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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10)05-0082-05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复杂的原因，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仍广泛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直面封建主义残余广泛存在的现实，进一步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一、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仍广泛存在
早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比较全面地列举了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表现，分析了封建残余能够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方法论原则。如今30年过去了，我国现实生活中仍然广泛存在着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1.“官本位”思想和等级观念在强化。封建等级观念的核心是“官贵民贱”、“官重民轻”、“当官做老爷”。封建等级制度给我们造成的最大祸害之一，是彻头彻尾地颠倒了主人和公仆的位置，使国家、社会往往以官为轴心，离轴心越远，等级越低，价值越小，社会地位越低。“官本位”本是封建旧中国的产物，但其流毒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有很深的影响。江泽民指出：“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于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出来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出来了，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不思进取、一切为了保官的现象出来了，以权谋私的现象出来了。”[1]更有甚者，有的人急于当官，迫不及待，不惜雇凶杀人，谋官害命。整个社会崇官、敬官、捧官、追官、怕官，以官为贵、以官为荣成了时尚。在我国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一些人对“官本位”仍情有独钟，原因在于：一是当官走红，“官位”升值。当了官就有了权，有了权就有了钱，有了权什么都有了。众所周知，我国行政职务消费长期以来由财政大包大揽，“新官不坐旧‘轿’，换位必须换车”已成为潜规则，吃喝嫖赌全报销也不是什么秘密。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有的贪官也自嘲地说：“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高官总是与厚禄相连。当然，当官不只是这一好处，还有自我价值实现、社会地位提高、光宗耀祖、荫及子孙、享受特权等。二是以官划线，等级森严，视当官为凌驾于一切职业之上的最高职业，各行各业都按照官员的等级划线。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好”。这也难怪就出现了“千军万马”挤“官场”的现象，时下的考公务员热就是例证。这也印证了国际上的一种说法：“凡是在发达的民主国家，公务员都不在人民择业选择的前六位，而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当公务员必在人们职业选择的前三位。”三是借官级来换算和显示某种职务的含金量，“换算”的结果就是遍地皆“官”。所有的企业、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乃至宗教人员都加以“官员化”，甚至出现了诸如处级教授、副部级院士、局级和尚等。不仅活人有“官本位”，而且死人进了坟墓也要讲究级别、等级。例如，高校本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但也有三六九等之分，什么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等；再如，《教师法》中就有“教师工资不低于同级公务员工资”的说法。这就明确告诉人们：公务员是参照系，公务员是核心，“以官为本”，整个社会都是一切唯公务员马首是瞻。这种以“官”作为基本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自身价值和社会地位的“官本位”思想，纵然与现行体制的弊端有关，但也说明这种封建等级特权制在我国体制中的恶劣影响及危害。“官本位”与民本位是根本对立的，与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背道而驰的，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江泽民强调说，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官本位”意识，必须狠狠批判和坚决破除。
2.官僚主义盛行。封建官僚体制已被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摧毁，但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在现时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依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十分盛行。其主要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些官员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吃拿卡要，雁过拔毛、敲诈勒索，有的甚至买官卖官，任人唯“钱”，以“职”论价、明码标价。
3.特权思想严重。特权思想是典型的剥削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各种特权思想的发生，既是政治体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一些领导干部受特权思想影响，总是把自己看成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做行使特权的资本，自视特殊、自恃权高，对群众颐指气使、动辄摆谱、作威作福、骄奢淫逸、生活腐化、见钱眼开、见利忘义、权力寻租、官商勾结，为了从不法富豪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不惜“傍大款”，不惜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他们置法律于不顾，利用职权为自己和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拒绝组织和群众监督；他们往往以种种借口追求特殊待遇，对违法乱纪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对子女、亲属的胡作非为纵容包庇等。在我国，特权阶层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特权阶层的胡作非为早已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感，以至于老百姓出现了“仇富、仇官”的社会心理。
4.封建“人治”意识依然存在。以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但受历史上“人治”传统的影响，要落实这一方略还是困难重重。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为中，还残留着浓厚的“人治”思想，他们口头上也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但只是“装潢门面”，只是讲给别人听的，在行动上、在个人利益面前，却往往是“人治”高于“法治”，以权代法、以权压法，重关系轻原则、重长官意志轻法律制度，“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3]146。部分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往往将自己的意志置于法律之上，“黑头文件(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口头文件”，以言废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将公共权力转化为个人权威，将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当做谋私利的工具。“人治”残余影响在我国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和党内生活中都有反映，钦定制、点将制、等级授职制、恩荫制、门荫制等还有一定市场；在干部任用上，长期以来实行的实际上是以人治为基础、以委任制为主的制度，较少体现人民群众选举、罢免、监督的权利，又没有完备的法制，各类国家工作人员的使用、升降不完全决定于民意，也不完全决定于制度，而往往决定于少数领导的意志；任职期间公务行为的优劣，同样决定于少数领导的评价，这就难以避免任用干部上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任人唯亲，致使一些地方凭个人印象、好恶甚至个人恩怨来选拔干部的现象十分严重。靠少数领导人选人、监督人，而不是靠制度选人、监督人，必然导致家长制、关系网、宗派观念、人身依附现象的严重存在，必然强化封建官场意识和权力崇拜；在干部提拔晋升上必然是苦了当牛作马的、提了溜须拍马的、重用了钱权交易的，使党的干部“四化”方针异化为“一话”，即关键的是“上边有人说话”。我国社会生活和党内生活中严重存在的“人治”现象，深刻反映出封建主义残余对我国仍有相当严重的影响。
5.封建迷信活动猖獗。封建迷信活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的明令禁止和大力取缔，封建迷信活动曾一蹶不振，但近年来，封建迷信活动死灰复燃并迅速蔓延。当前，我国封建迷信活动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与宗教活动相关联的迷信活动。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些人打着宗教旗号进行迷信活动，因而除了佛、道之神，还有关帝神、土地神、城隍神等，各种庙宇遍布城乡，尤其是农村，几乎是村村有庙，月月烧香。二是通过封建迷信活动求医治病、请神驱鬼。求神拜佛是为平安，但神佛毕竟保佑不了信徒们不生疾病与祸事，于是神汉、巫婆、道士、仙姑等成为为人治病除灾的“活菩萨”。三是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对祖先、诸神的崇拜和传统节日供祭。长期以来，人们迷信人死后灵魂不灭，进而崇敬自己的先祖灵魂和一切鬼魂，许多人对鬼神采取亲近、敬奉和讨好的态度，因而逢年过节都要对逝去的列祖、列宗及天神、地神、山神、水神、门神、灶神等进行供祭。四是算命先生和风水先生的迷信活动。近年来，这两类“先生”十分活跃、十分忙碌、十分受宠，生意也十分红火。五是婚丧修造等红白喜事中充斥着封建迷信活动。面对日益猖獗的封建迷信活动，不少党员干部不仅不反对，反而积极投身其中，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封建迷信活动猖獗，问题是严重的，后果是可怕的，这也说明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已渗透到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任重道远。
二、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了，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为什么还能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呢？邓小平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中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认识根源。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3]348，“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3]332，“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3]335这些论述，都为我们认识封建主义残余何以能够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之后仍然广泛影响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活提供了科学的答案。
