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现状论文,期刊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当前我国文学期刊处于不景气境况。电视艺术将文学期刊挤压至文学传播媒介的边缘；市民社会的兴起既为文学期刊提供了发展契机又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纯文学期刊必须有新追求新突破才能求发展；一定数量的通俗文学期刊的存在有利于保持文学的整体生态平衡，但只有在其格调和趣味上从优求美才有发展的希望。
关键词：文学期刊；传播媒介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经济建设的腾飞，文学艺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正处于世纪性的转折中。然而作为承载、传递文学信息的工具和通道的文学期刊却呈现出某种不景气状况，令人感到不安和担忧。因此，尽快地使当前的文学期刊振作起来，以促进文学艺术世纪性转折的完成，这是一切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我们对当前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以及发展方向有个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本文的论述正是从这里开始。
一
显然，谈一种现状离不开对现状之所以产生的环境背景的认识。在这里，本文无意对当前文学期刊得以生存的环境背景作一番宏观式的整体描述，仅就与其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关系的两种背景性因素作出探讨。
其一，必须正视电视对文学期刊的严重冲击。如果从文艺传播的角度来观照，文学期刊当属印刷传播媒介之列。在人类文艺传播史上，印刷传播媒介取代原先的口头传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像引起一场文化革命那样重新训练和培养着人们的审美意识。从“五四”时期开始文学期刊就一直成为传播文学信息，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媒介，它以自身的特性和功能在文学传播媒介的大家族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尤其是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那是我国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的文学期刊一期发行十几万册是常事，而一期发行几十万册的也不属罕见。可惜好景不长，八十年代中后期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传播媒介的兴起结束了印刷传播媒介在传播信息方面的盟主地位，它的出现意味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是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尤其是电视能使信息的传播深入到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在分享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成果。当电视以强大功能和独特魅力征服了亿万受众时，包括文学期刊在内的印刷传播媒介退出文艺传播的中心地带已无可避免。
而且，电视从产生之日起当仁不让地承担了传播文艺信息的重任，同时还催生了一门新的艺术样式—电视艺术。如果说在电视艺术出现之前包括文学期刊在内的各类期刊还占据着人们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那么现在，“回家看电视”几乎成了一句社会通用口语，换言之，“看电视”本身已成了人们每天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日本人因此将“看电视”称为每天的“第四顿饭”。试想一下，在电视普及率已相当高的当今中国社会，在下班后的每天晚上，包括文学期刊的编辑们在内有几个人不去看电视而看文学期刊呢？特别是当一些优秀电视剧像《渴望》、《红楼梦》、《三国演义》播放的那一段时期内。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子传播媒介的技术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电视艺术也必将会发展和扩大自己在传播文艺信息方面的垄断地位。可以肯定，在新的时代文学会越来越依赖于同视听技术的结合上。目前国内一些电视台开辟的图文电视就已出现了小故事、幽默和笑话、微型小说之类的节目，实际上已直接“抢”走了文学期刊上的某些东西。
据刚结束不久的我国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子出版研讨会及展览”的信息，目前世界电子出版物的重点已从简单的光盘产品转移到开发集文字、图像、声音、动作于一体的多媒体出版物上，这意味着读者今后只需购买像激光唱盘一样的电子出版物就可以在电脑屏幕上欣赏图文并茂、声形兼备的电子文学作品了。
这并非耸人听闻的事，而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所有的这些对包括文学期刊在内的印刷传播媒介无疑是沉重的冲击，是一种严峻的世纪性考验。文学期刊只有正视现实，认清未来，在世纪末的文化转型期间进行痛苦的蜕变，以崭新的姿态跨入二十一世纪。
其次，要考虑到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结构成分——市民阶层的崛起对文学期刊产生的影响。
