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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类的精神之花，有自己的生命。
一、文学生命之根
一种生命之根，是指这种生命从无到有之所以会发生的那种基本的内在依据和动因。
文学的基因、源头在哪里呢？
文学是人学。人类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一切创造，都根源于人的本质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解开人类创造之谜的关键，便是对人自身秘密的揭示。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课题，它吸引了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病理学、文艺学等多个学科的关注。它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理论，例如：哲学主体性理论、发生认识论、人的多层次需求理论、意识结构理论、集体无意识理论、形象思维理论，等等。在这样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背景下，这里着重谈谈自己的看法。
人的本质本性，历史地看，是一个内涵丰厚、不断展开的复杂的巨系统。一般人们所能看到的是它的发展形态。它表现为多层次、多姿态，丰富多彩，因此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对它作出多种界定。有的认为，它是指人的自然属性（食、色）；有的认为，它是指人的阶级属性（在阶级社会里）；有的认为，它是指人的文化属性；有的认为，它是指人的精神属性（追求自由、创造）；等等。然而，这些还不是人的本质本性的根本的、原始的状态。
人的本质本性的原生态是由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的：物欲、情欲、智欲，可统称为“原始三欲”。所谓物欲，即人追求生存、温饱和物质享受的欲求；情欲，即人追求性的生理满足和爱（情爱、亲爱、友爱）的情感满足的欲求；智欲，即人追求在知与行两个方面进行认识和创造的欲求。这三项“原欲”的界说，从思想资源来讲，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类、物质、精神——三种生产的理论），又有我们传统文化的基础（食、色），也有现代科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借鉴，当是可以成立的。
这里，笔者的新思考主要有三点。首先，“物欲”、“情欲”是对我国传统概念的一种积极改造。“物欲”由“食”而来；“情欲”由“色”而来。这种改造表现为内涵的深化与拓展，并不止于“吃”、“性”而已。“物”，包含着衣、食、住、行；“情”，包含着爱情、亲情、友情，这些正是动物所不具备而为人所特有的，更合乎人的本质本性。
其次，“智欲”这个新提法，在融汇、综合外来理论中关于人的“自由本质”论、“自我实现”论、“精神生产”论的基础上，突出和强调了人以大脑思维潜能为基础的精神创造本质。正是这个本质，使人得以沿着文明向上的阶梯不断进化，提升。
其三，三个概念中都有一个“欲”字。这是受马斯洛“需求”说的启发，但与它又有不同。“需求”偏于被动，“欲”求则更趋能动。欲而致动，这表征着原始三欲不是静止状态，而是一种本然的动态结构。
最后，三欲之间不是等量平行的，它们以智欲为中心、为主导，又相互独立，生克互动，造成蕴含强大生命原能的动势场。它通过与外界（自然、社会、人）进行信息能量交换，不断地将人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生机无限。
从人类的进化史或个体发育史来看，当人之所以为人一经确立或落地出生，人的原始三欲已然作为一种潜在的本质力量存在于他的生命体中。人类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物质的生产与争夺，政治的建构与厮杀，精神的创造与论辩，生活的悲欢与离合，乃至于深层心理的涌动与纠葛，等等，无不由此生发而来。文学作为浸润着人性原汁的精神之花，自然也不例外。
二、文学生命之树
据说，宇宙是从大爆炸开始的。爆炸生宇宙；宇宙生地球；地球生自然；自然生人类；人类生社会、生文化、生科技、生文学……
文学是人性之欲与社会、自然交媾和合的产物。在人性三欲中，与文学最密切的是情欲和智欲。有情欲，就有喜、怒、忧、思、悲、恐、惊，就有爱，有恨。有智欲，就有对种种复杂情感的品味、体验、认识、积累、升华。同时，智欲本身还会对自然、社会、人生发生形而上的叩问和猜想。情欲智欲交融互动，造成文学生成的内在玄机。这玄机，通过不断与外界的信息交流，聚合能量（情智一体的结合能），它的“外化”，便有文学的诞生。
文学生命最早的形态是口头文学。那时，人类刚刚揖别动物界，没有贫富、阶级、尊卑、文字，一切都是共享，一切都是口传。口头文学大体有两种体式：那些对天、地、人的叩问和猜想，生成美丽的神话；那些对社会人生喜怒哀乐的品味和体验，化为随口的歌谣。无论神话还是歌谣，都如天籁自鸣，浑朴自然，呈现着人类的童心童趣。这是文学无邪的童年期。
后来，贫富、阶级、尊卑出现了，文字出现了。文字被尊者们独占，成为他们特权的表征。他们依靠剥削，养尊处优，试图寻求自己更为全面的发展。但他们并不轻松，在为权力、金钱、地位、名誉等的争斗中，从另一方面体验着人生的苦辣酸甜。这种情智积累，加上有暇在语言文字和形式上刻意追求，形成以审美载道为主要特征的“雅文学”。这种文学，在反映社会人生的深度和形式的创新上，是对民间文学的一种超越和发展，但在与民众的关系上又不免隔了一层。雅文学的出现，使文学生命之树发生第一次大的分杈，形成雅文学与民间文学共生的局面。
