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古书年代问题初论——以《尚书》《墨子》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子论文,古书论文,先秦论文,尚书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03-0141-14 古书，尤其是先秦古书的年代问题，兼及古书真伪、人物的年代和学派问题，一直是研究古代学术思想的基础，备受重视。肇自孟子，起于西汉，至唐宋以来流行的辨伪书工作，到阎若璩考辨“伪古文尚书”之后名声大噪，至民国更因胡适、顾颉刚的疑古尤其是疑今文《尚书》、疑古史而大盛，形成疑古派(学界或称为“古史辨派”，由《古史辨》而得名。但《古史辨》所录，也有不少反对或不属于疑古的作品，而疑古者则多为同调)。疑古派的基础是疑古书，实际上也就是探讨古书的形成年代。顾颉刚和罗根泽编著的七期《古史辨》，汇总了当时学界的诸多考辨古书真伪、年代的成果。1949年后多种文史哲教材、专著，都或多或少参考了这些辨伪成果，许多“定论”都已经成为了“常识”，并深刻地影响到了国际汉学界。 近年来出土的简帛文献中，不少内容和古书年代有关，使得相关问题被重新讨论，许多权威结论有所动摇。但是仍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尚未涉及，学界的意见也纷繁不一。此中以《尚书》(今文《尚书》及真古文《尚书》)和《墨子》(《尚贤上》至《非命下》二十三篇，通称为十论)的形成问题，和出土文献略有关涉，尚未完全凿实，需要虚实结合以论，故最能体现学者对于古书形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设立，而国际汉学界的意见同中国学界差别很大，值得认真讨论。 不过在讨论之前，还是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近现代以来的相关问题研究史，一是避免数典忘祖或自我作古，二是看看学界的共识和差异的建构过程，三是揭示很多后来的断代方法，仍然同过去一样，前人的批评并未受到重视。 一、古史辨时期 近代中国将确定作品年代推上日程的标志性事件，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撰著。蔡元培在序中就指出：“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和《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纪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适之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①因此，按照蔡元培的看法，确定古籍年代，是一个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打破中国传统上的平行纪述法的结果。 蔡元培之说虽然有些夸大和鼓吹的成分，但是随着胡适之书及其个人的影响，以及考辨古籍真伪与年代所引发的种种讨论，尤其是《古史辨》的影响和后来人书写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层层建构，考证先秦古籍作品的年代被当作了一个重要任务。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老子放在孔子之前，招致了梁启超的批评，由此引发的老子问题大讨论，却反把胡适推到了反思考辨古籍年代方法的道路上来。本来，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到了五种审定史料的方法根据：(一)史事；(二)文字；(三)文体；(四)思想；(五)旁证。前四种为“内证”，“都是从本书里寻出来的”，“从别书里寻出的，故名为旁证”②。但是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中，胡适针对当时考辨老子问题的方法，批驳了积聚许多“丐辞”，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用文字、术语、文体，替古人著作做“凡例”等证明《老子》晚岀的方法。他指出：再多的“丐辞”也不是证据；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作证明，他是“始作俑”者，但这种方法“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用文字、术语、文体”等方法很有用，但是“(1)我们不容易确定某种文体或术语起于何时；(2)一种文体往往经过很长期的历史，而我们也许只知道这历史的某一部分；(3)问题的批判往往不免夹有主观的成见，容易错误”；替古人著作做“凡例”，是劳而无功的工作③。 比照胡适两文，不难发现，《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所介绍的五种方法，实际上就只有史事和旁证两条方法有效了。所说“史事”，是“书中的史事，是否与作书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证那一书或那一篇是假的。如庄子见鲁哀公，便太前了；如管仲说西施，便太后了。这都是作伪之证”④。但是胡适所举例，其实未明《庄子》多寓言故事，以及古书为学派著作的通例。而事实上，有些古书并未明记史事，有一些书旁证不足，所以这两个方法也要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考证古籍年代的方法就很有限了。 然而吊诡的是，尽管胡适有深刻的总结，可是在当时的学界，他对老子的看法反而是少数派。不过当时在进化论的影响下，胡适的“祖孙法”仍然是法宝，“思想系统”或“思想线索”是重要的指导观念；将古书年代一本本地考察然后进行排队，是很多人的目标；考察特定时期的文字、术语、文体以断代，或探究不同古籍中相近文字(被称为“重文”或“异文”，后文用“同文”来统一称呼)以确定孰先孰后，是最常见的方法，没有人怀疑研究方法及前提有多少问题。而胡适因为退出疑古，似乎已经被视为落伍，他的意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倒是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所列的考辨方法⑤，论述较为系统、详密，影响很大。学者们都携“科学”或“理性”、“进步”之优势，乐见传统的说法不断被推翻，“定论”逐渐成形。其时西方兰克史学的实证主义风气很流行，国际汉学界特别是日本学界也有很多断代的成果，而胡适、顾颉刚等的研究成果之根是来自于西方⑥，但其表现形式上的乾嘉考证学风又与兰克史学有相近之处，因此其成果也很容易被国外认同，这种辨伪工作被当作了史料批判，视为科学、进步，成为了汉学界后续工作的基础。 其实，这些辨伪工作成果虽然不少，但是很多存在问题。疑古辨伪者内在的观念是进化论和科学主义，多以今度古，将雕版印刷术通行之后的书上推，而没有区分早期古书和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后的书之差别，不知道早期古书的形成规律和其特有的通例；又自认为当代人比古人进步，理性，当代的科学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在认识上，他们也无意地把现存古籍，当做了古人特别是汉代人所能见的全部古籍(或者有意无意地认为佚失掉的东西就是自然淘汰的结果，并不重要)⑦，其结果就是把所做归纳当作完全归纳，据之论定某时段才有或没有某思想、人物，这就是在用“丐辞”做推断，用“默证”证明问题，以为只要利用理性灵活地穿针引线，就可以织出一幅远胜古人的思想发展之线路图。比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中讲了一个神话性的宇宙生成论，然而葛瑞汉(A.C.Graham)曾经在《辩道者》中说先秦古籍没有宇宙发生神话⑧，据之来看其错误不在于没有注意到帛书，而正在于将现存先秦古籍当作了全部古籍。中国的疑古辨伪者更是有感于落后、失败，要用科学、文化革命来拯救民族危亡，急于和古人做切割和了断，乐于将古代文化嫁接在西方的科学上。于是在国内外的辨伪或“史料批判”中，“把古书本身的年代与古书内容的年代混为一谈，对古书形成的漫长过程也只取其晚而不取其早”⑨，静态地看待古书的形成。譬如《禹贡》讲到了贡铁，那么一定是在这些东西都出现了之后才有，因此不能早至春秋时期。 