1.从客观方面看，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和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广泛而长期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我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世界其他各国相比，我国封建社会发展最充分、最典型，时间也最长，由于封建社会历史长、发展充分，使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者高度统一，构成了一个超稳定系统。就社会经济结构而言，以小生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与严密完备的宗法制、等级制和儒家伦理纲常学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再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例，它经过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不断充实和完善，具有特殊的精致性、渗透性和权威性，并与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经纬交织，牢固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个长期世代相传而又不断凝固的历史积淀层，成为人们必须承受的重负。
其次，中国没有经历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进行长期的彻底的斗争历史，也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以外部输入的形式冲击着我国的封建制，并使封建主义经济发生了局部变化；但从整体上说，它的结构形式和基本内容仍保存了下来，这就使得民族资本主义不能自由发展，维新变法不能推行。维新变法的失败，说明我国封建主义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另外，中国不像欧洲那样，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比较彻底地消除了封建主义势力和影响。中国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没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但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结构，也没有动摇封建主义意识形态。
再次，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没有完成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任务。“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批判封建主义方面收到一定效果，但反封建并不彻底；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但这一伟大胜利，并不意味着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任务的彻底完成。这是因为：第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时而前者压倒后者，时而后者跃居首位。但总起来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封建主义是作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起作用的，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敌人中，往往需要把更多的火力集中于帝国主义，从而在客观上使封建主义势力有了喘息之机。第二，消灭封建主义是一个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在内的整体过程，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器的批判即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其他形式的斗争往往退居次要地位，甚至不得不被暂时忽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只是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土地革命，却放过了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主义，这就为封建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留下了充分的余地；特别是由于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影响的久远性，消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影响远比消灭封建主义社会形态更为长期、更为艰巨。所有这些，使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在推翻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是成功的、彻底的，但却没有能够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思想政治方面完全彻底地消除封建主义的残余。
2.从主观方面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把在社会形态意义上反封建任务的完成等同于思想政治领域反封建任务的完成，因而对消除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又没有比较彻底地完成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这就使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长期面临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并要继续完成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推翻封建地主反动统治并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人们把在社会形态意义上完成反封建任务等同于在思想政治领域完成反封建任务，因而对在思想政治领域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普遍认为封建主义已经成了“死老虎”，其遗毒已不足为患；而社会主义革命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不可能将反对封建主义残余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更使肃清封建主义残余这一历史任务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封建主义残余在思想政治领域长期潜伏，并不时“沉渣泛起”。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由于党的领导人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越来越错误地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时刻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历次政治运动、思想教育运动几乎都把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作为主要任务，而极少提及在思想政治领域继续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问题，其结果是导致革命对象的错位，使人们形成了党内乃至社会上的消极阴暗面都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结果，因而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思维定式。这样，人们的目光全部盯在“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身上，人类社会的许多文明成果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和抵制，而某些封建主义的制度和观念却被看成社会主义而得以弘扬和发展，致使封建主义遗毒得以传承和扩散。
三、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要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而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又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因而，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1.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
首先，必须科学界定我国封建主义影响的“残余”性质。虽然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仍广泛存在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但与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相比，封建主义只是正在消亡着的“残余”。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封建主义在物质制度层面和思想意识层面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因此，邓小平在论及封建主义影响问题时，总是要在“影响”前面加上“残余”这个定语，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存在着的封建主义的准确定位，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态度。虽然封建主义影响只是“残余”性质的，但是由于这个“残余”根深蒂固，已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无孔不入，危害极大，因此，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坚决予以“继续肃清”。
其次，对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要划清三个界限。邓小平认为，要有效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封建主义，必须划清三个界限。
第一，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形成并存斗争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历史现象。要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由于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具有顽固性、渗透性和隐蔽性，以残余影响的形式而不是以完整的、典型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因而必须细心地进行分析，谨慎地加以鉴别，准确地划清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3]335前者是我们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后者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左”的倾向。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强调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因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4]。
