂。作为黄埔四期的高材生，他在抗战中屡立战功，从旅长到副师长，一直到现在成为肩扛将星的师长，多少次出生入死，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此时，他不想多说什么，作为军人，他只有服从命令，忠于职守，即使付出鲜血和生命，只要能够取得胜利，那就是死得其所！想到这儿，他眼含热泪，双脚一并，向陈诚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大声说：“请总司令放心，胡琏决心与石牌共存亡，不成功便成仁。”
目前，尽管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率较快，但债务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政府、企业、居民的负担在不断加重。按照经济学理论的解释，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国内和国际环境、经济和政治体制、宏观经济改革与政策等。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积累增加等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丹尼森等认为，劳动、资本、生产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根据丹尼森的计算，美国1929～1933年间国民收入增长中的54.4%是由总投入量提供的，45.6%是由要素生产率提供的。英国经济学家罗伊·福布斯·哈罗德与美国经济学家埃弗塞·多马构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简称H—D模型）认为，资本、储蓄率、产出比决定了经济增长率，特别是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可资本、技术、劳动、制度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南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资本稀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加快资本形成，提高储蓄率或投资率。南亚是一个以消费为主体的社会，投资率相对较低。例如印度，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为55%左右，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2%左右，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3%左右，这使得南亚国家居民储蓄率普遍较低。印度是南亚地区居民储蓄率比较高的，储蓄率也仅为32%左右，这与中国50%左右的储蓄率相比还是较低的。高消费、低储蓄率，导致南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拉动。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的储蓄会越低，但居民储蓄过低会使金融资源配置碎片化、低效化和金融行为不规范。如果资金分流和配置效率低，这不仅不利于集中搞建设和大项目，也不利于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同时还会抬高实体经济的整体融资成本，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
（三）摆脱债务危机的关键是看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
由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沉迷于债务型经济，他们既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借款，又向其他国家及商业银行借债，这使得由信贷推动的“债务泡沫”越滚越大，一些国家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当中。尽管债务型经济可以创造出一时的和虚假的经济繁荣，但过度举债的潜在风险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一些国家将面临无法按时偿还负债的风险。现在世界创造1美元的经济增长需要2～3美元的债务作为支撑。这是许多国家周期性债务危机反复上演的重要原因。
由于债务对发展经济、扩大投资、满足消费需求有促进作用，在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在通过借债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高生活水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资金短缺，一般都会通过借债来发展经济。那种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是一个国家经济落后甚至是不开放的一种表现。但如果一国外债规模超过了经济的实际需求和自身承受能力，就可能发生债务危机，从而影响未来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经济学家提倡适度消费、适度举债，反对高消费、高负债。但有些国家由于消费习惯及其他因素，国家不停“创新”资本市场，企业不停生产，老百姓不停买房子车子，银行不停加杠杆给贷款，导致企业产能过剩，融资混乱，债务高企，金融脆弱性上升。所以，从全球看，经济在增长，债务规模也不断上升。例如美国，2017年经济增长率达2.3%，2018年预计达2.7%，其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并不能掩盖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不断攀升。2017 财年美国财政预算赤字达 6657 亿美元，创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预算赤字率同比增加0.3个百分点至3.5%。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联邦债务总额是9.2万亿美元，2015年上升为18.2万亿美元，目前已突破20万亿美元，其未来十年内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可能上升到5%左右。又如日本，2017 年经济增长率为1.6%，高于2016年的0.9%，但2017 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上升至4.4%；政府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达219%。尽管2018 年日本预计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4%，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不超过220%，但实际情况可能比这更高，其债务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所以，尽管人们不断对高负债经济国家发出警告，并猛批那些借钱支付不起债务负担的“庞氏骗局”者，但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社会福利等，债务问题仍然如“鸦片”一样一直伴随着各国经济的增长、繁荣与衰退。事实上，世界也有不少国家债务很高，但并没有发生债务危机。如目前的美国、日本的主权信用仍然保持稳定。可见，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在通过借债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别听见债务或债务增加就害怕。