二、走出疑古时期 在胡适、顾颉刚发动疑古的“史学革命”之际，王国维既用阎若璩的方法证明《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书，也利用出土文献来从事“古史新证”，由此认识到“成于后世”的古书所记事有很古的来源和“一部分之确实性”，并经过研究《诗》《书》中的“成语”和甲骨金文可与《尚书》对照的内容，认为《尚书》多为当时所作，一些文字平易的篇章则可能是“后世重编”⑩；稍后余嘉锡的《古书通例》专门考论古书的形成问题，已经认识到古书的形成过程和印刷术盛行后所出之书大不相同，子书多为学派著作集，以今律古来考辨古书真伪，毛病甚多。但他们或与疑古派有同根的思想渊源，或与之有相近的结论(如余嘉锡论《文子》为依托(11))，而且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有与疑古派同调之处。因此总的来讲，王、余之成绩，在当时的影响有限。 当时张心澂所编著的《伪书通考》(12)，就颇有趣味。此书是对古来有关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可是从此书的《总论》部分来看，张心澂既在“辨伪方法”部分收录了胡应麟、胡适、梁启超、高本汉等学者总结的辨伪方法，又在“辨伪事之发生”部分，引用了余嘉锡的“古人不自著书”，“古人著书不自出名”，“古书世传非成于一手”，“书名非著者之名”等说法，将余嘉锡的说法作为辨伪工作的推进理论，而完全不去设想辨伪书思潮可能因之而转向。此后直到郑良树编著《续伪书通考》，才批评了传统疑古方法的毛病，指出梁启超的古书考辨方法“不是放诸四海而完全皆准”，并提出“古籍辨伪学”，赋予辨伪以新的内容，欲使它脱离传统的目的(13)。 在疑古思潮的笼罩下，新儒家学者发起的批评和挑战，很有典范意义，与其所秉持的文化信念或不无关系。徐复观在讨论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老子》的作者等问题时，回顾了过去学者的一些讨论，并指出了“考证上对材料批判的若干观点问题”，主要有四点(14)。特别指出：“现在所看到的先秦诸子之书，多系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而成”，切中时人之病。在与屈万里讨论《尚书》中《甘誓》《洪范》诸篇年代时，徐复观又强调：“想把‘发展’的观念，导入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之中，欧洲到了十九世纪，才被多数人应用。中国人便以为同一名词，一定是包含同一的内容，所以一直到现在，许多人因为缺少此一发展观念，便以对于历史上许多与思想有关的问题，越说越糊涂。”(15)这是新儒家和疑古派学者之间关于《尚书》篇章年代的一次论战，其关于《洪范》的讨论，更形成了往复问难，详后文。 这一时期，西方的学术形势也有了变化。进化论和科学主义都被后现代主义质疑，实证史学受其影响发生了转变。沈有鼎在论庞朴的《公孙龙子研究》的《考辨》部分时提到：“西方学者在考辨上对于思想性的论据一般已趋向于不重视，这类论据就考辨说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他们特别重视非思想性的论据，这是由经验得来的教训。过去考辨家曾运用大量思想性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论点，但是这些论据，正因为是思想性的，就很难得到所有学者的公认。结果所从出发的那些思想性的前提，总是一家一说，而争取不到共同承认的结论。而凭非思想性的证据，却比较容易取得共同承认的结论。”(16) 中国学界的重要转变，缘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帛书，其中有不少是古代的典籍篇章，李零称之为“古书”，以区别于文书，目前学界通用(50年代河南信阳长台关也出土了古书，但是残损严重)。这些古书直接为传统的一些被定案为伪书或晚书者诸如《易传》《晏子春秋》《太公兵法(六韬)》《老子》《文子》《庄子》《屈原赋》《宋玉赋》《孙膑兵法》等翻案，余嘉锡的《古书通例》由此得到了检验，受到了大陆学界的普遍重视，其“古书世传非成于一手”，古书为学派著作集合等说法，逐渐成为共识。李学勤、李零等还依据出土古书，重新谈论古书的产生、流传和整理，影响深远(17)。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古史辨”派的弟子后学，也对过去的结论有所修正。国际汉学界中，旧有的主流观点也受到了挑战，但是汉学界对于中国学界的变化，存在不同认识。譬如日本池田知久虽然也研究出土文献，但是多维护传统旧说。 走出疑古者的特点是强调古书的来源很早，而古书在流传中会有所改易，所以不能因为有某些晚出的东西，就否定其来源的时间，在论证上比较注意“说有易，说无难”。走出疑古者由此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之说。然而流弊所至，古书皆可信，古史皆可信，由此遂被某些人说为信古。其实走出疑古者不是一个有着如《古史辨》一般存在同仁刊物和紧密圈子的群体，也没有统一的最终目标和规范，只是由于对出土文献的研究而形成了一种认同，大抵是认同“二重证据法”(其实只是“二重证明法”(18))，认为出土文献中的很多东西和传世文献的记载是可以印证的，因此过度的怀疑是不可取的。但是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尤其是古史问题，则彼此很多观点就不一致乃至大相径庭了，甚至同一个人的观点也存在早晚差异。不能深入研究出土文献，而自我认同为走出疑古者，虽能得其方便，却往往过头而至于流弊。然而在风气上的走出疑古潮流中，很多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其实和古史辨时期相差并不远。一些人还在想着给古书形成年代重新排队，改正疑古派的错误。也正因为此类现象，现在疑古的思潮又在暗流涌动。 三、《墨子》的问题 在学者们还来不及进一步深入地反思出土的汉代简帛古籍的时候，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让学界有了考察战国古书的年代标尺。继之而来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上博简”)及清华大学藏简(以下简称“清华简”)，更是增加了不少精彩内容。虽然后二者并非科学发掘品，但是因其文字字体及科学检测结果与郭店简相近，因此也被视为与郭店简年代接近的作品，下限是公元前300年。而竹简经过抄写、流传，其篇章的形成、写定时间当更早。这为一批古籍的形成年代提供了新的标尺。此中上博简《鬼神之明》和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弋(代)王之志》(以下简称清华简《金縢》)，包括几件青铜器的出土，对于国际汉学界的争论有较大的影响。 先谈谈与上博简有关的《墨子》问题。此前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曾被一些学者认为与儒家或《墨子》有关，现在看来篇中可能提及子夏，当与儒家相关。虽然信阳简残断过甚，书手风格不止一种，当不止一篇；但是以前所谓与墨家相关的内容，恐仍当属于儒家。儒墨并为显学，近年来儒家简帛大量出土，墨家却付阙如。或因此故，上博简《鬼神之明》出版之后，整理者及很多人将之归为墨家作品。不过从《鬼神之明》的内容来看，将之归为墨家，并不足以令人信服(19)。但《鬼神之明》讨论的问题，却直接关涉墨家的核心学说明鬼，甚至是怀疑明鬼之说：“善者或不赏，而暴[者或不罚。]故吾因解鬼神不明，则必有故。其力能至焉而弗为乎?吾弗知也。抑其力固不能至焉乎?吾又弗知也。”而《墨子》里面有个别弟子也在质疑明鬼之说，但是仅仅涉及了“善者或不赏”，尚未论及“暴者或不罚”。我们同时还注意到《论衡·福虚》所记“儒家之徒董无心，墨家之役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十九年，董子难以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这是儒墨之间直接争论明鬼之说。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赞》中，对于天道是否赏善罚暴，也提出了和《鬼神之明》类似的质疑。因此，结合《鬼神之明》来看，墨家的明鬼学说应该很早就提了出来，绝不会很晚，很可能《鬼神之明》就是对之的质疑之一。若然，墨家明鬼学说的提出不会晚于战国中期。 中国学界自俞樾说《墨子》中《兼爱》诸篇“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20)以来，学者多宗其说，视之为墨家三派所保留的作品，反映了墨子的主要学说。这种观点，在国外大概只有葛瑞汉持同调。大陆方授楚，日本渡边卓(Watanabe Takashi)，美国白牧之(Bruce A.Takeo)、白妙子(Brooks A.Taeko)夫妇，香港方克涛(Chris Fraser)，比利时戴卡琳(Carine Defoort)、凯仁(Karen Desmet)等人均从历时性演变的视角来看待“十论”的形成(21)。