再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在贫富之间出现了第三等人。他们于温饱之余，也开始掌握初步的文化。但因为社会地位不同，在思想和艺术情趣上，他们与“尊者”和“卑者”都有所区别。他们所期望的，更多的是人生知识和消闲娱乐。据此，以知识、趣味、逗乐、解闷为宗旨的各种通俗文学应运而生。这样，文学生命之树完成了第二次大的分杈，实现了雅、俗、民三元一体的总格局。
三元之间，就受众面来说，民间文学最广，俗文学次之，雅文学又次之。就文学价值而言，雅文学由于得益于文化精英的创造性加工和精神灌注，在思想性艺术性上达到更为丰富和成熟的程度，居于中心和主导的地位。它的优秀之作，常常成为民族文学的代表和旗帜。就依存关系而言，雅文学需要不断从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汲取生活和民众文化的滋养，民间文学特别是俗文学也需要从雅文学汲取精神、艺术滋养，同时，它们的提高和普及也为雅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三种文学，虽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别，但流贯于深入的民族精神应是一致的，唯其如此，才能共生互补，融为民族文学的统一体。
分别来看，雅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又各有自己的生命，各有自己的运行轨道。其中，俗文学、民间文学，主要适应于知识程度和审美欲求较低的大众需要，它们的发展基本表现为内容的更替，而在艺术形式上一般变化不大。雅文学除了内容需求反映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生活和人生体验，艺术上尤其强调独创性，这是它生命中最本质的内核。其“内核”的人性之根，在“三欲”中的“智能”。智欲具有很强的自我“裂变”功能，自由和创造是它的天性。这种天性，给雅文学注入强大的生机，催动它不断自我创新，自我繁衍，成为发育最充分和多彩多姿的一族。
最初的雅文学包含两种创作路向：现实主义的（主要从民间歌谣继承而来）；浪漫主义的（主要从远古神话继承而来）。在中国，《诗经》和《楚辞》就是这两种路向中的代表之作。后来，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两种路向此消彼长。发展到近代，尤其是20世纪，由于创造主体思想精神日益复杂化、个性化、多元化，雅文学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实主义由以往偏重于社会现实层面的“典型”描写，转向强化心理描写、民俗文化描写以及日常生活描写等，产生了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无边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功能现实主义等等。浪漫主义则沿着想象与幻想方向演化，通过想象、联想、象征、意象、意识流、荒诞……在内容与形式（特别是后者）上更为强调求新，求异，从而造出名目繁多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由于它们过分强调表现人的主观意念、情感，挖掘人的潜意识、非理性，以致同一般读者的审美和情智需求距离越拉越远，终于引出反其道而行的后现代主义。
对于雅文学来说，后现代主义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极端主义的倾向。它在消解“深度模式”，追求“平面化”的同时，也放弃了对意义的探寻，对审美的追求，大多数创作不仅未能更贴近文学的本质，反而相距更远了。这样，尽管它作为一种现代先锋文学不失其价值（尤其在叙事和语言探索方面，但难以在雅文学长期立足。于是便又有现实主义（当然是具有世纪之交时代特征的新现实主义）的“回归”。
雅文学生命的要义，一是关注价值、意义、人性（其表层是现实的社会人生），二是追求审美。它的发展，也只能遵循这样的方向。二者兼备最好，偏重一面也行（或潜入社会、人性的深层，或强化形式的创新），但失去这种追求却不行。规律不可违，新时期以来雅文学创作思潮演变更替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从微观上看，文学生命的基本单元是具体的文学作品。作品的生命表现为二重性：一方面它是文学生命整体的一个“全息元”（体现着文学本质特性），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内容有内容的生命，形式有形式的生命。在内容中，社会有社会的生命，自然有自然的生命，文化有文化的生命，故事有故事的生命，人物有人物的生命，心灵有心灵的生命。在形式中，结构有结构的生命，叙事有叙事的生命，章句有章句的生命，语言有语言的生命。而无论内容的生命，还是形式的生命，又都灌注着作家的生命。从理论上讲，文学作品各层次的生命都是“全息”的。一部成功的作品，正是这三种生命融合的结晶。融合的程度越高，作品的生命能越强，也就越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和美，正体现在它的“丰厚浑圆”。