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外债负担是长期形成的。在20世纪50、60年代还比较少，70年代以后开始迅速增加。1981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上升到5550亿美元，1986年上升为10350亿美元，1990年达13410亿美元。由于发展中国家外债的1/3至半数在拉丁美洲，其次为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同时，这些国家自70年代起外债中的商业贷款迅速增加，而那时商业贷款的利率很高，都不低于8%，这给许多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债务偿还问题。据有关资料，1970年欠发达国家在从国外借进的每1美元中，大约有55美分用于偿付本金和利息。1980年借进的每1美元中有70美分用于偿付本金和利息。① 世界银行：《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5页。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德怀特·H·帕金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8～519页。 再加上其出口较少，债务负担十分沉重。应偿还的债务本金和利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占出口的比重达40%以上，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20%的警戒线，导致拉美（包括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等）率先爆发债务危机② 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发布债务延期支付的声明，由此拉开了拉美债务危机的序幕。 。可见，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70年代的过度举债，而那时它们的负债基本上都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借款。且其中70%以上债务是欠国际私人商业银行的贷款。如果要追责“债务陷阱”，那发达国家早就是“罪魁祸首”。即使是现在，由于发达国家仍然是借钱给发展中国家的主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陷阱”也应由其负主要责任。
我们都知道，一国发生债务危机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内因看，一是对外债缺乏控制和有效管理。许多国家对借款管理不严，多头举债，债务迅速增加。而大量举债后未能迅速促进经济发展，造成还本付息困难。二是债务结构不合理。短期外债比重过大、商业贷款比重过大、外债币种过于集中。例如币种，许多国家的外债都是美元占绝对份额。一旦美元汇率发生变化，外债负担就加重。三是外债使用不当，高投入，低效益。将借款大量投向资金需要量大且工期长的项目、过多进口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领域投资少而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投入过多，导致见效慢，短期创汇少，债务数量加速积累。四是制造业落后，国际竞争力不足，财政赤字，贸易逆差，外汇储备不足，严重影响还本付息能力。五是政局不稳，安全形势不佳，经济增长放慢，出口减少。六是储蓄与投资缺口长期存在，对外资外援严重依赖。一旦国际机构停止贷款或拒绝延期还债，经济正常秩序就将被打乱，造成严重后果。从外因看，一是国际经济萧条，出口受阻。二是商业贷款过多，高利率加重了债务负担。三是国际金融秩序不稳定。四是能源短缺与油价高企，进口增长过快，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五是发达国家和多边机构贷款通常有附加的政治条件，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六是一些国家将发达国家借款用于军事项目。七是跨国银行有意隐瞒或低估风险，帮助甚至煽动债务国过度借贷。尽管债务危机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直接原因主要在内因而非外因。如果一个国家不盲目过度举债并加强对债务的管理，一般不会导致严重不良后果。
由于世界各国都大量举债，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已严重依赖负债，要摆脱债务危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据国际金融协会（IIF）公布的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达247万亿美元，比2016年底高30万亿美元，比2017年底高8万亿美元。债务总额已占全球GDP的318%。其中，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飙升至101%；加拿大、法国和瑞士的非金融企业债务也创历史新高。① 凤凰网财经，《247万亿美元！这是全球债务的规模》， https://finance.ifeng.com/a/20180712/16380249_0.shtml. 到2018年第三季度，全球政府债务总额超65万亿美元，非金融企业债务近73万亿美元，家庭债务达约46万亿美元，金融企业债务达约60万亿美元。全球债务的这种发展趋势，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难独自解决，需要各国政府共同采取行动，共同削减债务水平，才能降低世界债务水平，更好维护全球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全球化已使世界经济连成一个整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加大，而债务市场不断扩大和越来越分散，使得世界金融市场变化越来越频繁，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在这种环境下，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一直很高，而且发生债务危机对世界的影响极大。不仅会对危机爆发国的投资、出口、财政、金融、物价以及正常的生产生活等造成不利影响，出现通货膨胀加剧、外资加速流出、经济增长停滞甚至下降、民众不满增加、社会动荡等问题，而且对国际金融市场、世界经济发展也将产生不利影响。这使得各国都不能独善其身。即使是债务负担沉重国家发生债务危机，债权国也不得不参与其债务危机的解决。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债务不断增加，风险不断累积，是“集体决策”或“集体不负债”的结果。如果从原因主次看，全球债务不断增加主要是发达国家“集体不负责任”造成的。因为目前发达国家债务平均占GDP的105%，中等收入国家债务平均占GDP的50%左右，低收入国家债务平均占GDP的40%以上。由于发达国家的债务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形成负主要责任，如果世界爆发债务危机，发达国家是主要原因。同样，如果世界要阻止债务危机蔓延或摆脱债务危机，就需要发达国家承担更大责任，包括在危机救援中提供债务豁免、提供更优惠的新增贷款等。如果发达国家不承担更大责任，世界债务要可控或下降是困难的。这正如全球气候变化需要集体解决一样。事实上，世界多次危机发生时发达国家并未完全尽到责任，有的忙于指责，有的利用霸权转移危机损失，有的国家虽然同意延期还款但还是利用垄断地位通过高成本的新增贷款继续增加债务国负担。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动荡。