其中渡边卓的年代考证，影响最大。他认为十论是历时性形成的，如图1所示，《明鬼下》最晚(22)。 日本学界将渡边的贡献与孙诒让相提并论，其观点在日本学界具有统治地位，也影响了欧美学者。对此，佐藤将之指出：“日本墨家思想研究，是由津田左右吉、赤冢忠以及津田的门人渡边卓推动。他们主张《墨子》一书不能代表墨翟本人之思想，亦非离墨翟本人不远的时代之著述，而是代表整个墨家学派思想发展的过程。此模式至渡边的研究发展为极精致，成为此后日本学界理解墨家的一个典范。”“渡边研究成果的最特出处，就在于阐述今本《墨子》一书的思想与墨家集团的展开齐头并进这一点(渡边避用‘发展’一词)。依照这样的演变模式，渡边主张，墨家思想的展开过程大体上可分成‘初期墨家’(公元前381年巨子孟胜率领的墨者之集团自杀以前)、‘中期墨家’(公元前300年左右为下限)、‘末期墨家’(由秦始皇的统一天下前后瓦解或消灭)这三个阶段……末期墨家重视法令和赏罚。特别此时期的墨家为了克服与初期思想的矛盾，而不得不构想新的国家蓝图，于是提出‘尚同论’与作为其基础之‘天志论’，并且辅翼‘天志论’的‘明鬼’‘非命’主张也随之形成。”“过去半世纪的日本古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一直试图论证《墨子》文献为晚出。”但是，“近年来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楚简思想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这样的解释越来越站不住脚了——从整个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的发现，可以对津田左右吉《墨家の思想》以降判断《墨子》诸文献为晚出的观点”，提出一些致命性反证，特别是“《明鬼》的成篇时期。日本过去半世纪从赤冢、渡边到桥元(纯也)，三者对成篇时期的考定与成篇之思想理由虽然互有不同，但他们的说明里有一项是完全一致的：三者都认为《明鬼》在‘十论’中最晚成立。然而，上博简《鬼神之明》的出现证实，现本《明鬼》中出现(即‘鬼神明不明’等)的议题大概在孟子之前已有过讨论，而且以文献的形态流传。那么，按照渡边以来的《墨子》文献成立模式，《明鬼》反而倏地跃升为最早成篇之作”。(23)
渡边卓将学派著作集合的《墨子》，按照年代先后与这个学派的演进结合起来，而不再围绕墨子一个人，这种思路显然很具有典型意义(虽然它独特的思想背景是“过去半世纪的日本古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一直试图论证《墨子》文献为晚出”)。可是缜密的思想分析遇到了出土文献，使渡边的观点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可见“思想系统”和“思想线索”这一方法的局限。当然，在现有的情况下，微调渡边的结论，将《明鬼下》的年代提前，或不会动摇整个体系。但是渡边的方法存在的盲点是，在《汉书·艺文志》所列墨子后学田俅子、我子、随巢子、胡非子等人的书籍都基本佚失的情况下，把《墨子》一书当作全部墨家著作的集合，恐怕有些问题；渡边把墨家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庄子·天下》篇二墨到《韩非子·显学》的三墨)，但是他认为《墨子》可以显示这种阶段性，恐怕有些出于主观。 戴卡琳在比利时有一个研究《墨子》的小组，最近她撰文指岀：通过详细阅读并对照《墨子》与其他早期子书，可以得出：(一)“十论”或许不是墨子思想的最初产物，而是在《墨子》编写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二)周汉诸子在谈论墨家学说时，并非总是一致地以“十论”描述墨学，通常只提“十论”中的某几条标语。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唐宋以后的儒者与当代学者常以“兼爱”为墨子核心的主张，但早期诸子(除孟子以外)并不都认为“兼爱”是专属于特定思想家或学派的理论。如果我们留意古今学者在对墨家的认识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或许会重新思考我们对墨学先入为主的看法，并对早期墨学的面貌有不同的认识(24)。 戴卡琳的文章中不乏启人之处，但也有不少地方值得质疑。首先，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方法区分老师和弟子作品，以及老师之言和弟子称述老师之言的差别?如果不能，那么我们只能以老师为这一学派的代表，将师弟子之言合看。因此，对于《墨子》，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最好视为学派的作品集合，而不是墨子作品和其全部弟子作品后学总集。其次，一个学派的所有观点是否都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其实儒家的“兼济天下”与墨子的兼爱是有重合之处的，但是儒家的起始点是爱亲之孝，而孟子之所以批评墨子(学派)“无父”，正是在此。另外，《尸子·广泽》篇中说：“墨子贵兼”，《吕氏春秋·不二》也说：“墨翟贵廉(兼)”，这正是立足于主要观点的差异，所以以“兼爱”为墨子(学派)的代表思想，是先秦以来的通见。戴卡琳认为把廉、兼说为“兼爱”是改字解说和增字解说，而“兼爱”之说也见于其他子书，遂认为“兼爱”不是某种特定哲学的标志，恐怕不足信。她所引之书，多为较墨子晚及有综合倾向之作。然而在墨家学派广为流传之后，将“兼爱”作为“公言”，在“公言”之下另有私义，这正是先秦诸子的特点。譬如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篇，就提及“恃德而傍义”，“仁之至”等，有些学者就此认为此篇的“慎子”是儒家，不是法家的慎到，显然是没有认识到公言和私义的差别，不足信(25)。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其他子书的考订上，不过《庄子》《管子》《商君书》等并不存在这一学派的著名弟子也大量著书的情况(或者曾有书但是后世看不到)，因此它们至少在目前可以说没有盲点。可是这样的分析方法成效如何呢?譬如对《庄子》的分析，在经过《庄子》内外杂篇归属的年代问题大讨论之后，大陆学界很多人接受了刘笑敢的考证结论，认为内篇是庄子自作，外杂篇则绝大多数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可以分为几派(刘是分为述庄派、无君派、黄老派，其他人还有别的分法)。可是刘笑敢从单纯词发展到复合词论证内篇早出的方法存在很大问题，这种变化也不可能在战国中期与晚期之间突变，恐怕不足以证明《庄子》内篇为庄周自作(26)。更何况像《齐物论》等篇的个别章节，有晚出的痕迹(譬如“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很可能是批评比庄子晚的公孙龙之学说)。葛瑞汉(A.C.Graham)在关锋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排比书中相近的词汇，指出内七篇有一些反复使用的词汇，当为庄周所作，并指出第23-27篇及32篇是佚文丛残，与内篇有关联，17-22篇当是庄子学派的作品；进而把《庄子》外杂篇分为四派[庄子学派(1-7，17-22)，原始主义派(受老子影响，8-10，11上)，杨朱学派(28-31)，调和派(11下，12-16，33)](27)。罗浩(Harold D.Roth)运用同样的找词汇丛的方法，指出葛瑞汉的调和派与《管子·内业》等、《淮南子·精神》等有密切关系，是黄老的著作，《庄子》的最后形成、编订当与淮南王刘安的门客有关(28)。葛瑞汉、罗浩等人都把《庄子》诸篇的最后完成放在了西汉前期(在日本，这也是很常见的结论，但是分析方法主要是“思想线索”或“同文”的链条(29))，可是阜阳汉简残篇里已经出现了《大宗师》《应帝王》《骈拇》《在宥》《天地》《至乐》《达生》《田子方》《知北游》《徐无鬼》《则阳》《让王》《外物》《天下》(30)，此外张家山汉简有《盗跖》篇，使我们确信《庄子》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应该是战国作品。更关键的问题是：考察先秦的词汇丛，往往难以区别个别学派专用词汇和言公词汇的差别；这就导致了许多人把《易传》《中庸》等看作受到了所谓道家影响的作品(31)，其判断前提是有问题的。葛瑞汉和日本学界一些人把综合百家的著作放在战国末期是不对的，由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献看，这种综合一直都存在。