文学家庭中还有另一支：理论批评。从“生命”的角度看，理论批评虽然由文学鉴赏而生，但其发展动力并非来自这一个方向。在原理上，哲学和美学给了它重要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方向，一个自下而上，一个由上而下。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两个方向相向发展，形成双流。一是以作品品评和文学流程（文学史）的考察为基础，构建起一个应用性的研究（即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领域。一是以一定的哲学、美学原理为指导，开辟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即文学艺术原理）研究领域。二者本质上是一体的。但这一头一足，中间悬空，还不能自如地上下贯通，限制着应用研究的提高，也影响着基础理论的充实，这是理论批评生命发展中必须解决的课题。
到了近代，由于社会、人文科学众多分支学科的创建，提供了大量新的理论参照，以及文学理论批评自身的长期积累，这一空缺迅速得以填补，涌现出许多具有中介性的新兴学科：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文艺社会学、文艺批评学、文艺美学、主体论文艺学、文艺现象学、文艺阐释学、文学价值论、接受美学、结构主义文艺学以及文体学、叙事学等等。它们属于理论批评的“发展性理论”领域。至此，理论批评也完成了自己健全的“生命链”，即：应用性理论
发展性理论基础性理论。
这三种理论，上下贯通，呈开放姿态。基础性理论向上，通过美学中介，通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从这里汲取最基本的理论指导；应用性理论向下，同各种具体生动的文学艺术实践和社会实践相连，并从这里获得丰富的现实源泉；技术性理论居于二者之间，既是基础性理论的具体化，又是应用性理论研究的科学升华，也是传统理论与各种有关新理论的结合部，因而是酝酿和推动整个学科理论调整、突破和发展的重要环节。这是一个富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生命系统。
三、文学生命与环境
文学作为人类情智创造的一种精神文化生命，它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具备和保持良好有效的环境。这种环境大致包括三个层面。
（一）心理层面。文学作品的胚胎，形成于作家主体的精神心理领域。从生命流程来看，作家心理环境的优劣，是决定作品的方向、质量和命运的首要因素。欲使文学发育正常，文学家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环境基础是：正直、善良、积极、进取，酷爱艺术；进一步，则是能与社会公众心理相沟通。社会公众心理中的情感、思想、愿望，尽管还处在朦胧潜隐状态，但凝聚着公众对历史、现实、未来的传承、感受与思考，可以让人悟察到一个民族情智的趋向和深层的脉搏。文学家如果能够找到与这种社会心理的契合点，使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和艺术追求与深广的社会内涵相衔接，必将超越个人的小悲欢，为优秀文学的形成提供有效的心理环境。
（二）社会层面。文学生命既经形成，就要寻求生存、传播和发展，这就需要适宜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中最具有决定性的是政治和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在我们国家里，政治和文艺政策的正确与否，对文学生命是生死攸关的事。值得庆幸的是，历经磨难之后，人们已确认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方针，宽松自由而又严肃的艺术政策，文学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完全可以得到保障的。
广大读者——受众，也是文学生命社会环境的重要部分。文学生命需要经过读者的接受才能显现，才能释放自己的“艺术能”，对社会人生发生作用，同时，读者的欣赏习惯、审美趋向，又反过来影响作家，从而也影响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的发展。为此，受众的素质（思想道德境界、知识水准、艺术趣味等），就不是无足轻重的。有鉴于此，关注和培育积极健康的读者群体，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三）文化层面。精神文化有一个庞大的“生命家族”，文学是其中最为鲜艳多姿的一支。文学生命同这个家族息息相关。良好的文化环境，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丰富性、开放性。一个民族，首先要创造条件使本民族各种门类的文化充分发展起来，同时对外开放，将世界其它民族创造的先进文化（包括文学艺术）介绍进来。如此，中外文化并存，古今文化同流，主体交叉，和而不同，相容互补，形成强大的文化“共同场”。如果说，心理环境、社会环境，分别为文学生命准备了良种和沃土，那么文化环境则提供了充足的空气和阳光。
此外，在文学系统中，对于创作来说，理论批评也构成了一种环境，可称为“内环境”。严肃认真而又符合艺术规律的理论批评，其影响更为真接、具体亲切。这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