如所周知，市民社会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已出现在中国大陆。而且由于我国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市民阶层在整个中国社会构成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显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民阶层是新的生产力与经济关系的代表。
正是由于经济利益上的独立性（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由商品经济催生出的经济利益主体），市民阶层已拥有一定的政治上的自主权，更不用说艺术审美活动了。不难发现，在当今社会市民大众在艺术审美活动中是一批新的作者和读者，他们将以自己新的审美理想和趣味影响其他读者和作者，未来的审美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将以市民文化的取舍为基本指向。同时也必须承认，在目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市民大众显然都是文学期刊读者的主体。我们的文学期刊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最大限度地争取市民阶层是当前文学期刊获致社会和经济双重效益，乃至获得长远发展的重要契机。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而且，文学期刊的编辑完全可以发挥其“二次创造”的功能，通过对文学作品进行“精品”化选择，从而使其得到“优化”处理，以提升市民大众读者的艺术趣味和文学素养；在“优化”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策划和组织文学创作的重点工程（如《钟山》杂志推出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总结文学创作已有的水平或拓展文学创作的新领域，以补救当前的市民大众读者审美能力淡化和艺术欣赏水平弱化的时代局限。总之，在新的发展契机面前，文学期刊是大有作为的。
与此同时，市民阶层的崛起对文学期刊影响的不利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如前所述，社会物质文明发展使当代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上升。生活质量的提高又使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结构成分的市民阶层有条件有能力追求各种精神文化享受，于是各项文化娱乐项目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如雨后春笋，比如卡拉OK、MTV、时装艺术、明星表演、歌厅舞会、游乐中心、电子游戏等等。
如果说，在文艺传播领域，文学期刊受到了电视艺术的沉重冲击，那么，在文化享受的各类项目和设施中，作为具有艺术审美享受功能的文学期刊更是遭到了上述种种文化娱乐项目的重重挤压。情况往往是，经过了一天紧张忙碌的工作后，市民大众最需要的是无目的的消遣娱乐。从心理学和生理学上来说，这恰恰是保持和焕发旺盛的精力，刺激和加强活动能力所必需的。由此可见，上述种种现代文化娱乐项目正是适应市民大众的精神需求应运而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享受的重要方式——对文学期刊的阅读是否再“重要”已不言而喻了。看来，所谓当前文学期刊已面对“危机”之云并非无稽之谈。
二
关于当前文学期刊的现状，笔者将其概括为：两头的发展尚可，中间部分生存困窘。
所谓“两头”，其中的“一头”是指如《收获》、《当代》、《十月》、《钟山》、《花城》、《中国作家》、《大家》等声誉颇高的综合性大型文学期刊。这些大型文学期刊刊登的作品基本上能代表我国现阶段文学创作的最新和最高水平，它们拥有很好的信誉价值和稳定的读者群，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名望。因此可以说，这类文学期刊的生存和发展一般能得到社会应有的保障。
另“一头”主要是地、市一级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像南京市文联的《青春》）。这类期刊在办刊经费非常短缺的情况下走的是以“文”补“文”的途径，以刊载通俗文学作品，乃至“文化快餐”式作品为主，在作品的内容格调上突出惊险性、猎奇性、内幕性、野史性、刺激性等创作因素，对性与暴力涉及较多，因而常常触“规”犯“禁”，有的甚至被查处，更多的是打“擦边球”，在可与不可之间走钢丝。这类期刊严格地说其基本状况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畸型发展。有的一期甚至可以发行几十万册，经济效益可观而社会效益就很难说了。
如果说大型文学期刊的难处是在保住其声誉价值的基础上谋求更大发展，所谓大有大的难处，那么地、市级的文学期刊则小有小的苦处：它们一般连维持正常生存所需的经费都难以保障，到处化缘求助不得其要，所以只好靠“文”吃“文”，有的铤而走“险”被查处，当然也有的在正常竞争中被淘汰了。
中间部分包括省级作协的文学月刊和除上述那类知名度高的大型文学期刊外的其余的大型文学期刊。这部分刊物要么是经费紧缺而经济效益又上不去，要么是艺术审美水准欠佳，或者是两者兼之，所以近年来一直处于困境中。其中也有的刊物想有所作为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河北文学》就试图走出纯文学的套式办成社会文化型刊物并改名为《当代人》，终因不是其所长而欠了一笔债只得作罢，处境更为窘迫。
要言之，这类刊物现阶段主要是以维持生计为当务之急，发行量一般在几千册左右，除了赠阅、交换外订户很少，至于说求发展暂且谈不上了。