因此我们能熟知某些学派的关键词，但无法确定一个学派的一般性词汇具有排他性。在“文献佚失观”的考虑下，葛瑞汉、罗浩的做法只具有参考价值，不可能作为定论。麦大伟(David McCraw)考察《庄子》的押韵情况，就发现内七篇并不一致，当出自多手(32)。王叔岷曾认为郭象注本《庄子》“内、外、杂篇之区划，盖由私意所定。”(33)但是其举证也有问题(34)。因此目前如何看待《庄子》书及庄子思想的问题，仍然还有待研究。 依据出土文献，日本学界现在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转向。与池田知久为代表的团体不同，以浅野裕一为首的一些学者，已经在全面清理武内义雄、津田左右吉所提供的观点与方法形成的“范式”，建立新典范。浅野就“说有易，说无难”“古书佚失观”也指出：“由于秦始皇焚书，先秦典籍因此多所亡佚，吾人仅能见到免于堙灭的文献这一制约、而既然有关先秦之思想、学术的资料消息已消失大半，在好不容易残留下来有限的文献范围中，去论述‘没有’何者，以判断当时完全‘没有过’此何者，这终究相当危险。”(35)当然，在新旧范式转换之际，很多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转过来的。对于浅野裕一的一些具体研究成果，大陆学界包括笔者本人，都有不能认同者，特别是他对一些出土文献的篇章属性判定上，仍然是比较传统的说法。(36) 上述关于《墨子》以及相关子书的一些讨论之所以不足信，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所批评的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来讨论问题，用文字、术语来替古人著作做“凡例”，这些方法都存在问题。他们都想通过某种方法，把《古书通例》所讲的师弟子不分的学派集体著作，作线性的早晚发展分析，仍然是在进化论的观念指导下的线性思维，把古书的形成简单化。 四、《尚书》的问题 如果说依据思想系统和词汇法，都无法面对出土文献的冲击的话，那么美国汉学界的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以出土的金文铭文为依据，利用统计的方法，来考察今文《尚书》中的语法现象，考定其中周书篇章的年代，就值得参考了。这种非思想性的论据，看起来很符合时代潮流。 关于今文《尚书》，中国学界除了批驳伪古文《尚书》外，基本没有怀疑今文周书者(一般认为《文侯之命》《费誓》《秦誓》是东周作品，《吕刑》是西周中期作品，其余为西周初作品)，仅个别人对于《金縢》篇提出了一些质疑(37)。至民国疑古派出，提出“东周以上无史”论的胡适提醒顾颉刚：“关于古史，最要紧的是重提《尚书》的公案，指出《今文尚书》的不可深信”，(38)这显然部分是因为《尚书》说了东周以上的历史。顾颉刚遵旨所作的《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一文，把今文《尚书》分为三组，将《金縢》分在第二组，认为这一组“有的是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是东周间的作品。”(39)后来对于《金縢》，顾明确指出“这篇东西，著作的年代虽未能确定(也许是东周史官所补述，因为文体很明顺，和《大诰》等篇不类)，但确是鬼治主义的历史时期中的一件重要材料”。(40)在《当代中国史学》中，顾则总结说：“《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最先为人所怀疑的是《金縢》”。(41)顾在晚年说《金縢》“系战国时人录当时传说，甚有问题”(42)，已经不谈史官的追记、真古文经过翻译之说了。但是顾晚年研究周公东征，对于周书中诰誓一类作品，不少意见都已经改观了。研究金文有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陈梦家，仍相信《金縢》是西周作品；于省吾、赵光贤则认为《金縢》中有些部分是后人改作，其余周书多没有问题，如于省吾认为：“自《金縢》至《秦誓》共十七篇，除《金縢》下半篇系后人所增纂，余无可疑，《周书》间有字句经后人意改者，不在此列。”(43)。 在此情形下，夏含夷的文章显得特别有代表意义。他把“走出疑古时代”者称为信古派，并认为信古派与疑古派研究《尚书》著成年代这一问题，都是采用的传统方法，“很少能利用历史语言学这一最全面的方法——而更少有人参用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来立论”。“假如能够找到一些只用于西周金文而不用于东周金文，或者不见于西周今文而始见于东周金文的语言用法，就应该可以利用这些来和《尚书》各篇的用法进行比勘。”夏从他对周代金文的研究中，选择了以下五种独特的语言用法： ——在“以”之后所接词之词性： 西周金文在“以”之后基本上都接名词，东周金文在“以”之后却多接动词； ——用作代词的“之”在句子中的用作宾语： 在西周金文中作为代词的“之”很少用，而更少用作句子的宾语(据我所能找到的例子中，在西周金文当中这种用法只有五例)；反之，“之”在东周金文中泛见，也多用作代词宾语； ——连词“及”： 连词“及”根本不见于西周金文中，仅见于东周金文中； ——作代词的“自”： 在西周金文中“自”多作前置词(意思是“从”)，作代词一共只有五例，而在东周金文里“自”多作代词，很少作前置词； ——作所有格代词的“其”： 在西周金文中，第三人称所有格代词主要是“厥”，“其”平常用作助动词，偶尔也可以用作代词，但是远不如东周金文中用作代词那么普遍。 由于夏含夷所举例中只有“及”用作连词“好像是到了东周以后才开始出现的语言现象，其他四种用法至少都有一些西周时代的前例”，但“相当罕见”，因此夏含夷最后的研究结果如下表。
据之，他提出：“从表中可见，这五种东周时代的语言现象多见于《洪范》《金縢》《吕刑》和《秦誓》四篇，似乎反映其都作于东周时代……《费誓》《文侯之命》和《梓材》因为篇幅太短，所以分析之结论恐怕不会很正确。”夏含夷又考察了几种语言现象作旁证(作为第二人称代词的“而”，作句尾词的“矣”，用作动词的“为”，用作形容词的“穆穆”，用作连词的“肆”)，认为：“《洪范》《金縢》和《吕刑》无疑应是东周时代的作品”(44)。 夏含夷作为一个外国学者，他的问题意识很强，结论反差又特别大，而中国学者类似的工作多淹没在“走出疑古时代”的潮流中了，故而这篇文章在汉学界很有影响。(45) 我们来审视夏含夷所列的标准，他主要参考了白川静的《金文通释》。这部书显然不可能穷举所有的西周青铜器(哪怕是已经出土的)，那么这个书有多少代表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西周与东周的语法情况呢?《诗经》中传统上作为西周作品的篇章、《逸周书》的某些篇章能否作为西周作品来作比较?西周与东周之间的语法变化，是否存在划时代的截然差别?在这些前提问题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来做统计，恐怕其结论的可信性要大打折扣。从夏含夷所举五个词中有四个存在反例来看，或许统计更多的西周青铜器，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如中国学者管燮初统计208篇西周金文中“其”作代词的数量是23次(46)，超过十分之一，则“其”恐怕不能作为标准。再如夏所举例中唯一没有反例的“根本不见于西周金文中，仅见于东周金文中”的连词“及”，其实管燮初早已列有西周的“彶”字2例(47)，这就是“及”字。所说应该是西周中期的曶鼎(郭沫若释为舀鼎；《殷周金文集成》2838)和倗生簋(郭沫若等称为格伯簋；4262)。实际上，后来西周晚期的郑登伯鼎(2536)和晋侯墓地晋侯对即晋釐侯的盨铭文中也有“及”字(48)。另外倗生簋有六器，其中有一器缺了“彶”字这一句；晋侯对盨有四件，有三件是盖铭、器铭都有铭文，且内容相同，则此处到底是算作出现了2次还是13次“及”呢?不论如何，夏含夷此说仍然存在不少反例，甚至很可能是大量的反例。夏含夷的具体统计过程没有提供，有一些语法分析我们不清楚。我的学生李妙麟粗略统计《殷周金文集成》中的有关铭文，不记同铭器，发现西周金文“以”之后接动词有8例；“之”作代词有23例；“及”字出现3例，“彶”字有8例；“自”作代词有56例；“其”作第三人称代词有35例。因此，夏含夷所举的五个词例，既然都出现于西周时期，甚至是大量出现，则用之出现的多少作为统计标准，作为判断《尚书》篇章是否形成于西周的标准，恐怕不足深信。 其实，夏含夷的方法，就是胡适所说的“用文字、术语、文体，替古人著作做‘凡例’”的方法，容易出问题。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虽然有用，但是语言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西周到东周(以及前文所论《庄子》的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绝不可能出现一个突然的裂变，而应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用来和《文侯之命》以外的周书对比的最好材料，恐怕不是记载光彩事业的青铜铭文，而是像