眉痕似敛秋娘怨，梦里唧愁应远。掩抑惜春心，又黄昏庭院，轻声情款款。强笑语玉柔花婉，河枊歌残，离筵酒尽，长街月满。
由于美国、美元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一旦美国发生债务危机，对世界的影响将更大。这正如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后，迅速演变为世界金融危机，沉重打击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一样。当时就是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不负责任，严重冲击各国经济政策与对外投资决策，导致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仅打击了美国经济，使美元贬值，而且使其他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国家也遭受货币升值、出口受阻、银行坏账急剧增加的问题。尽管目前美国政府债务总额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债务总额的近10倍，但美国特朗普政府并不打算削减更多债务，还推出减税、打贸易战、维护世界霸权等措施，这还将增加债务。如果以美元称霸世界的美国都不断累积债务，大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使地缘政治、安全风险加大，而且会使世界借贷成本上升，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从而增加世界爆发新的债务危机的可能性。特朗普政府的这些做法从解决债务危机的角度看，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所以，世界要防范或摆脱债务危机，只有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联合行动，其中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关键。
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均GDP还很低，经济还较落后，发展经济还需要举债，而对外投资合作由于理念、影响力等原因，不能像有的超级大国那样一厢情愿，需要与合作方平等协商。如果要设置“债务陷阱”，首先需要像发达国家那样有能力。现在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学者将债务增加或摆脱债务危机的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既缺乏历史根据，也缺乏理论支撑，还不符合现实情况。
事实证明，很多对待群众简单粗暴的干部，在自律、作风方面也往往是屡屡违规甚至触犯法律的。比如，山东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原书记、管委会原主任胡廷金就是此类反面典型之一，他被依纪开除党籍和公职，在其处理通告中，就有一句“严重违反群众纪律，对待群众简单粗暴，造成不良影响”。
五、结语
当前，南亚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私人消费和投资增加。当然，南亚经济也面临下行风险，主要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国内改革较慢、政策反复、石油价格高企、财政与贸易双赤字、安全形势不佳、自然灾害频繁、全球融资条件收紧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等。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逐步收紧，对基础薄弱、外资依赖度较高的南亚形成较大冲击。随着南亚经济的增长，其债务不断增加，但南亚国家债务增加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并没有多少关系。世界债务的高增长，主要是发达国家集体不负责造成的。要防范世界债务危机，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其中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关键。南亚国家的债务与其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信贷、低税率减少了政府收入以及产业竞争力弱导致出口较少等有很大关系，且主要是长期形成的。要解决南亚国家的债务问题，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从外部环境看，各国要创造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增加国际贸易制度的开放程度，减少贸易壁垒，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降低南亚国家的筹资成本。美欧日等主要债权国以及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要降低国际利率，调整贷款额度、还款期限，减轻债务国的还款压力；促进世界经济复苏，适度提高大宗资源产品的国际价格，增加南亚国家资源性产品的创汇能力；向一些债务负担重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稳定其经济与金融；提供充分的外部资金流量，扭转债务国资金向债权国倒流。从南亚国家看，需要支持开放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发掘新的融资渠道，发展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形式；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消除扭曲市场的机制与政策，降低外资进入门槛，改善商业环境，减少政策不确定性；继续推进经济增长，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加出口，发展服务贸易，改善民生；开源节流，减少借款，降低公共赤字，促进国内宏观经济稳定以及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加强外债管理，提高外债的使用效益。总之，南亚各国债务负担的加重是长期形成的，且主要是内因造成的，要解决债务问题虽然需要借外力，但更需自身的努力。
中图分类号： F1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9）04—0071—20
收稿日期： 2019-06-27
作者简介： 陈利君（1967～），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南亚经济、孟中印缅合作。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印日自由走廊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8AGJ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孙喜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