第二，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毛泽东号召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好好加以科学的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亦即传统文化，有着复杂的结构，既有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也有农民阶级的文化，许多基本思想、基本概念都具有二重性：地主阶级文化中也有论述人、人性，尤其是民本思想的内容；农民阶级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地主阶级思想文化的影响，带有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运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细致地进行分析和鉴别，判断什么是民主性精华、什么是封建性糟粕，批判封建主义遗毒，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精神上的障碍。既要反对否定一切、抛弃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颂古非今、全盘继承的复古主义，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第三，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失误可能同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有关，这种影响可能是我们工作中发生的某些缺点、失误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更不等于就是封建主义遗毒本身，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残余而加以反对。
中国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曾深受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封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隐蔽性更强，肃清的难度更大。虽然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但“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5]。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3]336，“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3]338。在批判这些腐朽思想时，邓小平强调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要彻底划清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3]336二是不能借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而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或者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在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同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相结合的过程中，既不能把本是“死灰复燃”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反对和批判，也不能把本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的东西加以颂扬和提倡，更不能以封建主义反对所谓“资本主义”而回到“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或者以资本主义反对所谓“封建主义”而走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上去，而只能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去反对真正的封建主义和真正的资本主义。
2.坚持干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针。邓小平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作贡献，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3]335为此，首先，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3]336封建主义残余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意识的东西，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已形成为一种人们世代沿袭的风俗习惯和心理定式。对这种以风俗习惯和心理定式表现出来的东西，要想通过大规模的运动来改变它显然是很难奏效的。解决人们思想领域的问题，用大轰大嗡、大批大斗、简单粗暴、强力压服的办法，从来是不成功的，只会伤害干部群众的感情，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妨碍民主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只有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方法，在民主的、和谐的气氛中相互教育、自我教育、启发内心觉悟、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才能收到实效。其次，要正确处理破与立的关系。邓小平总结过去搞思想文化批判的教训时指出：“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3]336“破”与“立”，是辩证的统一；“破”与“立”，何者当头，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破”字当头是正确的、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则应当“立”字当先，同时包含着“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是“立”字当头的对旧的体制的“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是对一种旧思想、旧观念的破除，但必须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落脚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有着眼于“立”，重在建设，用新思想、新文化代替旧思想、旧文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才能“破”得有效、“破”得彻底，“破”的成果才能得到巩固；否则，像“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那样胡“破”、乱“破”，不仅没有破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反而破坏了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让本已削弱了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名义下重新泛滥起来。这个教训永远不可忘记。
3.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重点是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没有系统地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权大于法、言大于法、家长制、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现象曾经严重存在。因此，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之时，谆谆告诫全党：“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3]336他反复使用“民主化”这个概念，来表述制度建设的目标和方向。邓小平认为，实行民主的重点是加强制度文明建设，积极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无立锥之地。当谈到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重复出现时，邓小平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3]348，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因此，只有把党和国家，以及社会生活的各项制度纳入民主化、法制化的轨道，并使国家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才能有效地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在各个方面的影响。
4.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关键是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主义思想存在的经济基础，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主义思想存在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起到了摧毁小农经济、小生产的作用，迫使封闭的小农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使封建主义残余没有立锥之地。市场经济否定了封建主义基于血缘、门第等的差别而产生的社会等级与特权，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平等和等价有偿原则，在法律上转化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会强烈冲击封建社会富贵一体的社会状况，可以打破国家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状态，可以消除经济领域中存在的“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只有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才能动摇封建主义存在的根基，才能根除封建意识滋生的“土壤”和“温床”，才能破除与小生产相联系的种种封闭、保守、自私的封建意识，才能确立比封建意识先进得多的积极向上、健康文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达，又为清除封建残余影响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进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天敌”，是我们从经济上铲除封建主义残余的有力武器，只有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封建主义残余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目前，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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