公盨这样的内容，但是与
公盨相近的内容，却少之又少。 抛开这些质疑不论。夏含夷既认为“《洪范》《金縢》和《吕刑》无疑应是东周时代的作品”，而《吕刑》一般认为是西周中期的作品，我们就讨论一下一般认为是反映西周初内容的《洪范》和《金縢》。 《金縢》一篇，有清华简可以对照。比较二者不难发现，两篇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不仅有文字、年代差异，而且“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一段不见于清华简，也没有“王翼日乃瘳”；清华简《金縢》在故事前后关系上比今本要紧密。然而不论如何，这两者都是《金縢》。今天的《金縢》虽然是伏生所传，但伏生是秦博士，其《金縢》未必是所谓孔子序书的原本(49)，因此我们不能对于两种《金縢》强分轩轾。屈万里、程元敏等曾就《金縢》的文字，提出了很多晚岀的证据。现在比照清华简《金縢》来看，都难以成立(50)。 关于《洪范》的年代问题，刘节曾撰文论证其晚岀于战国末，后来的学者虽对于作成时代稍有调整，但晚岀说几成定论。徐复观首先对刘节以及采用刘节说的屈万里之论证进行了批批驳。屈万里进行了反驳，而徐复观更进一步作反驳，此后双方没有再争论。屈万里曾认为《洪范》“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中，师尹在卿士之后，不合西周官制。但是刘起釪指岀西周的叔多父盘有“利于辟王、卿事(士)、师尹”，因此屈说不可信。刘起釪也批驳了刘节的许多说法，但他认为《洪范》经过了后来人的改写。李学勤多次引出土文献来论证《洪范》早出。近年出土的
公盨铭文，更引发了关于《洪范》成书时代的讨论。裘锡圭在引用了刘起釪、李学勤证明《洪范》早出的文章之后，又指出：“
公盨铭中的一些词语和思想需要以《洪范》为背景来加以理解。这说明在铸造此盨的时代(大概是恭、懿、孝时期)，《洪范》已是人们所熟悉的经典了。由此来看，《洪范》完全有可能在周初就已基本写定……不过我们无法保证，在《洪范》与
公盨铭无关的内容中，一定不会有后来羼入的东西；也不敢说我们对盨铭的释读不会有错误。所以对《洪范》的时代问题，还没有到下最后结论的时候。”(51)裘的态度非常审慎，但是我们据之可以说，即便《洪范》中真有很多东周的语言现象，那也很可能只是最后定形的结果，而不一定是开始时的状态。因此，《洪范》的思想来源甚至初步写定，应该是在西周初年(52)。 可见即便是不少人认为文字平易的《金縢》和《洪范》，我们都难以提出有效的证据认为他们不是西周初的东西，而是后来人的作品。这是因为不论是经书还是子书，都有可能在传抄过程中发生改变。这一点，其实夏含夷后来也承认。他指出：“一位作者的思想会经过不止一次的转变，也许他也会完全改变他的哲学立场……一个有经验的老师一定会知道，学生的兴趣、能力和心性皆有不同，他们所做的笔记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老师所说的话(更不用说，老师自己不一定说得很小心或者很清楚)。不难设想，不同的学生——也许是前后相隔几十年的学生——会给同一个老师写出很不相同的语录。”(53) 由上述汉学界的经典成果，可以看出用“思想系统”和“思想线索”方法，以及根据词汇分析学派、年代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至少就词汇分析法而言，它还是有一定的效用，关键是对考察的词汇不能奢求它们展现突变的结论，而应该从长时段来进行考察。譬如《列子》，有关此书写定年代的问题，是一大公案。此前多有论《列子》为伪书者，马叙伦举出20事，日人武类义雄曾驳之；岑仲勉也或驳或商，指出马叙伦多用片面之词立论，且指出他们所论“多属一反一正之辨，易流于游谈无根”，这正点明了普通的辨伪法之不足(54)。杨伯峻考察了《天瑞》篇的“数十年来”、《天瑞》《仲尼》篇的“舞”、《黄帝》《周穆王》《力命》《杨朱》篇的“都”、《说符》篇的“所以”“不如”等词汇，认为它们或它们在文中的义项，都不是先秦的用法，由此证明今本《列子》为伪书(55)，具有典范意义。严灵峰指出其说有某些问题，但由之遂认为方法不科学，显然就过头了(56)。大陆学者马达对很多认为《列子》晚出的证据，都给予了反驳(57)，但是很多是有问题的。葛瑞汉也曾用相近的方法，分析了“吾”(“吾”“我”混用)、“可”(“可”“可以”混用)、“弗”“亡”“都”(补充杨伯峻之说)、“焉”“相”“且”“箸”(著)等九个词汇，断定其为伪书(58)。后来刘禾等继续举证，特别是张永言提出了大量新证据，而且主要讨论了实词，所举证据达30许(59)。虽然有一些地方或许值得商榷(60)，有一些不免主观性太强，但参合诸种考证，今存《列子》中有较多汉晋时代的词语，遍及其书中的每一篇，已是不争的事实。先秦子书基本上在战国末年就大体定形，到魏晋还有很大变动者极少，所以我们不能说《列子》的语言虽晚，但是思想不晚。因此将《列子》作为先秦古书来研究其思想，是不合适的。至于其中某些片段可能有先秦来源，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用词汇法来证明整部《列子》为晚书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从先秦到魏晋，有一个较长的时段，汉语的变化容易发现并得到证明。所以严格说起来，并不是某些方法不行，而是在面对先秦古书的时候，很多人在使用方法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问题。 五、古书形成过程中的“族本” 近来借助于出土简帛的推动，我们对于古书的形成以及考辨古书年代等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将古书篇章的写定，看成是流动地形成的了，不论是经书还是子书。因此，中国古代文献的形成，不是像我们排比某些断代结论之后得出的一种糟糕印象：中国古人似乎很无聊，东周人不写自己的东西却乐于造西周文献，战国人不写自己的东西却要编春秋文献，汉代人又来写战国文献……或者中国古人习惯造伪，春秋人造西周文献，战国人更要造商和虞夏的文献，层累作伪…… 不过流动观隐藏的一个疑问是：对于古书形成年代，当取其早还是取其晚的问题。综观上述关于《尚书》篇章年代的讨论，其实不难发现所用的方法基本雷同，就是考证某些字词的出现时代，是否符合古书篇章所宣称的年代。疑古派的方法是以固定不变的态度看待古书的形成，一旦发现某些字词年代晚，就认定古书是后来所写，取其晚。走出疑古派则在根据新出土材料反驳旧论证的同时，引入了古书篇章因传抄而发生改变的发展眼光，取其早。其实我们不当问全文全书的早晚，而是要辨文字和辨“主体部分”或“主题思想”。像《金縢》，其“乃卜三龟”一段，就不属于“主体部分”，围绕它所做的考证，只具有参考价值。而《洪范》，其“主题思想”因为有了西周中晚期之际的
公盨的支持，则无疑是很早的。以往的考辨，多执著于个别文字，将个别文字和“主体部分”“主题思想”等同起来，以为文字晚，篇章就晚，思想也晚，所以就可以辨伪了，这是不合适的。先秦古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语言形式上的伪或者晚，并不等于思想内容上的伪或晚。一些篇章成书时代虽然晚，但是思想来源可能相当早。当然，将辨文字和辨“主体部分”“主题思想”作区分，绝不是说将之截然分开，文字和“主体部分”是一个多少的关系，而文字和“主题思想”则是一个“迹”和“所以迹”的关系。 在讨论了古书年代的基本问题之后，我们还有疑问，那就是《墨子》“十论”中三派的文本彼此之间，清华简《金縢》和今本《金縢》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近年来大陆学界已经多用同文同源或一源众流的关系来看待这些有着“同文”的文本了(61)。但是最近我们在思考一些类似的文献的时候，如出土《老子》的诸文本之关系，清华简《耆夜》中简本《蟋蟀》与毛诗《唐风·蟋蟀》两个文本之间的关系，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的《敬之》与《周颂·敬之》的关系，还有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与传世真古文《说命》佚文的关系，发现同文同源或一源众流说不足以解决更多的问题。特别是同源说保留了存在一个本源上的写本的观念，而这个假设其实也是值得怀疑的。 对于清华简《金縢》和今传本《金縢》的关系，李学勤曾指出两者“应分属于不同的传流系统”(62)，但没有展开论述。