这就是当前我国文学期刊的基本现状。
假若从另一种视角，或者说不是从整体观照的角度而是通过对引人注目的典型现象予以考察，进而由这些典型现象引发出当前文学期刊发展的某些思路，这也是可行的。
综观近期来的文学期刊界，大致可以发现这些引人关注的现象：一是《收获》陷入严重的生存困境，后来在有关方面的努力下困境得以缓解；二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综合性大型文学期刊《大家》创刊，创刊后不久知名度直线上升；三是由南京市文联的刊物《青春》的“转向”而引起江苏十多位作家联名呼吁不要使该刊沦为“地摊文学”，而《青春》的主事者认为并非“沦落”而是探索新路；四是《十月》因刊载《废都》而被罚受责。
这四种典型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当前文学期刊的几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探索（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通过对它们的剖析可以从中梳理出文学期刊发展的某些思路。
《收获》无疑是当前坚守纯文学阵地的一面耀眼的旗帜，这面旗帜由巴金老人高举着因而对文坛的号召力格外大，所以《收获》陷入困境使人震惊。其实“困”就困在经费上，这就使人不能不疑惑：连《收获》这样的最高档次的纯文学刊物也因经费而困窘，那其他的纯文学刊物呢？对此我们的回答是：《收获》的困难之所以后来得以解决恰恰是由于它本身的文学声誉，它在文坛乃至在社会上的贡献、作用和吸引力。这正好说明坚持纯文学的刊物是有发展前途的，关键是要做到求质量，上水平，要有精品意识和创“名牌”的观念。如果说《收获》还有某些特殊性的话，另一些纯文学刊物像江苏的《钟山》的一些作法是可取的。
这首先是因为《钟山》与大多数纯文学刊物一样也是由省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刊物没有像巴金老人那样的大师级人物执掌帅印；它创刊于新时期所以不像《收获》那样资格老、影响的时间长。质言之，它更具有普遍意义。
《钟山》在办刊的方向上始终保持着不断追求和突破，富于挑战意识，有新颖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成果。一九八八年该刊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首倡“新写实小说”，从而促成了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新的小说创作流派的形成；近来又倡导“新状态小说”，并在文坛引起较大反响，大有成气候之势。总之，不断地追求和突破，使《钟山》始终具有生机和活力。
其次，《钟山》在编辑思想上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对作家一是选择名人名作，二是发现和培养新人的佳作；对刊载的内容，坚持高质量的创作和高标准的理论并重，国内的文学期刊唯有《钟山》做到这点，可称为“‘钟山’特色”；对刊物本身一是既扎实又富有创造性地搞好编辑部本身工作，二是一改过去只注重编辑工作的传统，加大发行、宣传方面的力度和深度，讲究经济效益。
《钟山》正是以独特的魅力、独特的姿态建立了自己的声誉，成为我国第一流的文学刊物。《钟山》的办刊方式和发展路子，为我国纯文学期刊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当然，由《大家》显示出的是纯文学刊物发展的另一种范式：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来保证刊物的艺术水平和审美质量，推动刊物实行三级跳而跃上“名牌”台阶。《大家》在创刊前先筹集了可观的资金，创刊后又以丰厚的酬金约请“名流”主持各个栏目和作家写稿，并拿出十万元来兴办两年一度的《大家》文学奖，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着“大家”风度。《大家》的路子的确不失为纯文学期刊发展的另一种范式。
相对而言，由《青春》引起的风波令人思索。十多名作家的联名呼吁的确使人担忧，而《青春》主事者的辩说亦让人觉得情有可原。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似乎是文学期刊对待通俗文学所持的态度。
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近年来通俗文学的存在并日益兴旺已成为客观现实。从发生学的意义来追究，通俗文学正好是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的必然产物，文学期刊既然要承担传达一个时代的文学心声的使命，无视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对于作家是创作纯文学作品还是通俗文学作品，文学期刊似乎无权干涉。但无论是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能否进入文艺传播流通领域，文学期刊却起着关键作用（当然起作用的还有非文学期刊性质的各类文学书籍），因为谁都知道没有进入传播流通领域的作家的劳动成果还不能算“作品”仅仅是“稿件”。正是在这里，期刊编辑发挥了，其决定性的“把关”作用。
其次，既然文学上有雅、俗并存的格局，那么文学期刊在保持纯文学和通俗文学这两类作品在传播流通中应有的文学生态平衡上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仍然是纯文学杂志最多的国家，从保持文学整体的生态平衡来看，拥有适当的通俗文学刊物是必要的。一些声誉高的文学刊物是不肯“下顾”通俗文学的，况且如前所述它们已有阳光大道可走。看来只有那些具有探“险”精神的、甘心情愿从事于促进通俗文学发展的文学刊物来承担了。
收稿日期：1994-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