笔者过去的分析认为对于两种不同的传流系统，又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二者之间各有独立的来源，彼此没有直解关系。则两种差异性的说法各有其合理性，清华简《金縢》的出现，并不能解决今传本《金縢》的某些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二者虽然属于不同的传流系统，但是二者同源。笔者用“同文”同源法来解释有关的问题，没有考虑“二者之间各有独立的来源”这种可能性，由此对于“周公以身代武王之事和《鲁世家》《蒙恬传》《易林》等所载的周公以身代成王之事”之关系，无法讨论(63)。 《墨子》中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许多三篇并立的情况，应该是墨家三派所传的文本。《墨子》佚文记载墨子曾经献书楚惠王，估计其内容还是《兼爱》等阐述其宗旨的篇章。若然，则《墨子》的某一些篇章可能有墨子自作本(但也可能是弟子记录本)，其与今存本《墨子》中三篇并立者，最多只可能与一篇相同。但是其他的篇章仍然是记宗师墨子之言，不容否定，所以也被收入《墨子》。可是其中出现了较大的思想差异，如《非命》上、中、下记载的“三表法”就有不同。上、下篇相近，是“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中篇则是“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中篇前面加上了“天鬼之志”，后面是“先王之书”而不是百姓耳目。于此不难理解墨家会出现分裂。 此外像《老子》中的“绝仁弃义”，郭店简作“绝伪弃虑”，传世文献《说命》佚文不见于清华简《傅说之命》等，绝非同文同源或一源众流说所能解决。因为如果存在一个写定的“祖本”的话，即使文本在抄写流传中有变化，却不会导致“主体部分”和“主题思想”都会发生变化。 经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老子》《墨子》属于子书，《蟋蟀》《敬之》属于诗，《说命》《金縢》属于书。虽然诗书属于传统上的经，但是诗多口传，而《金縢》《说命》富有故事性，可能也多经口传。《老子》《墨子》既属于学派著作，其多口传也显而易见。因此，这些文本之所以会有“主体部分”和“主题思想”的差异，当是由于所谓的“祖本”属于口传文献而非写定的文本之故。而既然是口传，那么“祖本”之说就不合适了，因为只有第一个写成文字者才符合“祖本”的身份，而当时的记录者可能是众多的。所以《老子》中有很多话重文复出，《墨子》有三个相近文本，子书中有很多相近、重复的话，如《孟子》中有十多段文字在不同地方重复出现(64)。今本《金縢》与清华简《金縢》，看来也是本于同一故事而不同人讲述、记录，而不是根据了某一个写定了的底本而分化，因为其中周公“册祝”的部分，当有原始记录，而两种《金縢》却互有长短，都不是“原貌”。 由此来看，先秦秦汉时期古书的形成流传过程中，由后世的校勘学所发展出的“祖本”或“底本”“原本”等观念，或许在应用于早期的古书文本时，应该适当地变一变。是否可以说在最初出现的是口传的文本，就故事而言，它讲述一个事情；就思想家而言，它反映一个人的思想，此是思想的起源(但是这个起源也有历时性差别，有早期语与后期言的不同)。故事、思想、言论由于记载、引用、篇章别行，乃至前后期写作不同，口传到记录的历时差异，复述时的差舛，而形成了构成故事情节、反映思想的诸多彼此主题思想、主体内容相似的“族本”系统，这是文本的源头。这里的“族本”，是借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这一观念。 我们不应该认为在“族本”之上还有写定的“祖本”，如果真有“祖本”的话，它也应该是未写出、说出之前的思想、故事，而思想、故事还会有早晚的差异，所以并没有“祖本”。各“族本”很可能不是同时或大略同时形成的，口传文本变为文字文本的时间有早有晚。后来由于某些原因，某些文本得以凸显，其他文本逐渐边缘化。因此，在多源多流的情况下，“族本”各系统之间彼此或多或少地相似，甚至允许思想的差别。但如果我们线性地由流去回溯源，就不免会假设只有一个本源，那就只能把“族本”之间的思想差异，解释为某些人为的改动，这是不合适的。 因此，《鲁世家》《蒙恬传》《易林》等所载的周公以身代成王之事，当是《金縢》故事的“族本”系统，只是看起来关系更远一些，另成一系统。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恐怕这不是所谓孔子修订的《尚书》中的那三篇《说命》，而只是一些“族本”(65)。古代的诗歌特别是《诗经》多经过整理，其最初可能也是有很多“族本”。清华简《耆夜》中的周公《蟋蟀》诗与《唐风·蟋蟀》《周公之琴舞》中的《敬之》与《周颂·敬之》，可能也是“族本”关系(66)，由此才有“删诗”、正乐的问题。 “族本”之说，是用来谈论一些特殊的文本。“族本”之下，每一个写成文字的文本便成为此一流传系统的“祖本”，每个系统之下是同源异流的文本流传系统。同源异流的文本流传系统之中，最极端的是源流一线传递的文本流传系统。“族本”之间，同源异流的文本之间，虽然可以用词汇法等判断早晚，但这只是文本写定时代的早晚，只具有参考意义，并不是文本来源的早晚；只有源流一线传递的文本流传系统内的文本，判定其早晚才是可靠的。这就好比《墨子》“十论”诸同文之间，虽然从文辞、词汇、故事等看出早晚之别，但是这只具有参考意义，并不足以作为思想早晚的根据，其思想来源是相同的。而今日流传的各种《墨子》，如道藏本、四库本等，则各自成为一流传系统。其时代虽有早晚之别，但这只具有参考意义，在选用底本、校勘时，有一定作用；这种时代早晚，并不代表道藏本与四库本之来源本的早晚。像商务印书馆影印唐刻本《墨子》这种本子，则是源流一线传递的本子，其早晚之别较重要，唐刻原本比商务影印本，价值相去万里。 注释： ①②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20-22、20-21页。 ③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 ⑤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饮冰室全集》第12卷，专集104，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 ⑥李锐：《经史之学还是西来之学：“层累说”的来源及存在的问题》，《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⑦在最能体现19、20世纪之交实证主义史学信念的《史学原论》中，朗格罗瓦(Charles V.Langlois)和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之言有相近之处：“现存的(倘若不是已知的)档案的数量是给定了的；尽管人们如今已经谨慎戒备，时间总是在让它不断减少，它绝不会增长……当所有档案都被知晓，并经过了人们恰如其分的使用，批判性的学术工作就完成了。”转引自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7-118页。 ⑧[英]葛瑞汉(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Philosophical Arguments in Ancient China,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9,p12.参张海晏中译本《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辩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按：根据英国学者劳埃德(G.E.R.Lloyd)所言，似宜译为“辩道者”，见G.E.R.Lloyd:Adversaries and Authorities:Investigations into Ancient Greek and Chinese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4.张海晏也曾译为“辩道者”，见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69页。 ⑨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⑩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2-53、3页。 (11)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5页。参见李锐：《〈古书通例〉补》，《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12)张心澂：《伪书通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39年本。 (13)郑良树：《续伪书通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古籍辨伪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14)徐复观：《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探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附录一》，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年4月初版第十一次印刷(台湾中央书局1963年4月初版)，第465-468页。 (15)徐复观：《由〈尚书〉〈甘誓〉〈洪范〉诸篇的考证，看有关治学的方法和态度问题——敬答屈万里》，《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附录三》，第598页。 (16)沈有鼎：《评庞朴〈公孙龙子研究〉的〈考辨〉部分》，《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2页。 (17)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论新岀简帛与学术研究》，并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 (18)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初探》，《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9)李锐：《论上博简〈鬼神之明〉篇的学派性质——兼说对文献学派属性判定的误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0)孙诒让：《墨子间诂》，俞樾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页。 (21)丁四新、董红涛、阎利春：《英语世界中的〈墨子〉研究综述》，《人文论丛》2010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按：方授楚说见其《墨学源流》，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据中华书局1934年版复印本，第39-58页。 (22)[日]渡边卓：《古代中国思想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73年；[日]渡边卓：《墨家思想》，宇野精一主编、林茂松译：《中国思想之研究·(三)墨家、法家、逻辑思想》，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第4版。 (23)[日]佐藤将之：《日本近代墨学研究之崛起与中日学者之墨荀思想关系论探析》，《人文论丛》2010卷。 (24)[比利时]戴卡琳撰、袁清、李庭绵译：《墨家“十论”是否代表墨翟的思想——早期子书中的“十论”标语》，《文史哲》2014年第5期。 (25)李锐：《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管窥》，《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4期。 (26)比如比较著名者是刘笑敢的论证方法，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方法有问题。参见李锐：《〈庄子〉内外杂篇的关系问题》，《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刘笑敢对此文有回应：《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14页。笔者拟再论相关问题。 (27)[英]A.C.Graham(葛瑞汉)，How Much of Chuang Tzǔ did Chuang-Tzǔ Write? 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Singapore,1986,pp,283-321. (28)[美]罗浩(Harold Roth),Who compiled the Chuang Tzu? Edited by Henry Rosemont,Jr.Chinese Texts and Philosophical Contexts:Essays dedicated to Angus C.Graham,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91,pp.79-128. (29)[日]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王启发、曹峰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 (30)韩自强、韩朝：《阜阳出土的〈庄子·杂篇〉汉简》，《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庄子〉》，《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二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 (31)冯友兰、顾颉刚、钱穆、侯外庐等学者，以及英国的李约瑟，都以为《系辞》有很浓厚的道家风味，参见夏含夷：《〈系辞传〉的编纂》，《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陈鼓应更是据词汇法提倡“易传道家说”，参见夏含夷：《易传与道家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32)[英]麦大伟(David McCraw)：《〈庄子〉音韵研究》(Stratifying Zhuangzi:Rhyme and Other Quantitative Evidence)，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010年。按：麦大伟虽然赞成葛瑞汉的分类，但是在附录二中却又对之提出了批评，参见Richard John Lynn的书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Number 54,Jan.2012. (33)王叔岷：《庄学管窥》，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页。 (34)李锐：《〈庄子〉内外杂篇的关系问题》，《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 (35)[日]浅野裕一：《战国楚简与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再检讨》，[日]佐藤将之：《监译者后序》，[日]浅野裕一著：《战国楚简研究》，佐藤将之监译，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14页。 (36)2006年6月份在武汉大学召开的“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浅野裕一撰文认为《鬼神之明》是墨家的作品。当笔者向其指出《论衡》中引有儒家之徒董无心和墨家之徒缠子的辩论，董无心批驳缠子之说和《鬼神之明》相近时，他说《论衡》是汉代的材料，不能用来证明战国时候的简书。虽然他这一“晚不能证早”的说法符合很传统的文献学证据的要求，但和他上述的观点不免有偏差，他显然并没有完全贯彻古书佚失观。因为《论衡》记载此事很可能是引自他书，并非自创。《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有“《董子》一篇”，下注云“名无心，难墨子”(缠子为墨子后学)；此书明代陈第《世善堂书目》尚记载有传本，至马国翰时已经不见。这些完全可以说明《董子》之时代并不晚，其流传并非假造。 (37)李锐：《〈金縢〉初探》，《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38)胡适：《论帝天及九鼎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据朴社1933年版影印本，第200页。 (39)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古史辨》第1册，第201页。 (40)顾颉刚：《〈金縢篇〉今译》，《古史辨》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64页。 (4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42)顾颉刚：《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一》，《文史》第二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页。 (43)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叙例》，《双剑誃群经新证 双剑誃诸子新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55页B。 (44)笔者对夏含夷的说法持保留意见，比如“值”在多少可以作为判定标准?夏含夷为什么论东周时代语言现象时提到了《秦誓》，却说“《费誓》《文侯之命》和《梓材》因为篇幅太短，所以分析之结论恐怕不会很正确”，然而《梓材》的字数多于《秦誓》，是不是因为《梓材》《费誓》《文侯之命》(后两者一般认为是东周作品)值都低于1才这么说?世人均知青铜器铭文有一百多字便非常难得，为什么有一百多字至两百字的这几篇《尚书》却“篇幅太短，所以分析之结论恐怕不会很正确”呢?青铜器铭文多是记载赏赐荣誉，这和多数《尚书》性质不同，是否可以比较?参见[美]夏含夷：《略论今文〈尚书〉周书各篇的著作年代》，《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45)夏含夷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评议人单周尧提出了三点意见：其一为用语言学来研究古籍，已开始了好几年。《尚书》里头用不同的虚词，可能和年代有关，也可能和地域、方言有关。其二为今文《尚书》比较可靠，但现在所见的《尚书》是否早期的版本呢?那就不一定。《马王堆帛书》的《老子》甲本乙本，和通行本《老子》的虚词就很不一样，而甲本一本里头也不完全一样。所以，现在所用的《尚书》的版本大概是比较后期的版本，可能做出的研究的价值如何，需要考虑。其三为古人用字比较随便，例如《马王堆帛书》的《老子》甲乙本之中，有时同一句、同一个词前后都不一样。单周尧指出今文《尚书》的文本可能存在变化，而夏含夷的研究方法恰恰是设定今文《尚书》从其写定时代起就基本没有变化。两种认识前提的差别，显然是巨大的。虽然单周尧所举例为子书，和作为经书的《尚书》或许性质不同。但《尚书》在流传过程中，其实也有不少传抄变化的痕迹，屈万里《尚书异文汇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一书可以参考。很多字用了通假字或被抄错了，如“而”与“尔”就常通假；清人就指出过“文”被错写为“宁”。虽然未必夏含夷所举例子的这些词都错了，但是若比较清华简《金縢》和传世本以及上举例文，则《尚书》在流传中存在变化是肯定的。因此夏含夷所说的这些字词，也可能是有变化的，这势必会对其所作结论有所影响。常宗豪等编：《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续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第414页。 (46)(47)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4、190页。 (48)钟柏生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852-854、856，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第625-627、629页。 (49)孔子序书，当是儒家学派的行为而托名本师，参见李锐：《由近年出土文献论〈尚书序〉的有关问题》，《古代简牍保护与整理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 (50)李锐：《〈金縢〉初探》，《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51)裘锡圭：《公盨铭文考释》，《裘锡圭学术文集》，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4-165页。 (52)丁四新说他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洪范》周初说之后，三名国外学者和一名国内学者都反对其说，仍坚持战国说，可见旧说的影响力。他撰文对这些人的证据提出了批评。见丁四新：《近九十年〈尚书·洪范〉作者及著作时代考证与新证》，《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 (53)夏含夷：《〈重写中国古代文献〉结论》，《简帛》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10-512页。笔者曾就曶鼎等西周时出现“及”字的铜器铭文，询问夏含夷对于其论《尚书》年代一文的看法。他说旧作个别证据或可商，但是方法没有问题，经书和子书有差别。然而在笔者看来，指导这种方法的观念已经有问题，则方法、结论恐怕都有问题。游逸飞后来向我说及夏含夷讨论郭店简《缁衣》和《礼记》中《缁衣》的异同变化、错简问题，已经涉及经书，这可谓入室操戈的佳证!虽然《礼记·缁衣》介于经书与子书之间，或还可争辩。但由清华简和今本《金縢》的差别，以及清华简中《皇门》《祭公》等尚书类篇章与今本的差别，其实不难发现经书也是流变而定型的。 (54)张心澂：《伪书通考》，第709-710页；郑良树：《续伪书通考》，第1328-1346页。 (55)杨伯峻：《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列子集释·附录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26页；原载《新建社》1956年第7期。 (56)严灵峰：《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自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10-13页。 (57)马达：《〈列子〉真伪考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58)A.C.Graham(葛瑞汉)：“The Date and Composition of Liehtzyy”,Asia Major (New Series),Vol.8,part2,1960,pp.25-31; The Date and Compositon of Lieh-Tzǔ,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pp.216-282. (59)张永言：《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年代(修订稿)》，《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60)如张永言指出张湛所说“‘视’疑作‘指’”是“为求古而创新”，但是“视”从“示”声，而《中庸》的“治国其如示诸掌”，《礼记·仲尼燕居》作“指诸掌”，“示”“指”通假，郭店简《缁衣》简40、41有：“《诗》云：‘人之好我，旨我周行。’”“旨”字今本作“示”，裘锡圭加有按语：“‘旨’‘示’古音相近。”而上博简《缁衣》简21作“
”，从视从旨，乃双声字，则“视”“指”通假并非没有可能。 (61)李锐：《“重文”分析法评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62)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63)李锐：《〈金縢〉初研》，《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64)刘殿爵：《〈孟子〉的本文》，《采掇英华——刘殿爵教授论著中译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 (65)李锐：《清华简〈傅说之命〉研究》，《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66)李锐：《清华简〈耆夜〉续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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